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神殷商（一）——祖先與神明
在講商朝前，我將拿出一篇文章的篇幅來探討商朝的宗教。
商是個神權國度。在一個群雄並行的時代，商族的畫風絕對是獨樹一幟的。他的畫風甚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夏朝（這一句如果沒看懂請閱讀我之前的一篇拙作《燃血狂夏——權斗與戰亂交織的熱血王朝》，裡面詳細闡述了夏、商、周並存的論點），並導致了孔甲的一場不成功的宗教改革。同時，這種宗教治國的霸道與感染力也讓後世的周無比恐懼，致使周有意識地將禮制系統化和儀式化，升格為一種宗教等價物。
我們先來看看「孔甲亂夏」。
「孔甲亂夏」是夏朝君主對當時宗教的一場比較失敗的改革。這場改革雖然勇氣可嘉，但無論從戰略還是方法上都是極不成熟的。他的改革方式是套用，套用了商朝的宗教。覺得別人家的東西好，自己生搬硬套，不結合實際，能成功才怪。不過很明顯，夏朝有自己的一套對「宗教」的理解。我們現在總是把宗教研究的視角放在商朝的身上，何曾想過夏朝有宗教，或有類似的儀式性傳統。
不能武斷地說沒有，否則孔甲不至於那麼慘地撲街。
夏朝的宗教比較單一，是一種單純的祖先崇拜。這種祖先崇拜的源頭你可以根據古籍的記載追溯到上古神話，但最直接的還是夏後氏對「家天下」制度近乎粗暴的傳承。請注意，是傳承，世襲制度從來沒有離開過那個時代，只不過被虛偽的禪讓包上了一層美麗的外衣。夏後氏的禹和啟野蠻地迫害了有虞氏，使得他們對於「部落居於統治地位」的貢獻空前絕後。對於祖先的祭祀，慢慢變成了一種宗教，一種精神鴉片。對於後世那些君主而言，以一種儀式性的方式懷念自己的先祖成了一種成癮性極強的鎮痛劑——不僅僅能快速有效地麻痹現實，而且一次之後還想要第二次、第三次。這種祖先崇拜形成的「宗教」顯然是非常不成熟的。孔甲在有針對性的進行改革時發現無從下手，在商朝從文化到軍事的入侵中也顯得不堪一擊。
嚴格地講，夏後氏的信仰根本不算是一種宗教，只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麻醉而已。與商朝的成系統的宗教相差甚遠。
那麼，商朝的宗教到底是什麼呢？
第一章 商朝的宗教
取代了夏朝祖先的神，叫「天帝」。這個神不僅僅霸佔了商族的信仰，還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符號留在了中國歷史當中。
那麼這個天帝是誰呢？
有人說「天帝」是紫微星（北極星）。這個基本不可能。中國古代星學系統成型於漢唐，「紫微斗數」之名在五代時期才有確切記載。中國天文觀測的歷史是很悠久的，但先秦時期並沒有星相崇拜的記載。不過多有以天相比喻政治的：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第二》
影響比較大的說法是，「天帝」即「昊天上帝」（不是玉皇大帝，那個是道教的）。很多人深以為然，因為根據對甲骨文的研究來看，在有虞氏統治的末期就已經出現了以「昊天上帝」為核心的神系系統。具體的記載見於《周禮》，但很明顯這套體系的成型一定是在西周建立之前就已經出現了的。以「天帝」崇拜為核心的「五方上帝」系統具體為：
東方青帝太昊、南方赤帝炎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玄帝顓頊和中央黃帝軒轅。
由此看來，中國對軒轅黃帝的崇拜源遠流長。那麼這套系統是殷商宗教的主體嗎？
我認為這是一種框架，或者說，一種方法論。如果說對於軒轅黃帝的崇拜是那個時代的共識，商族人在創立自己宗教的時候，需要將軒轅黃帝的形象帶換掉，換成一個更接地氣的人物。
那這個人是誰呢？《山海經》指向了一個稱謂，一個神格，「帝俊」。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使四鳥。——《山海經·大荒南經》
很多證據將「帝俊」的真實身份指向舜。我只能說有道理，可能是有虞氏在商族之前將他們部落中的傑出人物進行神化處理。還有人說是古籍中寫錯了……在此這種問題我們就不糾纏了。有興趣大家可以讀讀袁珂先生的《山海經校注》，裡面說得比較明白。
更準確的說法，帝俊的真實身份，是商族的祖先——帝嚳。
殷人褅嚳。——《禮記·祭法》
帝俊的身份是帝嚳，這種說法自古有之，但自古以來都被或多或少地迴避。因為商族的祭祀很頻繁，但是皆是有針對性且具體的。對於「統治萬物」這種職能，商族只是將天帝列為一個「形式上」的主神。常玉芝先生在她的《商代史》中闡述了這一現象：
商人卻從來不向上帝祈求，從來不對上帝進行祭祀。——常玉芝，《商代史·卷8：商代宗教祭祀》
究其原因，書中提到了陳家夢先生的觀點：「上帝與人王並無血統關係」。常玉芝先生在文中更提到一種「敬畏」的力量，祭祀這種行為，賄賂的是天帝的使臣。
我們不妨將二者結合一下，會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商族並沒有摒棄祖先帝嚳與他們王族的血緣傳承，他們將這種血緣「改造」了。改造成了一種既與人間發生聯繫，同時也是至高無上的存在。在中國歷史上，孔夫子的一句「敬鬼神而遠之」將神徹底打入與人類完全格格不入的次元里，人類只能在蒲松齡的志怪小說、在道士飛升成仙的追求中滿足與鬼神建立聯繫的夢想。但在世界範圍內，這種存在是有的——不像瑣羅亞斯德那樣是阿胡拉·瑪茲達的精華創造的先知，也不是默罕默德那樣真主安拉派遣給人世間的使者——他是神道成肉身的結果，關於他是人還是神的討論從未停止，而這種爭論也印證了信徒們對神和救世主思考的多元與變遷。
帝嚳被商族改造成了一個——類似於基督耶穌的存在！
基督耶穌的存在是很特殊的。很長一段時間，以阿里烏教派為代表的宗教派系認為基督耶穌有著極強的人性。既然是人，就有七情六慾，甚至要娶妻生子（丹·布朗以此為依據寫了《達芬奇密碼》）。但在君士坦丁大帝召開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後，「三位一體」的學說被確立。阿里烏教派被斥為異端。後世關於基督耶穌「人性」的討論不斷，而在基督教一次又一次的分裂中，也派生出很多認為基督耶穌是人的教派。其中還有傳到中國的，比如在唐朝時傳入中國的聶斯托里教派（景教）。
而帝嚳的情況也是類似的。首先，他不僅是神，還是至高無上的主神。但歷史上他也是商族的祖先。因此人性與神性進行了某種程度上的融合，同時帝嚳也很難擁有純粹的神性與純粹的人性。這也是帝嚳與人王的血緣被抹殺的原因，就像小說里抹大拉的馬利亞被抹殺一樣（當然小說畢竟是小說）。商族需要一條線索，將這種宗教賦予一種商族信仰的獨有性與專利性，他們將「天帝」的位置安插給了自己的先祖帝嚳。在武丁在位的時期，這種觀念達到了最高峰。
但另一方面，這就使得商族的信仰比較複雜了。作為天帝的帝嚳及其神話派系形成了一種超越當時所有信仰的嚴謹而成熟的宗教。但同時，由於帝嚳尚未完全被抹除的人性，使得夏後氏等部落的祖先祭祀始終作為這種宗教的——他們無法忘記天帝帝嚳其實是他們的先祖。於是一種將帝嚳回歸為人的「異端」（夏後氏的那種祖先祭祀）是種存在著迴流的危險。這種宗教上的變動與商王朝興衰榮辱的命運息息相關。商族用自己五百年的時光，濃縮了基督教世界千年變幻的風雲。
有朋友可能會問了，基督教世界裡存在著一個教皇，商王朝中有沒有類似的存在呢？我們通常認為宗教治國的商朝其統治者就是教皇，其實這也是個變化的過程。一個以宗教治國的國家，政教合一、政權教權分離、政權教權爭霸，這幾場大戲是註定少不了的。
第二章 最初與最後的教皇
商王朝經歷了一場政權與教權的分離，那個分裂出來的「教皇」擁有著足以與商王爭霸的權力。通常，黎塞留大主教式的人物少不了是權臣，而商朝正好反過來，權臣充當了教皇的角色。
我們把時光退回千年，回到商王朝。
年邁的老臣與商王朝年輕的新王對視著，眼睛裡有太多東西，包括仇恨、猜忌。特別是新王，他的眼裡還有一絲恐懼。老臣冷漠地問道：「知道錯了嗎？」
新王沒有回答他，用同樣冷漠的眼神看著他。
「你在這裡慢慢反省吧！」老臣扔下一句話，頭也不回地走了。新王被關押進了一個叫桐宮的地方，位於商湯墓地。
三年後，反省知錯的新王在老臣的迎接下重回王位，執掌大權。
這個故事被記錄在了《史記》中，名為「伊尹放太甲」。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司馬遷，《史記·殷本紀》
像是慣例一樣，《竹書紀年》中記載了一個更生猛的版本。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竹書紀年》
究竟是「不聽話的小孩子被關黑屋」還是伊尹流放了太甲獨掌大權後又被太甲給殺了，我在通講商朝歷史時會討論。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伊尹何德何能有權力敢把同為政治元首和宗教元首的太甲給囚禁了，又明目張胆地執掌大權？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行的伊尹是如何在史書中保全自己名聲的？伊尹被後世尊為"商元聖"，地位堪比聖人。一個把自己主公（不管這個主公成不成器）囚禁，獨自攝政的逆臣（按《竹書紀年》的記載他不像是個忠臣）怎麼會被後世尊為聖人呢？
可能的解釋，伊尹在效忠商王的階段中從商王的身上獲得了某種許可權，或是一種與王權對等的身份。
教權。
伊尹成為了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教皇。
很多人將西方的主教比作中國的丞相（我並不覺得這個比喻很準確），二者的相似之處在於宗教將權力分割出了一個次元，在這個次元中誕生的最高權力者雖然身處世俗，但擁有著與世俗之王相對等的權力。而相權是君權的寄生體，它是君權劃分出來的一部分，形成了君主與百官之間的真空地帶，在這個領域裡，丞相是獨一無二的權威的存在。這使得中國古代社會中的相權像是一個帶有邪魅色彩的寄生蟲，依賴於君權給予的營養而生存，同時也時時對君權構成威脅。明太祖朱元璋倒是嘗試了將這個寄生蟲連根拔起，結果龐大的工作量差點兒沒把他累死。可見這個「真空地帶」容納了多少東西！
商朝這種獨特的宗教讓伊尹的權力職能更加具體，也更具特色。他不像是單純的依靠宗教崛起的權臣，也不像是中國政治傳統意義上的名相，而是一個類似於歐洲羅馬教皇的角色。不僅僅可以干涉政治，甚至能對政治元首進行審判。歐洲歷史上有把國王欺負的屁滾尿流的教皇，也有被國王打得滿地找牙的教皇，比如「卡諾莎悔罪」前後幾乎同歸於盡的亨利四世與格里高利七世。很多西方電影中將古埃及、古波斯等神官、僧侶干政的文明的政治結構拍成兩極權斗的故事模式，也被想當然地套用在了很多權力中心的宗教人士的身上。商族則不然，王權與神權像是陰陽太極圖的兩條陰陽魚，他們相互包容，又互不相干。他們是一體的，但至少在伊尹的時代，他們的權力分屬在兩個不同的人身上。二者的摩擦與博弈從某種程度上講產生了一種文明前進的動力，不管是信仰上還是政治上。如果歷史真的像《竹書紀年》中描述的那樣，太甲殺了伊尹，只不過是本來就是一體的王權與神權分開太久，想要重新合體罷了。
回顧孔甲的那場失敗的宗教改革，就能看出他輸在哪兒了。
首先，他照搬商族的天帝信仰，這與夏後氏傳統的祖先崇拜是嚴重衝突的。因為天帝是由商族的祖先帝嚳改造而來的，夏後氏若想繼承這種宗教，應該從昌意，至少是鯀的身上改出一個新的天帝來。這樣，兩種不同的天帝信仰有可能演化成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關係，鳴條之戰將有可能成為史上最早的「十字軍」。
其次，夏後氏的統治結構中，缺乏一個「教皇」式的人物。伊尹的角色在成湯時代就已經存在了。從《史記》的記載中，似乎能看到一個模模糊糊的形象。
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史記·夏本紀》
豢龍氏，這是個很關鍵的角色。因為這個角色並不是孔甲好龍的產物，在虞舜時期就開始走入了權力的中央。
當舜之時，人來效獻龍，求能食之。高陽之後，有董父能求其欲，使豢之。賜之氏白豢龍。封於鬷川，於是始有豢龍之官。——《路史·後紀·卷十一》
對於孔甲之輩而言，龍不是圖騰，而是種信物。能看出，從顓頊（高陽氏）的時代開始，就有這個「豢龍氏」一族存在的痕迹了。或許這是培養「教皇」的政治實驗，結果到孔甲的時代都未能產生一個完美的結果。就像強勢的君權之下相權不好過一樣，將血腥禪讓直接扯掉遮羞布改為世襲制的夏王朝實在是太強勢，使得宗教首領完全沒有生存的空間。
除了王權與神權之間的鬥爭外，商族宗教中祖先祭祀與神明崇拜兩種元素也有著重重矛盾。
第三章 祖先與神明的博弈
商朝的宗教里有兩種血液，對於祖先的崇拜和對神明的崇拜。哪一種血液更濃一些，將直接決定商王朝的意識形態。這兩種元素就像是兩個人在打撲克，每個人的手裡都有或多或少的牌，以及一張必須要到最後才能打出來的王牌。
神明崇拜的王牌，是以天帝為核心的一套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神系。貴在接地氣。有這樣一套複雜而龐大的神系存在，老百姓中種地時總是有種安全感的。
商朝宗教的神與農業是息息相關的。不過商族天才的「抽象化」才能對上古的四方神（主要是天文學遺產）進行了整理。
東宮蒼龍，南方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史記·天官書》
這裡的四方神指的不是動物，而是星宿。
在《山海經》中也有神話化的記載：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東方有句芒，身鳥人面，乘兩龍……北方禺疆，黑身手足，乘兩龍。——《山海經》
我們可以發現，《山海經》中的四方神都是乘龍的。這與天帝信仰中以龍為信物、坐騎的傳統是相吻合的。四方神相當於天帝的代理人，在人間施展風、雲、雨、陽光等（都是跟種地有關的）。同時，商族宗教的體系與祭祀時息息相關的。他們認為天帝能夠司掌農業、戰爭甚至王族的福禍。這種恐懼也與對宗教的虔誠相得益彰。
我們再說說祖先祭祀的王牌。
祖先祭祀的王牌，是一個圖騰。商族人自稱是玄鳥的後裔，這在後世很多記載中都得到了印證。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經·商頌·玄鳥》
《史記》為後世的史書形成了慣例，即帝王將相身世皆不凡，打雷下雨不過癮，還得踩個腳印或是讓龍趴在他媽身上什麼的。商族的開國君主卨也是如此。
殷卨，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卨。——司馬遷，《史記·殷本紀》
不管這二者誰更佔上風，都不可能將對方徹底毀滅掉。二者平衡的一點點變化，就會在政壇上掀起一場腥風血雨！
關於政治鬥爭與宗教博弈之間的關係，我在以後的文章里會仔細講。但我們能看到的是，到了帝辛（紂王）統治的時代，天帝信仰比極端弱化。《封神演義》（這個不是歷史，只是小說啦）里用一個故事狠狠地黑了紂王一把。寫他給女媧上香時想要「取回長樂侍君王」（這個猛），是藝術化的演繹（那個時代壓根兒沒有那種格式的詩），但也從另一個側面寫出那個時代的人別說崇拜神，歪心眼兒都不少。
鳳鸞寶帳景非常，儘是泥金巧樣妝。
曲曲遠山飛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梨花帶雨爭嬌艷，芍藥籠煙騁媚妝。但得妖嬈能舉動，取回長樂侍君王。
——許仲琳（有爭議），《封神演義》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弱小，而是喪失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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