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內閣和清朝內閣有什麼不同？清軍機處與內閣的關係又是什麼?

01-22

反對 @韓思齊的答案。

明朝內閣是演變的，不是一成不變的。

作者為了證明自己，把太祖、成祖這兩個勞模之內閣和後面的內閣混為一談。

內閣在太祖、成祖時期的確是皇帝秘書處的作用，官銜很低，例如謝晉之流。

但是從仁宗開始，內閣成員都是六部要員、或者晉陞到三公三孤兼任的，很少再見到純的內閣成員。

隨便抓過來幾個內閣首輔看看：

楊榮是工部尚書兼任；

楊士奇是兵部尚書兼任；

楊溥是吏部尚書兼任；

……

李東陽是吏部尚書入閣，後晉少傅、太師、上柱國兼任；

楊廷和是吏部尚書入閣，後晉少師、太傅、兼任；

夏言是吏部尚書入閣，後晉少師、太師兼任；

嚴嵩是吏部尚書入閣，後晉少傅、太傅兼任；

張居正是吏部尚書入閣，後晉少師太師、上柱國兼任；

……

1. 從官職來看：這些首輔，閣員幾乎都是六部核心職位（正二品）兼任，或者入閣後加三孤三公上柱國（正一品）兼任。

2. 從地位來看，這些首輔、閣員要不是皇帝的老師，要不是太子的老師，在任命時都很受皇帝尊重，榮耀無以復加。

3. 和內宮的關係來看，司禮監代表的並不是單獨的勢力，而是皇權。在大部分時期，內官本身不是懼怕內閣，就是和內閣有「極好的合作關係」。特殊時期，內官也是蒙蔽皇帝、狐假虎威、僭越皇權而已。

司禮監有點相當於古代的門下省（其實審核還是皇帝，司禮監只是代筆）；

內閣有點相當於古代的中書省；

六部相當於古代的尚書省（剛好是六部，其實也歸內閣節制）。

綜上，明一朝，內閣之強大，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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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內閣和軍機處，都只是皇帝的秘書處而已，和明朝早期的內閣差不多。

清朝是皇帝集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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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舉個例子：

嘉靖皇帝想給爹要個名分，弄走了己任內閣，搞得雞犬不寧，最終事情辦成了，也把自己氣成成了神經病；

萬曆皇帝想立個太子，跟內閣折騰了數十年，精疲力盡，最後還是沒能如願；最終居然用小孩子的方式報復，把國家弄的萬劫不復。

清廷聽說過皇帝有怕官員集團的嗎？君讓臣死，臣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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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深刻弄明白這些。

推薦大家去看錢穆老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淺顯易懂，一清二楚。

附錄：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明代內閣制度

然無論如何，在明代，一切事，總之是皇帝最後總其成。但皇帝一人當然管不盡這許多事，因此我們就得講一講皇帝的秘書處。明代皇帝的秘書處，當時稱為內閣。秘書便是內閣大學士。因為皇帝在宮裡辦公，他需要幾個秘書幫他忙，這些人的辦公地點在中極、建極、文華、武英四殿，還有文淵閣、東閣兩閣。這些處都在內廷，所以這些人就稱為內閣學士或內閣大學士。內閣學士原本的官階只五品，而六部尚書是二品，可見內閣學士在朝廷上地位並不高。上朝排班，大學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書的下面。今且說這些大學士做些什麼事情呢？在太祖時，內閣學士不過像是皇帝的顧問，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隨時問他們，聽他們意見，做皇帝之參考。奏章批答，從前是宰相的事，現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親自動筆，便口授大學士寫出，這所謂「傳旨當筆」。由皇帝吩咐下來，這事怎樣辦，那事怎樣批，他們只照皇帝意見寫下。所以照理，大學士不過是皇帝的私人秘書，政治大權還是在皇帝，不在大學士。

據當時統計，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後八日間，內外諸司送到皇宮裡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講一件事的，也有講兩三件事的，共計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國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當預聞的事當然多。遠從秦始皇帝時，早已把天平秤著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況到明代？那時，西方還沒有現代像樣的英、法諸國。西班牙、葡萄牙這些小國家，不論疆土那麼小，政治規模也簡單得可伶。這當然不能與中國比。試問當時偌大一個國家，件件事要經皇帝批核，這當然很困難。我們試看北平故宮，前面三大殿，是朝會之所，後面如干清宮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來辦公，距離既相當遠，北平之氣候九月就結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凍，早上天氣尤其冷。而中國政府傳統習慣，會議上朝，總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會，皇帝也須黎明即起，等到太陽出來便散會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宮城外，遠的如前門外騾馬市大街等處。早上跑進皇宮有很遠的一段路，騎著一匹馬，帶著一個僕人，掌一盞燈籠，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還得下馬，仍准騎馬的只有少數幾個人。一律須先到朝房，靜候皇帝上朝。皇帝出來，天還沒大亮，遇到天氣寒冷，那時也沒有近代的防寒設備。火爐很簡陋，生些炭火，不過擺擺樣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稱早朝、午朝、晚朝，如實則皇帝要三次出面見群臣及民眾。明制常朝有兩種：一叫御殿，一叫御門。御殿又稱內朝，是在大殿內朝會議事。御門是到奉天門，就在陽台上，讓老百姓也可以見面說話。現在西方國家有什麼大集會，還有在陽台上講話的風氣，我們稱這是一種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實清朝故宮的午門，就是與被皇帝和民眾見面的陽台，不過這種制度清朝沒有行，但明朝卻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煩。明太祖是開國皇帝，天下是他打來的，以前他是皇覺寺和尚，掃地挑水也干過，他有這樣精力，可以做獨裁的皇帝。明成祖也還是親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從北京打到南京來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親裁庶務。再下去的兒孫，生長在深宮，精力逐代萎縮，便不能這樣做。甚至不能天天出來上朝見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裡老等著，也不能群臣們說了話，皇帝無辭可答。後來皇帝便只有偷懶，把政權交付與內閣，閣權慢慢地重起來。

不過閣權雖重，而他們的官階還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內閣大學士都由尚書兼，這樣一來，內閣學士地位雖不高，尚書地位是高的。同時也和宋代般，他們都有經筵講官。經筵講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讀書的，那是皇室的老師。由曾任這些官職的人來兼內閣大學士，自然和皇帝關係是既尊且親了。所以明代的大學士（皇帝私人秘書）以六部尚書（政府行政長官）和曾任經筵講官（皇帝的老師）的來兼任，他們的地位就尊嚴了。然而明朝大學士的官銜，卻始終是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譬如兵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之類，他的本官還是尚書，大學士還是一兼職。直到明代亡國，大學士還是一個五品官。不過上朝時，他以尚書身份而兼大學士，已經是站在其他尚書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軌論，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職。所以明代內閣大學士，就官制論，絕對不能和漢唐宋時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論。

然而明代大學士，他在官職上的地位雖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權任卻很高。因為一切奏章，政事，看詳批答，都要經他們手。太祖、成祖時代，皇帝自己處決事情，口頭吩咐大學士代筆，大學士自然只如一秘書。後來皇帝年輕不懂事，事事要諮詢大學士意見。而且皇帝因於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學士們時常見面，內外一應章奏，現由大學士看過，拿一張小籤條，寫出他們意見，附貼在公事上，送進宮裡，在由皇帝細閱決定，這在當時叫做「條旨」，就是向皇帝分條貢獻意見的意思。又稱「票擬」，是說用一個小條子（即票）擬具意見，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過，拿這條自撕了，親用紅筆批下，名為「批紅」，亦稱「硃批」。批好拿出去，這便是正式的諭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擬定，送皇帝畫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_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擬旨。現在明代，則一切詔令，皆出皇帝親旨，大學士只替皇帝私人幫忙，全部責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職，卻並無辦法，算只有給事中有時可以封駁。給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過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說是由皇帝獨裁了。不過碰到大事情，皇帝還是要到文華殿、武英殿來同那批大學士當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內閣寫了條子送進皇宮給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們應知明代的天下，將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親自在內閣，後來有些皇帝不常到內閣，由內閣條旨票擬送進去批。甚至有幾個皇帝則長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變成怕見大臣了。於是經年累月，不再到內閣，一切公事都要送進宮裡去。最有名的就是萬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幾十年皇帝，有二十幾年沒有上過朝，政府里大臣都沒有見過他一面。當時人傳說他抽大煙，真假不知，不過這也很可能。自憲宗成化以後，到熹宗天啟，前後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沒有召見過大臣。但我們也不能盡怪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們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宮，而要處決一應國家大事，這何等的不容易。無怪他們要怕事偷懶，避不上朝。我們只該怪明太祖訂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廢宰相而由皇帝來獨裁政事，那一制度確實在要不得。

現在再說皇帝和內閣日常不見面，於是皇帝和內閣中間的接觸，就多出一重太監上下其手的機會。皇帝有事交付與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內閣。內閣有事，也同樣送太監，再由太監上呈與皇帝。這樣，太監就慢慢地弄了權。甚至皇帝嫌麻煩，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監批。批紅的實權，落到太監手裡，太監變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後的決定權。遇到太監懶批的，便把來當作包魚包肉的廢紙用。這種黑暗腐敗，在歷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監領袖稱司禮監，明代政制最壞時，私禮監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當初太祖定製，一面廢去宰相，一面卻也預防到太監預聞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鑄了一塊「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鐵牌，掛在宮門裡。可見太祖心裡盡明白，廢了宰相，由皇帝來獨裁，太監接近皇帝，易於得弄權。正如漢武帝把相權攬在宮裡，也預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預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賜死。這些可有之流害，他們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規定不準立宰相，這是他後人遵守了，始終沒有敢違背。至於不準太監干預政事，他後人卻沒有遵守。明代太監預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預得厲害。這哪裡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這種情形下，外面弄得沒辦法，內閣學士若真要做點事，也必須先勾結太監。因為內閣見不著皇帝面，非結合太監，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層。明代有名內閣大學士張居正，這是近人所推中國歷史上大政治家之一個，但他也只能結合太監，才能攬實權。在神宗萬曆還沒有做皇帝時，張居正就是神宗的師傅。神宗做了皇帝，張居正是當朝皇帝老師，而且又是內閣大學士。然而先生見不到學生面，大學士照政制論，是無法主持政令的。於是張居正只有同司禮監勾結，他才能舒展抱負，來策動當時的政事。但當時朝臣大家都反對張居正，說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長，不該弄權專政。這批評實在也不錯。當時尚書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長官，他們只須聽命於皇帝，並不須聽命於內閣。若內閣和六部發生意見，六部可以說：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該管我們的事。不該管的事而管，不該攬的權而攬，此是權臣，非大臣。權臣弄權與大臣當權，在中國傳統政治觀點上是大有分別的。大臣是在當時的制度上有他正當的地位的。在中國傳統制度下，宰相無事不該問，無權不該把。他不問事，不當權，是失職，是無能。並非宰相，而問事攬權，是奸臣，是權臣。權臣弄權，這是違反國法的，也是違反政治上的傳統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則根本沒有一個正式的宰相。六部尚書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順的大臣。當時反對張居正的人，他們心裡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長官，分理國事，只受皇帝節制，你做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私人顧問，你在皇帝面前，「從容論思」是你的責任，你不該借著這一點關係正式出面來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權。因為張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門奏章公事每樣備兩份，一份送內閣，一份送六科給事中。這又是他不對。給事中雖官階低，但在當時政製法理上，一切文件，該他過目，這是不錯的。內閣則並無必須預聞之職權，只皇帝私下要他預聞才預聞。所以當時人反對張居正，張居正市沒有理由答辯的。他於是只有向皇帝去辭職，他說他「所處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這幾句話，絲毫也不錯。然試問當時何嘗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張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國政治傳統，皇帝不該干預宰相的事，此在講漢、唐、宋三代政制時，已詳細述及了。現在是內閣不得干預皇帝的權，就明論明，是不錯的，張居正也無法自辯。現在我們不了解當時這情形，總認為張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張講法治，其實他本身就已違法了，而且違反了當時國家的大本dafa呀。該皇帝管的事，他來管，那豈非不法之至嗎？若張居正在漢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論，張居正是一內閣學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領袖，不得以內閣學士而擅自做宰相，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異於漢唐宋傳統的。張居正要以相體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雖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樹，但當時清議，並不講他好話，這就因為認他是一個權臣，非大臣。這不是專就他功業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義言。此刻我們要提倡法治，卻又來推尊張居正，這正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當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漢、唐、宋傳統有了很大的變化。張居正並未能先把當時制度改正，卻在當時制度下曲折謀求事功，至少他是為目的不擇手段，在政治影響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們以上的說法，只就制度與法理論，不從事業和居心論。至少在當時那些反對派的意見是如此。我們詳細講述這一層，正為闡明制度如何牽制著人事，而明代此項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論定了。

不同時期的內閣和軍機處是不一樣權柄的，比如明太祖時期的「內閣」大約就相當於雍正時期的軍機處，雍正時期的軍機處和萬曆時期的內閣是不相同的。

在國家施政上分為：行政權，議政權，決策權。

在漢晉三國大部分時間，宰相是兼顧這三項權力，宰相有自己的臣僚，堪稱小朝廷。而皇帝擁有任命宰相的權力。

唐朝時期行政權、議政權被分給尚書省和中書省，決策權的否決打回權給了門下省，皇帝拿走了行政指令的發布用印權。這是分裂相權，宰相由和皇帝坐而論道變成了職業經理人。

唐末到宋朝差不多，只是把中書省和門下省合併為中書門下，議政權和否決打回權合一，再把這個權力分為文武財即為政事堂、樞密院和三司，政事堂的權力分為平章事和參政知事雙宰相。這是進一步分裂相權。

到了明初，朱元璋這位實在精力旺盛，他取消了宰相這一職位，議政權和決策權為皇帝一身，所有六部的報告直接打給他，一天數百件奏摺，皇帝全部口述交六部尚書行政，這時候的「內閣」大學士只是聽錄秘書。成祖之後的明朝皇帝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精力差，水平低，不免要諮詢身邊大學士的意見，這樣議政權又讓渡給了內閣，而即便是決策權也太繁重了，決策權被讓渡給了司禮監。這就形成了行政權在六部尚書，議政權在內閣，決策權在司禮監的情形，皇帝只需要在這三者的拔河之間來回撥弄繩子維持平衡。

至於軍機處，其實就是相當於另一個朱元璋～雍正皇帝的內閣罷了，不去高代價地調整現有制度，僅僅另起爐灶行程一套新的簡潔的班子。

總結一下，明朝內閣和清朝內閣區別是清朝內閣前有議政王大臣會議，後有軍機處，沒掌過幾年權，明朝內閣中後期大部分時間基本把握著議政權。

清朝前期內閣和軍機處的功能區別在於：所有常例的奏章還是走原內閣程序議政，皇帝硃批，所有緊急的軍國大事寫上「請旨」，都交由軍機處，皇帝自己議政決策，行政上甚至跳過六部的行政權直接給地方督撫乃至更低級別。

後期軍機處全面掌控內閣原有權力，但是軍機也變成了另一個內閣罷了。並不是每個皇帝都能做到雍正的精力旺盛與自信，免不了要詢問身邊人的意見。這樣到清朝後期特別是由親王領銜的軍機處又獲得了議政權，甚至還包括部分行政權和決策權，慈禧太后依靠權術成為了擁有任命權的「皇帝」。

而中晚清軍機處和中晚明內閣的權柄區別是，軍機處可以繞過六部施政，並且軍機處擁有決策權（反正皇帝羸弱婦人聽不懂），成為事實上的中書門下省，但由於滿族的征服屬性與八旗主僕觀，以及慈禧的個人權術，軍機處並不能像內閣一樣制衡皇權。不過雖然軍機處聽話，但是各地督撫都東南互保了，大清此時只不過是靠老派官員的道德觀和洋人勢力來維持了。

很多人的答案都沒有答道點子上。內閣/軍機處的權力，說到底取決於皇帝。行政事務就是那麼些，皇帝不幹就得有人來干，皇帝想讓別人干，就得給別人權力，這是個很簡單的道理，用得著長篇大論嗎？

說什麼明朝中後期內閣權力大，可以制衡皇帝，這個和現在的公司是一樣的，老闆如果懶惰，把事情交給別人干，時間長了一旦形成慣例，老闆就被架空了，就這麼簡單的道理。國家是一個放大了的公司，面對的行政事物的複雜程度比公司大得多，如果一開始有一個兩個皇帝懶惰，一旦讓內閣有了權力，形成了內閣自己的權力運行機制和官場文化，後面繼任的皇帝要面臨這套權力運行機制和官場文化，即便後面的皇帝想勤政，也找不到北。所以明朝有的皇帝剛繼位的時候還想勤政一番，時間長了就受不了了，大臣們會搞各種小動作，讓皇帝的旨意無法執行下去，最後皇帝只能投降。

清朝的皇帝因為勤政（我沒有說勤政是好事），軍機處始終無法把皇帝架空，所以才有人認為軍機處只是個奴才。假如清朝皇帝也懶惰的話，軍機處也會最終演變成明朝中後期的內閣，只是清朝存續的200多年尚未有一個皇帝懶惰，所以軍機處沒有機會變成明朝的內閣。

說到底，還是一句話，行政事務就這麼多，皇帝不幹就得找人干，找人干就得給人家權力。

答案主要參考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要說明朝的內閣就得從明朝的皇權和相權說起。

明代以前每朝皆設宰相，國家一切事務並非全由皇帝一人決定，而是皇帝和宰相等大臣商量決定，只是根據每個朝代的專製程度不同，皇權和相權所佔的比例不一。

而到了明朝，一個重大的變化便是宰相被廢除了。據記載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因宰相胡維庸造反，明太祖吸收了這個教訓，從此就廢除宰相，不再設立。唐代是三省分職制，一個中書省，一個門下省，一個尚書省。到了宋代，門下省退處無權，當時的宰相，則只是一中書省。元代，中書省還是正式的宰相。明代明太祖則把中書省廢去，由此中書、門下兩省都廢了，只剩尚書省。在唐宋時而尚書六部之上有尚書令，為正長官。左右僕射為副長官。但明朝尚書令及左右僕射也不設了，於是尚書省沒有了長官，改由六部分頭負責，六部就有六個首長，但六部首長，卻各不相屬，從此尚書省便成了一個多頭的衙門。這樣一來，一切事務，都由皇帝決定，一切大權，便集中到黃帝一人身上。

但問題隨之而來，據當時統計，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後八日間，內外諸司送到皇宮裡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講一件事的，也有講兩三件事的，共計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明太祖是開國皇帝，天下是他打來的，以前他是皇覺寺和尚，掃地挑水干過，他有這樣精力，可以做獨裁的皇帝。明成祖也還是親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從北京打到南京來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親裁庶務。再下去的兒孫，生長在深宮，精力逐代萎縮，便不能這樣做。甚至不能天天出來上朝見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裡老等著，也不能群臣們說了話，後來皇帝便把很多權利交付與內閣，閣權便慢慢地重起來了。

說起內閣，最先不過是皇帝的秘書處，秘書便是內閣大學士。內閣學士開始時如同皇帝的顧問，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隨時問他們，聽他們意見，地位並不高。內閣學士原本官階五品，而六部尚書是二品。閣權慢慢地重起來以後內閣大學士便都由尚書兼任，這樣一來，內閣大學士的地位便越來越高，權利越來越大，便相當於唐宋時的宰相一職了。至於明朝後期，皇帝不理朝政，太監變成了內閣和皇帝通訊的橋樑，這樣太監便有了上下其手的機會，因此明末太監就慢慢地弄了權。

清代沿襲明代的制度，沒有設宰相，還是用內閣大學士掌理國政，總體來說內閣的變化不大。

下面說一說清代的軍機處。軍機處是雍正時在內閣之外另設的一個部門。最初目的是為了保持軍事機密，許多事不經內閣，徑由軍機處發出。後來變成習慣，政府實際重要政令，都在軍機處，不再在內閣。內閣還像是文治，而軍機處則明明是一種軍事統治的名稱。清代政府發布最高命令稱上諭，上諭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明發上諭，一種是寄信上諭。明發上諭都是比較不關緊要的事，由內閣擬好，皇帝看過，再由內閣交到六部，這是中國向來的慣例。寄信上諭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軍機處擬定寄給受命令的人，而不再經由六部。開始時，或因軍事機密，才用這辦法，後來凡是緊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諭發出了。這種上諭，由軍機處擬給皇帝看，皇帝看過以後，封來蓋起一個印，這個印叫「辦理軍機處」，這個印一蓋，誰也不能看。譬如是有關經濟財政問題的，送給江蘇巡撫，連戶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關軍事的，送給兩廣總督，兵部尚書也不能看。

因此軍機處變成了清朝特有的權利機構。

實名反對最高票得主

明朝的內閣和清朝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甚至明朝的內閣地位上還不如清朝的軍機處。

有明一代內閣都是在翰林院編製內的，其實際的內閣大學士一直為五品官員，關於其內閣首輔經常由六部的尚書和侍郎擔任，需要糾正一個誤區，這些人進入內閣後就不在參與六部的事宜，極少數的閣臣還兼任本部事宜的只有高拱等幾個人，屬於非常態，這一點在召高拱入內閣的詔書中明白寫了他與其他閣臣不同，高拱也曾直接向皇帝詢問自己實職天官進入內閣是否權柄過大。由此可見明朝的內閣和清朝的軍機處一樣都是皇帝的高級政治參謀，如果以三省論來視，內閣與軍機處全部都是三省制中的中書省，只不過其負責長官由宰相變為皇帝。明朝的尚書省為六部，直接像皇帝負責，清朝的尚書省為內閣，明清兩朝的門下省都是六科給事中，明清兩代六科也都保留了門下省封駁的權力。

關於地位來講，由於清朝對皇族培養制度嚴格，軍機處有大量皇族出任，比如怡親王，鬼子六等人，其他的軍機處大臣多有滿漢重臣如內閣大學士出任，清朝的內閣大學士地位超然六部，更重要的是，清朝皇帝下發各省的公文幾乎都是以軍機大臣名義下發，有明一代所有內閣大學士均無職權以自己名義下發給六部各省公文，更直白的說，明朝內閣很多小白吹噓的票擬，無批紅則等同於廁紙，根本無權流通天下，指示各省，從宰相標準來看，掌承天子，助理萬機，使卿大夫各司其職，軍機處遠遠比內閣更像宰相，地位看起來更高。

關於票擬和司禮監，明朝內閣和清朝軍機處從制度設計來講本質上沒有不同，針對國家大事為皇帝提供意見，這一點從頭到尾都沒有變化，本來內閣和軍機處都是要和皇帝每天都見面，坐而論道，探討國事，君臣之間把事情討論明白，再寫成公文下發，這一點清朝軍機處自始至終都是如此，明朝皇帝懶惰，不肯每天都召見內閣，才衍生出票擬這樣的東西，參謀們把意見寫在紙上上報皇帝，皇帝拍板，硃批，再後來皇帝更懶，把尋常事物交給更信得過的太監來代替批紅，這也就催生了司禮監這個機構，但是只要皇帝想要決定任何事，他自己寫好中旨，直接下發六部，也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內閣就是一幫顧問，還是臨時工一樣的顧問，沒有任何權力阻止皇帝。所以有明一代，內閣作用和軍機處並無大不相同，只不過明朝皇帝缺乏責任心，懶惰，才催生了看起來很有用的票擬和司禮監。這一點明代晚期的葉向高和魏忠賢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個號稱獨相，但是在回憶錄筆記裡面明白寫道自己就是一個顧問，根本不是宰相，無權干涉六部九卿，一個號稱權宦，思宗整他卻毫無還手之力，有明一代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君權旁落或者削弱，很多皇帝看起來沒有權柄只不過因為能力太低，智商太差，比如明孝宗和明穆宗。綜上，清朝軍機處只不過一直堅持了坐而論道的行使模式，這也是清朝皇帝遠比明朝皇帝勤奮的原因，內閣沒有堅持，為了遷就換個才有了票擬和司禮監批紅，本來書面傳遞和太監代理就是極其低效和不負責任的表現，把這樣的行政模式當成先進，屬於南轅北轍。

關於張居正，他自己說的明白，他非相，乃攝也，他是在帝王弱小時候代行了部分君權，並不是內閣有毛權柄變換。

關於跪受筆錄，跪奏之禮為朱元璋發明，明清都傳遞了，只不過皇帝有時候體恤老臣，會賜座位，比如明孝宗對待自己臣子，朝鮮使者記載雍正和自己大臣不分地位的坐在火炕上。關於跪受筆錄，是因為既然內閣與軍機處很清楚自己是顧問，那麼所有有當事人就都很清楚自己地位，不清楚的比如夏言就下場很慘，清朝軍機處宣稱自己跪受筆錄，明朝內閣也一樣宣稱自己事事皆出息宸斷，只不過沒有教科書普及，某些人不知道罷了。

關於錢穆，錢賓四先生其實是經學家，並不是歷史學家，他寫歷史是特定時期的特定產物，他的通史類作品是為了鼓舞抗日，他的歷代政治得失是作為御用文人寫給國民黨的高官的，他的歷史作品在當代並沒有多大的閱讀的必要。很多人因為他的學生給他留下的偌大名聲，以為錢穆的歷史水準真能達到大師水平，還有很多人覺得能寫通史的人歷史水平必然高，就更是可笑了，屬於根本不了解學術背景，拿他的一些比較幼稚且缺乏論據的觀點嚇唬人，比不多可以看成是拉大旗作虎皮。

最後再引用一位真正的明清史開山大師孟森先生的話，清朝除武力別有一途，與明所變者不過章服小節。

明朝的內閣能跟皇帝對著干，意見不同就敢封駁。清朝的軍機處？參考小學老師與班長。

明朝多義士，大清遍職員。

明朝內閣有實權，上能和天子吵架下可給下屬下絆。貌似清朝官爺大多都很聽話。可能跟制度有關吧，明朝，皇帝，宦官，內閣都是有實權的，這樣只要倆方聯合另一方就容易勢弱，參加嘉靖萬曆朱見深那段歷史。可能基於這個原因，在大清，天子獨尊，軍機處完全成了沒有任何反抗力的下屬，其影響力還不如託孤大臣。

另一點也很重要，畢竟是外來客。朝廷上，你一漢人說多做多難免有別有用心的人另眼看待。而滿人一直驕傲於他們的血統。明亡時有多少義士以身殉國，相比，大清結束時這類行為較少，當然，以這來斷定義士太狹隘，可是明朝里太多熠熠生輝的名字，聖人王陽明，于謙，戚將軍，張居正，等等等等，哦，還有廣大人民愛戴的蘭陵笑笑生。恩，大清有納蘭。不好意思，跑題了。

禁中的特點是在內廷，是中樞決策機構。這個機構自己不能寫摺子，只能收摺子，根據下面寫摺子的人來做決策。他只有決策權，而不能有奏事權。

也就是說這一群人，等於皇帝一個人，這是一種集體領導制。之所以集體領導，是因為這種制度比較靈活和穩定，同時也避免皇權衰落後的一家獨大。

靈活穩定一方面體現在，國家的政事時多時少並不完全固定，皇帝的精力也不是永遠一成不變。

比如例行訪問、調研，或者突發自然災害、軍事對峙，必須有人離開禁中親自去抓。又比如皇帝忙不過來，或者休假、養病。如果這個最高決策只有皇帝一人，那麼隨時的變故很可能就會使禁中時不時的處於梗阻狀態，作為國之心臟，這必然會嚴重損害國家。

另外一方面體現在，皇帝可以更靈活的根據政治形勢來有計劃的集權和分權。

如果中樞在路線上有爭議，皇帝期望大家保證團結統一以確保按照自己決定的路線前進，那麼他必然要集權，他會事無巨細的去看每一個摺子和閣老的票擬結果，甚至越過內閣票擬架空閣老，由自己親自決策。如果路線上沒有爭議，皇帝期望進一步提高行政效率，那麼他必然要分權，他會只看主要的摺子和票擬，其他的摺子和閣老的票擬結果自己可以不看就直接下發司禮監。其他的諸如提高某部分的權力打壓某部分的權力，都是通過皇帝是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進行決策以實現放權還是事無巨細的進行決策以實現削權（奪權）。

除了內閣這個前決策機構以外，還有司禮監這個後決策機構。其實道理是一樣的，只是內閣和司禮監兩相制衡，在避免皇權被奪上更加穩妥。

因為如果只有內閣和皇帝兩層，如果皇權衰落（原因如前述），內閣就會獨大，那麼內閣首輔壟斷票擬權，就會直接獨享最高決策。而三足鼎立，內閣首輔就還需要和司禮監掌印太監相互制衡。也就是說，這個制度下，只要皇帝政治過硬，即使有特殊情況導致皇權無法正常行使，也不至於出現皇權衰落的問題，因為有兩方相互制衡，皇權是容易一拉一打來恢復的。

明、清、我朝的禁中都是一分為三。這個最高機構之下圍繞著政府、監察、軍事三大權力部門。

明朝的前決策屬於內閣，決策屬於皇帝，後決策及發布詔令屬於司禮監。

清朝的前決策屬於軍機處（軍機處在皇權鼎盛時期，為了進一步提高行政效率還侵蝕了一定的後決策及發布詔令的南書房的權力），決策屬於皇帝，後決策屬於南書房。

我朝的前決策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局負責重大事物的前決策，而常委會是日常前決策，這點有點像清朝的內閣與軍機處的關係），決策屬於總書記，後決策及發布詔令屬於中央書記處。

大部分日常事務，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票擬後呈總書記，後由總書記批紅，下發中央書記處擬詔令，再下發給三公，也就是中央軍是委員會（軍事）、國務院（行政）、中央監察委員會（監察）三大中央權力部門（至於兩院如何在行政與監察體系如何安置目前還沒有定論）和省級黨委。

朝的制度是吸收了明清的經驗教訓而產生的。

從皇帝來說：明是宗法順序，直接立儲。清打破了這個宗法順序而在兒子里擇優，但是秘密立儲。我朝打破了在兒子里擇優而在幹部中擇優，並且提前五年立儲。

一步一步的破除宗法限制，對於確保皇帝政治能力過硬是一個改進。

儲君代表未來的路線，立早了和不立，都是大麻煩。提前五年立，目前看不早不晚比較合適。

明的前決策機構出自翰林，來自於科甲正途，但是文人缺乏基層理政經驗。後決策機構出自宦官，連科甲正途都不是，政治素養就更參差不齊了。

清的前決策機構與後決策機構都是出自翰林，保障了一定的政治能力，而軍機處是中央實權幹部兼任，進一步提升了政治能力。

我朝拋棄了僵化的科舉，從政之路更加多元化，禁中不論前決策、決策、後決策都是從實權幹部中遴選的。

說明內閣和皇帝對著乾的，申時行笑而不語。

說直白點，內閣就是皇帝的秘書處，只負責收集匯總，草擬處置意見。

很多人都沒有說到點子上，軍機處從設立到取消一直都是臨時機構，軍機大臣不過是皇帝的私人秘書班子，也就是軍機處不能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達文件，軍機處成立後內閣名義上還是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國務機構，但只負責一些慣例性事務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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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是清朝法定最高行政機構。軍機處與內閣協調還是很妥當，內閣權威在軍機處設立後，還是比較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