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是個怎樣的人?
我修改一下:
拋開武訓本人不談,《武訓傳》要表達意思換算到現在就是:
武訓是一個老農民,老婆被鄉賢搶回去睡了家裡地被搶了,房子也被拆了,家產都是別人的了,都被鄉賢給搶了····在工地上出了三年力,被老闆隨便使個壞就拿不到一分錢的農民工······
他沒有上訪、沒有告狀,沒有找政府一點麻煩,也沒有自己去報仇,堅決不給政府和高富帥找麻煩。
而是出去要飯,然後下跪求放高利貸的幫忙把他的錢一起放高利貸
然後掙了點錢,開了一個《弟子規》《二十四孝》培訓學校
教育大家一定不能找上邊的麻煩,不能找官員、富商、地主的麻煩
要自己自覺的當一個順民··要像孝順父母一樣孝順那些貴族大爺····
你說當官的能不喜歡?官僚群體能不僱傭一堆人來吹捧他?
這就是他們宣傳的,他們希望的,這一部電影,想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得到了幾乎所有人的吹捧,
大家都希望這樣,多好?忽悠的下邊的屌絲們也這樣,更好···
唯獨老毛當年看到這個那叫一個氣啊!
當然現在又都平反了,因為大家覺得下邊都是武訓,多好啊···不用費腦子就能很穩固的統治了
評論里居然有把武訓這貨類比 白芳禮 老爺子的
呵呵···
我就這麼說一句,白老爺子資助的學生,和武訓教出來的奴才,
誰是為社會做貢獻的,誰是專門拉社會後腿的!
白方禮生於1913年,祖輩貧寒,13歲起就給人打短工。他從小沒念過書,1944年,因日子過不下去逃難到天津,流浪幾年後當上了三輪車夫。
靠起早貪黑蹬三輪車糊口度日,經常挨打受罵,讓人欺負,再加上苛捐雜稅,終日食不飽腹。解放後的白方禮,靠自己的兩條腿成了為人民服務的勞動模範,也靠兩條腿拉扯大了自己的4個孩子,其中3個上了大學。同時,他還供養著20歲就守寡的姐姐,並支援侄子上了大學。一個不識字的老人,對自己能用三輪車碾出一條汗水之路,把子女培養成大學生感到無比欣慰。老人的兒子回憶說,父親雖然沒文化,但就喜歡知識,特別喜歡有知識的人,從小就教導他們好好學習,誰要學習不好,他就不高興。
1974年白方禮從天津市河北運輸場退休後,曾在一家油漆廠補差。1982年,老人開始從事個體三輪客運。每日里早出晚歸、辛勞奔波,攢下了一些錢。1987年,已經74歲的他決定做一件大事,那就是靠自己蹬三輪的收入幫助貧困的孩子實現上學的夢想。這一蹬就是十多年,直到他92歲逝世。
白老爺子解放前受罪,那些給他罪受的人,就是欺負武訓的那些人,而那些幫凶,就是武訓培養出來的奴才!
解放後,白老爺子正規單位退休,一個單位的普通工人,養出來四個孩子上大學!
改開後,老爺子掙錢供養貧困孩子上大學!
我就問了,武訓這種人也配和白老爺子比?
人家培養的是社會需要的人才
武訓培養的,是那些壓榨人的混蛋的幫凶和包衣奴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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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宣傳的,是真正的,實際上的,官僚們宣傳的,希望的,就是武訓傳里的武訓,而實際上的武訓呢?
在武訓死後,在魯西及別地出現了一批吃武訓飯的人。其中一人是臨清的號稱「武訓第二」的王丕顯,是一個借興學發財的學棍,這裡不來詳說。另一人是堂邑的武金棟。武金棟,堂邑武庄人,是武訓的疏族,現年七十八歲,他就是現存的一個活武訓。他在武訓死後一意學武訓,見有錢人就磕頭,低眉順眼,出口成詞,到處募捐,很積了一筆錢。他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到過南京,為國民黨所賞識,捧為法寶。他和我們見面,還是口中念念有詞。他對群眾的態度很壞,當地群眾很不滿意他,在土地改革時把他當作了鬥爭的對象。我們找他談話,柳林鎮的群眾很感詫異。他從街上走過的時候,群眾指著說:「為啥這傢伙又來了!」
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訓乘人之危從農民手裡零星地奪取去的。每張文約上的地畝數,大都只有一、二畝,或二、三畝。我們見到的七十四張文約內,有三十八張,都是三畝以下的數字;十畝以上的,只有五張。武訓每次置地的數目如此細小,足證大都是貧苦農民,遇了危急情況,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賣給武訓。武訓之成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內(從他三十歲算起),用各種殘酷的方法,逐步地積累起來的。
現年八十一歲的老秀才倪瞻雲對我們說:郭春煦外號郭糊塗,本來因事就要丟官了,忽然發現了武訓,趕忙上稟,因此有功,保住了紗帽。 (這個和什麼最美教師,嫁給大山的女人何其相似,官僚集團真是萬古如一)
1951年調查:
我們在堂邑、臨清、館陶等縣,先後進行了二十幾天的工作,調查了五部分材料:一、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二、武訓的為人;三、武訓學校的性質;四、武訓的高利貸剝削;五、武訓的土地剝削。
被我們直接或間接訪問過的當地各階層的人們共有一百六十多位。那些親自見過武訓的老年人(多數),或者是確知武訓某些情況的壯年人(少數),是我們直接訪問的對象。
我們在堂邑親自訪問了下列諸人:武克科(武庄人,七十八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武玠(武庄人,七十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武金池(武庄人,七十二歲,過去是貧農兼木匠和油漆匠,現在是中農),武克亮(武庄人,七十八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武金興(武庄人,武訓的曾侄孫,四十五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武金興之妻(四十三歲),武金棟(武庄人,七十八歲,青年時候當過僱工,後來學武訓,不務正業,到處以「義學」名義磕頭募捐,訛詐勞動人民,搜括了不少的錢,土地改革時,農民堅持要斗他,分了他一些土地,他現在是個中農),陳福臨(武庄人,七十九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武明之妻(武庄人,八十四歲,武訓的族弟婦),趙維漢(柳林鎮人,七十二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郭縉武(柳林鎮人,七十八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郭繼武(柳林鎮人,七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新中農),郭金鑒(柳林鎮人,八十七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韓祝齡(柳林鎮人,七十二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穆仲山(柳林鎮人,六十六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楊光漢(柳林鎮人,七十歲,楊樹坊之孫,過去是惡霸地主,現在是中農,被判了徒刑),郭培先(柳林鎮人,七十五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楊光炬(柳林鎮人,六十六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楊鑒遠(柳林鎮人,七十五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趙朝熙(柳林鎮人,六十七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趙棣(柳林鎮人,六十五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石東海(夫人砦人,七十四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李四德(夫人砦人,七十七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杜汝真(夫人砦人,七十七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張洪魯(夫人砦人,八十六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蕭振如(蕭集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泗漢(蕭集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桂樹(蕭集人,六十四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洪飛(蕭集人,七十一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懷祥(蕭集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唐勤習(連二砦人,七十五歲,武訓的外孫,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張春華(連二砦人,八十二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張鑄(連二砦人,八十二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梁老夢(連二砦人,八十二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林雪亭(喬庄人,六十九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范昌期(喬庄人,八十一歲,秀才,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倪瞻雲(倪屯人,八十一歲,秀才,過去是破落地主,現在是中農),路思鐸(東路堂人,七十二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梁亭桂(萬庄人,七十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路兆平(萬庄人,八十四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路延林(後路堂人,一百零三歲,過去是由佃戶變成的地主,現在是中農),路文顯(後路堂人,七十一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潘耕申(王二砦人,七十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潘耕歷(王二砦人,七十八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王立成(小劉貫庄人,八十一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宋克義(趙郎砦人,五十一歲,黑旗軍領袖宋景詩的堂兄弟的孫子,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王維修(王樊庄人,七十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崔金如(崔庄人,七十五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王湯傳(崔庄人,七十五歲,過去是富裕中農,現在是中農),張玉池(中布砦人,二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我們在臨清親自訪問了下列諸人:魏浚哲(臨清鎮吉士口街人,七十三歲,過去充當過衙役、商人,現在是城市貧民),冀熙亭(臨清鎮東夾道人,七十三歲,過去做過錢莊的領東掌柜,現在是貧農),趙名選(臨清鎮鍋市街人,八十五歲,過去是富商,現在是富裕中農兼雜貨店經理),孔昭文(臨清鎮車營街人,六十五歲,過去和現在都是搬運工人),陳茂林(臨清鎮後關街人,六十五歲,過去是店員、經紀,現在是城市貧民),郭宗周(臨清鎮吉士口街人,六十七歲,開小茶館),於明軒(臨清鎮鍋市街人,七十歲,秀才,過去是自由職業者,現在是中農),趙鏡波(臨清鎮大寺街人,七十六歲,過去和現在都是富商),郭華亭(臨清鎮後關街人,三十八歲,過去是中農,現在是自由職業者),朱鏡波(臨清鎮大寺西街人,七十八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醫),張紫綬(臨清鎮鍋市街人,七十歲,過去是銀樓資本家,現在是中農),李漢邦(臨清鎮東關街人,八十六歲,過去是衙役,現在是城市貧民),張琴軒(臨清鎮南場街人,七十三歲,過去和現在都是城市貧民),李玉嶺(臨清鎮吉士口街人,六十九歲,過去是衙役,現在是小攤販),劉季重(臨清鎮人,六十二歲,貧民)。
我們在館陶親自訪問了下列諸人:丁發訓(西二庄人,七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侯士太(西二庄人,六十七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李文蘭(西二庄人,七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李俊(西二庄人,七十四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侯子廷(西二庄人,七十一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王保西(西二庄人,七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汪憲章(楊二庄人,七十八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汪景東(楊二庄人,四十九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汪毓芳(楊二庄人,三十九歲,中農),劉繼先(楊二庄人,七十二歲,貧農),徐蘭田(庄科人,八十三歲,中農),馬朝臣(庄科人,七十四歲,中農),張曉峰(薛店人,七十四歲,貧農),陳雨亭(薛店人,七十九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李周氏(薛店人,七十六歲,中農),牟世英之妻(薛店人,八十二歲,貧農),李協元(薛店人,七十四歲,中農),李四(薛店人,七十二歲,中農),夏連全(塔頭人,六十八歲,中農),王永成(塔頭人,八十八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 以上堂邑縣五十人,臨清鎮十五人,館陶縣二十人,共計八十五人,都是我們在二十幾天中分別地直接訪問過的。 此外,我們還收集了臨清、館陶、聊城、冠縣等《縣誌》、《山東通志》、《山東軍興紀略》、《興學始未記》和《興學創聞》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國民黨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冊》,除《興學創聞》無甚可取外,其餘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惜沒有找到清末的《堂邑縣誌》,我們在堂邑、臨清、聊城、館陶、冠縣等縣及北京、濟南兩處的圖書館,都沒有找到這部書,有人說是因集稿未刊被火災損失了。武訓正式行乞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將近二十歲的青年。按照社會鄙視不勞而食的習慣,象他那樣年輕力壯的人,要飯是不會得到同情的,也不會有多少人給他。因此,為了達到不勞而食的目的,他的第一個方法就是裝瘋賣傻。八十六歲的張洪魯(堂邑夫人寨人,中農)說:「豆沫壯著哪!」他還用手比劃著說:「臉有這麼寬,腰象案板那麼粗!」我們問:這樣壯實的人要飯,人家為什麼肯給呢?張洪魯說:「他瘋迷了呀!」但是另外的人卻說:「瘋迷了,他對錢財可不糊塗。」這就是說,人們懂得他是裝瘋,上當的人不多。
裝瘋既不能長期騙人,到後來他就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方法,打起「興義學」的招牌來了。但「義學」決不是他的發明,更不是裝神弄怪什麼「大夢三天」以後想出來的。「義學」在武訓之前便有了。據「臨清縣誌」說:「義學之設,始於清初,由城及鄉,逐漸擴充」(第三冊第十一頁)。這種「義學」,絕大多數是滿清王朝辦的。從康熙到乾隆年間臨清有九個「義學」,其中只有三個是私立(紳士捐建),其餘都是「官立」,由知州創辦。到了光緒年間,臨清「義學」增至二十五處。可見越到後來,滿清專制統治者越愛「興義學」,「義學」在那一帶越是發展。在堂邑、館陶也是如此,在武訓常跑的村莊蕭集、楊林和千戶集,就都在武訓之前有了「義學」。武訓行乞,到處跑,又接觸封建上層分子,便悟出了打起「興義學」招牌必然對他有利的道理。果然,這塊招牌一打,就得到地主階級的賞識,館陶縣婁塔頭的武進士婁峻岭馬上看重了他。當地群眾說,婁進士誰都不誇獎,卻說:「武七能成大事。」 武訓裝瘋賣傻騙錢的方法是很多的,但是他有一條基本原則,那就是他對地主的態度和對勞動人民的態度不同。他對地主階級是到處磕頭,滿口「老爺爺」、「老奶奶」,或「爺爺」、「奶奶」。對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堂邑、館陶的地主們說武訓的「嘴甜著哪!」「脾氣好,怎麼耍他也不惱。」對勞動人民呢?武訓的外孫唐勤習(連二寨人,七十五歲,新中農)說,有一回武訓拿了幾個杏子到他家,給了唐勤習兄弟們,唐勤習他們以為是舅爺爺送的,就吃了。剛吃完,武訓就伸手要錢。張洪魯說:「就別讓豆沫撂下東西,他撂下什麼漲什麼。他撂在俺家二升紅高粱,第二天來拿就要漲。」七十四歲的貧農石東海說:「誰沾著他,誰被害。」「放錢七百算一弔。」 自從武訓正式要飯以後,是否如武訓宣傳者們所說他干過出糞、鍘草、拉砘子、軋棉花、紡線、推磨等項工作呢?據我們調查,除了鍘草、推磨之外,其餘都沒有。而鍘草、推磨也不過是在要飯時候所表演的節目,目的是好伸手要錢或要乾糧。我們問過幾十位老人,只有兩人說見過他推磨。其中之一說他推磨帶上「驢遮眼」,當許多孩子圍著他看的時候,他又學起驢叫來了。連二寨一百零三歲的老人路延林說:「光聽他喊推磨,沒見他真推過。」當我們向該村的張春華(八十三歲,中農)訪問武訓當年的勞動情況時,剛一提到鍘草,他便說:「鍘草鍘草,沒人來找。」這是勞動人民對武訓的評語,應該說是很恰當的。連武訓本家的武克科(七十八歲,中農),武玠(七十歲,中農)等人也說:「要飯是正事,幹活稀鬆。」武訓一邊嚷著「興學」,一邊裝做瘋傻,用盡各種哄騙訛詐的辦法,從勞動人民身上搜括血汗。他把第一筆錢(據館陶的群眾說有四、五十吊),交給館陶武進士婁峻岭替他放債,利息三分。武訓明白了放債「漲」得快,就回家鬧著要賣地。堂邑縣官郭春煦的「義學正碑文」說:「同治初年,將前分業地三畝,變賣得價京錢一百二十千。」事實上,武庄的人們和武金興都說賣地是真,但並未分家,賣的也不是三畝。武金興說:「俺家寧死不出地,他一賣就是五畝七。」武訓三兄弟共有十二畝地,他的份地是四畝,怎麼能賣五畝七呢?據說他所持理由是沒有娶妻,但是武金興說更重要的是怕他凶,只得依他。武訓把賣地的錢加上放債所得利息,又經過大惡霸楊樹坊等人幫他放債,他的財產就越積越多了。他把整注的找婁峻岭和楊樹坊等人替他經營,零碎的自己放。張洪魯說:「豆沫五百錢也不肯存在身上,隔一天就看漲。」不使他的就下跪,還不起的他就說是「坑」(即賴債的意思)了他的「義學」錢。武訓就這樣經過高利貸的道路,很快又變成一個地主。有的農民還不起他的高利貸,把土地給了他;有的農民交不起租子,也把土地抵押給他。這樣他的土地和高利貸數目便逐漸增加,到最後共達一萬七千吊(「臨清縣誌」第十二冊第九十頁至九十一頁)。武訓終於如願以償,打著「興學」的招牌,披著乞丐的衣裳,爬進了剝削階級的行列。
武訓柳林「義塾」的基地是一個小地主郭芬捐的。郭芬為什麼肯捐這塊地呢?郭芬的本家郭培先(七十三歲,新中農)告訴我們這樣一段故事: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辦學,有一天碰上豆沫就問:「豆沫,你老喊興學,為啥幾十年不興?」武訓說:「沒地蓋房子。」郭芬說:「沒地好辦,東門外有我的地。」武訓沒得話說,磕了個頭就走了。後來楊樹坊和武訓談了話,武訓不得不答應,這才「劉備招親,弄假成真」,在楊樹坊等人的命令之下,在武訓五十一歲的那一年,也就是從他二十一歲打「興學」招牌起正滿三十個年頭的那一年,他才和楊樹坊合辦了柳林鎮的「崇賢義塾」。 自從這個學校辦成之後,武訓就不僅是流氓的首領,地主家的熟客,又成了官府的上賓。堂邑縣官郭春煦請他吃飯,山東巡撫張曜召見了他。武訓在郭春煦的宴席上得意地唱道:「摘摘帽,出出火,修義學的就是我。」郭春煦為什麼要結識武訓呢?柳林「義塾」的學生,現年八十一歲的老秀才倪瞻雲對我們說:郭春煦外號郭糊塗,本來因事就要丟官了,忽然發現了武訓,趕忙上稟,因此有功,保住了紗帽。 繼柳林「義塾」之後,武訓又辦了館陶縣楊二庄「義塾」,但武訓出錢較少,主要是用的了證和尚的廟產。說到了證和尚,也是一個和武訓頗為相象的人物。他同樣是窮苦出身,但當了和尚以後,就到北京活動過。回到館陶,陸續掌管了三個廟的廟產。僅其中西劉庄一個廟,便有土地一百七十畝。除土地外,了證也放了四千餘吊錢的高利貸。雖則是一個大地主和大債主,他也和武訓一樣,實行苦肉計,故意「一條棉褲穿九年」。對自己的窮本家,則是「一升半碗都不借」。據群眾說,武訓在三十歲左右就拜了證為師,是為了想在錢上打了證的主意,而了證則是利用武訓勾結官廳對於武訓學校,在堂邑、館陶、臨清等縣,有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階級說是「義學」;勞動人民則說是不義之學。例如穆仲山(堂邑柳林鎮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過「崇賢義塾」的校董,六十六歲)的意見,即代表地主階級對武訓學校的看法。他認為武訓學校是「義學」,他說武訓曾經說過:「我窮,念不起書,我要窮人念書。」當我們問是否他自己聽見過,他說他聽見過,並且補充說:「我那時已經十三、四歲了!」其實武訓死的那年他才十一歲。最妙的是他為了和我們談話,陡然長了四歲年紀,對我們說他是七十歲。我們經過其他方面的調查,知道他只有六十六歲。可是,勞動人民蕭振祿(堂邑縣蕭集村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為新中農)卻抗議地對我們說:「武豆沫的學校窮人上不起,怎麼能叫義學?現在的學校才是義學,窮人都能上學了。」他的這個意見,代表了堂邑、臨清、館陶等縣一般勞動人民對武訓學校的看法。
為了徹底查清武訓學校的內幕,我們訪問了不少的老年人。其中記憶得最清楚、講說得最詳細的,是堂邑縣倪屯村的倪瞻雲。他崇拜武訓,稱讚「義學」,可是他肯說老實話,知道的就說,不知道的就不說。他出身於地主家庭,現年八十一歲,在「崇賢義塾」讀書達七年之久(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即光緒十六年至光緒二十二年),並且是個秀才。這位記憶力很好、精神頗佳的老人,還笑迷迷地對我們說:「武訓還做過我的媒人哪!」他告訴我們,「崇賢義塾」在頭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沒有蒙班,只有經班。而經班的學生,大多數都是「好戶」(地主),其餘也是富農或商人,沒有一個中農,更不要說貧僱農了。學生中,有一些是跟著老師來念書的秀才。讀的是詩、書、易、禮、春秋、左傳等書。能夠做「滿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學的資格。
後來壓力太大,開設了蒙班,但是僅一年就取消啦···
現在大家看到的武訓學校,是拿國家的錢修的學校改名叫武訓學校的·······然后里邊出來的學生不感謝國家感謝武訓,也不知道這些人是怎麼想的···肉食者鄙么?
-------------當然上邊這些調查我認為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可以用-------------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百度百科上的說法,這個調查啊,臭名昭著,負責調查的人呢,是壞人,所以這一切都不可信。
【武訓研究資料/轉】吳迪:有罪推定--《武訓歷史調查記》的邏輯(光明網) - 應學俊【語文·教育·研究】 - 歷史瞬間 - 歷史鉤沉
李緒基、孫永都:《應該恢復武訓的真正形象》,《武訓研究資料大全》
《調查記》評論說:「同時同地存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一個向地主階級、封建統治者投降,一個對地主階級、封建統治者進行革命;一個被當時和以後的反動統治階級所一貫地加以培養、粉飾和歌頌,一個被當時的反動統治階級所誣衊、鎮壓和剿殺;一個被當時以至現在的勞動人民所輕視和鄙惡,一個被當時以至現在的勞動人民所擁護和敬愛。前一個就是武訓,後一個就是宋景詩。」可惜的是,它可以欺騙某些人於永久,可以欺騙所有的人於一時,但是,它不可能永久地欺騙所有的人。
----------------------------------------------------------我不是很相信這個,因為這個怎麼看怎麼是知音讀者青年文摘的煽情文,就是找不到詳細資料,不能互相映證,但是大量的煽情··-----------
最後就是,政府失職不能確保義務教育,只好鼓吹希望工程和武訓····也真是悲哀
「......他家太太老伯起初處個小館,一年不過十來吊錢。後來本鄉里因他年高望重,就推他做了一位鄉董。
他老人家從此到處募捐,廣行善事。俗語說:『和尚吃八方。』他家太太老伯連著師姑庵里的錢都會募了來做好事,也總算神通廣大了。
他家太太老伯不在的時候,已經積聚下幾百吊錢。到他太老伯,以至他老伯手裡,齊巧那兩年山東、河南接連決口,京、津一帶,赤地千里。地方上曉得他家肯做善事,就把他推戴起來,凡有賑捐,一概由他家經手。所以等到他家老伯去世,莊上的銀子已經存了好幾十萬了……後來申老伯去世,就傳到我們這位申大先生手裡。
申大先生更與眾不同,非但場面比前頭來的大,如今他老人家的頂子已經亮藍,指日就要紅了。」「......自從做了善事,到我手裡,如今房子也有了,田地也有了,官也有了,家裡老婆了孩子也有了,伺候的人也有了,哪一樁不是做善事來的?」
晚清李伯元章回體小說《官場現形記》武訓是一個十多年當乞丐「討」來兩三百畝地的神丐,是我大清千千萬萬流民乞丐的精神領袖,名副其實的丐.格瓦拉。
武聖人得到家產土地之後並沒有貪圖個人享受,作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他跪求鄉紳興辦義塾,跪求秀才,舉人來教書,跪求農民的子弟來上課,跪求不用功的學生好好聽課……
武訓的一生是專門利人的一生,他用雙膝換來了土地,換來了義塾,換來了義學正,換來了黃馬褂……
武訓是我大清國興辦民間教育的先驅,是受到廣大人民和朝廷讚賞的草根慈善家,是"感動大清"年度人物。
武訓逝世一百二十多年來,不僅我大清國給予其事迹高度評價,當年韓復渠韓主席曾經主辦修建武公紀念堂,民國政府教育系統適逢其誕辰都舉辦了大規模的紀念活動,常委員長,汪主席都曾向其致敬!
可是就是這麼一個崇高無私的"千古奇丐",卻只因為一部有關他的傳記電影遭到了某人的批判,而化身成為了向封建統治階級卑躬屈膝的鷹犬,變成了徹頭徹尾的投降派,變成了站不起來的奴隸……
曾經遭到不公待遇的電影一一《武訓傳》如今業已解禁,再次看到這部優秀作品的人們紛紛為武訓的無私奉獻的愛心而感動得一塌糊塗,他們紛紛為這位卑微卻又偉大的「聖人」鳴不平,勢必要還武聖人一個清白,還國人一個歷史真相!
至於批判《武訓傳》的那位……算了,不說了……
所以你看,誰說我大清亡了?
現在,姑且不說武訓辦學的方法和結果,單說武訓辦學的動機,即是說假定他真想要使窮孩子識字,藉此以改變窮人們的悲慘地位,這種想法,難道是不正當的嗎?我們說,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後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影響。後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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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訓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經死了幾十年了,武訓辦的義學也不重要,它已經幾經變遷,現在成了人民的學校。重要的是我們共產黨人怎麼看待這件事——對武訓的改良主義道路,是應該歌頌?還是應該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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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武訓是個怎樣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麼人拿武訓來給自己塗脂抹粉。
如果連這點都想不明白,還是需要學習一個
武訓低三下四長跪不起求爺告祖換來老爺們牙縫裡的一絲殘肉用來助學,這是不是好事?對那些能上得起學的窮人家孩子來說,是好事……
老爺們覺得也是好事,畢竟這向全世界展示了他們高貴的憐憫,高貴的無私
樹立一個武訓的典型,老爺們那腦滿腸肥的身形立馬變得魁梧高大了
於是他們就更心安理得的享受大眾的供奉——黑手高舉的霸主鞭落下的時候,竟然也能讓人感受到一絲脈脈的溫情
武訓本人呢,從骨子裡透著一股深深的自卑
自己是泥腿子,自己是泥腿子還不如的叫花子
怎麼可以跟老爺們平等對話?那是反了綱常禮教啦!羞先人!掉腦袋!
那麼
做一個磕頭蟲,從老爺們的殘羹剩飯里討出來的義學,教出來都是什麼?
我想這個問題不言而喻吧……新一代的磕頭蟲罷了
「義丐」,加之在武訓這個爛好人頭上的名詞,和「最美被拐山村女教師」「賣淫助學」有什麼區別?
畸形社會的畸形道德產物,宣教的是順從和俯首帖耳
這樣的事迹如果不批判,那我不知道這個社會還能不能進步
沉渣泛起,這樣的事迹被翻案,不過是壞人愚弄蠢人的伎倆……
如果某一天,社會都贊同了武訓,我只能說:藥丸
看吧,不遠了
我貼一段《吳順恪六奇別傳》,我們高中時候做過的閱讀,配合武訓傳食用更佳。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井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也。」曰:「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醅,坐而對飲。查已酩酊,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入夏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為丐!」查奇其言,為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盡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仆何人,敢以為污!」查遽起,捉其臂日:「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陽,祖為觀察,以樗蒲故,遂為窶人。既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厄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請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游札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孝廉家居,久不復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為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敘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為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巨萬。將歸,復以三千金為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訾計。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游後圃。圃有英石一峰,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載致吳中矣。今石尚存查氏之家。有人要給武訓唱讚歌,說武訓放高利貸所得,一分都沒用到自己身上
武訓一生的確買了幾百畝地,在臨清大概就有二三百畝,這些地就在臨清西南的楊墳一帶,那裡有武訓辦的一處義學,他所有的地,都歸義學所有。他本人不因為買了一些地就過剝削生活。」(李緒基、孫永都:《應該恢復武訓的真正形象》,《武訓研究資料大全》809頁)
「武訓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沒過,世界上哪有不過地主生活的地主啊!」(李緒基、孫永都:《應該恢復武訓的真正形象》,《武訓研究資料大全》809頁)
原來只要是刻薄對待自己,剝削來的財產就不算剝削了啊!那麼我想請問了,你們聽說過高老頭、葛朗台嗎?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這些是文學形象,不是真實人物,不足為信。
那麼你聽說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嗎?韋伯在書中就說過,現實生活中確實有那種對自己生活極其克制,把錢都投入到資本增殖中去。
不獨清教徒如此,西方世界中猶太人小氣的笑話不也是非常多嗎?
所以說什麼刻薄對待自己,就不算剝削了,這完全說不過去。
在人們願意儲蓄——節制目前的消費,等待將來的消費——的限度內,社會能夠把那個限度內的資源用於新的資本形成。
這話對資產階級中某些人是合適,對地主階級中某些人也是合適的
說到武訓不娶妻,調查來這樣的結果。
武訓自己也公開地唱:「說一百個媒,認一百個乾娘,吃一口媽媽,死在路旁」(「吃媽媽」即吃奶)。
武訓晚年在臨清有一位乾娘,現年七十多歲,青年守寡,生了個孩子,人們趕著叫「小豆沫」。
我們在武庄訪問時,見過一位老太太,八十多歲了,他自己也不隱諱她和武訓的關係,說豆沫吃過她的「媽媽」。在場的武金興的妻子聽了生氣地說:「你幹麼說這個!」這位老太太說:「幹麼不能說,人家(指武訓)不是凡人!」在她的心目中,武訓不但成了名,而且成了神,她感覺她和武訓有這類關係是光榮的。但此人卻非武訓的「乾娘」,而是他的族弟婦,年輕時就守寡。
有人竟然想以這種理由推翻這個結果,認為調查不夠嚴格、嚴肅
「當時調查這個事時,很多人都嘻嘻哈哈地當笑話說的,確實不確實呢?並沒有調查到結實的材料。」(李緒基、孫永都記錄整理:《趙國璧同志談當年調查武訓其人其事的一些情況》原載《聊城師範學院學報》1985年第四期,引自《武訓研究資料大全》第822頁)
「這些傳說根本沒有進行核實,純是些流言蜚語,卻拿來作了定案的根據,實在是冤枉。」(李緒基、孫永都:《應該恢復武訓的真正形象》,《武訓研究資料大全》809頁)
那個被叫「小豆沫」的人,未必是武訓的後代,可能是謠言。可是武訓族弟婦親口說,武訓吃過她奶子,這也是流言蜚語嗎?也是沒有核實嗎?
那我倒想請教了,什麼樣的證據才不算流言蜚語,算結實的材料?難道要給武訓吃奶拍照錄像不成?
武訓這套把戲,難道是新鮮事?早就被識破了!
要給基督教禁欲主義塗上一層社會主義的色彩,是再容易不過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對私有制,反對婚姻,反對國家嗎?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獨身和禁慾、修道和禮拜來代替這一切嗎?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僧侶用來使貴族的怨憤神聖化的聖水罷了。
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違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詞,屈尊拾取金蘋果,不顧信義、仁愛和名譽去做羊毛、甜菜和燒酒的買賣。
有人說,那麼你讓武訓怎麼辦?難道一個沒文化的乞丐,能突然想出共產主義?
對於武訓來說,他當然不可能自發的有什麼共產主義覺悟。甚至連資本主義覺悟都不可能有。
所以當年批的武訓時,並沒有拿武訓與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這類人物做對比。
而是拿他同時期的同鄉宋景詩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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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武訓是受夠了不識字的苦,實心實意為群眾辦教育
那我就奇怪了,你知道群眾不識字,那麼應該怎麼辦教育?應該辦幼兒園、小學這種教識字的學校吧?用當時人的說法,這叫蒙學。
幼兒園、小學不辦,你專辦中學、大學,那麼請問在當時能上這種學的人,是那些貧苦窮人的後代呢?還是有錢人的後代呢?
其中記憶得最清楚、講說得最詳細的,是堂邑縣倪屯村的倪瞻雲。他崇拜武訓,稱讚「義學」,可是他肯說老實話,知道的就說,不知道的就不說。他出身於地主家庭,現年八十一歲,在「崇賢義塾」讀書達七年之久(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即光緒十六年至光緒二十二年),並且是個秀才。這位記憶力很好、精神頗佳的老人,還笑迷迷地對我們說:「武訓還做過我的媒人哪!」他告訴我們,「崇賢義塾」在頭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沒有蒙班,只有經班。而經班的學生,大多數都是「好戶」(地主),其餘也是富農或商人,沒有一個中農,更不要說貧僱農了。學生中,有一些是跟著老師來念書的秀才。讀的是詩、書、易、禮、春秋、左傳等書。能夠做「滿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學的資格。他那一班學生共有五十餘人,因為年代太久,他只記得起三十四人。這三十四人當中,就有二十三人進了學(秀才),一人中了舉。下面這份經班學生調查表,主要是根據倪瞻雲的述說,加上其他一些人的意見列出來的。
根據要能做「滿篇」八股文章的才能入學這一點看來,「崇賢義塾」的學生入學資格是很高的。因此,教師的資格也很高,須要進士、舉人或拔貢才行。倪瞻雲說:崔准、顧仲安、滕綉封等,都是當時極有名望的先生,他們不管到那兒去教書,身邊總是跟著一批學生。所謂「數縣學生數十百里負笈來學」(劉子舟:義學正武公傳),正是跟著老師來的或者慕老師之名而來的程度很高的學生,其中許多已經是秀才。教師的情況,看下錶便知:
「崇賢義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該塾經班開辦之後第八年,亦即武訓死的前一年,才設立蒙班,四年以後,即一八九八年以後,這種蒙班就廢止了。武訓及和他合作的地主們對於設立這種程度較低的蒙班是不感興趣的。武訓及其合作者楊樹坊之所以在這四年內開辦了蒙班,是因為柳林鎮上的商人們表示不滿,他們的子弟不能上學,武訓和楊樹坊才勉強辦了個蒙班,敷衍他們一下。
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 這是毛澤東同志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的節錄。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於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麼人,向這些敵人投降並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讚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麼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麼東西是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不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它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47頁)
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_《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_讀典籍對了,知曉歷史的都知道,當年去山東調研武訓歷史情況的人是哪位同志。這也是武訓先生必須平反的原因之一把。
一次講話
歷史上有哪些著名的演講? - 知乎先審題再回答,題主問的是如何評價武訓,不是如何評價「宣傳武訓精神」。評價一個人,就不能離開他所處的時代,各位站在後人的高度上,拿現代的平等民主自由價值觀要求一個清末的普通百姓,未免太苛刻了。說一個大字不識幾個的清末乞丐興義學而不是去推翻封建制度下的不平等就是思想覺悟不夠,就是奴性,就是維護封建制度,恐怕從來沒有估計也很難有機會接觸到那個時代新思潮的這位武訓先生,大概連封建制度是什麼都不知道。假設一下,如果武訓不是去興義學,而是做一個渾渾噩噩的混吃等死乞丐,正如那個時代大部分的乞丐一樣,也許以後還可以被稱為「被封建社會壓迫和摧殘的勞苦人民」,或者發財後做一個錦衣玉食的土財主享進榮華富貴,這樣以後說不定還會成為穿越小說《我在大清做乞丐》的原型,你說他是腦子哪根線搭錯了,非要去興辦義學,惹得一身騷呢?其他答主拿最美鄉村教師類比武訓,可鄉村教師本人有什麼錯呢?用批判武訓來類比,不就像是你不去批評人販子,不去批評不作為的政府,不去批評愚昧的山民,反而批評鄉村教師做慣了奴才,教出來的也是奴才一樣嗎?
關於武訓大家談了很多,俺說點兒題外話吧,就兩點:
(1)武訓是如何掙到辦學資金的?
關於武訓的生平大可谷歌、百度,這裡不贅述,只說說他原始積累的途徑。
方法有五:(1)乞討(2)打短工(3)挨打,讓人侮辱(4)做手工活(5)保媒拉線。總之就是跪著要錢。那種屈辱、忍耐、把所有尊嚴匍匐進塵埃的細節在《武訓傳》這部影片里表現得淋漓盡致。通過這些方法,武訓一共買田230畝,積錢3800餘吊,再加上和尚士紳贊助,全用在辦學上了。
據說有這麼個情節,武訓四處磕頭請來了先生,招到了學生,自己卻不敢跟人家一桌吃飯,說:我武七是個乞丐,不敢同老師和諸位先生們坐在一起,我站在門外,覺得心安,覺得快樂。
好人自然有好報,武去世後,清政府不但賞了黃馬褂,還在山東臨清縣忠義祠為他設了靈位享受致祭。民國時期武訓也頗受人尊敬,陶行知還搞了一個新武訓運動。
(2)毛為何要批判《武訓傳》
《武訓傳》拍攝於1950年,新中國剛剛建立,正值舊的一切即將被顛覆、被埋葬、被摧毀而工人、農民即將成為這個國家的新主人的時代。(至少教科書是這麼告訴我們的)那麼請問,被壓迫了千百年的農民是像武訓那樣跪著、匍匐著去乞求統治階級大發善心來改變命運還是靠自己骨子裡與生俱來的改天換地的氣魄去推翻舊世界並建立一個新世界呢?答案在毛看來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對武訓的讚美無疑是對農民革命的變相嘲諷。
毛看這部電影的過程有記載,當時包括朱、周等人對這部劇都做了很高評價,毛對這一點是不能容忍的,tg靠推翻舊的政治體制的革命取得了政權,本應該建立一個不同於以往的國家,但下車伊始就要心平氣和地把自己致力於推翻的一切照單全收,這是毛最為擔心的。
一提到毛,很多人特喜歡引用他的名言,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毛一生不甘於人後,蔑視任何舊時代的清規戒律,做學生時他就敢為被包辦婚姻逼死的素不相識的女孩子奔走呼號,就敢召集民眾把本省的督軍趕下台,他有忍耐、有蟄伏但絕沒有妥協和低頭的時候。你把這樣一部描述一個極盡屈辱之能事的人的影片拿給他看,是什麼結果可想而知了。
幾年前,網上流傳著一篇聳人聽聞加催人尿下的文章:「女教師殷彩霞賣淫助學」。編故事的人本來想博人眼淚,結果卻引來罵聲一片。為啥,有人物、有情節、有尿點,唯獨沒有人性!仔細想想,這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跟《武訓傳》放在一起難道沒有異曲同工之處嗎?
孟亞聖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無論以什麼名義,任何人都沒有權力通過別人的犧牲來成就自己的未來。那些拿著武訓放棄做人的尊嚴跪在泥濘中乞討來的錢讀書的學生難道沒有一點點良心不安嗎?如此培養出來的學生會對社會進步有半毛錢的貢獻嗎?這種狗血破事有啥值得歌頌的呢??難道它不應該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恥辱嗎???
=========== 瞎扯的 ============
昨天在澎湃新聞上看到一則消息:武訓被搬上舞台,淮劇《武訓先生》將沿著京杭運河萬里巡演。然後再回憶一下最近聲名狼藉的女德班、詭異無比的讓全校小學生背《弟子規》……這是幹嘛呀,要把五四以來砸爛的忠孝節義的神龕再搬回來嗎?
如果用好壞無劃分,武訓是個好人,但是拍《武訓傳》和宣揚武訓精神的人不是蠢就是壞了!
在他處回答下寫的一個評論: 這種社會最底層的被侮辱被損害的人,他們所能有的唯一的超驗之路,就是侮辱和損害他們的人給他們所洗腦的那種。剛剛了解到一個叫姜小超的殘疾人,乞討為生熱心公益,有一條消息時說他買了400多本《弟子規》送給某個小學校。
魯迅說,老百姓就如大石頭底下的草一樣,默默的生長,枯萎已經有4000年。已經接受石頭就是天理,他們所尋求的,就是嚴格按照狹窄的縫隙生長得好一些。誰要試圖改變這些縫隙,他們就會首先上去把這個人撕咬成碎片。忽然想到,所謂的程朱理學也大概是幹了這麼一個事。毛說:「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儒家的王道,就是有主子為人民做主,人民在主子的管理之下,過上了美好幸福的沒羞沒臊的生活。這就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邏輯,保存自身的邏輯起點是因為你的身體是你爹媽的,所以你不能毀傷。這與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是一個邏輯。所以人民的主子,讓人民去死的時候,人民也得乖乖去死了。許多愛狗人士對他的狗的愛護簡直無謂不至,然而這條狗卻從來不曾獲得自己支配自身的權利。好的儒家就是善待狗的狗主人,然而我們歷史上所遇到的都是虐狗狂。人民,牛馬而已。孔子說,請善待牛馬。然而韓愈先生說: 「民不出粟米麻絲、做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問你怕不怕?這是儒家的根本,也是儒家骨子裡的缺陷。能挑出來的那些好,只是枝葉。武訓一邊嚷著「興學」,一邊裝做瘋傻,用盡各種哄騙訛詐的辦法,從勞動人民身上搜括血汗。他把第一筆錢(據館陶的群眾說有四、五十吊),交給館陶武進士婁峻岭替他放債,利息三分。武訓明白了放債「漲」得快,就回家鬧著要賣地。堂邑縣官郭春煦的「義學正碑文」說:「同治初年,將前分業地三畝,變賣得價京錢一百二十千。」事實上,武庄的人們和武金興都說賣地是真,但並未分家,賣的也不是三畝。武金興說:「俺家寧死不出地,他一賣就是五畝七。」武訓三兄弟共有十二畝地,他的份地是四畝,怎麼能賣五畝七呢?據說他所持理由是沒有娶妻,但是武金興說更重要的是怕他凶,只得依他。武訓把賣地的錢加上放債所得利息,又經過大惡霸楊樹坊等人幫他放債,他的財產就越積越多了。他把整注的找婁峻岭和楊樹坊等人替他經營,零碎的自己放。武訓是一個不孝不友的人。為了不務正業,當流氓,武訓早和他的家庭鬧翻了。為了變賣地產,又曾和他哥哥大鬧。七十九歲的郭繼武說:「他娘他哥都沒沾他的光,他娘死的時候還不是象一條狗一樣。」有人說他娘死了他哥叫他回去發喪,他說沒有「哭錢」不去,在武訓正患財迷病的時候,這可能是事實。群眾說,武訓把要來的乾糧拿去賣給人家喂牲口,卻不願給他的母親和哥哥吃一口,他就是這樣一個無情無義的人。
一個逆來順受的人。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最可恨那些喝血的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一旦將它們消滅乾淨,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武訓不是神——舊學堂於救亡圖存基本沒有意義。
但更不應該被黑成狗屎——武訓很顯然不可能讀懂或哪怕接觸到《共產黨宣言》,或同盟會等組織的資產階級革命宣傳,或新式教育的相關材料。以當時的社會土壤和他本人的條件,他想干點什麼好事就只能幹成這尿性。
然而吹武訓的肉食者是應該被殺千刀的——歸根結底,武訓的好心演化為某種扭曲的結果,連累他本人的身後名,都要怪那個操蛋的舊世界,然而有些人偏偏就是想把那種世界帶回來。
以前中學上歷史課,實在想不通武訓這麼一個建義學的人怎麼就被毛主席批判了?現在明白了,意識形態領域,我們不去佔領,敵人就要去佔領,對國民的教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只能由代表了最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的我黨來辦,武訓式的人物,初衷或許是好的(當然也難說),但是由於其歷史階級局限性,所辦的教育必然會阻礙社會的進步,所以我們要批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