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李森科的學說會得到政治支持？

而且不僅斯大林支持，赫魯曉夫也支持。支持力度還這麼大，大到了清除異己的地步。

誰都承認，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批評的自由，任何科學都不可能發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這個公認的規則，竟被忽視和被粗暴地踐踏了。一些自認為完全正確的領導者組成了一個排他的小集團，保證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評，恣意橫行，為所欲為。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

不得不說，這個問題難以回答。就我所見，對此事敘述最詳的《米丘林學說在中國的傳播（1933-1964）》，儘管縱覽了從米丘林到李森科的學術脈絡，力求囊括從蘇聯到中國的生物學全景，甚至對李森科遺傳學對我國的一些積極影響有所肯定，但對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為何支持李森科這一問題，未能進行更深入的剖析。

一個慣常的回答是，李森科包裝自己的學說，使其表面上符合辯證唯物主義，並將其反對者扣上「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等帽子。然而我們知道，20年代蘇聯生物學界的兩派（孟德爾派和拉馬克派）實際上都力圖將其學說和馬克思主義聯繫起來。而且蘇聯生物學界也不缺乏外部的批評聲音，1934年，偉大的遺傳學家穆勒（Hermann Joseph Muller）的文章《Lenin"s Doctrines in Relation to Genetics》在莫斯科的《Academy of Sciences》發表，穆勒此前曾認真閱讀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部分著作，此文中穆勒力圖說明唯物主義對他的研究（摩爾根遺傳學的果蠅實驗）的有益影響以及經驗批判主義對遺傳學的有害影響。1936年，穆勒甚至將他的信和著作《Out of the Night》一同寄給斯大林，信中穆勒聲明他的觀點是真正布爾什維克的。令人好奇的是，蘇聯將如何回應穆勒的批評呢？惜哉中文世界尚未有人為我們介紹蘇聯人對此的看法。1948年，看到蘇聯確立了米丘林生物學的合法地位，穆勒發表文章《The Destruction of Science in the USSR》。「Yet the writer can vouch that both of them went out of their way on every occasion to defend the Soviet regime, the policies and person of Stalin, and the orthodox philosoph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穆勒在文中痛言道，「they were convinced Stalinists but, being scientists with dangerous knowledge and data, the government sacrificed them. 」

1932年，意圖建立「無產階級生物學」的辨證法專家普列津特與李森科達成合作。1935年，在蘇聯享有崇高聲望的農業科學家米丘林去世，李森科開始自居米丘林的繼承人。1935年的第二次全蘇集體農民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李森科就以「辨證唯物主義生物學家」自命，並對他的批評者進行了政治批判，斯大林在現場表示肯定。1938年，李森科成為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在一篇紀念米丘林逝世三周年的文章里，他倡議農業科學工作者建立「蘇維埃遺傳學」。1943年，李森科出版《論遺傳性及其變異性》（或譯為《遺傳及其變異》），此書以建立其所謂「米丘林遺傳學」為目標。

一個顯見的疑點是，如果正如穆勒指出的那樣，李森科對政府的大量許諾並未兌現，那麼蘇聯又憑什麼給予李森科政治支持呢？「The question naturally arises—why has the Soviet Union been willing to turn its back on all the positive achievements of modern genetics?」 ，馬丁·伽德納（Martin Gardner）在《西方偽科學種種》（《Fads and Fallacies in the Name of Science》）中寫道，「One can only guess at the reasons.」 他猜測，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意識形態的，即拉馬克主義導向的一種觀念：新的環境中成長的蘇聯人民可以很快成為社會主義新人。

我只能說，馬丁·伽德納的猜測確實隔靴搔癢，其所謂意識形態原因實未見於史冊。

科學的開放性和公正性，需要科學共同體內部的有效評價來保證。事件中最令人側目的是，李森科拒絕應用統計方法，不公布足夠的數據，因此其他遺傳學家難以評價或者重複他的實驗。1931年，鑒於李森科的春化法研究產生的農業效益，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主席團決定破例跳過重複試驗的鑒定程序，直接為李森科的春化法提供支持。1939年蘇聯政府定論後的政治高壓下，農業科學工作者紛紛加入米丘林學派，批評意見於是絕跡。缺乏良好的科學評價體系，則甚至不能清除李森科的弄虛作假的「科學方法」，所以，不僅斯大林一直對李森科的農業實踐寄予厚望，而且赫魯曉夫也一直以為李森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惜這其中的具體機理，仍未有更多分析。

當我還是莫斯科市委書記時，就向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介紹他的方法。據我所知，誰採用了他的方法，誰就獲得豐收。……採用李森科的方法是不會吃虧的。今年過後，我們可以看看他的小麥。我可以保證，他總會有一個大豐收的。

——1965年2月15日，《真理報》和《消息報》刊登的赫魯曉夫講話

（註：1949-1953年，赫魯曉夫是莫斯科市委書記，且分管農業）

如果蘇聯的魔幻現實不能為我們所理解，李森科的神通廣大的支持者只能被指認為「蘇聯體制」本身（在文獻里只能看到蘇聯生物學家們（整個蘇聯科學界都受害於大清洗，而生物學界的情況尤為嚴重）在30年代被「有關部門」迫害），那我不禁感到似乎可以扣一個籠統的「極權主義」或「斯大林主義」大帽子了。所幸，還是能進行一些理解的。《「李森科」事件再思考》就提到，史實顯示，斯大林和赫魯曉夫並非有意支持李森科，30年代的政治危機下，摩爾根遺傳學尚未顯現其農業上的應用前途（或者說傳統的育種年限過長），而李森科則宣稱他能迅速培養出新的品種。赫魯曉夫對李森科的支持，李森科1961年的復職，同樣處於蘇聯糧食困難的背景下。蘇聯農業部門對農業技術應用的迫切需求，使之輕信李森科的承諾。《米丘林學說在中國的傳播（1933-1964）》談到，1937年春，米丘林學派乘大清洗之機發表大量文章暗示一些「人民的敵人」與布哈林聯繫密切（這裡有必要提一下，布哈林支持摩爾根遺傳學），指控「反米丘林分子」企圖「破壞社會主義農業建設」。至1939年，受各種揭發材料影響，斯大林認定對米丘林學派的批評是對蘇聯農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破壞活動，蘇聯農業部門不再資助摩爾根遺傳學的研究。1948年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或稱八月會議）的前後過程，則清楚顯示了李森科與高層政治人物的相互利用和斯大林由於對米丘林的信任被他們當槍使的情況。

1993年，斯大林對李森科1948年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發言的改稿在俄羅斯披露（《Joseph Stalin and the "New" Soviet Biology》），國家權力在事件中的角色因而更加清晰。劉華傑教授在《斯大林給李森科改稿子》中介紹道，斯大林的修改大幅淡化了原稿頻頻指認的科學的階級性。劉華傑肯定了斯大林維護科學客觀性、普適性的一面，頗具「溫情與敬意」了。斯大林逝世後，隔了幾天李森科就在《真理報》上宣稱他的發言稿得到了斯大林的修改。劉華傑懷疑斯大林和李森科達成了某種改稿協議。然而這反而增多了疑點，斯大林的科學觀應當是自始至終保持基本一致的，斯大林的這一面又如何能與30年代蘇聯報紙的用語「資產階級科學」被一同解釋呢？李森科1948年的成功登頂，斯大林確實難辭其咎，但沒有明確證據證明斯大林決定了米丘林生物學的獨佔地位，這裡更應將目光投向蘇聯當時特殊的學術環境。

PS 本答案主要使用（抄寫）了《米丘林學說在中國的傳播（1933-1964）》，以及《科學戰勝反科學——蘇聯的李森科事件及李森科主義在中國》。穆勒部分來自《H·J·穆勒與政治漩渦中的蘇聯遺傳學》。參考了一個比較詳細的尼古拉·瓦維洛夫的生平敘述《Курс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Разрушение Вавилона (Н.И. Вавилов)》。

百年或者幾十年後，後人看我們這個時代的「中醫」，也許就是納悶怎麼21世紀了還有「李森科」這套學術理論得到了政治支持甚至（偽）學術界、民間的大力支持呢？ 你說後人會不會百撕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