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不是有自我毀滅的潛意識，或者是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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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 大神認為，人有兩種本能，一是愛的本能（或為性本能），二是死亡本能。前者是建設性的，後者是破壞性的。後者破壞的目的，直白的說法是為了找死，文雅的說法則是渴望從有機物狀態回到無機狀態。這兩種本能雖然作用相反，但卻同時並存，此漲則彼消，此消則彼漲。

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 / death-drive)又被稱為毀壞衝動、攻擊本能或侵犯本能；這是一種要摧毀秩序、回到前生命狀態的衝動。

"死亡本能"按照弗洛伊德的學說主張，這種學說認為每個人的身上有一種趨向毀滅和侵略的本能。而達衝動起初是朝著我們自己本身而發的。弗洛伊德認為這個死亡的本能設法要使個人走向死亡，因為那裡才有真正的平靜。只有在死亡--這個最後的休息里，個人才有希望完全解除緊張和掙扎。生命由無機物演化而成，人從黑暗、溫暖而平靜的子宮而來。睡眠與死亡的境界與人所來自的地方條件相似，所以生命一旦開始，一種意欲返回無機狀態的傾向隨之而生，這就是死亡本能的來源。

平常所謂的攻擊驅力，可以說就是死亡本能的衍生物，只不過只將毀滅的對象從自身轉移到他人而已。當指向外界的攻擊驅力因受到障礙而無法滿足時，便會轉向攻擊自己（例如自殺）以圖自我毀滅。它是促使人類返回生命前非生命狀態的力量。死亡是生命的終結，是生命的最後穩定狀態，生命只有在這時才不再需要為滿足生理慾望而鬥爭。只有在此時，生命不再有焦慮和抑鬱，所以所有生命的最終目標是死亡。死亡本能派生出攻擊、破壞、戰爭等一切毀滅行為。當它轉向機體內部時，導致個體的自責，甚至自傷自殺，當它轉向外部世界時，導致對他人的攻擊、仇恨、謀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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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 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一位同事向他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想法：如果曼哈頓計劃成功了，他們真的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彈，這枚原子彈的爆炸很可能會把整個天空點燃。奧本海默大受觸動，並在私下把這一點透露給了亞瑟·康普頓（Arthur Compton），曼哈頓計劃的元老之一。根據奧本海默的傳記，康普頓驚恐地回答道：

「原子彈真的有可能會讓大氣層中的氮氣，或者海洋中的氫元素爆炸嗎？這會是人類的終極災難。比起冒險讓人類徹底告別地球，還不如對納粹投降呢！」

康普頓告訴奧本海默：「除非能切實可信地證明我們的原子彈不會把空氣或是大海炸掉，否則絕不能把這個炸彈造出來。」於是，曼哈頓計劃的團隊成員們進行了一系列計算，並認為他們的計算結果證實了「小工具」——原子彈在當時的代號——是安全的。工作了繼續下去。但是，在1945年7月16日，新墨西哥州三位一體試驗的那一天，在場的一位科學家還是與同事就「炸彈會不會把大氣層點燃，如果會，那它是只會把新墨西哥州炸掉還是毀滅全世界」打了個賭。幸運的是，都沒有。

也不能說是因為幸運。因為奧本海默——天才的理論物理學家——以及他的團隊是做了功課的，他們明白自己在做些什麼。在他的風險評估工作中，奧本海默無意中建立了一個新的學科：生存風險。

三位一體試驗的70年後，依然有人在進行著這樣的風險評估——而且與先前一樣，大眾仍不知曉它的存在。在英美兩國的多家學術機構，曼哈頓計劃的精神後裔們默默無聞地辛勤工作著。他們人數不多，也不再造炸彈了；他們來自各個學科——現在還包括哲學，以及科學的各個領域；他們的目標正是阻止人類毀滅自己。

什麼樣的東西對未來是重要的？

「我們特別吸引怪人，」安德魯·斯奈德-比蒂（Andrew Snyder-Beattie）說。」我從早到晚都能收到奇怪的郵件。」什麼樣的怪人？」那些對物理學自有一套理論的人。」

斯奈德-比蒂是人類未來中心（Future of Human Institute）的項目經理。人類未來中心隸屬於牛津大學馬丁學院——一個由牛津大學900年歷史上數量最大的單筆捐款的捐贈人詹姆斯·馬丁（James Martin）出資設立，致力於解決全人類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的學院。人類未來中心的主管是因為推廣人工智慧的風險而聞名於世的瑞典哲學家尼克·博斯特羅（Nick Bostrom）。他曾在一篇論文中指出，研究糞金龜和星際迷航的論文比研究人類滅絕的多多了。人類未來中心正準備改變這一點。

人類未來中心坐落於一棟樸實的辦公樓的一樓，緊鄰著「有效利他主義中心」。大廳里——如果進門的地方算得上大廳的話——有一塊多面的白板，上面寫滿了筆記、圖表，還有一篇紀念去世於2013年的捐贈人詹姆斯·馬丁的短文。我最近一次造訪他們的辦公室的時候，白板上畫著的是全辦公室都在關心的有獎競猜：人類在100年內滅絕可能性的時間線。他們要求我不要公開發表。（大多數人覺得可能性很小，但也有一個人覺得概率是40%）。

「在智性層面上，我們的核心目標是：找出在絕大多數人眼中對人類的未來真正重要的東西，以及我們能為此做些什麼貢獻。」一位研究人員說道。他叫安德斯·桑德伯格，是個溫和友善的瑞典人，胸前掛著一塊奇怪的鐵質圓牌。」如果能找到一個讓世界變得更好的方法，我們就成功了；或者，光是定義出怎樣才算『變得更好』也算是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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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特羅姆的人類風險坐標系

真正的危險，和你想的也許不一樣

曼哈頓計劃前整整3600年，人類便已經開始揣測我們的末世圖景。最早的末世故事的主角修建了一座方舟以躲避洪水，但他的年代比諾亞還要早得多；這個新亞述帝國的方舟傳說記載在記錄在一塊公元前17世紀的古美索布達比亞石板上，它認為人類的滅絕是自找的：我們發明的工具動靜太大，讓眾神晚上沒法休息，於是他們便降下洪水來毀滅人類。

這個唯一的倖存者名叫阿特拉·哈西斯，名字的意思是「最高智者」。他的故事從屬於「末世學」領域：研究世界的末日。今天的我們生活在一個「生存風險」的世界裡：我們自己就是自己的神祇，人類製造的噪音——技術——的威脅也愈發嚴峻。

眼下，聯合國正在試圖阻止人類製造殺人機器人自相殘殺。與曼哈頓計劃一樣，最近重新啟動的大型強子對撞機——位於法國和瑞士地下的粒子加速器——也激起了人們的恐慌，人們擔心實驗可能會在地球上造出黑洞（和奧本海默的團隊一樣，LHC團隊也就其毀滅世界的可能性進行了多項風險評估。我們不會有事的）。

其他的潛在威脅則更難發現一些。2012年，研究致命性更強的變異流感病毒株的科學家被要求在發表時刪去他們的部分結果。去年，美國政府停止了對這一領域研究的資金投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馬丁·里斯（Martin Rees）這樣的生存風險專家的呼籲——他是劍橋大學生存風險研究中心的創始人，該機構與牛津大學的人類未來中心遙相呼應。 「秘密製造氫彈很困難，」里斯評論道，「但生物技術有許多小規模、可用於多種用途的設備；總有一天，會有上百萬人有能力誤用這項技術。」要問他最大的恐懼是什麼？「生態狂熱分子，掌握了不久之後就將司空見慣的生物黑客技術，並且相信『蓋亞』正受到過多的人類的威脅。」

在另一方面，大部分人認為會造成生存風險的事物，其實可能並不危險。比爾·蓋茨，埃隆·馬斯克，斯蒂芬·霍金，還有博斯特羅姆自己都曾就製造超級智能計算機的風險發出過警告。在流行文化中，機器奴役人類的遠景在《黑客帝國》和《終結者》系列這樣的電影中屢見不鮮。但人類未來中心的研究人員們並不覺得超級電腦是個迫在眉睫的威脅，「工程師們現在所做的機器學習方面的研究，或者其他任何方面的研究，都一點也不嚇人，」丹尼爾·迪威（Daniel Dewey），FHI的另一位研究人員解釋道；他是美國人，曾在谷歌工作過的機器超級智能專家。」人們總是覺得，我們工程師都覺得普通人都應該對人工智慧的前景感到害怕；但我們並不覺得你們有什麼可害怕的。」

而且，如果你擔心的是人類」滅絕」，能造成滅絕的災難的門檻其實很高——甚至可以說高得殘忍。就拿全球變暖來說，」如果氣候變化的情況比我們的預期更加糟糕，而且形成了會導致氣溫上升20°C的反饋循環，那才算得上是生存風險。」 斯奈德-比蒂解釋道。（我們現在面臨的溫度上升幅度是2-4°C之間）

「沒錯，」桑德伯格接話道，「人們在氣候變化成為常態的世界也能過得下去。很多城市的街道會被淹沒，許多人需要搬遷，我們的生活水平會大幅下降，但我們仍然能生存得挺好。」他沉思片刻，又補充道：「我們的未來並不僅止於下個世紀。說不定接下來的幾百年都很差勁，然後好日子就來了呢！」

桑德伯格是一位計算神經科學家，他脖子上戴著一塊圓牌，上面記錄著如何在他死後把他冷凍起來，送到亞利桑那州的一家人體冷凍實驗室的指示。「統計學上來說，我更有可能死於某種可預見的事件，所以應該有時間買好去美國的機票，」他苦笑了一下。為自己的身後事早做打算有個有趣的副作用：「你會對生存風險非常敏感，」桑德伯格說。

「如果你的預期壽命很短，未來對你來說並沒有什麼意義，」他補充道，」但如果你要在液氮冷凍艙里躺很久，未來的事情就顯得切身得多了。」

理論問題和倫理問題

從事生存風險研究的科學家們往往認為自己原先的領域過於死板。塞斯·伯姆（Seth Baum）來自一個工程師家庭，但發現自己愛好探索鑽研的天性並不適合計算機科學領域。「生存風險學的重點是搞清楚我們應該研究哪些問題，」他告訴我，「但對工程師來說，這是別人的工作。」

所以，這位前地理學博士後來到了紐約，並創建了全球災難風險研究院（Global Catastrophic Risk Institute），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有許多機構都一直關注著人類生存問題，」伯姆說，「但直到最近，才開始湧現出一個群體，著眼於風險整體，而不是僅僅關注某一項，或者某一組風險。」

作為生存風險研究界三足鼎立的機構，全球災難風險研究院、人類未來中心和生存風險研究中心之間並沒有多少競爭。生存風險研究中心的最近一場講座——題為「我們會引發自己的毀滅嗎？自然VS人為生存風險」——就是由人類未來中心的托比·奧德（Toby Ord）主講的。「但與這個學科需要關注的問題的尺度和規模相比，生存風險學界的人手還是相當不足，」里斯說道。72歲的里斯是一位天體物理學家、英國皇家天文學會的天文學家，並且在上議院議員的工作之餘主管生存風險研究中心。「這個領域關係到的利害實在是太重大了，所以，就算只是把某個災難發生的可能性降低了百萬分之一，我們的工作就是值得的。」

「如果我們認定，現在的工作重心應該是，比如說合成生物學上，」迪威解釋道，「就會很容易忘掉我們到底是來做什麼的。真正重要的是，幾百年後，我們應該有底氣回首過去，然後說『還好我們當時還算拎得清。』」

因此，思考未來不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倫理問題。「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中，我們取得的許多重大進步都與道德標準的改變有關，」迪威補充道。」我們不再認為戰爭後對敵國進行種族清洗是可接受的。我們不再認同奴隸制，我們認為女性應該擁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

換句話說，要想拯救人類，就先得理解人類為什麼值得拯救，而不是擔心人工智慧或者瘟疫的威脅。生存風險的研究人員們正試圖讓我們像關心自己一樣關心我們的子孫後代。

斯奈德-比蒂將這項努力描述為提升對「後人的倫理價值」的意識。「我們知道人們不會考慮與他們身處不同空間的人們，但人們同樣也不會考慮與他們身處不同時間的人，」他說道。里斯則喜歡引用生態學家E.O.威爾遜（EO Wilson）的名言：」我們的後代最不可能原諒我們的一件事就是造成大滅絕。」

也許決定人類命運的，就是某一個人

人類未來中心的一間會議室里掛著一張肖像畫，畫上的人是個軍人，他鼻樑高挺，表情哀傷，留著濃密的小鬍子。這個人就是斯坦尼斯拉夫·佩德羅夫（Stanislav Petrov），1983年9月的一天夜晚，當計算機顯示美國向蘇聯發射了四枚核彈時，佩德羅夫正在莫斯科近郊的一處掩體執勤。標準的做法是聯繫上級，準備發起反擊——換句話說，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相反，佩德羅夫忽略了這個警報。

「如果我上報給上級，沒人提出異議的。」30年後，佩德羅夫在接受BBC採訪時說。在「手握核彈發射按鈕」這個最老掉牙的情景中，佩德羅夫的舉動確保了我們仍然存活至今。還有人認為應該以瓦西里·阿克西波夫（Vasili Arkhipov）的名字命名另一間會議室。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一艘蘇聯核潛艇疑似遭到了攻擊，需要三名指揮官一致同意才能發射核彈；阿克西波夫是唯一一個否決的人。

很顯然，像佩德羅夫和阿克西波夫這樣的離經叛道者才是生存風險學家們心中的英雄，而不是奧本海默——他在1960出訪日本，並且根據他榮獲普利策獎的傳記記載，冷酷地表示「我並不後悔我在原子彈的技術成功中所做的貢獻」——也不是他的團隊中那些無意中創立了生存風險這個學科的人。

看著佩德羅夫的肖像，桑德伯格說：「那些大大改善了人類生存前景的人們身上有著某種象徵性的東西。此外，他們還提醒了我們，或許——雖然這可能性並不大——但或許有一天，你會發現自己處在與他們相似的情景下，世界的命運就掌握在你的手中。或許你應該仔細想想到底該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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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殼搬運，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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