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儒家文化在中國以及東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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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亞崛起的原因分析，就文化領域的分析來看，學術界的探究似乎已陷入程式化的局面，一般動輒以大量的事實將東亞文化說成是儒家文化，然後通過東亞現代化的成功這一事實來「驗證」儒家文化是能趨向現代化的，換句話說儒家文化中是包含有豐富的「現代性」的，然後進一步對「韋伯命題」作一番修正。儒家文化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影響了現代東亞的崛起，東亞的崛起在文化方面究竟還受到哪些因素的作用？這些問題都是值得認真研討的。

儒家文化在東亞的影響實際上是有階段性、時代性的，並不能代表東亞文化的全部。就東亞其它國家和地區而言，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儒學確曾極大地影響到包括朝鮮、日本等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歷史發展。早在秦漢時期，儒學即已東傳朝鮮、日本，但儒學真正對東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時期是在新儒學發展階段，如朝鮮，從高麗末年起，隨著程朱理學的傳播，儒學逐步成為學術界的主導思想並影響到政治等方面，為李朝的建立和統治提供了強大的思想理論武器。日本也是在13世紀至16世紀末興起了傳播新儒學的熱潮，並將儒學日本化，形成了日本的新儒學流派，直至明治維新，儒學在日本的文化、思想、政治社會等領域佔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這裡要指出的是，儒學東傳後對東亞的影響並非自然而然或直接產生，而是通過接受國的主觀改造和加工調適後，才適合接受國國情並發生影響的。朝鮮化和日本化的儒學與中國儒學是有區別的，如在日本，儒學與神道相結合，適應神道，以「和魂漢才」的形 式實現了儒學的日本化，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可見，朝鮮化和日本化的儒學已不是中國原來的儒學。

在19世紀東西方文化激烈衝撞的過程中，原以接受儒家文化為主的東亞國家的文化形態，由於儒文化祖國的頹敗而都發生了裂變和重構。日本在德川慕府時期「蘭 學」作為洋學之一就已興起，只是在當時對儒文化的影響甚微而已。及至鴉片戰爭後，屢遭西人叩關的日本，面對儒文化祖國的慘敗，其文化取向日益偏向西方文化，由表及裡，從器物形態到制度形態，最後走上了「脫亞入歐」全面學習西方的近代化道路。 因此，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文化里，儒家文化已隨「清風」漸去，西洋文化與日本文化的結合成為日本文化重構的主流。

進入近代以來，東亞的文化構成發生了重大變化，儒家文化已經不是引導東亞各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主流文化，即便在某些國家，也有了明顯的變異。當然，人們在 當代東亞崛起的現實中還能找出很多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個別事例來，但這並不能成為在總體上把儒家文化看成主導東亞現代化的文化因素的理由或根據。

在東亞的現代化過程中，作為外來文化的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同其本土文化的整合，構成了東亞現代化的主要文化背景。歷史上曾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其文化形態本來就是複合型的。進入近代後又遇到了西方文化強有力的挑戰，西方文化以其壓倒的優勢滲透到這個複合體中來，加濃了東亞文化的多元化色彩。

說到底，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和戰後東亞其它國家或地區趨向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由包括、綜合了西方近現代文化資源與本地區、本國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的東亞新文化推動的過程。與傳統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東亞新文化更注重以現代人本身為主體，努力藉助於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相互溝通、滲透和各種文化自身的轉型、重構等等，實現人類精神的現代化。這種新文化有一系列新的價值取向，具體說來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崇尚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的同時，也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的高揚，促使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礪相長。東西方文化接觸以後，東亞吸收了西方的科技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知識，將以中國心學為代表的文化流和以古代希臘文化為源頭的西方科技、制度文化有機融合起來構成了東亞的新文化。東亞工業化屬「後發」範疇，這使得該地區在工業化過程中既可利用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科技和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又可以引西方工業化過程中的人文精神落寞、喪失為戒，促進身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如新加坡，60年代初推行工業化、都市化政策，注重科技和經濟發展，到70年代後期這些舉措取得實效，但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和道德危機。為了克服現代化與西方化帶來的道德危機，新加坡開始注重人文精神的宣揚，樹起了儒家倫理的大旗，把儒家倫理寫進了中學課本。由此可見，新加坡在其崛起的過程中，對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和傳統儒家文化的精華是並重不偏的。 第二、在新文化背景下，東亞人更注重個體精神與整體精神的相礪相長。在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特別是在古代中國，其民族思維基本上是重視事物的整體功能聯繫的儒家思維，這種思維多從全局考慮問題。在這種思維影響的社會裡，家庭、家 族是社會的根基，個人在宗法、血緣的紐帶上，在家與國同構的網路上，只是一個微乎其微沒什麼分量的小網結。個人融化在整體之中，個人價值只有通過整體價值才能實現，個體在這種價值體系下是沒有地位的，當然也就談不上什麼個體性精神了。隨著歐美民主制度的不斷影響，隨著東亞各國經濟的發展和物質基礎的逐漸加強，社會的各種力量得以自我成長，自我加強。社會中的個人也就一方面變成利己的個人，個體精神得到了發展；另一方面變成公民、變成法人，公民在公眾自治社會或公民社會中通過法治，使社會整體運動恆常有序，充滿活力而又不會因為其內部各種個人的利 益衝突而陷入失序、失范、失衡狀態。因此，個體性精神和整體性精神在東亞趨於均衡發展，並愈益成為一種價值認同和趨向標準。 第三、東亞新文化還體現在利與義的結合、競爭精神與保守精神的均衡等方面。 儒學本是重義輕利的，把重利者視為「小人」，而將重義者尊為「君子」。這種過分強 調道義的思想，對經濟發展無疑是有限制的。但儒學東傳後，在東亞社會則是另一番景象，他們在尊崇儒學的同時，又改變了儒學賤商的「義利」觀，把道德上的「義」 和企業經濟的「利」結合起來，在儒家倫理道德觀與資本主義經濟之間找到了適合國情的結合點。值得肯定的是，東亞社會不單是在其現代化的起步階段突破了傳統儒學 「義利」觀的局限，實現了義與利的完美結合，而且在戰後快速崛起全面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將這種結合貫穿始終。 第四、東亞新文化作為其現代化的背景，還體現在東亞各國對待外來文化的坦然心態之上，而中國與其它東亞國家相比，則多了一份沉重。中國的儒家文化只是影響東亞發展的多元文化之一，更何況任何一種文化只能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影響政府或其它組織制訂、貫徹規則，同時影響人們遵守這些規則，才能發揮一定的作用。因此，過分誇大儒家文化之於東亞現代化的作用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