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真實的中共軍隊政委，《亮劍》純屬瞎扯淡。

《雪白血紅》《亮劍》《集結號》等文藝作品中，八路的師長、團長、連長等軍事主官，都塑造的跟傳說中的巴頓、韓復榘似的，個個霸氣十足，一手遮天，說一不二，而與其相對應的政委、指導員等，則要麼跟窮酸的孔乙己似的，要麼跟受氣的小媳婦似的。比如《雪白血紅》中演義的「中國巴頓」鍾偉師長，面對與他意見相左的政委，便頗具巴頓風格地吼道：「我是師長，我說了算，哪個再說走，我就斃了他娘賣X的。」《亮劍》中的李雲龍，說什麼「團長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則把政委當成了司務長，只讓其管好生活，打仗他一個人包攬。《集結號》中的穀子地，更是將一個聽見槍響嚇的尿了褲子的逃兵拉來做了指導員，還說什麼反正能當個人用就行。

這樣的刻畫很新穎，很顛覆，很讓不喜傳統的讀者與觀眾大呼好看，連說過癮！還有不少的少男少女對如此充滿巴頓式霸氣的「鍾偉」（是《雪白血紅》中演義的鐘偉，不是歷史上的鐘偉）、李雲龍等頂禮膜拜，佩服的五體投地，認為這樣的男人才是真男人，才配做軍人，才真實再現了八路的鐵膽軍魂等等。

然而我要唱反調。因為這樣的表現只是無聊的意淫而已，歷史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這還不僅僅是失真的問題，而是一百八十度的滿擰了。因為從中共建軍那天起，一直到1947年2月甚至更晚時候，當軍政主官意見不一致時，得由政治主官最後拍板。政工幹部也絕不個個都是窩囊廢。

1927年9月三灣改編後，首次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1928年6、7月間，紅四軍制定了《紅軍黨代表工作大綱》，明確規定「黨代表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工作的；是所屬部隊士兵與官長的領導，是負責部隊管理與教育的首長」。看到這句話沒有，「是所屬部隊士兵與官長的領導」，那也就是說，連的黨代表不僅可以領導所屬的士兵，也可以代表黨領導連長，團的黨代表、師的黨代表同樣也可以代表黨領導團長、師長。1930年冬，《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頒布實施，該《條例(草案〉》規定：「政治委員在與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爭執時，政治委員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從這裡能看出，這時的政工幹部已經完全凌駕于軍事主官之上。就是從這個《條例（草案）》開始，戰爭年代長期執行的「政治委員最後決定權」被確立下來。

1931年11月初召開的贛南會議上通過的《關於紅軍問題決議案》中，更進一步突出了政治委員的權力，規定如果軍事指揮員與政委發生爭執，在未得上級指示以前，軍事指揮員「須依政治委員的意見執行」，更加牢固地樹立了「政治委員的最後決定權」。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在回憶與政委陳昌浩的關係時曾說過，「當時，政治委員是決定一切的，能擅自逮捕人、處罰人，對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監督權，搬的是蘇聯紅軍的一套做法，權力大的嚇人哪！」在當年，可不僅僅是徐帥與陳昌浩之間是如此，一方面軍的朱老總與毛政委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天王老子都不怕的賀老總與政委夏曦之間、紅七軍團軍團長尋淮洲與政委樂少華之間、閩浙軍區司令員粟裕與政委劉英之間、紅25軍軍長吳煥先與政委戴季英之間、閩東獨立師師長馮品泰與政委葉飛之間，又有哪一個不是政委說了算的？

到了抗戰時期，這一規定有了部分的修改，但軍事指揮員相比於同級的政治委員，權力與地位仍然略低。1938年12月頒布的《政治委員工作暫行條例》中規定：「在軍事行政和作戰指揮上軍事指揮員負更重大的責任，但在軍事指揮員有違犯了黨的路線或不執行上級命令情況時政治委員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你看看，政委仍然可以有權力停止軍事指揮員的命令，你說誰能說了算？

應該承認，這樣的規定，在保證了黨指揮槍的同時，也造成政委權力過大和當其軍事造詣與指揮能力不足時處置失當導致失敗的惡果。皖南事變突圍時不是葉挺說了算而是項英說了算，冀中五一大掃蕩八分區突圍時不是常德善說了算而是王遠音說了算，都導致了失敗。就是因為這些教訓，十八集團軍於1942年10月，又一次將《政治委員工作條例》進行了修改，「政冶委員在與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爭執時，除屬於作戰方面的行動由軍事指揮員決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員作最後決定……」也就是說，在具體的作戰指揮問題上，是由軍事主官負責，其他的所有大小事情，不論軍事的政治的，還是由政委拍板，明顯的政治委員的權力仍然高於同級軍事指揮員。

到了1947年2月，軍隊黨委制開始逐漸在全軍執行，這個時候，凡是軍中大事必須得經黨委研究才能決定，而黨委書記一般是由政委兼任的。在當時，有一項特別關鍵的、特別與舊軍隊中不一樣的地方，即當一項命令頒布時，必須有軍事主官與政委同時簽字才能生效，特別是在遇到有關部隊開動、上級命令的貫徹執行、軍隊幹部的調整、部隊兵員擴充與裁撤等敏感問題時，沒有經過政委的同意是無效的，下邊也是不會執行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國軍的萬毅、孔從周等倒戈時可以把部隊整師整軍的拉出來，而共軍的龔楚、邢仁甫等倒戈時一兵一卒也帶不走的原因。

當然這也不是說戰爭年代的軍事指揮員就是政委的副手，不是說既然政委說了算軍事指揮員就可有可無。不是的。至少多數情況下不是的。不錯，在十年內戰和抗戰時期游擊狀態下，確有政委一手遮天而弄的軍事指揮員無事可做的情況，但這不是普遍現象。到了以運動戰為主的解放戰爭時期，這一現象已根本杜絕。根據分工，在有關戰術的問題上，諸如部隊開進與展開的實施、兵力和兵器的區分、主攻方向及突破口的選定、協同動作的組織、炮火的準備、通路的開闢、預備隊的使用等問題上，是以師長、旅長等為主說了就算的。在以打仗為主的戰爭年代，軍事指揮員也是有很多很出彩的重頭戲的。可惜的是，最近這些年拍攝的許多號稱軍事題材的影視，所表現的卻要麼就是滿屏的脂粉，要麼就是冗長的扯淡，既或想表現點戰術內容，又往往受限於編導的軍事素養，弄的驢唇不對馬嘴。不該表現的表現了一大堆，本該出彩的戲份卻沒能得到應有的表現。

戰爭年代，政工主官的權力一直略大於同級軍事指揮員（軍事指揮員有上一級黨的職務者除外），這也是我們在一些老電影中看到的為什麼鐵道游擊隊中的劉洪大隊長在關鍵的時刻要聽李政委的，為什麼娘子軍連中是洪常青說了算而不是連長說了算。這都是有根據的。

部隊中同一級的軍政主官什麼時候開始平起平坐了呢？是在解放後，1954年4月15日頒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委員工作條例》中，才第一次明確規定：政委「和同級軍事指揮員共同負責制定部隊作戰、訓練、動員、供應和一切軍事建設的計劃，並在頒布的命令上簽字；在緊急情況下遇有爭執時，屬於作戰行動和軍事工作的問題，由軍事指揮員決定，屬於政策性質和政治工作的問題，由政治委員決定，但均須同時報告上級首長。」可見直到這時，部隊（分隊）中的軍政領導才算一般高了。

戰爭年代的政工幹部，是不是真如影視中表現的那樣，都是只會念教條的窮酸或一聞槍響就嚇的尿褲子的懦夫呢？當然不是！和國軍中的政工幹部全部出身文學校截然不同，中共軍隊中的政工幹部幾乎全部起於卒伍，是槍林彈雨里成長起來的，小到連指導員，大到師、團的政委，哪一個不是把帶兵打仗作為第一職責？哪一個會在戰鬥中比同級指揮員靠後半步？特別是最基層的指導員，全部是從優秀的排長中提拔和從連長的崗位轉任，怎麼可能會出現連槍都不會使的情況？怎麼可能會聽見槍響就嚇的尿褲子？從紅軍時期到最近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指導員代行犧牲的連長指揮並致勝的例子比比皆是，又怎麼可能是對分隊戰術一無所知？抗戰時期的華北敵後，曾組建有多支特種小部隊——敵後武工隊，由於職能與隸屬的關係，武工隊的隊長和骨幹隊員，即全部由主力部隊的政工幹部抽調組成。如果真的像《集結號》中表現的指導員那個慫樣兒，我們該如何認識這令敵偽聞風喪膽的武工隊？紅軍時期，許多長期擔任政工領導的幹部日後成長為著名將領。如果真像《亮劍》中表現的政委那樣只念念教條管管生活，我們又該如何認識鄧華、楊勇、王震、陳錫聯、葉飛、王建安、傅秋濤、鍾偉等一大批沿著指導員、政委等政工崗位成長起來的赫赫戰將？

對於中共軍隊的了解，好多人不是從歷史文獻與當事人的記述中了解的，而是從影視和紀實文學中了解的，而且他們從來不看第一手的史料，從小接觸的就一直是被影視文學作品加工了一遍又一遍、歪曲了再歪曲的所謂「紀實」和傳奇，所以他就無法弄清楚什麼是真的什麼是YY的。這就好比一個人，他長期甚至從小就把鹿看作馬，腦海里根深蒂固地認為那鹿就是馬了，因而當有人把比照著鹿畫出來的東西騙他是駿馬時，他就會認可，就會點贊。這也就是一些不明就裡的讀者與觀眾欣賞《雪白血紅》《亮劍》等YY之作並為之叫好的主要原因。

《亮劍》究其實質而言，是一部披著共產黨和解放軍外衣的宣揚個人英雄主義的武俠類作品，走的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年代初「傷痕文學」的路子。這部作品的走紅，說明了兩個問題：1、大多數人對於解放軍歷史沒有常識可言。2、大多數人圖的就是個痛快，圖的就是個過癮，什麼是史實、什麼是真相，在他們眼裡，一文不值。要說真正反映解放軍歷史的好作品，還得算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

本文選自郭東風著《穿幫--民國軍史中的以訛傳訛》，中國言實出版社出版，全書54.6萬字，16開4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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