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創建初期職業革命家策劃活動以及起義的經費是從哪裡來的？
高一狗，老爹的知乎，昨天飯桌上討論到一個問題，根據教科書上的知識，中共的創立是曲折艱辛，但卻是偉大的。中共的各位先輩們大多是當時的社會活動家（老爹說叫職業革命家），社會活動，就是策劃學生遊行，政府前請願，和工人一起抗議。四一二之後改為武裝起義了。
可是問題來了，干這些事，不能光動嘴皮子，他還得有資金支持啊！！俗話說有錢能使磨推鬼，在建立中共蘇區前，我黨還沒有任何從土地中而來的收入，在城市中活動，單單依靠個人薪水是遠遠不夠的。那麼，那些神秘的經費是從哪裡來的？老爹說軍人有軍餉（如朱老總），但先輩們是從何方神聖那空手套白狼的，去知乎問吧。知乎大大們，第一次問問題，謹小慎微，望各位耐心看完，謝謝謝謝謝謝。 @共青團中央 @cpcliusi
起初是從共產國際得到財政支援，莫斯科方面時常通過各種手段將錢款交付給中共。有時候是匯款，通過蘇聯在哈爾濱設立的遠東銀行提取。有時候是讓人捎帶，有現金或者支票。沒現金的時候就寄珠寶，然後將鑽石珠寶變賣成現錢。也有鴉片，由專員攜帶至上海或哈爾濱倒賣換取資金。珠寶主要是共產國際在俄國查抄的寺院和教會的財產，其數額非常巨大，令人瞠目結舌。
1927年廣州起義，共產國際派人拿了200萬美元支援暴動。中共當時策劃和主導的大罷工以及各項運動，基本都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大力幫助，卻也不算全部，還有募捐等形式。譬如五卅慘案後，中共的確組織了募捐。而五卅慘案，導致的是一千多萬人對罷工工人的聲援，許多人是拿出了藏了一輩子的銀錁子或散碎銀子來進行支援。開灤煤礦大罷工，中共募捐一萬元，地方黨組織募捐到了一萬元，共產國際支持了一萬五千元，各方工會支持了兩萬元。
中共草創之初，各種事務都需要錢，實際上面臨著一種很窘的情況，諸位黨員勒緊褲腰帶幹活，無奈用愛無法發電，因此還需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辦法。一方面，中共並不想一直依賴共產國際，因為拿了誰的錢你就得聽從於誰的指導。二是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支援很有限，且款項滯後嚴重，有時候數月不打一回錢，天天看人臉色，想要發展壯大，還得自己想辦法。
中共發展壯大的過程，直接沿襲了蘇共的模式。蘇聯打教會，中國則沒有這個選項，打的是官僚資本，即官督商辦的一些資本，以及所謂的漢奸資產。到後來打土豪，劫大戶，沒收地主的糧食和錢財。識時務者叫「借」，不識時務者就叫「沒收」了。譬如在黃土高原上，沒收了一個富戶一百多頭羊和五十多隻雞，在原上沒收的財產，能拉十多車。珠寶，以及什麼一類的，可以兌換成錢的都被會沒收或征繳。
後續的沒必要多說。
總之，共產國際的資金支援，華僑、工會、百姓的捐款，是中共初期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
具體可以看楊奎松寫的《讀史求實》
下面是部分節選我就因為是轉的別人的，我就匿名了下面僅據已有的資料說明共產國際為幾次重大事件提供資金的情況：（1）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據上海區委檢討第二次（2月22日）武裝暴動的情況時談到，此次暴動經費約支出2470元，實際花掉1789元，餘671元。據特委會報告稱，為第二次武裝暴動，曾準備用3000元活動海軍，僅花掉1000元。在準備第三次武裝起義的過程中，據上海區委報告，曾向俄國人要求援助6500元，俄國人同意提供7000元；又向國民黨人提出援款要求，國民黨人則同意給罷工工人5000元。3月5日下午已得款13萬元。
（3）開辦黨校。經莫斯科批准，決定在漢口辦黨校，開辦費497萬元，月費預算為142萬元。
（4）湖南農運。7月5日，共產國際代表同意為復興湖南農運撥款395萬元。
（5）轉入地下。8月9日，鑒於白色恐怖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政治局委員要單獨租房居住，不可兩人同住，以免發生危險。國際代表為此撥款1000元。
（6）秋收暴動。8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並經國際代表同意，決定秋收暴動預算「至多不可超過滬鈔一萬元」。
（7）建立軍隊。8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批准軍事總顧問加倫關於組織南昌暴動，然後南下佔領廣東汕頭，接運蘇聯武器，以便裝備一個軍的提議。為此，在已向蘇聯駐武漢總領事伯納和軍事顧問加倫送款30萬美元之後，會議決定：還應「為此目的撥給15000支步槍、1000萬發子彈（算在庫倫儲備物資賬上）、30挺機關槍和4門山炮，帶2000發炮彈，總金額110萬盧布」。
（8）為將已經送去庫倫的41名接受過軍事或政治工作訓練的中國學生送往廣東，加強南昌暴動部隊的骨幹隊伍，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為把他們送回國去撥款4000美元。
（9）京漢粵漢鐵路罷工。9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並經國際代表同意，決定由林育南帶去給岳州以南至安源的罷工基金1500元，岳州及其以北（漢口）的罷工基金由中央直接接濟。初步計劃：平均一個工人6元，堅持一個月。
（10）北方暴動。10月，共產國際代表未經中央同志，單獨匯給北方局3000美元用於組織暴動，後又寄出4500美元。
（11）緊急會議。11月，為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共產國際代表同意中共中央所提2000元的預算。
除上述重要事件的專項撥款以外，已知1927年的經費援助情況亦可扼要列舉如下：
（1）5月26日，青年團中央書記報告稱：共產國際原定每年24萬元的預算已取消，青年共產國際決定每三個月提供經費7000元。中共中央書記報告稱：黨的預算，連同特別費，只能有15萬元。
（2）5月26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05號秘密會議決定，每月從中國委員會的經費中撥出1000美元用於在幫助中國同志組織軍事工作。《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05號（特字第83號）記錄》，1927年5月2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275頁。
（3）6月2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號秘密會議決定致電鮑羅廷、陳獨秀等，說明已給通過領事館武漢政府寄去200萬盧布，但強調說：這筆經費「對於和陳獨秀一起組建可靠的革命軍部隊是特別需要的。必須了解實際上為此在做什麼工作，隨著這項工作的開展，我們將按確定的貸款數額（進一步）寄出經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2號（特字第90號）記錄》，1927年6月2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345、349頁。。
（4）8月，鑒於國共關係破裂，蘇聯對國民黨的援助全面停止，中共中央反覆開會討論以後的預算問題。從最初提出總的預算每月82萬元，後減至4萬到5萬元，強調一定要細細地與共產國際代表核算。同時也要求黨員要自己謀生活，組織部要切實收黨費。據組織部長報告稱，自籌黨費估計或可有3000元。
（5）9月6日，共產國際為中共撥款17128美元。
（6）9月1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報告，已與濟難國際代表商定：濟難國際每月提供兩湖地區1500元，江蘇2000元，廣東1000元，北京700元，由中央轉交各地。中共中央提出，應請濟難國際每月再增加1500美元的援助。濟難國際1928年初為1927年後三個月實際撥款19萬美元。
（7）11月17日，因與共產國際代表交涉困難，中共中央決定黨費月預算仍維持12萬元，中央7000元，各省5000元，工運費和特別費單列。
（8）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又提出1928年月預算為55萬元。但與共產國際代表交涉談判未果。
由上可以了解到以下幾點：
（1）1927年共產國際提供的黨費一項，每月平均當不超過12萬元。連同特別費，中共中央每月從共產國際執委會得到的款項平均在15萬元左右。但加上濟難費等，特別是到8月以後，每月經共產國際聯絡局提供給中共的費用，平均應在2萬元左右。
（2）1927年幾乎整整一年中國革命的急劇動蕩，造成了共產國際臨時性開支大幅增長，中共依照正常預算開支也全無可能，再加上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共產國際、濟難國際、農民國際，以及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等相繼介入，因此這一階段的財政收支已難有確切的統計。
（3）由於這一年重大事件頻出，受難者眾多，故濟難國際的援助力度極大，且已形成定期撥款。
（4）自8月以後，因國共關係破裂，中共轉入地下，形勢艱危，並成為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唯一援助對象，因此，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經費援助的要求也明顯提高，以致與掌控金錢的共產國際代表多次發生意見分歧。為此，雙方均對現狀表示強烈不滿。中共中央領導人明確批評說：「他們不相信中國黨」，「管錢管得非常糟」。共產國際援助中共的經費，中共中央應有權自己進行分配，而不應採取交給共產國際代表掌握，中共中央反而要向其申請批准這種做法。共產國際如果放心不下，可以派一個懂財務的人來擔任會計。但共產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卻嚴厲批評中共中央不斷要錢的做法。他在給共產國際聯絡局局長的信中寫道：現在的情況非常不好，由於共產國際的撥款不是從一個渠道進行的，因此在中共黨內造成了極不健康的現象。「迄今為止，黨通過國際聯絡局每月收到大約2萬墨西哥元。但這項預算被認為是不完全的。中央以各種理由請求我們為這樣或那樣的事情撥給或多或少的款項。而且幾乎為每件小事都提出請求。什麼樣的要求沒有提出啊！只是建議散發個傳單或宣言，需要調人到某地去，中央派個書記到省里去，就連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會立即向我們提出撥給追加經費的要求。他們利用經費來源不同（國際聯絡局、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軍事組織）這一情況，得以弄到這些經費，因為這一個來源不知道另一個來源已經撥出。」結果，「所有從地方上來的同志都要舉行報告會，以款待俄國同志。例如，如果俄國同志對暴動特別感興趣，那麼在每次報告會中都會十分詳細地敘述暴動的準備情況，幾乎所有報告都千篇一律地這樣做。如果對必須立即舉行暴動的情緒已經消失，而方針是進行組織工作，那麼所有同志就立即開始敘述他們省里這方面工作的光輝前景。有趣的是，前來的同志總是不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國同志的情緒，而且甚至了解應該怎樣區別對待與這項或那項撥款相關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數同志相信不能通過正式途徑弄到，就開始逃避（同上海省委書記鄧中夏）的事務性會見。然後採取最粗暴的敲詐手段，如散布謠言，說什麼基層工作人員似乎責備蘇聯，把錢給了軍閥，而不給中央。還開始濫用感情，每天跑來要求經費以救援被捕同志出獄，歇斯底里地責備我們，說我們為救援這些同志沒有做任何事」。《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2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360—361頁。
之前只知道毛嗲混河西新民路的時候，找章士釗借過2萬銀元想去法國留學，後來沒去留學了，錢也不知道幹嗎去了。不過聽章含之口述才知道，毛嗲學沒有留，倒是挪用了一半的錢作為自己井岡山活動的啟動資金了，這有可能是性價比最高的留學資金
主要是共產國際援助。
當然也可以參考《蘇聯情報機關在華三十年》有詳細款目
文章比較長！！！！！請做好準備！
我提供兩份參考文章
一:
有關中共創建時期黨的經費來源情況的史料十分零散，主要見於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中共早期文件、報告，參與創建黨組織的相關人物回憶錄中。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當時黨的經費主要來源於共產國際的援助、黨員的自我支持以及向社會募捐等方面。一、共產國際的援助
中共接受共產國際援助始於1920年春維經斯基首次來華。雖說維經斯基是受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指派，來中國了解革命運動的發展情況和考察能否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把維經斯基的赴華看作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組織聯繫的開始。關於維經斯基來中國後給中共提供經費的確切數目，因史料匱乏，我們目前只能從相關共產國際檔案及當事人回憶錄中尋找一些線索。維經斯基來中國後，多次與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1920年8月成立）電報聯繫。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請求東方民族處按其電報要求匯款（數額不清），匯款的地址為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① 隨後，在民族處給維經斯基的回電中，明確告知錢已寄出。 1920年9月30日，東方民族處又派遣信使帶上價值10萬美元珠寶（鑽石）去出售，以作活動經費，另有一次「責成優林帶去兩千美元」給維經斯基。但至12月21日，東方處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稱：「出售鑽石要花很長時間，而答應給的錢至今未兌現。」也就是說，維經斯基可能未全部收到東方民族處答應給的經費。但是毫無疑問，維經斯基獲得了一定的經費，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最先獲得了維經斯基提供的經費支持。因為從上海發起組成員後來的回憶錄來看，都無一例外提到了當年維經斯基給予的經費支援。
具體維經斯基援助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多少經費？目前有確切記載的只有1921年12月施存統在日本留學時被日本警視廳逮捕，接受審訊時的口供：「初與上海之俄國過激派代表（維經斯基）有關係，每月接受宣傳費用約1000元，幹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30元報酬；然前年以來關係斷絕，現已不再接受該代表任何資助。」雖然施存統口供中的數據可信度還有待考證，但是我們可以從當時維經斯基利用這些經費在上海開展的工作中得到旁證。
維經斯基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出版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子，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創辦了《勞動界》周報，創刊號一次印刷了2000份，一分錢一份，由出版部印刷廠承印。宣傳報道部成立了俄華通訊社。組織部忙於在學生中間做宣傳工作，並派遣他們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繫。」此外，還有個別共產黨小組也間接得到了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包惠僧回憶：武漢的組織成立時，上海的「臨時中央」曾撥款一二百元，支部成立後的兩三個月間，上海方面每月匯來200元活動經費，並說這些經費是共產國際提供的。
此外，從維經斯基回國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立即出現經費困難也證實了其獲得過維經斯基提供援助的事實。包惠僧回憶：「1920年冬，維經斯基回國，陳獨秀赴粵，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書記由李漢俊代理。黨的經濟來源中斷，一切工作陷於停頓狀態，除了青年團和外國語學校還在繼續進行以外，就沒有什麼活動。」②李達也回憶道：「維經斯基回蘇聯後，經費頗感困難，每月雖只用二三百元，卻是無法籌措。」
這時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經費支絀，工作出現停滯的情況也引起了共產國際全權代表舒米亞茨基的關注。為了使工作重新啟動並得以改善，他大膽採取舉債貸款和其他手段以挽回局面。
顯然，這種帶有臨時性質的援助不是長久之計，經費的拮据使黨的許多工作陷入停滯狀態。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援助直到1921年6月馬林來中國後才得以重新恢復。馬林的到來對於中共一大順利召開起了直接推動作用。從經費上看，共產國際資助這次會議組織經費就不下千元。包惠僧回憶：「定計劃，提供經費，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劃的。每個地區派代表二人出席會議，每個代表發給路費百元。」一大代表租用了博文女校作為各代表住宿之地，「一次付了三個月（另一處回憶為二個月）的房租，講明只住一個多月（實際上我們只住了不到半個月）。」③
對於中共日常的活動經費問題，馬林明確表示願意予以解決。據劉仁靜回憶：「關於經費問題，開始他們作了個預算，每人每月二十幾元生活費。馬林看了他們的預算，感到數目字不大，說共產國際可以幫助解決。」④
但是由於李漢俊、陳獨秀相繼與馬林發生誤會，以致不願再接受其經費援助。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運動應由中國共產黨自己負責，共產國際只能站在協助的地位，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⑤ 直到後來陳獨秀被捕入獄，馬林奮力援救陳出獄，這才消除了誤會，答應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
但據包惠僧（曾任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支部書記）回憶，當時只以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接受：「在經濟關係上，只有勞動組合書記部接受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的支援，中共方面不開支經費。在中共負責的同志中，陳獨秀任商務印書館的特約編輯，李達任中華書局的編輯，都可以獨立生活。張國燾任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主任，生活費由勞動組合書記部開支。各地方的黨務經費也由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勞工運動的名義下開支。這樣的局面維持了大半年，到1922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才由黨中央統一支配。」⑥
陳獨秀正式回上海擔任中央局書記開始到中共二大召開期間，共產國際援助的詳細經費數額，我們可以從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得知：「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攜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從報告可以看出，這期間中共絕大部分活動經費都來自於共產國際援助。
從上文梳理的共產國際給中共的經費來看，我們可以初步了解到以下情況：一是在中共創建時期，共產國際的援助幫助很大，尤其是對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和活動開展給予的幫助，這一點應予以肯定。正是由於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使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更好地承擔起了發起組的角色。
二是起初共產國際這種援助具有明顯的臨時性質，還沒有與中共建立穩定的聯繫。直到「一大」召開後，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才逐步開始正規及定期化。
三是從現有資料來看，除上海、武漢共產小組有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外，絕大多數早期共產小組還是靠自力更生，自籌經費艱難地開展黨的工作。陳公博回憶道：廣州的共產黨並沒有用過蘇聯一個錢，既沒有地址，更沒有人事費。那麼，這些地方共產主義小組又是靠什麼經費來租房辦公、印刷宣傳品、開辦學校、開展工運等各項工作的呢？
二、黨員的自我支持
在沒有國際援助或經費困難的情況下，各地黨組織主要通過自我支持，捐出薪俸、稿費以及繳納團費、會費等方式來維持黨的工作。
（一）黨員捐出薪俸、稿費用作黨的經費。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報告稱：「《社會主義者》日報，該報每月需要700元，很難維持下去。每月從黨員的收入中抽出百分之十來維持《共產黨月刊》和負擔工人夜校的費用.」⑦廣州黨小組陳公博回憶：他和譚平山、譚植棠等都在學校當教授，以每月收入的贏餘，充作黨的費用，這樣辛辛苦苦支持了一年。⑧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工作之初,經費問題是由李大釗每月捐出個人薪俸80元為各項工作之用。但是隨著《勞動界》周刊發行量的增大，以及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費用，經濟上更加捉襟見肘。在沒有錢的時候，張國燾甚至將自己的衣物悄悄地拿出去典賣，來應付緊急的開支。隨後，經費問題在共產黨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會議上提出討論，規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獻若干。⑨
為推廣工人運動經驗，啟迪工人的階級覺悟，1921年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又創辦《工人周刊》。「《工人周刊》開創的經費由同志們籌措，各人當場認捐，集資80多元，已夠辦創刊號的費用。守常（李大釗）說：『最近可再拿出50元，一定要辦好這件事。』就這樣，大家齊心協力開始了籌辦工作。」⑩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維經斯基離開後，為緩解經費困難，黨員曾把稿費充作黨的經費。據李達回憶：「維經斯基走後，黨的經費是由在上海的黨員賣文章維持的。大家寫稿子賣給商務印書館，把稿費充作黨的經費。沈雁冰也回憶：李漢俊為維持生活，給沈雁冰主編的《小說月報》寫了不少稿子。沈雁冰也給了李漢俊千字五元的最高稿酬。上海外國語學社的圖書室開辦時也是靠沈雁冰捐了80元稿費才成立的。（二）繳納團費、會費支持黨的工作。
在黨創建時期，為培養青年幹部，在上海、北京、廣州、長沙等地相繼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活動經費來源之一就是團費。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之組織規定每年每人最少額納費一元。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也規定團員要繳納一定的會費。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也明確規定：每個團員月擔任12元月費。至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通過的團章明確規定：經費以團費特別捐及其他收入充之。團員入團時，須繳納如團費五角，並須按月繳常費一角；但勞動者入團費得免繳。
關於黨費，中共一大並沒有明確規定，直到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才開始規定黨員要繳納黨費：「黨員月薪在50元以內者，月繳黨費一元；在50元以外者，月繳黨費按月薪十分之一計算；無月薪者及月薪不滿20元之工人，每月繳費二角；失業工人及在獄黨員均免繳黨費。」
為了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了一些研究性的組織，如北京發起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湖南發起了俄羅斯研究會，上海、廣州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這些研究會主要靠會員繳納會費來維持。
北京發起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規定會員須繳納會費，「包括常費--每年分三個學期，每學期繳常費五角，皆於開學時繳納；買書費--由各人自由量力認捐，認百元亦可，十元八元亦可，不認一文亦可。又認十元以上者，書籍所有權或歸公歸私，可由認捐者自願決定。」湖南成立的俄羅斯研究會主要「從事關於俄國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發行俄羅斯叢刊；派人赴俄從事實際調查；提倡留俄勤工儉學。其發起由姜詠洪自願捐助百元，各會員亦均自認會費，將來關於派遣赴俄調查及發行叢刊等特別費用再行開會募集。」並專門設「會計幹事一人，經理會費出納。」
上海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章程規定：會員每人每月收會費小洋一角。濟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勵新學會章程規定：會費由會員入會金、職員特別籌募、贊助員之捐助三項組成，並規定會員入會時須交會費一元。還有的研究會不收入會金及常年捐，而主要通過所得捐及特別捐獲得。
20年12月成立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規定所得捐為「會員用本會名義發行之書報或論文，所得報酬應酬百分之五為本會會費，又百分之五為公共購書費。」特別捐為「會中遇有特別需要款時，用絕對自由的方法，徵收特別捐。」
三、向社會募捐
中共創建時期，黨員以知識分子為主，職業多為教師、編輯，還有部分是完全沒有收入來源的學生。在這種情況下，僅僅依靠黨員自我支持肯定是不行的。因此，充分利用社會力量，向社會募集經費也是黨活動經費來源之一。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經費除了李大釗和一般同志們捐獻的以外，也向他們認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們去籌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20元，俄文教員柏烈偉一次捐助了100元等。此外，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為進一步在工人中深入進行宣傳組織工作，決定在長辛店創辦一所勞動補習學校，以此作為組織工人的聯繫紐帶。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的創辦主要靠社會募捐成立。為募集到創校經費，黨組織專門在《勞動音》雜誌上刊登了一則募捐啟事，並附有詳細的預算費。該學校主要籌建人鄧中夏回憶道：學校經費時由募捐得來。發起學校時還拉攏了幾個有力工頭，因為開始必須得到他們的贊助才行。
從後來長辛店補習學校順利開辦來看，這次向社會募捐經費應該是成功的。有的小組還利用政府資源來開展黨的活動。如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 「宣講員養成所」作為宣傳馬列主義的基地,是公立的教育機關，經費是由政府出的。
結 語
從上文梳理創建時期黨的活動經費來源可以看到，中共通過共產國際援助、黨員的自我支持及向社會募集等渠道獲得了一定的經費，但是從總體上來看，當時黨的經費還是非常拮据的，許多工作因經費匱乏只能停滯或中斷。早期的共產黨員克服重重困難，經常以一當十，超負荷地投入到工作中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經費的不足。正是靠著黨員的這種無私奉獻、忘我工作的精神，在建黨初期，黨的各項工作才得以逐步開展起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才得以成功地開展一系列革命活動，這為中國共產黨今後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早期的共產黨員們為黨的開創和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其精神財富和歷史功績永遠值得後人珍藏和銘記。
注釋：
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頁。②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知識出版社編:《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頁。
③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浙江省委、嘉興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一大南湖會議」》，浙江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頁。
④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等選編：《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頁。
⑤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知識出版社編：《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第54-55頁。⑥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知識出版社編:《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頁。另據張國燾本人回憶：勞動組合書記部預算的全部開支及出版費用等每月就需一千零數十元。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頁。⑦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84頁。
⑧《陳公博回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等選編:《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頁。
⑨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頁。⑩羅章龍:《椿園載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27-128頁。《黨的一大前後》，《李達文集》編輯組編:《李達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頁。北京發起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3月就成立了，1921年10月又重新組織起來，作為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機關。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二冊,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1979年版,第301頁。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一冊,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1979年版,第523頁。
來源: 《紅廣角》 | 責任編輯：程仕才
二: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1921 年7 月， 先進知識分子在上海締造了一個嶄新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在中共建立過程中，蘇俄金援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中共建黨經費的來源問題是怎樣的，是否如有人所稱「中共是盧布黨」。
建黨經費的源頭：共產國際資助陳獨秀上海建黨
在中共建党進程中，《新青年》雜誌上海編輯部起到了主導作用。1915 年9 月15 日， 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月刊由上海群益書社出版；從1916 年9 月1 日2卷1 號起該刊又改名為《新青年》。這份雜誌的創刊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
1920 年代初，正處於內戰中的蘇俄與共產國際開始大力向中國開展工作。1919 年3 月，在鄂姆斯克秘密舉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亞代表會議決定，在「遠東建立西伯利亞區委情報宣傳局」，職責為「與東方和美國的共產黨人建立聯繫，組織交換情報工作，進行口頭和書面宣傳」等。
6 月18 日，俄共（布）西伯利亞區委的負責人加彭考慮到在東方開展革命運動的需要，提議在區委下「設一個有遠東各國人民（包括中國）的代表參加的東方局」，主要任務是「與遠東各國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聯繫和幫助這些國家建立共產黨組織」。1920 年1月，俄共（布）遠東地區領導人在給俄共（布）中央的報告中也稱「他們打算與中國的革命者建立經常聯繫」。
隨後，蘇俄方面數次向中國派遣使者，試圖與具有初步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中國知識分子進行接觸。在維經斯基來華前後，先後有布爾特曼、波波夫、阿格遼夫、波塔波夫等人。
共產國際方面頻繁地遣使來華，即反映了共產國際對東方問題的重視，亦表明從事東方工作的各個組織在行動上的不一致、不協調和互不通氣。俄國學者潘佐夫的研究表明，共產國際對華工作在早期受託洛茨基不斷革命思想的影響，有著一種鼓動世界革命的傾向，並且毫不考慮他國具體國情，認為世界革命自我實現的宏偉進程不可阻遏，其他國家的革命乃俄國十月革命的自然延伸。
在此背景下，1920 年4 月，經共產國際同意，由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分局所派遣的維經斯基一行5 人來到中國，同中國進步人士建立聯繫，同時考察可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
1920 年2 月中旬，陳獨秀在李大釗等人的幫助下離京，隻身赴上海，「途中則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事」。此次遷移意義重大，「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來到上海後，陳獨秀著手重組《新青年》雜誌。他以陳望道、李漢俊等傾心馬克思主義的文化人為基礎，組成編輯《新青年》的上海同人群體。
在這一過程中，他也漸漸與主編《星期評論》的戴季陶、《民國日報》的主編邵力子等人建立密切聯繫。陳獨秀與戴季陶、李漢俊等上海文化人過從甚密，他們組成了一個「研究會」性質的同人圈子，頻繁開展座談宣傳馬克思主義與蘇俄經驗。他的寓所兼《新青年》編輯部——環龍路老漁陽里2 號（今南昌路100 弄2 號），也成了革命者的中心場所。
胡適在晚年曾自述，陳獨秀「他在上海失業，我們乃請他專任《新青年》雜誌的編輯。這個『編輯』的職務, 便是他唯一的職業了。在上海陳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後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
誠如胡適所述，北京同人此時聘陳獨秀在上海專任《新青年》編輯，並每月從編輯部用度中劃撥編輯費100 元作為陳氏的收入。
1920年12 月，陳獨秀赴廣州前，特為致函北京同人，言及「弟日內須赴廣州，此間編輯事務已請陳望道先生辦理，另外新加入編輯部者，為沈雁冰，李達，李漢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編輯部薪水百元，到粵後如有收入，此款即歸望道先生用」。由此可見，直至1920 年底，陳獨秀本人在上海仍主要依靠北京同人提供的這份收入支用。
1920 年5 月，蘇俄代表維經斯基攜帶著李大釗的介紹信，赴上海會見陳獨秀。通過這番接觸，雙方達成了合作意向，由共產國際提供經濟資助，在上海展開建黨大業。
隨後，經陳獨秀的介紹，維經斯基和戴季陶、李漢俊、張東蓀等一起座談蘇俄革命和中國社會的改造問題。與會者認為可將《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結合起來，建立一個全新的革命聯盟。而維經斯基的到來，給予了建黨大業以不可或缺的外部幫助和經濟支持，使之成為現實。
維經斯基利用東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動經費，在上海成功地展開了工作，包括「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 人組成（4 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出版部有自己的印刷廠，可以印刷小冊子。
在陳獨秀的領導與策划下，1920 年6 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在《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這是中國大地上出現的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
共產國際的往來信函亦強調了在蘇俄資助下的上海發起組的領導作用。在上海發起組成立的同時，共產國際為了在中、朝、日等東亞國家直接進行實際活動，於1920年5 月在上海成立東亞書記處。該處所設「中國科」的主要任務之一，即是「成立共產主義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
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後，即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上海發起組開展了卓有成效的馬克思主義啟蒙與宣傳工作。首先便是通過《星期評論》雜誌社，由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是年8 月，《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付梓出版。《共產黨宣言》的出版發行得到了蘇俄方面的資助。
上海發起組充分意識到了大眾傳媒在現代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於1920 年8 月，創辦了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和推廣工人運動經驗的《勞動界》周刊。嗣後，《新青年》雜誌脫離群益書社，另成立新青年社，從8 卷1號開始獨立發行，仍由陳獨秀主編，主要討論社會主義問題。
中共建黨經費撲朔迷離的歷史脈絡
關於共產國際經濟資助問題，其歷史脈絡撲朔迷離，極其複雜，有待商榷。據俄國學者舍維廖夫的研究，「《新青年》雜誌從1920 年秋天開始接受共產國際的資助並逐步轉變為共產主義刊物」。
然而，資助的規模及持續時間等依然迷霧重重。文獻顯示，直至1920 年底，蘇俄對華工作仍嚴重缺乏經費。1920 年9 月30 日，東方民族處曾允諾「近幾天我們會派遣信使，帶上珠寶去賣」。並在10 月23 日再次致電維經斯基稱「錢已經寄出」。在隨後的信函中亦詢問維經斯基「是否已經收到我們責成優林帶去的兩千美元？」
然而直到該年12 月21 日報告仍稱「缺少經費，至今東方民族處未從中央機關得到一個美元或其他貨幣，而沒有錢就無法在東方工作。為了弄到錢，民族處不得不到黑市上購買羅曼諾夫貨幣和蘇維埃貨幣。但最近沒有任何俄國貨幣上市，民族處失去了這唯一的經費來源。確實，從西伯利亞局得到一些貴重物品（鑽石），已拿到東方去出售，並答應給10 萬美元。
但出售鑽石要花很長時間，而答應給的錢至今未兌現」。
到1921 年1 月21 日，共產國際遠東全權代表舒米亞茨基在信函中稱，「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經費一度支絀，今年1 月份後半個月，工作出現停滯。為使之重新啟動並得以改善，我不得不採取大膽的辦法，舉借貸款和使用其他手段，這才挽回了局面，報紙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維持下來（如布哈林和普里奧勃拉任斯基的《共產主義ABC》用中文印行了兩萬冊）」。
可見，由於蘇俄方面對華工作嚴重缺乏經費，承諾的經費（包括售賣鑽石所得款項和10 萬美元）皆未能兌現。以至不得不舉借貸款來維持出版工作。
而且依據近年來在日本新發現的警視廳施存統口供，指稱上海發起組「（社會主義大學校）初與上海之俄國過激派代表（大概是維經斯基——引者注）有關係，每月接受宣傳費用約一千元，幹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三十元報酬；然前年（原文如此——引者注）以降關係斷絕，現已不再接受該代表任何資助」。
包惠僧亦回憶，武漢黨組織成立時（1920 年陰曆九月中旬），「劉伯垂由上海帶回臨時中央給的一、二百元，建立機關的一切費用都是從這筆錢中開支的。除此外，武漢支部建立後，上海臨時中央還每月寄二百元做為活動經費，共寄了兩、三個月，這錢是共產國際給的，後來就沒有了。」
綜上所述，共產國際給予上海發起組的資助，主要是在印刷與開展宣傳活動方面。然囿於經費匱乏，這種資助的規模、穩定性和持續性都是值得存疑的。
到1920 年10 月底，蘇俄最後一次匯款給上海的維經斯基，隨後維經斯基和陳獨秀也因經濟短缺相繼離滬，自此經濟資助隔絕，上海發起組（臨時中央）亦不再接受俄方任何資助，完全依靠自籌經費（包括新青年社的盈利收入）。
據李達回憶，「這時候黨的經費是由在上海的黨員賣文章維持的。」可見，從1920 年5 月，維經斯基與陳獨秀見面，直到同年10 月底，蘇俄最後一筆匯款為止，蘇俄金援歷時不過半年即告罄。
自主創業的上海發起組在陳獨秀的領導下，通過寫信聯繫、派人指導或具體組織等方式，推動建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是名副其實的「臨時中央」，「是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中央局」。陳獨秀對建黨工作頗為重視，他親自負責武漢、廣州、長沙和濟南的建黨工作。
1920 年6 月，毛澤東率驅張請願團到滬，陳獨秀與他交談了馬克思主義，8 月即請毛澤東在湖南建黨，並定期提供資助。包惠僧憶及武漢小組是在上海臨時中央的直接資助下建立的，並強調「我們同上海的關係較為頻繁，密切」。
從1920 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 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陸續成立共產主義小組，並在日本和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也建立了組織。各地小組以上海為中心保持密切聯繫。根據張國燾的說法，在一大召開前，「計算（全國）六個小組共有57 同志」。而且，「一次大會以前經費是自籌的，上海新青年社原來有2000 元，營業贏利計4000 元，漢俊設法籌措一些，湖南等處，每月由中央津貼二三十元。（廣東不在內）北京因與俄同志接近，募了一些捐款。一次大會以後，中央則由國際津貼」。
另據《張國燾關於中共成立前後情況的講稿》（手稿本）提及「在1920（年）冬漢俊曾寫了一本小冊子買給商務書館，得了300元」。此番論述可旁證陳望道、李達等人回憶上海發起組的經費主要依靠上海的黨員賣文維持這一說法確系實情。關於廣東小組的情形，講稿中提及「當時小組是與無政府聯合的。開辦群報，公博、平山編輯，陳炯明每月津貼400元」。
另外還提及新青年社原有（股本）資金2000 元，其資金來源頗可深究。譬如，1920 年7 月2 日，正在為新青年社獨立發行而招股的陳獨秀致函高一涵，言辭懇切地稱「興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招股的事，請你特別出點力才好」。可見新青年社之原始股本金中有一半有明確來由，系由招外股所得，尚餘1000 元股款之來源因史料缺乏存疑。然而，共產國際檔案則稱《新青年》得到了蘇俄資助，譬如，共產國際代表在1921 年4 月的報告中陳述，「我從上海動身前，中國共產黨人在積極籌備召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要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
迄今黨的實際領導權還在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手裡。這個雜誌是由我們資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編是陳獨秀教授，當地人稱他是『 中國的盧那察爾斯基』，即天才的政論家和善於發動群眾的宣傳員」。可見，《新青年》雜誌在上海的編輯、印刷和出版得到了蘇俄方面的資助。然而，蘇俄方面是否提供了《新青年》原始股本2000 元的餘下部分即1000 元股款，則不得而知。
可見到1920 年底，蘇俄經費斷絕後，此時共產黨之主要經費為自籌，經濟來源主要依靠上海發起組開辦的新青年社創收所得。於此同時，上海的臨時中央以《新青年》編輯部為財政依託，不僅通過各種創收手段自籌經費，而且還給予全國各地的黨組織經濟資助，陳獨秀亦頗為重視獨立自主地進行革命。
在各地共產黨小組相繼成立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國性政黨的構想已在上海發起組中逐漸醞釀。5 月，上海發起組委託包惠僧到廣州找陳獨秀，請他回滬或將上海發起組遷往廣州，但陳獨秀認為廣州到處是無政府主義，政治環境不利，地理位置也不適合，不便於各地聯繫，因此仍屬意上海。
6 月初，上海發起組與剛抵滬的共產國際代表尼柯爾斯基、馬林商談後，認為建黨的條件業已成熟，應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上海發起組在與陳獨秀、李大釗商議以後，發函給各地共產主義小組，請每地派兩位代表赴上海開會（每位代表附寄路費100 元，回去時又每人送50 元）。按照包惠僧的回憶，路費是由馬林，也就是共產國際提供的，「錢由馬林拿出來，張國燾用」。
由此可知，中共建黨經費來源的歷史脈絡紛繁複雜。首先，建黨經費的源頭起自蘇俄， 從1920 年5 月，蘇俄代表維經斯基與陳獨秀見面，主要由蘇俄出資贊助中共建黨，其間陳本人亦利用私人網路籌措了部分資金（如新青年社的原始股本中即有一半由此而來），然而，到同年10 月底，經費短缺的蘇俄方面最後一筆匯款為止，蘇俄金援歷時不過半年即告罄。
此後，從1920 年底一直到1921 年7 月一大建黨前夕，依靠著上海臨時中央的自主創收，自籌經費，勉力維持、建構起全國性共產黨網路的發展和壯大。最後，則由共產國際直接資助一大召開的差旅費用。看到有說共產國際支援的，有說沒收的，有說太祖籌集捐款的，我補充一條，購買公債
作為一個NGO組織，經費主要來自境外支持，而歸根結底是靠境外勢力各種見不得光的手段，比如搶劫。
詳情請見「搶錢幹革命」：布爾什維克資金從哪來_百度文庫
為支持列寧推翻臨時政府 德國真的提供九噸黃金？
我想問一下現在和平時期你問這個想幹啥 ！！！
我來補充一下@譚峭 的答案好了。
我搜索了一下，他的答案來自一個微信公眾號，其中有關毛澤民在遵義的事迹敘述是不準確的。我之前在知乎上看到過另外一個說法，但是現在搜索不到了。（這小破乎遲早 ）
毛澤民在遵義，急需補充各種軍需物資。他手裡有沒收來的食鹽，食鹽在當地極其缺乏，價格也極其昂貴。但通過食鹽「以物易物」的方式購買軍需物資，當地商人勢必哄抬物價。再加上軍隊在遵義只待很短的時間，想買全軍需物資確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於是，毛澤民想到了一個天才的點子：低價出售食鹽，但想購買食鹽，只能用共軍發行的貨幣，而共軍發行的貨幣和當地流通的銀元1:1兌換。於是，來買食鹽的老百姓很多，毛澤民在極短的時間內就獲得了一大批銀元。他在用這些銀元購買各項軍需物資時，其價格上漲的幅度不是很大。而且，在十天之內，就完成了任務。摘自 電影《建軍大業》
我看早期革命家的回憶錄上說當時的中國支部的活動經費是列寧格勒的黨費支撐的。陳獨秀拿著這些錢一直都覺得挺不爽的。還說毛爺爺領導的湖南分部能達到50%的自給率，讓陳獨秀很滿意
打擊土豪劣紳，收繳的。國共合作，蘇聯援助。國民合作時期，國民政府支持。早期領導人的號召能力。黨早期的經營。
其實這就跟現在創業一樣。
你要創業肯定要拿風頭，要找合伙人。
這個合伙人就是國民黨，初始VC就是蘇共，至於國民黨又找到新的風投把我共給踹了，實在不厚道。
搞革命不止要流血犧牲 當然不可避免的是哪哪都要用錢。關於錢這個東西，我們偉大的共產黨當然自有一套辦法。學習過近代史的同學應該都知道我們黨在革命階段對各個階級採取不同的政策：發展先進階級，爭取中間階級，孤立頑固階級。一提到這個政策，那可就牛b壞了。先進階級是哪些人呢？是農民、工人、手工業者等基本上屬於無產階級，這些人哪有什麼錢呢，但是他們是革命的領導和主力，當然要發展。頑固階級又是哪些人呢？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些人是頑固的反革命，所以我們黨對他們不抱有任何幻想堅決孤立他們（當然抗日時期除外）最關鍵的就是中間階級，這些人是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的一些人，我們黨認為這些人具有兩面性，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懦弱的一面，所以要積極爭取啊。為什麼要爭取呢？因為他們有錢啊！當然其實革命初期其實黨的創始人和骨幹分子也並不家裡都是貧下中農，不然你以為隨便一個人都能去歐洲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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