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易回河」黃河改道的過程中，北宋政府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北宋政府責任幾何？

如題。最近看到一些關於三易回河事件的文章，文中對北宋政府的批判十分突出。但搜索之後，本人發現對三易回河事件經過的詳細敘述在網路上並不多見，僅有百度貼吧的寥寥幾帖對北宋政府進行了重點批判，由此對該事件中北宋政府究竟扮演什麼角色產生了疑問。希望大家能從嚴格考據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跡。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範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後，元佑元年，子淵已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修堤開河，縻費巨萬，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降知峽州。其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

這一段提到了王安石重用的兩人，另外一個程昉在熙寧七年就因為放大水淤田沖老百姓與黃河情況危機以憂死了（按照林語堂的說法是畏罪自殺）

至於題主你想要的答案...你想要什麼樣的答案呢？關於三易回河最重要的原始文獻那就是歐陽修的論修河第三狀

在那裡，在事先做過大量實地調查，聽取大量第一線水工建議的情況下，歐陽修苦口婆心的勸說，甚至於拋棄了儒教士大夫階級一貫的道德批判嘴臉，非常實際的提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如果一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而且一旦失敗之後會造成巨大災難，這樣的情況下是不是應該退而求其次去選擇選擇為害較少的那個選項呢，這樣退而求其次是不是因為比較明智而超越純粹的不可理喻的決心與對政治威權的恐懼呢？

題主你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附上論修河第三狀的全文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壟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

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舍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眾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

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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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

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堤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眾，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

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采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壟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并力於恩、冀之間，謹治堤防，則河患可御，不至於大害。

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雲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壟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

　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堤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堤防，并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不幸，在之後的幾十年中歐陽修的預言一次次的應驗了

我相信zhihu的各位，很多都應該遭遇過歐陽修所提到的這樣的一類困境，當然肯定沒有歐陽修遇到的這個危害大

那麼宋代的士大夫階級能夠做到完全拋開不切合實際的不專業的外行妄想，拋開對權力的扭曲崇拜，去實際的設計一個方案，並且客觀的估計方案所帶來正面負面影響，量力而行么？

歷史告訴我們，他們做不到。甚至現代人都不可能完全做到這一點，而這就是在今天重新把這樣的一件醜事重新扒出來的意義所在，以史為鑒不正是如此么？

而對於那些最擅長與道德批判的史學家們，那些用單純的恰和時宜的道德批判壓倒一切的人們而言，這個只能證明理智客觀高於感情威權決心的教訓自然不為他們所喜歡了

關於三易回河的問題，寫了一個答案，請看這裡：

知乎用戶「經略幽燕我童貫」歷史水平如何？ - 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