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傳統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什麼影響?
為何西方有神學、哲學、科學,而中國卻只有經學
關於知識的來源,以及如何獲取知識,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看法截然不同。中國文明一直認為,知識源自人對經驗的逐漸和思考,形成和傳承於歷史之中。而西方文明則一直認為,知識、真理是先驗的,獨立實存於人之外,獨立實存於歷史之外。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近代西方哲學在出現以來,西歐人也逐漸意識到,知識、真理也需要依靠經驗才可獲得,逐漸加入了經驗成分。
因應知識、真理經驗成分的增加,和先驗成分的降低,西方文明在如何獲取這些知識和真理上,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總體來說,西方歷經了三種知識形態,也可說是三個歷史階段:神學、哲學和科學。
而因為知識觀一直是經驗的、歷史的,一直沒有變化,所以在中國文明中,獲取知識的方式也一直沒有變化,中國的知識形態也只有一種,那就是經學。
一開始,西方文明認為知識、真理源於神的創造,這種神與人同形同性。人要獲取知識,唯一的途徑是通過神的賜予和啟示。為確保知識和真理的降臨,人必須舉行各類祭祀儀式。這是多神教神學。
後來,西方文明稍微改變了看法,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神。這位神與人同性但無人形,一切知識和真理都是來源它。而且這位神不喜歡外在的祭祀儀式,而更喜歡人在內心虔誠地信仰它、服從它。這是一神教神學。
再後來,西方文明又出現一種新看法,認為知識和真理的本源不是神,而是類似神的一種精神實體。它有很多叫法,印度的婆羅門教叫它梵,希臘的柏拉圖叫他理念,亞里士多德叫它第一因、形式因。人要獲得真理,必須要接近這個精神實體,要與它合一。如何才能實現這種合一,要通過思辨,即沉思和邏輯論證。這是哲學。
又過了幾百年,哲學和一神教神學出現了融合,形成了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新教派,這就是基督教。
再過1500年,時間來到17世紀,西方文明的看法再次變化。認為知識獲取的主體是人自身的認識力、理解力,知識和真理並非源於神,而是散落、寄居在自然界中。要獲取知識和真理,必須要通過實驗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界。這就是現代唯物主義哲學和科學。
總之,知識、真理先驗地獨立實存於人和歷史之外,人生的意義就是追求這些真理,並服從它們,這一點西方文明自始至今都未變。但在知識、真理的具體起源上,以及獲取它們的手段上,歷經了神學、哲學、科學三大形態,三大階段。祭祀、信仰、邏輯、實驗都是獲取真理,實現與真理(准神)合一的手段。
而中國文明則是另外一番天地。
無論在歷史記憶中,還是在實際做法上,有史以來的中國人都認為,知識是經驗逐漸積累的產物,很多重要的知識是很古老的先祖們傳下來的,形成於歷史並傳承於歷史。中國沒有先驗知識的概念,也沒有產生西方意義上神和真理。
中國人認為知識的源頭在《五經》,而《五經》的源頭在《易經》。《易經》是怎麼來的?《易傳》記載的很清楚:「伏羲畫卦」。這就是說《易經》是一個名叫伏羲的先祖發明的。伏羲是如何發明《易經》的?「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通過觀察自然得來的,是學習思考的結果。當然把伏羲看成一個具體的人是歷史記憶的誤差,更合理的是,伏羲是一個群體,一個時代,一種文化。
關於知識的來源,孟子給出至為精到的總結。孟子的第一個觀點是「義內」。什麼意思?就是說「義理」、知識都是產生在人心之內,而非人心之外。「義內」說否定了先驗獨存的真理的存在,也當然否定了神的存在。
孟子第二個觀點是,「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這句話與「義內」說可以互釋。心的功能是思考,思考就能得到知識。但這個思和西方哲學意義上思截然不同,這個思是結合經驗的思,而非棄絕經驗的冥想、玄想。孔子的一句話明確地表達這層意思,「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就是在經驗、體驗中學,思就是動腦筋。光有經驗不行,光思更不行。
中國的傳統一直認為知識是通過學習得來的,當然這個學是包含思的學。所以《論語》的第一篇,第一篇的第一個字,就是「學」:「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經學就是學習和解讀《五經》的學問,是中國學習和傳承傳統知識的主要手段。《五經》就是《易》、《尚書》、《詩》、《禮》、《春秋》,當然還有《六經》的說法,再加上一個《樂經》。其中以《易》為古老,最核心,《易經》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
毫無疑問,知識只可能是來自經驗的積累,只可能形成於歷史之中,並在歷史中一代代傳承。也就是說只有中國關於知識的起源的歷史記憶是正確的。西方關於知識源於神的歷史記憶是錯誤的。現在需要追問的是,西方文明為何會產生這樣的歷史幻覺,把知識真理化,並把真理歸因於一個外在的神?為何他們失去了知識起源的真實的歷史信息?
一個大膽而合理的推測是,在人類社會早期,知識的確只是在中國起源的。西方的知識並不在西方產生,而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因為知識的確在中國產生,所以知識產生的真實歷史信息就在中國被保留了下來。而知識的確不在西方產生,所以他們就無法得知知識產生的真實信息,也當然無法保留。但是,又需要為這些知識的起源做出一個解釋,於是構造了神源說。
西方文明的知識形態有三種,而中國卻只有一種;西方文明的知識形態在不斷發展、進步,而中國卻一直止步不前。因此很容易得出中國遠不如西方的結論,甚至還會把西方目前為止的最高級形態科學錯誤地看成整個人類知識形態的終極狀態。事實並非如此。
儘管,西方文明的知識形態有三種,但卻都是充滿幻覺的,都是錯誤的,包括科學,因為它們都是假定真理的存在,而真理又是先驗的,獨立存在於人心之外,歷史之外。而中國的知識形態之所以只有經學一種,因為它是正確,無需改變。經學認為知識源於人基於經驗的思考,形成和傳承於歷史。
儘管西方文明的知識形態在不斷的發展,從古老的神學,直到今天的科學,但是並沒有將其中的幻想成分、錯誤成分徹底消除。科學依然假定有個真理存在,通過實驗的方法可以找到這些真理。
事實上,西方的知識形態的發展歷程是一個不斷向中國知識形態靠近的歷程。中國的經學才更可能是這個發展歷程的真正重點。科學和哲學、神學一樣,只是其間的一個過渡階段。(微信:新心性主義)
經學傳統是否可以理解為對經的闡釋再闡釋?
一方面使得中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將畢生精力集中於此,可以說「經傳註疏」「綁架」了中國的知識分子。
另一方面,劉東在《孔子不僅僅是喪家狗》中說:「這樣一段不斷解釋再解釋的過程,恰正是中國文化成熟的歷程。」拋磚引玉,希望能有更好的答案。看到這個問題,不由得唏噓感慨幾句。
從六經到五經再到十三經,不論我注六經還是六經注我,這條線到現在都斷絕了,其主要原因是漢語本身的毀壞,君不見,如今隨便從中拈個詞,都沒幾人能講明白是什麼意思,不藉助翻譯都沒幾人讀得完幾章。真不好意思提傳統了。那經學傳統對中國文化有什麼影響呢?確實前面幾個答案提到的諸如邏輯學和自然科學沒有發展起來是事實,但鍋不能讓只讓經學傳統來背。須知自秦開始,中國就進入了專制的坑,這個鍋得主要由法家來背。但歷來朝庭又都搞外儒內法那一套,大家也就不明真相地認為是儒家思想帶來了專制,這個鍋現在都沒取下來。在專制的的情況下,思想不自由,學術不自由,邏輯學不是沒有,名家玩這個玩得不錯,白馬非馬,離堅白,後來就沒有後來了。自然科學更是有啊,別的不說,曆法,冶金,造紙,印刷,火藥算不算,只是後來也沒有後來了。為什麼?因為儒學嗎?因為專制!沒有自由,失去發展能力,也失去發展動力。那經學傳統究竟對中國文化有什麼影響?
可以這麼說,它產生了一個相當的知識階層,保持著足夠的勇氣和擔當,產生著相當的制約力量,讓秦以後的中國沒有完全法西斯化,也避免了社會的完全崩潰。謝邀 關於經學傳統,我將其理解為那種儒家式的傳統理念。 我認為這種傳統使得中國文化與倫理的連接變得豐富,使得道德在中國文化中的佔有了極大的地位、中國人內部的客套與疏離、以及在道德佔據主體下邏輯理性的缺乏。 儒家倫理中抱有的是一種天真的立場,這是一種比較理性的倫理,人的本性在儒家文化中被賦予了倫理性的善,每個人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執行著道德律令,而似乎只有經濟導致的教養缺乏才是道德的唯一根源。 儒家思想中沒有像是西方基督教思想中的那些所謂的「原罪」的概念,儒家想做的單單只想從一種野蠻的無教養的狀態中脫離出來的哪一種「救贖」,他們沒有超越塵世寄託的倫理。那麼由此延伸出來的罪過也不是天生的那種對上帝的負罪感,而是由於對傳統的權威的冒犯、對承襲下來的習慣以及對固定的社會習俗的冒犯,這些帶有重大巫術性質的重大侵犯。
而中國人由於對於那種原始的巫術的保留,造成了人性里一種特別冷淡的氣質和對於同胞的形式上的和善,不計其數的禮節束縛環繞著中國人的生活,其中部分禮節顯然是巫術,縱使儒家的禮節理想在流行的習俗形式上不一定一直有吸引力,但是在他們被實行的精神中還是會呈現出來。所有傳承自封建時代的義務,特別是慈善的義務,都被化為是象徵性的禮儀。
另一方面,鬼神把氏族之間的關係維繫的更加緊密。中國的儒家強調的是要適應外在,適應現世的狀況。儒家有利於大眾的馴服和君子的尊嚴身段,但其塑造的生活卻呈現出其本身的消極性。儒家要求的是謹慎的自我控制,為的是要維持人的尊嚴,由於傳統儒家強調的面子,以及傳統習性不誠實的強大影響,結果造成了任何人之間普遍的不信任。值得一提的是儒家只神聖化那些由人際關係所產生的人類的恭順義務,比如三綱五常等等。
儒家倫理中卻沒有那一種西方新教所塑造的緊張性(一定要努力工作賺錢以回應上帝、禁欲主義等等),也因此,缺乏一種透過內在力量自傳統和承襲解放出來影響行為的槓桿。個人關係的原則受制於道德的束縛,氏族建立起一種共同的生活倫理。這就導致了中國人缺乏那種發自內心的中心的,由宗教所制約的、邏輯理性的生活方法。
參考書目:《儒教與清教》——馬克思·韋伯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思·韋伯
如果仔細讀過經的話,可以發現中國傳統社會是經學影響下的產物,經學規定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直到如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還暗含著經學的因素。
使得中國「最成功的學術研究」出現在「與儒家經典和歷史有密切關係的語言學領域」。
這一事實表明,中國人「距離關切自然之謎的科學思想是多麼遙遠!」引用語句來自約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1965)此君觀點受限於「衝擊-回應」模式(中國必須藉助西方才能走向現代化),但是上面的觀點還是很有道理的。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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