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人,「蜜汁自信」了嗎?
01
1793年秋天,英王喬治三世向大清帝國派出700人組成的龐大使團,由王室親屬、職業外交官馬戛爾尼勛爵領銜。這次遠涉重洋的出使,打的是向乾隆皇帝祝壽的名義,實際目的卻是保障英國商人在華經營權益。
馬戛爾尼等人很清楚,要想贏得迷之傲慢和自信的大清帝國統治者尊重,必須充分展現大英帝國的強大技術、軍事實力。使團攜帶了天體運行儀、地球儀、赫謝爾望遠鏡、蒸汽機等最新科技成果,迫擊炮、卡賓槍、巨型戰艦(模型)等先進武器裝備,以及空前舒適的彈簧馬車、觀光熱氣球等最新舒適生活消費品。
在英國人看來,這些東西足以引起一位睿智皇帝的好奇和艷羨,中英通商將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英國人失望了。皇帝走馬觀花地看過這些器物後,得出的結論是:
「現今內府所制儀器,精巧高大者,盡有此類……至其所稱奇異之物,只覺視等平常耳。」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對西方近代科技發展完全無知的大清皇帝,真正感興趣的,是定點報時的自鳴鐘、能夠自己行走的「機器動物」,而絕不是什麼枯燥難懂的地理工具、生產機器。更何況天圓地方、中央之國的觀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地球儀、望遠鏡這些東西,純屬荒謬至極。從這些方面看,83歲的乾隆皇帝,理解能力和鑒賞水平實際與三歲孩童無異。
老皇帝苦盼精巧「貢品」,最終卻大失所望。糟糕的心情下,他的諭旨中驕橫鄙薄之情充溢,毫不留情地駁回了英國使團所有商業請求。
千百年的華夷之辨、天朝夢幻,為中國人帶來的高度自信乃至盲目自大,在乾隆皇帝面對馬戛爾尼使團時達到了巔峰,當然,也是絕唱。
02
馬戛爾尼使團的沮喪而歸,讓西方列強失去了耐心,為扭轉「銀荒」,他們開始了卑鄙的鴉片貿易。隨後面對清王朝的禁煙運動,他們乾脆發動了戰爭。
鴉片戰爭讓中國人的天朝夢幻為之一振,但遠遠沒有醒來。絕大多數權力階層和知識分子,仍然固執地認為:「夷人之伎倆,全在恫嚇以取虛聲」,說白了,純粹嚇唬人的。「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國地雷飛炮之舊而推廣之。夾板舟,亦鄭和所圖而予之者。即其算學所稱東來之 借根法,亦得諸中國」。好嘛,火炮厲害、艦船厲害、數學厲害?再厲害也是跟我們中國人學的,北京人罵,「你大爺的!」,有啥了不起?
大家都這麼想,鴉片戰爭這麼大的國恥,最終也被輕描淡寫、拋諸腦後了。對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迷之自信仍然很堅挺,「硬硬的、一直在」。
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直接攻入北京城,燒殺擄掠,將圓明園付之一炬。中國人真正開始意識到國家滅亡的風險,不少中國人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探索。當然,這種探索仍然僅限於器物層面而非制度和文化。這就是「洋務運動」。
儘管已經很小心、很保守了,但洋務運動仍然遭到了嚴厲抨擊和處處阻撓。
「彼之實學,皆雜技之小者」,洋人的小伎倆,完全不能與我大中華數千年深厚文明相媲美!
國家「所以致富強者,準繩乎仁義之中」,只需「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數萬里,無待於煤火輪鐵者也。」國家要富強,關鍵還是講仁義、發揮官員教化萬民的作用,那還用得著什麼火輪船、火車?渾身毛髮、傻大黑粗的洋人,只能逞凶一時而已,勝利必將屬於我大清!
這些在今天看來荒誕不經的爭議,預示了洋務運動步履艱難、註定失敗的命運。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
要知道,中日兩國同樣是在封閉狀態下被西方炮艦撞開國門,中國比日本還要更早十多年(1840年和1853年),國力起點也遠超日本。短短40年後,日本人卻已經成為列強之一,效仿歐美向孱弱的宗主國張開血盆大口。他的兇殘貪婪甚至遠超西方列強總和。
中國的驕傲被日本人用皮靴踩在了泥水裡。
難怪梁啟超說:
「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
從那時開始,中國人的頭顱開始無精打采地低垂下來,已經無奈地接受了西洋優勝論調。滿清政府不僅對西方列強唯命是從,連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發展的教民,也成了特權群體,不服管束、不守規矩、肆意妄為、橫行鄉里,曾經權威不可侵犯的官老爺們如今也不得不拍起教民的馬屁。甚至遇到饑荒,朝廷賑災都要區別對待。
「山西旱災,各州縣之教民,官皆然賑濟,大口銀三兩,小口半之。而不入教之貧民,飢餓而死者枕藉於野,未聞官開倉賑濟,以救民於水火之中。」
從「唯我獨尊」到「卑躬屈膝」,只是百年驚變的一個縮影而已。
03
1840年至1976年間,中國人經歷了漫長和苦痛和屈辱,也短暫迎來過驕傲和榮光。但權斗、戰敗、饑荒、洪水、瘟疫,種種災禍毫不留情地折磨這個國家。通往國家富強、民族復興道路的主要探索,可以說全部失敗了。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國家的工業文明繼續高速發展,將中國遠遠甩在了身後;日本經歷了戰爭的失敗和原子彈的洗禮,居然也能在五六十年代迅速重新崛起;亞洲小國新加坡、韓國和中國的香港、台灣地區也在70-80年代坐上了經濟快車道,完全碾壓中國大陸。
中國人剛剛實現民族獨立的1950年代初期,中日韓人均 GDP 比例還在1:3.7:1.2左右,到1978年底,這個比例已經變為1:40:6,中國已經被亞洲鄰國遠遠甩在了身後。重新打開國門,中國人放眼看世界,看到的就是如此殘酷的局面。
所謂民族自信,早已經成為無處安放的夢幻。
1988年,一部名叫《河殤》的紀錄片在央視播出,迅疾引發全國觀眾強烈反響。在第一集的序幕中,解說員提出了振聾發聵的主旨句:「我們再也不能迴避對中國古老文明命運的反思了。」反思的結論是什麼呢?其實很簡單,只有三句話:
- 中華文明是土地和河流交匯的黃色文明;
- 黃色文明註定要衰落,而且已經衰落;
- 中國的前途在於擁抱西方藍色文明。
這三句話,儘管在今天看來流於膚淺,但在當時,已經足以震撼所有國人。
撰稿人王魯湘在2015年曾公開承認,《河殤》對中華文明的激烈批評甚至全盤否定,更主要是一種「策略安排」,就是要通過「鞭笞自己的祖先、傳統和歷史,憧憬甚至誇大西方文明的優點」來獲得「新的東西」。確實,紀錄片本身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也如撰稿人所願,引發了大批中國人對傳統文明的徹底批判和拋棄。正如片中另一句解說詞講的那樣:
「舊文明的渣滓已經像淤積在黃河河槽里的泥沙一樣,積澱在我們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場大洪峰的沖刷,而這場大洪峰已經來到。」
1989年春夏,這場洪峰為中國人增添了新的、難以癒合的傷痛。
後《河殤》時代,中國也終於駛入了發展快車道。但值得玩味的是,中國越發展,中國人對傳統文明的批判越激烈,對西方文明的崇拜越執著。直到互聯網時代最初降臨的10年間,最初一批「公共知識分子」(簡稱「公知」)仍然是以對中國傳統文化、政治體制、社會生態的強烈批判贏得喝彩的。
不誇張地說,《河殤》為代表的「文化反思」對中國人民族自信的「摧毀」,影響了整整三代人。
04
當90後開始加入這個社會的輿論場時,事情終於開始變化。
如果說近10年中國社會,最讓《河殤》世代無法理解的現象,或許就是新一代中國青年人的強烈民族情緒和自信心了。正如不久前被趕出白宮的特朗普首席策略師史蒂芬·班農所說:
「中國年輕一代人太愛國了,基本已經是極端民族主義了。」
部分「公知」把這一現象歸結於權力主導的「愛國主義洗腦」,恰恰再次暴露了自己的膚淺和偏見。實際上,90後對民族的自信、對國家未來的樂觀,源自結結實實的人生經歷。他們成長的20餘年,堪稱近200年來中國最好的時期:
- 政治穩定、國家統一,沒有出現大規模動蕩和全局性社會危機;
- 經濟發展、市場繁榮,中國已經成功擁抱藍色文明並成為世界貿易的主要參與者;
- 文化蓬勃、後發先至,互聯網讓中國人與西方几乎同步進入信息時代,傳統文化得到了接續和振興;
- 科技躍升、比肩歐美,基因工程、生物製藥、人工智慧、深海探測、航空航天等尖端領域都有了中國人的一席之地;
- 社會安定、管理優化,貧困人口大幅降低、民眾生活水平普遍提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明顯縮小;
- 外交開拓、交往密切,中國越來越多參與國際事務並發揮重要作用,國際話語權分量明顯加強……
走過彎路、受過屈辱,持續經受著西方國家的唱衰和「河殤」世代的嘲諷,中國人仍然取得了驚人發展成就,作為真正「生在紅旗下、長在新時代」的90後,重拾民族自信、反感唱衰嘲諷,也就毫不奇怪了。
反過來說,如果在今天的中國,年輕人仍然對成就無動於衷、對前途悲觀失望,毫無民族自尊自信可言,恐怕才是最值得憂心的吧。
從乾隆皇帝的盲目自信,到鴉片戰爭時中西優劣之辯論,再到甲午戰敗後的自信崩塌,再到《河殤》世代對民族文化的徹底否定,最後1990後年輕人重拾驕傲和自信,中國人經歷的心路歷程恰似一條「微笑曲線」。兩百年間的榮辱悲喜,讓這個世界上最深沉的民族變得更加成熟、更加開放。
我向來對知識分子參與公共討論抱有敬意,對所謂「公知」群體也沒有任何偏見。不過,部分「公知」們或許也該向年輕人們學一點朝氣和銳氣,進而增進一點民族自信心。或許我們走的路,並不是西方教科書中描繪的樣子,但也絕不通向地獄和奴役的深淵。90後的年輕人或許比我們想像中更成熟、更深刻,他們深深懂得:
背負文明衰落的屈辱,中國人必將永遠保持謙卑和進取;
面對新時代的生機與活力,大家更應敦實步伐、自信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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