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皇帝親政，都是召集文武百官上朝。那歐洲中世紀的君主如何治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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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簡單回答一下具體幾個典型，這個題實在是太大太寬泛。

在拉文納政府解體之後，東西哥特的政府模式是二元制，即蠻族-羅馬雙軌。

羅馬人與蠻族人民族隔離，互不干涉，羅馬人以主教或城市庫里亞等自治單位繼續自治，司法裁決繼續使用羅馬法。

蠻族人居住在蠻族聚居地，他們以以往的部族-氏族模式繼續生活，司法裁決則以蠻族習慣法為標準，狄奧多里克大王麾下的宮廷廷臣也分為兩部——即蠻族貴族首領、頭人與羅馬人貴族/主教/代表。

而法蘭克走向了另一個道路，法蘭克人主動推動蠻族人與羅馬人的互相融合，最典型的就是羅馬人與蠻族人包括法蘭克人自身均適用蠻族習慣法與羅馬法，而在具體操作中，法蘭克也更加傾向使用羅馬法。而法蘭克人的地方政府依舊是以蠻族貴族擔任墨洛溫王的官職形式來統治地區，而城市繼續以舊羅馬社會方式進行運轉並保持自治。

而法蘭克人的諸子均分繼承導致法蘭克的中央政府在這段時間內不斷經歷【解體——重建——解體——再重建】的循環，因此中央政府也顯得較為弱勢，墨洛溫王的權力逐漸轉移到了一般由國內勢力最強的貴族擔任的「宮相」手中，不過要注意，在這個時期乃至後來的加洛林，法蘭克的政府運轉模式根基依然是「羅馬」式的，即所有土地均由國王的流官擔任，而這個時期由於王室的衰弱，導致地方貴族逐漸長期把持地方官位以及世襲化，蠶食王室的權力，也因為如此。一方面是羅馬式的官僚逐漸瓦解，一方面是為了彰顯王室的存在以及不得不面對已經做大的地方勢力。

到了墨洛溫中期開始，墨洛溫法王們就開始不斷的在全國各地進行巡遊，一方面是墨洛溫朝並沒有後世的「王領」概念，中央王室需要依賴地方的供養，而非後來卡佩的「自給自足」式中央。

而王室全國巡遊也可以威懾地方，節省開支（不斷就食當地），彰顯王室的存在與影響力。

這種方式至少到了十一世紀神羅，還依舊被採用。康拉德二世在1033年的大巡遊中，依次從勃艮第一直到波蘭邊境地區，然後再到香檳最後再回到盧薩提亞。

而在中古時期，西部的道路交通情況比起舊羅馬時代是【維持——被迫中斷——最後緩慢萎縮】式的。至少到了十二世紀，只有義大利地區與君士坦丁堡的通信業務還能正常運轉。而按照羅馬時代標準維持國家與地方郵遞和大道的努力在加洛林解體之後也開始消失。

而道路與信息傳遞的惡化，以及來自維京與馬扎爾人的威脅也讓西部的君主們不斷繼續下放地方權力，以加強地方的自保。

在加洛林時期，由於官僚數量的不斷減少，受訓練的專業人員也愈來愈缺乏。更何況，當時加洛林的經濟狀況並不允許他們建立起一個如舊羅馬體制或中國般的龐大官僚系統。交通聯絡的滯後以及不穩定，導致中央政府與個體臣民保持聯繫顯得相當困難，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便產生了利用以往蠻族人與羅馬人都用過的根深蒂固的庇護關係網的想法。在這個網路里，每一個等級的采邑領主都有要為他的「人」負責的義務。

在加洛林時期，王室的各種赦令都在關注對於各種罪行的劃分與確定，如采邑領主犯法，其被庇護人有權不遵守庇護的「約定」。加洛林至始至終都在努力的把庇護與附庸原則最大限度得推廣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之中。

再加上自虔誠者路易去世之後，帝國的分裂與長期內戰，以及馬扎爾，維京人，穆斯林的三方圍攻，法蘭克的軍事需求愈來愈大。因此在實行采邑的地區，出現了更高一個級別的官員，統領數個采邑，這就是公國/侯國。采邑領主也會以同樣的方式認命更低一級別的采邑主，采邑就是未來的伯國，伯國一次來源於舊羅馬體制下行省下的第四級地方自治單位「comitatus」，而伯爵一次來源於comes，意為夥友/國王之友，采邑主任命的更低一級采邑主就是男爵。

如此的發展極致便是卡佩的上台與對地方勢力的一次大交易，而這場交易也直接誕生了封建體制。而這就形成了以高級行政單位【公國/侯國】—采邑【伯國/子國】—次級采邑【男爵領】—騎士封地、自治村社、自治城市等地方基本單位結構。雨果卡佩最終固定了她們，並明確了她們之間的權力責任關係，這也就是封建制的誕生。

卡佩法王用封建秩序與規則「管理」國家，雖說是早期卡佩在全國的影響力依然是相當不足，但是哪怕如圖盧茲伯爵與阿奎丹，也不得不承認巴黎是全國的權威象徵。

自雨果之後，數代卡佩們開始逐步整合法王王領，逐漸排除出王領內部的二級三級封建主，取而代之的是直接效忠國王的一塊塊騎士/男爵甚至乾脆就是法王委派的流官統治的區域。

而從腓力二世開始，法王王領一躍膨脹到了全國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從腓力二世開始，法王以自身的力量（王領）來直接統治整個國家，而非跟之前一樣僅僅滿足於整合自己的王領與做全國的協調與仲裁者。法王的宮廷內部也開始逐漸充滿著主教與各種小貴族。

而中古德意志的情況與西法相當的不同，德意志本身最初不是法蘭克王國的一部分【好吧，雖然按照現代地理概念，奧斯特拉西亞在德意志境內】。是查理曼大帝征服了德意志地區的原諸多氏族公國與部落，他們作為法蘭克帝國東部存在，查理曼大帝以及他的繼承人路易都沒有試圖去改變當地的社會結構與推行采邑制。

在德意志，雖然爵位有高下之分，但是並無法國那樣如金字塔般的隸屬關係。至於中古德意志是個什麼情況，想必應該不用繼續詳細闡述。

而英格蘭的管理模式非常有趣。英格蘭封建制度的來源於諾曼底人，威廉幾乎是將諾曼底公國的模式照搬套到了英格蘭地區之上。首先諾曼底雖然是一個公國但是她的結構組成卻跟法國其他的伯國是一樣的，她沒有【伯爵】的存在，諾曼底公爵之下，便是一塊塊的男爵領地。這讓諾曼底公爵在公國內相當的強勢。

回到英格蘭，在威廉征服之後，他把沒收的土地進行了再分配，東南地區的肥沃土地被劃作是王領，西部與北部地區分給了男爵，這些男爵有一些是諾曼底的舊臣，有一些是來自法國的貴族和騎士。威廉融合了當地舊有的制度與法國制度，他按照法國的習慣把英格蘭劃分為伯爵領地，但是她們是由流官統治而不是世襲伯爵來管理。同時也保留了舊不列顛的伯爵earl職務。

所以在這塊之上，威廉耍了一個花招。在原來不列顛，earl屬於國王任命的流官，和後來的sheriff是一樣的。威廉把法國的count變成了eael，屬於數個男爵的封君，把舊不列顛的earl變成了sheriff來管理一個count。法國的count是徹底全方位覆蓋的，也就是說某一個地區就是一個count，這個count里包含的一切，不管是伯爵的封臣，還是他的農奴，還是自治村社，其行政權與執法權都隸屬於伯爵。

然而在英格蘭地區，這個由國王欽定的流官管理世襲的earl可以管理自己的封臣與農奴。

這樣一個雙規體制讓當時的英格蘭貴族較為弱勢，也更加方便英王用最小的行政與司法成本，來從英格蘭地區榨取最大的價值，畢竟英王根基在百年之前至始至終都是在法國的大陸領地。

不過這樣也導致了英格蘭地區貴族與流官的關係非常緊張，一定程度上也讓英格蘭貴族缺乏安全感與對英王的認同感，他們認為國王的sheriff經常欺壓他們，國王把他們當作是韭菜般來定期收割。

簡單來講，一個count包括貴族的領地與自由民的領地，而國王的代表郡長對雙方都有管轄權力，這種矛盾最終引起了英格蘭貴族的大規模反抗和大憲章的簽訂。從威廉別出心裁地建立起【英格蘭特色封建主義制度】一開始，就產生出lords與commons的矛盾。

英王本來想做雙方的共同王，但是因為這兩者的矛盾，導致英王總是里外不是人，而這兩者最終開始合流，也就標誌著英王的好日子開始結束了。所以這種看上去精妙的權力制衡雙規體系，也包含了巨大的矛盾。

而西班牙的情況，就不得不提到西哥特王國。

西哥特王國是非常典型的蠻族-羅馬雙規國家。根基三分之一原則，蠻族人佔有三分之一土地，並為國王服從兵役。剩下土地繼續為羅馬人的土地，繼續按照以往舊羅馬時代的傳統行省-城邦/部落模式管理，由羅馬伊比利亞行政區區長管理，而西哥特國王同時又是羅馬伊比利亞行政區區長。

而在穆斯林大入侵後，西哥特崩潰，西哥特殘餘勢力撤到阿斯圖裡亞特，阿斯圖裡亞特逐漸改變了舊的王國雙規體制，開始朝著法蘭克采邑進行轉變。雖然在這個過程中王室經歷了幾次解體與再重組。

在十一世紀後倭馬亞崩潰之後，大量的法國十字軍騎士來到伊比利亞，他們為西班牙諸王效力，並以此獲得封地，同時也帶來法蘭西封建的特點與系統。在西班牙，她的封建體制始終保留了舊采邑體制的特點——大量的小塊領地，但是她們的確又不是采邑，因為這些領主與國王建立了完備的契約關係，而不是國王派遣的流官。

而匈牙利的制度，頗為東羅馬化。在匈牙利基督教化之前，匈牙利國家由兩個部分組成——馬扎爾人與當地土著。

馬扎爾人是自由人，所有的土著都是依附於他們的，也就是農奴。但是自由人數量非常龐大，在匈牙利基督教化早期，這個比例近乎於1:1。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數字比例逐漸拓寬到1:10。自由人也就是所謂的貴族。

伊斯特萬一世時期匈牙利模仿拜占庭的軍區體制，將全國劃分為45個行政區，每個行政區【軍區】任命一個伯爵【軍區將軍】來管理統籌當地軍政事物。因此匈牙利的「封建」，比起西歐與北歐，水分就顯得相當嚴重。

而在阿爾帕德朝絕嗣後，匈牙利出現了變化，建立起了選舉制君主制，之前主要是作為流官的伯爵們權力開始膨脹，這個時候匈牙利開始逐漸變成一個聯邦，但是國王權力依然較為強大。

最後在歐洲其他區域，如波蘭南斯拉夫俄國，他們的國王/大公都不足以強大到將其他公國徹底撕碎，在波蘭這情況更加極端，貴族們選舉外國人來做國王。在北歐，國王和大公們藉助基督教的崛起，來對支持舊信仰的貴族進行堅決和殘酷的打擊，而王親與支持基督教的貴族，他們構成了國家的新貴，他們的制度變得跟西班牙地區那樣，即簡化的法蘭西封建。

相信我，中國皇帝每天召集文武百官，只是電視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