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普魯士）的建立（是否）受到儒學多大影響？

01-22

在《東洋政治哲學》一書中，五來欣造不斷指出，東洋的儒教政治理想對於歐洲產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萊布尼茨、沃爾夫等哲學者對儒教的政治理想推崇備至，而普魯士國家的建立則備受儒教政治思想的影響。五來欣造甚至認為，這一影響一直延續到了他寫作此書之時的當代德國。在他看來，因為儒教的影響，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德國更為尊重政治家與學者的相互合作，而這種合作特別體現在：「沒有不伴隨實踐之目的的思辨，沒有不伴隨德性的博學，沒有不伴隨博學的高貴之事。」東洋政治哲學：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對中國經典解釋的一個側面

毫無關係。

最近讀書也發現最早鼓吹儒教影響歐洲的主要就是一群日本學者。

其實這些歐洲思想家對儒教感興趣的事例都只說了一半，往往對其後態度的轉變隱而不宣。

沒錯，他們起初是感興趣，主要是因為不了解，將其用作宣揚其政治理念的象徵罷了，這種「烏托邦」式的儒學本質還是東方想像的一種，亦與真正的儒學無關，到很像現代一些宣傳「普世價值」的政論寫作者。

當年很多學者在深入研究了解儒學以後，反而都採取了否定的態度，或視之為反面教材。

就比如經常被拿出來當典型的伏爾泰，對於中國的理解主要來自當年傳教士們出版的百科全書，如同看百度百科學歷史文化一樣，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深入的了解，他所講的孔子只是為了襯托其宗教寬容的道具罷了。而對中國有著更深入了解的孟德斯鳩，青年時代認識了一個旅居歐洲的中國天主教徒宏安，因此掌握了許多直觀直接的信息，而非經過傳教士美化，或殖民者醜化過的情報。隨著其對中國研究的深入，對中國的批判也就愈加地激烈，中國的制度成為了其政論中「專制政體」中最殘暴與典型的例子，然而事實肯定也存在著偏差。

無論何種評價，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中國與儒學的形象基本都是失真的，即便現在也是如此，中國文化對於歐洲也更談不上什麼深層次的影響了，

謝邀！

德國第一次統一，和儒學毫無任何關係。

作為哲學或者說思想而言，儒學對歐洲毫無影響，它沒有參與到歐洲的近代思想建構。而是更多地作為一種材料為我們所熟知的伏爾泰包括重農學派的一些學者所使用。（儒學對普魯士的統一有影響，充其量是日本幾個學者的鼓吹罷了。）不過，如果把範圍擴大到儒學對歐洲影響，其實要置於中國熱的背景下去思考，當時的中國一開始只是提供遠東奢侈品的虛像，而隨著地理聯繫的加強，中國形象由虛轉實的過程中，中國熱也逐漸冷卻。說到底，中國形象本就是迎合啟蒙思想家的需要而構建的，當他們自己所建立的那個「開明偉大的中國」已經不符合啟蒙的需求時，捨棄之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少年，開一盤儒教條頓騎士團否？

有個真實存在的國家作為觀念的投射，比沒有這個國家，還是要強出很多。

對啟蒙運動多少有些影響，不僅是伏爾泰和孟德斯鳩，還有魁奈等重農學派學者。就是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還是有不少人對中國有好感的。

而且這種好感不是空泛的想像，如果黃禍論都能成立，這種好感更能說得通

雖然我的看法也是關係不大，但對高票答主 @李有希的論證不是特別同意，尤其是舉的例子。

當年很多學者在深入研究了解儒學以後，反而都採取了否定的態度，或視之為反面教材。
就比如經常被拿出來當典型的伏爾泰，對於中國的理解主要來自當年傳教士們出版的百科全書，如同看百度百科學歷史文化一樣，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深入的了解，他所講的孔子只是為了襯托其宗教寬容的道具罷了。而對中國有著更深入了解的孟德斯鳩，青年時代認識了一個旅居歐洲的中國天主教徒宏安，因此掌握了許多直觀直接的信息，而非經過傳教士美化，或殖民者醜化過的情報。

這個舉得例子並不好，首先當時的百科全書並非是傳教士編的而是百科全書派的一群人編寫的，但傳教士確實出版了大量的關於中國書籍，這其中不僅有關於通識性的介紹書，還有包括耶穌會士在內的大量傳教士的往來書信，更有許多中國傳統經典的譯著（像四書五經這種更是多次被翻譯）。而且關於中國的情況另有不少歐洲商人或是旅行者的描述。

其次當時歐洲啟蒙學者對中國的了解渠道都差不多，引用的材料也主要是《耶穌會士書簡集》、《北京耶穌會士中國紀要》、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這三本書，當然還有一些遊記、書信和以往的書籍，比如《利瑪竇中國札記》等也是當時歐洲學者的主要參考。而且關注中國的學者們也會跟那些傳教士們面談或是書信往來討論，很難說誰比誰更了解中國，孟德斯鳩寫的《論法的精神》關於中國的引用材料主要就是《耶穌會士書簡集》和《中華帝國全志》，比如：

但是我不曉得，一個國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讓人民做些事情，還能有什麼榮譽可說呢[1]。

中國人生活的不穩定使他們具有一種不可想像的活動力和異乎尋常的貪得欲，所以沒有一個經營貿易的國家敢於信任他們[3]。

此外，巴多明神父的書簡，敘述皇帝懲辦了幾個親王[3]。

中國有棄嬰的事情，但是它的人口卻天天在增加[1]。

前兩段孟德斯鳩根據的是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後兩段則是《耶穌會士書簡集》，而且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里就談及《耶穌會士書簡集》對他認識中國的作用：

我們還有德麥蘭和巴多明神父關於談論中國政府的書簡。在讀了幾個很合道理的問答之後，奇異之點便都消逝了。

最後，孟德斯鳩認識中國人黃嘉略（可能是翻譯問題名字有所出入）因而「對中國有著更深入了解」，「對中國的批判也就愈加地激烈」，這個問題更大。先不談黃本人是否有美化或醜化，也不說黃當時在法國也時常出入上流社會與其他學者溝通，就單論這個邏輯也講不通。按這個邏輯，接觸過兩名中國留學生楊德望、高類思，並委託他們回國後收集資料的重農學派杜爾哥，對中國了解不是應該更深入，然而重農學派對中國的態度簡直可以說是「死忠粉」；更不用說那些個傳教士不僅接觸過大量中國人，還去過中國，更翻譯過許多典籍，按這個理論更該批判中國。

因此，個人認為並不能簡單的說深入研究後，就轉變了態度，至少並非主要原因。個人認為更多的還是立場的不同，用網路術語就是屁股問題。所以，同樣的材料不同立場的學者解讀的結果完全不一樣，不是生硬的套用自己的理論解釋，就是以各種理由抵制不符合自己理論的材料，甚至直接就忽略了那些完全無法反駁的材料。

比如魁奈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的引用材料也主要是那三本書，而且魁奈對中國的土地租稅制度和孔子學說都有研究，但作為重農學派的主要人物，他在這本書里對中國百般維護，並不斷反駁孟德斯鳩的理論。然而魁奈對採用歐洲商人報告（這些報告對中國的描述往往偏向於負面）的行為卻很是反對，理由是商人常常採用欺詐手段不能代表一個民族的品格。

而同樣是中國「死忠粉」的伏爾泰也對孟德斯鳩的理論大加鞭撻，不過說實話個人認為比魁奈的邏輯差遠了，而且伏爾泰對與他理論相反的中國材料不是強行忽略就是強行認為不可信，比如關於中國人吃人的傳聞，伏爾泰就選擇不信，因為這「與中國習俗相去甚遠，不可相信此說」或者是認為這是極個別現象。而對中國發生饑荒這個可能危及他整個理論的事情上，乾脆閉口不談。

當然對中國更理性的學者也有不少，比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就採用了一些負面但卻是當時中國底層的社會現實：

各旅行家的報告，雖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關於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和勞動者難於贍養家屬的記述，則眾口一辭。中國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若夠購買少量稻米，也就覺得滿足。技工的狀況就更惡劣。
據說，在廣州附近，有數千百戶人家，陸上沒有居處，棲息於河面的小漁船中。因為食料缺乏，這些人往往爭取歐來船舶投棄船外的最污穢廢物。腐爛的動物屍體，例如死貓或死犬，縱使一半爛掉並發臭，他們得到它，正象別國人得到衛生食品那麼高興。

後面那段，亞當斯密應該是引用了1748年出版的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的《環球航行記》，這本書對中國的描寫十分負面，孟德斯鳩也提及過喬治安森。

事實上，孟德斯鳩自己也對一些材料感到困惑，曾說中國是混合政體，認為中國政體特點不明顯，是氣候特點使得中國長久維持，並認為「如果說中國因幅員遼闊而是一個專制國家，那麼可以說它是最好的專制國家」。應該說孟德斯鳩對中國的研究是非常理性的，最起碼沒有刻意忽視與他理論不符的地方，雖然他試圖硬套自己的理論，這也令他在中國論述方面產生了一些矛盾。

這就好比，同樣是我今天中午吃了兩碗米飯（或是兩個饅頭，不同地方的可自行類比）這個事情，可以解讀為你只吃了兩碗或是你竟然吃了兩碗，還可以說你吃兩碗是小概率事件，應該忽略，更可以完全不管，就當完全沒看見過這件事。這取決於學者的素養、立場以及對你個體的研究。

啟蒙運動前期多數學者主要是反神學、提倡重農主義、強調開明君主制，這根當時的環境有關；但到大革命後就逐漸轉化為強調反專制，提倡商農並舉。個人認為這種情形的轉變是促成中國學熱度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當然這也跟西方學界意識形態的逐漸成型以及傳來的中國資料越來越不符合西方觀念有關。

那麼回到本題，首先要確定的是儒學的影響或是儒學引起的討論是根據它的理論，所以需要了解的是當時的歐洲或是德意志地區是否能較為準確的接觸到儒學理論。這個我在前邊也提到過，有賴於許多傳教士的對儒學經典的翻譯與傳播，其中比較多的主要是四書五經，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更被視為了解儒學思想的不二之作。因此，可以說儒學的思想還是有傳播到歐洲的。

然後，再來看題目說的五來欣造對這個現象的研究，我查到的書是五來欣造寫的《儒教對於德國政治思想的影響》，但我只能看到它的第一篇《儒教政治哲學》（此書共有三篇，第三篇是關鍵講的是影響）。光看第一篇《儒教政治哲學》，說實話我覺得是本很正常的解讀儒學書籍，只不過有點過分解讀的意思，另外就是有些過時，沒參考新的研究成果（據序者劉百閔先生寫的序，其本人甚至連清代的儒學研究似乎都沒看，因此有些常識錯誤）。

在第一篇里五來欣造對於德國（普魯士）與儒學的聯繫主要是比較一些哲學思想，看上去跟今天的研究者似乎沒多大不同，比如：

於是儒教之自然法，一方信仰其起源基於神，他方則信仰自然法之必然性雖神亦不得變更之。荀子天論篇云：『天行有常。』又曰：『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此與托馬斯阿奎那之永久法，來不尼茲之自然法觀念，系同一主張。
...來不尼茲嘗有言曰：『國家之形體論為政治學，其目的，須反映理性之帝國...至若任意的權力，乃直接與理性之帝國相反對者。』要之，來不尼茲依君主、貴族、人民之三權分立而要求理性之支配，儒教依天、君主、人民之三權分立而要求理性之支配；就其理性政治之要求而言，三者（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在前邊，我用省略號省略了）固屬同一也。
如最近之德意志帝國，即繼承神聖羅馬帝國之名，同時繼承其征服的精神。反之，儒教則以德為其本質，而欲以文化教化世界。
歐洲之以救貧為政府事務之一部始自比較的最近...例如來不尼茲主張國家之強制保險...腓特烈大王則對於此等提議，有相當實行...然則儒教社會政策之觀念，殆有影響於其間也。（此當於另篇討論之）

光看第一篇，雖然有些扯的成分，但大體也就是一篇正常的討論文，但根據劉百閔先生寫的序，五來欣造在後面可能走得比較遠了：

儒教影響於德國政治思想，開始於萊布尼茲，普及於華爾夫，實現於腓特烈大帝，至威廉第二而消滅，代之而支配德國政治思想的，已不是儒教而成了羅馬帝國時代的西洋固有的征服精神。

根據這個序，我推測一下，應該是第一聯繫儒學跟萊布尼茨-沃爾夫體系，再以此推論儒學與德國政治思想的聯繫；第二是聯繫腓特烈大帝跟儒學。

先說下第一種聯繫，說實話萊布尼茨-沃爾夫體系的理論確實吸收了部分儒學思想，這個有大量的研究了，雖然網路上有些謠言或是誇大事實諸如萊布尼茨受易經啟發開發出計算機二進位之類的（具體也記不清了，我曾經深受其害），但就事實而言儒學確實對萊布尼茨-沃爾夫體系的理論有一些影響，不過需要強調的是任何理論基本都是兼容並包不斷吸收其他優秀理論而融合的，這個也不僅光是儒學的影響，再一個也只是一些影響。而且到了啟蒙後期德國的主流思想家諸如康德和黑格爾對儒學思想就很不客氣了，他們的批評比較尖銳，雖然不能說儒學對他們就完全沒有影響，但就是有也是微乎其微了，因此儒學跟德國政治思想的聯繫十分牽強，我個人是認為沒啥關係的。

再說下第二種聯繫。腓特烈大帝倒是了解過儒學，他本人也趕了下當時「中國熱」的熱潮，印象中好像還為了貿易因素給乾隆皇帝寫過一封信，在教廷與清朝的矛盾中表達了對清廷的支持。不過沒有什麼證據顯示他受到了儒學影響，劉百閔先生也在序中提到五來欣造對腓特烈與儒學的聯繫比較牽強。

總的來看，個人認為儒學跟普魯士（德國）的沒有太大聯繫。

沒關係。

儒學、地主經濟、官僚（科舉）體制三位一體，缺一不可，德國沒有儒學基礎。

想多了，兩者沒有一毛錢關係。

真要說崇尚軍人的普魯士也更像法家一點，然並卵。

不論是遺傳生物還是文化社會角度看普魯士都屬於西方世界，他們永遠無法理解祖宗二字對中國人的重要性。

就好像一直到民國，普通人依然不理解民主法治共和到底是什麼意思（話說估計至今也有很多人不明白）

換個角度。清代的康乾盛世和基督教有多大關係？

想清楚了這個問題，你的問題也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