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初董仲舒沒有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那麼中國歷史會怎麼發展?

估計有可能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中國現在情況會成為歐洲一樣的情況


歷史並不會改變。這是歷史大勢所趨,具有歷史必然性。

在漢統一之後,需要鞏固、維護統治,在各方面都有實現大一統國家才能穩點,在思想上的就是罷黜百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是恰好遇上了是儒術而已,如果沒有儒術,也還會有其他思想來進行思想統治,例如秦朝,同樣是思想統治,而秦始皇選擇了焚書坑儒,法家思想統治。

皇帝做為封建君主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就決定了必然會出現思想統治。像樓上所說的直接進入到民國啥的是不可能的,經濟基礎都不一樣,生產力也還遠遠達不到,而且儒學在很多地方也為中華文化添了顏色,換了別的思想天知道會不會出現更糟糕的情況,不過或許會更好也說不定,但都是思想統治,在本質上區別不大。


那還會有個其他中書,獨尊儒術是整個社會的選擇,董仲舒只是個人名。


所謂政治就是分配,如果財富迅速流向少數人,那麼社會很快就會崩潰,所謂不患貧而患不均。儒家將就約束權貴,仁愛百姓,社會講秩序。這樣可以使社會長久安定。而法家以為用嚴刑峻法就能使帝國長久是做夢。諸子百家唯有儒家符合歷史潮流,孔夫子的哲學思想對人類的貢獻排名前五。


可能便沒有所謂的漢族和我泱泱中華。歷史總是有規律的,東方與西方歷史上相對隔絕,在社會形態上卻大體相似,該有的會有


百家皆出於道,頂層還是以道治國。儒為教化,降低了社會管理成本,維護了社會穩定。

沒儒禮教化就很難維持長時間統一天天打唄

補充

儒文化並非很多人說的愚民的手段,拿翻牆來說,你連翻牆這麼簡單的事都做不到你還想開放外網,沒點辯識能力出去看了不是禍害嗎?老百姓就老老實實就愚儒就對了,有了辯識能力再學大儒。中國所有文化都受道的影響都講變的,孔子也沒說一定要按怎樣的規矩來做,一成不變的要怎樣,規定完了是安拉和耶和華


以下為個人觀點,大家看看就好。

1.百家爭鳴的現象出現的本質,當時春秋戰國,還處於多國爭霸的局面,要發展國家,打仗就要提高國家整體實力。於是為了遵從生產力發展會有思想上的發展。比如法家什麼的。而且,國家當時是鼓勵群眾智慧的。

2.秦以後,中央集權了。當時沒有特別厲害的其他國家。所以一個國家,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就會在思想上進行控制。而選擇儒家不過是其符合帝王自身的利益。

3.一直到清後期,我們被迫打開大門看到了原來一下子冒出了這麼多比我們強的國家,沒辦法只好思想上繼續進步了。

最後是董仲舒沒有罷黜百家。這個假設的前提是出現了比漢朝還強大的國家,至少是同層次或高了一個層次的那種。那麼在競爭的壓力下,必將要進行改革。但是,當時沒有出現這種局面。


首先,董仲舒表示這不是我說的。

瀉藥。

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地位,永遠是經濟是基礎,政治是根本,文化是上層建築。每個政治王朝的發展都決定於帝王個人偏好,如法家之於秦。不過大一統時代的到來需要一份簡單便宜便捷的文化來作為統治階層愚民的手段而已。


真正把獨尊儒術發揮到極致的是明清兩代,是什麼樣子,國家穩定,疆域遼闊,但是死氣沉沉。

漢以後就不怎麼遵儒術了,魏晉時候到唐前期都是尊道家,唐中後期道佛儒都有,宋代儒家再次崛起,但是影響力發揮出來是明。


可能就不會有李約瑟難題了!


我看歷史,比較喜歡橫向看,同時期或者同等情況下,世界其他地區的情況是如何。

西方人,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他們不會稱自己是羅馬人,同時形容一個人,首先會說他是斯巴達人,猶太人,即使你統治著我的土地,但我的種族在你國號之前。即使後期的君權神授,各種提高地位,甚至現在,蘇格蘭人依然不會第一時間說自己是英國人。

來到中國,秦朝時期同樣有亡秦必楚的說法,但是從漢朝之後,我們就是漢人,中國人。

儒家學說,從宗教角度來看,勸人向善之類,並沒有和其他不同。後面那些思想,都是後人為了取悅君王,幫助君王統治而加上去的。

沒有董仲舒,但是有漢武帝,漢武帝需要人宣傳這個東西,就有了董仲舒。


不用說董仲舒,就是沒有孔子,中國的文化(道統)大體也是按照現在這個脈絡,從周公開始基本已經定調。


沒有董仲舒,也會有陳仲舒、李仲舒,武帝自少年登基就埋下摒棄黃老學說的種子,董仲舒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天人感應」不過是說到武帝的心坎里,符合武帝的需求而重用。漢孝武帝之所以為漢孝武帝,並不是因為董仲舒、主父偃、衛青、霍去病等人,而是因為他一生下來,就是劉徹!!!


謝謝邀請。

即便董仲舒沒有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點,以後肯定會有別人提出來的,只不過是時間稍晚一點而已。為何?因為中國古代的歷史是從分散走向大一統的歷史,根植於農業文明的統治階層是絕對不允許民間(知名學者也好,普通百姓也罷)有不同聲音的,這樣不利於統戰,會威脅統治者的切身利益。何為儒術?你看,「儒」字的寫法,「人+需」,字面意思就是人需要的學問,可惜學問的解釋權最終都落在統治階層的手裡,把它徹底變成了統治甚至奴役老百姓的枷鎖!

假設董仲舒沒有提出這種觀點,並且統治者允許民間存在不同聲音,即便不是百家爭鳴,那以後中國的歷史可能會逐漸走向資本主義,當然這個過程會非常漫長,因為長期的農業文明的影響,人們思想轉型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先梳理一下脈絡:

漢代、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兩宋、元/金/遼、明朝、清朝。

漢代走向大一統,然後是動蕩期三國,再統一——兩晉,再動蕩——南北朝,然後大一統——隋唐(隋朝可以認為是唐代的鋪墊,因為兩個朝代的建立都和關隴集團密不可分,並且行政制度幾乎一模一樣),再動蕩——五代十國,然後統一——兩宋,再動蕩——元、金、遼爭霸,最終元朝建立,然而「胡無百年運」,很快元滅明興,大明三百年,塞外後金壯大,入關推翻明朝,清朝建立。

最動蕩的時代就是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時期,一般說來,社會動蕩,人的思維會比在太平盛世活躍,因為最起碼要求生存,要有一口飯吃。假如儒學和其他思想(法家、墨家、農家等)一樣,相互競爭,即便後期不一定比得過儒學,但肯定會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那麼中華文明會更加燦爛,因為有競爭的話,儒學會更有活力,魏晉南北朝一直到北宋,儒道釋三教逐漸合一,後來發展為宋明理學(理學是儒學的一種升華)。

所以假如在漢朝沒有罷黜百家的話,我相信後來國人的思維會更加活躍,不會坐井觀天。宋明時期,由於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史學家認為那時曾經出現過資本主義的萌芽,無奈清軍入關後,徹底將之扼殺,從此閉關鎖國近200年。

思想、學說是非常厲害的武器,人身自由你可以控制,財產你可以控制,但是思想可以遨遊天地,無法直觀洞察,也無法控制。要是沒有董的建議,以後中國提前走向資本主義的幾率會大大提高。人們的生活會更加富足,底層人知足常樂,中產階層會逐步壯大,「有恆產者有恆心」,中產階級不會造反,社會出現暴亂、起義的幾率會大大降低。果真如此,我相信,亞洲第一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會是中國,而不是日本!不會有後來日本的發展壯大,也不會有日本福澤諭吉宣傳的「脫亞論」(脫亞入歐,向歐洲學習)。當然,也不會有近代中華兒女忍辱負重的衛國戰爭——抗日戰爭!

以上皆是推測。可是歷史只有結果,沒有如果。

……再往後推,還有很多,只是介於目前國內的政治生態,就不方便多說了。簡單總結一下,算是「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也是孟子所提倡的: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尊儒術問題不大,但罷黜百家,尤其是墨家,基本等於鎖死了自己的科技樹。後面都是先秦的余脈,靠零星技術突破加抄襲在撐著。直到晚清,蠢的連抄都懶得抄,就純粹是作死了。如果沒有董仲舒搞得這個,而是有效把各項科學門類的知識吸收進科舉制度內容不斷發展,我不認為目前世界老大會有其他人選。


秦朝說明法家不行,崇尚強者為王,不能建立良好的尊卑秩序。

項羽試圖讓國家回到西周分封,也失敗了。

西漢初年的道家,有礙集權,會使國家走向分裂。

其實都是一步步的試錯,試出了儒家,儒家才脫穎而出。


會怎麼樣?

聽了董仲舒話的漢武帝,完成了漢朝人口的第一次明顯的下降。人口由漢武帝前期的4000萬人,下降到了3060萬人。

漢朝人口的第二次明顯下降,就是儒家聖人王莽篡權之後。人口由5985萬人,下降到了1506萬人

不管這個儒學大興對後世怎麼樣,

反正我漢是被忽悠瘸了。

漢武帝問:

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查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乎!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漢書·董仲舒傳》)

」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漢書·武帝紀第六》)

同時還向董仲舒強調:「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漢書·董仲舒傳》)

仲舒對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習,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雲「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五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通,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賤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嬌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在,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倈,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癢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人。」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人三策》中的主要建議

簡述

1.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

4.建立太學,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對任子訾選制。

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天人關係說先秦時就有之,但董仲舒雜揉諸家,加以發展,吸收了陰陽五行學說和對自然現象的比附來詳盡論證,將這個學說發展成為天人感應學說。董仲舒認為《春秋》一書記錄了幾百年的天象資料,所以後世災異要以《春秋》為根據來解釋。他通過援陰陽五行學說解《春秋》考察其中與天災人事的聯繫, 從而建立起「天人感應」學說。「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是董仲舒天人關係的核心。

董仲舒認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認為:「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為人者天也,人之為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天是宇宙間的最高主宰,天有著絕對權威,人為天所造,人副天數,天人合一於是天命在論證君主權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權建築在天恩眷顧基礎上,君權乃天所授。人君受命於天,奉天承運,進行統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應絕對服從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從而使君主的權威絕對神聖化。這有利於維護皇權,構建大一統的政治局面。

天人感應在肯定君權神授的同時,又以天象示警,異災譴告來鞭策約束帝王的行為。認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漢書·董仲舒傳》)

這就使得臣下有機會利用災祥天變來規柬君主應法天之德行,實行仁政;君王應受上天約束,不能為所欲為,這在君主專制時期無疑具有制約皇權的作用,有利於政治制約和平衡。

「天人感應」為歷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響深遠。天人感應對皇帝的警策作用,據《漢書》、《後漢書》記載,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光武帝等幾個皇帝,在出現日食、旱災、蝗災、洪災、地震等災異時,都下罪已詔。後世帝皇逢災荒年實行免租減賦、開倉賑災等措施無不深受天人感應的影響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可以看出:一方面儒家通過君權神授論竭力為君權(政權)的合理性作出證明,樹立君主的絕對權威,以次依託君權(政權)來確立儒家的正統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過天人感應論,假上天之威,對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須時刻注意天的喜怒哀樂,按上天的旨意來行事。而」天意」的解釋權則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這樣就實現了儒家對君權的限制和控制。儒家與權力的結盟使得儒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和對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強。

在治國方面,董仲舒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 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陰陽,人間有德刑。天以陽氣為主,以生養為德;人亦應以德政為生以生成為意。………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漢書·董仲舒傳》)

因此他主張「德主刑輔、重德遠刑」,並以春秋決獄,來匡正律令嚴峻的弊病。認為人君應當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倫綱常。孔孟認為人間有五倫,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則擇其要者改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再將原先儒家主張的五種德性(仁、義、禮、智、信)合為」五常」。並認為三綱五常可求於天,不能改變。

三綱五常」歷來被視為封建社會倫理秩序的根基。但是在同時又起到了制衡君主權力這樣一個目的,」三綱」里的」父為子綱」,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須信奉天人感應,施行仁政。

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

董仲舒所提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不是單純以尊儒為目的,它的目的是樹立一種國家唯一的統治思想,用思想上的統一來為政治上的大一統服務。他對漢武帝說過這樣一段話「《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建立太學,改革人才拔擢制度

這段話表明人文學術脫離不了政治,坦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旨在支持政治。董仲舒比李斯高明之處就在於:他既不「焚」也不「坑」,而是用文化統治文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不是禁絕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只是在選拔人才和統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諸家。他向漢武帝建議要「明教化」、「正法度」,力主實行「德主刑輔」的仁政,希望通過廣設學校,來散布儒家道德禮儀,維護儒家地位和君主專制政權。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因此帝王君臨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他建議漢武帝:「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反對「郎選」、「任子」和「貨選」等漢代官吏選拔制度。呼籲:「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制度。認為設學校以廣教化,這是鞏固統治的關鍵堤防。

漢武帝於是從其所議,「立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選賢才,舉孝廉,郡國歲獻二人,著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漢書·董仲舒傳》)

教育、選官等制度服務於儒家,為儒生進入政治權力機構,參與權力運作,提供了便利條件,儒生逐漸成為政治思想界的決定性力量,有利的維護了儒家的獨尊地位, 董仲舒還極其推崇《春秋》。認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義之大者也…….《春秋》,禮儀之大宗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 董仲舒認為《春秋》的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認為孔子是帶著政治目的作《春秋》的,《春秋》是孔子仁義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

董仲舒的學說是從維護漢朝的大一統出發的,他援引「春秋大一統」之精義:「《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把封建的大一統說成是天經地義不容更改之事。他認為應該損抑諸侯,尊王襄夷,一統乎天子,並使四海「來臣」。


董仲舒沒有說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我倒更希望一直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氣象,感覺那樣中國發展的路子會快得多,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時期,甚至中國最先進入工業時代也有可能。。。

獨尊儒術之後,我個人感覺,雖然大一統的思想根深蒂固進入了所有人(主要是統治階層)的心中,但是也限制了社會發展,限制了偉大思想的出現。

回想先秦時期,出現了諸多偉大的著作,《詩經》《孫子兵法》《五千言》等等,都是領域開創性的經典,這是後期不曾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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