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是怎樣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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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華夏邊緣》：何以華夏？何以中國？

王明珂教授1997年於台灣出版的《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民族認同》是一本民族史專著，有讀者評價說：「《華夏邊緣》解構了古今華夏、漢族和中國人的認同」。該書在2006年在大陸出版，到近期還登上了亞馬遜kindle商店的暢銷榜，是進行歷史人類學、民族史學的學習過程中繞不開的著作。這樣一本解構、反思國族認同的作品，藉由身處「華夏邊緣」的台灣學者寫成，不無豐富的象徵意味。

王明珂，歷史學家，1952年生於台灣，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現任台灣中研院院士，是歷史人類學、民族學領域的重要學者，多年在大陸西南、西北部進行田野考察。

在《華夏邊緣》一書中，作者將「華夏」作為民族史學研究的對象，從歷史心性的角度入手，試圖給出關於華夏民族如何產生並在族群之中形成持續的民族認同，以及「華夏」這一民族概念是怎樣不斷變遷的新結論，進而構建新的認識、研究族群問題的新範式。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以中國人為研究對象，我的野心是建立一個族群理論來詮釋一般性的人類族群現象。」在作者的研究中，處在華夏族群認同邊界上的「華夏邊緣」，是一個很精準的突破口。

作者在書中試圖證明以下結論：一、民族是共同擁有榮耀的歷史記憶，也因此希望共享現在與未來的一群人。二、「中國人」是一個歷史上的延續與變遷的人類生態體系，次人類體系萌發與西周、形成於春秋戰國，秦漢帝國是其最早的具體政治化身。三、華夏邊緣是維持華夏內部民族認同的最重要的力量，如作者所說：「如果我們將中國人，或華夏，比喻為一個木桶，華夏邊緣就像是緊緊將所有木片合攏在一起的鐵箍，鐵箍一斷，木桶就散了，這便是為何在歷史上，中國常不惜代價來維持此邊緣。」四、近代「中華民族」概念的產生，是和全球化、同時期歐洲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興起、西方列強的入侵、新的學術知識體系的建構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這一概念一方面凝聚了原來「華夏邊緣」之外的少數民族進入統一的民族認同體系，另一方面，也將許多處在「華夏邊緣」上的人排除在「華夏」這一認同體系之外。

1、 何謂民族？

作者在書中對「民族溯源研究」進行了反駁。民族溯源研究是上個世紀民族史研究中的顯學，這一學派認為民族是一個有共同體質、語言、文化特徵的人群。隨時間推移民族不斷遷徙、繁衍，分裂、融合，通過科學的手段和多重證據，是可以找到所謂民族的源頭。比如在華夏起源的研究中，就有「夷夏東西二源說」與「中國民族西來說」兩個最著名的假說。但民族溯源研究面臨很大的困難，如下：一、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族群溯源的工作無止境，面對龐雜、殘缺、不準確的歷史材料，大多數情況下歷史研究者不能得出確切的結論。二、民族溯源研究無意義。某個民族的起源往往可以追溯到石器時代某個山洞的幾塊骨頭裡，這樣的所謂結論對於該民族的整體研究來說意義有限。三、研究者在歷史溯源研究中很難避免主觀。一是對於記載歷史的古人的謊言往往無能為；二是，研究者自身的族群傾向與認同危機所導致的偏見。主觀錯誤的疊加往往使得「真相」變得不存在。

故而作者採用歷史心性的角度重新認識民族這一概念，認為民族是出於族群的感情認同，而從歷史材料中尋找古人對於自己民族感情認同的變化的蛛絲馬跡，就成了本研究的重點。

2、 華夏邊緣

作者認為是族群是有族群邊界來維持的，也就是說，是華夏邊緣的存在才使得華夏內部形成了民族的情感認同。關於這一結論，除了上文的「木桶論」之外，作者還作出了這樣的比喻：「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時，事實上是邊緣讓他看起來是個圓形。」

例如中國的朝貢貿易，通常被認為是中華帝國耀武揚威，「賠錢賺吆喝」的一種行為，和帝國的傲慢愚蠢不無關係。作者則認為朝貢貿易是中華帝國維繫其內部穩定，鞏固其民族認同的重要方法，藉由貿易，中國帝國認識到「他人他國」和自己的不同，從而反向強化自己的內部認同。

另外一個例子是漢帝國對待身處華夏邊緣不同民族的不同態度。漢帝國以中央集權的農耕文明為基本社會範式，華夏邊緣的民族與漢帝國的不同存在於兩個方面，一是經濟之別，即定居農耕與游牧之別；二是政體之別，中央集權與分散權力之別。面對和漢帝國在政體、經濟層面基本相同的東方朝鮮，漢帝國採取的態度是盡量同化，合併。北匈奴是馬背上的民族，在經濟和政體方面迥異，漢帝國採取通婚、求和等措施，盡量劃清邊界互不侵犯，且從歷史記載來看，漢帝國基本把匈奴放置於與其平等的地位。對於同樣採取農耕經濟模式，但由於地理、氣候等因素，無法實施有效的中央集權的羌、苗等民族，漢帝國的態度是無情地侵略、掠奪、擴張，故歷史上漢帝國與苗、羌、南蠻的戰爭從來沒消停過。

3、 工具論與根源倫

在族群認同領域，有兩種主流理論，一曰工具論，二曰根源論。工具論認為，族群認同是人們資源競爭與分配的工具，面對資源競爭，人們會主動修改自己的族群認同，形成新的、人為的族群記憶。根基論認為，族群認同的根基感情，來自成員共同的祖源記憶。

作者的觀點介於這兩者之間，一方面作者認為族群成員會在面臨資源競爭與分配的時候修改自己的族群認同；另一方面，作者認為祖源記憶是存在的，並且將持續發揮作用。為了調和兩者的矛盾，作者引入了兩個概念，一是「集體記憶」，二是「結構性失憶」，在此不贅述了。

舉個例子，作者在書中提到他一個朋友，出生在台灣，父母都是山東人，在眷村長大，同時會說山東話、台灣國語和閩南話。後來他在大陸和台灣之間做生意，和山東人打交道時，就稱自己是山東人，說山東話。回到台灣，和台灣當地人打交道時，就說自己是台灣人，說國語和閩南話。在這個例子中，此公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主動修改自己的「民族屬性」，在面對不同的人和資源分配環境的時候，會強化或者削弱自身的民族認同；同時，他所修改、調整的，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的家族（來自山東），他的故鄉（台灣）等祖源記憶，不會憑空產生。

4、 華夏之起源

作者認為，最初的華夏可追溯到新石器時期，在黃河流域和遼河流域，遍布著大大小小的人類部落。新石器的某個時期，人口增加，氣候變乾冷，資源逐漸相對匱乏，競爭隨之加劇。為了應對這種狀況，居於此地的人類由分散的部落走向了大規模集群，以便積聚力量展開競爭和進行更有效的資源分配。伴隨此種變遷，我們的老祖宗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一部分向北走，到茫茫草原上開始了游牧生活，另一部分留下來，選擇更密集的集聚，形成了定居的農耕文化。差不多是相同的時候，川藏邊界上，一部分人向更高海拔上走去，另一部分人則留在了在低海拔。這樣，在農耕和游牧分界處，華夏邊緣第一次形成了。

此後華夏邊緣不斷向西、向南擴張，歷經商、周、春秋戰國，大致在漢代的時候達到地理的極限。華夏邊緣擴張過程中，被擴張的民族和國家進入華夏民族內部，並通過人為修改自己的族群起源傳說完成了自己的民族認同，「太伯奔吳」是一個例子，作者在考證太伯奔吳的歷史「真相」方面有自己的突破性成就，在此不贅述。

5、 近代中國華夏邊緣之再造

上世紀初，帝制被推翻，中華民國建立，在文化層面也經歷了從「華夏」到「中華民族」過渡的過程。這一變化，和當時全球的環境分不開，在西方國家強勢侵入、歐洲國族主義（nationalism）遍地開花的背景下，新的學術知識體系形成了。1928年在中山大學成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是中國建立現代民族學的一個地標，從此學術界在中國的西部（主要是西南部）進行了多次民族考察，逐步進行著華夏邊緣之再造。

當時的知識分子普遍懷有兩個願望，一是面對列強入侵，期待一個更強大的國家建立，所謂「更強大」，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層面的更強大；二是期待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這兩種期待引導出了再造華夏邊緣的路徑，一方面，若要更強大，必須團結更多的力量；另一方面，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要求是要建立一個國族邊界（national border），而非此前華夏的族群邊界（ethnic border）。

就這樣，中華民族這一概念誕生了，在「中華民族」當中，華夏與華夏邊緣合二為一，在華夏邊緣的諸多民族成為中華民族當中的「少數民族」，華夏則主要由漢族所代替。統一的「中華民族」的族群認同的建立對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的作用是關鍵的。

不過，作者在書中指出，中華民族的建立同時帶來了新的問題，一方面，原本世代生活在在華夏邊緣的人們，無論是在生活方式還是體質特徵層面都同質化了。但是劃分民族的時候，把他們強行區分開，造成了身份認同的迷失和相對的混亂。另一方面，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事實上不如歷史上「華夏」的認同強烈，「鐵箍」比較松，且由於漢人佔據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和經濟主體，隱隱看到了內部分裂的可能。

6、 結語

從書中，筆者似乎讀出了解決當下中國民族和地緣矛盾的許多可能，可在當下中國的國家語境之下，此種潛在的突破為不可能。此書尚是由身處「華夏邊緣」台灣的歷史學者所著，內涵一絲輕輕的諷刺。進一步的工作面臨巨大未知和困境，恐怕甚至不是華語知識分子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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