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中央集權專制制度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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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就是內外廷的權力之爭，內廷勢力的代表是皇帝，宦官，外廷勢力的代表就是宰相（丞相）。事實上，中國古代（秦之後）從某種意義上說接近於君主立憲制度，真正處理國家事務的是丞相（宰相）和御史大夫（宰相的副手），皇帝只是作為國家名義上的元首，具有所謂的「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與尚書。所以，尚書原本應是屬於內廷機構。另外，漢代九卿中的大司農掌管國家經濟，少府掌管皇室經濟，但由於九卿皆向宰相負責，所以某種意義上來說，宰相既管國家政務，也管理皇室內務，屬於真正的君主立憲了。但很多皇帝自然不甘心自己被架空，所以想方設法從外廷中奪取權力。費正清曾經指出，中國古代中央制度的一大特點是皇帝意圖設立一套班子，將其為自己所控制，推薦政府工作，以此來削弱外廷的勢力；但是一段時間後，班子制度僵化，被併入職業官僚體系，最終還是披上了濃厚的外廷色彩。

漢武帝本人雄才大略，權力慾望強，所以為了擺脫丞相的牽制，設立了大司馬、大將軍官職，取消了太尉，並且逐漸將丞相的權力分給尚書台。東漢以後，尚書台的權力日重，三公逐漸成為被架空，只有榮譽，無實權。但同時，尚書也慢慢被外廷官員所掌控，褪去了原本內廷的成分。這是一次典型的內廷機構轉變為外廷。

隋唐時期設立三省，中書省負責決策，門下負責審核，尚書負責執行。其中最主要的兩個部門是中書和門下，所有朝廷詔令均由中書省所書。完成正式詔令後交由皇帝畫敕，使之具有行政權力，再交由門下省複核。如果門下省有意見，可以將詔書批註退還，也就是封駁，封還。整個命令發布過程中，皇帝只具有簽字授權的作用。所以名義上，宰相依舊是政府首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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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從唐玄宗開始。玄宗預感宰相權力過大，於是逐步讓翰林參與到詔書起草的過程，並企圖與中書抗衡（翰林只對皇帝負責）。安史之亂後，翰林學士的地位上升，逐漸替代了原本起草詔令的中書舍人的的位置，成為皇帝的決策顧問，有的甚至可以與宰相抗衡，比如唐德宗時期的陸贄便被稱成為「內相」。另外，宦官的地位也在玄宗年間上升。唐太宗曾經規定，宦官不得擔任三品及以上的官職，但是這個管理被高力士所打破。肅宗年間的李輔國，權力已經大到竊取了御史台和大理寺的部分職能，呈給皇帝的奏疏都要經過他的官署，並可以調動軍隊，自行任命封疆大吏。自德宗年間霍仙鳴掌管神策軍後，宦官權力急劇膨脹，掌握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後期掌握了樞密院，甚至可以廢殺皇帝，但原本提高宦官地位的初衷和翰林一樣，只為了和外廷三省所抗衡。但是終唐一代，在名義上，宰相的依舊是政府首腦，皇帝在國家決策中的的地位很低。

真正的轉變從北宋開始。北宋年間三省制度大體不變，但有幾個小變化。第一，門下尚書兩省移出皇宮，宮內只留中書。第二，唐代上朝，宰相有專門座位，並且被賜茶；宋代宰相已無此殊榮，君相之間已然有了地位差異。第三，唐代中書擬好的是正式詔令，皇帝只需要畫敕蓋章即可；宋代中書擬好的只是條本，也就是草稿，需要給皇帝過目並取得同意，然後才擬定正式條文。只此一條，宰相的權利已被削弱，皇權在國家決策中的地位大大上升。第四，唐代政事堂（宰相談議政事的地點）所下發的手令，即堂帖（札子），也具有行政意義，並且其意義還大於皇帝的詔書；宋太宗代規定，所有政事需當以詔令為準，實際上也是削弱了外廷，增強了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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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宋代不僅主動加強皇權，削弱外廷勢力，還在外廷勢力中加以分化。比如，樞密院在唐代為宦官所設，在宋代成為武官官署，與中書省分設。中書省不再參與軍事政策的制定。再如，將諫官和門下省剝離，單獨設置。原本諫官屬於以宰相為代表的外廷勢力，在散朝後可以與宰相一起參與與皇帝的正式討論，並且規勸皇帝的錯誤做法，所針對的對象是皇帝非宰相。宋代將諫官作為獨立的機構，並且將拔擢權控制在皇帝手中，諫官的針對對象從皇帝變為了宰相，以單純的道德為準則對國家政事發表不切實際的清談，嚴重影響了國家決策的效率。也就是說內外廷勢力平衡的打破，是從宋代開始的。

明代的中央集權得到大大加強的加強。明太祖撤銷丞相一職，名義上標誌著的外廷勢力的覆滅，而新設立的內閣大學士僅僅是作為皇帝的私人顧問，官品很低，並無實權。同時取消三省，六部成為平級單位，誰也制約不了誰，由皇帝統領。所以洪武一朝，除了六部給事中所擁有的封駁權對皇權具有一定的抑制外，皇權是空前集中的。也就是說，皇帝代替了宰相，既身為國家元首，也作為政府首腦。自建文始，由於政事的繁重，朱允炆開始提拔黃子澄、齊泰、方孝孺於六部之上，參與政策制定和執行，實際上無宰相之銜，而有宰相之權，已經違背了太祖的《祖訓錄》。成祖時恢復太祖祖制，內閣學士官品較低（五品），遠不及六部尚書（二品），上朝時也位列尚書之後。但是仁宗朝逐漸提升內閣官職，並使其兼任六部尚書，從此內閣地位上升，並形成了對皇權的威脅，以致宣宗不得不設立司禮監以抗衡內閣。僅僅歷經三朝，作為內廷代表的內閣也帶上了濃重的外廷色彩，開始成為外廷勢力的代表，並且歷經徐階、高拱，至張居正達到內閣權力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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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代內閣有一個致命的缺陷——他們名義上還是皇帝的私人顧問，而私人顧問是沒有國家政事的決策權，這也就是為什麼張居正那十年為什麼遭到如此多御史所彈劾的原因。說到底，這還是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這一做法給後來的諫官以彈劾內閣口實。終明一代，雖實為分權行事，名義上依舊是集權之勢。內閣雖然對皇權不斷加以掣肘，但是始終處於名不正言不順的地位。

清代的外廷勢力完全覆滅，權力全部集中於皇帝一人。內閣原有的權力自雍正朝開始轉至軍機處手中，內閣大學士成為虛職；而軍機處又只對皇帝負責。皇權得到了再一次的加強。另外，各部門在清代開始與皇帝直接發生關係，皇帝的決策也是以上諭而非詔令的形式加以實行。在明代，地方官的意見還需經過布政使，按察使，中央六部下官的意見還需要經六部長官，即使是皇帝的詔書也需要給事中的同意才能實行。但清代，皇帝與官員直接是點與點發生關係，中間所經過的任何人無權查看其中的內容。所以，清代是中央集權達到巔峰的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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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央與地方的控制，主要是通過控制官吏的任命和對地方事務的監察來完成。從秦開始，最小的地方長官縣令也是由中央任命，但是其下屬的掾吏則是地方官自行任命。從唐開始，掾吏的任命權從屬於吏部，雖然掾吏還具有向上升遷的可能性，但升遷幅度很小，速度很慢。明成祖時期規定不許胥吏參與科舉考試，斷了基層小吏出人頭地的可能性，所以在地方實際辦事中儘可能地為自己搜刮好處，敗壞地方吏治。

從監察的角度，一般規律是中央會派出一些巡查官員巡視地方，考察民情，這僅僅只是臨時職；但後期往往成為常設職位，以加強對地方的控制。西漢的刺史，東漢的州牧，唐代的觀察使和節度使，宋代的知州，明代的巡撫和總督原本都只是臨時職位，但後期均超越了當地實際地方官，成為地方的實際掌權者。其中漢因為黃巾軍起義，唐因為安史之亂導致州牧和節度使壯大，與朝廷分庭抗禮。宋削弱軍權，將地方精壯之兵調至中央，地方廂軍只作為勞工苦役，漸漸忘記了行軍打仗。同時將原本集於地方長官一身的民情、財政、刑罰等權利分由四人，形成地方分權，地方上的財政全部上繳中央，形成守內虛外，壯中央而弱地方的局面。明清亦如此，巡撫在明代原本只是御史巡查地方民情所設的臨時官職，清代將其常態化，並在巡撫之上加設總督。但遇到大事件時，還需要中央派出欽差大臣。總的來說，在和平年代，中央總是在試圖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地方的壯大一般是藉由戰亂等原因才得以與中央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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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權在秦朝開始的，中央集權表現為中央官制的變化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在中央官制上秦朝三公九卿，隋唐時期產生三省六部，宋代兩府三司，明廢丞相設內閣，清朝軍機處，地方上，秦朝郡縣制。漢朝郡國並行，元代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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