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剝削經濟能發展嗎？

01-23

對於一個沒有（至少宣稱沒有）資本原始積累的國家靠什麼發展經濟？如果沒有剝削，沒有原始積累，僅靠引進外資是不夠的吧？從前是靠剪刀差嗎？那最近發展靠什麼？是不是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剝削呢……

從迄今為止的階級社會的歷史來看，不能。

美國著名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約翰·羅默（John E.Roemer）提出過一個概念叫「社會必要剝削」（socially necessary exploitation）。什麼是「社會必要剝削」呢？羅默認為，如果一種剝削形式的取消總是會改變物質刺激和制度，以致被剝削的群體處於更壞的情況下，這種剝削形式就是社會必要剝削。也就是說，假使消除剝削之後，受剝削的一方獲得的消費品反而更少的情況，這類剝削就有著其存在的必要性。

「社會必要剝削」概念是羅默的「一般剝削理論」（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的重要組成部分。羅默在一般剝削理論中指出，階級社會下的剝削是與社會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財產關係導致的，財產關係下的剝削是階級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機制。在階級社會剝削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原因是，剝削的存在通常能夠伴生出生產積極性，如果將剝削徹底消除，也就很難產生生產的熱情。如果在消除剝削後沒有替代性的合理的資源配置機制，技術進步和產品生產的積極性喪失後，會導致社會總產出的下降，進而導致整個階級社會中所有群體的生活質量較之以前退步。

羅默還區分了兩種社會必要剝削。第一種是「靜態社會必要剝削」，所謂靜態社會必要剝削的意思是，如果一種剝削狀態的消失使整個社會經濟激勵機制無效，最終導致被剝削階級的生存狀況即刻惡化。也就是說，在時間上剝削關係的取消和被剝削階級生活處境惡化的發生是同時的，這種剝削就被稱之為靜態社會必要剝削。（現實中的例子就是柬埔寨共產黨在柬埔寨實施的消滅城市、取消貨幣、取消家庭的「激進社會改革」，柬共的確消滅了剝削關係，但同時也消滅了經濟發展賴以維繫的社會生產力。）另一種社會必要剝削被稱之為動態社會必要剝削。與靜態社會必要剝削在時間點上的同時性不同，動態社會必要剝削是指，如果一種剝削狀態的取消沒有立即影響經濟結構內的激勵機制，而是阻礙了技術水平以及其他因素的發展，被剝削階級的生活水平最初不會發生變化甚至有所提高，可後來逐步下滑，這種剝削就叫做動態的社會必要剝削。（這種情況在現實中的例子就是一些發達國家的工會反對生產自動化，還有計程車司機抗議互聯網網約車等活動。儘管阻礙技術進步會保證其暫時的生活水平不變，但是從長期來看，對於技術進步的阻礙會導致其生活水平的下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羅默所說的「社會必要剝削」不是為剝削做辯護，而是說明剝削的存在在階級社會有其必然性，然而必然性不代表合理性，也不代表剝削會永遠存在。剝削始終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當階級社會消亡之後，剝削也自然就不再存在了。

這個問題是釣魚。

（1）沒剝削就不能發展——那麼你要不要承認剝削是永久的不可消除的——那麼你為什麼還要革命？你這個砸機器的盧德分子！

（2）沒剝削也可以發展——那你現在怎麼不趕快弄一個沒剝削的社會出來呀——你們真無能！

（3）剝削是個偽概念——參見闊小姐打工模型，或老闆賠本模型，理由若干——總之你們的革命是沒道理的你們的皮要被剝下來做鼓面！

嗯，我心中有那啥，所以看誰都是那啥

你問我為什麼不正面回答？

我得先考慮怎麼繞過上面那幾個坑才行

資本原始積累的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確實需要剝削，在社會主義世界就不見得，所以這是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先不論，不過一國的勝利也很難做到）高票提到的柬埔寨是個世界邊緣的尚未進行原始積累的地區，那些不過是原是國家反動的農村對微弱的先進資本勢力的反動

【那最近發展靠什麼？】如果把這個問題的時間線移到當下（2017），那麼東亞三國，西歐及北歐，北美兩國明顯已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東歐和拉美不太好說，好像可以稱作一種完成了積累但果實被拿走了的狀態，這個世界的主體部分可以說已經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並且實現了信息化，人工智慧和可控核聚變的技術可能也不是特別遙遠，而這個問題下認為人類無法擺脫剝削的依據都是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而實際上由於科技發展，資本原始積累的需要逐漸趨弱，人文的進步，正在提高至少是剝削後無產階級所得，並有一部分資源培養無產階級中的工貴階層，亦或稱為中產階級

【如果在消除剝削後沒有替代性的合理的資源配置機制，技術進步和產品生產的積極性喪失後，會導致社會總產出的下降，進而導致整個階級社會中所有群體的生活質量較之以前退步。】

這一大前提是先默認資本主義的配置機制是合理的，然後再質疑無法找到更好的替代，當然這種質疑也並非不合理，蘇聯這個試驗區確實無能建立起更好的以替代，但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更好的制度去替代，而非一個掛著牌子的機構

然後回到最近發展靠什麼的問題

資本主義的分配並非為了經濟更好的發展，而是為了資本更好的聚集形成壟斷，也可以說是資本的擴大，但擴大的基礎是小資本的滅亡

資本發展的盡頭就是壟斷，壟斷的資本擁有著遠超小資本的力量，壟斷的資本的格局往往會坐在傳統的經濟結構上，小資本逆襲壟斷資本一般而言只能在，科技發展創造出的新的經濟空間，在這一空間上是相對而言平等的，壟斷資本有著為傳統格局限制（體現在大批人需要依附傳統格局，且傳統企業尚未失去利潤，相較於新興科技領域風險更小）的劣勢與調動大量社會資源的優勢。這裡就有一個巨大的浪費，通過剝削擁有大量資源的經濟體有部分無法把他們的資源投入到更有發展空間的地方，當然科技領域不確定性太大，在尚未成熟前這些經濟體不急著投入不見得是壞事，但也有不少是未能成功轉型的

資本的發展最主要並非是要把產品做到最好，而是要動用一切資源絞殺掉所有對手，將他們重無數人的勞作中的剝削所得長久積累徹底抹消，在獨佔市場後就可以更加不顧忌產品是否更好，是否有利於經濟大格局了，而是維持住自身現有的地位並向權力的中心進擊。

重個體看，資本會集中到身家上百億的人手中，認為剝削是分配激勵更有能力的人就有些問題了（即「集中資本」是不是社會發展有益且是最需要的能力），在這些人手中資本展現了資本的本質——權力，資本主義教你什麼是富可敵國，現代國家的政治圖景並非是少數幾個領導人的抉擇，也非陰謀論里少數人的操控，是本國以及世界體系中權力的合力作用，並為其穿上民族主義或者自由主義這些光鮮亮麗又合身的外衣

在資本主義環境下，金融領域永遠不會過時，且一般而言往往能獲得最高的利潤和最接近於權力的中心，像阿里和騰訊這些的新興互聯網企業都在拚命的向該領域發展，而最優質的社會資源自然也就流向了該領域

所以當下經濟的發展，即資本發展主要靠兩樣，科技進步與經濟危機，其中科技進步是資本主義的不確定的因素，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運行的機制，但其目的也差不多，科技進步擠掉落後的產能，經濟危機擠掉不夠強的資本，以集中，維護資本的力量，而資本家實質上也不過是資本這一集體無意識的最有用的工具，顯而易見的被資本賦予了最高的地位，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價值都可以為資本所定義，最簡單的：人出於喜好玩遊戲可以被資本定義為荒廢時間的東西（當這個人屬於被剝削的勞動者這一身份時），也可以是正常的個人喜好（當這是作為商品的資本以遊戲的形式賣出，實現自身資本的增值的時候），也可以被定義為應當支持的競技項目（遊戲本身成了為資本擴張的工作，遊戲的時間成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資本定義了集中發展資本成功的資本家是最有價值，應當給予全人類最高的地位，遠高於一些突出貢獻的各方面的社會精英，這些被定義為中等價值即可，失敗的資本家被定義為成功的資本家的食物，踢出人類的範疇

所謂的網約車被抵制是因為在資本的環境下，他們的勞動會因此被定義為無用的垃圾而降低社會地位，如果定義權不在資本，人類完全可以更好的享受科技帶來的工作時間減少，最終實現人類重勞動中解放去干自己喜歡的事，即由人類自己去定義做哪些事有價值和意義的。

所以問題就是這一定義合理嗎？且是否應當一直交給這一人類現階段的集體無意識？這一問題也意味著是否要用剝削髮展經濟

能，而且發展更快。看過魯濱遜漂流記嗎？魯濱遜因為翻船事故一個人漂流到一個荒島上。他自己捕獵、種地，不剝削任何人，為什麼生活越來越好？

剝削：社會上一部分人或者集團憑藉對生產資料的壟斷，無償佔有另一部分人或者集團的剩餘勞動，甚至一部分必要勞動。剝削並不是與人類一起產生的經濟現象，而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從這個教科書定義我們可以看到兩條，一、剝削不是開始就有的，二、生產資料的私有壟斷是它產生並保持存在的充分必要條件。

人類社會發展目前經歷了四個階段，原始公社、奴隸制、封建制、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除開第一個原始公社它是原始共產主義的公有制社會外外，其他都是私有等級制社會。這三個社會階段從時間發展順序看，生產關係上對人身的讓渡不斷增加，平等呈擴大化，壓迫越來越隱蔽，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斷提高。同為私有制歷史上時常出現部分封奴資並存的情況，比如美國南方黑奴、沙俄農奴、東亞的封建、西歐的資本，環比看生產能力表現的情況資本&>封建&>奴隸。通過對這三個社會發展階段的歸納對比我們可以得出剝削越隱蔽，人的主觀能動性越高，生產能力越趨於工具所能達到的上限。剝削非但不是經濟發展的原因，反而是最大的阻礙，為了更大的調動積極性，統治者不得不不斷讓渡權利，將剝削不斷隱蔽化。

為什麼要發展經濟而不是消滅經濟？資本主義的所謂經濟增長，表現為價值增值，即錢的增加。可社會為什麼要玩錢？是為價值而生產為利潤而生產？還是為使用價值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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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內容：

給商品（貨幣）拜物教的庸人們一耳光！ 全世界的GDP都假的，實際GDP代表總生產函數，總財富的含義是邏輯錯誤，它代表的不是什麼財富，而是資本主義的權力關係！——教唆民族國家如何破壞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論文系列！
在目前的經濟分析中，國民收入核算體系中的統計變數成為經驗問題研究的基礎，經濟學家從理論上歸納和運用這些統計資料，構成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和制定政策的依據。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告訴人們，這些統計資料與教科書中生產函數的原理是完全對應的，統計中的實物產出——GDP來自於生產要素的投入和技術進步，國民收入核算統計中的那些變數就是為了這種生產的技術分析所設計的。雖然它們由名義的貨幣值來表示，但這些名義變數是與貨幣供應量相對應的，當採用貨幣數量論把名義值的變動剔除而改變為實際變數後，這些統計變數就與教科書中生產函數的概念完全一樣了，從而使用教科書中的原理即可以對資源有效配置進行分析，而達到我們想要得到的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依據。這樣，目前的經濟學就象物理學和其它自然科學一樣，在理論與經驗觀察上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事實果真如此嗎？
　　自1929年現代的國民收入核算體系開始應用和隨著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實際GDP成為經濟學中的最重要的概念和統計指標。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首先教給學生的就是這裡有一個衡量實物產出的指標——實際GDP。當然，同時還有一個價格指數表示物價總水平，實際GDP是用名義GDP減去物價指數。這樣，所有的學生都學會了這個概念並被所有的人所認同，隨後這個概念就成為教條而加以應用了。這裡有一個例子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實際GDP作為實物統計的觀念對人們的影響。大家都知道，在GDP的統計時，首先得到的是名義GDP，但是在所有的國民收入核算的統計表中（如《中國統計年鑒》），竟然沒有名義GDP的增長率這一指標，而是告訴你實際GDP的增長率和物價指數，要想得到名義GDP增長率指標，你自己去加吧，之所以沒有名義GDP增長率這一指標，因為經濟學家認為GDP就是為了衡量實物產出的，名義GDP的增長率沒有用。
　　但是，實際GDP這個指標很不好用。例如，在實際GDP的統計中，美國1820年時人均GDP是1600美圓，中國2000年時的人均GDP不到1300美圓，更要命的是中國宋朝時的GDP相當於2000美元的水平，是不是2000年時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比美國1820年或中國宋代的時候還要差呢？這顯然有些荒唐，你只要把美國或者中國宋代當時有的那些產品的人均產量和現在中國的人均產量作個對比就可以了，更不用說我們現在消費的東西絕大部分是當時美國或宋代沒有的。如人們經常說的，中國現在是「世界工廠」，幾乎所有的消費品、包括汽車和民用飛機的擁有量都居世界前列，而且每年向美國出口大量的消費品，怎麼可能比美國1820年的生活水平還要低呢？

在一本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有一個應用實際GDP的例子，作者在講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時寫到，這些國家和地區通過努力工作和技術進步，使實際GDP的增長率連續三、四十年保持在7%左右，這段話是沒有問題的，但接下來又說，這種7%的增長率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從戰後到90年代發生了巨大變化，日本的人均GDP從戰後的130美圓增加到30000美圓，韓國從50美圓增加到12000美圓，台灣地區從80美圓增加到16000美圓等等。當我們把上下兩段話放在一起就出笑話了，因為GDP每年增長7.2%，10年會增長1倍，這些國家和地區怎麼可能按7%的增長率在40年的時間裡增長這麼多呢？上面的數字當然是名義GDP，要解釋這些數字當然也要用名義GDP，比如日本在高增長時期名義GDP的增長率超過15%，同時日圓對美圓的匯率提高了3倍，而韓國在高增長時期名義GDP的增長率接近30%，而在目前採用實際GDP來說明實際產出的增長，同時分離出物價水平的變動和匯率的變動是經濟學家做不到的，這裡可以肯定的說，這在將來也做不到，那麼這樣使用「實際GDP」的統計指標就有些希奇古怪了。
　　我們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來說明使用實際GDP比較實物給經濟學家帶來的尷尬。比如要說明中國的GDP究竟是多少美圓就必須先解決人民幣對美圓的匯率問題，經濟學家試圖用購買力平價的方法進行計算，結果怎麼樣呢？從東南亞金融危機時主張人民幣貶值時的低估到現在主張人民幣升值的高估，經濟學家從2美圓到14美圓之間竟然給出了十多種計算結果，這種誤差可能達到7倍的計算是不是還能應用呢？
　　　　1930年，凱恩斯在《貨幣論》一書中針對這種國民收入的統計含義提出疑問，GDP統計中的各種產品是異質的，怎麼可以加總在一起表示實物產出呢？實際上，這種加總和指數問題在理論上是有確定的結論的，即只能是單一產品或穩定狀態增長（即所有的產品按同樣的比例增長），比如說有蘋果和梨兩種產品，如果它們的增長率都是10%，可以確定的說產出的增長率是10%；但如果蘋果的增長率是15%和梨的增長率是5%，我們是不可能得到一個確定的指數的。這一問題實際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對於我們現實生活的異質品世界來講，說GDP增長8%，顯然不如說去年生產的是21寸電視而今年生產了29寸的電視更清楚。

　對於物價指數的統計也是如此，這種統計只能在單一產品和穩定狀態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蘋果和梨的價格都增長了10%，可以確定的說物價上漲了10%；但如果蘋果的價格上漲了15%和梨的價格上漲了5%，或者價格同時上升而蘋果和梨的產量比例變化了，我們是不可能得到一個確定的物價指數的。前面所舉的用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人民幣的匯率出現的尷尬結果就是一個例子。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也說，物價指數的統計可能忽視了產品質量的變化，對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如果物價指數的統計考慮產品的質量變化，由於產品的質量變化太快（比如電視機），那將使物價指數的統計失去意義，因為只要質量變化了就要把它視為一種新產品而不能與原來的產品構成時間序列的指數。聯繫到國民收入核算的實際，現實中物價指數統計的困難遠超出前面的例子，不僅產品的質量經常在變動，而且新產品層出不窮。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這一問題，目前我國物價指數的計算是以1990年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場上幾乎難以找到與1990年完全相同的產品，更不用說占消費支出很大比重的新產品。顯然，這種物價指數的計算與實物量的統計相差甚遠。
　　　　就人們通常所說的物價指數是指消費者價格指數（即CPI），這種消費者價格指數經常被作為計算實際國民收入的依據。然而，這種消費者物價指數顯然不是全部產品和勞務的統計，比如資本品的價格變動被排除了，資本品的價格變動是用單獨的指數來表示的，由於資本品在我國GDP統計的全部產品中要佔到30%左右，所以GDP並不能表示實物量的變動是顯而易見的。就消費品而言，消費者物價指數所包含的產品也不是全部消費支出的構成，比如在上個世紀90年代，家用電器在我國居民消費中已經佔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是在2000年時才考慮將其加入到物價指數的計算中。顯然，用這種物價指數的方法來計算實際GDP是大有疑問的。
　　　　從上述分析可見，這種實際GDP作為表示實物的統計變數是主流經濟學創造的一個神話，之所以把它叫做神話，是因為這種異質實物產品的加總和統計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在實際應用上也是沒有意義的，或者說，實際GDP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主流經濟學卻使它成為人們頭腦中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並被用於所有的經濟學應用領域。
　　　　當然，這種假的實際GDP和物價指數的統計在現實中並不是毫無用處的，正如這種實際GDP和物價指數一直是宏觀經濟分析的重要指標，但只要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分析有所了解的話就很容易發現，經濟學家實際上是把實際GDP和物價指數的變動加在一起考慮宏觀經濟波動，但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名義GDP，那為什麼不直接使用名義GDP呢？名義GDP正是我們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標，但這種名義GDP絕對不是實物產出的數量和它的貨幣價格單位，而是與實物或技術完全無關的。　什麼是GDP
　　　　我們現在來討論名義GDP。在國民收入核算中，名義GDP是一定時期中（如1年）新生產的商品和勞務的價值總和，這一定義中的關鍵是價值，這裡的價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勞務的貨幣價格，從而是可以加總的，但這樣加總的名義GDP已經不表示任何實物，而是一個貨幣交易增加值的概念。如計算國民收入的一種方法就是增值法，即把各個企業新增加的價值加在一起，由此構成企業的總收入，這種收入必等於人們的總支出，因為收入和支出是貨幣交易的賣和買，二者必然相等。這樣，從總支出的角度看，人們花1美圓一定有1美圓的GDP。由於GDP所統計的是貨幣交易值，凡不是貨幣交易的產出（包括勞務）將不會被計入GDP。比如，足球明星的高額報酬被計入了GDP，而農民自己生產和消費的農產品只要不通過市場交易，就不會計入GDP。
　　　　由於GDP是一個經濟中全部貨幣交易量的增加值，我們可以用貨幣的交易方程式來表示：MV=PT，即貨幣數量（M）和貨幣流通速度貨幣（V）相乘等於全部貨幣交易值PT（T表示交易的實物量，P表示價格），而名義GDP的計算則只是所有的交易量的增加值，或從企業會計帳戶上考慮的增加值。因此，當假設全部交易值與企業的增加值之間保持一個固定的比例，即GDP在PT中的比例是穩定的，再假設貨幣流通速度不變，則貨幣交易的增加值或名義GDP和貨幣供應量之間將保持穩定的比例，即。
　　　　上述對名義GDP的說明似乎是多餘的，因為這些定義在教科書中都可以找到，但我們這裡重述這些定義是為了說明與教科書完全不同的含義，即這些定義可以清楚地表明，GDP根本就不是實物的統計，而是一個貨幣值。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這個貨幣值是沒有意義的，從而要用實際GDP和物價水平把這個貨幣值拋棄掉，然後用生產函數去說明實際變數。但正如前面所表明的，這在邏輯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主流經濟學所拋棄的貨幣和名義變數則正是我們現在所生活的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中最本質的東西，即這些名義變數所表示的正是資本主義經濟關係。
　　　　在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中，一個最典型的特徵是競爭，這一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無時無刻都感覺到的。在競爭中人們想要得到的和為之奮鬥的是什麼呢？不是任何實物，而是金錢或貨幣這種純粹的價值符號，普通人為了生活和發財的夢想整天忙碌著，企業家和資本家在殘酷的商戰中沉浮，甚至一些政府官員為了金錢而喪失良心和道德，他們所考慮和追求並不是實際變數而是名義變數，即貨幣本身。在這樣一種比誰掙錢多的遊戲中，出現了GDP或名義GDP，這個名義GDP包含著一組由貨幣量值構成的名義變數，其中有工資、利息、利潤、資本、折舊和儲蓄、消費、投資等名義變數，由這些名義變數構成了企業為獲取利潤而產生的財務帳戶，即貨幣量值的成本收益計算。這種成本收益計算完全是以貨幣價值的投入和產出進行的，而根本不涉及任何實物的考慮。正是這一點，使名義GDP成為重要的統計變數，如果假設企業的成本不變，則名義GDP的增加意味著企業贏利的增加，而企業贏利的增加則是企業經營的目的。

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我們前面所列出的國民收入核算的那些統計變數（工資、利息、利潤、資本、折舊、儲蓄、消費、投資）都被作為實際變數來使用，被聯繫到生產函數和人們消費的時間偏好，可是這些統計變數都只是名義的貨幣值。但主流經濟學有辦法處理，即參照名義GDP和實際GDP的解決方法，把貨幣工資除以價格水平就成為實際工資，名義利率除以價格水平就成為實際利率，而廠商在沒有貨幣幻覺的條件下只是考慮實際變數，這樣就可以把這些變數套用在生產函數上了。如前所述，當這些變數根本就不表示實物，那麼主流經濟學的這種濫用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先來看折舊，折舊這個概念在實物或技術上是表示固定資產磨損的，但這裡卻是個價值概念，即由政府規定固定資產的價值按幾大類每年攤入企業成本的比例。顯然，各種不同的機器設備在技術或實物上的磨損是不同的，而且是政府不可能知道的，那麼為什麼政府要嚴格規定統一的折舊比率呢，道理很簡單，如果政府不這樣嚴格規定，那麼企業一定會逃稅，這種折舊與固定資產的物質磨損以及精神磨損沒有一點關係，美國政府曾採用過的「加速折舊」政策只是減稅。實際上，企業在做投資時，即使完全從價值上考慮也不把折舊率作為成本計算的依據，而是採用毛利和投資回收期的方法進行計算。
　　　　對於工資和利息這兩種構成企業成本的因素，企業在進行成本收益計算時顯然只是採用名義量值，最簡單的道理是物價指數只是政府在事後計算和公布的，企業不可能根據政府公布的物價指數向工人和銀行修改以前簽定的契約，而對產品價格的預測也只能是名義的貨幣值，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對實際變數和價格水平進行「理性預期」，只要對企業實際的成本收益計算稍有了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但遺憾的是，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根本就沒有這種真正的企業的成本收益計算，更沒有貨幣利潤的概念。
　　　　這裡最使人困惑的一個概念就是資本了。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資本被作為實物的機器設備納入到生產函數中，即Y=F（K，L），以表明其對實物產出的生產力。但在國民收入統計中，資本只是一個價值概念，它來自於以前用貨幣計量的投資。奇怪的是，主流經濟學在採用生產函數分析時把資本的產出—GDP用物價指數方法分出實際GDP，同時把資本的收益—利率除以價格水平而變成實際利率，但從來沒有把生產函數中的資本以及投資去除以價格水平而變成實際資本及實際投資，這種生產函數的計算顯然存在著邏輯錯誤，即把名義值和實際值攪在一起了。同樣，在生產函數中，勞動的計量採用的是實際值，而資本卻是沒有被價格水平除過的名義值，這又怎麼能夠計算它們各自的邊際產出呢？把名義值和實際值的資本勞動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麼意思呢？這種邏輯上的混亂引起實際經濟分析中更為嚴重的思維混亂。例如，在實際中，所有的資本勞動比率很低的發展中國家都在採用那些資本勞動比率很高的技術，而在美國則出現了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列昂惕夫悖論」，可以說，只要使用這種生產函數來分析實際問題，就會導致這種悖論，我們把這些問題留待後面詳細討論。
　　　　實際中的資本是不是主流經濟學生產函數中的機器呢？對此在統計資料中是不難找到說明的。按照統計資料，美國的總資本中65%左右是地產，而且這個比例在長期中一直保持穩定，由於美國的投資率在長期是穩定的，那麼就意味著，由投資所轉化的資本增加或資本積累只是地產的增值或地價上升，而根本不是機器的增加。這樣，資本就只是那塊兒地，資本積累只是人們用更高的價錢（投資）去買那塊兒地。當然，除去地以外還有35%的資本，它們是不是機器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在剩下的35%的資本中，絕大部分或50%以上是由專利和商標等無形資產構成的，機器的價值只是佔總資本中很小的比重。教科書中總是使用統計數據來說明美國的資本勞動比率是中國的40倍，但大家都知道，機器是由勞動生產的中間產品，美國現在所使用的機器存量只是近20年生產出來的，以前的機器都報廢了，美國的產業工人只有幾百萬人，而中國卻存在幾個億的剩餘勞動力，如果資本是機器的話，中國完全可以用這些人在1年中生產出美國的這些機器（當然要知道這些機器的生產技術），實際上，中國現在也正在按照這個速度生產機器而成為世界工廠，但在資本的價值上趕上美國的可能性卻很小，因為這意味著中國的投資和貨幣供應量要以比現在高出幾十倍的比率增加，當然這裡排除了人民幣匯率成倍升值的可能性。

再來看投資概念，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投資意味著固定資產或機器的形成。但現實中的投資卻只是一個貨幣額的支出，它可以用於購買各種商品和勞務（比如股票和球星），與消費不同的是，投資的目的是要形成價值上的資本存量以獲取利潤。舉一個例子，美國的摩托羅拉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如果按照教科書的定義就是把美國的機器運到中國來，但實際上摩托羅拉公司投資的絕大部分並不是把機器運到中國，而是在中國購買土地和僱用工人蓋廠房，並僱用我國的管理人員和工人進行生產，所帶來的「機器」只是一個晶元，摩托羅拉公司的投資顯然只是使用美國的銀行印發的美圓而不是機器。
　　　　採用簡化的方法，我們可以把投資所購買的商品和勞務分成三類，即僱用工人、購買機器設備和直接購買原有的資本存量；對這三類還可以簡化為僱用工人和資本存量兩類，因為機器只是生產機器的廠家僱用工人和購買原有的資本存量生產出來的，從而可以把機器「還原」掉；再進行簡化，使用前述的地產在總資本中佔有絕大的比重，我們可以把資本存量理解為就是一塊兒數量固定的土地。上述簡化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出投資的含義，投資作為一種增加的貨幣額的支出，當它用於僱用工人時將增加工人的工資和同時增加企業的成本，當被用於購買原有的資本存量或土地時將引起資本存量的價格或地價上升，這種資本存量的升值就成為企業的利潤，利潤就來自於新增的投資購買原有的土地而引起的地價上漲的部分。因此，從實物角度看，投資還可能生產機器，但從價值的角度看，投資與機器是完全無關的，只是與作為價值量的工資和利潤相聯繫。
　　　　最後來看儲蓄和消費。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儲蓄和消費的比例取決於人們消費的時間偏好，比如有一種產品——綠豆芽，你今天不吃它明天就會長一節兒，長的長度就是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和原來的豆芽相比就是利率，那麼，人們什麼時候把豆芽吃掉取決於人們的時間偏好，即豆芽的生長速度和人們的忍耐性。按照這種理論，經濟學家創立了各種消費函數模型來解釋宏觀經濟的變動，如生命周期假說和世代交疊模型。然而，國民收入核算中的儲蓄和消費只是一筆貨幣額，或者說是人們在一定時期獲得的金錢支出掉和沒有支出的比例，還可以說人們是把錢花掉還是存起來或用於投資去掙更多的錢，而根本就不是按照時間偏好去消費某種實物產品。凱恩斯在《貨幣論》和《通論》中提出了節儉的悖論和建立在富人有更高儲蓄率的消費函數和收入決定理論，但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被主流經濟學完全曲解了，並被用於對現實經濟的解釋。舉我國現實中的例子，自1997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下降和失業增加的經濟衰退，其中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消費的大幅度下降。國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按照主流經濟學的消費函數理論來對此進行解釋，即消費的下降是由於社會福利制度的變革引起的人們消費傾向的改變，比如要存錢支付養老、醫療、購買住房和子女的教育費用等，但這種似乎有道理而又看似符合實際的說法卻是大有問題的。我們把複雜一些的理論分析留到後面，這裡只是指出一個重要的經驗事實，即在美國的長期國民收入統計中消費傾向是相當穩定的，是不是美國在一百多年中社會福利制度沒有發生變化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不僅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在技術（如新技術革命）和人們的文化理念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比如老一代的美國人拚命的攢錢而現在年輕人卻大量的負債消費，但奇怪的是，統計上的消費傾向竟然沒有變化。確實，上述這些技術上的因素會影響人們消費的時間偏好或時間選擇，但它們只能改變商品的相對價格（期貨價格），而不能影響國民收入核算統計中貨幣的消費和儲蓄變數，因為這些變數只是表示人們社會關係的貨幣量值，而與技術或時間偏好完全無關。
　　　　消費和儲蓄既然是貨幣量值，我們可以從貨幣的角度來解釋上述問題，如果假設人們的儲蓄是作為銀行存款保持的（這在貨幣供給的統計上即是），那麼人們能不能把作為儲蓄的銀行存款多取出10%用於消費呢？顯然不可能，這必然會使商業銀行倒閉；同樣，人們也不能多儲蓄10%作為銀行增加的存款而沒有相應的投資貸款，這也會使商業銀行倒閉，當人們試圖這樣做時，必然會使商業銀行改變貨幣供應量，從而引起收入水平的變化而阻止人們改變貨幣量值消費與儲蓄比例的企圖，或通過經濟波動來加以調節，這即是凱恩斯的收入決定理論和節儉的悖論。對於我國1997年以來的消費下降，其重要原因是從1991年以來收入分配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或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消費傾向的改變則是次要的。
　　　　以上對國民收入核算中的統計變數的分析表明，這些以貨幣量值表示的統計變數與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說的實物、生產函數、時間偏好等技術關係是完全無關的，而是表示資本主義經濟關係，或用於表示這種特殊的比誰掙錢多的競爭遊戲。

　　　　我們現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加總問題，即在國民收入的統計中那些球星和歌星超過千萬的高額收入怎麼會和麵包加在一起構成GDP。為什麼麵包工人的微少工資可以和球星、影星的收入加在一起構成GDP總量呢？原因只是在於他們都是資本家僱用的，假如利潤率是10%，資本家付給麵包工人100美圓的工資，就要把麵包賣110美圓而得到10美圓的利潤，而付給影星的1000萬美圓的工資就要從出售電影中收回100萬美圓的利潤，正是這種性質才使不同質的產品和勞務得以加總。自20世紀30年代人們使用國民收入核算體系以來，並沒有從理論上考慮它的性質和意義。馬克思對生產勞動的定義似乎可以作為GDP等國民收入統計的理論依據，在批評了斯密把物質產品的生產作為生產勞動的定義後，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中，只有能夠為資本家帶來剩餘價值的勞動或僱傭勞動就是生產性勞動，而生產性勞動就是價值。在這裡只要用貨幣計量價值量就可以聯繫起GDP概念。只要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用貨幣計量即可聯繫到GDP增長的統計。如前面所表述的，當採用貨幣交易時，假設所有的企業都是資本主義企業和所有的工人都被資本家所僱用，則馬克思的生產性勞動的定義是與國民收入的統計相一致的，即所有的產品都是經過貨幣的買和賣兩個過程，以使貨幣增殖，而根本不涉及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的具體形式。但是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邏輯中，價值是異化的人類勞動本身，那麼它代表的就不是財富、蛋糕，而是權力！ 因此，對於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來講，重要的是名義GDP，而不是反映實物產出的「實際GDP」，而且這種「實際GDP」根本就不存在。人與人的權力關係被說成是物的屬性，我們生活在一下高度貨幣拜物教化的社會。

先回答問題：如果沒有剝削經濟能發展。

事實上，剝削和經濟發展沒有明顯的相關性。只有在特定歷史階段，剝削過高會阻礙經濟發展。

經濟如何發展？有兩個條件：

1、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匹配。古時候叫「耕者有其田」，現在說就是失業率低。只要勞動者能在勞動崗位上，經濟就能發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匹配越好，效率就越高。非讓潘長江打籃球就屬於錯配。

2、生產者有生產積極性，主要體現在按勞分配上。古往今來所有制度都要激勵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即使是奴隸制也要區分勤勞的奴隸和懶惰甚至反抗的奴隸。地主-農民制度積極效果更好，所謂「留夠國家的，交夠地主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資本主義更進一步，不僅部分實現按勞分配（在勞動者內部），而且給與人身自由，甚至有上升的可能性。所以效率更高了。社會主義不說了……

所以兩者沒關係……

然而，問題不在於「經濟能不呢發展」，而在於前提「如果沒有剝削」不成立。

人類歷史本質上是從動物進化成人的過程，動物就是叢林法則，大魚吃小魚，弱肉強食。

奴隸不是人，農民是地主的附庸，工人人身基本自由，只是仍然被剝削。情況在越來越好，但還遠遠沒到「沒有剝削「的地步啊。

前蘇聯當年轟轟烈烈的想取消剝削，結果新出現的官僚階層又開始剝削底層，導致整場革命帶有封建專制色彩。某大國不方便說，說北韓。現在三胖治下還有多少社會主義的東西嗎？反而越來越類似封建帝制。剝削會沒有嗎？

即使真的社會主義實現了，剝削就不存在了嗎？最起碼殘疾人得養吧？他不工作你怎麼養？只能其他人養。其他人願意養殘疾人嗎？最起碼不會所有人都願意。這也是剝削啊。

除非真的實現共產主義了，勞動成本能了，消除異化了，生產力極大發展了，才會「沒有剝削」，但那時候的經濟發展真心不是問題了啊……

綜上：「沒有剝削「這個前提不成立，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沒啥意義……類似說「如果時間終結了，早上還吃飯嗎「一樣……

不能。

農業社會如果沒有剝削，那就是原始社會，人人都要為食物勞動，沒有人可以衣食無憂地專業負責研發科技和文化，社會自然無法進步。仔細觀察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你就會發現，代表最先進科技和文化的不是農民和奴隸階級，而是奴隸和地主階級，比如四大發明，冶銅冶鐵，宗教音樂，都是剝削階級才有實力財力去搞。

工業社會時代，工人階級就稍微有點錢和精力了，但相比資產階級，還是沒有實力進行科學和文化研究，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科研機構大部分依然靠資本養著。這樣的情況其實是好事，因為資本養著的科研機構，做出來的的科研成果會更貼近市場需求，更容易轉化為產業和錢，而不以市場為導向的科研往往會研發出屠龍之術，看起來很吊但是沒有推動社會。

所以共產主義制度如果在現在這個生產力發展階段搞，就會有這個問題，沒有市場做導向，人們就無法研發正確的科技，沒有資本做後盾，人們也就無法研發任何東西，社會就無法發展了。

中特社其實就同時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沒有資本？國企和舉國體制來提供，沒有市場導向？由政府來玩市場，由國企投入世界市場來導向，所以中特社裡，工人階級派出代表來行使以前資產階級乾的事情(三個代表就這個意思)，就可以推動社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