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的目的是什麼？

01-21

一. 土地兼并是零和博弈，對生產力進步沒有一毛錢貢獻。

1. 100畝地，屬於100人，人均1畝地。畝產100斤的話，人均收穫100斤糧食。

2. 地主來了，利用各種機會進行土地兼并。於是：

（1）100畝地，土地數量沒變；

（2）100人投入勞動，勞動總量沒變；

（3）畝產100斤，糧食產量沒變。

唯一變化的是分配規則：由於土地屬於地主1人，原來100斤/畝/人的糧食所得，變成了60%的糧食上繳地主一家，其他99人分配剩餘的40% —— 亮點是，這個過程中，一粒糧食也沒有增加，一毛錢社會財富也沒有增加。

二. 被作為地主四兒子（大兒子是軍閥，二兒子是官僚，三兒子是買辦）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兼「民族良心」們念念不忘的「美好的民國時代」，為什麼貧窮落後呢？

因為當時的中華民國政權的經濟基礎就是地主經濟，基本盤就是地主階級。

爹從土地獲益，兄做軍閥獲益，弟享受37.5至600倍的超級國民待遇，怎麼特么對自家人下手啊啊啊 —— 哪怕誰都知道地主經濟一毛錢財富也不會增加。

三. 如果你是建國時的決策者，想結束土地兼并這種一根逼毛也不增多的零和博弈遊戲，開展真正增加社會財富的經濟活動也就是工業化，將被地主經濟束縛在土地上的勞動力解放並投入工業建設 —— 如果你爹不是地主的話，你打算怎麼做呢？

土改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農民真正變成人。

根本目的在於民主主義革命，打破地主階級對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的壟斷狀況。

這個思路源自法國革命。

相當於手機程序重置，而且中國已經重置過好幾次了。

別國是發展中國家陷阱。

我國是管仲陷阱。

均田免賦，這是歷朝歷代的傳統，土地是什麼，土地是財富，均田能得到最大多數人口的支持！

本朝已經三次均田操作了。以至於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小資國家！

為了權力所有權的轉換……

其實土改自古就有

秦弄過，漢弄過，曹操弄過，唐宋元明清都弄了，我們不是第一個……

效果最好的是秦漢，一個統一全國，一個留下了至今還在用的國土遺產……

被革命的群體就算為國奉獻了，我們屁民就是電影里的路人甲乙……

你非要問男一號咋想的……

我感覺好為難……

土改降低了農村生產力？？？？？

那題主你能告訴我你是從哪本奇書或哪個奇人那裡知道的？

土改也好，其他歷史事件也好，評價它不能拿社會道德標準來評價。一個事件的性質，比如土改，怎麼評價它，它是推動了還是阻礙了歷史的發展，是解放了還是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是有利於中國社會還是有害於中國社會，是利多還是弊多。回答了這些問題，那麼有些事情就自然有答案了。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不能用一般社會道德來評價。舊唐書有這樣一段話：齊桓公行同禽獸，不失霸主之名；梁武帝靜比桑門，竟被台城之酷。蓋用管仲則淫不害霸，任朱異則善不救亡。評價政治事件政治人物，要用政治的觀點去評價，而不是用一般社會道德來衡量，否則唐太宗殺兄屠弟，你就不能評價他的千古風流；李煜敦厚善良，但很難說他是有為君主

個人感覺土改的目的之一，就是讓那些在地里任勞任怨辛勞無比的農民的後代，也能在今天這個時代上網「痛批」土改的「不人道」和「不合理」。

土改的目的很簡單很明確：耕者有其田。這是孫中山的理想，也是當年那批年青氣盛的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經過幾十年的戰爭，這些共產主義者終於有了權力有了條件，通過土改實踐自己的理想。

時至今日，經過時間的檢驗，我們可以批評土改的方式，土改的尺寸，甚至土改的對象，畢竟這是一場涉及數億人利益的社會變革。

但是，如果有誰非要將土改解釋為奪取權力的工具，陰謀，我只想說，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很容易暴露自己的陰暗心理啊

我覺得現在再來一次土改，把銀行存款一百萬以上的直接沒收，家裡有兩套房以上都多餘房產直接沒收，然後給剩下的人一人分一千塊錢到賬戶上

一樣會得到多數人擁護的

一，取得絕大多數人的人心。二，為53到56年的國家成為最大的地主埋下伏筆。。。。

工業化

當然越南人不學好，凈學壞

越共真極左

但是後來嘛？

遼東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教訓（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

＊這是陳雲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的一部分。

去年七八兩月，遼東兩千幹部連北滿〔253〕四個工作團一齊下鄉，當時只集中打擊地主和惡霸富農。七月時，土改工作採取很慢的點點前進、求透不求快的辦法。

但群眾在親嘗了八路軍好、中央軍〔269〕壞的經驗後，又在我軍各方勝利前進的形勢下，情緒普遍高漲，他們迫不及待，到處請工作團去，開展土地改革。另一方面，遼東在久戰之後，急待補充兵源和動員戰勤（北滿主力大部到了四梅線〔353〕兩側），建立地方武裝，肅清土匪。在此情況下，運動速度加快，範圍加大。

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七個月中，除秋冬攻勢的新收復區外，遼寧大體分了土地，安東〔354〕、遼南則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地區分了土地。總的說來，工作是有成績的。消滅了封建土地制度，發動了農民，十萬農民踴躍參軍，並在基本地區內肅清了土匪。

但由於運動擴大過分迅速，階級劃分不清，沒有鞏固地團結中農，對佃富農與舊富農不加區別，許多地方把富農與地主一樣對待，保護工商業的政策沒有嚴格執行，以及一度打風盛行，死人過多，犯了很多「左」傾錯誤。直到一月份中央及東北局指示糾「左」，才開始糾正。現在，老區正繼續糾偏，新區則照中央指示，首先打擊大地主。所有新老區，都以春耕為中心，同時進行糾偏或發動的工作。

土改工作中的錯誤，主要由我負責，因我是負責指導土改的。造成錯誤的原因，就在於對若干問題的認識含糊不清。

一、對於貧僱農翻身，在現階段只能翻到什麼程度，沒有明確的恰當的認識。現在看來，分了地主、富農多餘的土地和牲口以後，基本上已算翻身了。至於牲口還不足等等，只能在以後發展生產中逐步解決。否則，必然打擊太多，孤立自己。

二、只看中農對土改猶豫觀望的一面，沒有充分認識堅定地團結中農的必要，分了富裕中農的牲口，又侵犯了其他中農。這種做法，貧僱農經濟上所得不多，政治上損失甚大。

三、沒有研究富農剝削剩餘勞動量的大小，以為凡雇長工者都是富農。當時不知剝削部分只佔其總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者應劃為中農。因此，誤劃許多中農為富農。對佃富農，則偏看其二地主性（轉租地主土地），他們在鄉村中政治地位甚高，牲口又多，因此與舊富農大體上同等對待。

四、在工商業政策問題上產生混亂的原因，在於未徹底認清保護工商業、發展經濟，無論對城市和鄉村，對工人、城市貧民和農民，對支援戰爭，都是有利無害的。

五、在打人問題上，當時沒有認識到，農民打惡霸雖屬正義，但群眾運動中人多手雜，打風一開，就會亂打，其結果必然禍害百出。以法庭來處罰應懲之惡霸，既可避免亂打，又可為農民伸張正義。

六、運動中凡屬農民提出之要求，總是有原因的。但是，不少要求從全局和長遠看來是不合理的。有些要求，即使在當時說來也是不盡合理的。因此，在運動中不能放任自流，作群眾的尾巴。

七、在群眾情緒高漲的情況下，運動範圍可以大些。但如無明確政策，無足夠數量和質量的幹部，過度擴大運動範圍，就容易出亂子。

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一篇文章說：「中共採取了兩種鬥爭方式，一是土改，二是軍事。決定最後勝負的在於前者，不在後者。」

1948年作家威廉·辛頓(Willam　Hinton)以觀察員身份生活在山西省潞城縣張庄村，用半年時間親身參加土改，而後以韓丁的筆名發表了著名的長篇紀實文學《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

他在書中感嘆道：新發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在中國內戰期間的作用，恰如林肯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發表的《黑奴解放宣言》。」

……

但是，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在主流向好的同時，也出現過一系列「左」的錯誤，中共領導人之間曾經存在著鮮明的分歧和爭論……

棍子打、錐子捅、繩索捆、石頭砸、火鉗燙、石灰撲眼、耳朵插捻點燈……刑罰還有好多種。比如磨地，把稜角鋒利、黃豆般大小的炭渣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後脫光被批鬥者的衣服，推倒在地，提住雙腳在上面來回拖拉，直到皮開肉綻。

比如坐圪針櫃。放衣服存糧食的躺櫃，中間去掉隔板，在裡面撒上剁碎的棗樹圪針，把被斗者扔進去，關閉蓋板，然後來回顛盪。櫃中人從這邊滾到那邊，又從那邊滾到這邊，全身被扎得肉腫皮爛……

土改運動中，一些地方的「農會」代表批鬥地主、富農的辦法五花八門，慘絕人寰。

一些地方，對開明民主人士無情打擊。還有不少基層政府，對民族工商業進行粗暴沒收和破壞。

黨內有識之士很早發現了這些問題。

1948年1月4日，勛就綏遠所屬各縣「左」傾現象向中央報告並建議：「……蘇維埃時期的老區可不採取平分土地的原則，而以抽補辦法解決無地和少地農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區一樣，就可能將新富農評為舊富農，將被沒收過土地的地主富農而勞動八年以上的，又定為地主富農再去鬥爭，將富裕一點的農民定為地富。」

1月9日，毛澤東複電，同意習仲勛關於老區土改工作的意見，並指出：「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及各縣地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

1月20日，毛澤東再次轉發勛關於西北土改工作情況的報告，並批語：「完全同意習仲勛同志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

……

1947年11月初，任弼時發現了晉綏土改中的一些錯誤做法，便開始集中精力研究。11月8日，他致電華東、東北、五台和太行局，要求將土改中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即怎樣確定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工人等材料日內電告中央。

11月中旬，他利用養病之機，對興縣錢家河周圍30多個正在土改的村莊進行實地調查。

1948年1月中旬，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上，任弼時正式發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演講，就土改中劃分農村階級的標準、鞏固地團結中農、鬥爭地主、富農的方法及對工商業、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等亟待回答的政策問題，進行了明確的闡述，很多見解獨特深刻，前所未有，令人震驚。

關於牢固地團結全體中農，他說：「中農是我們的永久同盟者」，中農「在老解放區，一般佔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徹底平分土地以後，則農村中絕大多數人都成了中農。「打日本時，中農出錢出力不少，是有功勞的。現在打蔣介石，也靠他們出大部分人力和糧食。

解放軍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農。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從個體經濟到集體合作經濟發展中，主要是依靠有豐富生產經驗和有較完備生產工具的新老中農。將來，中農還可以同我們一道走進社會主義。因此，錯定中農成分、排斥中農、貧僱農包辦一切、特別加重中農負擔等，必須堅決地公開地加以糾正。」

對工商業政策，任弼時指出：「我們對工商業，應採取保護和領導的政策」，破壞工商業「是一種自殺政策」。黨的政策是僅僅沒收官僚資本與真正大惡霸、反動分子的工商業歸國家或人民所有。「這些政策不僅適用於原有解放區，也適用於將來解放的新區域」。

對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問題，任弼時指出：「教授、教員、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他們大多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們自己乾的事業，是一種腦力勞動。對於這些腦力勞動者，應採取保護他們的政策」，「必須放手爭取和使用中國原有知識分子專家來替人民辦事」。

演講的最後，任弼時特彆氣憤地講到了「打人殺人問題」。

他極為嚴肅地聲明：「黨是堅決反對亂打濫殺與對犯罪者採用肉刑的」，「多殺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群眾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對」，「打人，我們也是要反對的。在審查幹部黨員和鬥爭個別壞分子時，應採取盡量用口批評說理、不準動手打人的方針。」

……

毛澤東對任弼時的這篇演講十分重視，親自修改補充定稿，確定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並批示新華社：「用明碼電報開始拍發，各解放區爭取兩天或三天發完。由新華社轉播全國各地，立即在一切報刊上公開發表，並印小冊子。請范長江同志注意，不要譯錯文字或標點符號。」

從已披露的黨史文件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對於「土改」的工作方法和對地主、富農、中農、貧僱農的階級分析，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的原始意見並不一致，他們曾有過多次的討論，甚至爭論。

1948年1月8日，任弼時致電劉少奇，對其主持形成的文件中「雇貧農、工人及其他無地少地農民，在老解放區一般仍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估計，提出不同看法：據太行地區的有關統計，「中農在土地分散地區，在抗戰前即約佔人口百分之四五十，現應更形增加」，「晉綏、陝甘寧新舊中農合計，據估計與部分統計亦多在農村人口半數左右。」

1月14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對他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執行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指示（草案）》提出意見：「我覺得這個指示似乎有些過了時機，土改運動已經按新方針向前發展，運動中發生了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是過左），而這些問題，指示草案中或者缺乏具體的回答，或者回答的分量不夠。」

劉少奇複電毛澤東：「完全同意你的意見，不發我在土地會議後起草的那個指示。因為現在運動已向前發展，如發那個指示，不獨無益，而且有害。」

1月18日，毛澤東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決議草案》，指導全黨糾正已經出現的某些「左」的傾向。

當時，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陳毅、賀龍、陸定一等舉行會議，討論並通過，定名為《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亦稱「中央一月決定」。同時，毛澤東致電劉少奇「中央本日原則通過了『中央一月決定』，須待徵求你們意見加以修改，然後發往各地。」

但是，這期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經過深思熟慮，在反覆徵求各地意見後，斷然改變了自己的思路。

3月17日，毛澤東又電告劉少奇：「我們決定發表弼時同志一篇講演，不發表一月決定草案，因為弼時同志的講演比一月決定充實得多。」

「中央一月決定」此後再沒有下發。

3月28日，中共晉冀魯豫分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任弼時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這篇公開演講與毛澤東、周恩來等這個時期為中央起草的若干黨內指示，形成糾正解放區土改「左」傾錯誤的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指南。

……

對於土改運動中出現的「左」傾問題，劉少奇也有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反省。在1948年「九月會議」上，劉少奇承認，土地會議的基本方針是正確的，但有重大缺點。在土地問題上，有土地法大綱，但沒有具體辦法。土地會議的缺點和錯誤，我要負責的。

毛澤東大度，劉少奇虛心，任弼時認真，三人同心，使土改工作儘快改正了錯誤，端正了方向，取得了最佳效果。

有人說，西柏坡時期是中共領導集體最團結、最和諧、最高效，也是最具魅力的時期。

此言不虛！

——摘自李春雷報告文學《趕考——西柏坡感思》

《鳳凰周刊》：越南土改中的阮氏南悲劇

特約撰稿員／程映虹（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教授）

1953年底的一天，越南北部太原省的大慈縣，一個名叫阮氏南的婦女以地主的罪名被槍決，時年47歲。

阮氏南的死，標誌著北越開始土改試點。阮氏南是第一個被處死的地主，她特殊的政治身份使得她的死具有極大象徵性意義。在她之後，北越從1954年到1956年經歷了「暴風驟雨」般的土改，成千上萬的「地主」被槍決和殺害，更多的被關押和迫害。

事實上，越共後來承認，這些受害者中大部分其實是參加了抗日和反法民族主義革命的越盟幹部、戰士和他們的家屬。

阮氏南的悲劇不但是越南革命歷史的一部分，也是東南亞革命歷史的一部分。越共領導集團當年是怎樣判她死刑的，後來又是怎樣為她「平反」的，以她的命運為代表的那段歷史不但給越南現體制留下了沉重的道義負擔。

土改第一個犧牲品

阮氏南是大地主家庭的主婦，現有的資料對她的丈夫沒有什麼記載，人們所知道的是她實際上主持家族事務。她深受越南愛國主義運動的影響，尤其是愛國主義女作家阮氏庭的影響，在二戰後越南的抗法戰爭中以其家產對越盟（越南獨立同盟，即後來的越南勞動黨和越共，本文中一般簡稱越共）的秘密鬥爭和武裝給予了大力支援，捐獻出金錢、衣物和食品。在越盟號召人民捐獻黃金支持抗法戰爭時，她拿出了數百兩黃金。

她的家當時成為越共領導人和幹部戰士的庇護所。曾經受過她庇護或者幫助的越共領導人有長征（1942-1956年擔任越共總書記或越盟領導人，80年代中期又短暫擔任過總書記），范文同（1955-1987年越共政府總理），武元甲（北越抗法和抗美戰爭最重要的軍事領導人，長期擔任國防部長），阮志清（北越軍事領導人之一，軍隊總政治部主任），黎德壽（越戰後期美越談判越方代表）以及擔任越共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的黃國越和黎文良等人。

在參加抗法鬥爭後，阮氏南本人成為越北婦女愛國人士的代表，是越盟領導下的太原省（越共主要根據地之一）婦女組織的領導人之一。她的兩個兒子也參加了抗法鬥爭，其中一個是越盟軍隊中著名的351師的團級幹部，另一個被送往中國學習。

然而，1953年越共決定在北越開始土改後，阮氏南被拋出來成為必須被清算的「地主」的代表。她對革命和民族獨立的貢獻被用陰謀論來解釋，說成是「用虛偽的表現使得她能夠混入革命隊伍，對革命從內部進行破壞」。

至今為止，阮氏南當年究竟是怎麼被定性的，由誰來定這個性，整個過程外人仍然不是很清楚，因為越共本身對此事也是很忌諱的，有限的披露都是語焉不詳。但一般來說，迫於蘇聯壓力「糾左」，越共後來進行檢討，越方的材料想為自己和胡志明開脫，將很多主要責任都推卸到中共土改顧問團身上。

越共領導層中主持土改委員會的是總書記長征（長征原名鄧春區，因崇拜「紅軍長征」而改此名），他比較聽從中國顧問團的指導，兩方面的意見對整個越共領導層形成強大壓力。

根據越南方面的材料，中共土改顧問團1952年抵達北越，準備工作主要是介紹中國經驗，訓練越南幹部（也有相當數量的越南幹部被送到中國培訓）。越南方面的材料說，中共顧問團有好幾百人，一些地方鄉一級都有中國顧問，可見他們對北越土改的指導是非常深入的。

那麼越共主要領袖胡志明對阮氏南的問題是什麼態度呢？據說胡志明在得到要判處阮氏南死刑的上報後說：「那不行。我們不能以槍斃一個婦女來發起這場運動。她過去幫助過我們的幹部。她的一個兒子是我們的團級指揮員。」當黨內高層被動員形成多數意見時，胡志明說「我服從多數，但我仍然認為殺她是不對的」。

但到了將要對阮氏南執行死刑時，胡志明又一次介入，說「我們為什麼不能以槍斃一個男的地主來開展土改呢？為什麼我們非要殺一個女的地主？」。胡還說，殺一個女人不符合越南傳統道德。對胡的這些話，越南方面的材料說中國顧問團的回答是「母老虎和公老虎都要吃人。」於是阮氏南被送上了刑場。

阮氏南的死在越共的宣傳中被說成是土改運動的一個重大信號，其意義是：如果連她這樣聲望崇高，與我們關係親密的人都可以被槍斃，那麼反對運動者都能格殺勿論。

另一個說法對胡志明的形象不是那麼有利。裴信（原越共《勞動報》副主編，參加過土改）回憶說，多年後他就阮的問題問過當時在太原省負責土改的黃國越。黃說當他得知阮氏南要被處決時，他去河內請示胡志明，胡志明確實說過上述的話，並答應要介入這個案件，但胡後來什麼都沒有做。

對阮氏南的「平反」

1956年夏，在蘇共二十大和中共「雙百」方針的強力影響下，越共開始檢討前幾年在土改和幹部整風問題上的重大錯誤。同年9月，越共召開十中全會，由於爭論激烈，會議開了兩個月。會議承認越共在土改中犯了嚴重錯誤，主持土改的總書記長征辭職，中央土改委員會的黃國越和黎文良等人被解職。但他們是代黨受過，後來都重返政治舞台。長征始終是越共主要領導人之一。

當時在越共內部從胡志明和長徵到其他領導人都認為阮氏南是被錯殺的，但很多地位和影響比她低的受害者都被平反或者恢複名譽，而阮氏南的名字始終不在名單上。一直到1987年，越共有關方面才找阮氏南的家屬，對他們宣布為阮平反，但沒有大張旗鼓地在報刊上公布。

2001年，越共老人武元甲在一份內部文件上寫道：「阮氏南是一個愛國地主。她在戰爭期間幫助過我們的軍隊。阮志清將軍和我都在她家中住過。胡伯伯、長征和黎范龍（黎也是當時土改委員會的領導人之一）都認為殺阮氏南是一個錯誤。」武元甲意思是說早在1956年越共最高層內部就有共識：阮氏南是冤枉的。但這個共識從來沒有公布過。為什麼不公布？我想是不是因為如果公布了，這樣一個重大案件被推翻，會給整個土改和越共的合法性帶來嚴重衝擊？

但在越南民間，尤其是阮氏南的老家太原省，她的鄉譽很好，按照中國話來說她是一個仗義疏財、急公好義的富人，不但資助獨立鬥爭，對鄉里也很照顧。筆者2011年在越南採訪時，聽越南知識分子說，阮氏南老家的農民已替她建了一座廟，廟中有她的畫像，把她作為女神來供奉。

越南獨立紀錄片製作人阮氏清說，在為阮氏南恢複名譽後，她的墳被掘開，遺骸被重新安葬。在墳墓中人們發現除了她的骸骨外還有兩件東西：一粒沒有完全腐蝕的子彈頭和一個完好的玉手鐲。

阮氏南的死是越共政治局1953年關於土改的「五四指示」的直接後果（巧的是1946年中共土地政策由減租減息向土改轉變時第一個重要文件也叫「五四指示」）。這份文件的正式名稱是「政治局1953年5月4日關於動員群眾中幾個特殊問題的指示」，2001年由越南官方披露，其英文版網上流傳已久，2010年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的《越南研究》在夏季號上全文刊登。

「五四指示」中第一條是「懲辦反動和惡霸地主」，規定「在這個運動中，我們必須處決一定數量的反動和惡霸地主。在目前情況下，處決的地主定在解放區總人口的千分之一。」根據一些越南經濟史的著作，北越當時人口約1500萬，1953年解放區人口約1000萬，次年奠邊府戰役後法國撤軍，越共控制全部越北，平均一下，按照「五四指示」北越大約有1.2萬左右「地主」被處決。

北越土改鬥爭的「擴大化」

阮氏南是北越土改中第一個被開刀的，她的死具有「殺一儆萬」的象徵性。然而，即使根據越共的政策，這第一個人就殺錯了。越共有關土改的政策性文件規定對三種地主必須照顧：即本人和家屬參加了獨立戰爭的，擁有土地同時從事工商業的，和捐獻了土地和財產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殺阮氏南呢？這首先是因為就整個越共的土改來說，「千分之一」的比例和「三種受照顧的地主」的政策之間是互不相容的。如果這三種地主不能動，那個「千分之一」的比例就要落空。

所以，「三種地主」的政策其實是空的，實打實的是那個「千分之一」必須要完成。一千個人中必須要殺一個，拿阮氏南這樣對越共有大恩大德的「好地主」開刀，其他人就不在話下了。其次，是越共內部指導和主持土改的那個權力集團要以殺阮氏南樹立自己的權威——哪怕是胡志明的反對也不行。

然而更重要的是土改「為什麼非要殺人？」這個問題。越共這個文件的標題是關於「動員群眾」。這就是說：殺地主是為了動員群眾。這裡有三個關鍵詞：土改，殺地主和動員群眾。它們之間究竟誰最重要？按理說，如果就是為了耕者有其田，那麼把土地分了就可以了，哪怕使用強制和暴力，沒有必要殺人，尤其沒有必要按比例殺人。但如果「動員群眾」是最重要的，那麼就必須殺人，尤其是公開殺人，讓每個人都參與其中，這樣群眾就「動員」起來了——交了投名狀了。

土地改革，讓耕者有其田，是世界近現代史上很多國家都經歷過的社會變遷過程，研究現代化的人都知道。但很多國家都不需要殺人來完成土改，只有在特定的「動員體制」下土改才需要殺人，而且按比例殺人。而在這些通過殺人完成土改的體制下，農民後來又失去了當年通過參與殺人得來的土地。很多研究土改的人都把「土改」本身作為這場運動的目的，完全是錯置了研究題目。

阮氏南的死揭開了北越土改運動的序幕。從1954年到1956年，整個北越鄉村經歷了一場「暴風驟雨」，各地的土改委員會成了當地政府，其主要工作就是「發動群眾」，即召開鬥爭大會、控訴大會和公審、槍決等。1956年越共十中全會承認，在土改中被當作地主受迫害的達到約18萬人，其中12萬多人是被錯劃成地主的。

這個數字中究竟有多少是被正式處決或者迫害致死的，還難以統計，但可以肯定遠不止千分之一。問題還不止是處決，更常見的是對「地主」和其家屬的各種酷刑、折磨和羞辱，有的「地主」被處決或關押後，其家屬和孩子被活活餓死。其悲慘景象，使得胡志明在黨內會議上當眾落淚，有照片為證。

為什麼土改會「擴大化」？這是因為反法民族獨立鬥爭席捲了北越各個社會階層，尤其是社會精英，國家獨立的訴求是整個民族的心愿。農村相對富裕的階層中很多人都參與或支持了抗法鬥爭，所以真要按照越共那個照顧三種地主的政策，土改根本無法進行。因此「擴大化」就不是什麼偶然的錯誤，而是土改必然的結果。

從1951年到1953年，越共對幹部和黨員進行「整訓」，強化思想教育，對組織完全公開自己的私人生活和社會關係，做到完全服從。

正是在內部完成了這樣的「規訓」，「土改」才得以推行，這是阮氏南悲劇的另一個重要根源。

和完全被馴服的黨員幹部不同，1956 年11月，越北義安省的農民利用政府「認錯」的機會發起暴動。這裡是胡志明的老家，30年代初在這個地區發生的「義安－河靜」暴動造就了越南的「蘇維埃」運動。然而恰恰就在這個「群眾基礎」較好的「老區」，越共推行的「土改」政策令農民積怨甚深。越共被迫調動其軍隊中的精銳第325師將農民暴動鎮壓下去。?

其實中國也有只不過也是語焉不詳啊！殺雞儆猴！

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

民族、民生、民權，民生是基礎，具體到細節上，就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縱觀大陸、台灣，都要搞土改。區別只是有錢的地區給一點錢，沒錢搞鬥爭也要土改

你來問就對了，因為題目描述的全錯。

1、徵兵

徵兵跟土改有什麼關係？中國的各色武裝中，蔣介石嫡系兵力全國第一，人家最煩土改。

2、逼農民交投名狀

誰敢逼你！他們分塊地就能管住你啦？開玩笑呢。

分你一塊地是吧？你呢，偷偷把地契還給地主，堅決做佃戶不做自耕農！參加還鄉團跟地主老財打回來。

3、撐戰爭經濟

你前面說土改大大降低農村生產力，後邊又說能撐戰爭經濟，降低生產力怎麼撐戰爭經濟啊？太搞笑了。

4、徹底控制農村

地主就不搞土改，照樣控制農村上千年。

消滅封建地主階級。自井田制消亡之後地主階級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中國政權的穩定，國家有足夠的稅收支撐。然而一方面是生產力不足，另一方面是地主階級勾結官僚對農民大肆剝削，導致農民生活水平長期底下。大量人口被限制在農村，嚴重限制工業化發展。消滅地主階級，解放農村勞力，使得城市化工業化有了基礎。

反正到最後都成國家的了。

說白了，就是資源的重新分配，打個比方，把土地改成現在的房子你就明白了。現在的有錢人都有很多房子，但是普通家庭的百姓，買不起房子，經過幾代，你會發現，只要不是太敗家，通過繼承，有錢人家的房子會越來越多，窮人家呢，依然買不起。這個時候，廣大買不起房的人民只好租有錢人的房子，給有錢人還房貸，這個時候，你換個角度想想？時間長了，窮人是不是對有錢人普遍有一定的仇視和不滿心理？社會矛盾就是這樣產生的，累積到一定程度，如果又碰到戰亂或者經濟危機之類的，窮人就房租都交不起了，但是你讓有錢人心甘情願的把房子交出來或者免費給窮人住，基本沒人會幹吧？而且窮人的數量還遠多於有錢人，這個時候，如果出來一個政府組織，說：跟著我們干，把富人拉下馬，大家都有房子分。窮人為啥不幹呢？

土改的成功已經毋庸置疑，只是我想就其中的階級鬥爭說點什麼。

不是所有有錢人都是「地主」，就價值觀來看我無法認同通過強行剝奪他人通過努力完成財富積累的成果這種做法，尤其是其在具體下放實施的過程中已經激化出了許多人性的負面事件。如果有人非要認為我這是在說我國的大多數遭受的苦難就是活該，那我也無話可說，我只是就事論事。

只能說歷史的進程是殘酷的，階級鬥爭同樣也如此，只有這個陣營或者那個陣營。太祖的土改確實妙，能笑到最後必有其過人之處。

看了諸位客官的文章，頗有些可圈可點之處，只不過可能你們傾向於把那些令人不悅的事叫做社會前進理所應當的犧牲，而我認為它們應當被當作前進中的失誤來銘記。

改變生產關係，獲得工業化的基礎。

土地私有制導致的大地主，結果就是工業化乏力。不只是民國可以看出，印度同樣可以。

大量的人口被土地捆綁。這種情況下想要展開大規模的掃盲都是很困難的。因為農業收入低下，而農業國特別是舊中國的政府收入農業佔比很高。大量的財富被地主私人掌握，這就導致農民根本沒有能力去學習，也沒有需要因為就算學習了，因為國家落後，農民也不能改變命運。印度還是典型的例子，很多大學生只能去做接線員。這種情況下大學與初中又有什麼區別呢。

而且土地私有制下，想要控制基層只能通過地主階級代管，基本情況和讓子彈飛里差不多，地主權力極大，而政府在基層指揮不動。

所以控制基層同樣需要消滅地主。

而消滅了地主以後，大量本來被地主佔據的財富被國家拿走，就可以拿去做投資。

大量的人口從土地解放後，中國是不需要幾億人去種地的，剩下的人可以慢慢隨著工業化，去做工人之類的收入更高的職業。

因為基層的控制權在手所以可以發動群眾，做掃盲，消滅病害，消滅土匪，之類的困擾農業國幾千年的東西。

總之地主與農奴這個生產關係已經大大的損害了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必須消滅。

當然以現在的路線來看以後還得有大地主，不過是有工業化後盾的大地主。

題主以為自己是地主

土改一個重要的作用是為後來的工業化服務。工業化，需要建立工廠，這就需要投資，作為落後國家，中國沒法像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通過對外戰爭，對外殖民積累原始資金，只有通過「剪刀差」，從農民身上獲取。地主階級的存在，使得政府能夠從農民身上獲得資金大大減少，這會大大影響了工業化的速度，而且如果地主階級存在，政府實行統購統銷之類的政策時，遇到的阻力也會大大增加。同時農村的地主和宗族勢力往往又是糾纏在一塊的，地主的存在，嚴重影響到國家對農村的控制，影響到國家對農村勞動力的整合利用。所以站在領導層的位置上看，地主階層必須消滅。

我們國家是一個大國，工業化所需的資金遠不是中國台灣和韓國這樣國家（地區）所能比擬的，台灣韓國借著美國和日本產業轉移的東風，靠著出口加工就能積累大量的資金。我們可以看一下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由於沒有土改，同時又在進行工業化，而且當時沒有美國爸爸的資助，低層農民過的是非常可憐的，這也是226兵變的原因之一。

問問唐太宗為什麼要實行土地平均制度。

再看看古今中外歷史，為什麼經濟大繁榮時期，對應的是資本（土地）分散或平均分配狀態。如漢朝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二戰後西方國家的黃金時代。

再看看古今中外歷史，為什麼資本（土地）高度集中時，對應的是王朝或國家社會經濟的衰落與大蕭條。如中國各朝代的中末期，二戰前西方國家的壟斷經濟與大蕭條，以及現在幾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趨勢。

如果沒有國外利潤，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繁榮程度，與資本（土地）的集中程度正好相反。千萬別認為出現大集團、大企業是好事，那是中小投資者的惡夢和國家經濟危機的開始。

我斷言印度經濟追不上中國經濟，就是印度的貧富分化太嚴重，沒有把前世的財富關係歸零：天下經濟大勢：印度經濟有可能在本世紀追上中國嗎？為什麼？

詳細分析可參考：四個字，點透古今中外幾千年的經濟大興衰

毛主席說，要把地主的階級消滅，而不是消滅地主的肉體。

目的就是消滅這個剝削階級啊。社會生產的剩餘價值，全讓地主們拿走了，國家怎麼發展工業，怎麼打仗？陝甘寧根據地不土改，地主出錢革命嗎？中國不土改，地主賣褲子造原子彈？

舊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要發展，只能省吃儉用發展工業，地主能嗎？只有消滅這個食利階級，國家才能勁往一處使。那些開明的地主，能做到和泥腿子一樣過的凄凄慘慘支援國家建設嗎？不能？那你就消滅嘍。

我記得以前有個答案說的不錯。

土改是為了消滅地主階級。

本質上來說，去除生產力的阻力。

其實這個活本來是應該由資產階級來做的。

不過當時的資產階級屬於買辦性質，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媾和，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詳細來說，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支持者就是大地主(江浙一帶基本盤)，讓他們革自己的命？搞笑呢你。

這就是為什麼說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它根本不可能領導中國工業化。

至於國民黨在台灣的土改，也證明了這一點。

土地改革是必須的。

下面說一說，土改的手段。我認為，評價一個東西不能脫離時代的局限性。

就像現在，在伊斯蘭教國家，偷竊是要砍手的。從現代人文來看，這樣的刑罰太過殘酷。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沒有一整套與現代社會接軌的法制通道。你可以指責一下他們，但是處在這個國家之內，誰也無能為力。這就是時代的局限性。

可能有人說，為什麼土改在台灣比較溫和，結果也不錯？

1.國民黨在台灣屬於外來者，與當地勢力沒有足夠的牽扯，至少和地主階級分離開來，不存在內部阻力。

2.國民黨捲走了國內很多財富，此外也有大量美援，有錢什麼都好說。

3.國民黨當時在台灣有200多萬軍隊，這個最重要。

就是這樣，國民黨在台灣的土改也一直被詬病太過暴力。前段時間老蔣的頭被卸了下來，當然這和老蔣的白色恐怖有關，不過看著大陸這麼多精神地主，台灣現在又是本地意識膨脹，說是沒有一點兒關係，我是不信的。

地主和農民的恩怨上千年了，不過每幾百年洗一次牌。上次大洗牌還是在清初，三百年間，積壓了多少憤恨，不爆發一次是不可能的。血債血償。

至於地主的處理問題，各地不一致，矛盾極深的地方越血腥；矛盾一般的地方土改比較緩和。

土改以農民為主，tg領導，不可否認會有誤判的情況，但絕不可能是某些人說的就是[殺地主，分老婆]那樣。沒有任何意義。

土地這種生產資料，註定凝滿人類的鮮血。

大家都很正確，這很好，但是這次正確的真的有點太高尚了，高尚的看不到現實。

很多高票回答告訴我，土改是為了把土地分給農民，讓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但現在的情況，好像沒有人能擁有土地吧，你家種的地是你家的嗎？土改能分給你，三大改造就能收回來。當然如果你們的回答是拿來截圖放進入黨申請書的，當我沒說。

要問目的，就是要問做這件事的人問什麼要這麼做，那當然要從執行者的收益來看。土改的目的，當然是團結一切能團結的力量，建國初期需要社會安定，地主對生產無益，那麼就抹殺，一方面賺抄家能填充國庫，另一方面分田也能讓社會安定度更高。將農民和地主對立起來之後能讓建國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得到更有效的推行。等到地主階級消滅了，該回收還是回收。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的時候，這是最正確的選擇，團結一致，高效統一調配，正是社會主義的優勢所在，也是我們這幾十年發展迅速的原因。

至於公平，who cares？歷史進程面前談公平，本身就很幼稚。只不過是推翻了之前建立的階層建立了新的秩序，說到底，就是機遇。

土改帶了什麼，書讀的少，說不清楚。但是，印度沒土改……

如果不土改，今天應該沒這麼多人能上知乎。比如阿三很多人糊口都來不及，哪有錢買設備，有時間上qu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