《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中描述的西藏民俗現在還有嗎？

01-23

這是上課的時候老師提過的一篇紀實文學作品，裡面有一些關於西藏民俗的描寫，比如天葬。引起了輿論被禁了。我去讀了，感覺讀了涼颼颼的，是不是西藏的生活到現在還是這樣啊

首先需要確認那片土地是不是當時就是那個樣子，然後才能問是不是現在還是那個樣子。

即便二話不說貼上紀實文學的標籤，文學是文學，歷史學是歷史學，要先弄清楚才行。

天葬現在還有，我2014年去的時候還看過，不過外地人要看，得有人帶著，不然你首先是不知道哪兒什麼時候有這個儀式，其次是不讓你去。

那個小說被禁不是因為天葬，而是因為其他內容。涉及了兄弟倆娶一個媳婦、男女同修等等，這些內容是存在但不想讓人議論的部分，所以有個藏族高層有點不滿，他一句話小說就被禁了，沒有徵求過全體藏族人民的同意。

不可否認，馬建寫這個小說本身就有獵奇的動機，標題是一句非常拗口的語意不明的話，很適合當時的文學潮流朦朧的意境。其實這個標題說的是一個人驚愕的樣子——大張著嘴說不出話來。

為什麼驚愕呢？

因為小說里寫的東西太令人驚詫了。

所以，真實嗎？真實。普遍嗎？未必。現在還是這樣嗎？更不可能了，畢竟是三十年前寫的，在當時是否普遍都難說，遑論現在。

沈衛榮：說跨文化誤讀

初次到美術學院，感覺非常榮幸。來之前以為是一個很小範圍的交流，沒想到居然有那麼多的人來捧場，有點誠惶誠恐。今天我講的題目是「跨文化的誤讀」，重點講一下我們漢人是如何誤讀藏傳密教的。大家或許知道，1987年初，《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一篇小說，題目叫《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是馬建寫的關於XZ的一部小說，引起了很多的爭議。今天我就從這部小說講起，來看我們漢文化是如何整個地誤讀藏傳密教的。

講到跨文化的誤讀，我想每個人其實都有一些經歷，我們看一種異文化，如果對這個文化的背景不是很了解，就可能會產生很多的誤解。記得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的宣傳老是講蘇聯「老大哥」的生活是多麼的艱苦，多麼的不好，他們連白麵包都吃不起，只能吃黑麵包，平常也沒有魚可以吃，只有到了星期五才能吃到魚。大概到了80年代中期，大學裡流傳了一位在蘇聯工作了很多年的外交官寫的內參，說蘇聯人吃黑麵包根本不是因為窮，吃白麵包的才是窮人。現在大家部知道了，黑麵包是一種健康的標誌。中國人喜歡吃的那種甜絲絲的白麵包，西方人是不吃的，它不健康，有錢人都吃黑麵包，因為它纖維比較粗，有益於健康。再說平日不吃魚，根本不是沒有魚吃，而是因為星期五在蘇聯是宗教節日，規定大家要吃魚，平常魚多的是，不存在只有周五才能吃到魚的問題。反倒是我們在那個時代既沒有白麵包，也沒有魚吃。當時說蘇聯凡吃不到白麵包、只有周五才能吃到魚，本來是為了宣傳，但由於犯了跨文化誤讀的錯誤就變得很有諷刺意義。

一個人新到某地，對當地的情況、習俗不了解，往往會產生種種可笑的誤解。也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時來中國留學的西方人不是很多，他們中間就有很多人對中國的事情產生了很多可笑的誤解。記得當時有位留學生跟我們中國學生有一些交流，有一次他對我們說：「你們中國人真夠開放的。」我說：「怎麼開放了？」他說：「中國人怎麼同性戀那麼多，而且那麼公開，那麼不受限制？」我覺得他的話可笑得不得了，我們當時還真不懂同性戀是咋回事呢，怎見得中國同性戀那麼多？他說：「你看街上男孩子跟男孩子拉著手，女孩子跟女孩子勾肩措背的人多多啊！」原來他把在街上手拉手走路的同性朋友全當成同性戀了，匪夷所思。七八十年代男孩子、女孩子喜歡在街上拉著手牽著走的人確實很多，但這和同性戀又有什麼關係？然而，在西方這樣親密的舉動一般只有在同性戀人中間才會發生，所以這位剛到中國的老外就把中國人朋友之間的友愛當成同性戀了，這也是一種跨文化的誤讀和誤解。

這樣的事情今天依然經常發生，東方人去西方也常常會碰到這樣的事情，鬧出笑話。譬如說德國人有一種文化，叫天體文化（FKK，直譯「自由身體文化」），有不少地方，男男女女都會聚集到那裡擊，裸體曬太陽，裸體游泳等等。對這種文化不了解的人，以為這幫人在一起幹什麼下流的勾當，或者認為這些人都是沒有道德的，這也是一種跨文化的誤解。多年前我在德國時讀到《法蘭克福彙報》上的討論，說現在的德國需要「新鮮的肉」，為什麼需要「新鮮曲肉」呢？原來像德國幕尼黑的英國公園一類的地方，以前每年4月份開始，德國人，從爺爺、奶奶開始到兒子、女兒，帶著孫子、孫女都會到那裡去，天體休閑、野餐等等。可現在這樣的人越來越少了，德國的天體文化看來要消失了。為什麼從事天體文化的人會越來越少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亞洲的遊客逐漸增多，他們一到那裡眼睛就瞪得老大，還瘋狂地照相，讓那些喜歡天體的人感覺很不舒服，就不去了。所以有人出來呼籲要保持傳統，需要「新鮮的肉」。這不光對繼承德國的傳統文化有益，而且對德國的旅遊事業也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在此奉勸亞洲的遊客們，以後到類似的地方，千萬別再大驚小怪的，因此而讓一種那麼有傳統的文化消失，實在是一件很罪過的事情。

從上我舉的這些例子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無關緊要，是一些有趣而無害的誤解或者誤讀。但是，很多不同文化間的誤解並不都是這樣只可笑、而沒有多大害處的，或者說只是無意間因為對他者文化完全不了解而引起的。不少誤讀和誤解或有里深、更複雜的背景，甚至有些並不是真正的不了解，而是有意的誤解。在這種表面看來非常幼稚的誤解背後，有著根深蒂固的文化和社會背景。很多時候要揭露這種文化間的誤讀，或者要澄清這種誤讀，以便對一種他文化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常常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我自己在國外生活了十六年，經常被人誤解，也常常誤解他人，對這種跨文化的誤讀深有感觸。我也一直在尋求一種正確地閱讀、正確地理解與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和事情的方法。不管是作學術研究，還是在日常生活當中，我都非常注意這個問題。

關於跨文化的誤解和理解，或者說跨文化的對話，目前關心的人很多，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理論、很多很有意思的說法。然而，我覺得對我啟發最大的，也是說得最簡單、明白的，是一位義大利學者兼暢銷書作家、文化名人艾柯（Umberto Eco）先生的話。可能大家聽說過這個名字，他寫過一部很有名的小說叫《玫瑰的名字》。艾柯先生是義大利波羅那大學( Bolgna)的教授，是一位研究符號學的學者，他對文化的詮釋和跨文化的理解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也寫了不少相關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讓我很受啟發的文章，實際上是他作的一個報告，題目就叫做：「從馬可·波羅到萊布尼茲——跨文化誤解的故事」（From
Marco Polo to Leibniz: Stories of IntercuIlural Misunderstandings）。它是艾柯先生1996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義大利高等研究院作的報告。大家如果想看這篇文章的話，可以在網上找到。我在人大上課的時候總是希望學生們去把這篇文章找來看看，這實在是一篇非常有啟發的好文章。

艾柯先生的主要觀點是說，我們人類總是帶著一些「背景書」（Background Books）來遊歷和探索這個世界的，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隨身攜帶著這些書籍，而是說我們總是帶著來自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的、先入為主的世界觀，去探索這個世界。我們出去看這個世界的時候，並不是腦子裡面一片空白，而是早已經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背景書籍，充滿了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吸收進來的東西（我們的腦袋就像計算機一樣，便用以前就早已經被格式化好了，有你自己對這個世界的很多看法——沈按），所以我們總是帶著這些看法去看這個世界。非常有意思的是，往往我們出遊的時候，就已經知道我們將要發現的是什麼，我們將要看到的是什麼，因為我們自己文化中的那些背景書早巳經告訴我們，什麼是我們應該發現的。不僅如此，這些背景書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無論旅行者實際上所發現的、見到的是什麼，一切都必須藉助它們才能得得到解釋。

你到一個地方，你看到一樣東西，很多時候，你看到的都是你自己想知道的，或者已經知道了的東西。而且，所看到的這些東西，只能用自己腦子裡原有的背景知識來給它們作解釋。艾柯先生在他的報告中列舉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例子，其中有一個說的是馬可·波羅的故事。今天世人依然在爭論馬可·波羅到底有沒有到過中國，原因之一是他的遊記裡面有很多不可信的故事。譬如，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提到了一種叫獨角獸（unicorn）的動物。大家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獨角獸這樣一種動物。可因為整個歐洲的傳統都告訴這個沒有多少文化、年僅17歲的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在東方有一種歐洲沒有的動物，叫獨角獸，它是白色的，很溫順。馬可·波羅到東方後顯然就一直在用心尋找這種獨角獸。他在中國沒有找見，最後終於在爪哇找到了。這是一種口鼻之間長角的動物，他覺得這種動物一定就是歐洲人所說的獨角獸了。但馬可·波羅畢竟是一個幼稚和誠實的人，他必須把真相告訴他的同胞們，這個真相就是他看到的獨角獸和歐洲具有上千年傳統的說法不一樣，獨角獸實際上不是白的，而是黑的，它們的皮像水牛，它們的蹄子大得像大象的蹄子一樣，它們的角居然也不是白的，而是黑的，它們的舌頭很尖，頭看起來與野豬的頭差不多。其實馬可·波羅看到的不是獨角獸，而是犀牛。

馬可·波羅犯類似的錯誤不止一次，例如《馬可·波羅遊記》中多次提到了一個「約翰長老的王國」，這又是一個本來子虛烏有、但被西方人演繹得有鼻子有眼的故事。艾柯先生在報告中也提到了這個故事，但沒有多談（他後來專門寫了一本小說，名Baudolino，專門講這個故事），在此我不妨多說幾句。大家或許以前沒有聽說過這個「約翰長老」的故事，這個故事用現在的話說是十分的不靠譜，可它在東西交流史上卻有很重要的意義。12世紀後半葉，有一封異乎尋常的東方來信流傳到了西方，信是一名叫做「約翰長老」(Priest John)的東方的國王寫給西方的教宗的，說是在遙遠的東方，在穆斯林佔領區之外，亦在十字軍試圖從異教徒手中奪取的那些國家之外，有一個十分繁榮的基督教王國，他的國王叫做「約翰長老」。他是國王中的國王，不論是財富，還是權勢，他都超過世界上任何一位國王。世界上有七十二個君主向他進貢。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保護和供養所有在他仁慈統治下生活的真正的基督徒。「約翰長老的王國」地域遼闊，往東穿越三個印度。直至沙漠，迫近東方的邊境，往西則到達Babylonia Deserta，以巴別塔為界。王國境內充滿了珍禽異獸和奇石異寶，整年每周兩次天上降下神賜的嗎那，王國內的臣民不需要勞作，每人可以享受五百年的長壽。每到一百歲，只要喝從一棵樹根中湧出的泉水三次，就可以返老還童。生活在「約翰長老的王國」內的子民從不撒謊，從不通姦，邪惡的人從來就不會得勢。

這封信大概是某位好事、又喜歡作偽的文人的惡作劇，但卻對歐洲中世紀的歷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甚至對日後西方基督教世界向東方擴張也有相當重要曲意義。在隨後的幾個世紀里，這封信被一次次地翻譯成各種不同的文字，被一次次地給予新的解釋。總而言之，在東方有一個名為「約翰長老的王國」的強大的基督教王國這個消息在歐洲傳播得非常的廣泛，當穆斯林勢力在中東崛起，造成對西方世界威脅的時候，這樣的消息對西方人非常有吸引力，他們期待「約翰長老」很快就會從東方向西推進，與西方人一起合擊穆斯林勢力。從那時開始，歐洲人也一直在尋找「約翰長老」，等待「約翰長老」早日到來口當成吉思汗的蒙古勢力崛起的時候，他們天真地以為成吉思汗就是「約翰長老」，蒙古軍西征迫近歐洲時，他們以為他們等待已久的「約翰長老」終於到來了。十多年前，我在德國讀過一本德文書，書名叫做《蒙古西征》，而副標題是《歐洲中世紀思想史》。這本書講的是歐洲人如何期待、認識蒙古西征的歷史，他們所設想和理解的蒙古西征，和實際發生的蒙古西征完全不一樣，所以屬於歐洲中世紀觀念史（思想史）的一部分。歐洲人對「約翰長老」的尋找經歷了好幾個世紀，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人都曾經被認為是「約翰長老」。最終這個地理的想像變成了一項政治的工程，東方有「約翰長老的王國」這樣一個基督教國家的存在，尋找「約翰長老」這樣一位潛在的同盟，成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向東方擴張的借口。「約翰長老的王國」變得無處不在，當葡萄牙的航海家準備向非洲探險、擴張時，他們就把「約翰長老的王國」轉移到了衣索比亞。

馬可·波羅來到東方後，他顯然也像尋找獨角獸一樣，一直在用心地尋找著「約翰長老的王國」。功夫不負有心人，馬可·波羅一路從甘肅、青海到蒙古一帶，經常遭遇「約翰長老」的痕迹，見到「約翰長老」的部屬，所以在他的遊記中有許多有關「約翰長老」的描述。當然，他所見到的「約翰長老」的部屬，與傳說中的「約翰長老」毫無關係。它們是蒙古克烈卻落，這個部落的首領名叫王罕，聽起來倒是有點像約翰，而且這個克烈部落確實是基督徒，信奉聶思托里教，是景教徒。只是王罕並沒有傳說中的「約翰長老」那麼強大，他早巳被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擊敗了。

總之，如果我們拿馬可·波羅的經驗來理解艾柯先生的「背景書」理論的話，這兩個故事實在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例。儘管馬可·波羅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但在他來中國以前也已經知道他所要找的和將要見到的東西了。結果，他找到了、見到了所有他想找、想見的東西，即使那些東西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而那些他沒有想到，或者說歐洲的傳統沒有期望他要找到、見到的東西，他當然可以視而不見，或者熟視無睹。2005年夏天，我在上海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碰到了英國大英圖書館中文部館員吳芳思（Francise Wood）女士。吳女士是世界上最主張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的西方知名學者之一，她寫過一本書，題目就叫《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她曾經和已故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最著名的馬可·波羅研究專家楊志玖先生多次展開過激烈的爭論。她提出了許多可以證明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的理由，其中有：《馬可·波羅遊記》中從來沒有提到過中國的長城，從來沒有提到過中國人用筷子，從來沒有提到過中國人喝茶，也從來沒有提到過中國女人裹小腳等等，但是他竟然提到了「約翰長老的王國」，也就是說，他提到了中國沒有的東西，卻沒有提到中國最普通、最顯眼的東西。我對吳女士說：讀了艾柯先生的文章後，一點都不覺得她書中所說的那些問題是問題了，因為歐洲人沒有期待馬可·波羅告訴他們中國有長城，中國人喝茶、用筷子、裹小腳等等，所以馬可·波羅沒覺得這些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一定要寫下來。相反，歐洲的傳統告訴他，東方有獨角獸，有「約翰長老的王國」，所以他一定要找到它們，把它們寫下來。再說，馬可·波羅本來就說得稂明白，他在遊記中所記錄下來的東西不及他在東方見聞的萬分之一，遺忘那四條並不奇怪。

當然，專門研究馬可·波羅及其遊記的學者可以從其他角度來解釋馬可·波羅為何忽略了長城、茶葉、筷子和小腳等中國的國貨。《美國國家地理》有一位叫Michael

Yamashita的先生，曾經沿著馬可·波羅當年的路線重走了一遍，拍了一部很有意思的紀錄片。當他到達嘉峪關，見到馬可-波羅當年所能夠見到的古長城時，不禁感嘆：The Great Wall wasn"t great！大家現在當然覺得長城很雄偉，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長城，大部分是明代重修的長城，而馬可·波羅那個時代能見到的古長城根本就不雄偉。這幾年間我幾次到過嘉峪關，要不是經人點明，我一定對那段若隱若現的秦古長城視而不見，根本不會覺得它有多great!它與我們想像中的世界奇觀相差太遠。《馬可·波羅遊記》中沒有提到長城實在一點也不奇怪。當然，我不敢說上述這些就完全可以證明馬可·波羅一定到過中國了，儘管我自己確實相信他到過中國，待會幾我會講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我為什麼相信馬可·波羅到過中國。

說到這裡，我想起多年前曾經被熱炒、引起了很多爭議的另一本書，叫做《光明之城》（city of light），很多人相信它是一部比《馬可·波羅遊記》更早的歐洲人寫的一部東方遊記。我沒有認真地關心過相關的爭論，對這本書的來龍去脈也沒有多少了解，只是有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光明之城》的漢文譯本。大概是出於對東方主義的本能的警覺，還沒讀上幾頁我就覺得這一定是一部今人的偽作，因為它反映出的是當今最典型的東方主義背景中的中國形象。《光明之城》中對中國的描述在兩個方面著墨最多，一個是中國的古典哲學，另一個是中國古代的色情業。一位比馬可·波羅更早來到中國的歐洲人竟然可以經常性地大段地引進中國古代經典文本，非常專業地和中國士人討論中國的哲學思想，如此深入、細緻地了解中國的風月場所，這未免有點太匪夷所思了吧！我們還是更應該相信那位沒有多少文化的、幼稚、誠實的馬可·波羅。

讓我們再回到艾柯先生的「背景書」理論，「背景書」給我們認識這個世界帶來了很多障礙和限制，由於我們總是帶著「背景書」來看這個世界，所以我們常常只是尋找可以證明我們已經知道了的東西的證據，而不願意發現對我們來說是全新的東西。在此我不妨再舉一個我親身經歷的例子：1996年夏天，我幫助美國的一位朋友到我的家鄉去拍攝一部紀錄片中的一個小部分。這部紀錄片後來變得非常有名，據說在中國很多城市的地攤上都能買到，它的主題是《中國：一個世紀的革命》(China:a Century Revolution），其中第三部分叫做《紅旗下的蛋》（Born under Red Flag），講「文化大革命」以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的變化。在我家鄉的小村莊里，我的那位美國朋友開始對我的幾位鄉親、鄰居們作訪談，但很快我就發現這樣的訪談很難順利進行下去。我覺得我的老鄉們都很淳樸，他們講的都是真話，可是我的那位美國朋友根本就聽不進去，不斷向我抱怨說他們是GCD員，不說真話。實際上，那位美國朋友根本就不是要來聽真話的，而是想要從我的老鄉們那裡證實她已經知道的關於中國農村的知識，用我老鄉們的嘴把她想要聽到的話說出來。譬如，她問我的一個鄰居：「你們這個鎮經濟搞得不好是不是因為你們這個鎮的幹部貪污腐敗啊？」我的鄰居回答說：「不是。還有許多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譬如離城市遠、老百姓思想不開放等等。」但她聽不進去，非要老鄉承認我們鎮的領導幹部貪污腐敗。我的鄰居急了，反問道：「你看我們隔壁鎮的經濟遠比我們搞得好，難道他們的幹部就不腐敗了嗎？腐敗並不是中國唯一的問題，我們這個鎮沒有搞好不見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腐敗，而有許多其他具體的原因。」我終於發現要讓她相信這一點確實很難，她來到我的家鄉以前中「背景書」的毒已經太深。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今天西方媒體要做到公正、客觀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外國記者到中國來往往都已經帶著一腦門的官司，他們感興趣的都是他們自己國內的受眾期待從他們那裡聽到的東西，而不見得一定是在中國真實發生的故事。

2007年夏天，我帶了65位美國學生去絲綢之路考察。他們都是剛到中國來的美國高年紀大學本科生，出發前我就跟他們講，到中國來最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中國，最好不要受腦袋中裝的「背景書」的影響。出去一個多星期的時候，我問他們：「你們至今看到的東西跟你們原來腦子裡的中國形象有什麼不同嗎？」他們的回答五花八門，都非常有意思。有一位女孩子說，來中國以前覺得中國到處都是間諜、特務，可是到今天怎麼還沒有人來赤化她？另一位學生說，他來中國以前覺得中國現在好得不得了，全部跟紐約、洛杉磯差不多，中國馬上要比西方更加強大，是西方的一個威脅。可走了這些地方卻發現中國很多地方的生活還不如美國的18世紀，很多地方還是非常落後的，跟原來他在美國知道的東西不一樣。我鼓勵他們儘快去除他們帶著的那些「背景書」，千萬不要老是尋找可以證明自己已經知道的東西的證據，而要真正了解、理解新的東西。

說了那麼多，還沒有說到今天我要談的正題。

今天我想講的是漢族文化如何整個地誤解了藏傳密教。大家知道，現在藏傳密教在全世界都非常的流行，活佛非常吃香，活佛數量之多，也史無前例。在XZ歷史上，活佛其實並不是很多，並不是每一位穿喇嘛服裝的人就是活佛。在漢族傳統文化當中，對藏傳佛教、對活佛一直有一種誤解，這種誤解延續到當代。而馬建的那部叫做《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的小說對這種誤解也該負有責任。前面說過，1987年初，《人民文學》一、二兩期合刊發表了這部小說，它以紀實的手法，描述作者遊歷XZ的一些見聞，裡面的內容涉及天葬、一妻多夫、灌頂、男女雙修等與藏傳密教相關的東西，激起了在京藏胞的強烈抗議。政府當即以它醜化、侮辱藏胞，破壞民族團結為理由，下令收回所有已經發出的刊物，禁止它繼續發行、流通，責令《人民文學》編輯部公開檢查，給予主編劉心武停職檢查的處分。劉心武后來不寫小說，開始研究《紅樓夢》，或許跟這個有關係，如果現在還在當主編，他就沒有時間研究《紅樓夢》了。

當時我已經開始研究藏族歷史，突然有一天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早點新聞聯播中聽到了這件事，大為震驚，趕緊到圖書館趁它還沒被收回以前找來一看。看過以後，覺得這部小說非常不好，或許是因為自己學藏學的緣故，我很能感受到藏胞為什麼憤怒。可是正因為這部小說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它卻贏得了許多的讀者。當時中國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只要一受到政府批判，作家就開始吃香起來。記得當時有一幅漫畫。作家反趴在椅子上，露出屁股，說你打吧，你一打我就吃香了。當時的實際情形就是如此。很多小說你不批它的話，大家不會去看，但如果政府一批判，大家立刻就有興趣。馬建的這部小說可能是「文化大革命」以後第一部禁書。這反而使它很有影響，所以現在還有很多年輕人在網上下載這部書，有人說這是他生平看過的第一部禁書，或者說第一部性啟蒙書。可以說，直到現在，這部小說對我們漢人理解藏族和藏族文化依然還有很大的影響。

不用多說，一部文學作品在普通讀者中的影響力從來就是那些正兒八經的學術著作或者宣傳品所沒有辦法企及的。不光在中國是這樣，西方也是一樣。20世紀50年代，在英國的愛爾蘭，一位從來沒有到過XZ、甚至很少走出他居住的村莊的一個怪人，突然寫了《第三隻眼睛》、《星期二》和《強巴醫生》三部系列小說，自稱是一個藏人的轉世，本來是一位轉世活佛，後來經歷了戰爭，去了日本，又回到XZ，後來當了醫生，再後來到了英國。當時西方几位大牌的藏學家看了這幾部小說以後，都義憤填膺，罵這位作家無恥地作偽，其中包括那位因出版《XZ七年》而大名鼎鼎的奧地利人Heinrich Harrer，他公開批評此人說假話．還要跟他用藏語公開對質。這位愛爾蘭作家當然不可能會說藏語，可是他的這三都小說一直到現在都對西方普通讀者了解XZ和XZ文化有很大的影響。很多西方人，包括那些和我一起在波恩大學攻讀XZ學博士學位的德國、法國同學都說他們對XZ最初的了解就是通過閱讀這三部小說得來的。這些書對西方神話XZ的形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文學作品對大眾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了。

那麼，馬建這部小說到底寫了一些什麼東西呢？這部小說由五個故事組成：第一個故事題目叫《女人藍》。講一位17歲的藏族少女米瑪的悲慘故事。米瑪年幼時曾遭繼父蹂躪，少女時跟一位漢族電話兵偷情，然後又嫁給了當地的兩位藏族兄弟，最後死於難產，死後被天葬。第二個故事叫《多木拉湖的微笑》，講的是一位外出讀書的藏族學生，回到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原，卻找不到「逐水草而徙」的家的故事。其主旨本來是表達處於城市與草原兩種文明之間的藏族青年所面臨的兩難處境，而作者卻多次有意無意地點出這位青年與他日趨成熟的妹妹之間難以隱藏的性張力，還帶出了仙女與山神的性愛傳說。第三個故事《光臀八齒小蠹》說的是一位極度變態的男人與他的母親、女兒之間三代亂倫，並導致他女兒淪落街頭、任人蹂躪的悲慘故事。第四個故事《金塔》講述的是一位青年工匠與他的尼泊爾籍的師父、師母間的故事，造金塔是故事的經，多角的性愛是故事的緯，它的結局可謂驚心動魄。第五個故事《灌頂》說的是年僅l5歲的女活佛在接受金剛杵灌頂時當眾與她的上師雙修，然後被放在冰河中打坐，終因心性受到干擾，失卻平日修拙火瑜伽的功力而被活活凍死的故事。

所有這些故事給人的印象是：第一，XZ確實和我們生活的地方完全不一樣，充滿了異域情調；第二，性好像充滿了XZ的每一寸土地，XZ好像到處都在發生那些不倫的、最後要導致毀滅的性行為。這些東西無疑都是作者想像出來的，沒有多少真實性，根本就沒有真實地反映20世紀80年代XZ的實際情況。我不是研究文學的，看過之後並沒有多去注意這部小說和小說的作者。後來，我在國外學習了很多年，知道西方人過去曾經如何地誤解XZ，而現在他們又把XZ說得像香格里拉一樣美好，所以我經常考慮為何西方人會把XZ誤解成這樣？而回過頭來，我也開始在想：我們漢人又是怎麼理解XZ和XZ文化的呢？或者說，我們又是怎樣誤解XZ的呢？於是又想到了這一部有爭議的小說，開始從學術的角度來研究這部小說了。

這都小說的作者馬建，現在是生活在西方的一位「流亡作家」，很堅持他的激烈立場，寫了不少小說，其中有一本的標題叫做《你拉狗屎》，給人的感覺是他對這個世界上任何體制性的東西都充滿了怨恨。馬建後來說過，他離開中國以後碰到很多XZ人，他們都沒有把他的小說當成一種對他們的侮辱或者誤解，所以他的小說受到批判不過是一場歷史的誤會。我想這恐怕不見得是事實，也許他碰到的XZ人沒有對他說真話。即使今天，一位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現代的XZ人，如果讀到這部小說，肯定還會感到不舒服，甚至痛恨。這不是一場歷史的誤會，它確實是對XZ文化的嚴重誤解和誤導。相反，把當時的馬建當成一位前衛的作家，或者說一位「異己分子」倒有點像是歷史的誤會。他對XZ文化的那些觀念事實上一點也不前衛，相反非常落後。下面讓我們來試著對這部小說作一些學術的分析。

首先，我們不妨用艾柯先生的「背景書」理論來考察馬建的這部小說。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馬建20世紀80年代去XZ的時候，他小說里寫的那些故事，絕大部分都是他不可能看到的東西。他的小說採用寫實的手法，以致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鍵當年曾稱讚它「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可他當時去XZ的時候。他在同樣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後的XZ，實際上是不可能看到那些他所著力描述的事情的，很多時候他是巧妙地利用時間的倒錯，把發生在14世紀或者更早時候的事情，寫得好像他親眼目睹似的。而那些他根本不可能看到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呢？無疑，它們就來自馬建腦袋裡的「背景書」中。漢族傳統文化裡面，有一些情色化XZ的東西。

其次，我們從東方主義理論對西方有關東方的作品的批評中可以得到很多啟發。曉近歐美學者用東方主義理論對西方的文學作品、遊記進行批評，他們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大家或許讀過薩義德的《東方主義》這本書，知道整個西方人對東方的了解都有很深刻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背景。西方對東方的描述和認識遠非客觀、正確，像西方的遊記作品對異質文化的表述從來就不是不加選擇的，作者總是有意無意地側重於描述某些現象，而忽視另外一些現象，而且這種描述每每與被表現之文化本身對這些現象的解釋大異其趣。在這種選擇中起關鍵性作用的並非作者眼前的異質文化，而是他們背後自身社會在特定時代的政治、文化格局，以及作者個人在這個格局中所她的地位。選擇對哪些現象作描述，是作者自己的選擇，對這些現象如何作解釋，也與被描述的那個文化無關，而與其自己的文化有關。

晚近一二十年間，中國學者對批判西方的東方主義十分熱衷，有時甚至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實際上，東方主義作為一種思想方式和文化現象，並不是西方人的專利，東方人同樣嘗犯類似的錯誤。曾經有一些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西方人類學家，在研究中國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所謂「尋根文學」和其他文學、藝術現象時，提出了一個「內部的東方主義」的概念。那個時代的中國作家和藝術家都特別熱衷於描述少數民族婦女，說他們自然、率性、能歌善舞，很多人熱衷於到少數民族地區去採風，對苗族、傣族地區特別有興趣，對潑水節也特別喜歡，時時傳達出少數民族在很多方面比我們漢族要開放，不像我們這樣受封建思想約束太厲害等等信息。這樣的現象實際上都是因為那些作家、藝術家對我們漢族自己的文化不滿意，非常想打破新中國成立以來相當嚴酷的性禁忌和性壓抑，所以採取了從邊緣向中心突圍的迂迴戰術，把他們自己嚮往的這些東西設計到少數民族的身上，用少數民族的能歌善舞和純真、天然來反襯我們漢人生活的無聊和虛偽。他們描寫的少數民族風情，有很多並不真的是事實，而是他們的設計，是他們自己所希望的東西的投影。就像西方人看東方人，一會兒好，一會兒壞，這跟東方本身沒什麼關係，而跟他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東方形象很有關係。馬建的這部小說，可以說是「內部的東方主義」的一個經典例子，馬建有意把XZ「東方化」，他描述的實際上是一個他所希望的XZ形象，而不是一個真實的XZ。與馬建同時代，雲南有一批畫家專畫少數民族風情，其中有位畫家叫袁運生。他曾畫過一幅潑水節的畫，其中有女性裸體的形象。這幅畫後來掛在了北京首都機場，此事變成了一個很大的文化和政治事件，很多人反對，說首都機場是我們國家的門戶，怎麼能掛一幅裸體畫呢？這一類的畫從那時到爭天，一直非常流行，它們在海內外的成功或都與「內部的東方主義」有密切的關係。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馬建的「背景書」又是什麼呢？請聽我慢慢道來！據說馬建曾是一位佛教居士，他對漢族傳統文化中對藏傳密教的理解／誤解應該有所了解，因為漢文化對藏傳佛教的色情化已經是由來已久的事情了，最早要追溯到元朝宮廷中流傳的「秘密大喜樂法」。按照元代留下來的記載，從印度和XZ來的喇嘛給元朝的末代皇帝傳授的這種「秘密大喜樂法」，也叫「雙修法」，或者叫「多修法」，皇帝常常在宮廷中集中一伙人，其中包括他的兄弟和大臣，廣采天下良家婦女，或者三四人，或者更多，與皇帝及其寵臣們一起在官中修這個「秘密大喜樂法」，這聽起來就像是一伙人集體淫亂。據說當時皇帝和大臣們都樂此不疲，宮廷常常派人出去採集漂亮的婦女，特別是所謂「擅男事」，其中高麗女子最受歡迎。

這個故事傳播很廣，近代荷蘭漢學大家高羅佩先生寫作他的名著《中國古代房內考》時也把這一段在《元史》中出現的記載轉錄了進擊，使這段醜聞在海外也聲名遠揚了。有意思的是，這位傑出的漢學家在翻譯這段有關「秘密大喜樂法」的記載時還犯了個有趣的錯誤。他把原來是一位蒙古王子的名字的「八郎」，意譯為「八名男子」，再把他們與後文提到的「十六天魔舞」中的「十六天魔」（女子）配對，形成一個男人配兩個女人的修法。大漢學家也會犯這樣的小錯誤，很好笑，或許也是「背景書」在從中作怪，這當然是題外的話。

元朝留下這個「秘密太喜樂法」的故事，後來就成了整個漢文化傳統將藏傳佛教色情化、性化的一個主要來源。中國後世流行的古典小說裡面，凡講到房中術，倒賣春藥什麼的，總會與胡僧或XZ喇嘛搭上關係。XZ喇嘛的形象，從元朝開始就被色情化了。這嚴重地影響到我們對藏傳佛教的正確理解，大家一定會問藏傳佛教是不是就等於修「秘密大喜樂法」這樣的東西？當然不是！現在離元朝已經六百多年，我們對藏傳佛教的理解和研究也比前人進步了不知多少，但我們至今沒法確定這個「秘密大喜樂法」到底是修哪門子的法。可是，這個故事對情色化XZ的影響已經是非常非常的深遠，要把它從我們漢人的傳統文化中徹底抹去看來是很難了。

那麼，藏傳者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不否認藏傳密教裡面確實有男女雙修一類的修法，但是藏傳佛教是不是就等於男女雙修呢？當然不是。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出現了一部很有名的書，是研究藏傳佛教社會的，書名叫做《文明的薩滿》，作者提出XZ文化有兩個非常突出和不同的方面，一個是高度的文明，藏傳佛教從佛教哲學這個角度來看，一點不比我們漢傳佛教差，我們可以驕傲地說漢傳佛教有玄奘這樣的大師，可在藏傳佛教里比玄奘不差，甚至比玄奘更高的喇嘛多的是，譬如宗喀巴大師等。藏傳佛教中的圓明學、中觀哲學等，其成就遠遠超過漢傳佛教。藏譯佛經質量也遠遠比漢譯佛經高，漢譯佛經經常是不知所云，而藏譯佛經非常準確、規則。昨天我參加了北京論壇的一組關於語言的小組討論會，來自斯坦福大學的Paul Harrison教授講，就是鳩摩羅什翻譯的《金剛經》裡面也有很多的錯誤，而在漢譯佛經中鳩摩羅什的翻譯基本上是頂級的了，他的翻譯還有很多錯，就不用說其他的譯文了。與漢譯佛經相比，藏譯佛經要準確得多，而且數量也更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藏傳佛教的文明程度一點都不比漢藏佛教差。然而，除了文明這一面外。藏傳佛教還有另外一面，就是「薩滿」的一面，也就是漢傳佛教中沒有的密教這一面。而密教當然不是什麼野蠻、落後的東西，而是XZ文明給世界人文精神作出的獨一無二的貢獻。密教來源於印度，但它在印度基本失傳，只有藏傳佛教保存和發展了密教傳統。也有人以為，密教和中國的道教有關係，但這樣的說法還缺乏足夠的證據。密教也曾經在漢傳佛教中有所傳播，還從漢地傳到了日本，但都是一些非常基本的、屬於準備階段的修法。真正像XZ密修的無上瑜伽派的東西，在西夏和元朝以前的漢地和其他地方根本沒有。

那麼，什幺是密教呢？難道密教就是像房中術一類的淫戲嗎？當然不是。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都屬於大乘佛教，其差別只是一個是顯教，一個更重密教而已。那麼，顯教和密教的差別又在哪裡呢？要把它說清楚，三言兩語絕對是不行的。簡單說來，顯教就是要求修佛的人戒除貪、嗔、痴，消除煩惱，最後成佛。顯教道，就像是去人慾，存天理，因為人的生死、煩惱都來源於貪、嗔、痴所謂「三毒」，即慾望，以及無明，即愚蠢。戒除了慾望和無明，你就可以脫離轉回，涅盤成佛了。而密教，並不讓人著意地去戒除貪、嗔、痴等煩惱，因為人的這種煩惱或者慾望不是隨便能夠戒除得了的，所以修佛的人應當採取更積極的、以毒攻毒的辦法，將貪、嗔、痴化為道用，使它們成為成佛的道路。

佛教的發展從小乘到大乘再到金剛乘，即密教，成佛的途徑有了巨大的變化。小乘的修行非常艱難，別說成佛，就是要修成羅漢，也必須在寺廟裡面修上七世才能成功。到了大乘就沒有那麼困難了，你自己修不成不要緊，菩薩會來救你，佛也會來教你。只要你念觀音的名字，有苦有難的時候，觀音就會來救你。觀音有千手千眼，無所不見、無所不能，是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大菩薩；漢傳佛教徒口中時時刻刻都在念：南無阿彌陀佛，到你死的時候，阿彌陀佛就會派觀音菩薩來帶你到他的西方極樂世界中去。到了密教，則是容易了，貪、嗔、痴並不是什麼壞東西，你不必要把它們都戒掉，你只要想法把它們都轉變成修法的道路，它們就會變成修法的方便。你有慾望，不必壓抑住，你把慾望實現了，同時也就超越了這個慾望，你就成佛了。所以，包括男女雙修在內的密教修法，在顯乘是嚴格禁止的，到了密乘不但不需要禁掉，而且變成一種修佛的境界，一條更方便、更快捷的成佛道路。這就是密宗和顯宗的主要區別。

那麼，為什麼要有顯宗和密宗？為什麼有的人修小乘，有的人修大乘，有的人要修密乘呢？這隻因為如來設教，隨機應變而已。什麼叫隨機應變呢？別以為隨機應變就是投機取巧，機會主義。漢文中的很多辭彙都是從佛教中來的，只是後人忘了它本來的出處，不知它本來的意義了。隨機應變的「機」是「化機」的意思，指的是你我等可以被佛教化的對象，隨機應變說的是佛和菩薩可以隨應「化機」的根器而作變化。如果你很笨，佛就化身應變成教授來教你；如果你是一個老農民，佛就應變成生產隊長來管你；如果你是病人，佛就化身為醫生來救你；等等。所有的化機都可能成佛，所以佛、菩薩要化現成各種不同的人物來拯救你，用不同的方法來把你引上成佛的道路。我們知道達賴喇嘛是觀音菩薩的轉世，班禪喇嘛是阿彌陀佛的化身，在我們中間或許還有其他很多的佛和菩薩，他們隨機應變，在用各種方式拯救我們，只是我們大家不知道而已。由於每個化機的根器、智力不同，所以佛用各種不同的教法來教你，有的人受小乘法，有的人受大乘法，還有的人修密乘法，殊途而同歸。密教和顯教沒有高低之分，只是隨機不同而已。總而言之，藏傳佛教裡面的這些密教的修法，並不是像漢人所想像的那樣，是借著宗教之名，行淫慾之實。

十分遺憾的是，元朝宮廷中所修的「秘密大喜樂法」作為一種密教修法的宗教意義從來就沒有被人注意過，從元代開始，漢族士人就把它當成「房中術」、「淫戲」的代名詞。元代XZ喇嘛的名聲一定很壞，所以連馬可·波羅說起XZ人來也與漢人一個腔調。就色情化XZ而言，中西文化異曲同工。現在西方到處可以碰到藏傳佛教徒，記得多年前曾有記者問達賴喇嘛：為什麼那麼多西方人信藏傳佛教？達賴喇嘛略帶調侃地說：也許是因為他們聽說過我們的宗教中有男女雙修這樣的事情。真希望這只是一句調侃的話而已，但西方文化傳統中確實存在像漢文化中情色化藏傳佛教一樣的誤解，這個誤解追根溯源要回到馬可·波羅這裡。雖然，馬可·波羅肯定沒有到過XZ，最多到了甘、青等藏族地區，他對XZ的描述更多是道聽速途說來的．可他居然說XZ人是世界上最不講道德的人，性行為非常隨意，家中有客人來，母親一定會把女兒送給客人享用，年輕女子與越多的男人睡覺就越光榮，越容易嫁出去，所以馬可·波羅忍不住要鼓勵他家鄉的青年男子們都到XZ去，白享這樣的福分。這樣的故事一直流傳到現在，不久前我還在網上看到幾乎一模一樣的故事，說得有鼻子有眼睛，說是到羌族朋友的家裡做客，朋友媽媽也把自己的女兒獻出來，交給他這位客人云雲，我想這多半是好事者的性幻想。

元朝士人之所以不遺親力地渲染藏傳佛教的色情成分，其中或還有一層難言的苦衷。元朝漢人處於外族統治之下，剛開始非常的痛苦，有很多南宋的遺民，又寫詩，又填詞，抒發心中的苦悶。過了一段時間，他們慢慢開始接受蒙古入主中原這個事實，努力說服自己，蒙古人確實得了天命，元朝得了正朔，所以他們想方設法要把蒙古人的野蠻統治，改化為漢人的儒家統治。可是，他們的努力非常不成功，要讓蒙古人接受漢文化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蒙古皇帝卻非常喜歡喇嘛，讓喇嘛當了帝師，每省都要建帝師廟，祭拜XZ喇嘛，其地位甚至超過了聖人孔老夫子，這怎麼能讓漢族士人們忍受得下去呢？更有甚者，元朝還出了個江南釋教總督、河西僧人楊璉真珈，他怙勢跋扈，居然把南宋皇家的祖墳都給挖了出來，還把南宋皇帝的頭割下來，做成一個藏傳佛教的法器，就是可以用來喝酒的酒杯，如此傷天害理，是可忍，孰不可忍？

正因為如此。漢族士人對XZ喇嘛非常痛恨，然痛恨又該怎麼辦呢？最好把他們妖魔化。如何妖魔化呢？一個最容易的辦法就是把他們色情化。按照漢人的寫史傳統，歷朝的末代皇帝之所以成為亡國之君，都是因為荒淫無恥。元朝宮廷中的「秘密大喜樂法」正好又給亡國之君的荒淫提供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有滋有味的新佐料。這個荒淫可不是一般的荒淫，而是XZ喇嘛鼓搗的妖術。事實上，儘管藏傳佛教在元朝傳播很廣，但漢人對藏傳佛教的了解非常有限。唯有元朝宮廷中的這段秘史，卻為後世士人津津樂道。明朝江南才子唐伯虎寫過一部色情小說，名日《僧尼孽海》，其中有一回就叫《西天僧、西蕃僧》，他把《元史》中的那段故事添油加醋了一番，並把它搬到了江南士人特別痛恨的楊璉真珈頭上，把他描寫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淫棍。然而，唐伯虎雖然想要告訴讀者XZ喇嘛是如何淫的，可他對此是十足的外行，最後竟然拿漢人的房中經典《素女經》中的「龍飛、虎行、猿搏、蟬附、龜騰、鳳翔、兔吮、魚游、龍交等號為採補抽添之九勢」來附會XZ喇嘛修的「秘密大喜樂法」。這正好又應驗了艾柯先生的說法，對一種他文化的東西，只有藉助「背景書」才能給以解釋。為了說明藏傳佛教的荒淫，必須藉助漢人的房中經典，而實際上他對藏傳佛教一無所知。總而言之，藏傳佛教自元朝開始就被漢族士人妖魔化、色情化了。當然，藏傳佛教並沒有因此而在漢地失傳，相反從明到清，很多皇帝都非常熱衷於學、修藏傳佛教，明清來漢地傳法的XZ喇嘛比元代還要多，包括「雙修法」在內的密教修法也開始在漢地民間流傳。與此同時，對密教的這種色情化的描述和批評史不絕書，愈演愈烈。這些就是馬建寫作《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時的」背景書」。馬建不見得全部讀過上面提到的這些書，但漢人對藏傳佛教的這些偏見一定給他留下過深刻的印象。而他的小說又使漢族文化對藏傳佛教的色情化達到了一個前無古人的新高度。

讓我們再回到馬建的這部小說上來。這部小說之所以吸引人的眼球，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題目非常玄妙，讓人難以捉摸。據說馬建本意是讓編輯在這兩個題目當中選定一個，或者叫「亮出你的舌苔」，或者叫「空空蕩蕩」，結果編輯把它們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形成了很奇異的效果。至今「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變成了現代漢語中一個很特殊的辭彙，當代寫家想要表達一種若有若無、難以名狀的感覺時，乾脆就叫它「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實際上，要是我們從後現代的角度來解讀這個題目的話，倒是蠻可以讀出一些積極的意味來的。大家知道，西方人把XZ看成香格里拉，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在XZ，慈悲、智慧、男女平等、綠色和平、寬容、非暴力等等。按照XZ的風俗，XZ人見到他所尊敬的或比較有地位的八都會伸出舌頭，以表示敬意，所以「亮出你的舌苔」表現的是XZ老百姓的善良和謙恭的美德。而「空空蕩蕩」則更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所謂「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美國最著名的藏傳佛教研究專家Jeffrey Hopkins先生曾出版過一部研究藏傳佛教的名著，就叫做Meditation, on Emptinless，譯為《觀空》，很形象地總結了藏傳佛教的特點。所以「空空蕩蕩」可以作為XZ人智慧的一個象徵。如果馬建當年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給他的小說取名「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藹藹」的話，那他可真的是非常前衛，很了不起。

遺憾的是，馬建後來自己培的解釋與此完全不一樣。他說他寫「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表達的是那種病人張著嘴巴看病，傻不稜登，麻木不仁的樣子，絲毫沒有任何智慧和善良的意思在內。從這一點看，馬建當時對XZ和藏傳佛教的理解，和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一直到80年代中國大眾傳媒對XZ的宣傳和批判幾乎同一口徑，都覺得XZ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地方，藏傳佛教是愚弄和欺騙人民的鴉片和被政治利用了的工具。他小說中透出的XZ觀念沒有任何先進的東西，更談不上前衛。將藏傳佛教政治化，或者把藏傳佛教當做騙人的把戲，在漢族的文化傳統中有很多「背景書」可以借鑒，在此也不妨多談幾句。

自從藏傳佛教傳人內地開始，絕大部分漢族士人就根本不相信這是一種可與漢傳佛教媲美的嚴肅的宗教，而寧肯相信它是蠱惑皇帝的妖術。但是，偏偏又有那麼多的君主，其中不乏賢明有為的君主，如元朝的忽必烈、明朝的永樂、清朝的乾隆等等，他們都喜好藏傳佛教。於是，他們就不得不找出另外的理由，從此就有了政治利用說，竭力宣揚皇帝們尊崇藏傳佛教只是政治利用的權宜之計。因為XZ非常難制伏，藏人刀架在脖子上都不會屈服，但只要喇嘛說上幾句話，他們就言聽計從了。對付蒙古人也是如此，所以國家必須重用這些國師、喇嘛，讓他們去制服這些野蠻的XZ人和蒙古人，這樣政府就不用赤動干戈了。可省下很多的軍費開支。朝廷為喇嘛們多花點錢，給他們很高的地位，其實好處多多，只有傻瓜才真的以為皇帝是真心喜歡他們的宗教。

把這層意思說得最直言不諱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他晚年發布了一篇著名的《喇嘛說》，公開聲明他優待喇嘛、黃教，純粹是為了利用他們來制服蒙古人。可事實並非如此，乾隆皇帝顯然是一位非常虔誠的藏傳佛教徒。乾隆皇帝非常與眾不同，他一直想做一位普世的君主。而不像元朝的皇帝堅持只要做蒙古人的大汗。因此，乾隆想盡辦法要做大清帝國境內所有民族的文化英雄。大家知道，乾隆曾六次南巡，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會題詞、寫詩，表明他這個滿族的皇帝對漢文化同樣運用自如，是一位很有文採的聖武皇帝。而在XZ喇嘛面前，他又是一位虔誠的藏傳佛教徒，經常和喇嘛們在一起被覽、翻譯藏傳佛經，還被認為是文殊菩薩的轉世，是智慧的化身。但是，即使像乾隆皇帝這樣有為的君王，他的言論、行為也不是可以隨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很多限制的。這種限制不是來自軍事的或者經濟的束縛，而是一種「話語」的束縛。

當下的中國人老是提「話語權」，事事處處都要和別人爭奪「話語權」。實際上，「話語」和「說話」並不是一回事，所謂「話語」(discourse)指的是一系列表示說法（enouncement）的符號組成的一個整體，一種說法不只是由很多符號組成的一個整體，而且是能夠使這些符號與對象、主體和其他說法組成特殊的、可以重複出現的關係的一個抽象物：一種「話語」組成一系列這樣的主體、客體和其他說法的關係。例如，種族、人權、女性、恐怖主義等都是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幾個「話語」。你連說話的權力都沒有，當然就創造不出一種「話語」來，但不是你有說話的權力就一定能形成一種有利於你的「話語」。而一種「話語」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一股非常巨大的社會力量，影響和左右你的思想和行為。乾隆要做普性的君王，他就必須既是漢族文化傳統中的「聖武皇帝」，又是藏傳佛教徒眼中的「文殊菩薩」。而不管是當「聖武皇帝」，還是做「文殊菩薩」，它們各自作為一種「話語」，分別都有一系列不同的說法、規範和各種主客體間的聯繫。這兩種「話語」之間免不了有矛盾衝突，你的言語、行為符合一種「話語」，很可能就和另一種「話語」相悖，這就是「話語」對乾隆皇帝的束縛。你既然是漢族的聖武皇帝，你就應該以孔孟之道來治理天下，豈可去信仰這野蠻、荒誕的藏傳佛教？這就是乾隆皇帝不得不違心地宣稱他花那麼多時間去讀藏經、修藏法，只是為了更好地統治這些藏人和蒙古人的最重要的原因。

此外，把藏傳佛教當成騙人的把戲，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古今中外一直存在一種「巫化」藏傳佛教的傾向。我剛才提到過「文明的薩滿」這個說法，但藏傳佛教的這個特徵並不是說喇嘛就是「薩滿」、藏傳佛教就是「巫術」。可是，在我們漢族文化傳統裡面，藏傳佛教—直難逃被巫化的命運。過去，藏傳佛教被稱為「喇嘛教」，與西方人所稱的lamaism一樣，充滿了貶義。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Donald Lopez Jr.先生在他的大作《香格里拉的囚徒》一書中，專門有一章，討論lamaism這個詞。他說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喇嘛教這個詞都是一個非常貶義的詞，被認為是離原始佛教最遠、最荒誕無稽的東西，而這一誤讀的始作俑者就是我們漢人，漢文文獻中最早出現喇嘛教一詞是清朝初年。這個說法不夠確切，我找到的「喇嘛教」這三個字最早的出處比他所說的清代還要早一百年，是明朝萬曆年間宰相張居正在他寫的《番經廠碑》中第一個使用「喇嘛教」這個辭彙的。但張居正並沒有把它當成一個很貶義的詞來用，他只說番經來自烏斯藏，即今喇嘛教，是被達摩視為曲支旁竇者，他的意思只是說來自烏斯藏的喇嘛教是佛教的一個分支，作為宰相的張居正當時撰寫這個《番經廠碑》，本身是支持藏傳佛教的一個表現，但這並不表明喇嘛教在漢族文化傳統中就不是一個貶義詞。

「巫化」藏傳佛教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神通化喇嘛和藏傳佛教，將喇嘛說成個個神通廣大的神僧。這個傳統也是從元朝開始的，其中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喇嘛引進的摩訶葛刺神，即大黑天神。蒙古人普遍信仰大黑天神，甚至把大黑天神視為國家的護法神。元代文獻中有許多關於大黑天神太顯神通的故事，例如蒙古人與南宋的戰爭中，幾次都是因為大黑天神顯靈，降下穿黑衣的天兵天將才打敗南宋軍隊的，攻打襄陽、常州和杭州的戰役無不如此。所以元朝建了很多的摩訶葛剌廟，到處可以見到摩訶葛刺像。

XZ喇嘛有神通大概是元朝婦孺皆知的事情，所以馬可·波蘿在他的遊記中也告訴讀者世界上最厲害的魔術師就是來自XZ的「八哈失」（意為法師）。前面我提到我相信馬可·渡羅確實到過中國，現在我告訴你們為什麼。在《馬可·波羅遊記》裡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蒙古皇帝每年夏天都要到上都去避暑，一路上總有喇嘛給他誦經、念咒，所以哪怕周圍其他地方有暴風驟雨，凡大汗經過的地方一定是風和日麗、陽光燦爛。近十年前，我在寫作一篇有關元代番僧形象的文章時，在《佛祖歷代通載》所收錄的《丹巴國師傳》中見到了幾乎和馬可·波羅所說一模一樣的故事，當我要把這段記載翻譯成英文時，發現二者的用辭也幾乎完全一致。儘管丹巴國師的這個故事發生在馬可·波羅離開中國一二十年之後，但顯然他不是第一位為蒙古太汗護駕的XZ喇嘛。馬可·波羅要是沒有到過中國，他又從哪裡如此準確地聽到了這樣的故事呢？

神化喇嘛的故事，在明清兩代漢人筆記中時有出現。例如明人筆記中曾經提到活佛轉世的故事，說XZ的國王死的時候會告訴他的父母，某年某月某目他會在某地轉生，會像釋迦牟尼一樣從肋下出生，生下三夭就能說話，五六個月就暴長成人，可以登台說法，往世來生無所平曉，只是這個新王的面貌不似舊王，人稱之為活佛。國王有魔力，只要一施咒，別人就動彈不得，所以人人對他非常敬畏。還有人記載，某位居住在北京的XZ國師，告訴弟子他告在某月某日圓寂，到時竟然沒有死，他的弟子覺得很難為情，只好把他打死，以保持他的神僧形象。這樣的故事太多，這裡就不再多講了。需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漢人對這類故事津津樂道，主要是為了巫化喇嘛，並沒有把它們當成喇嘛修法所取得的成就，而多半是把它們當做方技和騙人的把戲來理解的。被這些神通故事一渲染，藏傳佛教就變成了與薩滿教差平多的東西了。當然也有很多人就是對喇嘛的神通也極不買賬，譬如明成祖請五世噶瑪巴活佛、大寶法王到南京為他的父母做超薦大法會，也為他篡奪帝位討個說法。整個法會，靈異迭現，被後人稱為「南京奇蹟」，不少著名的文人作詩、作畫。以紀其盛。可當時就有一位翰林院的言官對此太不以為然，當眾調侃，說大寶法王既然神通廣大，那麼應該通漢話，為何還要用翻譯呢？現在國家到處都有災難，風不調雨不順，如果法王真有神通的話，他為什麼不能幫幫國家的忙呢？甚至還有人大不敬地說：藏傳佛教最神聖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嗎哄」本意就是「俺把你來哄」，聞者居然紛紛點頭稱是。可見，把藏傳佛教當騙人把戲者大有人在。

前面說了那麼多，無非是要說明馬建的這部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實在是有很多「背景書」做底子的。當然，馬建的小說決不是對上述「背景書」的簡單重複，而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政治之特殊背景中推陳出新的一部「新背景書」。顯然，馬建在離開北京去XZ以前，就知道他想要見到的和將要見到的是什麼了。他希望見到的XZ是一個跟北京完全不同的異域，所以他的這部小說刻意要描寫的就是XZ的異域情調。他曾經在一次訪談中說，他當時在北京感到非常鬱悶，受到很多的限制，讓他無法忍受，所以他要去XZ，去尋求一種跟內地完全不一樣的新東西。他的小說刻意描寫的也正是他認為與內地不一樣的新東西。可是，正是他小說裡面的這種「異域情調」，不但傷害了深受漢文化熏陶的在京藏胞，而且也深刻反映出了作者自己的思想觀念受他所處那個時代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格局的限制。他一直把XZ當成一個異域來描寫，卻忘了XZ1959年以來就變成祖國大家庭的一員，同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藏胞受到漢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響很深，而且在極左思潮影響下佛教的修習受到嚴重衝擊，他怎麼可能見到他所期待見到的那些「異域情調」呢？他小說中描寫的這些東西，只可能是根據他頭腦中儲存的「背景書」而作的文學創造。

應該說，20世紀80年代對一部描述XZ之異域風情的小說的期待是非常迫切和明顯的，當時大報小報經常出現介紹XZ的洗澡節一類的報道，說男男女女一起光著身子去拉薩河洗澡什麼的，讓人覺得XZ人確實和我們不一樣（順便說說，或許是因為想見識洗澡節的遊客越來越多，每年去拉薩河洗澡的人越來越少了，XZ也需要「新鮮的肉」，才能將這個傳統保持下去）。也有介紹天葬、一妻多夫制等XZ風俗的報道，但這些報道基本上都是一種很正面、也很表面的介紹，表述的主題是藏族同胞如何自然、率性。而不像馬建那麼直截了當地把性作為XZ的第一主題來描述，有意無意地把泛濫和不倫的性行為描寫成XZ社會的一個典型特徵。應該說，馬建選擇性作為這部小說的主題，並不是他在XZ實實在在地看到了那麼多的性，而是為了以此來衝擊他試圖擺脫的在北京的那種生活。當時有一批作家，搞尋根文學，尋根竟然尋到XZ，甚至尋到南美去了。當時像我這樣的門外漢對此真有點摸不著頭腦，現在才明白過來：這多少與80年代中國文人企圖打破幾十年來嚴酷的性禁忌的強烈渴望有關。當時很多文藝工作者都躍躍欲試地要用筆墨和膽量做試驗，看自己能走多遠，而馬建無疑是他們中間走得最遠的一位典型代表。

馬建無疑確實走得有點太遠了，在對性的描寫上，《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太不同凡響了，恐怕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以前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麼大膽、這麼驚心動魄的性描寫，怪不得到現在還有年輕讀者把它當成性啟蒙書來讀。大概是作者為了追求前衛和突破，所以他對性的描寫，每個故事的展開，都非常的戲劇化，給讀者以極強的感染力。可他忘了，這樣的突破會引起政治問題。作者把XZ的性當做一種異域情調來描寫，但是這「異域」本來就是我們的一部分，藏胞就生活在你我之間。很多生活在北京的藏胞，接受的是和我們一樣的教育，思想觀念和我們沒有多少差別。生活在元代的XZ人，看到馬可·波羅對自己生活習俗的歪曲，或許可以不問不營；而今天生活在我們中間的藏胞，是跟你我一樣的文化人，他們怎麼能容忍將他們的故鄉描寫成一片泛性的熱土呢？

如前所述，馬建選擇性作為描述的主題與他自己在北京的文化背景有關，同樣，他對他所描述的這些現象的解釋也與XZ文化本身的背景大異其趣，而與馬建自己的文化有關。他對XZ之宗教和生活現象的解釋，都不是從藏蕨文化自身的語境當中去理解的，他將他所描述的現象，即具體的民俗，從XZ民族文化的傳統和體系中肢解出來，從漢文化的系統和價值出發進行闡釋和創造，對XZ民族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像天葬、一妻多夫、密教修習等藏族的風俗習慣，在藏族自身的社會文化語境中。自有其形成的條件、特殊的社會、文化意義和合理性。只有把他們搬離出原有的社會文化語境，把它們移植到漢文化的社會和文化語境中，它們才變成了落後、不倫和腐朽的東西。舉例來說，在馬建的筆下，「密教的性」（Tantric sex）成了一種色情表演、一場酷刑，他把一種秘密、嚴肅的宗教行為敞在一種世俗的公共場域加以嘲諷，可以說這是一件非常不厚道的事情。然而，在甚深廣大的藏傳密教體系中，「雙修」是智慧和慈悲最運，是成佛的捷徑，是一種偉大的方便！

馬建的小說中對性的具體描述可以稱得上是前衛，可隱藏在其背後的性觀念卻非常的傳統。他筆下描述的所有的性愛，都不是正常、健康的性愛，相反都是十分變態、違犯道德的性愛，最終也都導致毀滅。這樣的性觀念顯然與作者描述的XZ文化相差甚遠，卻與馬建企圖突破的自己的文化非常接近。馬建本來是因為受不了北京的沉悶而去XZ旅行的，然而，他把北京的觀念帶到了拉薩。在他的筆下，藏族同胞似乎尚未完全脫離野蠻時代，藏族信奉的宗教也不過是喇嘛的精神專制，藏胞的迷信則凸現出他們的麻木和愚蠢。馬建對藏胞的亂倫和混亂的性關係的著力描述，最能反映出他對XZ社會的看法。我們這一代人深受恩格斯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影響，對社會進化理論深信不疑，相信家庭就是衡量文明進步的尺度。馬建小說中對亂倫和兄弟共妻等等混亂的家庭關係的描述，很容易讓我們想到中國歷史教科書裡面對少數民族那種「蒸母報嫂」習俗的描寫和說明，用這一種與漢文化最相抵觸的社會現象來說明XZ的愚昧和落後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

馬建這都小說最後引起了嚴重的政治危機，這恐怕是作者和編者未曾料想到的。有人將這部小說的發表歸結為編者的開明，對此我不以為然。在當時那個年代大概不至於有人勇敢到為了發表這樣一篇小說而牽自己的政治前途開玩笑。有可能的是，從作者到編者都太專註於這部小說對打破20世紀80年代過於沉悶的兩性文化可能具有的衝擊意義，而完全忽略了它可能對藏族同胞造成精神傷害而具有潛在的政治風險。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這部小說中所表現出來的對XZ社會、文化，特別是對藏傳佛教的批評態度，與當時大眾傳媒對XZ舊制度和藏傳佛教的批判沒有任何的抵觸。馬建用小說的手段，批判XZ落後的文化和宗教現象，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妥當，所以沒有想到會引發如此嚴重的政治危機。被他們忽略、然而最終給他們帶來麻煩的一個事實是，XZ實際上已經不是和北京完全不同的「異域」了，「他者」早已經生活在我們中間。小說中那些對於XZ社會和宗教文化遠非客觀和真實的描寫，對於深受漢族政治、文化浸淫的藏胞而言，豈止是「一種侮辱」。儘管與當時漢族知識分子習慣於將中國的貧窮落後歸咎於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一樣，當時的藏族知識分子對其民族信仰的藏傳佛教傳統亦多持激烈的批判態度，但他們無法容忍他們的漢族「老大哥」繼續將他們的故鄉想像成一個十分原始、落後的「異域」，並對他們已經有了巨大改變的社會和宗教傳統作如此「情色化」、「巫化」的描述。我們相信馬建創作這部小說的目的決不是要侮辱、傷害XZ同胞，然而它的發表對XZ民族文化和民族自尊的傷害卻確實是前所未有的。雖然政府對XZ原有的制度和宗教傳統依舊持嚴厲的批判態度，但它決不能容忍一部文學作品損害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對馬建和他的小說的批判決不是「一場歷史的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