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算藝術?」——這個問題已經被問了100年

骨折在家期間給《時尚先生Esquire》寫了這篇小稿,順手也搬來知乎這塊自留地上。原標題《一隻手套、三把椅子和兩張床》。

美劇《慾望都市》中有這樣一個橋段,一位客人誤將畫廊牆上的滅火栓當成了藝術品,接待他的夏洛特以玩笑化解了尷尬,順手揶揄了傑夫·昆斯——這位頗具爭議的大牌藝術家曾經將一台嶄新的吸塵器直接送進了美術館展覽,無怪乎客人會將滅火栓也當作藝術品欣賞。

這雖然只是影視作品中的一段笑料,但它在現實中也正在越來越頻繁地發生。2015年,有人在參觀紐約MoMA美術館時將一隻手套掉在地板上,但經過的人們都小心翼翼地繞開了它,生怕那是一件「藝術品」。而就在同一年,義大利一所美術館的清潔工直接將兩位藝術家的裝置作品當作垃圾清掃掉了,因為它們「看起來」就只是一堆喝光的空酒瓶而已。

這兩個段子一樣的真實事件在當年的社交網路上曾引發了民眾對於「什麼是藝術」的熱烈討論,而這樣的討論自1917年那個著名的「小便池」開始已經持續了一百年之久:如果一個簽上藝術家名字的男用小便池可以被視為一件藝術品,那麼藝術品與日常物品之間的界限究竟在哪裡?就在於簽下落款的那隻「點石成金」的手嗎?

上圖:MoMA美術館著名的「手套事件」

上圖:現當代藝術史中最著名的作品《Fountain》

這一切的「始作俑者」馬塞爾·杜尚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他通過消除藝術品與日常物品在外觀上的差異,向世人宣示了藝術家的思想才是藝術品的核心價值。而他最著名的繼任者之一約瑟夫·科蘇斯則用「三把椅子」將這一思考以更為有趣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在他被紐約MoMA美術館收藏的經典作品《一把和三把椅子》中,科蘇斯展示了一把椅子的三種形態,即一把真實的椅子、一張椅子的照片、以及一段詞典中「椅子」的定義性文字,並向觀者提出了這樣一個頗為弔詭的問題:在實體、影像和概念之間,究竟哪一個才是這把椅子的本質?

如果這個問題有「標準答案」的話,作為視覺影像的椅子照片顯然是最先被排除的,題眼存在於另外二者之間。科蘇斯個人給出的答案是:椅子的概念定義才是椅子的本質。「椅子」是人們因為「坐」的目的而設計出來的一種傢具,而椅子的實體只是這一設計觀念的物質化呈現而已。作為實體的椅子可以擁有各式各樣的材料、顏色、形狀,但它無論以何種外觀特徵出現,最終也只是在執行「椅子」這一概念的描述而已。

上圖:科蘇斯的作品《One and Three Chairs》

藝術家的觀念才是藝術的本質——這只是對於「何為藝術」的無窮個回答之一。通過對藝術家思想觀念的強調,杜尚和科蘇斯們將藝術品的外觀從核心判斷標準中剔除了出去。而其他的藝術家們也在同時以自己的方式探索著「藝術」這一定義的邊界問題。

約翰·凱奇的《4分33秒》就是這樣的一次探索。這件同樣收藏於紐約MoMA美術館——即「手套事件」發生地的經典作品在戰後藝術史中扮演的開創性角色絕不亞於「三把椅子」。它被藝術家定義為一部「音樂」作品,但這部作品中並沒有奏響哪怕一秒傳統意義上的音樂。實際上,在如作品標題所記錄的4分33秒中,人們聽到的是環境中的一切干擾聲:台上演奏家翻動樂譜的聲音、挪動琴椅的聲音、台下觀眾的呼吸、咳嗽、低聲議論聲……這些曾被視為干擾項的嘈雜之聲就是這部作品中的音樂。「無聲並不存在」,凱奇認為。即使在最為安靜的環境之中,人們也可以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而我們身邊的一切聲音都是值得聆聽的——「音樂」正是從人們的聆聽中誕生的。

藝術和生活之間並不存在界限,一切皆可以是藝術——凱奇對於「何為藝術」的回答顯然是更為激進的。如果說杜尚只是取消了藝術品與日常物品在外觀上的差別,凱奇則直接消除了二者的根本差別。前者將藝術品的最終解釋權牢牢握在了藝術創作者的手上,而後者則將其平分給了所有人。至此,藝術正式走下了神壇,成為了無須仰視,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其中的日常活動之一。

有趣的是,大眾對於這種權力的拱手相讓似乎並不買賬,甚至時常會感覺到被冒犯。1998年,藝術家翠西·艾敏將自己卧室的一角原封不動地搬到了展廳里:一張凌亂的床上散落著滿是污漬的被單、內衣、絲襪,而床下的地毯上更是堆滿了煙盒、酒瓶甚至用過的避孕套、衛生巾等生活垃圾。這樣一件同時挑戰著觀看者的視覺觀感、羞恥感乃至社會道德共識的作品公然出現在一個國家首都的著名美術館之中,不出意料地引發了軒然大波。據說,在這次展出被媒體大肆熱炒之後,一位家住威爾士的主婦特意帶著清潔用品長途跋涉來到倫敦,想要將這張骯髒的床鋪徹底收拾乾淨。

上圖:翠西·艾敏1998年作品《My Bed》展覽現場及作品局部

這件名為《我的床》的作品令人想起了羅伯特·勞森伯格1955年的作品《床》,勞森伯格將自己睡過的床單、枕頭、被罩釘在了畫框中,將其作為畫布直接在上面作畫,挑戰了藝術與日常生活曾經涇渭分明的界限。但這件在彼時頗為革命性的作品在他的後輩面前可謂保守——它像一幅普通的油畫一樣掛在了美術館的牆上,而43年後,翠西·艾敏的床則直接被擺在了美術館的地上,就像它曾經理所當然地存在於自己的家中一樣。

二者的遞進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說勞森伯格的床是將生活的日常融入到藝術之中,翠西·艾敏的床則是將藝術的粉飾徹底丟掉,去直接呈現那些真實、殘酷而難以直面的日常生活本身。後者以令人驚訝的坦然將一個女孩的生活暗面展現在所有人面前,以挑戰禁忌的大膽方式將自己的一篇私人日記訂在了藝術史的書頁上。

這張床無疑是極度個人化的,但當它出現在公共場所之中,它就發生了一種微妙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正是由作品的每一位觀眾與其共同完成的——如果如凱奇所說,音樂是從人們的聆聽中誕生的,那麼藝術也許正是從人們的觀看中誕生的。在這張床的面前,每一位觀看者都在給出自己同樣極其個人化的反饋,它交織著自身生活與回憶的碎片,在腦海中合成了一張屬於自己的床。是這些形色各異的床共同構成了《我的床》這件作品的「完成態」,而陳設在展廳之中的那張具體的床反而不是最重要的,正如科蘇斯的椅子一樣。

這樣說來,也許對一百年前的那個「小便池」還可以有另一種解釋:「點石成金」的並非是藝術家的手,而是觀眾的眼。但這也只是這一百年里對「何為藝術」這個問題的無窮個回答之一罷了。或許,「何為藝術」就是這樣一個源動力一樣的問題,而重要的從來都不是結論——只要這個問題還在持續被討論,藝術就還有著無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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