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用「時新派」「改造派」對漢朝政治家進行分類的方法？

01-22

在劍橋中國秦漢史中，作者把政治家分成了「時新派」「改造派」兩類。感覺有一定道理，但是在網上查找，沒有查到很多相關論述。請問這種分類方法是否被學界接受？
劍橋中國秦漢史：時新派政策的充分發揮（公元前141

魯惟一先生之所以將漢代政治家分為時新派（modernist）和改造派（reformist），是基於漢代統治者追求政權合法性的過程：

漢代和秦代一樣，有效的施政最後都依靠強制手段；但是對比之下，秦代皇帝和漢初諸政治家們滿足於從物質的角度，如版圖和武功，來為他們行使的權力辯解，但漢代諸帝很快就從神意的角度尋求道德和智能上的根據以使他們的統治合法化。

這個過程直到東漢才完成，時新派和改造派正是在此期間國家採取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政策中出現的對立又相互依存的兩種態度。不同於傳統的「王道」與「霸道」或者「儒家」與「法家」的視角，時新派和改造派的劃分更偏重於實際，而儒法和王霸則更注重思想和學術背景。魯唯一先生也指出：

這兩種態度（時新派和改造派）.....它們不完全等同於有時稱之為「法家」和「儒家」那樣的學派，這只是因為在公元前的兩個世紀中兩個學派並不是以分離的、有明確界限的實體出現的。

閻步克先生認為將modernist和reformist兩個詞翻譯為時新派和改造派不能盡達本意，尤其是時新派容易導致誤解。在其《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閻步克先生將這兩個詞翻譯為「現世派」和「革新派」：

英國學者魯惟一認為，西漢歷史可以從如下兩種立場的對立中得到理解。他們分別是現世派（modernist）和革新派（reformist）。現世派的政治家們致力於現世的問題，其傳統來源於秦，制定了帝國政策，努力控制和利用人力、物力是國家富強，強調君權的至高無上和官職的守職行令；而革新派則回溯與周代道德傳統，崇拜天並相信災異，反對對民眾的過度控制，欲代之以皇帝的道德表率，以君主為利民之工具。

相比較而言，我還是覺得閻步克先生的翻譯更為準確。現世派與革新派其實類似與傳統說法中的文吏與儒生。漢初雖崇尚黃老思想，但事實上文吏仍是帝國行政的實際承擔者，並且儒家思想也已經開始影響政治。到武帝獨尊儒術後，儒生勢力不斷擴張。但這並不意味著「王道」取代「霸道」，事實上文吏勢力，也就是「現世派」在武帝時期發展到頂峰。這也是漢政與秦政的不同之處，秦政純用文吏，漢政則兼用文吏和儒生，即所謂「儒表法里」、「霸王道雜之」。

關於文吏與儒生優劣，東漢時王充就有論述：

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亂理事者也。

所以魯惟一也說：

漢代的行政常常帶有明顯的妥協特點。官員們能夠最後依靠商鞅或李斯的行政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和墨翟的人道主義理想的仁慈寬厚，那麼這些方法也證明使人不能忍受。如果沒有法家主張的有效控制措施，那麼被描述為儒家的完全井然有序的等級社會理想就經不住犯罪、反抗或入侵等無情的現實。

然而儒生與文吏，或者說現實派和革新派的均勢還是被打破，雖然宣帝仍「霸王道雜之」，但元帝以後，儒生勢力的逐漸強大已不可逆轉。到王莽時期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秦政---漢政---新朝，王莽的新朝同秦始皇的秦政成為鮮明對立的兩級，這與西漢後期不斷的儒學化的傾向息息相關。當然王莽的新政最後也破滅了。

當然查不到，劍橋系列都是國外的漢學家寫的，在中文搜索上自然不會有很多，至於被不被學界接受，就要談談劍橋史系列的整體定位了，這麼說吧，總體而言很有啟發性，有些外國人的視角讓我們很想不到，也很有不同的角度，因為老外愛用社會學方法，以及經濟史，人口史等方面的研究國內並不擅長，但是如果認為能夠比國內史學研究還高明或者可以相提並論就是過譽了，不過讀讀這個系列還是很有必要的。

我要說的是，我並沒有象@葉微香認為「這並不是說我們就可以閉目塞聽，不去向海外虛心學習他們對中國史的看法。」我顯然明確表示了我的態度，大家可以自己看我的上一段，我並沒有修改我的用詞，我反對的是一些愛好者們看到了劍橋系列中一些貌似新奇的視角，就片面的把事情扯到國內對於學術的管制上，大聲喊著原來國外才有真學術啊，這樣的例子顯然屢見不鮮。關於中國史研究，我認為不是有責任成為最好的，除了政治運動反常時期，敢問我們的中國史研究整體而論難道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嗎？除了部分日本學者的考證值得敬佩，難道你認為哪國學者可以超過大陸？有缺點不代表沒優點，值得參考不代表就要過分吹捧，否則也太妄自菲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