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為什麼說「改寫過去」的願望會把你困在原地？

「好像一種魔咒，也有人把它叫作宿命——因為曾經有過一段殘缺的愛，於是一再走到類似殘缺的關係里，同時懷著隱秘的、甚至是不自知的願望：這一次，我要把殘缺的部分修好——然後屢屢失敗。」

這樣的情節在生活里從不罕見：有過出軌的父母，長大有了出軌的伴侶；或者有一段關係中有過出軌，後面的關係中頻頻有出軌發生；原生家庭里有暴力，長大後新組建的家庭中也有暴力；曾經被父母忽視，後來找的伴侶也忽視自己和孩子。種種創傷會反覆重演，——儘管每段關係中的對象可能都是不同的。

你有沒有意識到自己生活中可能也存在這樣的重複？如何理解這重複？又要如何才能停下這樣的重複？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一個大家都不陌生的主題——「對創傷的強迫性重複（The Compulsion to Repeat the Trauma）」。

什麼是「對創傷的強迫性重複」？

從當代精神病學開始形成的階段起，學者們就高度關注起了「過去創傷式的經歷」持續的對人們當下生活的影響。

法國著名心理學家皮埃爾·雅內提出，那些經歷了創傷的個體，彷彿人格發展在某一個時刻停了下來，而且不再能夠吸收新的元素以擴展自己的人格。有時你可能也感到過，身邊那些經歷過重大創傷的人（或許就是我們自己），似乎有一部分要比他們實際年齡「年輕」——一個「不長大」的部分。你會能夠從早已成年的他們身上，仍舊依稀看見那個有些扭曲的少男少女。那種很難用語言傳達的、會在不經意間流露的「年齡低於現實年齡」的感覺，和創傷造成的「成長阻滯」是有關的。

同時期，弗洛伊德也提出，如果沒有能夠整合／消化好創傷，那些被壓抑了下去的東西「註定」會變成「當下的經歷」被重複出來（ 「repeat the repressed material as a contemporary experience in instead」 ）。讓弗洛伊德最初注意到這一點的，是一個2歲孩子的遊戲。

他注意到，當孩子的媽媽走開的時候，孩子開始將自己最喜歡的玩具扔出嬰兒床，而當他發現沒有了玩具時，感到非常失落，又跌跌撞撞地要把玩具撿回來。但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又會將玩具扔出去，如此重複多次，彷彿這是一個好玩的遊戲。

看到這個情景後，弗洛伊德提出了問題：「遊戲是遵循『快樂原則』的，也就是說，遊戲的目的是獲得快樂。而孩子重複扔玩具，看起來和快樂原則是相悖的。那為什麼『扔玩具』明明讓孩子覺得不愉快，卻會讓孩子一再重複呢？」

弗洛伊德分析的結果認為，這是一種關於「掌控」的遊戲：因為沒有辦法掌控母親離開的行為，孩子便通過扔出玩具和拿回玩具的過程，來模仿母親離去和回來的過程。而玩具的這個過程是可以在孩子掌控之中的。孩子複製出一個包含「離去」的類似的場景，但在這個新的場景中，孩子得以掌控事態的發展，這就是這個遊戲不斷重複的意義。

隨後，他開始關注來訪者的這一類行為。他發現這種現象普遍存在 ，很多來訪者都會在夢中或者現實中不斷重複痛苦的經歷。 在弗洛伊德看來，這些行為，都和孩子不斷「扔玩具」的重複一樣，是一種想要「掌控」過去創傷的努力，是一種「重寫歷史」的努力。只不過長大以後，比起玩具，我們更多會選擇新的人來重構類似的情境。

我們潛意識中，都有一種想要回到事情最初的狀態中的渴望，希望能夠變被動為主動，掌控那些在我們年幼時無法控制的東西，改變最後的結果。——這是弗洛伊德所理解的，人們重複創傷的動機。它把這種「重複」的現象命名為「Repetition Compulsion」 。

維基百科上則是這樣定義Repetition Compulsion（國內對Repetition Compulsion 的常見翻譯是「強迫性重複」，在本文中我們延用這個翻譯，但要強調它的本質是一種「強迫」，即自己無法控制、忍不住要發生的衝動／行為，而不止是「重複」）：「強迫性重複是這樣一種心理現象——個體不斷重複一種創傷性的事件或境遇，包括不斷重新製造類似的事件，或者反覆把自己置身於一種『類似的創傷極有可能重新發生』的處境里。」

然而，後來的臨床經驗中，學者們發現，儘管弗洛伊德認為人們重複的目的是重獲掌控，但現實中，人們幾乎從來無法如願。強迫性重複導致了更多的受難，有時是受害者自己的受難，有時是其身邊人的受難。

「當他們不將自己置於重現創傷的活動中時，就會有一種模糊的恐懼、空虛、無聊和焦慮感。」 精神病學家Bessel van der Kolk 說。他把這種現象稱為「對創傷的成癮」（addiction to trauma）。Erschak問，為什麼這些明顯在關係中受傷的人，沒有辦法離開那個傷害Ta的人？這是因為，這些人對施害者成癮，對創傷成癮，他們就像真正的癮君子一樣失去了力量。

It』s never fair: 不幸的人反覆受害

受害人的「再次受害（Revictimization）」，已經被數十年的研究反覆證實。如果曾經發生了一些事，讓你成為一個「受害者」，統計數據說，你在未來再次受害的概率，會遠遠高於那些沒有受害經歷的人。（KY主創：誰說這不是個操蛋的世界呢？）一朝受害，終身更有可能再度受害。

研究顯示，41％童年遭受過虐待的孩子，後來發展出用頭撞牆、咬、燒以及割傷自己的自虐行為。Simpson 和Porter 在1984年的研究中就提出，「自毀行為，首先並不是與衝突、內疚和超我的壓力相關，而是因為在生命的早年，與兇惡的照料者相處，而得到的一種原始的行為模式」，在此後遇到壓力時便被激發。自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是一種強迫性重複。

強姦受害者有更高的可能再次被強姦，兒童時期被（性或非性）虐待過的孩子也更有可能在成年後遭受虐待。心理學家Russell研究發現，全體女性中有38%報告在14歲以後曾經遭受過不同程度的性騷擾，而童年被親人性騷擾過的女性中這個數字為68%。童年被親人性騷擾過的女性中，27%的人在婚後遭遇暴力，這個數字是普通人群中的2倍，53%的人曾被沒有親屬關係的男性角色（老師、牧師、諮詢師等）再度性騷擾，這個數字是普通人群的2倍多。

受害人也有更高的概率變成施害者，讓別人重新體驗自己經歷過的一切。在少年犯、家暴施害者等人群中，曾經遭受虐待的人數比例遠高於一般人群。

受害者身上發生了什麼，

導致創傷反覆發生？

1. 面對會讓自己想到創傷事件的刺激時「過度警醒（hyperarousal）」

「創傷發生在內部和外部資源都不足夠應對外部威脅的時刻。」 心理學家Kagan這樣說。生理和心理的成熟，以及不斷發展的在危險面前的反應都對應對外部威脅的能力有很大影響。越成熟，應對能力越好；習得的調適經驗越多，應對能力也會變強。

而一個好的照料者（caretaker）對孩子來說是重要的外部資源，可以於幫助孩子調節他們面對威脅時的「喚起（指感到危險時的反應）」。

此外好的照料者也影響著孩子內部資源的行程。Bowlby 和Ainsworth的一系列研究指出，擁有一個「安全的底線」對人類身心健康發展有著關鍵作用。隨著孩子的成熟，他們會不斷獲得新的認知框架，他們用這個不斷擴展的認知框架來解讀自己當下的生活。隨著這個認知框架的擴展，孩子們會越來越不用依靠外部環境來調節自己面對外部威脅時的「喚起」。照料者無疑很大程度影響著孩子這個認知框架一開始的建立，而後個體也會因為自己經歷的事件不斷進一步改變這個框架。

孩子們需要一個可以讓自己去「盲目」信任的照料者去學會應對威脅。但如果照料者是拒絕、甚至虐待性的，孩子就會有很大的可能形成「過度喚起（也有譯作「過度警醒」，指面感到危險時過度敏感、過激反應）」。因為Ta需要用加倍的警惕來保護自己，在這個世界上Ta無人可以信任，只有自己摸索著去學習應對外部威脅的方法。當那個原本應該是安全和養育的源頭的人，同時也成了危險的來源時，孩子會形成這樣一種心理狀態——既渴望依戀，又充滿恐懼；一方面充滿焦慮地順從，同時有對自己和對對方的壓抑的憤怒——而這種心理狀態會在他們未來的生活中長期延續下去。

對於能夠讓個體想起創傷事件的那些刺激，個體會長期存在「過度喚起」的狀態——這正是創傷反應的一個核心特徵。因為他們調節「喚起」的能力不高，他們不太能夠用恰當的方式應對當下的刺激。有時，當一個刺激出現，未必意味著與過去同樣的危險必將到來，這些有過創傷、「過度喚起」的人卻會重新感受到創傷事件中自己的諸多情緒、心理甚至生理反應。因此，他們回應這些當下的刺激的方式，就彷彿是創傷事件已經回來了。

他們不太能夠把當下的壓力看作是「需要特定的方式去解決的特定的事件」，而只會體會到身心持續的壓力狀態。他們不太能感受到，他們感受到的種種緊張，根本上是來自過去的傷痛，而不是當下的壓力。這種「過度喚起」會擾亂他們冷靜、理性地作出評估的能力，也讓他們無法解決和消化那個創傷本身。他們會用緊急的行動來處理這些威脅，而不會仔細去思索。而事實上，這種緊急的行動本身往往會導致不良的後果。

這是因為，他們所感受到的危險其實還沒有發生。他們所以為的自己做出的防禦和自我保護性的行為，其實是主動的攻擊。

一個被拋棄過的人，在新的關係中感受到一點點「Ta可能要拋棄我」的信號時，往往會做出激烈的行為反應，可能包括主動切斷與對方的聯繫，又很快尋求聯繫，不斷詢問和尋求確認。 這種行為本身可能會帶來對方離開的結果，而很不幸，這種結果往往會加深這個人對於自己「過度喚起」的反應的信任——Ta在今後可能會更為過敏。

有時，是我們過度評估了危險，率先採取了過去習得的行為模式，以為自己是在對危險做出反應。然而在一些新的情境中，正是我們首先採取的「反應」模式，誘導了對方做出相對應的行為——關係是互動的結果。除了在我們生命的早期，還是孩子的我們對於自己的關係無力選擇，也沒有責任；在長大後我們自己選擇的關係里，即便總是以受害者身份出現，我們也一定對這段關係的行程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你對自己的處境仍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通常，大部分遭受過創傷的個體在心理層面和社會層面都能夠實現調節與恢復，無論是強姦、家暴還是兒童虐待。其他靈長類動物在生命早期被單獨關起來很長時間以後，也能夠在後來重新形成社會性的適應。

但只有在一個方面，遭受了創傷的個體與他們不曾遭受過創傷的同伴們，始終不同，就是他們應對壓力的方式。因為他們的「過度喚起」，他們更容易選擇回撤（withdrawal）以及侵犯（aggression）作為回應。

2. 高壓環境會讓人選擇更熟悉的選項，迴避「新奇」（novelty）

壓力會讓個體返回過去的行為模式中。

Mitchell帶領同事做了一組研究「動物會如何應對刺激」的實驗。結果發現，在刺激帶來的「喚起」比較低的時候，動物們會表現出好奇，想要尋求「新奇」。當你看到朋友圈別人在某地旅行的照片，很想知道這個地方在哪兒，希望自己也去看一看，就是這種「低喚起 （情緒相對平穩，基本沒有心跳加速呼吸困難等生理表現）」的情形。而當刺激帶來的「喚起」比較高時，動物們感到害怕，會迴避「新奇」，而持續堅持熟悉的行為，無論這個行為的結果是什麼。

在一般情況下，動物會在兩個選項中選擇更愉悅的一種；而在過度警醒的情況下，動物卻會選擇更熟悉的選項。在Mitchell的一個實驗中，動物們在一個盒子里被電擊，這些被電擊的動物會反覆跑回放在熟悉的位置上的那個，發生電擊的盒子里；而不會選擇在不熟悉的位置上的，不曾在裡面受過電擊的盒子。

Mitchell說，當動物們在過度警醒／過度喚起的情況下， 它們會極力避免任何激發更多生理和心理反應的刺激——「新奇」會帶來「喚起」，即便這種喚起比較輕微，它們也想要迴避——即便這種新奇的選擇可能能夠帶來不再被電擊的命運。

在已知的痛苦，和未知的焦慮中，這些過度警醒的個體選擇已知的痛苦。這種選擇可能是進化帶來的本能，而事實上它卻讓這些動物遭受了更多次的電擊，進而繼續鞏固過度喚起的狀態，進而繼續重複熟悉的痛苦——惡性循環。

3. 選擇自責，逃避無助

精神病學家Bessel van der Kolk 闡述了創傷、自責以及無助三者之間的關係。他提到一個極具諷刺性的研究結果：兩類強姦受害者，一類把強姦這個創傷的發生歸因於「自己有錯」，後一類認為「不是自己的問題」，前一類受害者在事件之後各方面功能表現要比後一類更好。

我們當然不主張指責受害人，事實上這個結果只是討論了個體的功能，沒有討論福祉和更多方面的健康。但它顯示出了自責的一些特定的功能：它幫助受害者感到自己仍然對自己的命運有一定的掌控力，從而迴避了徹底的無能為力感。通過把所遭受的創傷歸因於「我自己有問題」，個體得以感受到「只要我的問題解決了，創傷就不會再出現」，以及「這個世界還是存在某種公正的」——它們是受害者很主要的希望感的來源。

遭受了虐待的孩子更容易自責，因為他們需要父母仍然是「好的」，才能夠獲得一定的「有所依靠」感，當他們遭受虐待時，他們相信是自己的錯。

但自責對創傷的重複出現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個不曾受過創傷的人，在關係中一開始受到傷害時，更容易看到對方的責任，從而更容易做出離開的決定；而那些創傷過的個體，由於習慣性的自責，往往不會選擇離開傷害自己的人，直到悲劇不斷升級，形成新的創傷。

4. 不正常的「正常觀」以及更激烈的情感需要

不管你相信與否，很多創傷過的個體，本身也需要更多的「drama」。

動物在面臨危險時，對「依戀」的需要會激增。孩子在感到害怕的時候會格外貼近依戀對象，即便是成人，在特別感到壓力的時刻，也會格外尋找父母的存在。人們會在感到危險的情況里，抓住身邊最近的那個人。這也是為什麼，在一段充滿了傷害的關係里，個體往往反而感受到更強烈的依戀——尤其是當這個個體沒有其他依戀對象的時候，Ta會在危險中別無選擇的抓住傷害Ta的人。

在這樣的關係中，個體體會著激烈的情感、強烈的情緒起伏、以及一些充滿戲劇感的場景（張力的積累、事件的爆發、衝突、憤怒的性、動人的和解等等）。假如一個人從小生活在這樣的關係中，這種體驗會改變ta對於「正常生活」的期待，也改變ta在關係中的情緒需要。

對於有些經歷了創傷的個體來說，健康的生活在他們的體會中是「平淡乏味」，健康的伴侶無法滿足他們激烈的情緒需要。而只有當創傷再次發生，再次感受到熟悉的痛苦，他們才會感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我小的時候流行過這樣兩句對話：-「愛的感覺是什麼？」-「是痛。」-「為什麼？」-「因為痛過才會記得。」與傷害自己的人建立過長期的依附關係，會使我們混淆愛與痛苦，誤以為痛苦就是愛，愛就是痛苦。

以上。

原文發表於：深度：為什麼說「改寫過去」的願望會把你困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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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Anderson, B. A., Kuwabara, H., Wong, D. F.,Gean, E. G., Rahmim, A., Bra?i?, J. R., ... & Yantis, S. (2016). The roleof dopamine in value-based attentional orienting. CurrentBiology, 26(4), 550-555.

Carmen EH, Reiker PP, Mills T: Victims ofviolence and psychiatric illness. Am J Psychiatry 141:378-379, 1984

Finkelhor D, Brown A: The traumatic natureof child sexual abuse. Am J Orthopsychiatry 55:530-541, 1985

Janet P: The Mental State of Hystericals.Paris, Alcan, 1911

Mitchell D, Koleszar aS, Scopatz RA:Arousal and T-Maze choice behavior in mice: a convergent paradigm for neophobiaconstructs and optimal arousal theory. Learn Motiv 15:287-301, 1984

Nikolova, H., Lamberton, C., & Haws, K.L. (2015). Haunts or helps from the past: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recall oncurrent self-control.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Reiker PP, Carmen E(H): The victim topatient process: The disconfi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buse. Am JOrthopsychiatry 56:360-370. 1986

Simpson CA, Porter GL: Self-mutilation in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Bull Menninger Clin 45:428- 438, 1981

van der Kolk BA. The compulsion to repeatthe trauma: re-enactment, revictimization, and masochism. Psychiatric Clinicsof North America 1989;12(2):38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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