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在十六七世紀來中國的傳教士（比如耶穌會的傳教士）很多都是高素質的傑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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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等等，在語言，天文曆法，數學，機械，藝術（音樂繪畫）等諸多方面受到中國最高階層的賞識，他們算是歐洲人的傑出人才還是普通人才？假如為後者，這是否說明當時他們的知識結構在中國是超前的呢？若為前者那他們作為傳教士為何如此多才多藝呢？

耶穌會真心是個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組織……即便是在歐洲。耶穌會這幫人的要求是除了學習神學之外，還要學習一門與神學無關的世俗學科。這個一般人能比得了么……？

不說別的……就努力學習當地語言方面，這毅力就不是一般人能夠有的。要知道，那時候可沒什麼特別好的外語培訓機構。

並不是因為他們本人的素質高，而是同期的歐洲已經開始近代化，而中國還是個古代國家，傳教士本質上是一群現代穿越者。

看歐洲傳教士的經歷，大部分人自身的科技水平相當有限，做具體工作時要找各種渠道去買西洋資料補課，基本上能買到的資料就決定了他能提供的知識水平。湯若望是PHD，但他畢竟不是伽利略,如果不是買了歐洲的天文曆表，光靠自己計算恐怕搞不定月食。但是當時的中國人，連「西方出版天文曆表，可以通過它去查閱天文現象」這個概念都沒有，你看看身邊不懂計算機的人有多少知道GITHUB就明白了。

所以，他們的優勢，也就是和同期中國人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們有科學這個概念，而同期的中國人除了一些行業內代代相傳的經驗外，是沒有科技這個概念的，尤其沒有「科技是由多個專業構成的體系」這個概念。

拿地理來說，就算是鄭和的時代，全中國也沒幾個人有緯度的概念，因為航海用不到，中國人航海一直用的是地標導航，有針路圖和羅盤就行了。歐洲古代也是這樣，所以航海都是沿著海岸走，但是哥倫布拋棄了地標導航，而是引入了緯度的概念來測算自己的絕對方位。

當然，廢柴穿越肯定是不行的。天主教很早就意識到，總要有一些能夠體現基督教文明先進性的東西，才能打入異教徒內部，所以傳教士多少都會一些醫術。當時西醫跟中醫也就是半斤八兩，打入中國上層靠西醫肯定是不好使的，而科學藝術歐洲已經和中國有了代差，所以學科技和藝術更有意義。

利瑪竇和金尼閣這些第一期傳教士都沒有明顯的學科方向，他們將中國的情況傳回歐洲後，後來者就有所準備了。湯若望數學基礎好，專攻天文曆法，同時也涉及冶金等科技。郎世寧雖然在歐洲默默無聞，至少也是個畫家，來到中國足夠技驚四座了。

見下文中「耶穌會士的培育過程」

如何加入耶穌會？ - 天主教 - 知乎

這個程序一直沒怎麼變，16到17世紀的耶穌會士確實是素質相當出眾的一批。耶穌會對教育的強調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些人最出眾的是紀律，虔敬，熱忱等精神層面上的。並且當時耶穌會外派的宣教士都經過情挑細選，必須具備一技之長或對當地宣教工作有幫助的知識（當然信仰也得十分過硬，那年頭給總長寫情願書求外派宣教的一個個全是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堅持到底準備殉道的調調）。

現在教會中耶穌會仍然是平均學歷最高的修會，發過第四誓願的會士基本都是博士。

沒本事的傳教士也有：

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眾。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眾，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為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札，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驅斥。四十四年，與侍郎沈氵隺、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眾，且疑其為佛郎機假託，乞急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懋孳亦言：「自利瑪竇東來，而中國復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群眾不下萬人，朔望朝拜動以千計。夫通番、左道並有禁。今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為諸教。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為遣斥，國家禁令安在？」帝納其言，至十二月令豐肅及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命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為督發。

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參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惟聖明垂憐，候風便還國。若寄居海嶼，愈滋猜疑，乞並南都諸處陪臣，一體寬假。」不報，乃怏怏而去。豐肅尋變姓名，復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

關鍵是「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兩個之前絕少交流的遙遠文明的碰撞自然會產生劇烈的反應，之後也在歐洲興起了一場中國熱

18世紀歐洲流行「中國熱」_百度文庫

不只是基督教傳教士，各種宗教的傳教士都需要比普通人水平高一大截，不然就很難成功。

佛教當年順利傳入中國也是因為佛教有「五明」，工巧明(工藝學)、聲明學(語言學)、醫方明、外明學(天文學)和內明學(佛學)。

當年佛教傳入中國時，中國人也被佛教傳教士的語言學、邏輯學驚呆了，因為中國本土的這兩種學問相比起來確實很落後。

當年印度整體上落後中國很多，但要想傳教成功，就得有點鎮得住人的法寶。沒有金剛鑽，怎敢攬瓷器活。

瀉藥！

這個問題我恰好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江湖沒有它的傳說--耶穌會與中國》）詳細地寫過：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為何能夠培養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等諸多身懷絕技的門人？它在中國打開門縫與世界交往的過程中扮演了怎麼樣的角色？
故事主要發生在17-18世紀的「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時期，但我們還是得從15世紀的「航海大發現」說起。

……
這個沙勿略，就是我們要說的耶穌會的聯合創始人（好像混入了奇怪的名詞O.O……）之一，同時也是耶穌會會祖——依那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的摯友。
耶穌會正是在1534年，由出身於西班牙的羅耀拉創辦的。其創辦前後正是歐洲社會經濟以及傳統發生巨變的年代，科學技術的革新、古希臘文化的復興、新大陸的發現、新航線的開闢，這一切都開始逐漸打破中世紀的黑暗。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和以托馬斯·閔採爾為首的農民起義都給教皇和傳統的天主教派以沉重打擊。羅耀拉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邀集了一幫志同道合者，仿效軍隊的組織和紀律，建立了後來以「耶穌會」被載入史冊的宗教團體，並親自擔任第一任總會長。
以往不少觀點都認為，「耶穌會」是反對宗教改革的反動勢力，其實更為準確的評價應當是，它的成立是天主教內部對宗教改革的反應。「巨大的政治與文化運動席捲歐洲，宗教與教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南歐和北歐對宗教改革各自做出不同的反應。馬丁?路德於1517-1521年間在北歐發起宗教改革，在南歐的天主教則對其等級制度以及基層進行一場深入的自我革新。這一革新被人們很不恰當地成為消極性的反宗教改革運動。這確實是一場巨大的教會革新運動……天主教改革運動帶來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果，那就是誕生了新的宗教團體……」（《晚明基督論》）耶穌會就是這樣誕生的。
耶穌會以「天主教復興者」自居，為其成員規定了旨在維護教皇和天主教利益的種種任務，包括：興辦學校吸納自然科學研究的成果，以便使得天主教會在科技進步的形勢下得以生存和發展；向美洲、印度、中國等海外地區積極傳教等等。
重視教育是耶穌會的一個特點，是其突出的優勢。
耶穌會採用了當時最為先進的近代教育體系，吸引了歐洲各地的年輕人在它的學校里學習。「由於通曉古代和近代的知識且具有良好的學術素養，耶穌會士通常是歐洲最有才華的人。」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在耶穌會的學校中，大量的課程，甚至說主要的課程，都是非宗教性質的。「課程設置的主要新穎性在於系統學習自希臘、羅馬以降的非基督教哲學家和作家的著作。耶穌會的教育有三年時間是學習人文主義的，一年時間學習人類學，兩年時間學習修辭學。經過兩年充滿靈性的見習期，開始學習哲學。第一年專攻邏輯學，尤其關注『共相』問題和認識問題。然後學習物理學，物理學主要研究物質和自然力，但也研究抽象形式的性質，以及為學習數學做好準備。在學習物理學時，學習計劃規定每天花一小時學習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然後開始學習地理學、製圖學、天文學和機械學。課程設置中一包括了實踐活動，如製造日晷儀、星盤、時鐘和天體圖……」（《晚明基督論》）
羅耀拉以這樣的課程設置和教學理念創辦的羅馬學院，不僅延攬了許多優秀的教師，比如伽利略就曾經是此院的客座教授，而且培養了許多優秀的畢業生，比如本文所要涉及的利瑪竇、湯若望等，再比如本文中不會提到的笛卡爾（(⊙o⊙)……）等。

首先，傳教士們學習的慾望經過宗教加成，在某些方面表現出了異於一般學習者的毅力，最簡單的例子莫過於傳教士對於語言的學習，哪怕一門語言的使用者只有幾千人，他們也能學習這語言，並且編寫詞典語法書，將《聖經》翻譯成該語言以傳教。

其次，耶穌會的傳教策略就是這樣，在中國等地區，通過知識吸引上層人物的注意力，獲得這些人物的支持，以便於開展傳教工作。例如在日本使大村純忠、有馬晴信等大名改宗，將九州島西部變為天主教宣教的根據地；在中國利用天文學上的成就（但是雖然有的傳教士讀過哥白尼的書，但是在中國傳播的還是基於托勒密地心說的知識），打入中國天文學機構司天監（直到19世紀前期傳教士被逐出司天監，這裡一直有天主教的勢力在其中）。所以這些傳教機構也向這些地方派出有專門技能的人才，吸引上層人物的注意。

最後，教會內部有專門培訓這些傳教士的學校，為他們在知識上提高提供幫助，例如在葡萄牙控制下的澳門就有專門針對東亞的宣教工作而建立的學校。

基督教傳教士的高水平並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漫長的中世紀里，教會是唯一掌握和推廣知識的機構，歐洲教會有一個從上到下的統一組織，對於神職人員的教育規定的很細，教什麼，怎麼教都有規定，而且規定了什麼是異端什麼是可以容忍的範圍。

11世紀的歐洲大學興起就是神學教育制度化的典型例證。大學興起以前主要是修道院辦學，也很好，但是修道院一般都在農村，教授的一般都是禱告和聖禮。隨著歐洲城市化的進程發展、教會法的出現和教會越來越複雜的內部架構，迫切需要加強對神職人員的理論教學和管理學研究，這就興起了大學。歐洲大學在18世紀由世俗政府接管以前主要教三類，神學、醫學和法律，博洛尼亞大學就主要教授法律，而巴黎大學就主要教授神學。

學生們要在大學裡學習7門課程，包括語法學、邏輯學、修辭學（上三學），以及算數、幾何、天文學和音樂理論。7門學科全部都用拉丁語教學。。。在大學拿到master of arts以後，就可以去更高級的學院學習醫學、法律或者神學，其中神學是當時最重要也是最被人重視的學科，很多著名的傳教士和基督教神學家都是大學神學出身，就連後期很多著名科學家也是神學院出身。這種高等級而且比較自由寬鬆的學習辯論環境，自然就比較容易培養出能力很強而且具有實用技能的神職人員，傳教士們的水平高也就不足為奇了~（能把7門學科用拉丁語學下來，估計今天也沒幾個人能做到。。。）

沒有家庭負擔，吃喝不愁，再不學點兒什麼就真對不起上帝了。

傳教士，當然要進行特定的培養以便開展工作，啥也不會的話人家留你幹啥。

看時間軸啊

中世紀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止於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是盛行於14世紀到17世紀的一場歐洲思想文化運動。是出於對中世紀教會對於社會壓制的反彈。

宗教改革，歷史學名詞，開始於歐洲16世紀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運動，該運動奠定了新教基礎

所以來中國傳教的很多都是新教的教士，基本都是全盤接受了文藝復興出現新東西的人物。他們實際上並不具備所謂的高素質，只是他們站在了文藝復興的潮頭上，也是歷史的潮頭上。

詳細的對比還要仔細的去看歷史書，所以嗎，查資料做對比就好了。

倖存者偏差

沒有兩把刷子敢在天朝混

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後出現的的各天主教修會都是以到海外傳教、消滅異端為己任，特別是15、16世紀以來的葡萄牙在東亞的耶穌會傳教士和西班牙的道明會等托缽修會，這些海外傳教行為受到西葡王室的直接財政支持，是殖民統治的極為重要的一種方式。本質上來說，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遠東大多是一種建立「商站」式的殖民統治，廣大的殖民地內部就要靠這些傳教士去慢慢吸收信徒，傳播思想。

另外，歐洲的傳統大學前身很多都是各天主教修會的神學院，傳教士在去海外傳教前要學習多年經院哲學，除了能吃苦、神學基礎紮實、語言功底好、敢於冒險到海外傳教外，這些到了東亞的傳教士往往都會投信徒所好（耶穌會就直接盯著中國皇帝的喜好），懂一些天文、繪畫、音樂、機械之類的知識，實際上是一種傳教方式，畢竟對於傳統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國人要相信上帝造世那一套是不容易的，就這後面還有禮儀之爭。

另外，歷史上能留下來名字的要麼就是和官方走得近的（耶穌會的），要麼就是留下著譯的（耶穌會和各托缽會的），其他大多數傳教士實際上雖然也都非常優秀，但實際上也是鮮有人關注。

●我們現在派到外國的醫生、護士、孔子學院的老師、維和部隊【應該也是高素質的吧？】

●可能中國當時是基督教非常想拿下的一個大客戶。/教廷？對中國很重視？所以派了高素質的人來？

●可能就是恰好，其實那些人在歐洲也就普通人的素質，陰差陽錯的在中國【時勢造英雄/趕鴨子上架】。可能這裡還有種【降維攻擊】的原因。

比如英國的一個普通的船員、水手，去了日本，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服務，幫德川家康造了艘歐洲那樣子的大船。最後德川家康給了他70個僕人照顧他呢！

這就是【時勢造英雄】，也說了，他如果在英國絕對不會有這樣風光，只會是一個社會中下層

低素質的也很難被記下來呀，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只有他們幾個嗎？

耶穌會教士都是經過高等教育（相對而言）的人才，在耶穌會開設的教會學校中，除了學習神學，古希臘傳統的「七藝」以及自然科學也是教士們的必修課程，個別對自然科學充滿興趣的教士還曾和眾多自然科學家一起研究，還有的則本身是研究科學後來成為教士。

例如鄧玉涵，本名約翰·施雷克，來中國傳教後著有《遠西奇器圖說》以及《泰西人身概說》，而當他還在歐羅巴時曾遊歷諸國和伽利略相識，並加入了山貓學院成為第七名院士。

還有些情況則是傳教士本人或許不博學，但他可以利用耶穌會這一機構的影響力獲取歐羅巴的各類書籍從而展示給中國的士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