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與權力：轉基因如何佔領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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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在阿根廷的農田噴洒農藥圖片來源：http://naturalsociety.com。

阿根廷轉基因大豆例子表明，轉基因非但不是一種中立的技術，相反，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不僅會帶來嚴重的農藥暴露問題，而且還會破壞小農的生產方式和農村社區生活。

作者：玉米

編輯：xd

美編：黃山

2003年2月的一天，住在阿根廷北部Monte Azul村的Nelida像往常一樣到院子里去餵雞。但她驚訝地發現她種植的木薯、玉米和蔬菜通通都枯萎了。而前一天，隔壁種植轉基因大豆的大農場剛好在噴洒除草劑。農藥隨風擴散，漂移到附近20多戶農民家的田地和房屋裡。

這是美國喬治亞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Pablo Lapegna，在他所著的《大豆與權力：阿根廷的轉基因作物、環境政治和社會運動》（Soybeans and Power: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Argentina）一書中所描繪的一個場景。在書中，Pablo以種植轉基因大豆近20年的阿根廷北部地區為例，揭示了轉基因作物種植給當地農村和農民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和環境後果，以及對當地社會運動發展產生的影響。在書中，Pablo一再強調，轉基因技術並非如「技術—唯生產論者」所宣稱的那樣是一種中立的技術，相反，技術從來都是嵌入在社會關係之中並發揮重要影響的。而阿根廷的例子表明，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不僅會帶來嚴重的農藥暴露（agrochemical exposure）問題，而且還會破壞小農的生產方式和農村社區生活。

因揭示的問題的重要性和帶來的反思性，該書被評為2017年美國社會學會發展社會學類最佳圖書。

本書封面圖片來源：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轉基因大豆擴張的背景及影響

和其他國家類似，1990年代可以說是阿根廷的「新自由主義十年」。為了解決通脹問題，當政者採納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建議，展開了全面的私有化政策。1991年，阿根廷比索掛鉤美元，意在便於農資（種子、農藥化肥和機械）的進口和初級農產品的出口。到1990年代中期，政府實行的一系列政策，已經實現了對阿根廷農業的新自由主義化改造。而這就為轉基因作物的推廣提供了一個「商業友好的背景」（business-friendly context）。在1996年3月25日，阿根廷正式宣布種植和商業化抗草甘膦的大豆。

轉基因大豆在阿根廷快速擴張的原因，並非是由於其高產，而更多是由於其便於生產管理的三個特點：首先，不用耕地即可播種。不同於常規農業，農場主可以不用耕地就把轉基因種子播種下去，而存在的雜草問題就直接用有機磷除草劑「農達」（Roundup）解決；其次，便於操作的標準化的生產過程；第三，一個更短的農業生產周期，轉基因大豆可以一年播種收穫兩季。前兩個特點可以說降低了農業生產成本，特別是勞動力的投入，而後一個特點則是提高了利潤空間。此外，不同於不能自行留種的雜交種子，轉基因大豆是可以自行留種的，所以即便在政府正式合法化轉基因大豆之前，阿根廷的不少農場主已經是開始偷偷在種植轉基因大豆了。

正是因為「更低的生產成本，更高的利潤空間，更大的外部需求，獲取種子的便利，以及全球大豆價格的上漲，共同促進了轉基因大豆在阿根廷平原的快速擴張」（見原書P42）。到2000年代中期，轉基因大豆已經覆蓋阿根廷耕地面地的50%，約1,800萬公頃；到2013年則達到了2,000萬公頃。同時，轉基因大豆產量也是猛增，從初期（1997-1998年）的約1,900萬噸，到2006-2007年的4,900萬噸。種植範圍則是從南面的潘帕斯草原地區擴展到北部地區（如Formosa）。面對這一迅猛的增長，甚至連美國農業部（USDA）的一份報告都宣稱，「沒有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像阿根廷這樣全心全意地擁抱轉基因作物」（見原書P42）。

阿根廷大豆種植面積（圖中紅色曲線）迅速擴張，大大超過了小麥（綠色）和玉米（藍色）的種植面積圖片來源：USDA

轉基因大豆的種植無疑是給農企資本和大農場主帶來了極大的利潤，所以他們不斷地擴大種植面積。但伴隨著轉基因大豆種植面積的擴大，大量阿根廷本地（特別是北部地區）的小農生產者開始失去土地。資本和小農之間的土地衝突愈演愈烈，不少農民行動者被謀殺。

不僅如此，轉基因大豆的種植還帶來了嚴重的生態後果。首先是森林砍伐。為了擴大種植面積，大量森林被砍伐。從1998-2008年，阿根廷有170萬英畝森林被砍伐，而且每年減少25萬畝。其次，它造成了「超級野草」的出現：大量種植抗草甘膦大豆的結果就是抗草甘膦的「超級野草」已經是在阿根廷農村蔓延。而為了解決這些野草，大豆種植者不得不使用更具毒性的農藥，如2,4D。再次，由於全年單一種植大豆，改變了原先輪作的農業生產格局，土壤開始退化。

事實上，轉基因大豆的種植非但沒有如公司和政府宣稱的那樣減少農藥的使用，反而是增加了農藥的使用。1997-1998年，阿根廷全年銷售2,800萬公升草甘膦；到1998-1999年，則是增加到了5,600萬公升；2003-2004年，草甘膦的銷售量保守估計達到1億公升；2012年更是達到2億公升。顯然，草甘膦使用量的快速增加和轉基因大豆的快速擴張有極為密切的關係。而農藥的大量使用，則給阿根廷帶來了嚴重的農藥暴露（agrochemical exposure）問題和與之相伴的環境污染問題。而這就激發了阿根廷農村居民的激烈反對。

使用過的孟山都「農達」空罐被丟棄在阿根廷聖地亞哥奎米省的一個回收中心圖片來源：AP

農民的抗爭

從Pablo的調查來看，Formosa的農民並非一開始就反對轉基因大豆的種植。事實上，當外來資本進入到當地租地種植轉基因大豆之時，面對較為可觀的租金收入，不少當地農民直接是放棄種植棉花，轉而將土地出租出去的。他們不知道在此之後，種植轉基因大豆會如此大量的使用農藥，並且隨之產生的農藥漂移（agrochemical drift）會給他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帶來如此嚴重的影響。

2003年2月的一天早晨，Monte Azul的一些村民發現臨近轉基因大豆農場的地塊上，他們自己種植的棉花和糧食作物統統都枯萎了。而前一天晚上，隔壁的轉基因大豆農場剛剛噴洒了農藥。這次事件對這些農民家庭來說接近於是滅頂之災。因為棉花是他們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而糧食作物則是他們生存的基礎。遭受到影響的農民開始意識到，農藥漂移絕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他們集體面對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已經是嚴重危及到了他們的日常生存。

當地農場，隔壁即為轉基因大豆農場圖片來源：見原書Figure 2.7

農民首先是向當地警察局報案，但警察拒絕查看他們農場的損失並拒絕出具一份損失報告。而農業技術人員雖然告訴農民他們的損失是由農藥噴洒造成的，但因為害怕失去工作，也拒絕出具一份損失報告。如此情況下，憤怒的婦女首先行動起來封鎖了一個轉基因大豆農場的入口，以阻止噴洒農藥的機器展開工作。隨後，男人們也開始加入到封鎖的行列之中。此次事件引起了媒體的關注。為了促使問題的解決，當地農民組織MoCaFor組織農民封鎖了通往Monte Azul的主要道路。

這一行動引起了省政府的關注，並且同意農民的要求派出專業人員對當地的環境問題展開調查和評估。但省政府的介入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是激化了矛盾。省政府出具的調查報告否認了農藥污染的存在，並且指出農民出現的皮疹、眼睛和喉嚨的不舒服主要是因為不衛生和夏天穿冬天衣服造成的。

與此同時，政府和社會上層的精英也呼籲將此一農藥污染事件定性為是一場純粹的事故，并力圖在技術層面上就此展開討論和調查。但實際上，這一呼籲背後隱含的意思就是，農民及其組織不應該再對農藥的使用和污染髮表評論，只有那些擁有專業知識的人員來有資格就此事發表意見。他們還中傷起來抗爭的農民是不誠懇的、惡毒的，是社會的分裂者。

2013年3月29日，47歲的農民Fabian Tomasi, 在家裡向記者展示他受毒農藥殘害的消瘦身體。他的工作是儘可能快速地將農藥填滿在噴洒機里，因此農藥常常會浸入他的身體圖片來源：AP

這徹底激怒了農民，在他們看來，這是對他們痛苦的漠視和人格的侮辱。隨之而起的則是另一次封鎖道路的集體行動。為了平息事件，法院最終判定轉基因大豆種植者停止使用煙熏法（fumigation）噴洒農藥。農民的抗爭獲得了暫時性的勝利。

社會運動「去抗爭化」

但由於轉基因大豆繼續被種植，農業生產方式也未有變化，農藥漂移污染的事件在2009年再次發生。但令人不解的是，此次農藥漂移污染事件竟然沒有引發類似2003年的農民的集體抗爭。作者通過研究發現，阿根廷中央政府和Formosa省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實際上已經是使得民間社會組織失去了動員能力，進而瓦解了農民的抗爭。

自2003年開始，主政十多年的基什內爾夫婦（Kirchners）對阿根廷的社會組織採取了合作的態度。在這幾年中，不少社會組織被吸納參與到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之中。曾經領導組織2003年Monte Azul農民抗爭的社會組織MoCaFor也在其中。而這一合作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確實瓦解了集體抗爭。

作者認為，組織社會運動的領導者實際上面對著一種「雙重壓力」（dual pressure）。首先是「自下而上」的壓力。農民參與運動一方面當然是為社會運動提供了寶貴的資源，但另一方面農民也是希望可以在參與運動的過程中得到一些回報，這就給運動組織者帶來了「自下而上」的壓力。為了回應這種壓力，社會運動領導者不得不從政府那邊獲得資源來滿足民眾的上述需求，但一旦如此，社會運動領導者也就受到了「自上而下」的壓力，而且社會組織也就無法再確保自身的獨立地位。在這兩種壓力的結合作用下，庇護政治瀰漫（政府庇護社會組織，社會組織庇護參與的民眾），集體抗爭變得不可能。

2013年3月31日，Erika和她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孿生妹妹Macarena，在自家後院附近的廢棄農藥桶回收處玩耍。農藥桶內的水用於沖洗馬桶，餵雞，洗衣服。這對雙胞胎的母親說，家裡沒有自來水，她也不讓孩子們和廢棄農藥桶里的水圖片來源：AP

除此之外，基什內爾夫婦政權也採取了一種「體制認同」（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的做法。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獲取小農和農業工人的支持，比如上調大豆出口稅，組織「圓桌會議」，讓本地小農組織參與到農業政策的制定中等等。這種做法使得小農等底層民眾認為政府就是他們的同盟者，他們的訴求和聲音是可以被聽到的，他們也是可以據此獲得體制內資源的，因而也就不再需要採取暴力的抗爭方式了。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當2009年再次發生農藥漂移污染事件之時，農民首先想到的就是通過體制渠道來解決問題。不同於2003年，在2009年政府則採用了「形象治理」（performative governance）策略：政府積極傾聽了農民的抱怨，迅速派遣專家隊伍採集血樣、水樣調查化驗。可是對於調查的結果，農民則是再也沒有聽到；對於事件的根源，政府也是不再追究。但傳達出來的信息是，政府一直在關切和處理農民的訴求。

Erika和她的孿生妹妹Macarena，她們的媽媽說家中沒有多餘的水來洗衣服圖片來源：AP

同時，農民內部則沒有再像2003年那麼團結。在2009年的事件中，對於誰該對農藥漂移負責，農民內部缺乏共識。而且，關於社會運動領導者為自己謀利益的流言四起，也使得一部分人開始產生懷疑。所以，在沒有組織帶動的情況下，農民的集體抗爭也就不了了之了。

沒有選擇的選擇

之前已經提到，Formosa的農民並不反對轉基因大豆種植或者農藥的使用本身，只有這兩者對他們自己的農作物和日常生存造成影響之時，他們才將其視為是一種威脅加以反對。但經過十多年的轉基因作物的種植，當地農民也已經開始慢慢習慣轉基因作物，當地一些農民也開始種植轉基因棉花。

我們不能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對Formosa農民的行為加以批評，畢竟生存對他們來說是最為首要的。他們無法讓農業資本家不種轉基因大豆，所以他們只能調整自己的生產以適應前者的生產。因為如果他們還是按照以前那樣種植非轉基因作物，一次農藥漂移污染就能夠讓他們的家庭生產生活陷入到滅頂之災。種植轉基因棉花對於Formosa農民來說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

2008年孟三都公司和Formosa政府達成協議，免費為當地農民提供轉基因棉花種子，而與政府掛鉤的公司則為農民提供播種、噴洒農藥、收穫棉花和送到銷售點的農業服務。在這一計劃的吸引下，飽受農藥漂移污染之苦的農民就紛紛選擇種植轉基因棉花，至少現在轉基因大豆農場噴洒草甘膦對他們農場上的作物不會再產生影響。

2013年4月1日，5歲的Aixa Cano全身長著多毛的痣。醫生們無法解釋疾病的原因，但是認為她的天生缺陷可能與農藥化學品有關。自從阿根廷使用生物技術來擴大農業生產後，Chaco區域內的兒童天生缺陷病的發病率漲了4倍圖片來源：AP

但實際上，農民種植轉基因棉花也並未真正改變自身的境況。政府對棉花收購的控制使得農民種植轉基因棉花並沒有多大收益。而且，種植轉基因棉花之後，農民的食物來源就成問題，他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在農場生產自己的食物，因為那會受到農藥的影響。農場上的作物從多樣走向單一，越來越多的農民因為無法依靠農業生活而離開農村外出務工，學校里的學生也越來越少。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徹底改變了農業，也瓦解著農村生活和農村社區。

轉基因作物的謊言和農民社會運動的興起

轉基因作物的散播在阿根廷繼續快速進行著，僅在2008-2013年間，就有18種新的轉基因作物被批准種植，超過前面十多年（1996-2007）的總和（11種）。阿根廷的例子能告訴我們關於轉基因作物的什麼信息呢？從本書展現的農業全球化和社會運動中，我們又能夠得到什麼教訓或者啟發呢？

我們該如何評價轉基因作物種植和擴展所帶來的社會和環境影響呢？阿根廷無疑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典型的「技術—生產論者」的論調宣稱：轉基因作物可以幫助解決農村貧困問題，同時還是一項能夠促進農業持續增產的環境友好的技術。但作者認為，阿根廷的案例已經是從兩點證明了這種論調的錯誤：首先，隨著轉基因大豆在阿根廷的擴展，其農藥使用量是呈指數增加的。轉基因作物並沒有幫忙解決綠色革命所遺留下來的環境問題，事實上，它們反而使得農業生產更為依賴於農用化學品。而且農藥的大量使用導致農業生產領域已經出現「轉基因跑步機」的現象，也即是出現了抗藥性極強的「超級雜草」，必須使用更具毒性的除草劑來消滅，如此反覆。其次，與其說轉基因作物是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一個辦法，還不如說它是在加重某些社會問題。至少在阿根廷北部地區，轉基因作物並沒有為農村貧困他人口提供一種另類的選擇，相反，它是有利於中、大地主和出口型的農業企業。更有甚者，轉基因作物種植引發的農藥漂移問題還中斷了當地民眾構建地方農夫市集和地方食物體系的努力。

掛在柵欄上向阿根廷總統和科多巴省省長的抗議標語，孟山都公司正在柵欄內建立拉丁美洲最大的種子生產基地，標語上用西班牙語寫著：「停止掠奪和污染！孟山都滾出阿根廷的科多巴！」圖片來源：AP

雖然轉基因作物種植帶來的社會和環境影響在2003年引發了農民社會運動，但是在2009年農民社會運動卻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被「去抗爭化」了。這是否意味著抗爭會就此結束呢？作者並沒有如此悲觀地認為。相反，他指出，阿根廷的農民社會運動將在「去抗爭化」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當下的去抗爭化狀態並非是終點，而寧可說是阿根廷群眾社會運動的興衰起伏過程中的一個階段」（見原書P164）。而事實上，當作者寫完這本書的時候，科多巴(Cordoba)省的環保主義者和草根行動者反對孟山都的示威運動已經再次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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