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中國模式」有一比的「巴西奇蹟」是如何崩掉的

導語：中國會複製巴西模式嗎？

昨天提到巴西2015年貨幣貶值40%，GDP負增長4%，人均GDP仍高於中國。有兩層意思：

1、中國早幾年就擔心「拉美化」，但一直還沒達到巴西的人均水平。這是現實。

2、巴西的問題是過早去工業化。包括金融在內的服務業沒承擔起創富功能，成了分配手段。結果是貧富兩重天。這是教訓。

轉載此文不代表認同。相反，對國企和民營的簡單對立，論證粗劣。但還是可以取其客觀，棄其武斷。

投資不是問題，投資於創造還是消耗，則後果各異。

中國可能在走巴西的老路

在討論「中國模式」的細節之前，不妨先來觀察這麼一個國家，它具有下列特徵:政府儲蓄率在六年之內增加了1倍；基尼係數(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佔總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資增長落後於GDP增長；100家最大企業75％的資產是國資；政治上沒有競爭；對外資非常開放；工業化速度非常快，十年內農業就業減少了三分之一。

如果你認為這是在講中國，你沒有全錯。2009年7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北京舉辦的首屆全球智庫峰會上披露政府儲蓄在1992年佔GDP的4.4％，2007年該比例提升至8.1％，增長近1倍。雖然中國收入分配不均世人皆知，但之前很多學者認為只要能夠維持較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基尼係數接近拉美無關緊要。

國內外有很多經濟學家對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加速都持肯定態度，「國進民退」和多年來偏重外資輕視私營資本，也都是我們的「中國特色」。

但實際上，上面提到的國家並非中國，而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西。

1964年－1988年巴西是軍政府執政，巴西政府利用其強大的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它施行高稅收政策，然後將資金投向工業園區建設、基本設施建設等經濟項目，而非公共教育和衛生；它施行「強迫工業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場價格徵收土地。

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的經濟飛速增長。1968年－1974年，巴西每年GDP增長11.4％，和中國非常相似，這就是所謂巴西的「奇蹟年代」。從尊重歷史的角度看，不能把「國進民退」這種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視為中國特色的發明創造，更不能認為只有這種模式與中國的文化和體制結合起來才會產生GDP的奇蹟。

中國現在的狀況和成績巴西那時都有，所以不能產生一種幻覺，認為發達國家對「中國世紀」的讚譽只是針對中國的。要知道，當時很多評論家預言巴西將成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經濟和政治上挑戰美國。

但巴西後來的發展如何？20世紀70年代中到21世紀初，巴西的經濟和政治動蕩不寧，整個80年代GDP增長為零，被拉美學者稱作「丟失的十年」。

巴西在上世紀50年代初人均GDP相當於台灣地區和南韓的2倍多，到現在約四分之一不到。八九十年代高度通脹，多次金融危機爆發，經濟發展速度緩慢，政治上也不穩定。

20世紀60年代，巴西的國家導向的經濟模式給它的經濟和社會留下無窮後患。巴西的「強迫工業化」造就了大量赤貧的失地農民，這些失地農民後來成為城市裡貧民區的居民。

巴西政府越俎代庖，不去投資教育和衛生卻大規模干涉經濟，第一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質人口， 第二壓低了巴西企業的生產率。

巴西30幾年全要素生產率幾乎沒有增長，加上政府產業政策偏向於資金密集的大企業，就業率低，結果是沒有工作的低素質人口成為犯罪人口。巴西殺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是美國的5倍。

雖然巴西多年對外資有偏好政策，但因社會治安差反而使外國公司不願投資。但國外銀行願意遠距離地進行間接投資——借債，助長了巴西的外債危機。

會有人說這是個成功的模式嗎?

在「國進民退」的大環境中，我們應該牢記巴西的經驗和教訓。過去學界對中國收入分配拉美化討論得較多，但收入分配拉美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拉美化。

有些官員和學者堅持認為收入分配的惡化是階段性的，是經濟增長的派生物。這種觀點恰是上世紀60年代經濟學家根據拉美髮展經驗總結出來的。但觀察其他東亞地區的案例，卻找不到一個經濟發展必然導致收入分配惡化的例子。韓國在70年代中期有幾年基尼係數上升，也恰是那幾年韓國政府加強經濟干涉所致。80年代初韓國很快調整政策，支持中小企業，基尼係數就穩定下來了。

而東亞模式是真正經濟成功的模式，拉美模式則是經濟失敗的模式。也就是說，中國的部分官員和學者執意要用不成功的經濟模式來支持收入分配不公，卻刻意完全忽視成功的經濟模式，不知道是何道理。

一個國家收入分配長期惡化，這本身就說明它的經濟模式是不成功的。巴西當時經濟有一個特點就是居民收入落後於GDP的增長。這個問題在中國20世紀90年代非常嚴重。

2003年以來，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所上升，應該肯定現任政府在這方面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相當的資源加強社保。在2009年的4萬億元刺激措施出台之前，中國經濟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在淡化中國經濟的拉美化色彩。

但是，伴隨著4萬億元刺激措施的「國進民退」可能會使我們前功盡棄。國有企業等強勢集團在獲得資源後，一般會擴大投資，增大國家的生產能力。因為國有企業統治了上遊行業，其擴張必須有下遊行業的需求支持。

地方政府在這裡起了一個關鍵的作用——它們通過刺激房地產提供了這個需求。在這個問題上，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利益和積極性是完全一致的。但地方政府的房地產發展是一種行政性的而非市場行為。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地方政府用政治手段嚴重壓低土地資產的收購價格，再用市場價轉讓給開發商。

這種套利行為雖然給地方政府帶來紅利，但是沒有幫助家庭收入增長。雖然大規模的城建運動會在建築行業創造一些就業機會，但這些就業是短期的、臨時性的。當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後，將馬上看到「國進民退」對中國就業和收入分配的嚴重打擊。

所以，中國應該調整經濟發展戰略。2003年以來的巴西經驗可以參照，將國企的壟斷紅利全部拿給老百姓，這樣一方面減弱國企投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則可以增加普通國民的收入。

後記：

黃亞生推介的2003年以來的「巴西經驗」，並不靈驗。巴西經濟去年已經崩潰。

他沒提到的，是巴西過早轉型服務業，表面上經濟結構與西方接軌。但問題是沒有知識型服務業，沒有承繼工業的創造價值能力。導致一波接一波的通脹和工業衰退。

檢驗經濟效能的標準，不是服務業還是工業，而是是否提升勞動生產率和社會流通效率，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否則，都是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