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鼠兔:草原害獸,或關鍵物種?

在青藏高原,滅殺鼠兔的舉措已持續約半個世紀,耗資巨大,鼠患卻難絕。然而在學界,這種被視為「草原害獸」的高原鼠兔,其實是高寒生態系統的關鍵一環,不應人為地滅殺。

一場耗資巨大的滅鼠行動正在三江源展開。據媒體報道,自2014年1月10日三江源二期生態保護工程實施以來,青海省已耗資2.3億元,在4500萬畝草原上阻擊鼠患。

三江源地區位於青藏高原腹地,是長江、黃河和瀾滄江的源頭,被譽為「中華水塔」,也是我國面積最大的自然保護區。

如今,在廣袤的草原上,時不時可以看到臨時搭建的藍色帳篷,周邊圍著壘積成山的袋裝毒餌,雇來的滅鼠人員則肩背藥箱,約20人排成一排,在草原上迤邐散開,在鼠兔洞口撒下拌了肉毒素的青稞。路邊,紅色橫幅「切實穩定開展草原滅鼠,有效推動三江源生態保護」分外顯眼。

這場由地方政府發動的人鼠大戰已持續約半個世紀,耗資巨大,但鼠患卻難絕。而在不少科學家看來,這種被視為「草原害獸」的高原鼠兔,其實是高寒生態系統的關鍵一環,不應人為地滅殺。

最近,新一輪的三江源生態保護工程已拉開序幕,一些環保組織也再度發文呼籲:必須叫停當地的滅鼠行動。

滅鼠人員向鼠兔洞穴投放毒藥。拍攝:郭求達

政府滅鼠,民間護鼠

通過簡單的網路搜索,可以看到青海省地方政府的滅鼠行動已持續多年,都將之作為改善三江源生態環境的重要舉措,動輒投入數億元,滅鼠面積達數千萬畝草原。

從1960年代開始,草場退化逐漸成為整個青藏高原的重要問題。據新華社報道,1970年代到2004年期間,三江源地區發生退化的草地面積占草地總面積的40.1%。

在歸咎於家畜過多、草原超載過牧之外,當地小型掘洞哺乳類種群大量爆發也被認為是草場退化的罪魁禍首之一。其中,這種體型接近鼠類而實際屬於兔形目的高原鼠兔,被認為與牛羊爭奪草料,挖掘洞穴加速土壤侵蝕,是主要的「草原害獸」。

在那個「人定勝天」的革命年代,青海開始了對這種小型哺乳動物的數量控制,1960年,大規模的毒殺行動開始鋪開。5年後,青海省有20個縣約20萬平方公里實施了毒殺行動。

2005年,針對草場退化的現狀,國務院批准實施總投資達75億元的三江源生態保護與建設一期工程,其中「鼠害治理」投資1.57億元。截至2013年,鼠害治理面積累計超過1億畝。如今進行的是第二期工程,滅鼠力度依舊。

那麼,鼠兔到底是否為破壞草場的罪魁禍首?在公開的信息資料中,官方的這種結論並沒有實證研究的支持。

多年來,國內外學界已對滅鼠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包括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國農業大學、中科院動物研究所、西藏大學、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浙江大學、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和澳大利亞科學與工業組織可持續生態系統所在內的諸多科研、高校機構。

而結論與官方的恰好相反。在學術界基本達成的共識是:鼠兔只是草場退化的結果而非原因;鼠兔是高寒生態系統的關鍵種,對於維繫高原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有著重要作用。

食性研究表明,鼠兔與家畜的種群在中低密度下很少存在食性重疊,僅在高密度下存在一定的競爭。可是,高密度的鼠兔種群只會出現在已經嚴重退化的草場上。因此,更合理的推斷是:草場退化引來了更多的鼠兔,高密度的鼠兔與家畜在已經退化的草場上競爭。

這一點在國內外學者的對比實驗中也得到很好的證明:滅鼠的區域相對未滅鼠的區域,草場生物量並未得到顯著提高;且草場質量好的地區,由於高草不利於鼠兔發現捕食者,鼠兔的存活率顯著下降。

至於「挖洞加速黑土灘形成」這一觀點,研究表明鼠兔活躍的區域,土壤水分滲透率更高,反倒減緩了水土流失。另外,鼠兔通過挖掘洞穴促進氮元素循環,有利於植物群落的恢復。研究證明,鼠兔挖掘的洞穴能夠大大提高周邊植物群落的物種多樣性。甚至有研究者認為,鼠兔對於有毒雙子葉植物的選擇性覓食,會阻止「毒草」擴散,提高牧草質量。

此外,鼠兔作為青藏高原上食肉獸和猛禽的主要食物,對於維持生態系統的穩定性與完整性有著重要作用。調查顯示,毒殺鼠兔的區域不但鳥類捕食者基本消失,連許多原本依靠鼠兔洞生存的地棲性鳥類數量也大為減少。

這些研究結果不僅發表在學術期刊上,也在大眾媒體以及各類會議中被多次提及。諸多國內外環保組織也在媒體上表示了對毒殺鼠兔的擔憂。國際野生動物保護協會負責人喬治·夏勒博士還特意寫了一本兒童讀物《好鼠兔》,翻成漢藏英三版,講述高原鼠兔對生態系統的有益作用。

然而,令宣傳鼠兔保護的科學家與環保人士們失望的是,根據2013年底通過的三江源二期工程規劃,「鼠害治理」的投入進一步增加,達到了6.5億元。

草原犬鼠的前車之鑒

三江源地區的滅鼠問題並非孤例。農牧業發展和生物多樣性保護之間的博弈由來已久,決策者不得不在各種利益相關方的訴求中尋求平衡,北美的草原犬鼠和歐洲的穴兔就是鼠兔問題在其他大陸上的翻版。

美國西部草原上的草原犬鼠。圖片自來網路。

拿主要生活在美國中西部國有草地上的草原犬鼠為例,與鼠兔同出一轍,由於被認為與家畜爭食,且國有草地周圍的農民也不希望它們進入自家土地,因此被美國林務局大量滅殺。加之棲息地喪失與疾病等原因,導致其種群在二百多年來下降了95%,棲息地也大幅退縮。

在保護陣營的呼籲下,1998年美國漁業與野生動物服務局將曾經最為常見的黑尾草原犬鼠列入了國家瀕危物種的候選名單。而在最終決定還未作出之前,有些州政府和聯邦機構已經開始在國有土地上調控草原犬鼠的射殺與毒殺,使得種群得到了暫時的恢復。

然而6年後,種群恢復工作再度受阻,黑尾草原犬鼠被從瀕危物種候選名單中除去。除名的第二天,美國林務局就宣布在兩個州的國有草地上進行大規模的草原犬鼠毒殺。

由於草原犬鼠種群的大幅縮水,專性以它為食的黑足鼬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1986年野外只發現了18隻黑足鼬,幾乎要宣告滅絕。如今在黑足鼬種群尚存的地區,草原犬鼠的滅殺活動受到了限制,甚至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重引入草原犬鼠。

而穴兔的遭遇也類似,其種群在50年內減少了95%,也導致極度依賴它的捕獵者,包括伊比利亞猞猁和西班牙帝雕在內的珍稀動物數量下降。目前國際自然保護聯盟也將穴兔列入近危物種。由此可見,這些國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實際上是在為之前的趕盡殺絕埋單。

然而,世界上並非沒有應對小型哺乳類動物影響的成功案例。蒙古國對待勃蘭特田鼠的案例也許值得借鑒:2004年,政府、學者和保護組織聚在一起,共同討論勃蘭特田鼠的毒殺項目是否應該繼續。最終達成共識:於2005年底終止毒殺,並得以執行。美國的守護者組織也針對草原犬鼠採取了有效的措施。由於草原犬鼠不喜愛高草草地,守護者組織在國有草地與私人土地之間建立高草緩衝帶。

草原犬鼠與穴兔的例子已是前車之鑒,然而,鼠兔滅殺政策涉及多方利益,使得解決途徑格外複雜。這需要保護生物學者、民間保護機構和政府部門開誠布公,打破科學與政策之間的鴻溝,形成一個滿足各方訴求的方案。

在2014年4月底,青海省農牧廳草原處處長王孝發曾對媒體說道:「三江源二期工程實施以來,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對高原鼠兔不再『趕盡殺絕』,而是有了科學的統計與衡量,保證三江源地區生物鏈的完整性。」

而據當地環保人士調查發現,官方公布的需要滅鼠的標準:每公頃草場150個有效鼠兔洞口。實際上幾乎所有的鼠兔生存的草場都會高於此密度,導致的結果依然是「趕盡殺絕」。

參考文獻:

1. Pech, Roger P., Anthony D. Arthur, Zhang Yanming, and Lin Hui. 2007.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Responses to Management of Plateau Pikas Ochotona Curzoniae: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Management of Plateau Pikas.」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44 (3): 615–24.

2. Smith, A.T., P. Zahler, and L.A. Hinds. 2006. 「Ineffective and Unsustainable Poisoning of Native Small Mammals in Temperate Asia: A Classic Case of the Science-Policy Divide.」 InConservation Biology in Asia, 285–93. 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Asia Section and Resources Himalaya Foundation, Kathmandu, Nepal.

撰稿:

肖凌雲,北京大學動物學博士研究生。本文原發表於《南方周末》2014年6月13日。

*文章原載於微信公眾號PlateauWild,2016-06-20,作者肖凌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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