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托克維爾？

01-21

多年前寫的一篇譯者手記。我想放在這個問題下是合適的。

托克維爾和「民主革命時代」的反思

在今天的中國學界，托克維爾之所以受人重視，主要是由於他對美國民主制度的卓越分析和對法國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史學研究。在西方，托克維爾有時被視為現代社會學的先驅者；由於托克維爾曾預言美國北方與南方的內戰、預言美國和俄國將支配世界，他甚至被視為某種未來學學者。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關於托克維爾的論著早已汗牛充棟。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托克維爾在法國和英語世界的歷史遭遇有所不同。按照當代一些學者的意見，在法國革命史的研究領域，托克維爾在法國學術界曾長期受冷落，直到孚雷等人30年前重新發掘後才受到他的同胞更多的關注。1960年代，法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雷蒙·阿隆等人策划出版托克維爾的全集，但此事在當時並未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然而在英語國家，托克維爾一直享有較高的聲望。托克維爾本人在自己祖國的遭遇也許能從一個側面揭示法國政治思想發展的發展脈絡。

一、托克維爾其人

關於托克維爾的基本家世和經歷，他的讀者恐怕大都清楚了：出身於諾曼底貴族世家，他的父親和長兄都是托克維爾伯爵，第二個哥哥稱托克維爾子爵，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生下來就是托克維爾男爵，不過他拒絕使用這個頭銜。阿歷克西的父親和兩個哥哥都曾在復辟王朝時期為波旁家族服務。他母親一方最著名的祖先（他母親的祖父）要算舊制度時代的王家出版審查官、稅務法院院長、大革命時期曾作為路易十六的辯護律師並最終被送上斷頭台的馬勒澤爾布，此人堪稱舊制度時代最為知名的開明貴族之一。他最要好的兩位朋友博蒙和路易·德·凱戈萊，同樣具有貴族背景，同樣曾為波旁復辟王朝效勞。托克維爾的政治和社會思想中明顯的貴族色彩，不能不說與他的家庭背景和交遊存在一定關係。但是，我們並不能簡單地判定個人出身背景與政治取向存在必然的、直接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後天的教育和經歷可能對思想的形成更具決定意義。

托克維爾曾在一段廣為人知的文字中提到，他一直依照帕斯卡爾、孟德斯鳩和盧梭的信條而生活。哈耶克曾說，在法國的政治思想史上，有三個人是非常特殊的自由主義者：孟德斯鳩、邦雅曼·貢斯當和托克維爾。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在政治觀念上的親和性顯而易見，但我們也應注意到帕斯卡爾和盧梭，因為這兩個特別個性化的人物同樣影響著托克維爾，而這種影響不僅是政治和社會思想方面的，它還體現在個人氣質和性格方面。了解這一點後，也許我們不會認為托克維爾是那麼political，不是那種「單向度的人」。

托克維爾性格中一個鮮明的特點是他濃重的悲觀主義色彩。分析他的史學著作的學者甚至都發現了這一點。他的《通信集》的英文編者指出：如果注意到托克維爾的焦慮及他無力獲得思想上的寧靜，我們就能理解他對帕斯卡爾的偏愛了。帕斯卡爾既是科學史上的天才，也是位悲觀的詹森主義者，詹森主義承襲的是奧古斯丁的傳統，在這種信仰傳統中，個人的自由意志受到貶損，人的邪惡本性使人不可能靠自身力量獲得拯救。帕斯卡爾曾說，我們在敗壞著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於是他選擇過一種嚴肅的、近乎苦修的生活。毋寧說，這種嚴肅是一種絕望中的嚴肅。雖說托克維爾還沒有悲觀到帕斯卡爾那樣近乎禁慾和出世的地步，但他的文字中時常流露出的情感，使人想起「人生可以期待者唯有失望」的斯多噶主義者。在美國訪問的時候，年輕的托克維爾在給友人的信中說：「生活既不是非常美好，也不是很壞，而是某種由好壞兩方面所混合的中等事物。不應對它有過多的期待，亦不應對它有過多的恐懼，而應努力把它看作既不令人厭惡也不讓人狂熱的東西，看作一個既非人所創造、也非人能終止、重要的是使之變得能為人承受的不可避免的事實。」托克維爾的人生態度可能強化了他在政治上的挫折感和幻滅感。例如，1848年革命後，托克維爾在信中表達的情緒幾乎是絕望的：「我們身處一個咆哮的、但沒有海岸的海洋；至少，這個海岸是如此遙遠、如此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們的下一代都無法找到它，無法在那裡立足。」

雖然個人生活和法國的現實政治是那麼令人不快，但托克維爾認為人生中仍然有值得信賴和珍惜的東西，這就是友誼。無論從個人生活、政治鬥爭還是學術研究來說，友誼對托克維爾都至關重要，他的信中經常流露出這樣的情感。在他所有的朋友中，克里斯托弗-德-博蒙對於托克維爾一生具有特別的重要意義。誠然，兩位朋友在1840年代曾有過激烈的爭吵，但兩人的友誼無疑是19世紀前半期法國知識界最感人至深、也最富創造成就的一段情感。托克維爾曾在北美和阿爾及利亞做過兩次十分危險的旅行，並在旅途中兩次患重病，險些喪命；在兩次危難中，博蒙都無微不至地照料這位體弱多病的朋友；博蒙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政治活躍人士。七月王朝時期，兩人曾一起當選為下院議員，並多次採取共同行動；兩人的著作發表之前，都經過對方的仔細審閱。托克維爾最後在絕望中的求救信，仍然是寫給博蒙的，而博蒙也一如既往地趕往他朋友的身邊。對於托克維爾，友誼不止具有私生活中的意義，它還能讓人在公共生活中採取聯合行動，分享共同事業的快樂，對抗他憎惡的中央集權。

雖然托克維爾在政治生活中飽受挫折和失望，但他似乎從未喪失對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渴望。絕不要認為托克維爾只是個長於引經據典的研究者，實際上他是個活躍躁動、渴望在公共生活中建功立業的行動主義者。在信中承認自己對「偉大事業」充滿渴望，甚至不惜為此去冒險，他無法滿足於中產階級「馬鈴薯」般的安逸生活，他欣賞「強烈的激情」。這種十分情緒化的性格有時看來與他的政治理念產生矛盾。從理智上說，托克維爾不可能喜歡拿破崙，因為這個獨裁者把所有法國人都變成了「平等的奴隸」；但他又在信中稱呼拿破崙是「許多世紀以來最卓越的人物」，因為這個人身上有他嚮往的光榮。托克維爾對偉大功業和強烈激情的渴望，與他所處的浪漫主義時代的氛圍有直接關係。從對啟蒙理性主義的反叛中發展出來的浪漫主義推崇個人情感和意志，厭倦暗淡無光的平淡生活；托克維爾生活在一個《英雄與英雄崇拜》問世的年代，再加上他身上非常鮮明的舊貴族氣質（如對舊日鄉村貴族—平民和諧生活的想像、對金錢事務的蔑視、特別是他對強烈的榮譽感），使他對當時的政治局勢作出一些非常不冷靜的判斷。1840年，當歐洲各大國因埃及問題發生危機時，托克維爾主張法國應該與歐洲其他國家進行一場戰爭，儘管法國在這場戰爭中的勝算可能非常小，但托克維爾在給英國思想家斯圖亞特-密爾的信中堅持認為，法國應根據榮譽原則去成就「偉大的事業」，戰爭有利於法國人根除「民風的軟弱和精神的墮落」。但密爾在回信中認為托克維爾的好戰立場是不負責任的、甚至是幼稚的，法國不應迷戀「低俗」的外交陰謀，而應致力於「對自由和進步和熱愛」。此後兩人的通信大為減少。

浪漫主義對托克維爾的影響不僅體現在他對功業的追求上，也體現在他觸目感懷的抒情文字中。例如，托克維爾在給未婚妻的信中曾以詩意的筆調復活了瓦爾特·司各特筆下的那些遙遠的凄婉故事。晚年的托克維爾在給朋友的信中也經常以感傷的筆調回憶起年輕時的經歷。我想正是在這一點上，托克維爾能與盧梭建立起關聯。

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維爾提到三個對他有著終生影響的作家全都是法國人。我很贊同英譯者的看法，即一個人經常談論什麼，與他不談論什麼，這兩種情況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的確，在公共事務方面，托克維爾關注的主要是政治和思想問題，但是，即使他在信中偶爾提到柏拉圖和馬基雅維利等經典作家，而近代歐洲那些偉大思想家——洛克、休謨、斯密、康德、黑格爾——卻極少出現在他的筆下。從這個方面看，托克維爾是個地道的、有著極強的民族自尊心的法國人，以致英譯者認為，在他的心目中，巴黎是世界的精神首都，而其他國家的思想家都只是遙遠的衛星。雖然托克維爾在信中曾提到，他唯一的事業是「自由和人類的尊嚴」，但當有人質疑法國的偉大、特別是思想文化創造方面的偉大時，他會很生氣，即使質疑者是他的同胞和助手戈比諾。戈比諾曾悲嘆法國在文學上的衰落，但托克維爾立刻進行了反駁。不過很有意思的是，托克維爾在反駁中列舉的那些作家，卻不是那個時代最著名的文壇巨匠——如巴爾扎克和司湯達爾。也許在公共事務方面，托克維爾不太關心文壇動態，雖然他知道當時一些最重要的作家；也可能巴爾扎克那些描寫卑微現實生活的作品不能打動托克維爾；他更加關心自己時代的最重要主題——民主革命時代的政治和社會問題。

二、民主革命的時代

1835年，托克維爾在給密爾的信中提到「此刻正在世界上進行的巨大的民主革命」；對法國和歐洲來說，雖然革命時代可以追溯到18世紀末，但托克維爾認為這場革命還遠沒有完結。不少學者都提到，托克維爾在使用「民主」一詞時涵義比較含糊。有人認為，他指的民主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狀況，即民主是社會各方面走向平等的趨勢的同義語（拉斯基）。我想美國學者羅伯特·帕爾默提到的民主也許比較接近托克維爾對民主的理解。帕爾默的這本著作題為《民主革命的時代》(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 Princeton,
1959)，作為一名曾對托克維爾父子作過比較研究的法國革命史專家，帕爾默選擇這樣的標題絕非偶然。他對民主作了這樣的描述：「民主意味著對某種對平等的新情感，至少意味著對舊的社會分層和等級制度的憎惡。從政治方面來說，18世紀的民主革命反對任何既定的、享有特權的、封閉的、自我指定（self-recruit）的集團壟斷政府或任何公共權力；它否認任何人可以憑自己的個人權利、他的社會地位、他的『歷史』權利行使強制性權威。」需要特彆強調的是，在現代社會，法律上個人身份的平等是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基本準則，可是在法國大革命前，廣泛的社會共識認為個人的身份狀況是不平等的。董果良先生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譯本前言中曾提到，托克維爾所說的身份平等讓人比較難以理解。我想如果結合法國舊制度和大革命中的論辯，這個問題能得到某種澄清。1789年的《人權宣言》說「人生來並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但13年前法國的穿袍貴族們所闡發的則是另一種觀念——或者說另一種「自然法」：「我國從一開始就存在身份地位和個人方面的差異……如果人與人之間的地位沒有差異，那將只會是混亂無序，我們無法生活在身份地位平等的狀態中」，任何旨在建立「可怕的平等」的「標新立異」的做法都是在顛覆法國的憲政和傳統。這些說法不僅僅停留在紙面上，眾人皆知的稅收等級制度就是明證。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法律面前平等觀念的確立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而法國大革命的原則對於舊制度來說的確是革命性的。

《民主革命的時代》一開始講述了一個有趣的故事。1788年，一個美國青年造訪凡爾賽，他從上午10點半到下午2點一直在不停地鞠躬；人們引薦他時總要介紹一下他的「頭銜」（他覺得大部分人都以為這種頭銜是世襲的）；當他覲見國王時，國王一邊寒暄一邊撥弄著自己的佩劍。這讓他感到很不適應，這種低聲下氣的禮節讓他立刻意識到自己的美利堅民族身份，他在給父親的信中說，「一定程度的平等對人類的幸福至關重要」。這場小小的文化衝突（choc）也許能說明當時的美國社會已經更比歐洲大陸更具「現代性」了。

對於托克維爾這位在復辟王朝時期成長起來的世襲貴族來說，訪問美國對他肯定也是一個choc。托克維爾從浸染著貴族精神的立場出發，質疑美國粗陋的風俗、庸俗的商業精神、慾望的多變性以及有學識的統治精英階層的匱乏，但他在信中也提到，這個「共和國早期依然很明顯的貴族趨向被無可抗拒的民主趨勢取代」，比如，地產的分割和長子繼承製的廢除導致家族精神迅速消亡。這讓托克維爾不得不慨嘆說：「不能不這樣認為：波旁家族不應公然竭力強化那種正在法國消亡的貴族原則，而應全力把秩序和穩定之要務託付於民主制。」

但是，從托克維爾的通信來看，他對民主的態度很複雜——任何《論美國的民主》的讀者可能都有這種印象。在給《論美國的民主》的英譯者亨利·里夫的信中，托克維爾更為直率地說：「作為我國古老貴族的一分子，我對貴族制完全沒有天生的仇視和嫉妒……家庭的記憶、個人的利益都不能使我對民主制產生天然和必然的好感。」據我看來，托克維爾對民主根本談不上熱愛，《論美國的民主》認為，推動社會走向民主的動力中有嫉妒之類的激情；總體來說，民主社會是一個平庸的社會，它不會產生貴族社會中那些光彩奪目的高貴事物。托克維爾之所以去研究民主，是因為在他看來，平等化和民主的趨勢是他那個時代無法阻擋的潮流，是「天意」，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無奈的事實；他所關心的是如何在這一不可阻擋的潮流中保留他所珍愛的價值，如個人自由和超越個人物質利益的政治原則。

在今天，民主可能是一種被廣泛認可的積極價值。可是在托克維爾及比他稍早的時代，民主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至少黑格爾不認為民主是個積極的東西，它在德國早已被普魯士國家的政治形態所超越。如果我們能對民主、自由、平等這些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範疇作一點概念史探討的話，那肯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本人所知，直到1788年，很多法國人仍然認為民主是個極其糟糕的東西。法國的親王們在給國王的呈文中稱，如果混淆三個等級的差異，「法國將勢必墮落為專制主義或民主主義」。帕爾默也指出，革命前的啟蒙思想家們在使用「民主」一詞時，幾乎全都沒有積極的含義。直到雅各賓專政時，民主仍不是一個常用的政治概念。經典的例子是1794年2月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的演講：「民主是人民作為主權者的國家制度……民主是唯一能讓國家的所有成員真正稱呼國家為他們的國家的國家形態……法國人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真正的民主的人民，他們宣稱所有人都享有平等和完全的公民權利。」帕爾默說，根據他的了解，在1800年之前，只有三位作者在演講和文字中較為經常地表達出對民主的好感，他們是：托馬斯·潘恩、羅伯斯庇爾和義大利伊莫拉的主教（後來的教皇庇護七世）。另外，按照德國學者Werner
Conze的說法（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1, 「Demokratie」, pp.
873-874），深受1848年革命影響的基佐已經把「民主」描述為一個「普遍的崇高術語（le mot souverain,
universel）」，所有黨派都在使用它。關於「民主」在法國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之間的演變和擴展，本人無法提供更多的細節。也許托克維爾的著作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某種推動作用。

托克維爾曾說，他希望《論美國的民主》能讓保守派對民主少些恐懼，讓民主激進派少些狂熱。他在信中提到，「對於那些懷有理想民主制這一光輝夢想的人們——他們以為這很容易實現——我試圖表明，他們的構想具有錯誤的色彩，他們所宣揚的民主制政府，雖說能給它統治下的人們帶來切實的好處，但它根本沒有宣揚者們想像中的那些高貴之處；而且，這樣的政府只有在特定的知識、私人道德、信仰條件下才能維持，而我們根本沒有這些條件，因此只有努力爭取這些條件，才能從中取得政治成果。

另一些人認為，民主一詞就是動蕩、無政府狀態、搶劫、謀殺的同義詞，對於他們，我試圖證明，民主可以通過尊重財產、承認權利、善待自由、敬重信仰而達到對社會的統治；如果說民主政府在發展人類靈魂的某些美好才具方面不如其他的政府，它仍有一些美好和偉大的方面；也許，說到底，神的意思是把某種並不顯赫的幸福分派到所有人頭上，而不是讓某些人享有特別大的幸福、讓一小部分人接近於至善……社會在前進，每天都使人們朝平等狀態更進一步；因此，現在只能在各種無法避免的不幸之間作抉擇了；問題根本不是能否爭取到貴族制或民主制，而是要知道，我們贏得的將是一個沒有詩情和光輝、但有秩序和道德的民主社會，還是一個混亂墮落、被狂暴支配……的民主社會。」我認為這番話最清晰地表達了托克維爾研究民主制度的動機，以及它對民主的基本評價，他最關心的一點是，民主制度如何以「尊重財產、承認權利、善待自由、敬重信仰」的方式達到有效的統治。如果說托克維爾在美國、甚至在英國能看到民主革命與這些價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協調起來的話，他在法國看到的則太令他傷心失望了。

三、民主在法國

有些學者建議，《論美國的民主》一書的標題最好譯為「民主在美國」。如果考慮到各個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巨大差異，這個想法無疑是有道理的。托克維爾考察的主要是民主原則在美國的運用——這個說法可能更確切些。但托克維爾最為關心的當然還是法國的現實問題。他在給凱戈萊的信中說，《論美國的民主》與其說是為了完整地描述一個外國社會，不如說是找出它與法國的異同之處；「我在寫下每一頁文字時都在思考法國，可以說，法國無時無刻不在我的眼前。」

托克維爾不是個抽象的思辨者，由於時刻準備投身政治生活，他有自己比較明確的政治綱領。從抽象的層面來說，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必須逐步但堅定地將政治權力、將社會的物質、教育和精神福利擴展到所有階級；他所建議的具體措施包括：為窮人提供免費教育，廢除法屬殖民地的奴隸制，改革監獄制度，有序地、逐步地擴大選舉權，為窮人提供免費的醫療和司法服務，建立工人銀行和互助協會，鼓勵擁有獨立產權的農場的發展以遏制快速城市化帶來的困苦，有限的福利計劃（儘管他擔心這可能會鼓勵窮人遊手好閒），以及地方政府的民主化。從托克維爾的這些通信來看，他似乎很少關心經濟發展，但他的政治綱領表明，他的確意識到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給法國社會帶來諸多弊病和衝突，特別是貧困化造成的社會矛盾。他對現代經濟發展造成的消極後果可能更為敏感。雖然托克維爾最重視的是個人自由，但他也承認，在民主革命的時代，一定程度的平等和社會公正是必須的，這就必須照顧到窮人的物質利益和政治及社會權利（如享受教育和司法保障的權利）；他承認民主化是個不可阻擋的潮流，但他希望這個過程是漸進的、有序的、與公民教育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化相輔而行的。托克維爾設想的民主化道路無疑是一條非常理想的漸進道路，也許這樣的道路能與他所說的「尊重財產、承認權利、善待自由、敬重信仰」等價值觀兼容。不過他在法國看到的現實則讓他深感失望。我們無法詳述托克維爾整個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思想和行動，但1848年革命可能是最能體現他個人政治和社會觀念的一幕歷史劇。

首先讓托克維爾感到氣惱的是，他認為把持七月王朝政壇的政客們——梯也爾、基佐、莫萊——不是嚴肅的政治家，而是一群只知道在議會玩弄權謀的陰謀家。當然，他的分析沒有停留在表面上。托克維爾曾對博蒙說，七月王朝最大的罪惡之一，是它培養人們對於政治的「不斷增長的冷淡」的手法，這種冷淡的部分原因在於，「公眾之中有一種日益深入人心的信念：政治生活無非是一場人人都在追逐勝利的遊戲。除了把政治當作工具的個人野心，政治中沒有任何嚴肅的東西；政治領袖們只是些演員，他們甚至連戲劇的成功都不關心，只在意他們個人角色的成功，為這樣的人物、為這樣的演出而投入感情簡直是受愚弄。」

但是托克維爾還提出了政治冷淡症的第三個原因。由於中產階級倫理鼓勵人們脫離公共事務，僅僅為物質福利操心，公民於是完全專註於自己的私人經濟事務，並為了物質上的穩定而犧牲熱情和政治原則。托克維爾在給凱戈萊的信中寫道，政治自由能推進繁榮，從而推動對物質成就的不可遏止的追求；但是，正是這種對於物質成功的狂熱可能損害政治參與的願望，由此帶來的冷淡可能會摧毀政治自由。總之，托克維爾認為，政治問題已經成為財政問題的附屬品，變成了一個孕育無所不在的卑微瑣屑風氣的生意場。這裡還涉及七月王朝的權力結構問題。托克維爾認為，七月王朝的政治權力僅限於資產階級中最富有的那部分人（事實也的確是這樣）。由於政治生活僅為一個階級支配，因而不存在實質性的政治衝突；另外，大多數政治人物看來也默許國家為中產階級牟利。「已經實行了十七年的行政體制嚴重敗壞了中產階級，因為它總是喚起這個階層成員的個人貪慾，以致對於國家的其餘階層來說，這個階層正在逐步改變，變得有點像個腐敗而庸俗的貴族階層……」

在托克維爾眼裡，政治是非常嚴肅的事業，他在給朋友的信中一再哀嘆法國人對政治的冷漠以及政治原則的喪失，他認為健全的政治生活、特別是精英階層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至關重要。通信集的英譯者曾說，托克維爾認為1848年革命的直接責任者是領導這個國家的狹隘的富豪集團，他認為後者以其貪婪和享樂的惡劣榜樣敗壞了法國；他們既不去教育下層階級，也不願改善他們的命運；他們只知道利用手中的權力擴張自己的一己私利，加劇了貧困，從而釀成了階級衝突。

但這些都不意味著托克維爾同情、或者理解1848年的社會主義運動，雖然他的言論中並不責怪法國人民。他認為6月起義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錯誤的權利觀念。他本人作為議員也參加了6月的戰鬥，不過不是站在工人階級一邊，而是以「財產、家庭、宗教」為口號支持「6月的屠夫」卡芬雅克將軍。而下層階級的權利觀念之所以錯誤，是因為當時的社會主義者重組經濟體制、財富平均化的思想是虛妄的、危險的，在法國這樣一個仍是稀缺型的國家，這樣的思想只能加深工人階級的苦難。托克維爾期望像英國那樣的階級合作，在尊重現存財產權利的前提下逐步改善下層人民的困境。然而，法國的精英階層只知道在交易所中投機：「中產階級到最後完全與產生它的人民分離了，它讓人民任由別人去指引，而所有這些人都以幫助被拋棄的人民為借口，把那些錯誤的思想裝進人民的頭腦中。」換言之，托克維爾深感痛心的是，法國的中產階級和精英階層的利己主義使它喪失了對社會的責任感，並讓法國走上了階級戰爭的道路，而戰爭換來的結果他看得很清楚，那就是新的專制體制的確立——這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

很多學者都提到托克維爾對英國式階級合作的讚賞。托克維爾確實在信中說過，英國的階級合作與法國的「階級仇恨和猜忌」形成對比，而「這些階級仇恨和猜忌在引發我們所有的苦難之後，現在又成為我們受奴役的原因」。這種英法之間「政治文化」的對比還涉及其他方面。托克維爾在1830年代訪問英國時注意到英法兩國激進主義者有四個方面的差異：英國的激進主義者尊重法律，尊重財產權，相信宗教是必要的，而且他們更為富有、受的教育也更好。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可以作一點更為詳細的說明，雖然我這裡舉的例子可能並不很合適。

E.P.湯普森曾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18世紀英國群眾的道義經濟學》（Past and Present,
1971）。他在文中談論到18世紀的食物騷亂——這在當時的歐洲是個很普遍的現象。湯普森說，英國群眾的食物騷亂的核心目標不是簡單地搶劫吃大戶，而是要抵制中間商哄抬糧價，維持「公平」的價格。官方也設有專門的麵包法庭監督食品價格。甚至主張自由貿易的人士也認為這樣的措施是必要的。雖然食物騷亂時有發生，但騷亂群眾佔領農場和麵包店後，自行按通常價格出售糧食，並將所得錢款留給農場和麵包店老闆。當時的治安法官也認為群眾的行動非常規矩體面。如果托克維爾有幸看到湯普森的論文，他一定會感嘆英國人處理社會矛盾的手法：即使英國下層人民也尊重法律和財產權；但他同時也肯定為法國人處理這類問題的手段感到痛心：法國人在追求「道義經濟」的時候採取了太多的暴力，或者伴隨著「錯誤的權利觀念」——如「財產就是盜竊」。也許法國大革命期間以斷頭台對付投機商的做法為法國社會樹立了一個不幸的榜樣。

當然，緩和社會矛盾還可以通過其他手段達到，那就是依靠強制性的國家的干預。但這一點恰恰是托克維爾不願意看到的。我們仍然可以通過一點比較來進一步分析托克維爾的政治觀念，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最能體現托克維爾作為一個民主革命時代的「自由主義者」的本質。

19世紀德國「改革主義保守派」思想家Lorenz von
Stein（《1789-1850年的法國社會運動史》的作者）同樣對七月王朝和1848年革命闡述過自己的看法。他也認為，這個王朝是以腐敗為手段去控制工業社會的統治階級，即資本家們。不過，在他看來，為了防止1848年法國那樣可怕的社會革命，普魯士君主國應成為厲行社會改革的君主國家，為此國家必須竭盡全力掌握最大的社會權力。普魯士國家的發展要素不應在地方議會中去尋找——如法國和英國那樣，而應該克服君主和人民之間的對立（H.
A.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Band 1）。

表面看，施坦因和托克維爾一樣主張社會改革以避免社會革命。但是，二者在實施改革的方式上存在嚴重分歧。施坦因倡導的是以強權國家來調節社會矛盾，而反對中央集權制國家的過分擴張是托克維爾終生的信念。他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已經指出，美國的鄉鎮自治（township）是美國民主制度的重要根基。他在信中提到，在美國，「即使人們急切地去尋找政府，但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而當他想到法國內政部有1200名僱員時，不禁為之戰慄。雖然托克維爾也認識到，在民主社會，由於社會力量相對分散，因而中央權威更顯得必須，但他也表達出這樣的理想：「我希望，政府自身能夠造就這樣一種民風和習俗：人們在很多情況下無需政府的插手」。「我希望，政府的一般性原則應是自由的，而且應盡最大可能給與個人以行為空間和個人自由。」換言之，托克維爾希望法國能有一個相對獨立和活躍的「社會」，而不希望出現一個事無巨細都要插手的中央政府。

《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譯本的讀者大概都記得，該書附錄中有一篇關於舊制度時代朗格多克省三級會議的文章。托克維爾的用意很明顯：地方自治是有效的，它比路易十四和拿破崙的中央集權制更為優越。如果從歷史論證的角度看，托克維爾的例子不足以支持他的見解。因為舊制度時代法國有好幾個省三級會議，但並不是所有省三級會議都像朗格多克那樣運作良好。另一個大省布列塔尼的三級會議就很糟糕——完全被一批守舊的小貴族把持。托克維爾表達的是一種政治運作的模式：他希望類似於省三級會議這樣的自治機構在民主化過後能構成對抗和平衡中央集權國家的平台，這樣既能讓公民參與公共事務，又能克服中央集權帶來的不良後果。他最害怕的局面是孤立的個人直接去面對強大的國家。正是在這一點上，托克維爾堪稱孟德斯鳩的繼承者，而且兩人確實有不少相同之處：同樣是貴族出身，同樣有過在法律界任職的經歷。托克維爾所希望的地方自治，也能在孟德斯鳩設計的「中間團體」中找到影子。

在法國政治思想史上，對中央集權的批判至少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時代：費內隆主教、聖西蒙公爵、布蘭維里埃伯爵，以及後來的孟德斯鳩，所有這些人都不滿意路易十四的政治模式，都在設想如何能抑制官僚制中央集權國家的擴張。他們的政治批判還直接引發了對封建主義等歷史問題的研究。然而不幸的是，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指出，路易十四的政治模式在拿破崙那裡終於達到了頂峰：在法國，「民主革命掃蕩了舊制度的眾多體制，卻鞏固了中央集權制。」「由於中央政權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舊制度與大革命》100-107頁）。

當時另一位出色的政治和社會分析家馬克思同樣指出了拿破崙式「行政權力」的集權性質：「它消滅了人民群眾和國家權力之間的貴族中間階梯。所以它也就引起這一國家權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屬機關的到處入侵」。雖然馬克思主要分析的是法國的小農，但如果把馬克思的評論擴展到其他階層那裡，托克維爾大概是不會有異議的，那就是：行政權力支配社會，這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被統治者只能盼望上面賜予雨水和陽光。（「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1972，693-697頁）。我們可以想像，對以「自由和人類的尊嚴」為畢生追求的托克維爾來說，這種處境該是何等悲哀。如果從這個角度看，身處民主革命時代的托克維爾經常流露出的對貴族社會的懷舊之情只能說是一種無奈吧。

結語

如果我們要總結一下托克維爾對法國民主革命進程的總體判斷，那無疑是個非常悲觀的、痛苦的判斷。1848年6月的戰鬥後，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在1789年、1815年、1830年，人們都可以認為，法國社會受到暴力病症的侵害，但病症過後，健康的社會肌體會變得更有活力、更加持久。今天我們看得很清楚，這是一種慢性病；它的起因更為深刻；它的發作雖然是間歇性的，但存在的時間要比人們想像的長久；這不是某個政府不可能的問題，而是任何政府都不能持久的問題，我們註定要長期搖擺在專制主義和自由之間，無論哪一方我們都不能長久維繫之。另外，我一看到人們的精神狀態就感到恐懼。這種狀態遠沒有表明一場革命正在結束。」民主革命總是伴隨著暴力和對個人基本權利的侵犯，社會矛盾和政治危機的解決最終都依靠內戰——如果托克維爾有幸活到1871年，他該對那場內戰作何評價呢？

不過，托克維爾可能也有偏頗之處。他說過，在民主社會，結社是保障自由的一個重要手段；但他似乎還沒有認識到新生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所具有的潛力，這場源自底層的運動同樣能推進社會改革和政治參與。這或許正是他思想中的貴族色彩和精英主義的一個表現。

1989年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之際，法國的右派對這場革命再次進行了全面的抨擊，並把矛頭指向了當時的密特朗社會黨政權，因為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也是雅各賓主義的繼承者。但是，儘管論戰的氣氛讓人想起了昔日的內戰，但畢竟密特朗政權沒有把他們的對手送上斷頭台，或者像拿破崙三世那樣，把他們流放到蓋亞那；而爭論各方的交鋒無疑也讓普通法國公民磨礪了自己的鑒別力。啟蒙思想家曾倡導的理性、寬容和人道理想，至少得到了部分的兌現，對此托克維爾或許也會感到些許欣慰吧，而我們是否也應該對民主革命抱有一些信心呢？

對托克維爾來說，從政是一種道義責任，他沒有忘記自己是屬於曾經統治過法國的那個貴族階級的，在這個階級中，仍存在著舊的領導階級的責任感，他是以這種心情投入七月王朝下的公務的，投入時不僅懷有個人的抱負和熱情，而且懷有盡義務的精神。在政治語言說出的前面，有人的貴族情結是提前存在的，是誰？

法國大革命前，全國分成二個部分，應當說是二個不均等的圈子：在可以進行國民的一切政治生活的上層圈子裡，這些人們毫無生氣，無能為力，死水一潭，無聊至極，在下層圈子裡，開始出現微弱的還不能成為氣候的政治生活跡象，精心的觀察家可以看出這樣的跡象，還不是明確的人，到處是黑暗的影子。

1848年2月巴黎出現小的騷亂，一個製造地毯的暴發戶議員向國王提出議案：為了緩和盲目的或懷有敵意的激情，陛下的政府在各項改革中應該首先落實議會改革，把權力交給各種階層的聯合體，就可以沒有危險的滿足全國人民的精神需求，關鍵是再也不需要為物質利益的不平等擔負任何責任，這是一個好買賣。

1848年巴黎街頭，一個貴族議員四處躲閃，一個屬於中產階級的又矮又胖的傢伙問他，你去哪裡？回答：我去佔領議會，為了表示自己是反對派，又說，改革萬歲，你不知道基佐內閣已經被推翻了嗎？矮胖子以得意的口吻回答：先生，我知道，可我想得到的比這個要多。

有點霸道，十分傲慢，語言華麗但有些僵硬，有時閃爍，有時粗魯，一個既不能冒犯她的尊嚴又不能與她同樂的女人，價值的標準毫無意義，重要的是熟練的應對能力，心中的野心會影響到她的行動，這是一個標準的女政治家。

巴黎起義不是陰謀家乾的，是全體居民對一些人的造反，婦女也參加了。男人開槍，女人準備和運送彈藥，即使到了投降時刻，女人還是決心戰鬥到最後。這些婦女是帶著愛家的感情參加戰鬥的，她們是為了自己的丈夫能夠舒適的生活，為了自己的孩子幸福的成長，幻想勝利，她們就像是買彩票一樣來期待這場戰爭。

議會民主和中央集權是二個完全不同範疇的東西，有人說革命會摧毀一切，這是不對的，革命和民主都破壞不了中央集權，統治者珍愛中央集權，反對派也喜歡中央集權，道理簡單:無論採用什麼樣的流程獲取權力，權力的範圍愈大愈好。相對而言，權力分配的流程比權力產生的流程要複雜得多。

1849年6月托克維爾回巴黎，他的私人筆記：第一，良機一到，絕不拒絕出任新政府的部長。第二，要同我的幾位主要朋友一同參加新政府，掌握幾個主要的部，以便在內閣中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第三，在擔任部長期間，每天都要以明天就要被停職的精神去工作，也就是說，不以我在職的需求去服從我想留任的欲求。

一個人在過度的痛苦中過度的掙扎，在張牙舞爪中無意的抓傷了所有人，即使是他的影子也無意間敗壞了所有人的心情，每一個人都在過度的痛苦中過度的掙扎，過度掙扎的影子相互糾纏，在水面上，太陽的光線反射，一幅猙獰的圖畫，除非在死亡後重生，除非漆黑的黑夜來臨，還有其他方法嗎？

法國人托克維爾不願深陷1830年革命後的政爭，借口考察獄政，與朋友跑到美國。其實，此趟美國之旅，托氏是早有預謀。這不僅來自家族有人在美任使節，與美國人做生意，等等美情了解，更重要的，在我看來，來自托氏的某種直覺。他出身貴族，受過良好教育，年輕入仕，對法蘭西乃至歐洲政情多有體會，法國革命對他來說，簡直就是一步死棋——舊制度被打碎，看似建立起來的新制度不倫不類，舊制度隨時可能是似而非地死灰復燃，法蘭西歧路彷徨。他直覺年輕的美國，有可能提供救法蘭西於水火的藥方，至少是某種現實的啟發。

托氏與朋友1831年抵達美國，次年提前回國。那時他二十五六歲，年輕、抱負、有責任心，跟當時的美情所差無幾。兩顆年輕的心臟碰到一起，改變了托氏的人生軌跡，也給人類留下一部探視美利堅早年民情、政情無以倫比的記錄。如果問起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哪一次旅行產生的影響最大，恐怕非托氏美國之旅莫屬。這次旅行，誕生了《論美國的民主》這部經典作品。

托氏把他觀察到的「野」，精到地概括為鄉鎮生活、鄉鎮精神和鄉鎮政治。即使有了托氏的概括，174 年以來，仍鮮見人們從此處出發，著眼研究、分析美國，或有，亦鮮見有人指出，鄉鎮生活、鄉鎮精神和鄉鎮政治，其實就是美國當代生活、精神、政治的原型，換句話說，美國當代生活、精神和政治，就是擴大升級版的鄉鎮生活、精神和政治。它們內在邏輯之嚴密，遺傳密碼之隱蔽，外表與內核之堅固與脆弱，深入進去，著實讓人嘆為觀止。原來，政治結構之美，可美輪美奐至此，政治結構效能之用，可無所不用其極。當我們剝開附著在美國當代政治層層盔甲時，我們終於發現了美國力量之所在。尤其需要強調的，「美國力量之所在」，是所有政治共同體所曾有的，包括我們中國。或我們乾脆把話挑明講，美國力量之所在，正是造物主賦予人類的力量之所在。只要願意，每一個曾經輝煌過的文明體，都可以尋著美國力量之所在，找回屬於自己之所在的那股力量之源。籠統說美國是或不是包括中國在內政治共同體的發展方向，毫無意義，但內涵於美國政治的鄉鎮生活、精神和政治，它所體現的價值，一定為包括中國在內人類所有共同體所共有，並為包括中國在內人類所有共同體，基於本共同體利益、著眼人類大利益設計未來，提供參照，開闢道路。所有這一切，都源於如何解讀《論》第四、五章，尤其是商務版該書第66、67 兩頁所載內容。今天，我們一起重溫托氏的《論美國的民主》，回到托氏美國時代並從那裡出發，回觀今天美國政治的本質。

我們中國人大多數時間也是這樣的。中國過去講究皇權不下縣，講究所謂的鄉村自治，但是我們這個鄉村自治跟托克維爾看到的美國鄉鎮生活和鄉鎮政治，有一個重大區別。在中國，鄉村自治有一個基點，有一個大家經常提到的「士紳」階層。士紳在中國是拿著大尺子的人，他們往往因為所接受的政治教育，以及做官的經歷，使得他們始終拿著朝廷和天下這把尺子回到一個小小的物理空間（鄉村）。他整天拿這個東西給人看，因此才有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說。這確實是一種自治，但這種自治，除了依照村民的想法治理外，它還依靠士紳提供的更加重要的治理標準：朝廷、天下社稷的意見。而美國鄉村政治，始終只有一個基於鄉村物理空間的小尺子。美國的政治發育過程，就是拿著這把小尺子先到州，再到華盛頓量你的大問題。

換言之，所有的大問題，不管是州還是聯邦層面的，你化約不成一系列我小尺子可以測量的物件，那對不起，你這件物件是不可能在立法機構獲得支持的。中國的鄉村自治在很大程度上被「士紳」干擾了，士紳是導致中國鄉村自治始終不能生髮出政治性的重要原因。就拿梁漱溟鄉村實驗說吧。在梁的實驗區，他無非是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超級士紳，回到鄉村，他在鄉村搞技術培訓、識字、講衛生，這個很重要，但他訴諸的仍然是國家興亡的標準，實驗區並不是他的家鄉。這不是我們所說的政治哲學意義上的社區自治，很大程度，它依然是一個國家建設，而不是地方建設。前人少有注意，士紳使得地方事務去地方化，賦予它國家建設的意義，因此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鄉村自治這一實質性現象。如果說在歐洲地方事務和國家事務是分離，在中國則是國家事務最終不僅遮蔽了地方事務，還解構了地方事務。對，皇權無處不在，只有皇權這一把尺子起作用，別的尺子都不作數。而在歐洲，它是小尺子向上走到一定程度下走不上了，又回去，自己量自己。在美國小尺子一直向上走，但始終是一個不變的尺子，它是絕對意義上的尺子——鄉鎮生活。（摘自《1+12：通向常識的道路》）

從很多角度來看，托克維爾都是個謎，很難用一篇文章或三兩句話概括。推薦一本可以很好的回答「如何理解托克維爾？」這一問題的書，法國著名政治學家呂西安·若姆所著的《托克維爾：自由的貴族源泉》。這本書曾獲得2008年法蘭西學院弗朗索瓦·基佐獎，是一部關於托克維爾及其民主思想的當代指南。這本書圍繞「托克維爾為什麼寫作《論美國的民主》」這一問題，深入剖析了托克維爾作為政論家、社會學家、道德家和作家的四個不同身份。作者通過《對論美國的民主》的細緻解讀，令人信服地呈現出，托克維爾是一位搖擺不定的民主推動者，他試圖適應民主潮流，同時又懷念其植根的貴族世界——他相信為保護民主下的自由，就有必要保持貴族的價值觀。

貴族。

寫作者。

觀察者。

其著作《論美國的民主》洋溢著其熱烈的感情。

啟蒙時代文筆最好的作家《論美國的民主》句句都是金句

這問題也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