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太難了：《鋼的琴》

導演張猛是遼寧人，老家鐵嶺。在此之前張猛唯一的電影作品就是《耳朵大有福》，同樣是東北題材，雖然口碑不錯，但據說只發了33個拷貝，這意味著並不能夠通過票房賺錢。雖然我也很喜歡這部電影，但必須承認，如果不是范偉作為主演帶來的號召力以及優秀的演技，《耳朵大有福》恐怕只能是被埋沒的眾多國產電影中的一個。

《鋼的琴》是在並不充分的準備下開機的，拍攝過程很難說順利，前後有很多故事流傳——與錢有關的故事[1]，向人們傳達了其中的困窘。我想張猛也許會發現，或者早已經預料到，這部電影的製作並不比影片中的鋼琴更加容易。難能可貴的是，張猛從一開始就表現出的決心和劇組人員的敬業與付出，這讓一部堪稱優秀的國產電影得以誕生。

故事以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國有企業改革後的東北某工業城鎮為背景。下崗工人陳桂林平時組織一個小樂隊，以各種紅白喜事作為生計。當他和媳婦準備結束名存實亡已久的婚姻時，女兒的撫養權成為最大也是唯一的爭議。為了爭取女兒，陳桂林需要一架鋼琴，種種嘗試失敗之後，他決定組織曾經的工友，共同製造一架真正的鋼琴。而電影，就是圍繞這一過程所發生的一系列荒誕和悲歡交加的故事。

對於稍有一點年紀的東北人來說，電影所代表的這段歷史並不陌生。隨著改革從理論和口號一步步變為現實，一度以重工業為榮的東北淪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戰場和重災區。整個社會都要褪去沉重而破舊的裝甲外衣，尋找和適應一種新的舞蹈的姿勢。而在新的生命力得以成長之前，人們所感受到的只有衰敗和不安。

在那個時期，我能夠直觀地感受到各種親戚、朋友和同事之間的來往變得頻繁，成年人們似乎突然多了許多問題需要討論和交流。工廠的領導們考慮的是要不要接手現在的企業，如果承包下來是否有利可圖以及能否找到出路；中層們可以選擇的是跟著原來的領導二次創業或者糾集其他合伙人另立山頭；而對於絕大多數的普通職工，討論的話題往往是下崗、買斷工齡以及未來的保障。我不知道當時的人們是否意識到這一變化所帶來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如果是的，那麼我真的為這個社會的成熟和穩健感到驚嘆。

在那之後的幾年裡，大量的工廠停產、改制和倒閉，隨之而來的是整個社會面貌的變化。大多數普通工人失去了工作和依靠，其中一部分作為勞動力向外地和南方流動，個體經濟變成大多留守人員無奈的選擇，各種微型的商鋪和餐館在街邊林立並且頻繁變換著招牌，很多中年男性甚至包含少量身體結實的女性，蹬著「倒騎驢」（一種後驅的人力三輪車，可以載客）成為城鎮內的主要交通工具，而還有少量的閑散人員，最終被推向了更加陰暗的社會角落。

即使是現在，每當我回到東北，還是能夠感受到歷史的車輪仍然緩慢但卻有力地向前傾軋的痕迹。原有的工廠由於城市的外延已經變為商業或者住宅，新的工業園區更多還是在寥然沉寂著無人理睬，商場和超市一個接一個的開業然後又衰落下去，維繫人們之間聯繫的依然是早已不復存在的工廠和單位，永遠灰濛濛並且嘈雜混亂的市場里，疲憊的人們緩緩地抬起頭……

電影中的陳桂林、淑嫻、胖頭、王抗美等人正是這樣一群人，他們曾經是、並且永遠屬於工人階級，一度是這個國家最光榮的主人並擁有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即便今天，也仍然被憲法賦予著領導這個國家的權利。而這個頭銜竟如影片中的兩根煙囪一樣，顯著而又無用，以至於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荒誕的諷刺，人們儘管留戀它，捍衛它，為他寫詩為它簽字，但也一定會接受並圍觀它的倒塌，因為每個人都清楚，這已經是無可改變的現實。

陳桂林們曾經以廠為家以廠為榮，把自己個人的辛勤勞動匯聚成豐功偉績，也曾經享受過公共的食堂、澡堂、醫院和學校，把一個工廠生活成一個完整的社會空間。可是只一轉眼，工廠沒有了，工廠所能提供的一切支撐也在一夜之間被抽離，可他們似乎還停在半空，來不及調整生活的姿勢，也無力可借，只好隨手抓住點什麼，順著頹勢下落，伴隨著他們的，是一張儘管日漸鬆弛卻依然保持連結的人際關係網。於是，他們變了，不再是嫻熟的車鉗銑、鉚電焊，而是變成了業餘樂隊的樂手歌手，殺豬賣肉的屠戶，學校的更夫，改邪歸正的配鎖師傅，混跡麻將館和舞廳的閑散人員，只有當他們回到一起擼串喝酒時，才彷彿又變回了曾經的工友。

和所有經歷過一點事情的人們一樣，陳桂林們並不能輕易地擺脫與過往歲月的牽連，想起一起工作的日子，即便談不上是懷念，起碼總還是有一些溫情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們願意走到一起，不厭其煩地製造一架與自己毫不相干的鋼琴。誠如張猛自己所說，這是「陳貴林發起的失落階級的最後一次工作，他們在工作的過程中找到了工作的快樂」。即便陳桂林最終決定放棄女兒的撫養權，工人們還是堅持把鋼琴造了出來，他們以這樣一個規模不大難度不小的壯舉，回敬了自己過去和現在的生活。

製造鋼琴和討生活一樣，即使遠遠看去，也還是會讓人感到困苦和絕望，就像淑嫻說的，「造鋼琴，那得是多大的事業啊！」 但是勞動者在與困難鬥爭方面似乎有著特殊的技巧，而陳桂林一定是其中的實踐派和佼佼者。

當鋼琴問題甫一出現，陳桂林就立即投入到解決問題的行動中了，並在現實的障礙面前快速調整著解決方案——自製木板鍵盤、四處借錢、半夜團伙偷竊、找文獻、炸魚、搬請專家、改木結構為鋼結構……在困難面前，陳桂林總是抱著特有的樂觀和希望，全方位地開拓著思路，不放過一個微小的機會，並迅速地找到問題的癥結，然後用僅有但也充分的力量去解決它。除了對關鍵問題的攻克之外，陳桂林的特長之一就是卓越的鼓動能力，那些原本出現在政策理論、領導講話、新聞報道、宣傳口號中的多少有些假大空的詞句，竟然能夠一套套地從陳桂林嘴裡說出來，甚至還能發揮恰到好處的作用，這讓我們意識到，理論對於人民來說從來都不陌生，甚至真正領會並掌握了這些理論的，只有他們。

面對麻煩，其他人物也有類似之處，季哥處理傷人事件、胖頭面對安昌業、快手談工錢，都可稱得上迎刃而解，並且分寸得當。這其中包含的不僅是為人處世的智慧，更有與生活握手言和的無奈。對於普羅大眾來說，生活還是太過艱辛了些，就好象和一頭困獸的纏鬥。在這場爭鬥中，你必須儘快學習和掌握要領，知道如何拿捏住生活的要害，這樣生活也就無法置你於死地了。讓人沮喪的是，即便如此，你依然無法徹底的戰勝它，只能反覆維持著這樣的平衡，一切都讓人疲憊不堪卻又無法擺脫。

《鋼的琴》說到底還是一個讓人悲傷的故事，也並不存在一個讓人滿意的結局，但導演沒有著力渲染這些困苦，反而把它變成了一個歡樂到有些荒誕的故事。這種歡樂看似來自東北人先天的幽默與個性，實則又何嘗不是出於對堅硬現實的自我開解。作為一個東北人，我樂於看到東北的文化和風俗被更多人認識和接受。和所有地域一樣，東北人有著獨特的氣質與風情，除了樂觀、幽默、豪爽和暴戾之外，我所能意識到的也許更加深刻的一點就是「現實」。儘管在這一點上並不能和其他地域進行區分，但東北的世俗哲學在我看來還是非常直白的，直奔主題並且一針見血。能戰勝則戰勝，不能戰勝也只有妥協和屈服。而幽默，也許恰恰是面對現實的一種方式。

作為一部受到好評的影片，《鋼的琴》表示誠意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它所表現出來的美感。視覺上，大量舞台化的場景、幾近完美的畫面構圖、鮮明的工業化風格，誇張荒誕的追逐，都讓人眼前一亮。而幾乎貫穿著整部影片的風格不一的蘇俄音樂，時而歡樂，時而憂傷，時而溫情，時而又讓人覺得充滿了激情和力量。除此以外，深層次的美感來自於對那個時代細節的準確復現——廢棄的大片廠房、蘇聯建築風格的電影院、毛褲腰間的簡易皮筋、鋁製飯盒和搪瓷臉盆、超級瑪麗和紅白機、隨手點燃拋出的鞭炮……所有這些都令電影顯得格外真實，真實讓人舒適，而舒適是一種立體的美感，幾乎能夠觸摸。我只能說，主創人員在對影片質量的追求上，絕對是下了功夫的。如果說《耳朵大有福》是一部好看但粗糙的影片，那麼《鋼的琴》在品質上算是做出了全面的提升。

影片中，陳桂林和小菊曾經兩次並排站立在廢棄的廠房前，身後的頂棚沒有改變，一側豐滿，一側則破敗不堪。這畫面幾乎在明示兩人不同的生活與命運。我們在法典里寫「生而平等」，在歌中唱「生來自由」，但這一切卻從未實現。陳桂林絕非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做了應做的全部努力，但依然無法走出生活的泥淖，他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最終也接受了。生活就像他肥大而過時的西裝一樣，不合身、醜陋，但好歹是件囫圇衣服，而且別無選擇。結尾處女兒問陳桂林想聽什麼，陳說「越簡單越好」。

是的，回想這一切，確實太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