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沒有從別的國家的史料里發現關於中國的重要的我們沒記載的歷史？
開動腦筋吧
當然有啦，比如下面這套書：
好吧，咱們嚴肅一些。
說說從國外史料中發現"一大黨章"的故事吧。
眾所周知中共一大是在1921年召開的，但是當時所有與會者都沒太把這次會議當回事兒。
所以幾十年後一大代表們不但忘記了會議時間（只記得是在7月，實際為7月23日），連一大通過的黨章、決議什麼的也找不著了。
這一丟就是小四十年。
直到1957年蘇共向中方移交了俄文的《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檔案》，中方才突然發現其中有兩份文件，翻譯成中文分別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
其中《綱領》中寫明了黨的名稱、奮鬥目標、入黨條件、組織原則等。
這不就是傳說中失蹤已久的「一大黨章」嗎！
但可惜的是，這兩份文件無作者，無年月日，無收發文方，僅僅就是稿件而已，隨隨便便就拿來當信史發布怕是要鬧國際笑話。
於是有關方面趕緊把相關譯稿遞交給董必武（一大代表）審閱。
董必武看了半天，覺得眼熟，但也想不起來內容到底對不對了。
於是只能下了個「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作為唯一可靠的材料是有問題的……好像是有那麼一回事」的評語。
董老都不敢斷言。那誰還敢斷言呢，這事就懸在這裡了。
結果無巧不成書，在不久之後的1960年，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室主任韋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聽說哥大在整理圖書館檔案時發現一篇1924年的碩士論文，名字叫《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作者是Ch"en Kung-Po，韋慕庭吃了一驚，這不是陳公博（一大代表，汪偽政府二號人物，抗戰勝利後被處決）的論文么。
原來陳公博後來被開除出黨，1923年乾脆離開中國跑去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去了。其研究生論文內容就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再看其附件更不得了。其中有兩份英文附件分別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一大黨章）和《中國共產黨關於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案》！
當年一大會議開到一半被巡捕打斷，陳公博膽小怕事，沒敢參與南湖泛舟。但是最後定稿的《綱領》和《決議》被他帶了一份遞交給未能參會的陳獨秀了。陳獨秀決定先不發表，於是這份文件就這樣留在陳公博手裡了，這回他在美國寫碩士論文剛好用上。於是《決議》和《綱領》的英文譯稿就這麼倖存了下來。
待把英文版《綱領》和《決議》翻譯完一看和俄文譯本是基本一致的，而且英文譯稿內容還更準確些。兩相對照，這才確認了《綱領》（一大黨章）和《決議》的真實性。
但歷史在這裡還是留下了一個不解之謎，俄、英兩種文字的《一大黨章》中第11條都是缺失的，是純屬巧合？還是相關內容不便留下文字證據？
那就誰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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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過兩天我將在喜馬拉雅中講述「弗拉基米洛夫及其《延安日記》」有興趣的網友可以來聽聽。詳情參看以下鏈接：
開了一個音頻節目：西北根據地財經故事
英文譯稿：
一說起我們中國的領土疆域，基本就是地圖上的那960萬平方公里，現在很多時候也算上海域了，一共大概1300萬。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實在三千公里之外，我國還有一塊「領土」，任何中國人都可以任意出入，聽起來是不是很震驚？這裡就是位於北極圈內的斯瓦爾巴群島。?其實斯瓦爾巴群島早在12世紀就由最近的挪威人發現了，但也僅僅是發現而已。
1596年6月19日，荷蘭探險家巴倫支也發現了的這片島嶼，並命名為"斯瓦爾巴"。此後英國、丹麥、法國等探險家也陸續來此，這也成為了人類探險北極的起點。
可是人一多了，就容易產生衝突。為了避免戰爭，這些國家就商量著看怎麼辦才好。?於是1920年，由挪威、美國、英國、愛爾蘭、丹麥、法國、義大利、日本、荷蘭、等國家在巴黎簽署了《斯匹次卑爾根群島條約》，決定該群島的主權歸屬挪威，但各締約國的公民都可以自由進入，在遵守挪威法律的範圍內可以從事正當的生產和商業以及科研等活動。那個時候中國所簽訂的條約幾乎都是喪權辱國的，有這好事兒八輩子也輪不到我們啊！?但是法國不知道怎麼回事，主動派人找到了當時的北洋軍閥第一把交椅段祺瑞，意思是讓段祺瑞派也派個代表去簽字，讓中國也承認這個條約。段祺瑞一看也沒什麼損失，就隨便派了個人去，但也只是走了個過場，簽完字就沒有然後了。畢竟這個條約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沒一點作用，國內生產力低下，百姓民不聊生，跑那麼又冷又遠的地方搞科研？旅遊？都是扯淡。?但誰也沒有想到，正是這一舉動，在60年後解決了中國一個大問題！
1991年，中國三極探險第一人高登義教授應挪威卑爾根大學Y·葉新教授的邀請，參加了挪威、前蘇聯、中國和冰島四國科學家北極聯合科學考察。這時的中國在北極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立足點，根本沒辦法長期研究。但高登義教授回國之前，Y·葉新教授送了他一本《北極指南》，書中有《斯瓦爾巴條約》的英文版。?之後中國就是通過這一個近百年的歷史條約，成功獲得在北極斯瓦爾巴群島上建站的權利，並且於2003年建立了首個北極科考站「黃河站」。黃河站是北極地區的第8座國家級科學考察站。目前，與黃河站為鄰的有挪威、德國、法國、英國、美國等多個國家的科考站。而且，普通的中國公民也有權自由出入該群島，在遵守挪威法律的前提下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住多久住多久~這裡面，最有名的難道不是中共一大的召開日期么……
TG由於戰爭等原因，檔案資料缺失嚴重，一大這麼標誌性的事件的具體日期一開始也是個謎團，只能靠毛澤東，董必武等人的回憶，然而這些領導人經過長時間的戰爭之後，對於當初的具體時間記不清了，只記得是在七月份，於是我們就將七月一日定為建黨節。後來隨著共產國際檔案的公開，我們才了解到一大開幕的具體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你我之間：邁克·華萊士回憶錄
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烏蘇里斯克市，是控轄遠東地區鐵路運輸的戰略要地。今天的烏蘇里斯克，千篇一律的筒子樓，簡陋的市場，破損的列寧大街，超尺度的斯大林式建築，雖是夏日卻流露出冷峻的氣息。而市中心的多拉公園裡卻藏著另一個世界——公園裡人潮湧動，穿著制服的女孩子拿著冰淇淋和棉花糖，更小的孩子們開著租來的四輪車，每個人臉上都掛著毫不掩飾的笑容。
公園一角的小亭子里卧著一隻碩大的石龜；雖然不像公園裡其他設施那樣能讓人玩上許久，但每個經過它面前的遊人也都要摸著它的脖子合影留念。對我們來說馱碑的龜趺沒什麼稀奇的，各地博物館和公園裡都成排的陳列著。而在這裡，這隻失去了碑的大龜趺卻幾乎成了城市的象徵。
千年以前，這裡是渤海國和契丹帝國的率賓府，也是烏蘇里江以東最重要的城市。對於繼之而起的金帝國來說，這裡更是龍興之地。金帝國在此設立了恤品路，直屬上京（黑龍江阿城）統轄，是帝國大後方的統治中心。作為馬背民族的女真人在立國之初仍然保持著墓葬不封不樹的習慣，而入主中原後則迅速吸納了北宋的禮制和建築。中原使用了千百年的馱碑龜趺，一隻接一隻出現在了此前極少漢人涉足的遙遠北方。
儘管今天在烏蘇里斯克僅有這一隻孤零零的大龜趺，但在俄羅斯人到來之初這裡仍然有豐富的金代石刻。就在這隻龜的不遠處還有一隻馱碑龜趺，這座碑的碑首現存於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阿爾薩尼耶夫博物館，題曰「大金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明毅王完顏公神道碑」，經學者考證這位完顏公即是《金史》有傳的滅遼元勛完顏迪古乃（完顏忠）；龜趺和殘碑則在哈巴洛夫斯克博物館院內。已知的「金源郡王」碑已經有四座，都是金代中期為元勛們補建陵墓的遺存。而多拉公園裡的這隻龜趺在十九世紀還有碑身和碑額，但文字早已模糊難辨，今天則徹底下落不明；或許它也是某位金代功臣的碑記。
阿爾薩尼耶夫博物館還有許多渤海、金與東夏時代的遺物，兩座石雕的金代文官翁仲體型頎長，竟有些宋墓的氣勢。最令我驚奇的還是一批陶制建築脊飾，包括一隻完整的鴟吻和兩個龍頭。鴟吻由上下兩部分拼成，保存異常完美，角和牙齒無一缺失；造型與著名的遼代薊縣獨樂寺、義縣奉國寺和遼金大同華嚴寺鴟吻如出一轍，顯然是遼金遺物無疑。今天國內雖然尚存部分宋遼金建築，但脊飾多經後世改修，原裝者鳳毛麟角，除西夏王陵外也鮮見出土品。在此極北之地竟有如此完整的遺存，不由得讓人懷疑自己的眼睛了。
但阿爾薩尼耶夫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實非兩座永寧寺碑莫屬。關於這兩座刻於明永樂年間的永寧寺碑和太監亦失哈遠航北方的故事可以說很著名了，而我最感興趣的卻是永寧寺碑背面的女真字銘文。先後與北宋、南宋對峙的遼、金兩國都利用漢字偏旁創造了自己的文字，但曾經震動世界的契丹帝國和它的語言文字一起在頃刻間煙消雲散，只留下眾多謎一般的巨大建築；而距離金國滅亡已經一百多年的永寧寺碑卻仍然刻著與當年一樣的女真文字，無可置辯地證明了文化的傳承。
八百多年，大龜趺親眼看到了金帝國的滅亡，東夏帝國的滅亡，蒙元帝國的滅亡，明帝國的滅亡，清帝國的滅亡，還有蘇維埃帝國的崩塌。那些躊躇滿志從這裡出發去征服世界的人們早已不知道在哪裡了，大龜趺的眉眼卻從未模糊，一直保持著溫順的微笑表情。說來也有趣，這隻看盡悲歡離合的大龜趺居然還佔據著烏蘇里斯克最歡樂地方的一個角落，把破舊的城市甩在身後，每天享受者無數快樂人們的撫摸，心情想必是極好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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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兩隻龜趺與碑首的搭配系參考林沄《完顏忠神道碑再考》一文，載《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
在本科時上過的一門通識課聽說過《燕行錄》，即明清時期在華朝鮮使臣將其所見所聞記錄下來的合集。課上提到了幾個例子，現在只記得關於康熙相貌的例子了，說不上是重要的歷史，但也可以算個八卦了。
《清聖祖實錄》描述康熙：
「上天表奇偉，神采煥發，雙瞳日懸，隆準岳立，耳大聲洪，詢奇天縱。稍長，舉止端肅，志量恢宏，語出至誠，切中事理。」《燕行錄》記載的康熙：「清主身長不過中人，兩眼浮胞，深睛細小無彩，顴骨微露，頰瘠頤尖，其出入輒於黃屋中俯身回望我國使臣之列，性躁急，多暴怒，以察為明，懲輔政諸臣專權植黨之患」。說個其實不算是外國的文獻記載，關於吐蕃史料記載的唐軍逆天進入拉薩，蘇定方怒燒布達拉宮/滑稽臉
《西藏王臣記》：
《新紅史》：
《白史》：
後來清朝時的考據學者搜羅了冷門史料，編了一本叫做《唐書刪補》的書，對新舊唐書作了大量刪補，現今僅有孤本遺流海外。
《唐書刪補》記錄了一場667年的蘇定方大破祿東贊、論欽陵父子，和進襲布達拉宮，其後莫名其妙的死了。其記載「吐蕃祿東贊興師十萬眾入寇，生羌十二州為其所破。定方聞之，率兵八千鏖擊，大破殺其眾，斬首九萬二千餘，敵遁還者僅八千，祿東贊亦受創而亡。其子論欽陵踉蹌遁走。定方復大發兵，進襲吐蕃，抵布達拉宮，縱火焚之。是歲，定方卒，年七十六。」
樓上說藏文文獻記載的唐軍火燒布達拉宮的事迹……
這個很大可能，是喇嘛們虛構的。
藏文文獻很多都是以佛教為重心的，宣教重點大於歷史事實。比如我們談談這個火燒布達拉宮的前後，根據最權威的藏文古史《賢者喜宴》的記載，是這樣的：
就是說，芒松芒贊贊普過世時，唐軍（注意，沒有說蘇定方）趁機大舉「入侵」，火燒紅宮（舊布達拉宮）。吐蕃軍隊似乎無力抵抗，這時候保佑吐蕃的神佛顯靈了，忿怒明王化身為神佛大軍把唐軍擊退了。
這件事計入藏文史料的唯一用處，就是給大夥灌輸這麼一個思想：信佛是有用的……別人說佛不顯靈不代表以前就沒顯靈過，你看連孔子化身（蒙文藏文最初設定是唐朝皇帝是孔子轉世，不像元明清皇帝及毛主席是文殊菩薩）的唐朝大軍都殺敗了，我信佛我自豪……
就醬。
說白了，很可能是在吐蕃時代，對吐蕃文化有極大貢獻但對吐蕃軍事毫無貢獻的佛教喇嘛們，虛構的一個「危機」。證明吐蕃那些大敗唐軍的苯教名將（被佛教先侮辱為魔鬼，苯教式微後被佛教收編為護法神，比如馬重英）能做到的，我們佛教也能做到。只是那些苯教名將和唐軍撕逼的事情大夥都記載了，而神佛下凡拯救吐蕃的事兒，就藏文佛教歷史文獻自己編的而已……
另外，蘇定方死於667年，的確是在出征吐蕃，但還沒開戰就過世了。
芒松芒贊死於676年，這一年唐朝準備跟吐蕃撕逼時發的牌不是早就過世了的蘇定方，而是契苾何力。恰好……契苾何力也是還沒有開戰呢，就在備戰的第二年677年過世了……
祿東贊雖然和蘇定方同年死去，但有啥關聯沒有？
毛關聯都沒有，交戰都沒交戰呢。祿東贊是病死於從吐谷渾返回西藏的路途中，蘇定方是病死於剛剛得到唐朝「節度諸軍」的命令，才搞準備呢，就病死了。
其實這則很可能是佛教宣教的杜撰史料，改成契苾何力殺入吐蕃火燒紅宮，神佛發怒。契苾何力和唐軍被神佛用瞬移法術傳送回了中原，然後契苾何力被這種超自然的力量嚇病了，唐廷看到契苾何力和他的軍隊居然還在關中，說契苾何力你就沒去打仗，虛報戰功有欺君之罪，契苾何力再次受到驚嚇而死。然後神探狄仁傑斷案，斷案發現這是超自然現象，史官不相信於是將這次戰爭不計入史冊。然後掌權的武則天說還是佛教厲害啊，我們不信道教信佛教了，於是武則天崇佛又有了一條合理的解釋，這才貼合其他史料嘛，哈哈哈……
至於其他史料中的記載，漢文木有的，其實還真是很多的。
舉幾個例子：
1、阿史那革命時，唐軍那麼猛，為什麼不滅了後突厥？
回鶻幾大碑中對「阿史那革命」的記載，就跟漢文內容不大相同。
我們看《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的記載，我們發現。後突厥滅亡時，唐軍在突厥如入無人之境，王忠嗣想殺誰就殺誰……
但比對下回鶻碑文就能發現，唐軍在「阿史那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不是漢文史料中的「滅後突厥之統帥」，而是一個沒有明確戰略目標瞎趁火打劫的角色。數次趁火打劫不但對唐朝重返漠北毫無積極意義，反而被拔悉密酋長和回鶻酋長（骨力裴羅）當不要錢的外援忽悠，一次次免費為骨力裴羅助陣……拔悉密酋長和回鶻酋長每次都是得到了人口和土地，然後把突厥可汗的首級送給唐軍邊將用來報功……
感情唐軍介入「阿史那革命」，就是為了得到幾顆毫無用處的突厥可汗的腦袋？而且唐玄宗一開始的戰略還是扶持後突厥，優待收容失敗了的阿史那家貴族，一開始就不是支持拔悉密和回鶻的……
說白了，一開始支持阿史那家，後來又欣然接受阿史那家可汗的腦袋。既得罪了藍突厥，也得罪了黑突厥，還養肥了骨力裴羅。
不過幸好是，骨力裴羅、磨延啜、葉護太子爺孫三代是對唐親善的，要不然就是免費養白狼了。
2、中亞史料對喀喇汗王朝的記載
要按漢文文獻的記載……恐怕我大宋、大遼是分不清楚，到底黑汗、于闐（喀喇汗曾冒充于闐朝貢）、阿薩蘭回鶻等等到底是一個國家還是不同的國家呢？
3、中亞、新疆少數民族史料對明代新疆的記載
要按大明朝的情報史料來記述，我大明只知道新疆有亦力把里、別失八里、哈實哈兒、于闐（我擦于闐）、吐魯番、哈密等等不同的國家，而且大明知道他們大都是元朝餘孽……至於他們的聯繫是什麼，到底是是一個國家還是不同的國家，大明曉不得……
大明唯一情報略準確的就是永樂年間的別失八里、明代中後期的吐魯番和哈密。但不知道吐魯番和別失八里有啥關係……
鴉片的輸入量，尤其是1858年前鴉片的輸入量。
從至少1800年，清朝就把鴉片列為嚴禁進口的違法物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華鴉片貿易是通過走私形成。有伶仃洋商的躉船，有澳門的煙窯，有在粵閩浙蘇沿海省份流動，與漁民、村民零散交易的「番船」……走私的形式和渠道非常多，清朝官方完全不能掌控。導致中國官方在1800~1840年期間，從來沒有對鴉片輸入量有過調查。
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鴉片雖然在法律意義上依然是違禁品，但清朝對鴉片走私活動的查處已經基本廢弛，在1842~1858年期間，也沒有對鴉片輸入量有過調查。
1858年，依照《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對鴉片徵稅，鴉片成為合法藥品之後，才開始有官方統計數字。
但是，做生意的商人，都要有賬本。
壟斷印度鴉片生產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他出於最基本的、對經營盈虧進行核算的要求，要對每年鴉片產量、銷量（加爾各答鴉片拍賣行交易情況）等情況做詳細統計。
怡和洋行、寶順洋行、沙遜洋行、旗昌洋行等鴉片貿易的中間商，也都有各自的詳細經營核算報告。
特別是在1827年年底，由怡和洋行出資，創辦英文行業刊物《廣州登記冊Canton Register》，對鴉片在華銷量和廣州鴉片價格行情走勢進行逐年統計，相當於行業參考報告。
時至今日，對十八~十九世紀對華鴉片貿易這一課題的研究，外國鴉片販子在這一時期向中國輸入多少鴉片，導致中國有多少白銀外流等情況，主要依靠這些外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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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問題下，另一位答主 @叉叉叉 ，又提到了一個歷史悠久的謠傳——「明朝宋景星的《天工開物》，被滿清列為禁書，到了近代才從日本找到」。
十多年前，互聯網上就有這種謠言，不知道闢謠多少次了，到現在，居然還有人拿出來說事。本來不打算過問了，不過這位答主卻很不請願承認這個錯誤。
只好把證據列出來，特意闢謠了：
《天工開物》在清朝不僅從來沒有被禁，反而還得到官方的推崇和收錄。清朝康熙年間，官方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就收錄了《天工開物》
域外漢籍這幾年算是火起來了。它的存在，其實給了史學界一個看問題的新角度。離了朝鮮史料無從下筆的萬曆朝鮮戰爭且不說了，邱瑞中《燕行錄研究》中，就引用朝鮮使臣的見聞考證了不少明朝的歷史細節。
《明世宗實錄》對於嘉靖廢后之事多有文飾（誰說實錄一定是秉筆直書了？），《葆真堂燕行日記》里記載廢張皇后詔書被刪掉的部分，「吁！朕處家未嘗些須自縱，妻妾亦必以法懲，可容恣肆乎」云云。
趙憲《朝天日記》里記了萬曆二年的小萬曆啥樣：「今上年甫十二，而凝若老成，移時瞻望，曾不少動，為外人親降聖諭，玉質淵秀，金聲清暢。」同樣是趙憲的《日記》，記載了朝儀的細節：「班序既定，雞鳴。官報時於文昌閣，唱曰：呵、呵、呵、呵，日出卯！呵、呵、呵、呵，光四表！呵、呵、呵、呵，照萬邦！……鳴鞭三振，千官班肅四拜，齊跪。」（評論區 @發條陳 神評論：明朝有嘻哈）黃士佑《朝天錄》中寫到宮廷地滑：「金水橋……鋪以琉璃，霜靴曉滑，著步甚難。」最後引一段文字，說明一下域外漢籍的意義。
在新材料迭出與超國界的知識、文化版圖被勾勒得逐漸清晰的時代，無論是否願意參與到這一學科話語的討論中來，都無法漠視域外漢籍研究的影響。因為這一學科的文獻學基礎與中國傳統的文獻學相通，僅就域外所存的中國古籍善本孤本而言，就給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了過去難以汲取的新資料。若總論其數量規模與價值，或可與近代甲骨文、敦煌藏經洞遺書、居延漢簡、明清檔案之發現相擬而並標。——《中國近五年域外漢籍研究述評》說說我大（hóng）宋（jīn）軍在高麗（朝鮮）的記載吧。
紅巾軍在1359年12月、1360年1月、1360年11月，三次進軍高麗，並攻陷高麗首都開城府。作為一個農民起義政權，打出這樣的成績是很不錯的，然而這事在中國的記載，很少，且很有趣。
先看看中國的記載：
破頭潘、關先生、沙劉二軍入高麗王京。高麗王奔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士皆以女子配，遂與高麗如姻婭往來。高麗人各藏其馬林中，一夕，傳王令：「除高麗聲音者不殺，其餘並殺之。」沙劉二、關先生皆死，惟破頭潘、裨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間道走西京，降孛羅。已而，又降擴廓。——[元]權衡：《庚申外史》卷下。
這個記載，錢謙益在《國初群雄事略》里原文抄錄。關於紅巾軍進軍高麗的史料，中國方面，僅此一段近乎玩笑的記錄。
民國時期，新修的《新元史》，是這麼說的：
（至正）十九年冬，紅巾賊渡鴨綠江，陷義州，又陷靜州、麟州及西京。二十一年，紅巾賊潘誠、沙劉、關先生等率眾十餘萬渡鴨綠江，祺走福州，遂陷王京。至次年，安祐、崔瑩等合兵二十萬，圍王京，賊大敗，斬沙劉。關先生餘黨渡鴨綠江而去，賊遂平。——[民國]柯紹忞：《新元史》卷二四九，外國一，高麗。
然而這事在朝鮮半島正史《高麗史》里是怎麼說的呢？
那就熱鬧了。
先看一下開戰前的紅巾軍勒索信：
慨念生民之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飢者之得膏梁，病者之遇藥石。今令諸將嚴戒士卒，毋得擾民，民之歸化者撫之，執迷旅拒者罪之。——《高麗史》卷三十九，《恭愍王世家》二。
高麗肯定不聽啊，於是不久後，紅巾軍第一次入高麗：
（十一月）戊午，紅頭賊三千餘人渡鴨綠江，剽竊而去。——《高麗史》卷三十九，《恭愍王世家》二。
十天之後，第二次：
十二月丁卯，紅頭賊魁偽平章毛居敬，眾號四萬，冰渡鴨綠江，陷義州，殺副使朱永世及州民千餘人。戊辰，賊陷靜州，殺都指揮使金元鳳，遂陷麟州。庚午，以守門下侍中李喦為西北面都元帥，慶千興為副元帥，金得培為都指揮使，李春富為西京尹，李仁任為西京存撫使。賊入鐵州，安祐、李芳實等擊卻之。賊退屯麟、靜等州。乙亥，賊復入鐵州，寇掠旁縣，安祐遇之於清江，破之；復戰，敗績，祐退屯定州。己卯，以同知樞密院事金希祖為西海道都指揮使。李喦至西京，諸軍未集，退屯黃州。中外洶懼，京城皆走為計。辛巳，發諸司吏胥補西北面戰卒。丁亥，賊陷西京。
攻陷這麼多城池，捎帶手還拿下一個陪都，如何？可這還沒完呢。
賊入西京，積柴修城，無進逼計。——《高麗史》卷一一三，鄭世雲傳。
高麗決定安撫一下遠道而來的紅巾軍們。
戊子，遣戶部尚書朱思忠齎細布、鞍轡、酒、肉遺賊帥，探虛實。
不久，朱思忠回來了。
……丁酉，朱思忠持賊書還，辭極倨傲。
然後……就敗了。
壬申，我軍又戰於咸從，判開城府事辛富、將軍李堅死之。諸軍力戰，斬二萬級，虜偽元帥沈刺、黃志善，余賊萬餘退保甑山縣。癸酉，安佑李芳實等追賊至古宣州，斬數百級，余賊三百餘人渡鴨綠江而走。
你以為紅巾軍就這麼退了？na?ve！
三月乙酉，紅賊船七十艘來泊西海道豐州碧達浦，又泊西京德島、席島，入鳳州，燒城門。又百餘艘入安岳郡元堂浦，掠錢穀，燒廬舍。我軍與戰數日，死者三十餘人。賊又侵黃州琵琶浦……甲寅，紅賊寇安州城垣浦。
四月丁巳，紅賊侵黃州鐵和浦……己未，遣李芳實擊紅賊於豐州……賊乘舟遁去。
好傢夥，紅巾軍居然還出動了水師？！
有事先撤，晚上補充第三次。
另外，中國西藏地區的史料《紅史》，記載中國元朝天順帝孛兒只斤·阿剌吉八的下落是被齊王月魯帖木兒所殺。關於阿剌吉八同學的下落，漢文史料皆無載，《黃金史》、《恆河之流》等蒙文史料均記載阿剌吉八死於此戰亂，但語焉不詳。唯《紅史》詳載了其結局。
最典型的當然是鄭和下西洋了。很多國家的史料都可以佐證或者補充關於鄭和下西洋途中的各種細節。未來鄭和學研究的重要方向就是挖掘其他國家史料中和鄭和有關的內容
比如從威尼斯人孔蒂在印度的見聞可以知道鄭和艦隊中的船隻實際大小能夠匹敵威尼斯的大船
比如從葡萄牙人在印度的見聞可以知道鄭和當年確實有在海外設立官廠貨棧，從黑蜀黍的口中可以知道鄭和艦隊確實直航過東非，而且還可能派出分支艦隊去往周邊各處交易番貨
曾德昭的《大中國志》
「中國人溫良多禮，喜交談，因此，在這點上，我們那些僅住在澳門和廣州的人是不相信的，因為他們在那裡可以說是處於不斷的戰爭狀態，起因是葡萄牙人的奴僕和中國人之間每天都發生矛盾衝突。……但在中國其他省份和內地，如我們所述，他們恭敬有禮的和我們交談，所有集會上都把我們當作上賓，不為別的，只因我們是異邦人，因此他們稱我們是來自遠方國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時，他們從不拒絕借給我們所需求的東西，即使價值超過我們給他們的抵押，也不要利息」 「中國人爽快的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歎。……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這是明末西洋傳教士對當時中國人的評價，這種對自己的文化自信，卻還懂得誇讚他人，即使對異族並不欣賞，也要表面上知禮節的胸懷是值得我們後人學習的。現在有些人，不是極端崇洋媚外就是極端貶低外界（崇洋媚外佔了大多數）。二者都不好
荷蘭關於鄭成功鐵人軍的繪畫
中共一大綱領和決議。
1921年7月，TG創始股東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會上通過了一大綱領與決議，但由於以上文獻並未公開發表，沒有多久就在動蕩的時局中遺失。1937年，董必武在接受美國女作家尼姆·維爾斯的採訪時，不無遺憾地回憶：「我們決定製定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宣言。但是，黨的這個最早的文件，我們一份也沒有了」。
20世界五六十年代，中共一大決議的俄文版與英文版先後在蘇聯檔案和美國大學圖書館被發現，才使得這一重大文獻內容大白於天下：
1956年9月，蘇聯方面向中共移交部分共產國際有關中共的檔案，黨史專家們在檢視過程中發現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文稿，經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翻譯成中文。1959年，親歷人董必武鑒定認為比較可靠。
196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教授韋慕庭在哥大圖書館的故紙堆里，發現了1924年1月該校一名學生的碩士畢業論文，名為「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作者署名為Chen-Kungpo。該論文附錄中收錄了六篇文獻，其中前兩個為中國一大綱領與決議案。經查證，作者中文名陳公博，中國一大代表，1924年就讀於哥大。
1972年，陳公博的英文版本翻譯為中文，經與俄文版對照，除翻譯字句稍有不同外，意思完全一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的英文版與俄文版均缺少了第11條，這證明二者源於同一中文稿，但為何缺少第11條，目前仍是一個未解之謎。
朝鮮史料可以說是解決了秦良玉的年齡問題。
秦良玉去世於1648年，這是毫無疑問的，唯一的問題在於她何時出生。根據《乾隆石砫廳志》，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秦良玉去世時75歲（虛歲，下同），一種是65歲。國內一些歷史學者如陳世松、李良品、黃次書等均採用了75歲去世的說法，即秦良玉出生於1574年，所以網上的一些百科詞條等均作1574年出生，但這應該是有誤的。
因為如果根據朝鮮使臣的說法，那麼秦良玉就應該是65歲去世，即出生於1584年。萬曆四十八年，朝鮮使臣黃中允在通州恰巧碰到秦良玉等人，黃中允在《西征日錄》中對秦良玉的外貌裝束有著較為細緻的描寫：
是日行至曹庄，遇馬門秦氏。體甚肥大，網巾、靴子、袍帶一依男子。能文墨，熟兵書。馬上用八十斤雙劍，年可三十五六許。吹角打鼓乘轎而氣勢頗壯。厥夫馬姓雲者已死，厥子年十六，其母姊兄弟並領各隊。凡女兵四十餘名，著戰笠，穿戰服，黑靴紅衣，跨馬馳突，不啻男子驍健者。凡戰陣器械俱以車運。其初自四川募精兵七千往征遼賊，蓋其自奮，非朝廷命也。
另一位朝鮮使臣李廷龜雖然沒有親眼見到秦良玉，但是卻也在明朝官員那裡打聽到了有關秦良玉母子的一些消息，而且也記在了《庚申燕行錄》中：
四川女將軍宣撫使司掌印女官秦氏上本自募領手下兵三千赴遼討賊。兵部獎諭其弟秦明屛、其子馬祥麟並格外加衘，激勸忠勇雲。聞秦氏能使五百斤大刀，其子祥麟，年今十六歲。
其中黃中允的「年可三十五六許」是十分重要的消息，畢竟黃中允是親眼見過秦良玉的，所以可信度很大。如果秦良玉是1574年生人，那麼這個時候大概是四十五六歲，不但與黃的記載相悖，而且三十二歲左右生子馬祥麟，怕是略晚。此外，明廷對於土司管理嚴格，對土司應襲人員的檔案管理嚴密，三年一造冊。既然轉述於明廷官員之口，那麼作為石砫土司應襲舍人的馬祥麟的年齡應該也是可信的。
綜上，秦良玉的生年極有可能為1584年，即萬曆十二年，而非1574年。
另其丈夫史石砫土司長官，名叫馬千乘。
張萬東《朝鮮史料視域下的明代西南石砫土司》
知乎是一個分享和交流專業知識、經驗和見解的問答社區，尤其是在歷史話題下。這裡不是發明家的領域，尤其是題目都寫了「史料」二字。
這位同學想靠盲目民族主義的抖機靈、編故事，那我只能拿史料說話/打臉了。
中國有沒有從別的國家的史料里發現關於中國的重要的我們沒記載的歷史？www.zhihu.com
在作者的這篇文章中相關史實部分，也就第一段前半句是對的，即「《天工開物》我大明宋應星編撰」。
- 「在清代由於政治原因並沒有得到發行並在中國消逝」
寫過四萬首詩的乾隆皇帝第一個反對，乾隆自己的一首詩詞中引用過《天工開物》，這首詩的名字叫《詠宣窯霽紅瓶》見《御制詩四集》巻二十一，詩曰：暈如雨後霽霞紅，出火還加微炙工。
有人會說，乾隆看過不一定清朝人看過，韃子編《四庫全書》毀我中華文化，《天工開物》就被刪了，你個滿夷（好吧，之前有人私信就這樣罵過我）......很多人認為只要《四庫全書》沒有收錄的圖書，就全部是屬於四庫禁毀圖書，實際上並非如此。
當時社會上的所有圖書，可以分為四庫所收書，四庫存目書，四庫禁毀以及四庫未收書，乃至四庫館臣未見之書。不在四庫全書中的其他書籍，可能屬於存目書、禁毀書或未收書、未見書。近年來，國家也相繼編寫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毀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續修四庫全書》
【圖片】「《天工開物》在清代失傳之說」的產生與辨析。【元清吧】_百度貼吧tieba.baidu.com
而《天工開物》在新世紀叢書的編纂中，卻位居於《續修四庫全書》之中，而非《四庫禁毀叢刊之中。而且早在康熙年間的《古今圖書集成》也被全文收錄，印成後頒行全國各省。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438122/www.douban.com又會有人說，即便韃子沒查禁，那也不代表《天工開物》在清朝得以廣泛應用，「《天工開物》在我中華絕跡三百年」，「經過滿清將近三百年的統治之後，這本書已經幾乎在中國絕跡，連知道這本書的人幾乎都沒有！」
然而，清朝三百年間，各類官方的、民間的圖書中對於《天工開物》進行了廣泛引用。此書不僅在國內廣泛流通，而且成為向國外出口的書籍之一。
《（嘉慶）沅江縣誌》物產志：《天工開物》曰：今天下育人民者，稻居什七。
《（光緒）永壽縣誌》卷四：《天工開物》：石炭有三種，一日明煤，二日碎煤，三日末煤。《（嘉慶）常德府志》卷十八：《天工開物》：凡麻可粒可油，惟火麻、胡麻二種。《授時通考》卷二十三：《天工開物》：凡糧食米而不粉者，種類甚多，相去數百里。《撫郡農產考略》：粱俗，呼為高粱。莖葉似粟，長如蘆葦。據《天工開物》則此為蘆粟，非也。穗多毛，而長花有紅白二色。............
最後，恐怕有人問，你親眼看過嗎？你這怎麼就不是編造歷史了！
我這兒恰巧還真有幾個版本的《天工開物》，其中就有楊素卿於明末刻成而於清初修補的坊刻本。
最讓我感到最魔幻的是，這位答主所引用圖片的那本《天工開物》就是以清初刻本為模版再印的，莫非是要吃飯砸鍋？
最後貼一張 《天工開物譯註》的前言
再來給答主詳細講一講他文中的那個小故事，答主答案中是這樣的：
有一個人去查《雲南通志》發現裡面說冶煉銅礦的地方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開物》的書，於是他想看到這本書的全貌，於是到北京的各個大圖書館去搜尋這本書，結果一本都沒有找到，又去詢問各個藏書家，也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本書，也就是說在經過滿清將近三百年的統治之後，這本書已經幾乎在中國絕跡，連知道這本書的人幾乎都沒有！後來這個人偶然在一個日本朋友家發現這本書的日文版，於是他到日本的圖書館去查，這一查不要緊，發現這本書居然英國，俄國，德國，日本，法國都有翻譯本。
好吧，我來給答主還原一下真實的歷史事實。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丁文江（1887—1936），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地質學家和社會活動家。1902年秋東渡日本留學，1904年夏，受吳稚暉影響，由日本遠渡重洋前往英國。1906年秋，在劍橋大學學習。1907-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學攻讀動物學及地質學，獲雙學士。1911年5月，離英回國，回國後在滇、黔等省調查地質礦產。因《雲南通志》引《天工開物》之礦產所見，而始得知其書。然而先生卻只言北京的圖書館及私人未見有藏，卻從未提及國內一本都沒有云云。
丁文江（中國地質事業奠基人）_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
丁文江先生主要攻讀地質學，又是少年時期就出國留學，對傳統文獻學、目錄學可能不了解，不知道國內其他城市藏有的版本也情有可原。可這位答主擁有海量互聯網資源，還自稱讀過原著，答題之前不能查一下嗎，真的是史從口出？
還得說一下答主的邏輯學和語文水平了。
滿清蠻夷，歷史的罪人！
說明一下，我不是什麼大漢族主義
嗯，你開心就好
再說明一下，我也不是粉明朝，明朝有明朝的問題
明朝問題是問題，但滿清的行徑是恥辱，是要被釘在恥辱柱上
嗯，你開心就好
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兩句可是慈禧下的詔書，擦都擦不掉的。
「量....與國之歡心「的前一句是「電飭該全權大臣將詳細節目悉心酌核」和「設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資補救」。
這個句話的意思到底是」用盡中國的物質來討好列強「還是」是最小的代價，儘可能少的中華之物力，去結與國之歡心「恐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意思吧。
慈禧有那麼多可黑的地方，年青人姿勢水平還是不夠啊！
用一個瞎編的故事，十年前的老梗，胡扯的史料，盲目的民族主義來知乎裝逼？
對不起，只能打臉了。
還想向某些網友說一句：如果將中國近代衰落的原因僅僅歸結於幾個滿清統治者，那麼歷史可就真的是可有可無的廢物了，您老也就老老實實做安安餓殍吧。即使明朝不亡，湧現出上百個宋應星，大明朝的」讀書人「也不會發動所謂的工業革命。
當然，這也不妨礙一些人做精神「明朝士大夫」。
希望知乎還是知乎，是知識的互動，思想的碰撞，而不是一味分享剛編的故事，至少在歷史話題下我會堅守我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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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把自己看成是與皇帝一樣的特權階層。所以，每每聽人說到明代的文官集團敢和皇權作鬥爭是一種社會進步，我就感到尤為可笑。這不是君主立憲制下新興的工商業階層與王權的鬥爭，而只是一個舊體制下的食利階層為保護自身利益的原始衝動，只享有特權而不承擔義務。中小自耕農就理所應當的奉獻，而他們則享受自耕農的獻祭，他們幾乎就是類似教會的那種角色。明代的文官制度根本就是一種社會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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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永寧寺碑
建寺立碑
永樂七年（1409），中國明朝設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作為管轄黑龍江流域及庫頁島的最高軍政機構。為了加強對這一地區的管理，明成祖朱棣以女真族宦官亦失哈為欽差太監，派他前往奴兒干都司巡視，宣諭撫慰當地人民。永樂十一年（1413），當亦失哈第三次巡視奴兒干都司時，在奴兒干都司官衙所在地附近原有觀音堂的基礎上，修建了一座供奉觀世音菩薩的佛寺——永寧寺。為了紀念永寧寺的修築，亦失哈又豎立了一塊石碑，上刻《永寧寺記》碑文，記錄了建立奴兒干都司的史實及亦失哈前兩次巡視的過程。明宣宗宣德七年（1432年），亦失哈第九次巡視奴兒干都司時，見永寧寺已毀，便在第二年重建了永寧寺，並又立一塊碑，銘刻《重建永寧寺記》碑文，以記其事。這兩通碑被合稱為「永寧寺碑」。
後代湮沒
亦失哈在宣德八年（1433年）第十次巡視奴兒干並重建永寧寺、立《重建永寧寺記》碑以後，就再也沒有明朝官方人員巡視奴兒乾的記載了，而奴兒干都司也在正統年間撤廢（其所轄衛所仍屬明朝）。永寧寺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傾圮了（這座寺廟的建築遺迹歷經俄國人多次毀壞，直到1918年還能看見，之後才毀壞得無影無蹤），但兩塊永寧寺碑卻一直矗立在黑龍江岸的懸崖之上。自17世紀以後，中外史料就陸續出現關於永寧寺碑的記錄。清朝時期，奴兒干故地隸屬吉林將軍管轄。清朝康熙初年繪製的滿文注釋地圖《胡爾哈入海圖》和清初人楊賓的《柳邊紀略》是目前所知關於永寧寺碑的最早文獻記錄。但是由於滿清統治者一心掩蓋其祖先臣屬明朝的事實，堅持認為明朝疆域「東盡於開原、鐵嶺」，並且在其主持編修的《明史》中也沒有奴兒干都司的記錄。所以清朝時期奴兒干都司不為人知，而關於永寧寺碑的記錄和考察更是接近於空白了。
外國記錄
這一時期，外國人也有不少關於永寧寺碑的記錄。1808年，日本人間宮林藏奉德川幕府之命在進入黑龍江流域「探險」時，曾見到這兩塊碑，並寫入他著的《東韃紀行》一書中。他這樣描述道：「眾夷至此處時，將攜帶之米粟、草籽等撒於河中，對石碑遙拜」，可見明朝的永寧寺碑對當地居民的影響非常深遠。但由於他是在船上遙看的，所以沒有對這兩塊碑有仔細觀察。
俄國人最早知道永寧寺碑是在1676年，當時俄國來華使節尼古拉·斯帕法里根據哥薩克的傳說，留下簡單的記錄：「二十年前，在阿穆爾河上和阿穆爾河口同中國人打過仗的我們的哥薩克人告訴我們，沿河上溯兩天路程，有一個懸崖上平整出來的地方，他們在那裡發現了一個逾二十普特的中國吊鐘。在那裡，他們在三個地方發現有銘刻漢文的石碑。當地居民告訴我們：古時候有一個中國皇帝從海路來到了阿穆爾河，並且在那裡留下了這個碑刻和鍾作為紀念和標誌。」
19世紀中葉以後，沙俄入侵中國黑龍江流域，1860年，俄國透過《北京條約》霸佔了黑龍江、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的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永寧寺碑從此淪落異域。此後俄國人又對永寧寺碑不斷進行記錄和考察。
185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律師、駐俄國商務代辦佩里·麥克多諾·柯林斯橫越西伯利亞，由黑龍江河源順流而下，直至黑龍江口進行考察，1860年發表了《阿穆爾河紀行》一書，其中對永寧寺碑作了較為詳細的描述，其中這樣寫道：「這些土著居民對這個地方（永寧寺碑）及其在古代的用途，懷有一種神聖、持久和強烈的信仰，這種木片製成的花朵無疑是一年一度的獻禮，還可能加上一頭牲畜作為向這個地方的神抵贖罪的犧牲。」 亦可見永寧寺碑對當地居民的巨大影響。
1861年，英國人拉文斯坦發表了《俄國人在黑龍江上》一書，對永寧寺碑的歷史遺迹做過簡明介紹：「在阿姆貢河（即亨滾河）口附近的黑龍江左岸屹立著一處高達百英尺的斷崖，在其頂上發現有古剎的碑、塔二三處和其他遺物。碑石之一立於距絕壁大約二步遠的地方，碑高五英尺。另一碑的碑座是花崗岩，碑身是紋理鮮明的灰色大理石。此二碑刻有銘文，記載著在此處建造寺廟之緣由。」
重現於世
1885年，中國學者曹廷傑奉吉林將軍希元之命，到黑龍江東岸調查，也看到這兩塊碑，並拓下了碑文。他對永寧寺碑的考察在他的著作《西伯利東偏紀要》一書中有詳細的描述。曹廷傑還根據碑文，首次確認這是中國明朝的永寧寺碑，並明確指出了這是明朝設置奴兒干都司時所立的石碑。這是歷史上對永寧寺碑的第一次詳細考察，並揭開了永寧寺碑和明代東北疆域的真相，碑文亦從此流傳於世，並得到了重視。
1904年，沙皇俄國將兩塊永寧寺碑拆除搬走，轉移到海參崴的博物館中，他們還將永寧寺附近遺迹（如石經幢、八角塔）等全部毀壞。現在兩塊碑仍在海參崴，由於保存條件不佳（其中一碑甚至露天存放），碑文已經模糊不清了。
文物保護
永寧寺碑原在永寧寺中，其位置在奴兒干都司城西南、黑龍江與亨滾河交匯處對岸的江邊石崖上，現屬於俄羅斯聯邦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永寧寺距特林村2.4公里，距黑龍江入海口150公里。後來，因特林有永寧寺，黑龍江入海口的村鎮被中國人稱之為「廟街」，即今天的俄羅斯尼古拉耶夫斯克。1904年以後，永寧寺碑被沙皇俄國當局拆除，運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
如今這兩塊碑仍在海參崴，《永寧寺記》（永樂碑）、《重建永寧寺記》（宣德碑）現存於海參崴阿爾謝涅夫博物館（Примор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бъединенный музей им. Арсеньева）一樓，地址為斯維爾特蘭大街20號（Ул. светланская，20）。
碑文概要
永寧寺碑共有兩個，一個是立於永樂七年（1413年）九月的《永寧寺記》（簡稱永樂碑），一個是立於宣德八年（1433年）春季的《重建永寧寺記》（簡稱宣德碑），均為花崗岩雕刻而成。永樂碑高102厘米，寬49厘米，厚36厘米，碑正面刻漢字30行，每行64字，額書「永寧寺記」；碑陰為蒙古文與女真文，是對漢文內容的簡要翻譯，各15行。碑兩側均為漢文、蒙古文、女真文、藏文刻寫的佛教「唵、嘛、呢、叭、咪、哞」六字真言。碑文中的漢文由明朝官員邢樞撰寫，蒙古文由阿魯不花書寫，女真文由康安書寫。宣德碑高120厘米，寬70厘米，厚32厘米，碑刻則相對簡略，只有正面碑文，額書「重建永寧寺記」，刻字30行，每行44字，碑文全是漢字。
《永寧寺記》和《重建永寧寺記》簡要地記敘了黑龍江下游各族人民的風俗習慣、生產和生活狀況，以及明朝政府對當地民眾的關懷；明確記載著設置奴兒干都司及欽差太監亦失哈等高級官員前往奴兒干及苦兀（庫頁島）上巡視和宣撫女真等部落的經過，闡述了明朝政府在奴兒干造寺塑佛的宗教和政治目的，推行「柔化斯民」政策所取得的成效；生動描繪了各族人民效忠明朝政府，履行屬民義務，表示「世世臣服」的熱烈場面。《重建永寧寺記》云：「永樂中，上命內官亦失哈等□，銳駕大航，五至其國，撫諭□安，設奴兒干都司。……宣德初，復遣太監亦失哈部眾再至。……
七年，上命太監亦失哈同都指揮康政，率官軍二千，巨舡五十再至。」《永寧寺記》云：「昔遼、金疇民安故業，皆相慶曰：『今日復見而服矣！』」表明中國遼朝、金朝以來歷代政府都對這一地區實行管轄，而明朝則繼承之。碑文還記載亦失哈、康旺等「自海西抵奴兒干及海外苦夷（庫頁島）諸民，賜男婦以衣服、器用，給以穀米，宴以酒食。皆踴躍歡忻，無人梗化不率者。……國人無遠近，皆來頓首，謝曰：『我等臣服，永無疑矣！』」在碑記後面還有一百多人的題名，其中既有漢族人，也有少數民族，包括欽差內官、東北各地主要衛所官員和奴兒干都司衙門官員的官職、姓名，特別列署了安樂、自在二州各族官員的名字及各族工匠、醫生的名字。永寧寺碑是明朝政府對黑龍江流域及庫頁島實行管轄的物證，也是研究明代東北的重要史料
引自永寧寺碑_百度百科
中國檔案在美國
2009年問卷調查，胡佛在美國42名總統中列為倒數第九。然而有人說：胡佛就靠兩條也能名留青史：一個是胡佛大壩，另一個，就是海外集中了中國近代最多機密的地方——胡佛研究所
◆高伐林
說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是海外集中了中國近代最多機密的地方，或許並不是誇張。最近這家美國最重要的「智庫」之一對公眾開放蔣介石早年日記，將其浩如煙海的機密對外界掀開了一角。
蔣介石日記首次原原本本呈現於世
有位朋友求學期間在那兒打工整理中文檔案，她形容說：手稿、原始文件、絕版照片、孤本書籍堆滿庫房，信手翻看，不時發現中國近代史上如雷灌耳人物的第一手資料。但是因為經費、人手緊缺，很多史料來不及歸檔、編目。蔣介石第三任妻子陳潔如的英文回憶錄塵封30年後，在完全不搭界的另一民國人物的檔案里被偶然發現而轟動一時，彷彿就是朋友這番話的佐證。
儘管如此，很多機構、名人及其家屬，仍然源源不斷地將史料檔案捐贈給胡佛研究所。這是因為，儘管排隊等待清理甄別的資料眾多，但是「驗明正身」的檔案，卻能得到第一流條件的供奉，也能得到第一流學者的垂青。
宋子文的後人就將大批史料，包括他自擬的財產清單、紐約法庭關於他的遺產分割執行書統統交給該所；汪精衛的女兒女婿，也將多年搜集的最完整汪氏文稿複印件送到那裡；胡佛檔案館長期遊說孔祥熙後人捐出檔案，孔的長女孔令儀已寫信應允。一年多前，老蔣小蔣的全部日記交胡佛研究所「暫存」50年，國民黨的全部檔案也委託他們複製保存，更震動了海內外。這次開放蔣介石第一批日記，任何人只需提交附有本人照片的有效證件，填一份表，即可查閱，這吸引了包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海鵬、楊天石在內的學者前往先睹為快。
胡佛研究所展出的蔣介石日記。
蔣介石日記其實並非第一次面世。台灣國史館前幾年就出版了俗稱「大溪檔案」的《蔣中正總統檔案》等，已故歷史學家黃仁宇還專門寫過一本《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但以前出版的蔣介石日記為避政治忌諱，都有刪節，遠非原貌。這次就不同了，基本上是原原本本地呈現於世：日記的縮微膠片影印件從1917年到1931年（缺1924年），按年代排序分裝於八個檔案盒中。只是遵照蔣家人要求和西方處理日記的慣例，將極少幾處涉及個人或家屬隱私、健康及財務、涉及對在世人士的批評等文字暫不公開，標以有「2006」字樣的旁註。
蔣介石有不管多忙每天寫日記的好習慣，更有不管多亂也保存日記的好習慣。開放的第一批日記記錄了他從30歲到44歲追隨孫中山、主持黃埔軍校、東征、北伐，孫中山逝世、國共合作到分裂、以及日本開始入侵的經歷。學者期望著找到解讀這段歲月中重大事件的線索。
例如，1926年「中山艦事件」是蔣從黃埔軍校校長一步登天的關鍵。他突然逮捕共產黨員中山艦長，氣走了汪精衛，一舉掌握全黨軍政大權，這個事件是蔣蓄謀已久嗎？著有《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等書的楊天石，曾依據已披露的蔣的日記判斷，蔣是倉促決定的，這次全部日記手稿開放，疑問可以畫一個句號了。
再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過去都罵蔣下令對日寇不抵抗，後來張學良一再檢討是他自己下的命令，不能讓蔣背黑鍋，但人們半信半疑。這次從蔣9月21日日記可以窺見端倪：他大書「雪恥」二字，寫道：「團結內部，統一中國，抵禦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喚醒國民，還我東省」，還寫道「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衛最後之行動」。
二十年代蔣介石對蘇聯態度轉變也是學者關心的重點。蔣很早就學俄文，多次打算訪蘇。但1923年秋天成行，親身體驗蘇聯制度利弊後，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彎。日記中應該留下他看法轉變的脈絡。
日記還記載了蔣介石對五四運動、三民主義、國家發展方向、聯蘇聯共等看法。
由於史料剛剛開放，蔣的日記又全用毛筆豎行書寫，閱讀費時，一時還難以得出研究成果。何況，私人日記畢竟不同於公務記錄，不能對其「解謎」功效寄予過高的期望。
中國文獻為何要拿到美國保存？
蔣介石1975年4月5日去世，日記留給長子蔣經國；蔣經國1988年1月13日猝逝，父親的和他的日記留給三子蔣孝勇。蔣孝勇1996年早死，兩蔣日記留給了遺孀蔣方智怡決定處置。
蔣家父子日記為何不能留在本土，要送到萬里之外「暫存」？這一決定宣布之後，在台灣引起政界、學界震驚失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永發就說，他有「一股強烈的失落感」，台北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感到「鬱卒」（閩南方言，愁悶不快）。台北當局缺乏完善的總統文物管理辦法，也沒有像美國那樣設總統圖書館，自然都是理由，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家屬憂慮台灣當今掌權者對蔣家的敵意，以及社會的亂象。
蔣方智怡語帶玄機地說過，一直為這些日記尋找適當的保存地點，「最重要的考量是保存管理的能力以及學術環境的公正與否」。在她心目中，上策是將日記存放大陸，可兩岸又不知何時能「相逢一笑泯恩仇」，送胡佛研究所多少有點不得已，難怪她強調日記「可以隨時取回」，將在時機成熟時「永遠保存於中國的土地上」。
胡佛研究所對中國珍貴史料覬覦已久。兩年多前出資180萬美元，派專家帶了六台設備赴台，與國民黨黨史館合作保存和複製1894-2000年檔案。促成兩蔣日記落戶的兩位功臣，是該所20餘年來與國民黨高層多有交往的資深研究員馬若孟（Ramon H. Myers），和擔任過台北「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兼發言人的郭岱君女士。郭是美國俄勒岡大學政治學博士、台灣淡江大學副教授，現在是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向蔣方智怡鍥而不捨地遊說了一年半，才終於讓她點頭。
胡佛研究所特意成立「近代中國檔案特藏史料中心」。蔣介石大批以毛筆書寫的日記紙張陳舊發黃，受水漬、蟲蝕、霉變的侵害，已有筆跡不清、冊頁粘結等狀況。八十年代台灣曾將之拍攝成縮微膠片，但膠片沒能按照檔案文件的高標準來保存，也已有了明顯損害痕迹。這次專家首先對日記本除潮除霉，放在特製防腐檔案夾里，存放於恆溫、恆濕、無酸的檔案庫中；同時對每頁用高質量35毫米膠片逐一拍攝，再將縮微膠片影印複製，開放查閱。
據介紹，兩蔣日記被列為「最高機密」，就象銀行保險柜一樣由專人把關。館長和另一管理員各持一把鑰匙，兩把合用才能打開庫門。進入檔案館閱覽室的讀者不得使用相機、手機、掃描儀翻拍，只能使用館方備好的紙和筆作摘抄。
中國近代史檔案的重鎮
胡佛研究所的創建人，第31任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年輕時受雇於一家英國公司，來中國擔任開灤煤礦負責人，在天津撞見過義和團起事，大開眼界，這段經歷使他終生對中國近代史情有獨鍾。他在白宮時運氣不佳，趕上了全球經濟危機，面對大蕭條他束手無策，黯然交棒給羅斯福。2000年10月，美國搞了個對歷屆總統排名的問卷調查，將所有總統列為六檔，胡佛與尼克松同列在比「最差」稍微好一點的第五檔。
然而有人說：胡佛就靠兩條也能名留青史：一個是胡佛大壩，另一個，就是胡佛研究所。
1919年胡佛拿出五萬美元在母校斯坦福建立研究所，最初目的是在收集、研究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文史資料，研究、收藏的項目圍繞戰爭、革命及和平三大主題，但大半世紀以來，發展為「有關二十世紀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方面變化的國際性資料研究和出版中心」。
胡佛研究所以保守著稱，素被視作「右翼思潮的思想庫」。布希總統的心腹、原國家安全助理、國務卿賴斯，曾是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布希的第一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也曾供職於該所；有人統計，布希的防務政策研究小組中有八名成員來自該所——可想而知胡佛研究所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力有多大了！由於與布希政府的「親密接觸」，斯坦福大學內部非議不絕於縷，一些校園團體多次要求「驅逐」胡佛研究所，取消斯坦福大學每年達百萬美元的資金贊助。不過，斯坦福掏出的錢，在該所經費中其實只是小頭，胡佛研究所每年經費預算高達2500萬美元，大部分是由保守團體和大公司捐助，像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車、通用等等都是捐助大戶。
如今的胡佛研究所擁有九個圖書館、160萬冊藏書、6萬個微型膠捲，25,000種期刊。東亞圖書館是其中規模最大的，可以說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之外，收藏中國近現代史書刊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約有30萬冊以上藏書，850種期刊，7650個微型膠捲。其中65％是中文資料。
胡佛研究所的檔案館最令人稱羨：擁有約4千萬件檔案，包括罕見的202箱沙皇秘密警察資料、大批托洛茨基文卷手稿等，收藏的稀世文物還有1917年3月3日《真理報》創刊號，納粹蓋世太保頭子希姆萊六本日記，甚至還有一張希特勒頭部Ｘ光片。
胡佛檔案館與哥倫比亞大學手稿圖書館，是美國東西兩岸蒐藏中國近代文獻的雙峰對峙，各有千秋。哥大以口述歷史取勝，除了有哥大校友顧維鈞捐贈的豐富史料，近年又獲張學良捐的日記、文物和口述資料；而胡佛檔案館標榜收集近代中國檔案「客觀、中性」，並不限於政治、外交、財經，凡記錄社會變遷、思想變革的資料，都要。在目前全部五千多個項目裡，約有四百個與中國有關。其中，比較重要的個人檔案有：
國民政府交通、鐵道部長張嘉璈1945-1946年在東北的日記；
北京攝政內閣總理、國府外交部長黃郛關於1927年南京事件、1933年塘沽協定的書信及報告；
清華大學校長、教育部長梅貽琦日記及信函；
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張嘉森（張君勱）兩封1947年為成立聯合政府給馬歇爾等的信；
北洋政府外交總長、內務總長顏惠慶的英文自傳……
胡佛研究所還收藏了不少中共早期建黨資料，例如陳獨秀1923年被捕後向江蘇高等法院提交的申辯書英譯本。
該所收藏與中國有關的外國人士文獻之豐富，在美國更首屈一指。僅二戰期間美國派往中緬印戰區的史迪威將軍的文獻，就有57大盒、八大箱；其它如美國商人布斯1908至1911年與孫中山策劃反清革命的英文信函；陳香梅捐贈的陳納德飛虎隊的命令、通信、地圖；美軍駐延安觀察組長包瑞德上校的文稿、照片；重慶中美合作所副所長梅樂斯的信札、談話紀錄；還有接替史迪威職務的魏德邁將軍、燕京大學校長、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記者斯諾等人浩繁私人文檔……各個時期傳教士在華活動資料、善後救濟總署相關檔案也汗牛充棟。
「不容青史盡成灰」——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這句詩，常常被人引用。而胡佛研究所的中國近代檔案收藏，更讓人感到：任何劫後余灰，「盡成寶」。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教授，2006年、2007年兩度前往胡佛研究所，研究陸續開放中的蔣介石日記手稿，成果豐碩。2008年出版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上下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II，華文出版社）。成為研究蔣介石經歷和思想變化的最重要著作之一。
---此外由於戰爭等原因，中國有關城市的歷史檔案大量流散在國外。
據國外公開出版的書刊報道，在英國不列顛圖書館、大英博物館、英國有關公共檔案館、英國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檔案館等機構均收藏著中國檔案資料，包括1860年9月9日英軍火燒北京圓明園時搶走宮殿內的《永樂大典》等珍貴文獻；1861年英國駐北京公使館，將裝有中國檔案等物的體積為36×26×24立方米的木箱共77隻用船從廣東出口經過香港轉運到英國倫敦，其中有大量中國檔案交給英國公共檔案館，其館藏編號為「外交全宗233號、682號和931號」；1954年《英中通訊》刊載了15000件中文檔案目錄。
1975年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將英國公共檔案館保存的清朝晚期欽差大臣、都統、總督、巡撫衙門和下屬各機構的文件分6個專題出版一冊《清代廣東省檔案指南》。美國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和許多大學圖書館和檔案館也收藏著中國檔案資料，包括1840年鴉片戰爭後，美國首任駐華公使顧盛掠走的漢文和滿文檔案2500個卷宗；美國農業部圖書委員會主席施永高，曾三次來華盜走中國檔案資料6萬餘卷； 1949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將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機構1929～1944年共55立方英尺的檔案非法運往日本，1952年美國遠東軍司令部又將這批檔案攝成70個縮微膠捲交給美國國家檔案館，其館藏編號為「A類263號全宗」；美國斯坦福大學檔案館收藏著宣統皇帝的文件、辛亥革命的文件、國民黨第十二戰區司令部的文件、中國救濟總署的文件、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文件等；美國猶他州家譜學會圖書館收藏著中國地方志5572種、族譜4925種、科舉名冊1700種等。
在法國外交部檔案館的對外開放中國檔案目錄中，有1844～1901年16個省、市的58個案卷，其中上海16卷，北京9卷，福州4卷，天津、漢口、龍州和北海各2卷，重慶、煙台、寧波、蒙自、思茅各1卷，香港6卷，澳門4卷，台灣1卷。
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和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等機構收藏著中國檔案資料，包括曾擔任過中華民國總統府顧問的喬治·歐納斯特·莫里森收集的中國文獻和地圖24000卷、地方志4000部、家譜800部；東洋文庫創始人岩崎久彌收集的中國古代各種公私文件和名家手跡約23700冊。
此外，俄羅斯、義大利、奧地利、瑞典等國家的檔案館、圖書館和研究機構中，也保存著一部分中國的歷史檔案遺產。
而我們自己國家呢？
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4000多年，可是現在國家檔案館館藏較為完整齊全的檔案史料僅始於1616年，也就是說，有檔可查的歷史不到400年。
對於1616年以前的歷史檔案，「出土的殷商甲骨10多萬塊，共計5000多字，已經破解認識的大約1000字；出土的金文、竹簡木牘不是當時國家活動的全部記錄；唐代檔案有幾件，都是一些無關大局的歷史殘片；宋朝則幾乎沒有檔案；元代的有一點，零零星星，真假難辨；明代的幾千卷是清朝修明史時收集的，很不全；清代才有較完整、齊全的檔案。」
那麼檔案到哪裡去了呢？「散失了，禁毀了。」「檔案散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自然災害、戰爭、自然損毀、保管不善、人為損毀，以及外國人攫取等。「
「重撰述、輕記注」傳統是檔案散失又一重要原因 。
漫長的封建社會，皇帝、朝廷為維護政權和皇權惟我獨尊的地位，在頒詔行令，制定種種典章制度的同時，撰述史籍，禁毀一些記注，行一家之言，這就是歷史上的「重撰述、輕記注」。
「『重撰述、輕記注』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孔子編訂《六經》，他排斥反對中庸之道的論說，刪除自己認為有害的見解。然後到秦始皇『焚書坑儒』，那些儒生實際上是『活檔案』。以後，歷代編史修志，都要收集一批檔案文獻，編纂一批書，銷毀一批檔案文獻。」
「明朝朝廷認為『精華已采，糟粕可捐』，明文規定，每朝實錄修纂完後底稿焚毀，明宮中太液池東芭蕉園就是專門焚毀實錄的地方；清朝大興『文字獄』，銷毀檔案文獻更多。」
拜占庭史料極為豐富，有學者稱：中國史料第一，拜占庭史料第二。
塞奧非拉克特·西蒙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是7世紀初期拜占廷帝國的歷史學家,其代表作《歷史》中記載：
「桃花石（Taugast）是一座著名的城市，距被稱為突厥的人的地區有1 500英里，此地位於印度之邊陲。居住在桃花石附近的居民形成了一個非常勇敢而又人煙旺盛的民族，其身材高大的程度是地上任何民族均不能與之相媲美的……桃花石人的首領被稱為Tasan，它在希臘文中的字面是『天子』。在桃花石人中，權力並不受派系之苦，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君主是天生的。這一民族崇拜偶像，其法律是公正的，生活中充滿著智慧。他們有一種具有法律力量的習慣，即禁止男子佩戴金首飾，儘管他們從事貿易方面具有極大的規模和便利，使他們掌握了大量的金銀。桃花石以一條大江為界。
從前，這條江將隔岸遙遙相望的兩大民族分隔開了。其中一個民族穿有黑裝，另一個民族穿著鮮紅色的服裝。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相當摩里斯一世皇帝的統治時期，那些穿黑衣者越過了大江，向那些穿紅衣者發動了戰爭，他們成為勝利者並建立了自己的霸業。」
雖然有不太準確的地方，但大致描述了隋文帝時期滅陳的那段歷史。
以及，
說明我國自古有紅衣延壽的歷史………
重要未必重要，但也是個珍貴史料，是三藩之亂爆發時，吳三桂的討清檄文。
全文如下：（格式是我自己劃的）
吳三桂討清檄文原鎮寧山海關總兵官，今奉旨總統天下水陸大師興明討虜大將軍吳，檄告天下文武官吏軍民等知悉：
本鎮深叨明朝世爵，統鎮山海關。一時李逆倡亂，聚眾百萬， 橫行天下 ，旋寇京師，痛哉毅皇烈後之崩摧，慘矣！東宮定藩乏顛錇，文武瓦解，六宮恣亂，宗廟瞬息丘墟，生靈流離塗炭，臣民側目，莫可誰何。普天之下，竟無仗義興師勤王討賊，傷哉！國遠夫偈可言？本鎮獨居關外，矢盡兵窮，淚乾有血，心痛無聲，不得已歃血訂盟，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為前驅，斬將入關，李賊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親擒賊帥，斬首太廟，以謝先帝之靈。幸而賊遁冰消，渠魁授首，正欲擇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謝夷人。
不意狡虜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據燕都，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誤。本鎮刺心嘔血，追悔無及，將欲反戈北逐，掃蕩腥氣，適值周，田二皇帝，密會太監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歲，刺股為記，記名託孤，宗社是賴。姑飲泣忍隱，未敢輕舉，以故避居窮壤，養晦待時，選將練兵，密圖恢復，枕戈聽漏，束馬瞻星，磨礪警惕者，蓋三十年矣！茲彼夷君無道，姦邪高漲，道義之儒，悉處下僚；斗霄之輩，咸居顯職。君昏臣暗，吏酷官貪，水慘山悲，婦號子洋以至彗星流隕，天怨於上，山崩土震，地怨於下，官賣爵，仁怨於朝，苛政橫征，民怨於鄉，關稅重征，商怨於塗，徭役頻興，工怨於肆。
本鎮仰觀俯察，正當伐暴救民，順天應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襄義舉，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封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寶，建元周啟，檄示布間，告廟興師，剋期進發。移會總統兵馬上將耿（精忠），招討大將軍總統使世子鄭（經），調集水陸官兵三百六十萬員，直搗燕山。長驅潞水，出銅鴕於荊棘，奠玉灼於金湯，義旗一舉，響應萬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憤。振我神武，剪彼囂氛，宏啟中興之略，踴躍風雷，建劃萬全之策，嘯歌雨露，倘能洞悉時宜，望風歸順，則草木不損，雞犬無驚；敢有背順從逆，戀目前之私恩，忘中原之故主，據險扼隘，抗我王師，即督鐵騎，親征蹈巢覆穴，老稚不留，男女皆誅，若有生儒，精習兵法，奪拔瘓谷，不妨獻策軍前，以佐股肱， 自當量材優翟，無靳高爵厚封，起各省官員，果有潔己愛民，清廉素著者，仍單仕 ；所催征糧谷，封儲倉庫，印信冊籍， 解軍前，其有未盡事，宜另頒條約，各宜凜遵告誡，毋致血染刀頭，本鎮幸甚，天下幸甚！
此文是在吳三桂反叛清朝之初公布的，不過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就遭到了吳政權的廢棄及否定，大規模銷毀。在清朝那裡更是不折不扣的違禁物品，所以若干年後，中華大地居然沒人知道當時這篇檄文寫了什麼！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才有學者對這封檄文感興趣，專程去朝鮮半島考據了一下，居然還真的有記載！在韓國拿到了確鑿記錄後才讓當初這篇檄文得以重見天日。
應該說這篇檄文文采還是不錯的，雖然跟著名的《討武曌檄》比起來差的遠，但也四六對仗頓挫抑揚，是篇好文章。它的問題在於——太不要臉！
這篇文章的首要任務是給吳三桂自己洗地，但是洗地的姿勢水平很低。文章大意是我吳三桂，當初和滿族人約定好共滅李闖，可是他們不要臉背棄了盟約，於是我不得不忍辱負重，今天終於得到了機會可以滅掉清朝啦！正好崇禎皇帝的兒子在我這，這個時候大家可以來投奔我，推舉朱三太子，共復大業等等。
在全中國都知道你縊殺了永曆帝的情況下，扯什麼朱三太子，什麼光復大明，挺沒意思的。
所以吳三桂也很快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很快否認了這個檄文，畢竟自己從來也沒打算真的光復明朝，如果堅持這個口號的話將來也是個麻煩事兒。吳三桂雖是漢人，卻由於自己的反叛經歷讓很多漢人恨他甚於恨滿洲人，政治上可謂一敗塗地。如果李定國擁有吳三桂的實力，恐怕歷史早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UIUC和中國的關係比你想像的還要複雜，深刻許多許多。
關於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歷史，UIUC英文系校友張純如女士曾經對這一事件做過大量的研究，並且掌握了可以直接證明和揭露日軍暴行的證據。然而她也在這一過程中罹患了嚴重的抑鬱症，當然還有日本右翼的騷擾，後來自殺去世了。
張純如女士的父親是UIUC物理系的一個退休教授。以前做凝聚態的。老先生和老先生夫人還在世，前段時間還出席過一次活動（本人當時忙於準備著名的「CS440人工智慧」的考試沒有去，但一個家鄉南京的基友去了）。據說先生精神狀態還不錯。她爺爺是國軍以前的陸軍上將。
倒不能說沒有記載，但有一批別國史料恐怕價值巨大。
如果右翼分子堅持說張女士手上的資料不是一手資料，不能反應當時南京大屠殺的細節，我校圖書館裡可有另外一位校友，1930年代數學系畢業的魏特琳女士（基督徒傳道人，當時在南京的百姓口中是，魏小姐，活菩薩）當時在南京親自拍攝的一些照片，日記還有其他物證。這些檔案還在uiuc的大圖書館。另外她的日記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或許，能夠對南京大屠殺的細節做以補充。也希望國內的歷史學界發現這一批檔案和史料。
魏特琳女士出生在伊利諾伊州的農場。她是法國人後裔。她曾經擔任過一段時間的小學老師和校長；後來在UIUC拿到了數學的本科學位。也在同一年（1912年），美國基督教會派遣她前往中國傳教和辦大學。她曾經擔任合肥一所基督教女子中學的校長和金陵女子大學教育系的系主任。直到日寇入侵中國。
自殺可是作為基督徒莫大的罪名。可以想見日寇是如何的兇殘，對魏特琳女士的內心造成了怎樣的衝擊。
作為揚州人，我補充一個揚州十日記。在清朝立國年間，這本書成為了禁書，一直到清末，才有人從日本把它帶回。至於有人說真實性存在爭議的，我可以明確的告訴你，我的那位老鄉在年輕的時候，是把史可法當做精神支柱的，現在揚州還有史可法的衣冠冢，這幾乎就已經是官方欽定了，你怎麼能說這事不存在呢？當然，你說80萬人這個數字存在爭議，這我還是認同的，畢竟當時揚州城哪來那麼多人口呢？不過當時的揚州城一個城的人口快沒了，這確實是真的也並不是想挑起什麼爭端，只是看到這題目，忽然想起來了家鄉。那啥，更新一下，我那個老鄉大家都知道他是誰，但是我以前有他的回答都被敏感了，我還是不說了額，回頭再補充一下，揚州十日記的真實性確實存疑，但是揚州十日是真的，清朝遮掩這一段史實也是真的，拿這本書舉例只是個例子
糾正一個回答裡面的重大誤差
關於中共一大的召開日期：建國後，大概是一個軍隊中的文職軍官，花心思考證這個日期。他尋訪了不少人，毛澤東和董必武肯定是記不得了。實際上在延安時，每年就以7月1日紀念建黨，如果他們記得，就應該是7月23日紀念了。最方便的當然是找與一大召開直接相關的人。
周佛海和陳公博都是早期的共產黨員，但居然都成為汪精衛的漢奸政府中的要員。周佛海雖然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沒有被判死列，但很快就死了。而周佛海的老婆則沒有死。終於在監獄裡找到周佛海的老婆。這個人讓周的老婆仔細回憶。但周的老婆也不是記憶力超群的人，記不得具體的日期，不過她回憶起一個細節，就是會議召開的那天，周夫婦二人住的旅館中，發生了一起情侶自殺殉情的案件。
有了這一線索，這個人仔細尋找1921年夏天上海的各大報紙中是否有這一殉情案件的報道。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某箇舊報紙上發現了周佛海老婆所說的那個旅館中發生的殉情案件，這一天是1921年7月23日。
注意這一細節在電影-建黨偉業裡面是有具體表現的，感興趣的可以再去看一下
中共一大的召開日期可不是小事，不是靠啥共產國際的檔案，特此說明一下。
萬曆幫朝鮮抗倭吧，中國這邊不能說沒有記錄，記錄寥寥，但朝日兩國都當大事看
《天工開物》我大明宋應星編撰，在清代由於政治原因並沒有得到發行並在中國消逝。一直到300多年後的民國初年，有一個人去查《雲南通志》發現裡面說冶煉銅礦的地方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開物》的書，於是他想看到這本書的全貌，於是到北京的各個大圖書館去搜尋這本書，結果一本都沒有找到，又去詢問各個藏書家，也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本書，也就是說在經過滿清將近三百年的統治之後，這本書已經幾乎在中國絕跡，連知道這本書的人幾乎都沒有！後來這個人偶然在一個日本朋友家發現這本書的日文版，於是他到日本的圖書館去查，這一查不要緊，發現這本書居然英國，俄國，德國，日本，法國都有翻譯本。
滿清蠻夷，歷史的罪人！
說明一下，我不是什麼大漢族主義，我是生產力主義。這種促進生產力的書都能禁，真沒什麼好洗的。
再說明一下，我也不是粉明朝，明朝有明朝的問題，一個朝代幾百年，有興旺有衰敗，但放到歷史長河來看，明朝問題是問題，但滿清的行徑是恥辱，是要被釘在恥辱柱上，以警後人的。不要厚臉皮爭辯，我會打臉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兩句可是慈禧下的詔書，擦都擦不掉的。
那個，居然有人質疑我沒有看過……上圖
西方殖民者記錄的台灣歷史。
現在研究早期台灣歷史的學者基本都會荷蘭語，有的還會西班牙語，因為鄭成功收復寶島之前的半個多世紀台灣歷史，大多是荷蘭人記錄的，其中史料最豐富的當屬《熱蘭遮城日誌》。
熱蘭遮城是荷蘭人興建的殖民首府，位於今日台南安平區。當時荷蘭政府與東印度公司為了掌握殖民地狀況，要求各個殖民據點逐日記錄殖民地大小事件，《熱蘭遮城日誌》記錄的就是1629-1662年間的台灣。
《熱蘭遮城日誌》的重要之處在於，基本奠定了荷據時期（1624-1662年）台灣歷史的框架。它記錄了17世紀台灣的許多重要歷史：荷蘭人打敗西班牙人的戰爭、台灣早期基督教傳教史、荷蘭治理台灣的方式、荷蘭殖民者與台灣原住民的關係等等，這些，在中國的史書里，都沒有記載。
《熱蘭遮城日誌》是我讀過最輕鬆的古代歷史文獻，沒有之一。它不像一般官方文件那樣需要慢慢啃著讀，而是真的像一個人老老實實寫的日記。內容很多，我也只是挑著看了一部分，感興趣的可以點這個鏈接直達原文：《熱蘭遮城日誌》。
感嘆一句，在史料惠民方面台灣那邊做得比大陸好太多了，上面那個是一個日記史料的網站，台灣還有很多族譜、縣誌網站，幾秒內就能看到史料原文，我們這兒要想在網上查個什麼民間的史料，絕對要找半天，完了發現還沒數字化，數字化了的還得有許可權，總之費時費力得很。
看《熱蘭遮城日誌》，你能看到17世紀台灣社會的很多細節，比如我發現一個挺有意思的地方，荷蘭人太特么愛收稅了！
我摘錄了一些，可快速瀏覽，感受一下台灣人民水深火熱的生活——
1635年記錄的「進出口稅」：
中國船在那裡都要為各種貨物繳稅，粗貨細貨，進口時一律繳納6%......此外，船主，即所有搭乘商人的戎克船的頭領，回去中國時，必須繳納4%的貨物出口稅給官吏......暹邏蘇木和占巴蘇木，在中國每擔可賣到6里爾的，就須繳納進口稅2里爾；胡椒，可賣到20里爾的，就須納稅5里爾；鉛，可賣到8里爾的，就須納稅2里爾；銅，可賣到16里爾的，就須納稅3里爾；檀香木，可賣到30里爾的，就須納稅6里爾；白豆蔻，可賣到25里爾的，就須納稅4里爾；燕窩，可賣到120里爾的，就須納稅18里爾；象牙，可賣到75到80里爾的，就須納稅12里爾；其他所有的貨物也都如此類推，都按照售價扣稅。
1641年記錄的「進出口什一稅」：
總督已經允許中國商人的船前往柬埔寨與東京，條件是，他們向東印度公司繳納十分之一的進口稅和出口稅，而且他們不得經營與東印度公司相同的貨物。
1644年記錄的「貢稅」：
我們來這兒的目的，並不是要來消滅他們，而是要來向他們提供和平以及我們友善的來往，這種關係，不外乎只要求他們公正的服從而已——如果願意服從公司，每年需用鹿皮或其他東西繳納貢稅。
1655年針對漁民的「烏魚稅」：
1655年，有71艘漁船來大員（即台南）。這些漁夫表示，他們樂意來南部沿海捕烏魚，不過希望公司降低從每隻烏魚收一個stuiver（5分荷蘭盾），一擔烏魚子收六里爾的徵稅。因為烏魚價格跌了，那些中國漁夫近來很難支付應繳的稅，這些稅，有時超過他們捕獲總數的一半。這使他們難以維生。所以這些漁夫現在提議，讓他們每捕獲五隻烏魚繳納一隻......總督與議會經過調查後，認為那些漁夫的要求有道理，決定每一百隻烏魚徵稅二十隻。
良心發現了啊。
1658年記錄的「人頭稅」、「稻穀什一稅」：
徵收中國人的人頭稅和稻穀什一稅，1658年收入105585里爾。有五十艘中國人的船去南部沿海捕魚，這些魚，消費的不計，光出口的，公司就收到5000里爾的出口稅。議會決議，以後也要徵收從中國進口紡織品的進口稅。
此外還有很多稅，比如房屋交易稅、檳榔稅等等。重商主義的荷蘭人認為，萬物皆可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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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1630年荷蘭人繪製的台灣地圖，也算是中國沒有但挺重要的中國史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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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團460：你看過哪些書上沒有的歷史地圖？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
英國探險家奧利爾?斯坦因和他在中國西部的考古探險活動，這書是斯坦因對中國新疆及中亞地區進行四次探險的紀實之作，書中通過記錄大量的考古挖掘，首次揭開了諸如樓蘭、尼雅等古國的神秘，具有珍貴的史料意義，對於我們了解該地區的歷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如果想研究中國西域史，那麼這本書是必須要了解的。
（網路圖 侵刪）
他是尼雅遺址的發現者，也是敦煌藏經洞劫經的始作俑者
看過《精絕古城》的朋友應該對這個神秘美麗的名字很感興趣吧，她確實存在的。
尼雅遺址——「東方龐培城」、「精絕國故址」，《漢書·西域傳》：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驛長各一個。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戍廬國四日，行地空，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
西域三十六國之一，古精絕國所在，絲綢之路咽喉要地，地理位置重要，公元3世紀左右因戰亂消失。
東漢末年，鄯善人征服絲綢之路南道樓蘭、且末、小宛、精絕和戎盧等國，建立了西起尼雅河、東至敦煌的鄯善王國。此後，精絕成為鄯善統治下的一個州。
但隨著斯坦因將尼雅介紹給西方，尼雅的劫難就此開始。
尋寶熱潮開啟後，各國探險家紛至沓來，同時斯坦因先後四次進入新疆，盜走了包括敦煌文書在內的大量珍貴文物。
直到20世紀90年代，我國才開始真正對新疆地區正式考察，每次發掘大概在半個月至三個星期之內，9年一共有140天左右。
在一具精絕王夫婦合葬墓中，發現了「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織錦。
仔細想一想，斯坦因做的到底是好事呢還是壞事。
不可否認的是，斯坦因確實開啟了我國對西域文化的重視與了解。
明中期以後，文化繁榮，很多文學作品一個月左右就能在日本出現
後來我大清養了一堆儒家哈巴狗修四庫全書毀書無數
再後來民國以後，大量的書籍從日本迴流，也是當初沒想到的啊我知道的有兩本一本是《世界境域志》是和唐朝同時期的，波斯人寫的，背景就是被阿拉伯征服的波斯，裡面除了總的介紹之外，寫國家的，第一篇就是中國，但是裡面的中國人是波斯神話英靈的後代，皇帝信拜火教。估計是他也知道薩珊波斯王族的血脈去了唐國，作為一個縹緲虛無的奢望吧一本是《國朝寶鑒》是李氏朝鮮的史書，裡面很多乾貨，特別是明朝的使節的事情
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也就是《西行漫記》和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算不算？
這是外國人第一次對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和中共領導人、高級將領的生動描述，記錄了許多珍貴的歷史。遠古的沒聽說過，明朝清朝有一些：
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在中國頗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稱為「泰西儒士」。
利瑪竇中國札記是了解明史的一扇窗口，很多人對明史有疑惑，認為清朝為了美化自己大幅度修訂了明史，那麼可以從這邊書裡面比較客觀的了解下明朝當時發生的情況。
有一本神書叫做《納迪爾史》，目前沒有漢譯本。
其中有一章叫《納迪爾沙和乾隆在中亞的較量》
說不上多重要的歷史，但是多虧了朝鮮《李朝實錄》（文言文寫成），才把殺人魔王朱棣大開殺戒、殘害後宮的諸多喪盡天良的事留下來。而這些血腥的細節，我國史書上是見不到這的。
（以下引用史料均出自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先說選妃。朱棣同志的口味和元朝人一樣，都是哈韓族，喜歡朝鮮美女，經常派太監去朝鮮募集花季少女。
（太宗戊子八年、明永樂六年四月）甲午，朝廷內史（明朝廷）黃儼、田嘉禾、海壽、韓帖木兒、尚寶司尚寶奇原等來……儼宣諭云：「恁去朝鮮國和國王說，有生得好的女子，選揀幾名將來。」上扣頭曰:「敢不盡心承命。」置進獻色采女童，禁中外婚嫁。
朝鮮把天朝來的使節叫做天使，可這些人分明是披著天使外衣的魔鬼。既然是朱皇帝的旨意，那朝鮮只有乖乖照辦，於是朝鮮廣派專員，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美女海選運動，並特別聘請大明太監黃儼擔任總評委。為了防止民間借搶婚躲避選美，朝鮮乾脆一刀切下令全國人都不準結婚。七月份，第一批美女募集完成，結果黃評委利用他資深的太監審美評點後認為：什麼玩意兒！天使怒了，這朝鮮國王能好過嗎？不僅海選得推倒重來，負責選美的小評委們也一起收拾掉。
七月戊申，內史黃儼等與議政府同還京外處女於景福宮。儼怒其無美色，挫辱任事者。己酉，分遣各道巡察司更選處女，又使內官一人從之，移牒各道曰：「前者不肯用心推刷，多有漏報者。更與大小守令品官、鄉吏、日守兩班，鄉校、生徒、百姓各戶，如有姿色，一皆採擇。如有隱匿或有針灸、斷髮、帖葯多方規避者，論如律。」辛亥，黃儼等如闕，再擇處女。乙卯、辛酉，黃儼等多次如景福宮，更視處女。
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朝鮮大小臣僚什麼也不幹了，把選美作為唯一任務，嘔心瀝血，終於選出幾位入得了天使法眼的美女，這才交了差。
十一月丙辰，黃儼等以處女五名——工曹典書權執中女、仁寧府左司尹任添年女、恭安府判官李文命女、護軍呂貴真女、中軍副司正崔得霏女，從者十二名，火者十二名，還京師。其父兄等伴送。以藝文館大提學李文和為進獻使，賚純白厚紙六千張赴京。上不欲名言奏進處女，故使文和若賚進紙札然。所進之女，其父母親戚哭聲載路。
朱棣為滿足個人性慾，一個選妃搞的朝鮮舉國雞飛狗跳半年。類似的朝鮮選妃還有多次，《李朝實錄》歷歷有數，我就不一一說明，再舉一例最噁心的。這次選妃發生在明成祖駕崩的永樂二十二年（1422），讓我們看看朱棣這個老不死的在快要上西天前性慾還有多麼猙獰：
（七月）辛巳，奏聞使元閔生、通事朴淑陽先來啟曰：皇帝謂元閔生曰：「老王以至誠事我……今小王不以至誠事我……朕老矣，食飲無味，若蘇魚、紫蝦醢、文魚，須將來進。權妃生時，凡進膳之物，惟意所適，死後，凡進膳、造酒若濣衣等事，皆不適意。」內官海壽立於帝傍，謂閔生曰：「將兩個好處女進獻。」帝欣然大笑曰：「並將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工於造膳、造酒侍婢五六進來。」
可是這些可憐的朝鮮女孩哪知道，她們的中國之行將會是多麼血腥殘酷。
卻說永樂六年黃儼選美從朝鮮帶回來的幾個女孩中，有一個權氏非常討朱棣喜歡，很快就被封為賢妃，《明史?后妃傳》說她「姿質穠農粹，善吹玉簫，帝愛憐之，七年封賢妃」。可是紅顏命薄，永樂八年她就去世了，其實這本無什麼問題，問題出在有人告密：權妃是呂婕妤毒死的。
這個呂氏也是永樂六年一同進獻的朝鮮美少女之一，進宮早，資歷老。後來又來了一個朝鮮美人也姓呂，於是小呂就想去跟老呂套近乎，但老呂看不起小呂是商人家庭出身，不當閨蜜，於是小呂就對老呂懷恨在心。權妃突然去世，小呂覺得機會來了，就告發朱棣：是老呂乾的。這個老呂確實跟權妃不太對付，因為權妃進步太快，難免引起老呂嫉妒，老呂還跟她說過：「有子孫的皇后也死了，你管得幾個月？這般無禮。」這話一聽就不對了。於是朱棣就查，還「查出」是老呂宮中的朝鮮人太監金得、金良下砒霜毒死了權妃。朱棣龍顏大怒，把呂氏酷刑折磨致死，然後大開殺戒，把老呂宮中太監宮女幾百人砍了個乾乾淨淨，事在永樂十一年（1413）。
及權妃卒，誣告呂氏點毒藥於茶進之。帝怒，誅呂氏及宮人宦官數百餘人。
殺了呂氏還不算完，暴怒之下的朱棣認為，她在朝鮮的的家屬也不能放過，勒令李朝太宗處理掉呂氏全家。這事在《李朝實錄》里有很詳細的記載。
命囚呂氏之母與親族於義禁府……上曰：「近因元閔生之言囚呂氏親黨。然權氏為妃而呂氏為美人，雖有尊卑而非嫡妾之分，且其酖殺曖昧。而吾等遠體皇帝之怒，遽然族誅，予所不忍也。」……上不忍以律外之刑加之，釋呂氏親族，只留其母張氏。丙申，釋呂氏之母張氏。
朱棣兇殘，連朝鮮國王都看不下去了，做了做面子工程，最後還是放過呂家了事。但這件事也只算開胃菜，更血腥的，還要數後面的「魚呂之亂」。
這個小呂扳倒老呂，繼續服侍成祖爺。但她是如此慾火焚身，皇帝一年才不知道寵幸她幾次，怎能滿足她的慾望。於是她就和另一個宮人魚氏一起，跟公公們縱情歡愉，事情隱瞞了很久。戴上綠色帽子的朱棣發覺之後，立刻開始追查，小呂與魚氏可不想死在老魔王的手裡，畏罪自殺。朱棣雷霆之怒，把有關的宮女都抓了起來，嚴刑逼供，然後一個人供出又一個，連環供認，成了明代後宮數一數二的血案。
後賈呂與宮人魚氏私宦者，帝頗覺，然寵二人不發。二人自懼縊死。帝怒事起賈呂，鞫賈呂侍婢，皆誣服，雲欲行弒逆。凡連坐者兩千八百人，皆親臨剮之。或有面詬帝曰：「自家衰陽，故私年少寺人，何咎之有！」
當然，這個數字肯定是誇大的，朱棣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親自剮了兩千八百人。但多少無辜宮女血流成河，白白送命，當是事實。再加上黃氏一案，到了永樂末年，朝鮮后妃幾乎被殺戮一空，慘絕人寰。
即使是僥倖逃出生天的朝鮮后妃，你以為就平安了？朱棣老兒在陰間還需要他們作陪呢！朱棣死後，殉葬宮人三十餘人，其中就有韓氏等朝鮮后妃。
及帝之崩，宮人殉葬者三十餘人。當死之日，皆餉之於庭，餉輟，俱引升堂，哭聲震殿閣。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掛繩圍於其上，以頭納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頸而死。韓氏臨死，顧謂金黑曰：「娘，吾去!娘，吾去!」語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與崔氏俱死。
如此慘無人道的宮廷血案，我國史料皆噤若寒蟬，有賴朝鮮《李朝實錄》得以保存，否則我們將無法看到那些凄婉的冤魂是怎樣離開這個世界的。讀過這些，對「偉大皇帝」明成祖朱棣的認識，恐怕也不會那麼單純了。
去年的《中國正在說》邀請了清華大學國家傳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說一帶一路。說了一個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事。
當然有啊，有很多。
例如元安西王阿難答改宗伊斯蘭教這件事，漢文史料沒有記載。
因為阿難答的父親忙哥刺的子女長不大，所以阿難答被託付給了一個名為蔑黑帖兒·哈散·阿黑塔赤的突厥斯坦伊斯蘭教徒，讓這個人撫養[他]。這個人的妻子名祖來哈，把他奶大，因此木速蠻的信仰在他的心中已經鞏固起來，不可動搖，他背誦過《古蘭經》，並且用大食文書寫得很好。他經常把[自己的]時間消磨於履行戒律和祈禱上，同時，他還使依附於他的十五萬蒙古軍隊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蘭教。
[他的]異密之中，有一個撒兒塔黑，是一個反對伊斯蘭教的人，他前往合罕處抱怨說，阿難答經常都在教堂中，從事於祈禱和念誦《古蘭經》，他給大多數蒙古兒童施行了割禮，並且使大部分蒙古軍隊皈依了伊斯蘭教。合罕（元成宗）對他甚為生氣，並派遣了鷹夫長只兒哈朗和赤兒塔合兄弟倆，要他們去阻止他履行祈禱和戒律，不讓木速蠻去見他，並促使[他]向寺廟中的偶像磕頭燒香。阿難答拒絕了，沒有聽從，他說道：「偶像是人造的，我為什麼要向它下拜?我連偉大上帝的造物，有形世界的生命之原，禽獸草木的生活和發展之因，太陽，也不認為能夠崇拜，我怎能崇拜人造的物象，把它看作我和合罕的創造者呢?」合罕由此動了怒，便下令把他囚禁起來，而他卻對伊斯蘭教和真正的信仰仍然那樣的固執和堅定，並且說道：「我們的祖先全是一神教徒，並且認為上帝是唯一的。沒有疑問，正是為了獎賞在信仰上的這種熱心，永恆的上帝才把全世界賜給了他們，並使他們作了君主和眾人的首領，使他們著名和驕傲起來，而他們卻從來也沒有崇拜過偶像。」合罕召了他去問道：「如果你做過什麼夢，或者上天給予了你什麼啟示，或者有誰指引了你走上木速蠻教的道路，就講出來吧，讓他也給我指示一條道路。」阿難答說道：「偉大的上帝給我指出了一條認識他的道路。」合罕說道：「這條道路是魔鬼指給你的!」他回答道：「如果是魔鬼給我指的道路，那麼，是誰把[這條]道路指給我的兄長合贊的呢?」合罕默然沉思起來。闊闊真哈敦以勸告的方式向他說道：「你登位已經兩年了，而[你的]國家卻還沒有鞏固。阿難答有很多軍隊，並且唐兀惕地區的所有那些軍隊和居民都是木速蠻並對此執[迷不悟]。本地就有叛亂者。不要讓他們[軍隊和居民]變心，那可真不得了，[你]不宜強迫他，讓他自己選擇自己的信仰和宗教吧。」合罕知道這個勸告乃出自同情。他釋放了他，加以撫慰，待[之]以禮，並派遣了他去統轄唐兀惕的軍隊和國家。雖然阿難答自幼就思考過伊斯蘭教並且信仰了它，但他走了極端，並且在這方面表現得過分了，當聽說伊斯蘭君主合贊[汗]一一願[安拉]佑其長久在位！一一堅定地成為了木速蠻，一神教徒和無瑕的信仰之人，並且他還讓在伊朗的全部蒙古人都皈依了木速蠻教。在打碎了偶像和搗毀了寺院之時，[於是]他也在鞏固伊斯蘭教方面竭力模仿他。從阿難答和他的軍隊的狀況可以作出結論，最近，伊斯蘭教的事業就將在該境中臻於完成，並按《古蘭經》的名言「他們將成群加入安拉的教」，他們將成群地加入，[他們]和[他們的]子孫也將成為虔信者和一神教徒、無瑕信仰之木速蠻。上述的篾里帖兒哈散、忻都、倒刺沙哈米忒、札馬勒一阿合和馬合謀一阿黑塔赤，他們全都享有尊敬和威信，其中有的人則有可能接近鐵穆耳合罕的母親，致力於鞏固伊斯蘭教。在這個事件之後，最近幾年中，阿難答曾以參加忽里勒台為借口，前往合罕處，向他表示愛戴和尊敬，並最後表明了自己的伊斯蘭教信仰。而合罕曾聽說伊斯蘭君主合贊汗一一願安拉佑其長久在位！一一的伊斯蘭教信仰，所以他[對此]讚許道：「阿難答在伊斯蘭教信仰方面成了合贊汗的追隨者，讓他如其心愿，也信仰伊斯蘭教吧，我已仔細想過了，[並已看出]伊斯蘭教是好的道路和信仰。」因此，阿難答甚為關心伊斯蘭教。他再一次統轄了唐兀惕的軍隊和地區，並全面地掌管著它：雖然該處也有合罕的大臣和必閣赤主管稅關，但大部分稅收都被用於他的軍隊，並且絲毫也不再向底萬上繳了。不承認伊斯蘭教，並且曾經揭發過阿難答的撒兒塔黑，現在也成了木速蠻，而他是他的大異密之一，還有一個名明裡者，他也是一個木速蠻。阿難答現今大約有三十歲。他黝黑，黑鬍鬚，高身材，體肥胖。他有一個兒子名叫月魯一帖木兒，他在自己的兀魯思中坐在王位上掌著大權。他在自己的營地上建立清真寺，經常念誦《古蘭經》，沉湎於祈禱。
（波斯）拉施特：《史集》 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392-395頁。
奉系軍閥時期關於東三省兵工廠的資料
東三省兵工廠雖然只短暫存在了十年，但是在民國兵器史上還是有著不小的價值的，但是受限於多種原因：918的戰亂，蘇軍進入瀋陽後對兵工廠的破壞等，導致現在存留的奉系時期的兵工資料非常匱乏，尤其是29-31年這段時間，雖然工廠本身並沒有什麼太大變化，但是卻有相當數量的新兵器研製和生產，但是這些國內卻沒有什麼存留了。
雖然有《九十工廠廠史》這類相對「原始」一些的資料，但是要想深入研究一下還是遠遠不夠的。
但是在日本人手上，還有很多關於奉系時期的兵工資料，918之後，工廠的部分檔案被日軍掠得，之後運回國內保存，而這些檔案，就成了研究東廠很重要的資料來源
比如有反應30-31年生產計劃的《炮槍彈各廠十九二十兩年度主要物品作業計劃表》雖然只是個計劃表，但是其中所列的武器型號卻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式」武器在此前國內只記載了榴彈炮，「一九式高炮」「一九式山炮」都是首次發現的新型號，很值得繼續深究一番。
另外是日軍自己記錄的關於東廠的資料。
比如這個918之後向國內轉運的東廠武器，可從這裡一窺東廠末期的生產情況。
還有這個遼一六式新重迫，國內記錄有新型炮車，但是卻沒有照片存留，但是日本人這就有。
奉造平射步兵炮（仿日11年式）的防盾形制，日本檔案也有記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於奉造十四年式十榴，這個炮可以說是中國自造的第一款野戰輕榴了，但是國內沒有很充足的資料。
都是很簡單的記載。
日本這裡就有很詳細的記錄，還有火炮各部的說明。
還有照片存留
（完）
淞滬會戰的「四行倉庫八百壯士」里有一部分戰士被送到了PNG做勞工的記載主要來自澳洲和巴布亞里新幾內亞（PNG）的的資料，
這是上海離PNG的距離，一路沒吃沒喝，虛弱者被丟下海，不順眼著被日軍刺刀挑死者無數，到了PNG的拉包爾給日本人做工也是九死一生，偷吃東西的戰士都會日軍召集土著們圍觀，公開處決。
被送的主要是國軍86軍部分被俘將士，部分留在上海英租界的八百壯士的將士，甚至還有新四軍被俘將士，國共的都有。日本人還故意把國共關在一起，意圖激化矛盾方便管理，最後的結果是國共在45年澳軍準備登陸拉包爾的時候，國共合作，集體暴動，組成中國兄弟團，攻入拉包爾城區，解決了日軍，澳軍在拉包爾登陸後，澳軍師長都被弄糊塗了，他問自己的參謀：中國軍隊怎麼打到PMG來了？在得知情況後，他下令澳軍第十一師退出拉包爾，由中國兄弟團承擔了拉包爾的衛戍任務，吳炎中校成為了拉包爾佔領軍司令官。
在澳大利亞檔案館能查到PNG的拉包爾戰爭公墓378名中國軍人是在公墓裡面的，但是經歷過火山毀滅性打擊的拉包爾戰爭公墓，再也找不到他們的墓地了，只留存在澳洲檔案館的文字記錄里：
能找到這批烈士墓裡面，只有3個保存下來的，最完好的是六十七師上尉吳坤，來自湖南省岳陽市湘陰縣，這是鳳凰大佬在為烈士獻花：
二戰期間，拉包爾成為日軍在南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軍基地之一，先後約有1600多位中國軍人被押送到拉包爾集中營當勞工。除去運輸途中死亡的中國軍人，在戰俘營中死亡的中國軍人達653人，剩下約1000人在1946年被美國海軍送回中國。這600多名抗戰英雄的遺骨從此流落海外。
三小時
先上圖
圖片上的東西是 漢委奴國王金印。這件文物，印面正方形，邊長2.3厘米，印台高約0.9厘米，台上附蛇形鈕，通體高約2.2厘米，上面刻有「漢委奴國王」字樣。 天明四年 ( 1784 ) 由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農，在耕作挖溝時偶然發現的。金印出土以後輾轉百年，直至1979年一個家族的後人把它捐獻給了日本福岡市博物館。
這個東西很好的印證了《後漢書·東夷列傳》中「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這段話。東漢初年，日本國王遣使入漢都洛陽進貢，願為漢臣藩。求漢皇賜名，漢以其人矮，遂賜「倭國」。其王又求漢皇賜封，光武帝又賜其為「倭奴王」。當時，日本想借著臣屬於漢王朝樹立自己權位和王位。因此舉國大喜。
若沒這件文物，又會說中國官修史書不可信。要知道即使出現了這等文物，日本有學者還是提出了質疑。
哎。真的是醉了你是想說乾隆這犢子修《四庫全書》毀書的事兒？
建川博物館有一份《美軍飛行員華北地區避難須知》:
當然有很多。最大份量大可能是朝鮮文獻。朝鮮王國李朝開國在明太祖時期，被日本吞併在1910年中國正好是宣統朝，基本上李朝和中國明清歷史相始終，所以《李朝實錄》保留了許多珍貴的明清史料。除了日常的朝鮮與明朝清朝的朝貢信息，很多重大事件李朝實錄都有涉及，比如抗倭援朝戰爭，比如明末明軍和清軍在山海關外的戰爭。此外還有許多朝鮮使臣打聽到的中國情報也會被記錄下來。民國時期，孟森和吳晗根據李朝實錄，捋清了清朝皇室開國前的世系，可以說是邊疆民族史研究的一個不小成就。除了朝鮮官書，一些大臣出使到中國往往也會留下很多筆記，這些都是研究明清史的重要資料。此外，韓國境內三田渡有一塊神功聖德碑，記錄的是清太宗征討朝鮮王國這一戰爭過程的。
真有，可參見朝鮮的一些史書。注意是李氏朝鮮，不是現在的南北棒！
應該有很多，但據我了解，最有價值也是最豐富的應該是李朝實錄里關於明朝的記載吧。今天學者要研究明史，這部分內容算是基礎性的史料了。
感興趣的同學可以找找吳晗&<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從洪武一直記到清朝，將近六百年。《馬可波羅遊記》算不算？忽悠了一幫人來中國東漂。
不算中國沒有記載的歷史。。。2017年，燕然勒功石刻在蒙古被發現，刻文撰寫者就是大史學家班固。燕然勒功，是與「封狼居胥」齊名在中國文化里是僅次於「統一天下」的功業。
忽禿倫公主（約1260-約1306年），是窩闊台汗國統治者海都最著名的女兒，忽必烈可汗最著名的侄孫女（海都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侄子）。她的父親對她的能力非常滿意，並且她還在軍事活動中陪伴她的父親。馬可·波羅的遊記和拉施特的《史集》都寫了她，但是古代漢文史集中並沒有對她的提及。她在西方文化里有名主要是因為她是《圖蘭朵》中的圖蘭朵公主的原型。
維基中對於忽禿倫公主資料介紹：忽禿倫（Khutulun）一名來自突厥語的「幸福（qutuq）」，而lun則是婦女名之尾。《馬可·波羅遊記》稱她為阿吉牙尼惕（Agianit），並說這個名字在韃靼語中意為「光耀之月」。其他的資料中，她還被叫作愛由魯黑（Aiyurug, Aiyaruk, Ai-jaruk）和闊脫勒察罕（Khotol Tsagaan）。
忽禿倫大約生於1260年。在1280年，她的父親海都成為了中亞最有權勢的統治者，統治著從西蒙古到阿姆河，從中西伯利亞高原到印度的領土。馬可·波羅將忽禿倫描述為一位一流的戰士：她能騎馬馳入敵軍的陣列，像老鷹捉小雞一樣輕鬆地捉住一名俘虜。她在許多場戰役中協助了她的父親，這些戰役主要是反對她的親戚忽必烈大汗（1260-94在位）的元朝的。除非有人能在摔跤中第一次就擊敗忽禿倫，否則她就不嫁人。許多男子都來嘗試，但是沒人成功。她會和求婚者們挑戰，比賽摔跤，如果那位想做新郎的人輸了，他就得被罰100匹馬。她因此得到了10000匹馬。她的父母為她的婚事著急。人們聲稱她和她的父親保持著亂倫的關係，因此在她的父親在世時，她不會接受別的男子。在意識到了這個代價後，她的父親為這惡意的宣傳付出了代價。忽禿倫在她的父親的追隨者中選擇了一名男子，並且在沒有和他摔跤的情況下就嫁給了他。關於她的丈夫的身份有許多說法。一些編年史說她的丈夫是一名英俊的男子，他曾經刺殺她的父親失敗並被俘虜，而別的來源則說他是海都的伴當，來自綽羅斯氏族。拉施德丁寫道，忽禿倫愛上了位於波斯的蒙古統治者合贊。忽禿倫的父親海都漸漸地依賴於她的勸告與政治上的支持。她毫無疑問是她的父親的特別喜愛的孩子，而根據一些記述，她的父親在1301年在自己死前曾企圖任命她為下一屆可汗。不過，她的父親的選擇由於她的男性親人們而被婉拒了。在海都死後，忽禿倫在她的兄弟斡魯思（Orus）的幫助下守護了她的父親的墳墓。她被包括察八兒在內的她的其他兄弟們以及她的親戚篤哇所挑戰，原因是她反對他們的繼承權。她死於1306年。在1710年，在寫第一部關於成吉思汗的傳記時，法國學者弗朗索瓦·佩蒂·德·拉克魯瓦（Fran?ois Pétis de la Croix）出版了一本書，這本書由傳說和寓言組合，有著許多亞洲的文學主題。他的最長、最佳的故事之一便是來自忽禿倫的歷史。不過，在他改編的作品中，忽禿倫的頭銜是圖蘭朵，意為「土耳其人的女兒」，並且她是中國的蒙古皇帝阿兒頓可汗的十九歲大的女兒。佩蒂·德·拉克魯瓦沒有讓她以摔跤來挑戰她的求婚者們，而是讓她用三個謎語來考驗他們。在他的這個更具戲劇性的版本中，求婚者們賭的不僅是馬匹，而且如果他們未能成功回答，他們還會被罰去自己的性命。五十年後，受歡迎的義大利劇作家卡洛·戈齊將她的故事寫成了一部關於一個「傲慢無情的」「殘忍女人」的戲劇。在那個時代的兩位最偉大的文學天才的珠聯璧合下，弗里德里希·馮·席勒將這部戲翻譯為了德語，標題為《圖蘭朵，中國公主》，而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於1802年在魏瑪的舞台上指揮了它。一個多世紀後，義大利作曲家賈科莫·普契尼於1924年，在其彌留之際仍然在創作他的歌劇《圖蘭朵》。不像他的另一部的戲劇中的女主角蝴蝶夫人，那個為愛而生，為愛而死的女人，圖蘭朵拒絕任何的被她視為地位低於她的男人。普契尼的歌劇成為了對她的一生的故事的最著名的藝術改編作品。美劇《馬可波羅》中的忽禿倫公主：
北洋水師軍歌消失120年後現世 存英國檔案館
https://m.bilibili.com/video/av6871469.html「寶祚延庥萬國歡，景星拱極五雲端。海波澄碧春輝麗，旌節花間集鳳鸞。」四句話，28個字，就是120年前北洋海軍將士們傳唱的軍歌再次現世。 在消失了120年後，北洋海軍的軍歌重新奏響。 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出品、組織拍攝，歷時2年完成的北洋海軍歷史紀錄片《北洋海軍興亡史》於29日在央視播出，劇中將透露很多新史料發現。其中一項比較特別的是，就是這首從歷史中復活的北洋海軍軍歌。 中國海軍史研究會會長陳悅說，這首軍歌自甲午戰敗後，就在中國的歷史中被湮沒了。他在英國的外交檔案中發現這份軍歌檔案後帶回國內，經專業音樂人進行編曲和奏唱，這首軍歌得以煥發新生。 國內無記載 英國外交檔案中發現軍歌 這首軍歌自甲午戰敗後，便湮沒在歷史中，百餘年來只剩劉公島海水拍擊岸堤的迴響。 直到前年，中國海軍史研究會會長陳悅到英國尋訪甲午檔案時，才把這首歌重新帶回國內。 「是在英國的外交檔案館資料中發現的這首北洋軍歌，」陳悅說，這份資料的軍歌是用中文寫成，同時還配有五線譜。 為何這份軍歌檔案會在英國發現？陳悅說，當時清朝在英國定製軍艦，派遣留學生到英國學習海軍知識，兩國海軍交往比較頻繁。根據相關海軍禮節，在一些特定時候需要演奏兩國的海軍軍歌，因此北洋海軍軍歌的這份檔案中還詳細標明了五線譜，就是為在演奏時使用。 陳悅說，毫無疑問，這首軍歌一定是當時北洋海軍軍內廣泛傳唱的，只是因為甲午戰敗後，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活著的北洋人流散各地，才讓這首軍歌湮沒於歷史之中。 作者成謎 軍歌中西合璧重煥新生 陳悅說，有關北洋海軍軍歌在國內的文獻資料中鮮有記載，目前國內關於北洋海軍軍歌的記錄出現在《北洋海軍章程》中。 在《北洋海軍章程》第九節中，對國樂和軍樂有簡單的要求。章程規定「國樂：凡兵船有時應奏行軍國樂，須用中國樂器，其樂章由海軍衙門撰擬，通行樽辦。」「軍樂：鐃歌、凱歇向無定章，聽提督隨時擬用。」其中鐃歌也泛指軍中樂歌。 從章程的規定中可以發現，當時只是把軍樂仿照西方海軍，作為一種禮節上制度安排，國家也並未做統一的安排。 那這首中國古詩體的軍歌究竟是誰所作？陳悅說，在英國發現的北洋軍歌檔案上沒有註明作者、編曲為何人。 是否會是丁汝昌或者北洋海軍的某位將領所作，陳悅說，軍歌的作者憑目前的資料還無法考證出來。 但陳悅說，由於檔案資料中明確用五線譜進行了記載，這為復原軍歌奠定了基礎。 經過對原曲譜的整理後，軍內資深音樂家雪野按照現代方式進行了譜曲，讓這首軍歌煥發了新生，並由總政歌舞團合唱隊進行演唱。 昨日這首復原的北洋海軍軍歌演奏時，現場效果震撼，旋律激揚。 「雖然歌詞只是短短的一首詩，但是當時是循環唱的。」陳悅說，「北洋海軍軍歌的曲子是中西合璧的，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這表明了當時北洋海軍對西方文化的一種學習態度。」 歷史記載 北洋艦隊配備專門軍樂隊 陳悅說，在《北洋海軍章程》中，對定遠和鎮遠兩艘鐵甲艦人員配置的規定中，除了在額定的329人外，艦上還有數量不等的海軍陸戰隊以及軍樂隊。 「軍樂隊大都由十六七歲的孩子組成，被稱為樂童，他們使用中式的樂器來演奏國樂、軍樂、凱歌。」陳悅說，黃海海戰時，這些英勇的孩子大都奔忙在彈藥庫通往各個炮位的道路上，搬運彈藥。 而根據丁汝昌留下的信稿顯示，為這批樂童還配備了專門設計的制服。但樂童並不在北洋水師的定額編製內，因此在北洋海軍的軍服制度中還沒發現相關的設計規章。 陳悅說，這首軍歌見證了當時北洋海軍開放、包容的外交態度，不應該讓它就此消失，從這首歌中也能夠發現，北洋海軍建軍時的那種氣魄和精神，是一段很有價值的歷史細節。《石頭記》列寧格勒藏本為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由隨舊俄宗教使團來華的大學生Л·庫爾梁德采夫所得。一九六二年蘇聯漢學家Ъ·Л·里弗京（李福清）於蘇聯亞洲人民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發現，一九六四年撰文介紹，始為人所知。現藏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
林黛玉的眼睛和眉毛到底是個什麼樣兒？是紅學史上一個有趣的難題。幾百年來，困惑了無數的紅學家。現存脂評本《石頭記》和程甲本《紅樓夢》關於林黛玉的眼睛和眉毛的描寫，竟然有九種文本：甲戌本「兩彎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顧非顧含情目。」
在甲戌本上，有的字加了紅框，說明作者對框內的文字還不滿意，還要修改！)己卯本「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笑非笑含露目」3〉庚辰本「兩彎半蹙鵝眉，一對多情杏眼」4〉蒙古王府本戚本「兩彎似蹙非蹙罩煙眉，一雙俊目」5〉楊藏本「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目」6〉甲辰本（夢覺主人本〗程甲本「兩彎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7)舒序本「眉彎似蹙而非蹙，目彩欲動而仍留。」8〉卞藏本「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飄非飄含露目。「9〉列寧格勒本「兩彎似蹙非蹙買煙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
對林黛玉眼睛和眉毛的描寫，脂硯齋各種抄本各有特點，顯然列寧格勒藏本最恰當。其他抄本對林黛玉眼睛和眉毛的描寫都不理想說林黛玉的眉毛是「鵝眉」，當是「蛾眉」之誤，這樣寫未免太普通，太俗套了說林黛玉的眉毛是「籠煙眉」，不準確，「罩煙眉」更不準確，可能是抄手不認識「罥「字之誤。唯有「罥煙眉」最優美，最有神韻。寫林黛玉的眼睛是「多情杏眼」，「杏眼」太圓也太大了，再加上「多情」，能是林黛玉的眼睛嗎？「一雙俊目」，太普通了「一雙似笑非笑含露目」和「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含露」可以，「似笑非笑」或「似喜非喜」又不成了，林黛玉豈能是這樣一種皮笑肉不笑的樣子？絳珠仙子是到人間還淚的豈能總是似笑非笑「似喜非喜」？「多情」更不準確，按照曹雪芹的構思，林黛玉不是多情，而是「情情」。「目彩欲動而仍留」同樣不像林黛玉的眼睛。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馮其庸等先生到前蘇聯考察道光年間被帶到俄羅斯的脂評本，看到關於林黛玉的眼睛和眉毛的兩句描寫「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喜從天降，「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最合乎曹雪芹原意的描寫終於一錘定音。
德國東方學家朱利斯·克拉普羅特（Julius Klaproth - Wikipedia）在1807年宣讀的論文《第八世紀時中國人的化學知識》中提到了一本中國古代抄本，並以此為論據宣稱古代中國人已經發現了氧氣。
克拉普羅特在他的論文中展示了這本抄本的標題，「平龍認」三個漢字，說明這本抄本很大可能不是杜撰。但除了克拉普羅特的這篇論文，就再也沒有其他任何關於這本抄本的記載。
當然要說《李朝實錄》啦！
明清期間有很多黑歷史，當初是我國記錄一份，各屬國各自記錄一份，然後，由於「各種原因」我國的那份被「重新整理」了，但是，朝鮮的那一份因為沒人搭理就"保存至今"。《李朝實錄》裡面就有很多跟國內史書記載不一致的東西。
然後兩者一對比，很多"被整理"的事情就被「重新發現了」，朝鮮這套書簡直是實力坑隊友。2333
太多了，比如克虜伯檔案館的西文文獻，詳細記錄了李鴻章訪問和買大炮的情況。
沈志華編著中蘇冷戰時期解密檔案
解釋了朝鮮戰爭的來龍去脈
中蘇分裂不能完全怪赫魯曉夫。蘇聯並沒有向中宣傳的那麼壞中國也沒有宣傳的那麼好。一切都是政治宣傳，目的就是佔領道德制高點。統治階級的話要左耳朵進右耳朵出。
原來偉大的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也是可以騙人的
可以說沈志華是三十年來開啟民智第一人！！！歷史會記住他做的貢獻。
沈志華教授永垂不朽矣！好多人的回憶錄都被禁了……我也不知道黨史裡面有沒有對應的記載啊——因為黨史不公開啊。
中國不是只有漢族！漢族的歷史，不是中國歷史的全部歷史！中國的歷史，是56個民族的歷史！
只有皇漢民族主義的人，不願承認歷史真相！皇漢民族主義的人，才是歷史的罪人！
皇漢民族主義的人的行為，將中國歷史肢解了、破碎了、沒有統一的中國歷史觀了！這個結果，恰恰是分裂中國的人希望的結果！
如此慘無人道的宮廷血案，我國史料皆噤若寒蟬，有賴朝鮮《李朝實錄》得以保存，否則我們將無法看到那些凄婉的冤魂是怎樣離開這個世界的。讀過這些，對「偉大皇帝」明成祖朱棣的認識，恐怕也不會那麼單純了。
好，贊一個。
中國的官方史書本就是一家之言，何來完全客觀正確之說。
今人必須對歷史有一個重新認知的過程。
爵士貓 (作者) 回復撲通來了
哪裡是朱棣這點小事情，整個唐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均是糊塗賬，哥們別提魏晉南北朝。關於三國的歷史，誇大諸葛亮，貶低司馬懿，就完全不合歷史的真相。更不要五胡十六國的歷史真相，東晉的歷史真相，儒家、佛家、道家的歷史真相了。
我的提問，你回答了。中國稱為契丹的真相，你就明白了。你知道西夏、契丹、大金、蒙古歷史否？
古越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苗族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楚國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匈奴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柔然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突厥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鮮卑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蒙古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魏晉南北朝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西域各國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西夏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契丹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金朝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西藏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大理國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蒙元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滿清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越南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高麗歷史是中國的歷史的一部分否?
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其中的殺戮就是各民族融合的一部分的重要事實！
蒙古，越南，朝鮮，都是東亞大陸歷史的一部分！
蒙古國人，越南國人，朝鮮國人，為了自己國家的獨立地位，當然不能承認歷史的事實，當然會討厭中國人！可以理解。
元代蒙古人赤裸裸地歧視和虐待漢族，是歷史事實！
但是當代中國政府必須承認元代，這也是歷史事實！
中國不是只有漢族！漢族的歷史，不是中國歷史的全部歷史！中國的歷史，是56個民族的歷史！
只有皇漢民族主義的人，不願承認歷史真相！皇漢民族主義的人，才是歷史的罪人！
皇漢民族主義的人的行為，將中國歷史肢解了、破碎了、沒有統一的中國歷史觀了！這個結果，恰恰是分裂中國的人希望的結果！
舉一個例子，歷史的真相，雍正是怎樣的人！
污名化的帝王:為什麼雍正帝會被黑的那麼慘?
（原標題：為什麼雍正帝會被黑的那麼慘?）污名化的帝王:為什麼雍正帝會被黑的那麼慘?
前幾天，知乎上有用戶提出「雍正為什麼歷史評價不高？」這個問題，他指出，關於雍正的故事流傳最廣的多為奪位不正、血滴子、風流韻事、離奇死亡之類的野史，所謂康乾盛世一般只提及康熙和乾隆，對雍正很少正面描述。該用戶對此表示反駁，認為：相比康熙和乾隆時期，只有雍正雷厲風行實行過新政，改革弊政，尤其是「攤丁入畝」和「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兩個改革，更是打破千年來的傳統帝國規矩。
該問題在知乎上引起大家廣泛關注和回答，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博士、知乎歷史欄目大咖司馬亮 ，對「雍正為什麼歷史評價不高？」這個問題也作了一番回答。
還是先說結論：整體上講雍正帝並沒有「歷史評價不高」。他的歷史評價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 雍正帝去世後（1735）至19世紀晚期：官私史書均對這位名列「列祖列宗」的「世宗憲皇帝」歌功頌德；
(2) 19世紀晚期至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時期：近代民族主義在否定清朝中逐漸興起，大量關於清代的負面評價與謠言浮出水面；對雍正帝的惡評作為這種大氣候的一環出現，他被塑造為「奪嫡」、「兇殘」的形象；
(3) 1920年代至1980年代清史學科逐漸發育：因襲上一階段結論，仍然出於「惡評清朝」的緣故而對雍正帝持有負面評價；
(4) 1980年代後期至今：雍正帝被塑造為剛勁有力的改革者，其歷史評價基本是正面的。
因此可以說，雍正帝「歷史評價不高」，主要發生在20世紀前期；而且這種「歷史評價不高」主要來自於人們對清朝的惡感。進一步說，對雍正帝的污名化，既是對清朝施加污名化的一個結果，又是對清朝施加污名化的手段之一，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關係。如果能夠了解清末民初反滿思想，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雍正帝的歷史形象會不斷變化。
以下展開敘述。
「歷史評價」是一個並不太好解釋的事情。
特別是對於清代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由於對清朝歷史的書寫與評價從19世紀後期開始（對，清朝滅亡之前問題就出現了）一再處於政治思潮的影響之下，長期未能發育為健全的」史學「，導致清代人物的評價也變得非常複雜。
各位看其他朝代的史書，往往會覺得人物的歷史評價基本是確定的，例如曹操有謀略、劉備能用人之類，但對於清朝歷史而言，其實大多數人物事迹整理及傳記發掘工作都是1980年代以後、清史學科稍有發展的過程中才誕生的。學術史上將這一流派稱為「清代人物研究」，認為它是清史學科發育成熟的重要動力。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暫時放下不談。
在「清代人物研究」出現以前，人們（很少數的清史學者也好，歷史教師和文人也好，普通學生和讀者也好）對清代人物的評價，往往並不是基於史料所展現的歷史事實、針對某個人的看法，更多的是在一些基礎並不充分的歷史敘述影響下，結合一些流行的謠言，來「腦補」出一個形象。
當然這距離一種科學的歷史認識非常遠，但當時的人們並不能察覺到這一點。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20世紀末以前，清史史料披露得非常少，連學者都讀不到多少東西，遑論通俗讀物寫作者及一般讀者。
那麼大多數人的選擇只能是看一些「以前的人寫的書」，因襲舊有的歷史書寫——而這個「以前的人寫的書」，幾乎都是源自清末民初編寫的歷史讀物。這就是我們討論清代歷史人物評價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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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後期以前對雍正帝的評價：官方口徑，大行皇帝/列祖列宗，非常正面
各位可能都知道清朝文網嚴密，忌諱極多。在政治壓力之下，清朝人對自己身處時代的歷史，或者說「當代史」的寫作有很大顧慮。
在18世紀中期以前，可能都沒有多少可讀的「當代史」讀物；而18世紀中期以後，隨著國史館傳記及《清實錄》逐漸被文人官吏抄出傳播，以及一部分官修史書的流傳，清朝人才開始有稍微豐富一些的「當代史」閱讀。
換句話說，18世紀後期出現的「本朝國史」，很大程度上源自官方敘事體系及官方披露史料。在這一狀況下，對身為「列祖列宗」之一的雍正帝，自然不會有任何負面評價。唯一可能會讓人得窺雍正帝負面印象的官方文獻《大義覺迷錄》，在乾隆時期遭到禁毀；當時人的撰述中，很少有該書痕迹留下。
那麼是否有私修的當代史閱讀？
當然存在。這就又繞回了文字獄的問題。文字獄對18世紀中後期最大的影響，在於它對修書者和出版者都施加了精神上的壓力，造成了一種「自我抑制」現象，即自覺地審查出版物是否「違礙」甚至「悖逆」——這一點王汎森先生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中有非常精彩的分析，我不打算抄書。故而可以說，即便有零星的人表示過不滿，這種意識亦無從傳開。
總之，很難想像會有對雍正帝不利的「歷史評價」在18世紀中後期流行。
事實上我們可以去從18世紀後期的兩種帶有反清色彩的大眾文化——秘密教門與天地會——中窺探那個時代的人是否惡評雍正。天地會話語的特點是「蒙冤-反抗」（對此，李恭忠有非常好的分析，見《蒙冤敘事與下層抗爭：天地會起源傳說新論》一文，載《南京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並沒有對雍正帝有惡評；而秘密教門白蓮教也找不到這種意識。這不難反映出，當時即便是下層老百姓，也是不會對雍正帝有什麼特別的惡感的，不然這些反清大眾文化早就與之結合了。
這裡要提一下乾隆初政的所謂「翻案」問題。誠然，乾隆初年對雍正時期的許多改革措施有過修改，對大行皇帝所用之人有過一些處置，清史學界習慣稱之為「翻案」。但乾隆帝從未對乃父加以任何負面評價。相反，當王士俊（田文鏡的政治繼承人）奏疏中觸及「翻案」一事，立遭重譴。
然而，負面的書寫沒有流傳開，不代表不存在。
雍正帝即位後，其政敵便已將許多謠言流傳開，並最終釀成曾靜案——事實上，考慮到雍正帝主要政敵允禩等人及其家人，再加上雍正年間得罪被懲的大量官吏及其親屬，可能會對雍正帝留下負面記憶的人數是相當之多的。
這些人除一部分被處決者外，被流放到各地者為數不少，他們對雍正帝無疑有負面情感，願意傳播謠言。這是「惡評雍正」在人員群體上的基礎。
而《大義覺迷錄》的頒行、曾靜的巡迴宣講，無疑也是為負面謠言進一步流傳埋下了伏筆——雖然雍正帝的本意是要「把一切說明白」，但從歷史的走向來講，應該說是事與願違的。
必須要說的是，由於這些人在政治上處於低谷，而且書籍等信息載體的使用也很受限制，因而對雍正帝的負面觀感並不是成體系地流傳下來，而是零零星星地隱伏下來，很多具體信息湮沒了，只剩下一些語焉不詳的片斷，可能憑藉口傳或極其隱晦的記載在小範圍中流傳。可是，這些隱伏下來的零星意識（幾乎可以改說是「零星遺忘」），最終在雍正帝去世一百多年以後突然綻放，變為「惡評雍正」的資源。
（一個補註：看到數位答主認為雍正得罪了士紳，所以士紳詆毀他。這應該說是個誤解。「耗羨歸公」改革令州縣可以有自己支配的經費，不必以灰色手段攤派差役，很大程度上是對下級官員及地方紳士的解放。可參見《州縣官的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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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對雍正帝的評價：「因為要黑清朝，所以黑雍正」；「殘暴貪婪」
19世紀最後幾年，清朝在軍事、邊疆事務中均一敗塗地，這種危機給當時的人造成了一種恐慌與懷疑感。而近代啟蒙思想的東傳，則把這種懷疑感與民族革命聯繫在了一起。
在東京的留日學生、華南的會黨及一部分革命黨人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啟蒙思想演變為帶有強烈反滿反清色彩的一種政治話語。它將清末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因於滿洲人的統治，認為只有徹底剷除滿洲人（即革命）才能解決危機。
這一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鄒容的《革命軍》，讀過它的人恐怕都會對其中鼓吹對滿人作肉體消滅的強烈仇恨心態記憶深刻。這部分歷史展開來講可以說很長很長，我們只說關鍵的部分：反滿興漢，與當時的「科學觀念」如衛生觀念、種族人類學等聯繫了起來，這讓仇視滿人帶有了「進步」的「科學」意義（這方面情況可參見石川禎浩《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里》）
而當反滿思想被賦予了「啟蒙」、「進步」的科學意義以後，一些受此思想影響的人便開始論證反滿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了。其結果是，從清朝末年開始，清朝的歷史地位長期處於負面評價之下。
然而，此時梁啟超等人搞的「史學革命」還未發生，一般的作者尚無法從社會發展/變遷的高度來批判清朝，大多數人眼中的歷史仍是「帝王將相」那一套（說實話，現在很多人也是這樣的）。
這令這場「惡評清朝」的運動，在歷史書寫的範疇里，主要集中於兩條線：其一是濃墨重彩地聲討明清鼎革之際的殺戮，其二是粗言惡語地咒罵清朝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後者便是「惡評雍正」的來由。
我不想長篇大論地解釋清朝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在這場運動中被塑造成了什麼形象——有些污名化實在是讓人覺得無語——但不妨留下這麼一點結論：雍正帝在清朝諸帝中間算是被醜化較多的一人。
許多在18世紀後期隱伏起來的觀念，雖然疑信難詳，但在這一風尚之下被當成信史寫進書中，廣為流傳。這方面有兩種彙編性質的書籍可以讓我們得窺究竟。
一種是民國九年出版（注意，這是彙編的出版時間，實際上所收之書的出版時間已經不可考）的《清代野史》（1987年巴蜀書社標點再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於2012年在此基礎上復加選輯出版，後者為易得之書，經常參與京東滿減活動）
另一種是小橫香室主人在1936年纂成的《清朝野史大觀》（上海書店1981年重印，近年來該書標點本反覆被各種出版社再版、重印）。
這兩種書籍都不是由專業史家撰寫的，作為史書來講價值很低，但卻能讓我們看到20世紀初的通俗讀物里對雍正帝的評價。我們也無需大段撮抄史料，只需要看看《清代野史》里所收錄的《清代外史》目錄就知道這種書的風貌了：
另外一種《清代野史大觀》里關於雍正帝的條目，也都是這類貨色：
我覺得看到這裡，讀者大概也能搞明白了：這種書其實本質上就是宮闈秘聞，掛著「反滿」的旗號滿足讀者較為庸俗的好奇心（事實上這是當時啟蒙讀物的普遍情況，見張仲民《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一書）。
這裡面有些記載可能能追溯到前面提到的雍正初年得罪之人傳謠，但大多數事情都是作者基於一些莫名其妙的小說再開腦洞的結果，比如說不止一種書提到呂四娘，實則此事之妄誕不言自明。
不過，對於一個在20世紀初的歷史愛好者而言，他能讀到的清朝史書，可能只有這些東西。我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侯寶林與劉寶瑞的相聲《講帝號》，裡面劉寶瑞捧哏時自稱最近在讀清史，並列舉了一些書名。現在看來，其中除了《東華錄》之外，幾乎沒有一種正經書，原因很簡單——關於清朝的正經書，在劉寶瑞的時代就是看不到的。
在這一風潮之下，雍正帝的歷史形象逐漸被塑造為「弒父篡位」、「殺弟屠母」、「濫殺功臣」、「貪婪狠毒」等等，對他的評價便迅速走向負面了。
更有趣的是，一些在19世紀以前本來是普通歷史讀物，但到20世紀反而因其涉及雍正而大放異彩，衍生出許多和19世紀以前完全相反的解讀。
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蕭奭的《永憲錄》。該書本來是對雍正時期一些重要邸抄的彙編，這是18世紀常見的政治讀物；但到了20世紀初，該書被當成「記載了雍正皇帝真相」的讀物而被重新發現、翻印、廣為流傳，和該書本來的歷史地位截然不同。
那麼，學術界呢？
20世紀初，清史還是一個非常幼小的學科，一些學者出於各種原因涉足這一領域，並以撰寫通史、整理史傳等方式嘗試做一些學術性較高的工作——儘管它們並不很符合今天的學術規範。
他們當然也會涉及雍正帝的評價，這裡舉一個例子，蕭一山《清代通史》（中華書局有影印本）第889-890頁：
胤禛承康熙政寬之後，出之以嚴厲之威，執法繩人，乾綱獨攬，一時吏治整飭、財政充裕，時弊盡革，有足多者。……胤禛踐阼，內苦於諸王之排擠，外困於臣僚之黨習，……即應付各方，亦覺不易。胤禛首嚴吏治，戒飭群臣，則憮忽者可以知警；偵騎四齣，刺採陰密，則亢逆者町以知畏。然諸王不殺，禍根難除，於是不得不採非常之手腕；雖曰鬩牆禍慘，蓋亦不得已也！雍正十三年施政之本，俱用『嚴』『法』二字……胤禎嘗言：『自古爲政者，皆言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 非方欲寛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観乎其時，審乎其勢，當寬則寛，當嚴則嚴而已。… 總之，寛嚴適協其宜，乃爲相濟，非滲雜於寬嚴之間，而爲子莫之執中也。』此種見解，極爲高明， …… 是眞能知文化之眞諦，治術之根源者矣。淸室之基礎，至此乃大定焉。康雍兩朝，其治術正相反，然 天下之事物，惟相反者乃能相成。乾隆極盛之世，卽兩朝相成之結果也。
蕭一山仍然深受前面提到的通俗讀物的影響，但他力圖在宮闈屠戮之外去評價雍正，考慮國家治理與政治影響。應該說這種態度雖然和今天的學術範式有些區別，但比通俗讀物作者無疑嚴肅得多。
除蕭一山外，孟森（這位是清代政治史的開山鼻祖人物）等人也涉及過雍正評價問題。限於篇幅，我不再抄錄了。這是雍正評價問題在學術界內的起點。可以看到，通俗讀物對學術界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而由於史料有限，史學界想要探討嚴肅問題也很困難。
這種局面一直延續了下來。「史學革命」出現後，中國歷史的寫作重心轉移到探討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上，對「反滿」「批鬥清朝」的熱情有所降低。但清朝歷史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無從得到進一步討論了。
新文化運動以後編寫的一些教科書，涉及清朝的內容，口徑基本都會來自這樣一種污名化的敘事；即便個別編寫者對反滿話語有一些成見，一個人又沒有能力去讀、又沒多少東西可讀，怎麼可能單槍匹馬建立一個新的敘事體系呢？
我們黨早期的清史學科，也仍然無法離開這一敘事體系。從1940年代延安時期開始，清史的作用長期僅限於編寫教科書、給各級學校學員作歷史培訓。黨的文化宣傳口培養出來的教學研究人員，浸淫於「民族危亡-革命有理」的敘事體系，對清朝持一簡單的負面看法，是很自然的。這一歷史局限性，「餘蔭」直至今日。
伴隨著這一基本敘事，雍正帝也長期被看作是清朝的「暴君」。1948年蔣經國去上海「打虎」時，便有恨之者比之為雍正皇帝，即譏諷其斂財而殘暴之意。
3
1980後期開始，雍正帝形象走向正常化
很高興你能看到這裡……我不是故意寫這麼長的。很多事情在歷史學人看來屬於常識，但各位讀者看來未必如此，我也很抱歉啊。
1980年代，隨著幾種重要的清代史籍《清史列傳》《清史稿》《清實錄》《清會典》陸續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清史終於有了可靠的參考書。
而隨著第一歷史檔案館開放閱覽檔案，許多檔案得以出版，清史的史料視野進入了一個爆炸狀況。很多在以前不可研究的問題，比如康雍乾三朝的社會政治史，就此門戶大開。
可以看到，蕭一山的時代，對雍正時期的改革只能泛泛而論；而隨著四十大本《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的出版，結合《清實錄》，我們終於可以直面雍正朝政治改革的實踐了。
這書電子版到處流傳，想看的人可以下載來看。
到1990年代中期，雍正朝政治史的研究成為了顯學，這些研究顯示出雍正帝鐵腕改革、博採眾議，從制度的角度籌劃國計民生，推動「耗羨歸公」、「攤丁入地」等措施，針對糧政等展開持久的討論與調整，並對官僚體系採取了大膽的策略，對18世紀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基本上是體現了皇帝的正面形象。
這方面成果最主要的體現，便是戴逸先生主編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當中由郭成康編寫的「政治卷」。同一時期還有另一本著作，雖非中國大陸研究者所寫，但更符合今天讀者（特別是清史稍有了解的進階讀者）的口味：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州縣官的銀兩》。
直到今天，關於雍正時期改革的研究，仍未結束。（近年的研究姑舉一例：劉鳳云：《雍正朝清理地方錢糧虧空研究——兼論官僚政治中的利益關係》，《歷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44-64頁。）
而在大眾歷史方面，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歷史小說《雍正皇帝》於1999年被改編為電視劇《雍正王朝》，並在中央電視台第一套節目黃金時段播出。今天知乎各位用戶想必對這一電視劇的巨大影響已經深有體會，我在此也不想再多廢話，只想提示一點：這一電視劇在當時受到的評價是高度兩極分化的。
我之前找過這方面情況，僅就我還記得的情況而言，當時有相當多的文化口乾部（一般並非高校及研究機構工作人員，而是在其他與文宣體制有關單位供職的、會寫豆腐塊文章的人）及文人對這部電視劇「翻案」的問題提出了批評（有的人用詞相當……粗俗），認為該片沒有是非觀念、顛倒黑白、為昏君貼金、會動搖黨心民心，等等。我們不難看到，這其實是反滿歷史讀物對大眾史學所留下的影響。
（這種爭議性，其實和今天網上對「翻案」文章的爭論很像——無法站在歷史的層面討論，就只能訴諸情感。）
4
結論+一點多餘的話
這個答案已經很長了。我在最後要強調一下這一番解釋的結論：
(1) 雍正帝去世後（1735）至19世紀晚期：官私史書均對這位名列「列祖列宗」的「世宗憲皇帝」歌功頌德；
(2) 19世紀晚期至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時期：近代民族主義在否定清朝中逐漸興起，大量關於清代的負面評價與謠言浮出水面；對雍正帝的惡評作為這種大氣候的一環出現，他被塑造為「奪嫡」、「兇殘」的形象；
(3) 1920年代至1980年代清史學科逐漸發育：因襲上一階段結論，仍然出於「惡評清朝」的緣故而對雍正帝持有負面評價；
(4) 1980年代後期至今：雍正帝被塑造為剛勁有力的改革者，其歷史評價基本是正面的。
事實上在這個過程里，我們看到，啟蒙寫作對20世紀中國人的歷史觀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它可以輕易地讓中國人相信一個人是暴君，而且直到近一個世紀後還有人堅持不疑。
雍正帝由於其改革家形象與改革開放以後的大趨勢相應和而在讀者/觀眾心中產生了共鳴，基本上完成了「翻案」的使命，但對於形象更為複雜的乾隆帝、嘉慶帝，至今還處在很麻煩的狀況。
一些不怎麼讀書、靠拍腦門來「編造歷史」的人，可能看見一些20世紀初的野史就來對清史大放厥詞；以前在北大未名BBS歷史版當版務的時候，有幾個人天天來粘貼這類「野史」及其讀書筆記，「鞭撻滿清罪惡」——要是1920年代這麼干，可能還挺時髦的，時至21世紀再這麼做就有點可笑了。
有幾位網友一直要我對皇漢之類的問題發表立場、並指責我不懂皇漢，事實上在他們列舉的人走紅以前（而且是「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前」），早就有人干過類似的事情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太願意回答知乎下面關於清代歷史地位、清代人物評價問題的緣故——在我看來很多常見誤解，都是被這些啟蒙時代的反滿寫作留下的陷阱困住、只能在泥淖里互相毆打的結果。
對於這一狀況，站在岸上的人當然可以告訴他們去干點什麼有用的，但硬要站在岸上的人跳下來一起打，感覺有點搞笑啊。當然也應該指出，不僅常人會中招，連許多老一輩學者——如果他們早早停止閱讀新史料——也會受此限制。
解決之道，其一當然是要不斷拓寬閱讀面，廣泛閱讀史料，其二——一般重點都放在後面啦——便是要廣泛汲取「他山之石」。在我看來，無論是發育較清史早得多的「前半截歷史」（即宋代以前的中國史），還是學術脈絡有所歧異的美國漢學清史研究，都很可以作為我們閱讀和思考清史的參照，幫助我們看到那些「一葉障目」的誤解。這也是我一直強調的一點：先讀書，再說話。了解了學術史、對一兩個問題有一定的史料縱深，再來評價清朝也不遲。
最後的最後，從這個案例里，我們可以真切地明白兩個道理：應該適度開放與當代政權有關的歷史資料；應該允許人們在學術討論的範疇內整理和討論當代史。
如果不是18世紀中後期的文字獄導致人們對本朝史事了解太少，清末民初反滿思潮下撰寫的野史也不會這麼泛濫——當然，近代思潮東傳、民族主義揚棄歷史這個大背景擺著，也許一切都是命。
三年困難時期
1在烏蘇里江的莽林中
2長城外的中國西部地區是了解清末明初邊疆地區歷史的重要參考3希羅多德的歷史
對了解春秋戰國時的新疆歷史有參考價值4拉施特的《史集》，對了解蒙元歷史很有幫助
5安南志略關於利用其他國家的史料研究本國歷史的想法，這個歷史學的研究想法最早來源於胡適的想法，他在1938年在瑞士蘇黎世參加國際歷史學會提出的，他把日韓保存的有關中國史料作為新材料的想法。大約是07年開始，葛兆光先生率領文史研究院整理一些域外漢文文獻，從周邊看中國的觀點也是影響很大。
我推薦一本書吧！看看這本書你會有所收穫：
印象里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就是清末留學生從日本發現的
首先你要對本國史籍有深入了解，只有這樣才能知道哪些外國人來過我們這。
《史集》大概是蒙古-元前中期最詳實的史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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