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在溫州基督教特別發達，而不是在上海或者杭州這樣更開放的城市?
一、基督教在溫州興起的原因；
或許可以這麼說，晚清基督教之所以能在溫州得到迅速傳播，與以下幾個條件關聯甚大：窮困的社會事實，條約制度庇佑下傳教士的努力，以及溫州對中原文化的離心力。
與許多人所想像的不同，晚清時期，基督教能夠在溫州得到發展的一個看上去很不可思議的原因，在於當時的溫州普遍很窮，而且窮到活不下去。在時人的筆記里，經常可以看見饑荒之年，「餓死於路中者，日有數屍」（趙鈞《過來語》）「大飢，石米八千。春夏大疫，貧民乞丐死於飢疫者，橫塞道路，日以十百計。木棺既缺，以一棺殮二三屍，甚至以蒿草裹卷。兇殘情形不堪寓目。」（孟錦城《東甌軼事隨筆》）事實上，除了南宋時期有過發達興盛以外，歷史上的溫州很難說與富裕有緣。當代溫州商人之崛起，就在於人們實在過於困厄，不得不在計劃經濟的口子被打開後，四處冒險經營，掙取一份富貴。
造成溫州窮厄的原因，與溫州人多地少的現實密不可分。本地素來有個諺語「七山二水已分田」，傳神的為溫州多山地多河流少田地做出直觀的描繪。自南宋起，溫州的人地關係便非常緊張，遂有生子不舉殺女嬰的風俗。到了清朝，因為引進了番薯、玉米等美洲作物，人口出現大爆炸，據曹樹基研究，乾隆四十一年溫州人口為162萬，嘉慶二十五年高達201.7萬。（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而2009年法國巴黎人口為220萬。溫州下轄的樂清縣在1731—1825年人口從7.97萬增至22.89萬，人均耕地從4.39畝降至1.62畝，而當時維持溫飽所需的底線大概在人均四畝地左右。
由於人口過剩，產生了大量的無地遊民。同時因為明清兩代重農抑商政策的限制，溫州的商業發展再也沒有達到過南宋時期的高度，過剩的勞動力無法進入二三產業，購買力極度不足。而當基督教傳入溫州的時候，它便面臨這樣的現實：由於購買力不足，與基督教一同進入的西方商品無力在溫州傾銷，於是很長時期也就不如在浙北蘇南地區一般，對當地原本的自然經濟造成劇烈的衝擊，所以人們對基督教的抵觸也就不如浙北蘇南地區一般激烈。
而大量的無地遊民為了生存，紛紛投入了教會。比如1867年（清朝同治六年） 11月，英國內地會宣教士蔡文才（Josiah Jackson，原為木匠，為第一批來華的內地會宣教士，於1866年10月首次來溫）、曹雅直（George Stott有稱為「曹雅真」，因為身體殘疾，被溫州人稱為「跛腳番人」）與華人傳道士鮑信進來溫宣教，為了打開局面，飢不擇食的收取教徒，甚至將許多與政府反抗的會黨人士收入。1868年，曹雅直教士感到走街串戶傳教效率實在低下，於是創辦教會學校，凡就讀者，一律免費供應膳宿，並贈送書籍文具、雨傘釘鞋。入學家庭還可每月得到津貼十元大洋，而在1860年溫州永嘉縣每兩白銀折文錢二千七百八十六文。（我印象里有份資料顯示1834年米價為二三十文左右一小升，想來三十年後米價上漲不會過於離譜。）這樣的優待，在溫州這個窮地方是極有吸引力的，哪怕是放到現在也一樣。
自從西方用槍炮將中國轟出中世紀後，便與中國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比如割地賠款、治外法權等等。但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要求傳教自由與之相比並未有多麼的不正義。只是因為不平等條約的緣故，使得人們一直在妖魔化傳教士。而在當時政教分離的歐美列強，並無意對基督教的傳播予以大力扶持。他們在各個教案里對教士的偏袒，其實只是為了保障自家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雖然在中國人看來保障到不講理的程度。依我看來，基督教其實是搭了殖民者槍炮的便車。
由於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在國際交往中各民族國家對自家的公民的利益看的至高無上，於是傳教士得到了諸多不平等條約中傳教自由條款的庇佑，當地官府為此必須保護傳教士以免產生國際爭端。而不遠萬里來到一個異教國家的傳教士，都是信仰極度虔誠的人，為了主的福音照耀大地，可以不惜一切代價。比如上文提到的曹雅直教士，為了便於在女性教徒中傳播福音，原本單身的他特意與英國一位女教士在寧波結婚，然後重返溫州，並建立育嬰堂等慈善和教育組織。歷史上還有一位與曹雅直教士具有同樣狂熱獻身精神的蘇慧廉（William.Edward.Soothill，威廉·愛德華·蘇西爾）。溫州話是門極度難懂的語言，即使是中國人，也視之為畏途。為了便於傳教，1882年，蘇慧廉根據溫州方言發音規律，創編了「用拉丁字拼音代替漢字」的甌音拼音文字，寫成了《溫州方言新約譯本》、《溫州話拉丁化體系》。現北京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尚保存有這種拼音文字的書本和課本。
溫州本土對中原儒家文化的偏離也是基督教能夠得以傳播的重要原因。由於溫州地處沿海邊陲，遠離華夏文明的中心，早期人民為山越族，早期歸東甌國控制，後來才被逐漸遷徙來的漢人所同化。但畢竟與中原文化隔閡較深，因此接受外來文化也較少障礙。民間信仰中鬼神觀念十分濃厚，各種非理性的地方神崇拜甚為顯著，這為接受各種宗教奠定了基礎。歷史上的溫州曾經接受景教（早期的基督教異端）、祆教、摩尼教（明教）、回教，現在依然流行佛教、道教、儒教。於是形成了一種混合體，基督教只是在這混合體上再添一分色彩。需要指出的是，在晚清時期，儘管浮屠昌盛，道觀林立，教堂不朽，但是溫州信仰的基調依然是各種本土的地方神。（但在我高一時候做溫州楠溪江流域的研究性學習調查時發現，地方神早已沒落，佛道也苟延殘喘，唯有基督教生氣勃勃，並可能一家獨大。）
二、基督教傳入時的地方勢力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基督教在溫州的傳播發展迅速，但並不意味無所阻礙。其依然與土著勢力產生過劇烈衝突，哪怕是當代溫州普遍認可基督教的存在的情況下，也依然存在家庭親友因為宗教而反目的個例。任何外來的異質文明想要在中國生長，都有一個陣痛期。因為經濟利益與信仰之間的衝突，不同力量必然會相互爭鬥，直到勢均力敵，相互妥協為止。
在基督教傳入前晚清時期主要的地方勢力，分別為官府、士紳、民眾。名義上官府控制一切，皇權不下縣，縣以下的農村地區，官府是默認士紳在裡間的統治。官府需要士紳的力量控制民眾，收稅治安。傳統上學者們一直誤解紳權來自皇權，其實紳權自成一體，然後得到了皇權的認可，或者說默許。費孝通認為，在傳統社會的治理結構是文化、意識的統一和區域實際控制權的分離。這也是梁啟超為什麼一直在慨嘆只有文化中國，不知有民族中國的緣故。民眾只知有家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因為最底層的民眾與政府的距離較遠，他的實際統治者是以宗族為依託的地方鄉紳。他們作為地方權威，並不由官方授權，也不具有官方身份，而且很少與中央權威發生關係，這實際上限制了中央權威進入基層治理。帝國秩序無能力觸及地方管轄事物，於是形成了實際上的分治局面。除非在基層無法處理而不得不上報官府，那麼基層基本上都是這些鄉紳在統治。（費孝通《中國紳士》）
鄉紳控制民眾是依靠其強大的宗族勢力，張靜指出一個人倘若擁有財力或學位，但不參與公共事物，那麼他們也不會獲得地方權威。地方紳士的權力雖然得到官方的認可，卻是由在地方公共事物中，尤其是在宗族活動的參與中取得的。士紳以其文化能力和經濟能力，充當地方與外界交流的媒介，進行地方慈善、教育和公共治理活動，作為地方糾紛的處理者和祭祖的組織者。政府只是有限的滲入農村，士紳倘若說有何權力來自官府，唯有在參與科舉而攻取學位獲得國家承認這一項。（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
以上特點在溫州非常顯著。溫州宗族勢力強大，在於溫州是一座移民城市。從溫州的來源來看，有原東甌國濱海遺民，兩晉、唐宋因北方戰亂而來溫州避難的北方宗族，其中不乏高文化素質的士大夫，南宋、明清從福建來的移民、從廣東逐漸移民而至的畲族。（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本世紀初從青海湧入大量回民，這裡只列出不予討論。西方傳教士，我不知道算不算移民）不論是為了長途大規模的遷徙還是在人多地少的溫州生存，都有必要維持一個強大的家族。不同的宗族也相互之間聯宗，以相互扶持。
不過這裡需要區分的是士紳內部存在分化，具有高級功名的上層士紳和只有較低功名的下層士紳存在對立。擁有地方權威的更多的是掌握更多經濟、知識和社會資本的上層紳士，他們與官府保持著緊密的合作關係，在佃農抗租和饑民生亂的時候，上層紳士需要官府保護自身財產，而官府需要上層紳士完成稅賦的徵收。荒年糧食減價以賑災。每逢出現社會糾紛，官府總是偏向上層紳士。而官府與下層紳士彼時是天敵，地方官要完成徵收錢糧和刮地皮都要損及下層紳士的利益。
而絕大多數民眾是不在場的，他們總是被代表、被統治、被壓榨的存在。由於一團散沙，因而總是被人利用。但是由於大量無地遊民的存在，和晚清為應對太平天國之亂而興起團練後，使得民眾中分化出會黨。會黨一般為農村宗族、地方豪民、下層紳士的組合，下層紳士加入會黨是為了打擊上層紳士的力量，不少會黨發展成黑社會，甚至有會黨會走向叛亂，比如咸同年間的金錢會，直接圍攻溫州府城。會黨的興起也同時伴隨著上層紳士權力的膨脹，因為上層紳士有更多的勢力去辦團練。而為了鎮壓農民起義，清廷不斷鼓勵地方辦團練，使得原本政權與紳權之間的平衡被打破，上層紳士勢力擴張。雖然地方官仍然擁有地方組織及其合法性的裁決權，但終究不如往日了。由於上層紳士坐大，原先的合作關係逐漸變為競爭關係。
基督教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傳入溫州。
三、基督教與本地勢力的衝突與和解
像一頭闖入房間的大象，雖然溫州本地的民眾對基督教的抵觸不如同時代中國其他地區一般強烈，但是任何外來勢力的進入必定會跟本土的土著爭奪勢力。隨著衝突的尖銳化和表面化，溫州與中國其他地區一樣，發生了種種教案。溫州地區影響較大的分別是丙子（1876）教案、甲申（1884）教案、甲午（1894）教案、庚子（1900）教案。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不平等條約的存在，官府除了在庚子年（1900）以外，都是教會的偏袒者。儘管教會的存在事實上削弱了官府的權威，但是官府還是不得不為維護教會而不遺餘力，以免「友邦震怒」。與教會存在直接衝突的，一是民眾，二是上層士紳。
民眾中又可以分為黑社會性質的會黨和有正當職業的良民。李世眾指出，會黨從正反兩方面利用了教會實力，一方面在妖魔化教會的過程中，大大消解了官府的統治合法性，從而獲得巨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在遭遇政府的壓力時，可以入教使教會投鼠忌器而自保。
許多會黨其實無意與教會為難，或者說為難的主要對象並不是教會，教會只是無辜躺槍。黑社會性質的會黨，總會與官府爭奪統治地方的權力，尤其許多會黨跟太平天國有若有若無的關聯。他們打擊和妖魔化是為了打擊不得不保護教會的官府。他們跟教會往日無仇，近日無怨，並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與官府卻有巨大的仇恨。地方會黨以反洋教的形式，對教會造謠抹黑，比如在甲申（1884）教案說教會挖菩薩的眼珠，割死者的頭顱嫁禍到教會身上，都是希望教會跟百姓矛盾激化，將結果搞的不可收拾，為官府製造麻煩，官府偏袒教會，會使民眾對官府不滿；官府照顧民眾，那麼洋人便會來找麻煩。無論結果如何，對會黨來說，都是喜聞樂見的事情。
而當官府要抓捕這些會黨的時候，他們便跑入教會，比如在丙子（1876）教案里就是幾名地方會黨為躲避政府的抓捕，而入教。當時由於教徒稀缺，傳教士是來者不拒，並相當護短，經常干涉官府的司法，這不可避免削弱了政府的權威。
良民與教會的衝突也很大程度上因為教會的護短，由於教士為了自家的教民而經常介入司法，造成司法不公而激起了民怨。因為看到入教對自己的庇佑，許多無賴湧入教會，在與人起爭端後，藉助教會的勢力，對平民進行欺壓。再加上中國人是天生的唯物主義者，對宗教的信仰不精確的說只是一種習慣，或者說是世俗性，而非西方傳教士彼岸性的執著。因此無法理解傳教士不遠萬里來我東土傳教，事有反常必有妖，黑到深處必見鬼。儒教的熏陶，使得許多良民在價值觀上與教會格格不入。比如甲午（1894）教案，因為教民們基於一神教信仰不肯為傳統的廟會捐資，遭到了良民們的排擠，許多教徒受到了迫害。除此之外，良民對教會的排擠也是社會危機加劇時的異常反應。柯文指出，當一個社會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候都會產生大量矛頭指向外人的謠言，這些謠言體現了「普通人的集體恐慌」，反映了跨文化的、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柯文《變動中的中國歷史研究視角》）甲申（1884）教案發生的背景就是中法戰爭爆發，法軍侵犯中國沿海，軍艦在沿海游弋，溫州自感危在旦夕。全城人心惶惶之下，遂將矛頭指向教會。庚子（1900）教案發生的背景也是八國聯軍入侵中華，社會整體產生一種末世的絕望感。
士紳與教會的衝突，一方面是因為自身權力的受損，教會為吸引教徒而進行的慈善教育活動，侵犯了士紳的勢力地盤。士紳在地方社會獲得權威，就是因為他們對公共事物的參與，以形成事實上的分治局面。另一方面是因為意識形態上的敵對，基督教的傳入挑戰了中國原先的儒教秩序，並否定了儒生們賴以原先安身立命的信仰。而士紳的佃農藉助教會的力量抗租，又直接損及士紳們的經濟利益。因此，在對基督教的謠言妖魔化的過程中，亦不乏出自士紳之手的文章。
因為士紳和民眾種種針對教會的駭人聽聞的謠言，在妖魔化教會的同時，也削弱了政府的權威。官府必須履行條約，甚至不惜以武力保護傳教，由此官府自然被視為與教會狼狽為奸，從而損及其統治的合法性。
基督教的傳播是依靠不平等條約實現的，並依靠治外法權來保護，官府不會喜歡教會，但是除接受條約外，沒有可周旋的餘地。當官府的權威受損後，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也就極度下降，民眾的活動空間增多。因為主權受損，官府從社會衝突的仲裁者變為調解者，在教會和土著之間吃力不討好地進行調和工作。既要戳穿謠言，對民眾士紳予以約束，必要時對教民略施懲戒，又要安撫教會，以免落洋人口實。但國家處理教民衝突的理性態度，既不會得到紳民的同情，也不會得到教會的諒解，使得國家正式權威一步步喪失殆盡。從丙子（1876）教案、甲申（1884）教案，再到甲午（1894）教案、庚子（1900）教案。政府的威信掃地，處理也從有為變成無為，能不做就不做，直到拖不下去。於是政府在地方社會裡便逐漸被人們看成一無是處，雖然需要指出官府依舊是社會最強大的力量，地方並沒有陷入無政府狀態，但是官府已經失去早先時期將地方一切事務或政治職能整合起來的功能。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民國時期許多地方進入某種無政府狀態的誘因，不單溫州如此。
官府權威下降，上層士紳便順手接管了原本歸屬官府的一部分統治能力。從丙子（1876）教案、甲申（1884）教案，再到甲午（1894）教案、庚子（1900）教案，儘管士紳們並沒有擊敗教會，但是由於從官府手中獲得了一定的補償，因此最後與教會妥協了。事實上，士紳與民眾的聯盟並不穩固，因為士紳也要防止民眾中的會黨力量膨脹，威脅到自家的利益。在基督教未傳入溫州之前，民眾就爆發過金錢會等叛亂，損害了上層士紳的利益。所以，當庚子年義和團運動在全國爆發，溫州也出現了一大批拳民圍攻教會的時候，士紳其實是力主鎮壓的，他們擔心民眾要甚於擔心教會。官府此時無力維護治安，士紳便開始進一步發展自己的團練，對民眾反洋教的行為抱著極大的戒心，因此，對教民的敵視情緒逐漸減少，甚至對教堂被拳民搗毀微表同情。作為個體的士紳，對基督教的敵視一直存在，但整個士紳集體來說，對教會態度開始趨於緩和。庚子年後，更是與教會達成和解，積極吸收西方文化，傳播西學。
奇怪的是，庚子年後民眾對教會的態度也開始趨於緩和，我猜想可能是因為民族自尊心被徹底打擊得體無完膚的緣故。庚子年義和團之所以興起，在於拳民們對傳統迷信深信不疑，以為他們在各種中國神祇的庇佑下便是中國的救世主。但八國聯軍的洋槍洋炮擊碎了這一迷思，人體並不能硬抗子彈，於是人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對教會懷著深刻的敬畏之心。
而教會此時也與現實妥協，再也不像剛進溫州時候飢不擇食地招收信徒，而是檢點對方身家是否清白。於是民眾和士紳默認教會在溫州存在的合法性，當教會被人們所共同承認的時候，基督教在溫州便徹底站住腳跟了。從此，溫州基督教發展極其迅速，據《溫州府志》數據，到1949年為止，基督教中的新教在溫州共有教堂628座，教徒83308人，（維基百科的數據是7萬多人，佔全國的十分之一）。天主教教堂128座，教徒31867人。正因為有這樣的基礎，溫州的基督教活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依然沒有中止，依舊存在地下教會秘密開展團契活動，這為改革開放後的溫州基督教實現令人矚目的復興奠定了基礎。(李向平《制度及其認同的差異：上海與溫州的基督教比較》)
華中吃飯大學 陳毓秀題主說：為什麼基督教不在更開放的地方存在
答：因為世界範圍內的規律本身就是，經濟越發達，社會越開放·，宗教存在的空間就越小。
溫州地區道教和佛教也非常興盛，只不過宮觀廟宇比較低調沒什麼特殊標記，而基督教非常高調地立十字架。有很多可以歸納為道教的本地神廟，比如楊府殿，平水聖王等等，到處都是。
溫州其實遠沒有北上廣深開放。
我覺得……越開放的地方，越是不容易對某一個宗教死心塌地。
我初中那年我大姐生了病（精神疾病），直到現在也僅僅只是靠吃藥才能維持。我父母就到處借錢也到處拜各種神買各種的護身符，半個月後，一個神父來到了我們家了解了我們家的情況（他是我三奶奶叫過來的）並在教會內部和信眾當中展開募捐直到去年我們家每個月也會得到3000塊錢用於購置我大姐的各種藥品。神父過來的兩個月後，我們全家受洗禮
僑鄉
溫州好多信基督教的都是家裡出事，，比如家裡人得重病。。。聽別人說信基督教會保佑她之類的，，所以就信基督教了想想溫州信基督教的真不少，，以前同學就很多
雲南橫斷山區，清朝就有西方傳教士了。基督教可不是西方的現代化產業已定要從大城市開始
溫州地處沿海 更在後來開阜並且在某條約中規定允許在中國傳教。加之當時溫州百姓窮苦 民不聊生，西方列強依託傳教進行文化侵略。其次，溫州人教育水平不高，大部分信徒都是沒讀過書的文盲。說服一個文盲信教當然比說服一個大學生容易。如今溫州範圍內樂清 蒼南等地基督教實力雄厚並且高調活動。去年還是前年，浙江大範圍內打擊基督教勢力，拆除違建教堂，拆除頂部十字架等等，你們現在去看看 大部分教堂沒有支十字架。這項舉措受到教徒和教會頭人的極大反對和阻撓。我奶奶是基督教徒，一次陪奶奶一同禮拜，台上傳福音者就此事對政府，對黨宣洩不良情緒，更甚至辱罵。寫此文並不針對基督教，我認為每個宗教都是引人為善，只在此希望大家明辨，更希望教會掌控權不要落入一些動機不純的人手中.謹此。如有不足，還望雅正。
我相信你沒了解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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