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派在抗戰中的作用應如何評價？總體來看是積極還是消極的？
1，提問中的托洛茨基派包括但不止是陳獨秀
2，請勿以其「工人無祖國」一句話全面否定其作用，請詳細客觀評價3，建議以「我們的話」派作為代表4,謝絕50字以內的聊天式回答謝謝補充說明:題主只是一個非社科專業的大一渣渣，了解到托派純屬個人興趣。感謝回答中提出指正的朋友,已修改問題。
還有幾位朋友說到第四點,設立之處只是不想看到太水的回答,看到有朋友說成了某個標準?不明所以。
不請自來。
先聲明本人只是黨外精神馬卓維替（majority），只能通過一些廣泛傳播的托派書籍，期刊還有平時對托派分子組織的觀察來了解托派。哪裡說錯了歡迎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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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說托派在抗戰的作用前，先說一下托派。
國內托派最大的問題是，作為一個共產主義政黨衍生組織，自身【竟然】很難具備對基層的組織和動員能力。
眾所周知 x1，列寧主義政黨依靠的是鐵一般的紀律，維護組織，發動基層群眾來達成政治目的。但是托派自詡為列寧主義的正統繼承者，一來是缺乏紀律，相比起其他的列寧主義政黨，組織動不動就自行瓦解，高層稍微研究決定就能另立中央、有絲分裂；二來是缺乏動員基層的能力，也缺乏能夠被自身動員的基層，太過陶醉於「黨內反對派」的自我定位，缺乏對掌握政權這種根本問題的正視態度。這兩點結合起來，讓托派看起來很不列寧主義。
眾所周知 x2，十月革命前自詡為布爾什維克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工人階級中實際上是少數派，而被稱之為孟什維克的才是真正的多數派。布爾什維克主要影響範圍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這兩個大工業城市，而在南俄廣泛還遍布著小生產作坊的地區中，影響力最強的黨派是孟什維克黨。而社會革命黨始終把持著農民（富農）的話語權，佔據立憲會議的多數議席。
那麼列寧怎麼通過十月革命來把布爾什維克真正成為多數派？
一是列寧自己的軍事冒險，二就是毛所說「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把自己人變得多多的，把敵人變得少少的。
就現在國內的鶸托派，軍事冒險什麼的想都不用想；但是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方面倒是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比如說團結了一些正常的共產主義者眼中「無法團結的力量」，比如說遠邪這種極右法西斯組織，頗有當年慈父簽下《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風範，也是對當年國內托派聯日抗蔣的繼承和發展（233）。
至於什麼滲透進工農兵的計劃永遠都只是個PPT，大學生融不融工還是個正在討論的話題。
應該團結的力量永遠只是應該，不該團結的力量不清不楚地就攪和在一起。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讓托派永遠都只能是一個少數派、反對派，當然很多托派成員對這種自我定位也十分滿意就是了。
我是搞不清楚托派們喪失動員能力的根本原因是政治鬥爭失敗後被鎮壓得太慘、導致做事畏手畏腳，還是別的什麼因素。但是我們從日常生活就可以發現，在有同生態位競爭對手存在的情況下，一個政治派別如果缺乏動員和組織能力，那麼原本可以被動員和組織的目標群體就會被其他動員能力更強的派別爭走；而一個政治派別缺乏可以動員和組織的目標群體，失去可以去實踐、鍛煉動員和組織能力的基礎，就會進一步損害自身的動員和組織能力。
惡性循環。
而一個缺乏動員和組織能力，又缺乏可以動員和組織的目標群體的政治派別，基本上都是這樣演化下去：
一、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基本盤被競爭對手奪走。
二、因為缺乏基本盤，躲進小圈子裡自娛自樂（比如說當個黨內反對派）。
三、不願自娛自樂，又不願被扔進歷史垃圾桶的黨內成員搞個大新聞（聯蔣抗日不如聯日抗蔣，遠邪那些佔據德性高地的一系列文章都屬於這個階段）。
四、正常的黨員受不了搞大新聞的黨內奇葩，開始開除他人黨籍或者自我開除黨籍（陳獨秀聲明反對聯日抗蔣的托派組織）。
五、組織研究決定另立中央（第四國際、第五國際）。
由於抗日戰爭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發源，聯日抗蔣派在抗戰過程中，主要發揮的作用其實不過就是通過陳獨秀作為中共創始人的地位，來損害中共在知識分子屆的聲望。但眾所周知 x3，抗戰過程中所謂的「知識分子」並非中共依靠的主要力量，中共和托派的基本盤都是工農兵。「知識分子」起的作用遠不如工農兵，而在工農兵中又因為話語權基本被中共掌握，托派幾乎毫無存在感，更別說產生作用了。
眾所周知 x4，抗戰中起最大作用的其實也不是中國工農兵，而是外國勢力（蘇聯美國）。由於國共雙方實力的孱弱，1944年前本質上中國只是維持住沒有投降的水平。而到了1945年日方已經虛弱到可以被共軍反攻時，離二戰結束也沒幾個月時間了。
一路下來，我們基本上看不到托派組織的身影。
所以本人認為：托派在抗戰中起的作用既不是積極作用，也不是消極作用。
總體來看，托派實際上起的是沒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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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國內托派依然是缺乏動員和組織能力，甚至幾個托派成員還能因為「大學生應不應該融工」這種話題而激烈討論好幾個月、甚至發展成又開始互相開除黨籍的階段。
相比之下，日本那邊的幾個托派組織能和政府搞堡壘戰，真是不知道比國內托派高到哪裡去了。
站位，@Rodrigo的回答有一處顛倒黑白，非常不負責任，托派的確有一些觀點接近的同志參加過遠古邪惡協會，但一來，他們目前已經是從馬克思主義角度出發考慮問題，二來，他們並不自稱托派，說托派和極右派合流，簡直非常不負責任，屬於官僚專斷傳統的一貫春秋筆法。關於托派缺乏行動力，你不能要求一個缺乏理論建設、本土鬥爭傳統、支持者和資金的派別做到太多，我本人持融工立場，也曾介入過階級鬥爭進程，跟其他派系有過合作。然而，需要聲明的是，我的這種行動，不是以犧牲托派思想宣傳作為前提的，如果出現了官僚專斷派別或改良主義者拿政治原則作交換的情況，我依然會把綱領傳播放第一位，而且國內有多少左翼認真嚴肅去參與階級鬥爭呢？阿大莫笑阿二，大家應該少點網上無聊的抖機靈，多點建設性為階級事業服務的倡議。至於抗戰問題，龔義哲同志有回答，請自行搜索。
既然有人說到唐寶林的中國托派史那還是談一下，當初為了挖黑料還翻了一下，一開始我還以為是政治性宣教用的，結果考據還是較為嚴密的，引用了大量中托本身的文件等等。至於反響呢，反正王凡西是顧左右而言它。要看相互印證的話，可以參考劉平梅的書。
上面也把這些托派決議觀點的奇談怪論說了，當然是挺蠢的。說點閑話：
1.唐寶林儘可能把陳獨秀摘出來了，從記敘來看，陳獨秀與這些中托核心分子不是完全一致的。他們對陳半是尊崇半是利用，因為中托還有更多的小宗派需要這麼一個偶像來整合。
2.托派漢奸論，唐寶林作了詳細考述，認為其是一個誤會。儘管他們的決議是對抗戰有客觀上的破壞的，也有個人叛變，但不存在中托組織層次上投敵和直接幫助日寇活動。當然，由於缺乏行動力，這些人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3.「托洛茨基學派」，這個詞也不對，因為托洛茨基最主要的部分是個政治家。中托離托洛茨基就更遠了，事實上到了被趕出去才有空反思學習了解托洛茨基主張到底是什麼。我個人認為中托是運動的掉隊者，倒不是因為他們信了托洛茨基而掉隊，而是掉了隊才尋找托派這面旗。
提問者這麼一說第四點題設有一種作等水癩寶之嫌，我現在也懶得查資料補索引，不過我也就這麼提下，書我也說了唐劉兩人的。
這個工作從今就當做起——太遲了，但還來得及。首先我們不要為了向群眾的愛國主義幻想（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讓步，而隱瞞了我們的革命的失敗主義旗幟。「失敗主義不能應用於殖民地」，——這個人為的限制必須除去的。世界戰爭的發展一步步都迫著真實的革命家向這條路走，無論他們以前對於」民族解放運動力量」存了什麼幻想。真實的革命家，至少從現在起，絕不能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和美帝國主義者之間分出優劣來，絕不能「在軍事上」贊助中國資產階級政府對日戰爭。非分化和破壞中國正規軍隊，非徹底提出階級鬥爭口號，不能成功並不能爆發第三次革命。保護祖國口號，群眾已經生厭了。保護祖國羹湯之上灑一點階級鬥爭的胡椒，群眾也不歡迎的。惟有赤裸裸的階級鬥爭！惟有赤裸裸的階級鬥爭！ ——《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
中國托派在整個抗戰八年中，並沒有由組織派遣和指導任何同志去參加抗日軍事鬥爭──一個都沒有（只有極少的個別同志在沒有得到組織同意，更絕無組織領導和幫助的情況下，參加了軍事鬥爭）。事後多年，有後輩的同志在文章里略略涉及這點錯誤時，一直身為領導人的彭述之同志寫了相當長的文章來答辯，企圖證明是客觀的困難（包括我們組織的微弱）令組織無法參加武裝鬥爭（見「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一九六○年）。但他在全部論述中都把「組織或參加武裝鬥爭「不加區別地連在一起來談，而他的全部論據都僅僅涉及我們自己怎樣不夠力量組織武裝鬥爭，並沒有半句話談到我們為什麼不能派遣同志去參加蔣介石或毛澤東指揮下的正規軍或游擊隊。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裡，一個只有一百幾十人的革命小團體，談到群眾行動的時候，主要想著由自己去組織和領導群眾行動，而極少考慮怎樣去參加在傳統領導下的群眾行動，豈不正是明顯不過的宗派主義的特徵嗎？
中國托派的領導如果真正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教導，如果真正了解投身於實際的抗戰活動（尤其是軍事活動）的絕頂重要性，當時是不難做到的。在抗戰第一階段里，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前，國民黨和TG兩方面都招收大批愛國青年施以短期訓練後派去參加抗戰的軍政工作。一九三九年起，國民黨的戰場上戰事陷於沉寂，國民黨對戰爭採取完全消極的態度，誠意獻身抗戰工作的人在國民黨的軍隊里已經差不多沒有機會真正對事業有所貢獻了。但群眾的抗戰熱情並沒有全部低沉下去，仍有大批激進的民族解放戰士獨立於國民黨指揮之外繼續進行艱苦的戰鬥，組成人民自己的抗日軍隊。TG也正是從這時起，採取對國民黨更獨立、更積極發動群眾的政策，成為群眾獨立抗戰的領袖。在以後的四五年中，這支人民的抗日軍，光是正規部隊已有數十萬人，分布在十九省中。只要托派肯做而且會做，是不愁沒有機會參加抗戰行動的。——《中國托派和抗日戰爭》
非常簡單，鄭超麟和一部分托派的抗戰作用，就是沒有作用乃至於反作用，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為幌子，將正義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誤讀為「日美」戰爭，進而從實際行動中支持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其根源是對列寧「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教條化理解和托本人的「不斷革命論」
斯大林主義者憧憬的這個前途之虛幻性和反動性，無須乎我在這裡批評。我要指出的一點，就是我們都能批評斯大林主義者這個前途，卻還保持著他們的「民族革命」幻想。這是不合理的。托洛茨基同志便沒有這個幻想。他從來不稱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為民族的革命（或國民革命，——鮑羅廷為取悅於國民黨，所以把nation revolution譯為國民革命）。他簡單地稱之為「中國第二次革命」或「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或乾脆地「中國革命」。托洛茨基同志更加不會稱中國第三次革命為民族的革命。現在，當第二次大戰正酣時候，我們更有把握可說：中國的民族的革命已經沒有了。
而四一二政變的發生與蔣介石政權背叛革命的現實則讓其從與TG分道揚鑣的一開始就奠定了自己反對民族解放戰爭的信念，他們認為不但蔣介石的買辦資產階級政權不可相信，連民族資產階級都不必團結，而TG是什麼呢？是「斯大林主義」下的叛徒。極端左傾的機會主義路線和對斯大林路線的盲目反對是另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
我們這次反抗日帝主義的抗戰，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解放的戰爭，也就是一個神聖的革命的戰爭。可是為要使這個戰爭不至於流產，為要使這個「神聖的戰爭」不至為「中途妥協」所污染，那就只有支持「長期抗戰」，把抗戰推行到底，一直達到我們這個民族獲得最後的勝利，獲得完全的解放為止，然後這個戰爭才能在全人類的解放鬥爭中占著「光榮」的一頁。 《長期抗戰所必需的條件》
托派內部有沒有支持抗戰的？有，但極少，上述引文中的彭述之即是一例，但是我們從未聽說過他對抗戰有除了輿論支持外的貢獻，彭述之本人也並沒有放棄對抗日統一戰線「小鼓勵，大敲打」的政策，這樣的思想明確地體現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為武漢廣州失陷告全國民眾書》中，而托派所經常攻擊罵的叛徒，卻在陝北、冀中實實在在地用自己的鮮血支持抗戰。
但我們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眾是否任聽國民黨政府最後出賣抗戰，出賣民族利益呢？我們相信民眾是絕對不願意的，民眾是願意繼續抗戰，直到中國從帝國主義下解放出來為止的。可是，我們的民眾過去是被騙了，現在應該立刻覺醒過來。應當重新認識國民黨之一貫的妥協反動政策，尤其要立刻脫離史大林黨的惡毒欺騙。認清所謂民主陣線的英法美帝國主義，正在出賣中國，像不久以前之出賣捷克一樣；就是史大林所領導的蘇聯，也只能袖手旁觀看著中國的被出賣。我們再重複一遍，你們只有相信自己的組織與武裝。你們最可靠的外面朋友，只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眾。日帝國主義已是精疲力盡了，只要我們把抗戰繼續支持下去，我們一定能達到真正消耗日帝國主義的目的，我們的民族一定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和解放！
表面上看，這些人「革命」非常徹底，然而不論其出發點和動機如何，其最終結果只有一條——削弱全民族抗戰的力量，達到實際資敵的結果。
其實托派們根本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如果日本侵略成功了，他們要反的「民族資產階級「、「斯大林主義者「又到哪裡去找呢？中國都淪陷成了東亞共榮圈一部分了，遍地的，不都是皇民么？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既沒有主持「民族解放運動「的人群，這個運動就沒有力量。但我們不能否認它有惰性的力。第三次革命爆發時，群眾多分帶著愛國主義幻想和成見同來的。我們的責任並不在於助長這個幻想和成見；恰恰相反，我們應當指導群眾儘速地解除這個幻想和成見，免為反革命派所利用。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的不就是托派自己么？
陳先生：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鬥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史太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為出賣革命。
這很使我「糊塗」起來了，因為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么？現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為那時怕連送一片麵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卻因了現在蘇聯的成功。事實勝於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面的諷刺的。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幹凈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么？這決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著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為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最後，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寄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為我的某幾個「戰友」曾指我是什麼什麼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要請你原諒，因為三日之期已過，你未必會再到那裡去取，這信就公開作答了。即頌大安。魯迅六月九日托派嚴格來說是一國革命論的對立面。
但根據地總得有吧？斯大林等人的觀點是穩固現有力量，再向全球輸出革命。因為剛經歷過內戰和外敵入侵的蘇聯，很虛弱，需要休養生息。而托派立即在國外輸出革命的想法，會造成巨大的消耗，蘇聯來之不易的政權也很有可能付之一炬。對於蘇聯當時的情況，托派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蘇聯某些人就是典型的打下江山該坐江山的心態了。官僚主義開始浮現。斯大林採取的是慈父拿著鞭子抽的模式，讓慵懶的灰色牲口們再向前跑。
戰時共產主義毫無疑問是有益於戰爭時期的。
但是，委座採取的是日記式的慈父模式，但僅僅是嘴上誓死效忠黨國，而軍閥面對真正的敵人，一個比一個躲得快。大概是這樣。其實兩者完全可以結合，事實證明，TG這种放養乾兒子的反而活的不錯。
陳獨秀稱中國托派是「極左派小集團」
日寇當前，托派還在同時反對國、共，並自以為最革命。陳獨秀兩份未能發表的聲明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促使了包括陳獨秀在內的大批政治犯的提前釋放。走出南京老虎橋監獄的陳獨秀，未及料理生活、工作諸事，便立即連連書寫了兩份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聲明，希望通過《申報》和《中央日報》公之於眾，讓世人了解和認識一個真實的陳獨秀。可不幸的是，這兩份聲明一份也沒能發表。陳獨秀為何急於發表聲明，這兩份聲明又何以不能見諸天日？我無過可悔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規模進攻上海。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囚禁陳獨秀等政治犯的監獄也被炸。此時，國民政府迫於戰局吃緊，無意因疏散、安置這些政治犯而投入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很多政治犯因而什麼手續都沒履行就一一走出牢房。據王凡西回憶，他被囚禁的南京秘密拘留所，當時看守跑得只剩一個。這個人對王凡西說：「什麼人都走了，我也逃難，你出去吧！」（見王凡西《雙山回記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可是，作為國民黨重大政治犯的陳獨秀，他的出獄就沒有這麼簡單了。從坐牢的那天起，陳獨秀就沒打算能有走出牢房的日子。況且，他雖在坐牢，失去了自由，但是與其他政治犯相比，獄方對他「人道」多了：12平方米的單間，供有書桌、書架，室外有一小天井，可以讀書寫作，疲倦了還可踱到小天井透透氣；伙食也好於其他囚犯，每餐是兩菜一湯。獄方先是安排同案犯濮德志照料他的生活，後又同意其夫人定期前來照料。饒有意味的是，與被捕前的東躲西藏、生活無著相比，在獄中他反倒踏實多了。陳獨秀在監獄內讀了很多書，悉心做起了研究。除完成《實庵自傳》兩章外，還完成了諸多文字學方面的著作。他似乎對出獄沒有什麼要求，反倒是他的朋友和學生一直惦記在心。他北大時的學生、當年五四運動的幹將、時在國民政府供職的段錫朋約了北大校長蔣夢麟和監察院監察使楊亮功前來探視。段錫朋表示將儘力保釋，促其早日出獄。陳獨秀聽後非但沒有動心，反倒說出這樣的話：「我現在雖然是有期徒刑，實際上是無期徒刑。我年事已高，哪有像這個地方清靜安逸。」當段錫朋問他是否要禦寒的棉衣時，他笑了笑說：「我前後收到送我皮袍有十四件之多，正愁無法遣送呢。」（見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5月版）此情此景，頗有點樂不思蜀的意思。日軍對南京的轟炸，勾起了金陵女子大學中文系主任陳鍾凡教授對老師安危的擔憂。他探視時看到被炸後監獄的慘狀，便堅定了設法將陳獨秀保釋出獄的決心。他找到胡適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名士，聯名寫了保釋書。胡適為此還找了汪精衛。令陳獨秀想不到的是，汪精衛對此頗為熱心。想想1927年的《汪陳聯合宣言》，書生氣太重的陳獨秀被汪精衛涮了一把，以致國共反目成仇。每每念及此，陳獨秀便氣不打一處來。他在獄中寫的《金粉淚》，其中就有一首是嘲諷汪精衛的：「珊珊媚骨吳興體，書法由來見性真。不識恩仇識權位，古今如此讀書人。」（見《陳獨秀詩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版）汪精衛專門找了蔣介石。8月19日，汪精衛致胡適信說：「已商蔣先生轉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先生。」（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中華書局1979年4月版）
國民黨不願擔當輿論責任，既然有人前來擔保，且又在國難關頭，不如做個順水人情，以丟掉這個包袱。但是得有個前提，那就是陳獨秀必須「本人具悔過書」，方可「立即釋放」。陳獨秀聽後勃然大怒：「我寧願炸死在獄中，實無過可悔。」「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堅持無罪入獄，理所當然的是「無條件出獄」。（陳鍾凡《陳獨秀先生印象記》，見《大學月刊》1942年第9期）無條件出獄1937年8月21日，司法院院長居正，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遞交「呈請將陳獨秀減刑」的請文，其中說：……查陳獨秀前因危害民國案件，經最高法院於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終審判決，處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蘇第一監獄執行。該犯入獄以來，已逾三載，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似以宥其既徑，籍策將來。據請鈞府依法宣告，將該犯陳獨秀原處刑期，裁為執法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是否有當，理合呈祈監核施行。（見存於中國歷史第二檔案館原件）辦事拖沓的國民政府，在釋放陳獨秀這一事上，卻效率奇快。居正「請文」剛至，國民政府便下發了陳獨秀的減刑明令：「茲依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三十八條，宣告將陳獨秀原執行之有期徒刑八年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此令。」（見存於中國歷史第二檔案館原件）這一紙減刑的指令，還在報上「明令宣告」，顯然是要「秀」一把國民政府「寬大」的胸懷。得到國民政府的減刑令後，司法院向司法行政部下達了釋放陳獨秀的訓令，其間不乏依樣畫葫蘆的官樣文章，不過倒也有一句精確的實話：「現值時局緊迫，仰即轉飭先行開釋可也。」（見存於中國歷史第二檔案館原件）一天的時間，從「請文」到「明令」再到「訓令」，陳獨秀竟如此快地被「先行開釋」，決不是什麼「天恩浩蕩」，而是「時局緊迫」也。陳獨秀雖說過「我寧願炸死在獄中」的狠話，但是，外面日益高漲的抗日運動，對他的吸引太大了。自己能夠成為自由人而投身於此，怎能不高興呢？但是，「深自悔悟」的字句，讓他感到莫名的惱怒。他清楚地知道這是國民黨在耍手段，以造成這樣的錯覺，即陳獨秀是「深自悔悟」後，國民黨體恤其「愛國情殷」，才寬大為懷地提前釋放其出獄的。這個「深自悔悟」更險惡的用心還在於，它暗示陳獨秀向國民黨遞交了「悔過書」。8月22日，監獄當局向他宣布減刑令。就在當晚8時多，日軍的飛機又成批地飛來南京上空，並與國民黨空軍交戰。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橫貫長空的炮火，給陳獨秀刺激極大，此地一刻也不能停留。儘管國民黨做足了表面文章，可他終究還是「無條件出獄」。出去了，自由了，總有說話的機會。出獄後，陳徑奔傅斯年家，在傅家稍事休整後，於8月28日給上海《申報》寫了一封信，對所謂「深自悔悟」作了義正辭嚴的批駁：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五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誣以叛國。夫叛國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與內亂罪是也。通敵之嫌，至今未聞有人加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當然不能構成。邇年以來，國內稱兵據地或企圖稱兵據地之行為，每役均於鄙人無與，是內亂罪亦無由；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界人士，尤其是新聞界勿加我以難堪之誣衊也。以誣衊手段摧毀他人人格，與自身不顧人格，在客觀上均足以培養漢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遠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獄感想見詢者，益以日來都中有數報所載鄙人言行，皆毫無風影。特發表此書面談話，以免與新聞界諸君面談時口耳之間有所訛誤。（見《陳獨秀文章選編》（下），三聯書店1984年6月版）
《申報》接到信後，對陳獨秀予以同情，認為國民黨以「危害民國」治罪於陳獨秀，是欲加之罪，而所謂「深自悔悟」，更是無稽之談，這封信完全可以在《申報》發表。可是，他們也清醒地意識到，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官是決然不會同意發表此信的；況且，徵詢中共方面在上海的地下人士意見時，他們亦不置可否。（參閱馬蔭良、儲玉坤《關於陳獨秀出獄前寫給〈申報〉的一封信》，見《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1期）這時，《申報》才意識到手中抓了一隻燙手的山芋：發，不好；不發，也不好，只得決定「暫不發表」。這樣一直拖到年底，《申報》因日方刁難而被迫自行停刊，這封信也就永遠失去了發表的機會。對「托派」失望1931年5月，中國共產黨黨內四個反對派在上海召開統一大會，確定反對派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因其國際性的領袖人物是托洛茨基，所以通稱為「托派」。因托洛茨基的推崇，陳獨秀當選為「中國托派」的總書記。他很樂意這個總書記的工作，又是辦刊物，又是發文章。可是，剛剛統一的「托派」註定是個鬆散的組織，他的很多主張不能為年輕的「托派」所接受。在這些狂熱的年輕人眼中，陳獨秀仍然是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不贊成陳獨秀關於抗日戰爭是革命戰爭的論斷，繼續鼓吹「工人沒有祖國」、「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主張。這當然不能為陳獨秀所接受，他們因此沒完沒了地爭論，而這註定了他與「托派」關係的終結。這個所謂統一了的「中國托派」，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內，被國民黨追捕得東躲西藏，幾無寧日。而更糟糕的是內部迭出叛徒，以致將「中國托派」推至消亡的境地。1932年10月16日，「托派」中央常委秘書謝少珊在出賣了「托派」中央四個常委後，又出賣了陳獨秀。當天下午7時許，陳獨秀即被捕，並於19日晚被解交至首都衛戍司令部，後關押在軍法部軍法司監獄，不久被移交到江寧地方法院監管。1933年4月26日，江蘇高等法院以所謂「危害民國」罪，對陳獨秀進行宣判。自此，陳獨秀便移至江蘇第一模範監獄（又稱南京老虎橋監獄）服刑。「中國托派」群龍無首，殘存的托派分子又成立了臨時委員會，躲躲藏藏。剛入監的前幾年，陳獨秀還發表一些意見，對中國的「托派」予以指導。可是，他逐漸發現自己的意見竟然遭到大多年輕的「托派」的排斥，尤其是他「建立廣泛的抗日聯合戰線」的主張，幾乎在年輕的「托派」中毫無討論的可能。1935年1月，年輕的「托派」在「美國托派」頭目格拉斯的支持下，背著陳獨秀更改「中國托派」的名稱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並重新成立領導機構，隨後又逼迫陳獨秀「改正錯誤」。陳獨秀豈會就範，於是便被開除出「托派」。（參閱《中常委通告第二號——為撤銷陳其昌商吉士（即尹寬）黨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後態度事》，見《校內生活》1935年2月8日第13期）和當年被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出黨相比，陳獨秀此時變得冷靜和淡定多了。他只是斥責格拉斯這個外國人「不懂中國國情，乳臭未乾，毛手毛腳，擺出『國際代表』的架勢來嚇唬人」。（見王光遠編《陳獨秀年譜》，重慶出版社1987年10月版）托洛茨基不同意格拉斯的做法，有意把陳獨秀拉入第四國際領導核心。他表示：「我們如果拋棄了陳獨秀的合作，那對於第四國際的權威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見任建樹《陳獨秀大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陳獨秀對此並不在意。筆者注意到，從1937年開始，他已極少過問「托派」的事情。從1937年1月16日在《東方雜誌》發表《荀子韻表及考釋》始，他就專心致志於文字學的著述之中。緊接著發生了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懷有赤子之心的他，已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與那些狂妄的年輕人爭論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是非曲直了，全民抗戰才是他最關心的事情。出獄後，他日益感到「中國托派」是如此的不近國情不切實際：大敵當前民族危亡之際，他們還將國民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作為同等的敵人，躲在上海亭子間里繼續兩個拳頭打人，既反對國民黨又反對共產黨，並自以為最革命。他對「中國托派」徹底失望了。當有人勸他去上海重振「托派」時，他一口拒絕了。老友包惠僧前來探望時，他明確地告知自己已不是「托派」，而以「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並有意發表一紙聲明。否認自己是「托派」「托派」一直是糾纏陳獨秀的心結，他告訴老友包惠僧，如能通過報界以訪談的方式，告訴公眾自己與「托派」的關係，那是再好不過的了。包惠僧在新聞界有許多熟悉的朋友，通過他的聯繫，《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同意與陳獨秀見面。兩人會面後，陳獨秀滿心歡喜，可程滄波卻擺著不冷不熱的面孔，端著官家報人的架子，令陳獨秀很不舒服，談話沒能順利地進行下去。陳獨秀忍而不發，畢竟是找別人辦事，故一改往日狷介的作風，還是寫了一張小紙條，希望程滄波能在《中央日報》上發表，紙條上寫道：陳獨秀，字仲甫，亦號實庵，安徽懷寧人。中國有無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見張寶明、劉雲飛《飛揚與落寞——陳獨秀的曠代悲情》，東方出版社2007年9月版）「托派」的存在是既成的事實，而他還曾是「中國托派」的總書記，何以說「中國有無托派我不知道」呢？聯繫稍後他給托洛茨基的長信中所說「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的小集團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見《陳獨秀書信集》，新華出版社1987年3月版），聯繫他慣作偏激過頭言論的行為，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顯然是有意否認它的存在，但令人費解。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是托派」。他同包惠僧、王文元等都說過類似話：那就是「他再不屬於任何黨派，陳獨秀只代表陳獨秀個人」。（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陳獨秀哪裡知道，四年前他就與程滄波打了一場未曾謀面的筆墨官司。國民黨江蘇省高等法院當年以「危害民國為目的，集會組織團體，並以文字為叛國宣傳」的罪名，對陳獨秀開庭審判。陳獨秀和他的辯護律師章士釗在法庭上雄辯滔滔，將「國」與「政府」作了法理的區別。陳獨秀說：「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於國家或侵害民權之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即國民黨亦曾『叛國』矣。」（見《陳獨秀文章選編》（下），三聯書店1984年6月版）章士釗的辯護也多與陳獨秀相同，他們的辯護言論在報端公開後，一時間博得不少的和聲。時任《中央日報》社長的程滄波年輕氣盛，更出於維護國民黨政權正統的立場，立即撰寫並發表社評《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答陳獨秀及章士釗》。社評當然不會署作者的姓名，陳獨秀也就不知道社評的作者是程滄波。如若知道，依陳獨秀之脾氣，不可能不去找程滄波理論。這篇社評極力辯護「今日法律上國民黨與國家關係」：「國民黨至少在現行法律上，在現存制度下，即為國家。國民黨此種資格，由法律所賦予，由事實所造成……反對並圖謀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危害民國，亦即為叛國。」（見《申報》，1933年5月4日版）這場關於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是否叛國的筆墨官司，一直由章士釗與程滄波在打，而陳獨秀則在服刑中。陳獨秀不知就裡，想借《中央日報》的方寸之地，發表一紙不足40字的聲明。可程滄波卻因四年前的那場筆墨官司而與陳氏結下了梁子，當包惠僧托他發表這一紙聲明時，礙於情面，他口中只以「試試看」相敷衍。其實，陳獨秀的這份聲明，與「黨國」的聲譽毫不相干，將其排在《中央日報》的任何版面，都不會造成負面影響。對程滄波是舉手之勞，而對陳獨秀也僅僅起到表明「我不是托派」而已。可因為陳獨秀是「黨國」的敵人，程滄波就是不給陳獨秀這個便利，一直壓著不讓見報。陳獨秀似乎知道這種結局，聲明交遞後再也沒有催問。不過對於「我不是托派」的聲明，卻一直沒有忘懷，除在給朋友的信及言談中提及，他還在給《新華日報》的信中強調：「我經過長期入獄和戰爭中的交通梗塞，中國是否還有托派組織存在，我不甚知道……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說話，不願意為任何黨派所拘束。」（見《陳獨秀書信集》，新華出版社1987年3月版）這之後，陳獨秀因戰亂而不斷地播遷流徙，確也無暇追問那兩紙聲明的發表與否了。他在號召「民眾蜂擁起來，瘋狂起來，熱心抗戰」（見《陳獨秀文章選編》（下），三聯書店1984年6月版）時，也投身其中，將個人的榮辱得失置之腦後了。1941年7月，新四軍四師發生了憑空炮製的 「托派」案件，新四軍的50多名黨員和進步群眾被錯誤處理。1943年至1945年，新四軍和淮南、淮北區黨委、鹽阜地委舉辦的整風輪訓隊確認此案有錯誤，對每個涉案者進行個別審查，分別作出平反結論。1984年10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對全案予以徹底平反。這起歷經43年之久的冤案終於徹底平反昭雪。
憑空炮製「托案」1941年7月上旬，新四軍四師鋤奸部按領導決定，突然關押審查韋非(韋廷安)、鄭少東、王彥、牟一琳、解少江、范夫、林立、葉農、黃立民、王琦、路慧明11位同志。同年8月17、18日，在安徽省泗南縣(今江蘇省泗洪縣)半城召開了新四軍四師直屬機關、部隊、學校反托鬥爭大會。師長和政委都講了話，作了指示，於是托派冤案公開化。原來是原抗大四分校特派員趙大萬提升為四師鋤奸部偵察科副科長後，出於不可告人的個人目的，憑空捏造事實，欺騙黨組織。趙大萬誣陷廣西學生軍中共支部是托派組織，這個組織的成員偽裝進步積極工作以騙取信任，企圖長期埋伏，伺機破壞共產黨。他還胡說「廣西沒有共產黨」、「新四軍四師有個托派組織」等等。趙大萬憑空炮製冤案，禁止受審查者用「共產黨」三個字說話，並採用逼供信的手段，使托派案情不斷擴大化，由新四軍四師牽連到在二師、三師、五師、七師、軍部、淮北和淮南根據地工作的原廣西學生軍中共支部的成員及其他一些黨員、進步群眾50多人，受審查的黨員都被停止或開除黨籍。1942年冬，日軍對淮北地區進行了33天大「掃蕩」時，韋廷安同志在江蘇省洪澤湖東淮寶縣仁和集被錯誤處決。廣西學生軍中共支部不是托派組織當時廣西有沒有共產黨，廣西學生軍中共支部是不是托派組織，事實勝於雄辯。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廣西地下黨組織遭到敵人嚴重破壞，一度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繫。1932～1936年，中共廣西地下黨組織在鬱江特委委員陳岸領導下重建，陸川、北流、邕寧、賓陽、橫縣五縣建立了中共縣委，貴縣、興業、永淳、岑溪、蒼梧、遷江六縣建立了中共區委、特支或支部，共有黨員600多人。1936年11月成立中共廣西省工委，陳岸任省工委書記，並與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接上了黨的組織關係。廣西各級黨組織積極宣傳與執行抗日救國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1937年10月，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國民黨桂系當局組織廣西學生軍開赴五路軍防地第五戰區(鄂豫皖)前線，進行抗日宣傳和戰地服務。中共地下黨員莫如珍(莫津)、朱澄霞(學生軍二中隊指導員，1927年入黨)、易鳳英(易林)、鄭忠(鄭少東)、麥英富(岳平)、林顯荊(牟一琳)、韋廷安(韋非)、郭柳平(李維)等參加了廣西學生軍。接受中共影響的青年學生蔣奎、雷秀芬(克寧)、甘懷勛、吳啟增、陳守善、陳振雄(陳業農)、全惠英(史明)、賴月蟾(王彥)、溫雪晶、陳雲高、趙素娥(艾俠)、范競凡(范夫)、王鴻斌(周立)、解少江、陳鎮東(陳振東)、劉慶雲(林立)、黃瓊英(黃立民)、林寶光(林彬)、練珍珠(路寧)、朱光玉(朱仲衡)、蔡月嬋(羅布)、陳維廉(陳少芬)、袁朝雲(沙克)、何秋禎(何秋征)、梁先倫(英特)、吳震雄(吳洪寧)、李慶京、胡瓊仙(胡琴)、潘若(白焰)、王祥恆(王常衡)、熊明清(路慧明)、羅佩珍(林涌)、楊孝基(楊囂基)、林淵儒(林流)、李慧、劉劍華(林克)等人也參加了廣西學生軍，並大都是在廣西學生軍中入黨，其餘是在華中根據地入黨。區濟文1937年9月擔任中共南寧市委書記，1938年10月在鄂東前線英山縣參加廣西學生軍。廣西學生軍於1937年12月14日出征北上抗日，同年12月28日駐紮武昌時，莫如珍等中共黨員分別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對內是中共中央長江局)探訪，受到周恩來、鄧穎超同志的接見。周恩來同志指派長江局組織部石磊(曹瑛，離休前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與莫如珍接頭，具體辦理下次接頭暗號和通訊聯絡地址等事宜，並由莫如珍提供廣西學生軍及學生軍內中共黨員名單及具體情況。1938年2月，廣西學生軍離開武漢，途經河南省信陽、潢川到達安徽前線後，長江局組織部錢瑛同志(1952年任中南局組織部長，後任中央監察部長，「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殘酷迫害而含冤辭世)向中共廣西省工委核實了廣西學生軍的中共黨員情況，然後由長江局組織部胡曉風同志(原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張勁夫的愛人)把廣西學生軍中的中共黨員組織關係帶到中共安徽省工委。上述情況，孫以瑾同志(廣西解放後曾任中共南寧市委書記)於六七十年代在北京時數次向王彥、解少江、區濟文、林彬等人講述。據莫如珍同志講述：1938年5月，按原先長江局石磊同志與莫如珍約定的聯絡暗號，中共安徽省工委常委、軍事部長老袁(譚光廷)到安徽省霍邱縣城，與莫如珍接上組織關係，當即建立廣西學生軍中共支部，由莫如珍擔任支部書記，授權該支部可以發展新黨員。之後，由安徽省工委(1939年初改為中共鄂豫皖區黨委)常委、民運部長張勁夫與廣西學生軍中共支部聯繫，代表中共安徽省工委直接領導廣西學生軍黨支部。1980年解放軍21軍政治部向張勁夫同志調查取證時，張勁夫同志證明「廣西學生軍黨組織關係是長江局介紹到安徽省工委的」，「韋廷安是其中之一」。1938年7月，廣西學生組織回桂代表團，返回廣西後方進行抗戰宣傳鼓動。該代表團的黨組織關係也是由莫如珍與中共中央長江局組織部石磊同志直接聯繫接轉到廣西省工委，再在桂林與廣西地下黨凌建平同志接上關係。之後，回桂代表團黨小組在廣西地下黨的直接領導下積極開展抗戰宣傳活動。1940年2月底白色恐怖嚴重，中共立煌市委決定：廣西學生軍中共總支部、支部的黨員和進步群眾在3月初分兩路迅速撤退到新四軍抗日根據地。一路由市委委員兼組織部長甘懷勛帶隊，撤退到淮南根據地；另一路由市委宣傳部長鄭忠帶隊，撤退到淮北新四軍六支隊根據地。撤退到淮北的途中設臨時支部，韋廷安任支書。此外，地方黨組織還專派姚毓慧同志當嚮導，保證了撤退任務順利完成。到達新四軍六支隊司令部(1940年6月部隊番號改為八路軍第四縱隊。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部隊番號改為新四軍四師)所在地——安徽省渦陽縣新興集後，絕大多數的學生軍黨員和進步群眾被安排到抗大四分校學習，1940年9月畢業時，又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崗位。廣西有共產黨；廣西學生軍中共支部不是托派組織，而是由中共安徽省工委批准建立，並在其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這是鐵的事實，豈容趙大萬信口雌黃，惡意誣陷。個別平反「托案」廣西學生軍的中共黨員和進步群眾，都經受了對敵鬥爭和黨內鬥爭的嚴峻考驗。如黎奇新、趙素娥、陳鎮東、麥世法(廣西學生二中隊指導員，1936年入黨，原中共廣西省工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等同志，雖然被敵人逮捕，面對嚴刑拷打，但沒有一人動搖、叛變投敵，他們寧死不屈先後壯烈犧牲。還有朱澄霞、易鳳英、陳守善、陳雲高、溫雪晶、李慧、劉劍華等同志積勞成疾，但生命不息戰鬥不止。「托派」案件發生後，被關押審查處理的同志們，一方面，出生入死，忍辱負重，堅定共產主義信念，致死也決不離開革命隊伍，一心要以自己的先鋒模範行動，來表明自己的清白無辜；另一方面，積極通過多種途徑，向黨組織申訴，請求黨組織重新審查「托派」案件，給予平反昭雪。1942年9月，中共中央華東局和新四軍軍部召開的第一次鋤奸工作會議宣布：「此案靠不住。」會後，受審查的同志先後分配了工作，但韋廷安同志沒有得到分配工作，仍被關押在四師鋤奸部。這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廣西學生軍中共支書、總支書，而被誤認為托派頭子；還有人報告說他「想要逃跑」便一直將他關押，以致在1942年冬日軍大「掃蕩」時他被錯誤地處決。臨刑時他高呼：「共產黨萬歲!」死後從他身上發現了他給黨中央的申訴信。事實充分證明，韋廷安不是托派頭子，他是一個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堅信馬列主義，堅信黨中央最終能還他一個清白。1943年3、4月間，冤案的直接炮製者趙大萬，暗中策劃淮北的土匪一起投敵，陰謀未能得逞，便帶著妻子到安徽省五河縣(淮北解放區鄰近的泗五靈鳳縣)，叛變投敵，當了可恥的漢奸。1945年日本投降後，趙大萬又混入新四軍第五師，後被查出予以槍決。「托派」冤案的被審查者和直接炮製者走了兩條截然相反的道路，涇渭分明，引起領導的重視。1943年新四軍四師師長彭雪楓、政委鄧子恢，分別找四師供給部長謝勝坤談話，調他到師政治部任組織部長，囑他負責複查「托派」案件。謝勝坤經過深入調查研究，查明此案純屬冤案，建議予以平反。1943年至1945年，新四軍和淮北、淮南區黨委、鹽阜地委舉辦的整風輪訓隊，經過重新審查，確認此案有錯誤。中共淮北區黨委整風輪訓隊在學委會書記張燦明領導下，對四師和淮北地區涉案的每個人進行個別審查，分別做出了結論，經中共淮北區黨委書記兼四師政委鄧子恢批准，取消托派嫌疑，恢復黨籍。但是，惟獨韋廷安同志已離開人間，沒有得到平反，仍含冤九泉!1945年，日本投降後，在「托案」中受審查的甘懷勛(1938年6月在廣西學生軍入黨，曾任中共鄂豫皖區黨委青委委員、立煌市委委員兼組織部長，「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南寧地委書記，「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含冤逝世)、蔣奎(1936年參加革命，1938年6月在廣西學生軍入黨，在淮南根據地被停止工作，接受審查，離休前任中共桂林市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兩同志平反後，在新四軍根據地江蘇省淮陰市(蘇皖邊區政府所在地)見到新四軍鋤奸部副部長梁國斌(全國解放後曾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就當面向他提出意見，要求對新四軍所謂托派案件作出全案平反結論，不應再留尾巴。當時梁國斌回答說，現在日本投降了，領導同志都分赴前線，再集中一起做全案平反結論已不可能了，請大家諒解。蔣奎當即向梁部長提出：現在不可能做全案平反決定，那就先在我們鋤奸部門(蔣奎原系公安幹部)內部總結經驗教訓嘛!為什麼會造成把革命同志當成反革命，把共產黨員當作托派?使同志們在今後工作中吸取教訓，也是非常有益的。梁國斌很沉痛地說：「唉!是啊，主觀主義害死人呀!」徹底平反「托案」由於當年嚴酷的戰爭環境限制，韋廷安同志的冤案未能平反昭雪，新四軍四師的「托派」案件也未能做出全案平反的結論。全國解放後，由於沒有對「托案」進行全案徹底平反，因此，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同志又因當年「托派」案件而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和打擊。甘懷勛、解少江、范競凡、潘若、麥英富、林淵儒、王鴻斌、林寶光、王朝銘(王琦)、朱光玉、雷秀芬、練珍珠、趙洪滔(蔣奎同志的愛人，從延安分配到新四軍四師)等同志因被摧殘成疾而不幸辭世。當年蒙冤的廣西學生軍的中共黨員、進步群眾至今仍健在的僅23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托派」案件的受害者紛紛向黨中央申訴，請求徹底平反新四軍四師托派案件。當年淮北、淮南地區的黨政軍領導張震、劉瑞龍、張雲逸、梁國斌、劉順元、張勁夫及孫以瑾同志等都向中組部作證，請求平反「托派」冤案。甘懷勛於1962年、田克於1979年分別向黨中央、中組部申訴，請求給韋廷安同志平反昭雪。1981年12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1集團軍黨委根據軍政治部的複查核實報告，認為韋廷安同志被槍殺確屬冤案，作出了《關於為韋廷安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為革命烈士的決定》，全文如下：軍黨委同意軍政治部《關於韋廷安同志1942年因「托案」被槍殺的複查情況和平反意見的報告》。韋廷安，又名韋非，男，1920年生，廣西羅城縣龍岸公社下雅村人。1936年入黨，七七事變後參加廣西學生軍，從事地下工作，在黨組織領導下積極投身抗日活動。入伍後學習刻苦，工作積極，團結同志，作戰勇敢，曾被樹為「模範指導員」。韋廷安同志因「托案」被冤殺時仍高呼：「共產黨萬歲」，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堅信馬列主義、堅信黨的領導的高貴品質。現已查清韋廷安同志被殺確屬冤案，本著我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經黨委常委研究決定：為韋廷安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複名譽，恢復黨籍，並追認為革命烈士。1983年12月21日，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張震(1992年至1997年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到廣西檢查工作，約鄭少東(時任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區濟文(在新四軍曾用名何竹林，時任廣西區黨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王彥(原中共廣西柳州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到廣西軍區會面。我們懇請他將一封申訴報告轉呈給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總政主任余秋里，我們請求黨中央組織部、總政治部對新四軍四師等部隊及根據地所發生的「托派」案件作出全案平反結論，並在黨內、軍內肅清其影響。1983年12月24日，張震同志就新四軍四師的所謂托派案件向胡耀邦、余秋里報告，並證實該案屬冤假錯案，建議中央「發個文件予以平反」。當天耀邦同志批示：「我同意，要請秋里同志指定專人辦。」12月26日秋里同志批示：「請甘(渭漢)副主任照耀邦同志批示去辦。」於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於1984年3月8日起草徹底平反決定徵求意見稿，發給原廣西學生軍的中共黨員徵求意見，最後於1984年10月19日作出《關於為1941年新四軍四師等部隊和淮北、淮南根據地所謂托派案件徹底平反的決定》，全文如下：1937年抗日戰爭初期，桂系軍隊組織廣西學生軍，隨軍做抗日救亡宣傳和戰地服務工作。廣西學生軍中的中共地下黨員，隨軍北上抗日到達湖北、安徽地區後，他們的黨組織關係，經中共中央長江局轉到安徽省工委。1938年5月，中共安徽省工委批准建立了廣西學生軍黨支部。1940年3月，國民黨在大別山區掀起反共高潮，由於鬥爭形勢需要，上級指示廣西學生軍中共支部的黨員和大別山一帶的地下黨員帶領部分進步群眾，撤退到新四軍淮南、淮北根據地，參加新四軍二師、四師等部隊和地方工作。1941年夏，新四軍四師部隊和當地鋤奸部門曾以所謂托派問題，對上述一些同志進行關押審查。在審訊過程中，由於逼供信錯誤，使案情擴大化，以致牽連到新四軍二師、三師、四師、五師、七師，新四軍軍部和淮南、淮北根據地工作的原廣西學生軍中共支部被誣為「托派組織」，被審查的黨員都停止或開除黨籍。1942年9月，新四軍領導機關認為此案沒有可靠根據，即停止了審查。受審查的同志先後分配了工作，但沒有予以平反。曾在新四軍四師工作的韋廷安同志於1943年春竟被錯誤處決。1943年至1945年，淮南、淮北區黨委和新四軍有關部隊辦的整風輪訓隊，經過重新審查，確認此案有錯誤，為這些同志取消了托派嫌疑，原是黨員的都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全國解放後，在一些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同志又因所謂托派問題受到打擊迫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和有錯必糾的方針，對一些同志分別作了平反結論，1981年有關部隊對韋廷安同志作出了平反昭雪的決定，但沒有對這一歷史冤案作出平反結論。廣西學生軍中共支部從1938年5月成立至1940年3月撤退到淮南、淮北根據地期間，在安徽省工委、鄂豫皖區黨委和立煌市委直接領導下，在動員組織群眾，堅持敵後抗戰，宣傳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和抗日政治主張，掩護地下黨領導機關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廣西學生軍的中共黨員和進步群眾到新四軍和淮南、淮北根據地工作後，對抗日武裝鬥爭和根據地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過去把廣西學生軍中共支部誣為「托派組織」，對幾十名同志以「托派問題」進行審查是沒有根據的，所謂托派案件完全是一個冤案。為了消除這一歷史冤案的影響，現決定為廣西學生軍中共支部和這一案件中所有被錯誤審查處理、被錯誤處決的同志，一律予以徹底平反，恢複名譽，由有關地區和單位黨組織按中央有關規定，認真清理檔案材料，做好善後工作。新四軍四師的「托派」案件，歷經43年，終於徹底地全案平反了。(本文作者與王彥同志合作。原載《廣西黨史》2000年10月25日第五期，《東進風雲錄》重慶市新四軍研究會編2001年12月第九集。)毛主席論托洛茨基及中國托派關於中國革命性質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於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有些惡意的宣傳家，故意混淆這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提倡所謂「一次革命論」，用以證明什麼革命都包舉在三民主義裡面了，共產主義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這種「理論」，起勁地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反對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其目的，是想根本消滅任何革命，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性，反對抗日的徹底性，而為投降日寇準備輿論。這種情形，是日本帝國主義有計劃地造成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武漢後，知道單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國，乃著手於政治進攻和經濟引誘。所謂政治進攻，就是在抗日陣線中誘惑動搖分子，分裂統一戰線，破壞國共合作。所謂經濟引誘，就是所謂「合辦實業」。在華中華南，日寇允許中國資本家投資百分之五十一，日資佔百分之四十九;在華北，日寇允許中國資本家投資百分之四十九，日資佔百分之五十一。日寇並允許將各中國資本家原有產業，發還他們，摺合計算，充作資本。這樣一來，一些喪盡天良的資本家，就見利忘義，躍躍欲試。一部分資本家，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投降了。再一部分資本家，躲在抗日陣線內的，也想跑去。但是他們做賊心虛，怕共產黨阻擋他們的去路，更怕老百姓罵漢奸。於是打伙兒地開了個會，決議：事先要在文化界輿論界準備一下。計策已定，事不宜遲，於是雇上幾個玄學鬼，再加幾名托洛茨基，搖動筆桿槍，就亂喚亂叫、亂打亂刺了一頓。於是什麼「一次革命論」呀，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呀，共產黨在中國沒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軍新四軍破壞抗日、游而不擊呀，陝甘寧邊區是封建割據呀，共產黨不聽話、不統一、有陰謀、要搗亂呀，來這麼一套，騙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時機一到，資本家們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一概賣給敵人。這個叫做偷梁換柱，實行投降之前的思想準備或輿論準備。這班先生們，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論」，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卻原來不為別的，專為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論」者，不要革命論也，這就是問題的本質。——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年一月)蘇聯在二十年代曾經發生過(同托洛茨基等人辯論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我國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發生了。我們如果不能在這次辯論中取得完全勝利，我們就不能繼續前進。只要我們在辯論中勝利了，就將大大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這是一個偉大的帶有世界意義的事件。——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九五七年七月)我主張不斷革命論，你們不要以為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革命就要趁熱打鐵，一個革命接著一個革命，革命要不斷前進，中間不使冷場。湖南人常說：「草鞋無樣，邊打邊像」。托洛茨基主張民主革命未完成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不是這樣。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著搞土改，土改剛結束，就搞互助組，接著又搞初級社，然後又搞高級社。七年來就合作化了，生產關係改變了。——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二】關於抗日統一戰線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茨基派，對於中國的和平統一、民主自由和對日抗戰的每一個步驟，都竭盡全力來破壞。當我們過去力爭和平統一的時候，他們就竭力挑撥內戰和分裂。當我們現在和最近將來力爭民主自由的時候，他們無疑地又要來破壞。其總目標，就在使我們保衛祖國的抗戰任務不能成功，而使他們滅亡中國的侵略計劃達到目的。今後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中，不但要向國民黨頑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後成分努力做宣傳鼓動和批評的工作，而且要針對著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充任日本侵華走狗的親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陰謀，作盡量的揭破和堅決的鬥爭。——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因為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暫時性而不要資產階級，指聯合資產階級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為投降主義，這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說法，我們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聯合資產階級抗日派，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的橋樑。——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有許多資產階級人物對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所取的和平政策，表示歡迎與贊同，但是另外一部分頑固分子，卻取反對的態度，這些分子如不改變其態度，不論其主觀見地如何，實際確是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據我們所知，反對國內團結最烈的人，恰是直接在日本指揮之下的漢奸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之流等便是明顯的例子。這些分子的活動毫無疑義是漢奸的行動，對這部分人，我們的辦法是盡量揭破其陰謀，使其在民眾中間不能起欺騙作用，使全中國人民認識他們是全民族的公敵，以便群起而攻之。——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為要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只有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動力量，這是唯一無二的方針。但是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已經存在著起破壞作用的姦細分子，這就是那些漢奸、托派、親日派分子。共產黨員應該隨時注意那些姦細分子，用真憑實據揭發他們的罪惡，勸告人民不要上他們的當。共產黨員必須提高對於民族姦細分子的政治警覺性。共產黨員必須明白，揭發和清除姦細，是和擴大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不能分離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機關，時刻企圖破壞我們的黨，時刻企圖利用暗藏的漢奸、托派、親日派、腐化分子、投機分子，裝扮積極面目，混入我們的黨里來。對於這些分子的警惕和嚴防，一刻也不應該放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我們共產黨人屢次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滅華方針是堅決的。不管日本掉換什麼內閣，它的滅亡中國把中國變為殖民地的基本方針是不會變更的。中國親日派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汪精衛，看了這種情形，嚇得發瘋，跪倒在日本面前，訂立了日汪賣國條約，把中國出賣給日本帝國主義。……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進步青年送進集中營;又雇請玄學鬼張君勱提出取消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取消八路軍新四軍的反動主張，雇請託洛茨基分子葉青等人做文章罵共產黨。所有這些，無非是要破壞抗日的局面，使全國人民都當亡國奴。——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三】關於托派的若干思想觀點民族失敗主義有兩種：一種是「左」的——托洛茨基主義;一種是右的——民族悲觀主義。——中日戰爭爆發後的形勢與任務(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在思想鬥爭問題上，兩年來，尤其是半年來，代表國民黨寫文章的人包括托派葉青等在內，發表了許多不但反對共產主義而且也是反對真三民主義的「紛歧錯雜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義或中間三民主義的思想，應該加以嚴正的批駁。——反投降提綱(一九三九年六月)一九〇五年，列寧說推翻沙皇政府，俄國要組織工農政府，而托洛茨基則認為只能組織工人政府。這就是托洛茨基沒有把理論與實踐真正地結合起來。我們應當從實踐中找出事物運動的規律來，產生新的理論。——關於農村調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工農兵，農民有幾億。托派從來就罵我是「農民主義」。帝國主義也說我搞農民革命。中國工人階級不抓農民，就坐不穩。列寧也強調農民問題，也是「農民主義」嗎?我和歐洲同志談，你們怎樣?歐洲情況，除了農業工人以外，有自耕農(許多自己都有農業機械)對社會主義抵觸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談，也是談爭取農民問題。——在八大二次會議代表團團長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因此，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反對這種擺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或多元論，而其實質就像托洛茨基那樣：「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產階級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四】關於中國托派的活動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為了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狡猾的敵人還特別僱用了一些人，如像托洛茨基陳獨秀分子，他們裝成「左」的面孔，攻擊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具體步驟和具體措施。他們說，我們做得「太不徹底」，「太妥協」，「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他們想用這些胡說混淆人們的視聽。他們要我們破裂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立即剝奪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又嫌我們的農業政策「太慢了」，他們要我們破裂同農民的聯盟。這些難道不是完全的胡說嗎?我們如果照這樣作，當然只有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賊最為高興。——對劉少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草稿)》的批語和修改(一九五四年九月)這樣一來，胡風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許多人認真一查，查出了他們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集團。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過去說他們好象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他們隨時隨地尋找我們的缺點，作為他們進行破壞活動的借口。那個地方有他們的人，那個地方就會生出一些古怪問題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們81個人搞了個「列寧主義左翼反對派」。這個組織沒搞多久，垮台了。以後變為托派了。其中有個叫劉仁靜的，這個人比我年齡小，現在住在北京，他從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見了托洛茨基。——在武昌與劉豐、劉建勛、王新、汪東興的談話(1971.08.17)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開頭是陳獨秀，「八·七」會議後，他同劉仁靜、彭述之那些人，81人簽名的「列寧主義左翼反對派」，說我們是壞人，紅軍是破壞分子，以後他們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在丰台與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汪東興的談話(1971.09.12)【五】關於反對托派傾向斯大林是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在實際上解決了很大一批鑽進黨內的反革命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對《偉大的歷史文件》一文的批語和修改(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膽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見解是那樣的準確，那樣的清楚。——論魯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各省市委和黨組必須認識這一鬥爭的目的，不但在於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主要地是借著這一鬥爭提高廣大群眾(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幹部)的覺悟，揭露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分子，帝國主義的特務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進一步純潔革命隊伍。——對中央關於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一九五五年六月三日)……十月革命後，蘇維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他們名義上是工人、農民的代表，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諾維也夫派等，他們名義上甚至還是屬於布爾什維克的代表，但是他們實際上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1959年)【六】關於對托派分子的政策共產黨歷來更提倡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在抗戰中間，就是要糾正一切不利於抗戰的錯誤思想，首先是汪派、托派的錯誤思想，反國家反民族的思想，一定要糾正，其他一切不利於抗戰的思想，也要糾正。——在延安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講話(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對犯錯誤的同志怎麼辦呢?對犯錯誤的同志第一是要鬥爭，要把錯誤思想徹底肅清。第二，還要幫助他。一曰斗，二曰幫。從善意出發幫助他改正錯誤，使他有一條出路。對待另一種人就不同了。象托洛茨基那種人，象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那種人，對他們無法採取幫助態度，因為他們不可救藥。還有象希特勒、蔣介石、沙皇，也都是無可救藥，只能打倒，因為他們對於我們說來，是絕對地互相排斥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沒有兩重性，只有一重性。——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什麼人是老實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是老實人，科學家是老實人。什麼人是不老實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是大不老實的人，為個人利益為局部利益鬧獨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實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很聰明，其實都是最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整頓黨的作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為什麼要搞這種看似是批判理論路線錯誤，實際是在干這種只認宗派，不認實際的宗派主義鬥爭的事情？很多事情已經在實踐中被證明錯誤的東西還要死守么？有這些教訓還不能達成共識么？
謝邀
以下摘錄自《中國托派史》一書 。
抗戰中托派將主要鬥爭矛頭對準中共和其他抗日團體
盧溝橋事件後，中國托派出於托派傳統的立場，及執行托洛茨基和托派國際的指示，【根本不承認國民黨政府有抗日的可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托派中央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告民眾書》(傳單)認為國民黨政府對此事件只有「欺騙」和「投降」兩條道路……（傳單）強調：「無論採行那條道路，國民黨政府結果要投降日帝並出賣民族，則是必然的。」為此，托派提出的「抗日口號」之一是：「打倒欺騙民眾投降日帝的國民黨政府!」
然後，宣言筆鋒一轉，把矛頭義指向中共和其他抗日團體：「誰如果要我們民眾停止作獨立的抗戰活動，而統一到蔣介石領導下去進行抗日，那不是資產階級的走狗，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姦細。而目前的中國斯大林黨與各色的所謂救國團體，則正演著這種走狗姦細的腳色!」
就這樣，如同過去托派在革命鬥爭中把口頭上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偷換成實際上對革命的共產黨鬥爭一樣，現在，則把口頭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偷換成實際上對抗日派國共兩黨及其他抗日團體的鬥爭，自覺地站在全國抗日勢力的對立面，整個抗戰期間都是這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淪陷時，中國托派根據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指示精神開了一次「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上海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提出了他們的「抗戰」綱領。該綱領對中共執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托派杯弓蛇影，歇斯底里大發作，攻擊中共是「徹底投降」，「自覺的叛賣」，「已經完全墮落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它今後只有依附於一派資產階級以反對另一派資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欺騙和壓迫民眾之天然工具。」揚言：「必須無情地打擊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以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鬥爭政綱，去抵抗以斯大林黨為首的欺騙虛偽的機會主義(放棄階級鬥爭)的潮流。」(同[1]第2卷第3期)很顯然，托派的「抗戰」路線，依然是「極左」加反動。口頭上參加抗戰，實際上破壞抗戰，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凶。】
【由於托派不進行實際的抗日戰爭，辦一些機關報和出版宣傳托洛茨基主義及托派主張的書刊，依然是托派臨委的中心工作，而且對每個事件，都發表宣言書，以表明他們的立場。例如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發表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為武漢廣州失陷告全國民眾書》(傳單)，就是「托派抗戰」的代表作。】
【這篇長達三千多字的宣言書，把瘋狂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輕輕放過，卻通篇攻擊國民黨、共產黨、蘇聯和英美法民主陣營。對國民黨，從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而取得政權，罵到「九一八」引狼入室，這次借「應戰」以達到它與帝國主義妥協的目的。對共產黨，也從一九二五――二七年機會主義葬送中國革命，罵到這次國共合作，「奴顏婢膝地向國民黨投降」，為國民黨政府之反動的「應戰」政策「辯護」，「把國民黨在民眾中已失去的信仰重新替它恢復過來，尤其對於蔣介行之軍事獨裁的罪惡，盡量粉飾，同時並在民眾中極力散播侵略陣線的民主陣線的胡說，加深民眾對英美法等帝國主義的幻想。」罵「所謂民主陣線英美法等帝國主義，正在準備出賣中國」：罵蘇聯，「不積極援助中國，反而卑屈地向日帝國表示讓步」，「袖手旁觀看著中國被出賣」等等。宣言認為，這些都是造成中國抗戰失敗的根源。「應戰」不到十四個月，即斷送大半個中國，「難道不是國民黨和斯大林黨的反動政策之分工合作(所謂國共合作)所造成的後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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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超麟宣揚「失敗主義」，實則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
一九四○年，中國托派著名領袖人物鄭超麟在上海，【參加了相當於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鬥爭》報編委會。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發展了他戰爭開始時的荒謬主張，提出了「失敗主義」的路線。這些思想和主張，集中於《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和《論中國對日戰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等文章中，他首先論述了「中國沒有民族的革命」。因為中國革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將來的政權不是工農民主專政，不是建立獨立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民族國家。所以托洛茨基從來不稱中國革命為「民族的革命」，而稱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同時，鄭又說：「說中國沒有民族革命，這並不是等於說未來中國革命中沒有民族解放運動」，但是，「在未來中國革命之中，民族解放運動是沒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種限度之下帶著反動的性質。」因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實不過是掩飾著十足的階級鬥爭」，「所謂『國民』，所謂『人民』，所謂『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無產階級、農民、城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地主，他們重視各自階級的利益過於中華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階級分化和鬥爭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個人群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暫時忘記其階級利益」，因此，他認為群眾的「愛國主義」只是一種「幻想和成見」，勢必被「反革命所利用」(《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下》，載《火花》第3卷第5期，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出版)。他甚至說：「中國對日戰爭自始即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論中國對日戰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火花》第3卷第5期);「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方從哲流氓團伙即視感）。」為了打破這種「反動」，「惟有赤裸裸的階級鬥爭!」宣稱：「我們第一步應當破壞資產階級政府機構和軍隊系統，即是應當實行失敗主義。『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這箇舊口號恰合新中國的需要」，「『先安內而後攘外』，蔣介石這話說得比中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高明。……我們只有徹底解決中國的國內問題，才能排除外國的侵略。」最後他說：「我們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樹起來!這個大旗將為中國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點。」(《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鄭超麟)打出最最革命的旗號，把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政策，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抗戰中來，實則是替日本侵略者效勞。不管他們主觀願望如何，也不管他們口頭上說得如何好聽，問題的實質和結果只能是這樣。】
日本特務機關收買、援助和學習托派
由於托派的極左反動路線破壞了抗戰，有利於日本侵略者滅亡中國，被視為「漢奸」路線。日本帝國主義就把托派視為自己的別動隊，並公開宣稱要幫助它「成功」。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華北日本駐屯軍第二課長和知(專管華北日本特務機關工作)召開了一個各地特務機關首腦的聯席會議。會上制定了改進對山西特務工作的綱領，其中有一條是：
「戍、收買投機黨派一一華方之黨派支流極多，如失意之共黨中托派，宜假援助彼等之成功，可使在各地作利於帝國之各種活動，因此輩思想之華人，專能麻醉一般知識分子，以破壞南京之統一。彼等之工作技術亦甚高明，尤可隨同彼等以學習工作，推進工作。」(《申報每周增刊》第2卷第22期，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出版)】
中共中央文件曾明確定性「托派是漢奸」
【共產黨由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受到托派惡毒攻擊，對托派的批判也最猛烈。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就明確指出：「極左傾的托派的領導分子，用盡了一切惡劣的字句，咒罵領導抗日的共產黨，咒罵抗日主力的紅軍，咒罵為黨所提出的聯合各黨派一致抗日的統一戰線主張是出賣中國的革命，他們實際上已成了日寇的代言人，他們不僅是共產主義的叛徒，而且是整個帝國主義壓迫到吐不出氣的中華民族的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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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看到沒？披著極左的外衣，反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反對抵抗帝國主義和封建邪教的統一戰線。是不是跟知乎某些流氓團伙很像啊？
抗戰時期的托派其實質上是為侵略者效勞，今天知乎上的「左派」赤坂太君等人打著左派的旗號與各色少民分裂分子、邪教教徒、遠邪姨粉勾結反對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口口聲聲你國貴支。它們又是為誰效勞呢？
怎麼說呢，雖然堅持的托派抗戰時貢獻基本可忽略，但叛變的托派還是略有貢獻的。君不見托派成員中有不少成了軍統骨幹分子，抗戰中也算是出了一份力。在托派里梁乾喬就是一熱衷派系鬥爭、搬弄是非的人物，到了軍統反而作風正派得到同事們一致好評。可以說就算托派再不團結，也比軍統之流耿直多矣。
什麼是托洛茨基學派？托洛茨基主義不僅止於學術界吧？而某事的作用雖然應當一分為二的看，卻不能如你所說那樣總體地看，因為積極與消極的因素無法簡單地相抵。
積極的作用，指出國民黨買辦政權抗日行為具有偽善性質（把汪偽政權開除出國民黨倒是和最近的「溫和」穆斯林把極端穆斯林開除出穆斯林隊伍的行為具有某種一致性），並發出先鋒黨應領導無產階級「獨立地進行抗日鬥爭」的號召，指出與國民黨合作的危險性（事實上蔣偽政權在抗日過程中也的確多次製造摩擦，試圖嫁禍TG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消極的作用，對TG的批判實際上成為了帝國主義政治宣傳的彈藥，其實踐更給共產主義者的整體形象抹黑，這一層影響甚至流毒至今。
作為後來人，我們得以以一種上帝視角審視那個時期的歷史。托派口中機會主義的斯大林黨，能領導無產階級在實際上獨立地進行反帝抗日鬥爭，並最終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而他們自己，卻只能發發牢騷，抱恨終生。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這些人派性大於黨性，而實踐上寧可分裂不求團結吧。
想起一件事，越飛自殺前曾致信託洛茨基，認為其缺少列寧擁有的某種寧可分裂也要同錯誤傾向鬥爭到底的品質。這一句話可能對各國托派（而非托本人）的實踐造成過大的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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