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與權力的關係應是怎樣的呢？

01-22

借用下余先生的說法「知識人」，更有人情味，而非冷冰冰的「知識分子」。
近代史幾百年太豐富的經驗與教訓了，諸般人物身上我們都有很多複雜的情感。
至於古代史中，就更多。
知識人並非是單純的一種身份，有可能保持終身，也有可能與其他的身份混雜在一起，表現出對權力的各種複雜的態度。
知識人與權力的關係應是怎樣的呢？

擁護？
抵制？
或
裝聾作啞？
我覺得就此論題爭論的焦點應弄清楚幾個關鍵詞：
知識人
文人
公務員
誠然，三者都需要以對知識的熟練掌握為最基本條件，但知識人千百年來扮演者「社會良心」的這個角色，不管社會動蕩還是國泰民安，都需要有對非正義的價值觀和事件進行社會批判和覺醒民眾的責任。文人呢，吟詩作賦，琴棋書畫，自娛自樂即可，所謂「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文人只需要對自己負責就好，社會責任並不大，但對文藝的發展進行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公務員呢，無論是大官還是小吏，除了知識儲備外，還要掌握其本職所需的技能和見識，秉持國家公器賦予的權力，對政府和民眾都擔負著一定的義務。
三者混淆了，就不好說了，但實際上，中國的知識人，很多情況下，都在三種身份的交融或剝離中轉換著。

先引用一段

韓毓海：現代政治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政治，其合法性來源是啟蒙運動和法國，英國，俄國，中國的革命所訴諸的文化價值體系所奠定的，並以此區別於傳統的合法性
福柯:知識與權力相互滲透，沒有一種權力關係可以脫離某一相關知識領域的構建而獨立存在，也沒有任何知識不同時預設和構建權力關係

知識人不僅僅是上面某些回答所提到的附庸，事實上，附庸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現代的精英政治的環境之下，知識人群體不僅充當政權的人才庫（智囊，技術官僚），還承擔著為政權的存在提供理論支撐的職責。就是建立一個可以邏輯自洽的理論體系，以更好的闡釋政權的合法性，防止政權面臨法理上的崩潰，最後導致政權消亡（以前蘇聯的敗亡為例子，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在六七十年代就已經得以廣泛的滲透），知識人群體對於政權最關鍵的作用，就是充當政權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打手。簡而言之，就是奪大旗

所以，很明顯，知識人長魚侯和花千芳配不上「打手」這個稱號，因為他們不會說「為什麼好」，只會說「就是好啊就是好」（詳情請見《我待祖國如暖男》《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你的中國你的黨》等），靠著一堆似是而非的「真相」煽情，操縱人們的情緒，利用經濟迅速發展的背景，給人們製造一個未來無限美好的泡沫。他們這種知識人，只能算「附庸」，但是這種附庸卻能在政權中謀得一官半職，萱萱多年的工作效果反倒不如這些人，再聯想到我黨實際上放棄了馬教指導，從歷史垃圾堆中翻出儒教這具殭屍，以國學為名，大搞」尊孔復古「，以求找到「道統」，強調中國崛起要繼承傳統文化，實是前後矛盾，陷入合法性困境。可見TG人才匱乏到了什麼程度。在去意識形態化之後，TG所有的合法性都建立在經濟發展之上，但是卻對被經濟發展所拋棄和漠視的一批人視而不見，背叛馬克思主義宗旨，或是玩真話只講一半的把戲，光強調生產力與生活水平，卻有意忽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代表性。如今，極大的社會不公粉碎了TG原有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使TG在理論上日益捉襟見肘，由此就出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這種純洗腦式的，荒謬透頂的，難以邏輯自洽的東西

要說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我還對得住這個謝邀，可以隨便說點的。

自古以來，為了更加穩固地掌握權力，更加有力地運用權力，統治者干涉思想文化領域的手段是層出不窮的。同樣，在這樣的過程之中，頂尖學者也同樣運用知識，運用文化來構建自己的思想體系，從而讓自己掌握了權力運行的話語權。

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對經學的解釋權，比如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

乃至共產黨的打倒孔家店，以及每一代領導人上台，都會有一個思想、理論、代表。

無他，掌握住了政治思想解釋的權力，構建了理論的體系，這就可以創設權力的規則了。

學而優則仕。

半部論語治天下。

莫須有置岳飛於死地的大宋，以善待文臣奪魁最宜穿越朝代。

文人的使命不就是誤國嗎？

能上位就治國平天下，上不了就鐵骨諍言唄。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還能幹嘛？

擁護不了自然只能靠抵制來裝逼吃飯了。

裝聾作啞？那是需要自己個有吃飯的本事的。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做得好第一點和第二點的，等待機會做第三、第四點。

做不好的，滾回去做，別多廢話。

擁護？抵制？裝聾作啞？還在用這三個概念思考「權力」，你算什麼知識人？你的知識究竟是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啊？

如果等不來正常的機會，那就等（以下略去1w字）***的「機會」唄。

說文人誤國應該是個段子吧。哈哈。

從現代社會的發展來看，知識分子（姑且使用比較通用的稱呼）似乎已經和權力脫不開干係了——如果這裡的權力並非俠義地意指政治權力的話——無論是疏遠還是自覺靠近。

為什麼知識分子如何處理政治介入與學術研究、專業性與公共性的關係，這些問題成為困擾大眾以及知識分子本身的難題？實際上無論中西，已經有不少學術大牛對此進行了深入地討論，說實話，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可能不是一個答案能夠講的清楚的。即便如此，我也願意說點自己粗淺的理解，增進討論，如有錯誤，煩請指出。

實際上，我想到的關於第一個關於知識分子與權力的勾連關係就是柏拉圖論述的理想國中的哲人王。柏拉圖在這本書裡面構建了一個關於理想世界的藍圖，甚至苛刻地從小孩的體格、智商、管理等方面進行培訓和篩選，最終選撥治理國家的王，也是哲學家。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這也證明了知識分子與權力天生的勾連關係。

對於這一關係最直接的支持來自於福柯的論斷，權力即話語。福柯繼承了尼採的道德系譜學方法，考察了知識話語的歷史，他認為，權力有一種複製的魅力，它能夠讓反對權力的行為成為權力運行的一種方式。反對者最終變成權力所有者，控制系統因此而完成新的一輪複製，在這種複製中，所有的反對與抗議最終失效。因為權力結構會讓人們認為，要想改革或者推翻權力結構，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利用某種重複行動修正它，但這種方法卻讓權力結構不停地自我複製。

我們看看博維考察了孔子的例子。他指出孔子的困境：

孔子的多元化主義主張使自己的地位權威化了：某種稱為「德」的修辭取消了一切衝突的合法性，從而杜絕了邊緣群體和個人為確立自己的身份、自己在王朝內與王朝的差異而繼續進行知識鬥爭和政治鬥爭……他為了建立自己的權威挪用這些措辭，卻僅僅是複製了他自稱要終結的結構。

一向宣稱克己復禮的孔子、不斷地夢回周朝的孔子，自然不會是白這種權力的詭異性，這位總是試圖回溯到原點以取得合法性的知識領袖，終其一生努力，也無法擺脫權力的這種自我複製。而事實上，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知識分子的努力也許並不是挑破權威的謊言，而是努力成為新的一輪權威。因此，這種權力的複製輪迴也使這個問題下面多次出現「文人誤國」的梗了吧。

在前現代，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是啟蒙。這在康德的重要論述《何謂啟蒙_百度文庫》中可以窺見奧義：

任何人都有權以一種學者般的態度，對於公共事務在大眾面前理性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福柯也寫過一篇論何謂啟蒙的文章，啟蒙並非一個完成時，而是一種與傳統割裂的只存在於現在的永恆態度和氣質，即啟蒙是在不斷進行中的。鑒於中國歷史中知識分子的命運，不少學者認為在中國至今並未真正意義上地完成【啟蒙】的任務。以至於鄧曉芒仍然認為：

作為知識分子來講，當務之急應當是把啟蒙的一些道理，包括普世價值的一些原理原原本本地搞清楚，然後寫到自己的文章中，貫徹到自己的言行中，讓民眾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受到感染和熏陶，進而超出數千年以來形成的思想局限。

這種困境造成了普通大眾對於知識分子的誤解和詆毀。一方面，知識分子的啟蒙任務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完成，而另一方面，在現代性出現斷裂的當下，知識經濟主導的社會，知識分子擁有的話語權力越來越大，甚至他們不需要直接參与政治來獲得【權力】。

公共知識分子們充當了意見領袖的職責，但實際上他們又沒有完成民眾對他們的期望。因為知識分子在當下已經不再是做學術的人的專職稱呼了，媒體人、作家等等都被納入到這個範圍內。然而現在公共知識分子似乎陷入了一個怪圈，本應當屬於他們做的事情，但做的越多，反而受到的指責也越多。

當然，也有另外一種激進的觀點認為，在後現代的語境下，知識分子已經失去而且也不可能繼續發揮傳統的啟蒙導師的作用，後知識分子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總之，知識分子與權力這個話題是一個非常宏觀的話題，並且牽扯到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因素眾多，全然不是一句文人誤國能概括。我的論述也只是這個話題的一個開始而已，如果感興趣的同學推薦閱讀薩義德《知識分子論》，陶東風《知識分子與社會轉型》等著作。在知乎這個大環境下，知識分子應該是佔大多數的，一個比較保守主義的提議是，請保持人文主義立場，在價值失范、社會轉型的時代，知識分子應當比以前發揮更加重要的社會批判和社會良知的作用。

權力作為生物種群中的基架，無時無刻無處不在地影響著每個人，知識分子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題主所述的三個分類，其實是不嚴謹的，文人是社會屬性，公務員是職業屬性，並不能與知識分子劃等號。概況點說，知識分子就是腦力勞動者，可以包括知識人、文人、科研者、藝術家以及公務員、白領，當然這裡沒必要一個個詳細講。

題主想表達的「知識人」這個群體，對應的是所謂「公共知識分子」與「專家」。基本上應該是：接受過高於大眾平均水平的教育或者實際達到教育水平，並具備某一專項或某一領域內較為系統的知識，即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和學者。

知識人與權力的關係，基本上可以分為三種：

一是權力的參與者。

這類人就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哲人王」（λ?γο?，英文為logos），中國儒家叫做「內聖外王」。究其本意，在於知識人自認為已經掌握了客觀世界的運行規律，赫拉克利特認為世界都是有規律的，如果理解成「科學規律」，倒也沒錯。但是偏偏赫拉克利特將這個規律稱為logos；並且將logos擬人化了，認為是這個logos安排好了世間萬物的規律，它的碎片就是智慧的代表，誰收集得多誰就是超人。而知識人作為知識領域的權威，天然具備掌控萬物的權力，就應當這個logos。

在具體實踐中，logos以自己的知識來改造這個世界。logos降臨人世，是要帶來一套新的價值觀、倫理準則和生活方式。無論是偏重哲學方面的logos，還是偏重科學方面的logos，他們無時無刻不想著用自己的法則來干涉個體的生活。更何況，logos考慮的問題都是很宏觀的，在哲學家看來萬物都是塵埃，科學家眼中的世界是各種元素，具象化的人類只有數學統計上的存在意義。坦若讓他們掌握了絕對的權力，他們必將毫不延遲地使用手中的權力，而且他們也從不會認為自己的知識存在錯誤。

二是權力的附庸。

這類人其實與logos是有承接關係的，其實每個知識人都有成為哲人王的夢想，如果不能用知識來改造世界，那麼就為改造世界的人物服務，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們自我描述的一副圖景。有規則的時代里他們幻想著「學而優則仕」，「仕」這個漢字，本意就是站立在貴族身邊的侍從；沒規則的時代里他們不甘寂寞地尋找「終南捷徑」，花團錦簇般的文章拿來寫勸進表；網路時代則孜孜不倦地「下大棋」、研究「密碼」，用周易來解釋「核心價值觀」。

他們的夢想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喜歡的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在沒有踏入天子堂手握令牌前，他們免不得要周遊列國、困於陳蔡，連糙米飯都沒得吃，但「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仍能「不改其志」也，時不時還批判一下「民族虛無主義」之類；待到龍門一躍後，自當要穿大紅蟒袍和螺螄紋底的靴子，運籌帷幄、決策千里，搞搞發展經濟學，講講大戰略，說不定還要殺幾個「少正卯」，揚威示眾。

三是權力的批評者。

這類人警惕權力，擁抱常識。他們站在自己的專業立場，利用知識就社會基本問題發表意見，他們的觀點和態度對輿論的形成與走向，以及對公共生活的氣氛產生影響。他們積极參与社會事務，因為這是文明開化的國民應盡的義務；但他們同時也遠離權力，因為知識與權力結合的後果，只會產生前兩者，沒有例外。他們並不以從政、參政，直接干預現實政治為手段或目的，其批評也不是和政治暴力、政權的更替相關聯，而是以對現實社會秩序的懷疑和批判以及為理想的社會秩序進行構架的方式來傳播他們的理念。

在西方，他們其實正在衰亡中，互聯網是庸眾的時代，每一個人、甚至每一條狗都可以在網路上發出聲音，知識人的冷峻刻薄並不討人喜歡，再多的批評也只會淹沒在社交媒體的點贊與鮑照中。在東方，他們曾經被抬得太高，目前則不受人待見的。國泰君安、萬邦來朝的時代，他們偏要出來揭揭傷疤。好像見不得人家過得好一般，眼睛裡看到的只有負能量，嘴巴里說的都是普世價值，自以為眾人皆醉我獨醒，其實too young too simple。越靠近權力的越吃香，拉得下臉的可以參加座談會，拉不下臉的可以在網上買書。批評者能幹些什麼？批評而已。

知識人總是自負的，無論是參與者、附庸還是批評者，他們很難承認自己的知識有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而知識人的問題是看不清自己的位置。他們總想著自己是那個旁觀者，而其實每個人都是當局者。

所以，這個答案沒有答案。

我覺得在大學教育已經初步普及的情況下已經不存在一個單獨的「知識人」群體

很久很久以前。人們還處在洪荒、蒙昧的時代。那時候人人都是無差別的。人們沒有任何系統的知識，依照天性而生存，想吃就吃，想操就操，當然也沒有階級、政治，和由此產生的權力。

後來，社會出現了。社會就是由一定的社會分工和社會地位的不同而導致的。社會分工的來源，就是由於某些人擁有了私有化的知識。而社會地位，則來源於私有化的權力。這兩樣東西，都是在資源相對總體需求不足時產生的。是個人，或者一部分人，對抗大集體資源匱乏而產生的。

因此，知識和權力，第一條關係就是，二者是同一時間段，因為同一個原因而產生的。

上上個世紀，當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了解了西方的系統的民族意識時，很多人開始仿照西方的神話傳說開始給中國，或者說華夏文化「造神」。其中包括嚴復、梁啟超等等。而其中的神話手段，無非兩種，一種是把各種日常常見的，卻不知道誰發明的東西安在上古人物上，比如黃帝、倉頡、有巢氏等。另一種是把新來的制度、禮儀、風俗往遠古靠攏，這一點康有為做的最多。不過最早的時候，周克商時的周禮，其實就已經這麼做了。

也就是說，一個民族的形成，知識和權力的分化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因此，不同集體、團體、民族、國家，對待二者都是不同的。二者究竟如何分配，是「民族性」的體現。

為什麼傳統中國，知識與文化的關係如此畸形呢？

當最初的社會形成之後，東西方都經歷過二元分化的階段，表現為某一民族因變革知識或權力結構較早，掌握了比其他民族更多的資源，開始奴役另一個或多個民族，其巔峰狀態是秦帝國和羅馬帝國。

隨後民族的界限被打破，長期融合之後，人們忽視了民族間的差異，更小的社會單位「家族」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歷史由「族天下」變為「家天下」。歐洲日耳曼各國的貴族統治、中國的魏晉南北朝士族門閥社會，就是這種表現。

這個時候，無論東西方，社會由二元分化，開始轉向三元分化，大量不上不下的「中間階級」開始產生。頂層的極少數家族開始穩固掌握了統治，但自身缺少應對龐大底層的力量，開始提拔一部分底層成為中間階級，歐洲的騎士、日本的武士，就是這樣產生的。而中國，則是由科舉而產生的官僚階級。

而我們平常說的「知識分子」「知識人」「文化人」這種印象，更多的來自於這一階級。嚴格的說並沒有這種階級。而該族群掌握的，引以為傲的知識，也並不是嚴格意義的知識，而是在權力背景下的偽知識。

然後，中國的老百姓發現，這種知識真的沒什麼卵用啊，又不能吃又不能喝，只有掌握了權力以後，才有一點用。並且，還有很多漏洞可以鑽。因為這種知識面對權力時，必須優先給權力讓道。

但是中國憑藉自己先天優勢過硬，硬是靠著這個撐了幾千年。到了明末清初，中國的中間階級再次因為這種偽知識被劃分為兩大陣營「老子懶得裝逼」的軍閥武人、皇子皇孫、閹黨，「老子就是要裝逼」的東林黨、後來的清流黨。直到清末，兩派還打個不停。

這就是為什麼，清末，洋務運動可以幾乎沒什麼阻力的推行，中間階級們一致認為，那不過也就是洋人裝逼而已。

然而後來，這股偽知識，以及其背後的整個嶄新的知識-權力分配系統，徹底摧毀了中國的中間階級。

再此之後，「老子懶得裝逼派」的後繼者，民國軍閥們，因為離偽知識較遠，受衝擊較少，成為了新興的中間階級力量。

從民國到如今的中間階級，多少都有點繼承了這個派別的傳統，藐視幾乎一切知識，重視權力的傳承和人身依附，習慣於鑽各種漏洞，偶爾裝一裝逼，但是也懶得思考裝得漂不漂亮。

然而如今，科技的爆發，信息化的社會，生育率的降低，正在悄悄地把「家族」統治變為「個人」統治，也就是原子化的社會。知識也越來越變得唾手可得，形成了新的知識-權力系統。

舊的權力型中間階級和原子化社會的矛盾，就是題主想問的吧。

題主劃分知識者的標準是根據其對社會責任的大小而做出的，如果僅僅從這方面看，那根本就不存在選擇的問題。社會責任大的人自然附庸符合社會潮流發展方向的團體，社會責任中性的人繼續雪月風花就好，而那些不願意承擔責任的人自然就成為舊勢力代表擁護當下。

但是，這種劃分面臨一個漏洞，如何判斷社會潮流的發展方向？馬克思主義者會說，共產主義；資本主義者會說，民主共和；封建主義者會說，大同社會。

我們可以發現，無論哪一種知識人，其實都在承擔社會責任，因為他們都認為自己所堅持的那種觀點才能給所需要服務的國家指引正確的方向。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難道社會不應該就是黑白分明，善惡清晰的嗎？

那是不可能的！！！

人的一生會有不同經歷，而這些經歷會讓我們形成不同的認識。當我們判斷社會趨勢時，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這些認識的影響。比如說，一個從小錦衣玉食的王公貴族，你指望他忽然之間投身於紅色事業，去革他自己的命？一個辛苦經營才有了自己事業的巨賈，你指望他散盡家財去追求摸不著邊際的共和？

屁股決定腦袋。想讓一個人去擁護什麼，首先你就必須讓他看到，擁護之後能給他帶來怎樣的收益，並且這份收益必須大到足夠捨棄當下的安定。

這也就是為什麼太祖當年說農民是最大的同盟軍的原因了，一群什麼都沒有了的人，再壞的結果不過一死，拼一把卻有可能世代富貴，你選哪個？這也是為什麼老蔣後頭的那批人寧願縮到海那邊去做山大王也不願意接受招安的原因了，一群什麼都有的人，再好的結果也不過維持現狀，可是一旦服了軟，一句共產就能讓你白乾一輩子。

所以說，題主應該考慮的不是知識人應該怎麼選擇，因為每一個知識人先天就已經被選擇了，他們身上的利益印記讓他們沒有選擇。

而之所以我們今天會看到有的人成為了歷史的反動派，不過是因為他們的屬性正好與結果的方向相反而已。至於那些幸運兒，只能說投胎的時候領了一張不錯的車票。

就中國而言，知識分子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可以依靠力量。

坐等被統一戰線。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你以為權力在誰的手裡？

知識人啊，就該努力去爭取權力，構建一個讓屠狗的人能生活的好的社會，然後對於瞎BB的知識人，削。。。

有理想有擔當的：修齊治平。

沒理想的：老莊清談，再不行還有五石散嘛。

文人的宿命是誤國。治國、理政、國防方面，岑參比不上封常清，王世貞比不上張居正。紀曉嵐比不上和珅。李白、宋徽宗、錢謙益、張春橋之流搞點文學創作還不錯，指點江山還是退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