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喇家遺址是大禹故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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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喇家遺址的發現。個人比較意外，在青海發現這樣的遺址。想問問大家怎麼看。有學者說這是大禹故鄉。中華文明就是由西至東

搜索喇家遺址和大禹治水的相關資料搜到了這裡，也就不請自答，談一下自己不成熟的觀點：

1、喇家災難引起的聯想

大禹治水的傳說和喇家遺址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線索，那就是在4000年左右，在青海的共和盆地—貴德盆地之間，曾發生過一次大震級的地震，並因此對中華民族的歷史，產生了深遠而重要，甚至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影響。

自從喇家遺址被發現，便開始有了喇家災難和大禹治水的聯想。早在2003年，夏正楷、楊曉燕就提出，黃河上游的山間盆地和下游的黃淮海平原，異常洪水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嚴重的破壞，導致這些地區早期文明的衰落，而位於我國地貌大勢二級階梯與一級階梯之間的中原地區，儘管洪水也給人類生存環境造成嚴重的威脅，但它並沒有導致早期文明的衰落，恰恰相反，先民們利用有利的地貌條件，通過與洪水的爭鬥，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和華夏文明的誕生【6.19】。

2006年，鮑義志先生在《青海日報》撰文發表《喇家遺址與大禹治水》，首次提出了喇家遺址是大禹故里說。【6.20】

南京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研究人員吳慶龍領銜的中美科研團隊於2016年8月5日在美國《科學》雜誌上發表論文稱，他們在黃河流域發現了史前大洪水的證據，這場洪水很可能就是「大禹治水」傳說中的大洪水；同時，這也為夏朝的歷史真實性以及起始年代提供了重要支持【6.21】。

2、來自喇家遺址的證據

夏正楷、楊曉燕對喇家遺址的洪水進行了深入研究【6.19】，他們推測出洪水多發期出現在齊家文化晚期到辛店文化早期，年代大致在3.65～2.75kaB.P.之間，延續時間約900年，發生洪水的最高水位淹沒了官亭盆地的二級階地，高達距離黃河現河面25米。夏正楷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環境卷》中又進一步總結了這個研究成果【6.22】。

黃河上游的甘青地區是我國西北地區齊家文化的主要分布區。在3.8kaB.P.前後，齊家文化突然衰退，農業文化被畜牧業文化所取代，在齊家文化晚期出現的黃河異常洪水事件，可能是造成文化衰退的主要原因。在這一地區，受峽谷深切、盆地狹小、谷盆相間這一地貌特徵的制約，洪水的影響十分顯著。在齊家文化的主要分布區之一的官亭盆地，當時的異常洪水淹沒了人類的主要棲息地。在洪水堆積之下的喇家遺址中，發現有史前洪水災難的記錄，說明當時的異常洪水給人類帶來了滅頂之災，造成喇家遺址人類的非正常死亡和遺址的徹底毀滅。在洪水堆積剖面中夾有少數晚於齊家文化的辛店文化時期灰坑，說明在洪水的間歇時期，人類曾一度回到這裡，但再次來臨的洪泛又迫使他們再一次離開。在洪水堆積的頂部，分布有規模較大的辛店文化時期遺址。與屬於齊家文化的喇家遺址不同，辛店文化遺址中出土有大量的動物殘骸，表明在洪水之後，重新回到這裡居住的先民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農業被畜牧業所取代。

根據夏正楷、楊曉燕的判斷，地震發生在先，它造成了喇家遺址地面的破壞和房屋的倒塌，山洪和大河洪水發生在地震之後，其中山洪暴發是主河洪水來臨的前奏，隨之而來的黃河大洪水則徹底摧毀了整個遺址，這些災害事件集中出現在前後的齊家文化晚期，給喇家遺址的先民帶來了滅頂之災，在遺址被毀之後的數百年內，黃河進入一個多洪水期，整個官亭盆地一直處於洪水的威脅之下，直到2750 aBP前後多洪水期結束，人類才再次回到這裡生活【6.23】。

4200~4000ka BP的顯著降溫事件，使氣候最適宜期結束和後全新世的開始。夏到商早期，稱為仰韶溫暖期，氣候相對溫暖濕潤。這段時期恰好即3700ka BP~3500ka BP左右。喇家遺址的考古也證明了這一點，在異常洪水出現之前的齊家文化時期，孢粉譜顯示當地植被比較稀疏，主要為蒿屬、藜科等草本植物，代表溫帶草原環境。而在洪水時期，孢粉比較豐富，以木本植物為主，主要為松屬、雲杉屬和冷杉屬，其次還出現一些落葉闊葉樹，如樺屬、榆屬、榛屬和桑科等；草本植物次之，種類較多，多為溫帶草原常見的種屬，如蒿屬、藜科、禾本科和莎草科等，還有一定數量的蕨類植物，如水龍骨科、卷柏屬等。洪水時期的孢粉組合代表溫帶森林草原環境。洪水期後，孢粉濃度明顯降低，其組分以草本植物為主，再次出現溫帶草原環境。

以上結論給我們提供了一天清晰的線索，仰韶溫暖期，便有不時爆發的山洪給當地羌人帶來小的災害，後來，即3922aBP（其他文獻給出的時間為4030~3730aBP）【6.24】，發生了震源位於共和盆地—貴德盆地間的史前大地震。以喇家為震中計算出來的震源強度為7.1級，烈度為9度【6.25】。若震源發生於共和盆地—貴德盆地的龍羊峽地區，推測到震源的震級強度有可能超過歷史上有記載的最大一次地震，即1960年發生在南美洲的智利地震9.5級，烈度在12級以上。地震使得黃河自龍羊峽—積石峽段多處發生滑坡，而地震嚴重影響到正在發生的龍羊峽對黃河的溯源切割，致使其基岩破碎，切割速度強烈加劇並出現十分明顯的不穩定傾向。

3、積石峽滑坡的研究

近年來，針對這次史前大地震與喇家災難的研究屢有突破。李智敏等已經對拉脊山斷裂古地震進行了較為詳細的研究【6.26】，初步判定，造成喇家災難的大地震的震中約在青海省貴德縣的千戶附近，此處距龍羊峽約60km，距喇家遺址約130km。

此後，在龍羊峽—積石峽段多處滑坡相繼的潰壩過程中，產生了「大禹治水」時期長達數十年的頻繁洪水，在此之後，大地震造成的龍羊峽段岩層破碎使得此段黃河的切割速度極不穩定，不時發生的崩塌在長達幾百年的時期內斷續造成一次次洪水災害。

若如是，我們推測在自龍羊峽開始的黃河沿線，將會有很多類似喇家遺址的災難現場等待我們發掘出來，特別是貴德盆地。

由於潰壩造成的洪水災難，遠比我們想像中的嚴重。1975年8月河南省駐馬店地區的板橋水庫垮壩，使得1100萬畝農田受到毀滅性的災害，1100萬人受災，超過2.6萬人死亡【6.27】，經濟損失近百億元。其最大庫容為4.92億立方米，而它在這次洪水中承受的洪水總量為7.012億立方米，洪峰流量1.7萬立方米每秒。潰壩在大壩至京廣鐵路直線距離45公里之間形成一股水頭高達5－9米、水流寬為12－15公里的洪流；從1998年8月發生的青海省共和縣溝後水庫垮壩，水庫總蓄水量僅3300萬立方米，洪水衝到水庫下游13公里處的有3萬人居住的海南州州府暨共和縣縣府所在地恰卜恰鎮。造成遇難288人，失蹤40人【6.28】。恰卜恰、曲溝兩鄉和恰卜恰鎮的13個村，38個國營集體單位受災。而當時的南海即現龍羊峽庫區的庫容當在200億立方米左右，即使潰壩極輕而只有幾億立方米的水瞬間瀉出，其造成的災難也是不可想像的。

龍羊峽—積石峽的滑坡已有人做過仔細的研究【6.29】，全區範圍內共解譯大型滑坡175個，其中大型滑坡以尖扎一化隆盆地段最為發育，黃河右岸略多於左岸；其次為循化盆地段、貴德盆地段等，而盆地之間的峽谷區段以積石峽、松巴峽少量發育之外，公伯峽、拉干峽、龍羊峽則鮮有出現。滑坡類型以岩質（第三系紅色泥質碎屑岩）滑坡為主，其次為土質（黃土或黃土類土與滑坡堆積土）滑坡、混合質（岩質加土質）滑坡。實際上，這也是關於「大禹治水」的傳說的歷史根據。

當然，如此眾多的滑坡多數並非出現在大地震時期，但基本上都產生於約10萬年之內黃河的溯源切割期間內【6.30】。

吳慶龍等在研究積石峽古地震堰塞潰決事件的論文中，提出了在這次史前大洪水期間，發生了位於積石峽西口南側山體崩塌並形成了水體為11.71×108m3（水位高程1900 m）的堰塞湖，並在不久後發生泄洪總量約為8.71×108m3的部分潰決，殘餘堰塞湖水體為3×108m3（水位高程1875 m）的研究結論。【6.31】

吳慶龍等認為，山體崩塌是黃河發生堰塞的直接原因，而地震則很可能是觸發山體崩塌的關鍵因素。堰塞湖在形成後不久即發生了部分潰決，造成了洪峰近35000 m3·s?1的異常洪水，相當於該河段萬年一遇洪水流量的3倍多，殘餘堰塞湖則因泥沙的逐漸淤積而消亡。年代學研究表明，這一堰塞及潰決事件發生在大約1730 B.C.，與其下游25 km處黃河岸邊喇家遺址毀滅的年代一致。根據該遺址在很短的時間內先後毀滅於地震和洪水，可以推測積石峽黃河古堰塞潰決事件與喇家遺址的毀滅存在密切的聯繫，流量—水位關係的計算則表明，黃河上游萬年一遇的洪水不能淹沒喇家遺址，而積石峽古堰塞湖的潰決洪水則完全可以將喇家遺址毀滅。因此，毀滅喇家遺址的異常洪水並不是氣候變化造成的洪水，而是由強烈地震所誘發的堰塞湖潰決洪水。也就是說，地震及其次生堰塞湖潰決洪水共同毀滅了喇家這一齊家文化的重要遺址。

楊曉燕等通過對喇家遺址附近黃河上游官亭盆地的黃河二級階地面上沉積的平流沉積物分析，厚約2m左右的洪水單元里包含有至少14次特大洪水的發生，而這些相繼發生的特大洪水延續了自3700～2800aB.P.近一千年的時間【6.32】。吳慶龍等已經計算出這些特大洪水均不可能是由於全新世期間暴雨成因的黃河洪水【6.31】。因此，這些特大洪水無疑來自自龍羊峽至積石峽間陸續發生的潰壩事件，而其中絕大多數的起因便是龍羊峽的溯源切割。

位於積石峽西口南側山體崩塌形成的大洪水可能是喇家災難的第一次，但不是唯一的一次，也許還不是最大的一次。我們認為，由於地震帶來的不穩定導致的龍羊峽河谷的溯源切割的加劇以及崩坍，是大洪水持續近千年的唯一原因。這種崩塌頻發於大地震後的幾十年時間裡，也正好對應了「大禹治水」的歷史過程。

4、龍羊峽地質剖面的研究結論

吳慶龍【6.21】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山體崩塌使黃河發生堰塞，堰塞湖的坍塌引發喇家災難的一系列證據，但這個理論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大禹治水」會長達20餘年，且在以後的約900年期間里不斷出現大洪水的現象【6.19】【6.23】。

本文在6.2「4000年前左右黃河的溯源切割」一章里，給出了黃河貴德段河流T0階地年表（表6.1）。我們認為，黃河一系列大洪水的成因，就是地震導致的黃河對龍羊峽峽谷的溯源切割變得急促和極不穩定，從而在以後長時間內發生多次坍塌，導致了一次一次大洪水的過程。

根據資料，龍羊峽水庫正常蓄水位2600m時，相應庫容量247×108m3，相應水庫面積383km2。

由表6.1可以近似的推斷出，大洪水前黃河水位估計在沉積層T5海拔2676m，也就是說，在大地震以前，龍羊峽庫區的水面高於現在龍羊峽大壩的最高水位。從圖6.3可以看出，自T5以後直到今天，龍羊峽斷面出現多個沉積層，這些沉積層的形成，就是龍羊峽峽谷發生的一次次坍塌的結果，而每次坍塌，都有可能導致大洪水的發生。以此計算，龍羊峽庫區的庫容量，隨著龍羊峽峽谷的一次次坍塌而隨之減少，從大地震前的約500×108m3（就是「山海經」里提到的「南海」），減少至大禹治水後期的約250×108m3，周穆王時期的約150×108m3，唐時期的約100×108m3。

另外，從龍羊峽東口尼那所測的剖面數據分析，龍羊峽下游的松壩峽更晚才被完全切割，使得貴德盆地上形成了一個較大的湖面，在馬家窯文化期間，就是「山海經」提到的年代，湖面面積尚有幾十平方公里，就是「山海經」里提到的「北海」、「渤海」。

從地質學的角度估算的龍羊峽溯源切割，目前的成果尚不能滿足史前考古研究的需要。因此，迫切的需要像吳志龍那樣的團隊繼續努力，取得更為精確的數據。

5、來自黃河中下游地區對應的大洪水信息

黃河大洪水的另一個主要災區，則是渭河平原—晉南河西。這也是炎黃子民繁衍生息的核心地帶，也就是傳說「大禹治水」的地方。大洪水必然會造成黃河下游華北平原的洪水泛濫，黃河的多次改道就從哪個時候開始。但這裡已經不再是炎黃集團統治的地方，在這裡發生的洪水災難，並沒有人將其載入史冊。

迄今為止，在渤海灣西岸共發現四道貝殼堤，14C測定年代分別為距今4700～4000年、3800～3000年、2500～1100年和800～100年；蘇北沿海發現有五道貝殼砂堤，14C測定年代分別為距今6500~600年、4600年、3300～1000年、1300年和小於100年【6.33】。從這些年代數據看，兩地貝殼堤的形成年代基本上相互交叉，這不僅是黃河下遊河道南北改道的又一佐證，而且也指明了改道的大體時間。可以看出，黃河在距今約4600～4000年間是經淮北蘇北平原入海的，到距今4000年前後發生南北改道，改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普遍認為黃河大的改道有26次，有準確記載的黃河大改道共有五次，其中最古老的禹王故道，在公元前2070年至前602年（周定王5年），行河時間1370年【6.34】，渤海出口；「禹王故道」以前的流路，已湮沒而不可考。

龍山時代後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考古發現了面積達280多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其年代距今約4300年左右。有跡象表明，這座城址曾一度毀於洪水，而後又經重建；在黃河下游的魯西南和魯西北地區，先民們創造了燦爛的龍山文化，但在4kaB.P.前後，龍山文化突然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比較落後的岳石文化【6.35】。龍山文化晚期出現的黃河異常洪水，可能是造成文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若龍羊峽斷面的潰壩造成10×108m3的洪水量，經過自龍羊峽至潼關約2200km後受阻，形成渭河平原—晉南谷地的黃泛區，初步估算將會形成約10天，最大洪峰2500 m3/s的洪水，造成黃泛區最高約10m的水位升高，形成最大約200km2的淹沒區。而這些地勢低洼的淹沒區，正是當地人民生活居住的地方。另外，若洪水發生在冬季，則受到的影響更大。

按「大禹治水」的這個期間龍羊峽水庫水量損失250×108m3，而5×108m3的洪水量就可以在渭河平原—晉南谷地形成明顯成災的洪災計算，在「大禹治水」期間約20年的洪災頻發的時間段里，洪水給這裡造成的水災不少於20次。

黃春長等通過研究黃河永和關段全新世古洪水，發現在3200～3000 aBP，這也是我國歷史上商末—西周初年的氣候惡化轉折階段，出現過一期五次特大古洪水事件【6.36】。他們計算出5次古洪水事件洪峰流量介於28380～48590 m3/s之間。這比我們估算的喇家災難洪水在晉陝大峽谷的流量大出許多。

可見，喇家災難引起的洪水，在晉陝大峽谷已經被商末—西周初年的幾次大洪水徹底淹沒。幾經沖刷，從地質學和考古學角度，這樣的洪水幾乎不可能在晉陝地區留下痕迹。由此，如何通過建立精確的數學模型來模擬洪水帶來的影響，將是一個難度很高也非常有趣的課題。

6、世紀大洪水與「大禹治水」的傳說

《淮南子·本經》說：「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這裡的「三江」，就是黃河的赤水段（自河源至龍羊峽湖區）、黑水段（龍羊峽湖區至貴德湖區）、河水段（貴德湖區以後），而「五湖」，則是南海（龍羊峽湖區）、黑海（貴德湖區）、位於河套的曠野之原和位於關中—河東的黃河兩岸湖泊。

需要說明的是，關於夏朝的起始年代，目前的關於喇家洪水以及夏朝元年的時代，傳統的資料之間尚存在一定的矛盾。本節試圖將史前大地震—喇家災難—大禹治水—夏朝的建立有機的連接起來，尚需在年代的測定和判斷上出現更加有說服力的數據。若以龍山文化的結束作為夏朝的開始【6.37】，則恰合史前大地震的假說。

歷史上夏禹「治水」被無限誇大，已經到了非常荒謬的地步。相對於大自然而言，人類的力量是極其渺小的，特別是工業文明之前的農耕社會，古人對付洪水基本上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躲。限於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無論是鯀的「堙障」還是禹的「疏導」，都不可能治理好洪水【6.38】。試想，夏禹時代人們尚未進入青銅器時代，那時一個酋長最多也僅能動員幾千勞力，手裡拿著木鋤、木棒、木鏟的古人，如何去治理滔滔洪水呢？

考古學告訴我們，在文明出現前，中國大地上星羅棋布地分布著許多文明的胚胎。紅山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這些史前文化已經發展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這些地區為什麼沒有能夠獨立的孵化出自己的文明呢？大洪水給了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那就是由於大洪水對原本就已經非常脆弱的人口—土地平衡的強烈破壞，使得位於渭河平原【6.39】—山西晉南【6.40】谷地一帶，生活在這裡的華夏民族的核心居住區原住居民，流民對土地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由此帶來的文化的消亡、衝撞、融合、發展等等劇烈的動蕩，無疑只有具有強大組織能力的部落才可以脫穎而出。因此，「大禹治水」實質上就是一次中央集權的過程。

大禹治水表明華夏文明處於一條很大且容易泛濫的河流周邊，這片土地對華夏的生存和發展非常重要，即使這裡屢屢受到洪水的威脅，人們也不捨得離開。這樣的地方，我們唯一可以指出的，就是陝西關中至山西晉南的那片谷地。

早在兩千多年前，著名的詩人屈原就提出了類似的疑問。他在《天問》中問道：「洪泉極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河海應龍？何盡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如果說夏禹果真有過「治水」之舉，那麼也只是進行過幾次獻祭儀式，向河中拋下一些糧食、牲畜、玉璧之類。我們在《穆天子傳》里，還屢次見到過周穆王舉辦祭拜河神的儀式，可見這種對河神的膜拜曾經是多麼的強烈。

我們懷疑，中華民族對龍的崇拜，亦是來源於對洪水的恐懼與無奈。

隨著龍羊峽—積石峽段發生的多處滑坡造成的堰塞湖不斷被沖毀，特別是龍羊峽峽谷破碎斷層被沖蝕而趨於穩定，由此造成的自龍羊峽至積石山，至龍門，至黃河入海口的洪水災害隨之消失，也就造成了「大禹治水」成功的假象，堰塞湖被沖毀的時間段估計在一兩年左右，而龍羊峽破碎斷層的相對穩定約在二三十年左右，恰好也是自「鯀」治水失敗至「禹」治水成功的時間。

而龍羊峽破碎斷層最終被沖刷至穩定岩層，估計時間約在近千年，這個過程是不連續和無規律的，期間斷斷續續的洪水災害，也是造成喇家遺址地質剖面記載的屢次洪水產生的原因。

在這裡，我們提出一個符合邏輯的猜想，那就是鯀就是在喇家災難之後，從同樣遭受大洪水災害的臨夏盆地，帶領其部族逃亡的一個氏族首領。齊家文化的重要遺址秦魏家、大河庄等已淹沒於劉家峽庫區，而位於臨夏縣崔家莊的齊家文化遺的正式發掘，將有可能給我們解開很多的千古之謎。

此時的大禹應該還是一位孩童，他跟隨父親一路流亡輾轉至關中地區，直到以後發生「大禹治水」的故事……

參考資料和注釋：

6.19夏正楷、楊曉燕，「我國北方4kaB.P.前後異常洪水事件的初步研究」，《第四紀研究》，2003年11月。

該研究認為，4kaB.P.前後是我國北方異常洪水多發的時期，異常洪水事件的出現與當時的降溫事件有密切的關係，氣候變冷引發的相對濕度加大和降雨量增多可能是造成這次異常洪水事件的主要原因。出現於華夏文明誕生前夕的史前異常洪水事件對華夏文明的演進勢必會產生重大影響，在黃河上游的山間盆地和下游的黃淮海平原，異常洪水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嚴重的破壞，導致這些地區早期文明的衰落；而位於我國地貌大勢二級階梯與一級階梯之間的中原地區，儘管洪水也給人類生存環境造成嚴重的威脅，但它並沒有導致早期文明的衰落，恰恰相反，先民們利用有利的地貌條件，通過與洪水的爭鬥，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和華夏文明的誕生。

6.20鮑義志，「喇家遺址與大禹治水」，《青海日報》，2006年9月15日。

文章用5條根據推斷了喇家遺址是大禹故里：①大夏河流域包括此處黃河兩岸是夏後氏成長的地方（「黃帝以姬水成」；《國語·晉語》）②《新語·術事》中載「大禹興於西羌」，西羌活動地區就是如今的青海、甘肅；③喇家遺址和大禹治水的時間均為4000年前；④《史記·夏本紀》中記載的禹「導河於積石」的積石峽就在喇家附近；⑤喇家遺址出土的巨型玉刀和被稱為「黃河磐王」的巨型石磐象徵至高無上的權力，當時只有大禹這樣的人才擁有這種權力。

6.21 Qinglong Wu，etc，「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Published 5 August 2016，Science 353, 579

文章對從堰塞湖沉澱物下方和上方分別提取的碳屑樣品，用碳14加速器質譜法（AMS）測定，認為這場洪水的發生時間在公元前2129至1770年之間。

這一年代與吳慶龍、張培震、張會平、葉茂林、張竹琪發表的「黃河上游積石峽古地震堰塞潰決事件與喇家遺址異常古洪水災害」，（《中國科學D輯：地球科學》，2009年第39卷第8期）存在差異，在那篇論文里給出的時間是大約1730B.C.。

6.22夏正楷、楊曉燕、葉茂林，「青海喇家遺址史前災難事件」，《科學通報》，2003年6月，第48卷第11期。

6.23夏正楷，「我國黃河流域距今4000年的史前大洪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環境卷》，2009年5月。

文章認為，根據棕紅色粘土的厚度並結合現今一級階地面與二級階地之問的高差估算，洪水上漲的最大高度可能在10米左右。棕紅色粘土層中夾有多達11層富含有機質的灰黑色粘土，這些灰黑色粘土層是洪水退落之後泛濫平原上殘留湖沼的堆積層。漫洪相的棕紅色粘土和湖沼相的灰黑色粘土在剖面上交替出現，反映當時黃河的洪水過程相當頻繁，屬於洪水多發的時期。

由於官亭盆地喇家村棕紅色粘土之下掩埋的齊家文化遺址，其最晚的年齡為3678±75aBP（經樹輪校正，半衰期5370.，下同），紅粘土上部夾有辛店早期的灰坑，年齡為2775±75aBP，推側洪水多發期出現在齊家文化晚期到辛店時期早期．年代為3650~2750aBP，延續了約900年。

在另一些場所（央視發現之旅：喇家村史前部落的最後瞬間），夏正楷教授認為，喇家至少遭受過11次以上的洪水泛濫。

6.24根據喇家遺址H18、H20、M3、H47四個採樣點的C14測定並經樹輪校正，大地震時間並不支持3650aBP，其範圍在4030~3730aBP之間。

喇家遺址已經測定的碳十四年代資料，有約20多個，絕大部分屬於齊家文化的遺存，絕對年代都在公元前2350～1870之間。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實驗室，《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二九）》，《考古》2003：7期，640-644頁；《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三一）》，《考古》2005：7期，57-61頁。

葉茂林在《中國文物報》2004年2月6日第7版，發表「喇家遺址絕對年代的初步認識」一文，介紹了喇家遺址採集標本的年代測試結果：

新公布的考古所碳十四測年數據（《考古》2003年7期），有青海喇家遺址的4個年代數據。這是2001年考古發掘（參見《中國文物報》2002年3月15日一版報道）採集的標本測試的。採集的標本有很多個，選擇送測的標本只有7個，而實際測試和公布的只有如下4個（以半衰期5568年計）：ZK－3132，測定年代3574±73年，樹輪校正為公元前2030～1870年（H18）；ZK－3133，測定年代3685±42年，樹輪校正為公元前2140～2020年（H20）；ZK－3134，測定年代3637±75年，樹輪校正為公元前2050～1880年（M3）；ZK－3137，測定年代4200±107年，樹輪校正為公元前2900～2620年（H33）。

張雪蓮等，「民和喇家遺址碳十四測年及初步分析」（《考古》2014年11期），給出了地震發生時第一現場兩位遺骸的測年數據，其校正年代分別為公元前1945年～前1885年（68.2%）和公元前1950年～前1895年（68.2%）。兩者年代比較一致，均為公元前1900年前後。同時，他們對遺址中發現的麵條的年代測定，結果亦為公元前1900年前後，而麵條存在的時間僅限於災難發生時刻。

由吳慶龍等發表於美國《科學》的論文《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Published 5 August 2016, Science 353, 579）採用的數據，為通過喇家遺址找到的三具兒童骨骼，採用C-14檢測結果得到的斷代結果，平均值為1922 ± 28 BC (1σ)。

6.25 allen_ry1984，《喇家遺址—地質考古》PPT，來自網路：

喇家遺址——地質考古

地震震級的確定公式M=0.68I0+0.98；根據上述公式，已知喇家遺址為震中，烈度為IX，則：1M=0.68×9+0.98=7.1；即喇家聚落遺址的震級至少在7級以上。

6.26李智敏等，「拉脊山斷裂古地震與喇家遺址災變事件關係研究」，《地震研究》，第37卷增刊，2014年12月。

6.27目前尚未查閱到關於板橋水庫垮壩的直接文獻，但散見於各處的數據表明，超過2.6萬人死亡應該是的直接後果。

板橋大洪水一共有62座水庫潰壩，加上它後續的影響所造成的死亡人數，總的死亡人數約為23萬人。此數據來自美國《Discovery》「世界歷史上人為技術錯誤造成的災害TOP 10」。

6.28鬍子同，「青海溝後水庫潰壩」，《人民珠江》，1995年04期；孫寧海、崔軍強。「溝後水庫決口之後」，《記者觀察》，1995年第01期。

6.29劉世英等，「黃河上游龍羊峽—寺溝峽段大型滑坡遙感調查」，《青海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年04期。

6.30李小林、郭小花、李萬花，「黃河上游龍羊峽—劉家峽河段巨型滑坡形成機理分析」，《工程地質學報》，2011年第4月。

文章認為，黃河上游龍羊峽-劉家峽河段的共和盆地、貴德盆地、循化盆地經歷了昆黃運動B幕（距今800ka左右）的流水侵蝕夷平，而李家峽—公伯峽及龍羊峽多隆溝西段為剝蝕檯面（分水嶺帶）；距今125ka年以來的共和運動，導致了本河段的切穿貫通，並使得黃河呈階段性塑造高陡岸坡，從而導致了早期的快速下切，並於距今30～50ka在尖扎盆地達到高值，引發了早期推移式高速巨型滑坡及堵塞河道事件和古湖岸再造型巨型滑坡；晚期的間歇性下切，引發了晚期氣候解體型巨型滑坡。因此，構造抬升致使黃河流水階段性下切，是造就區內巨型滑坡發生的根本原因。而地震地質作用及堵河事件的發生，是區內巨型滑坡形成的誘發因素。並確定了黃河上游龍羊峽—劉家峽河段巨型滑坡形成機理可分為地震型、庫岸再造型和氣候解體型等3種類型。

趙瑞欣等，「黃河上游龍羊峽至積石峽段巨型滑坡OSL測年」，《地質通報》，2013年12期。

文章認為，黃河上游龍羊峽—積石峽段特大型群發性滑坡和初步劃分為4期分別為130～110ka、50～30ka、12～9ka和5～3ka。

6.31吳慶龍、張培震、張會平、葉茂林、張竹琪，「黃河上游積石峽古地震堰塞潰決事件與喇家遺址異常古洪水災害」，《中國科學D輯：地球科學》，2009年第39卷第8期。

6.32楊曉燕、夏正楷、崔之久，「黃河上游全新世特大洪水及其沉積特徵」，《第四紀研究》，2005年1月，第25卷第1期。

6.33趙希濤，「渤海灣西岸全新世海岸線變遷」，《華北斷塊區的形成與發展》，科學出版社，1980年；顧家裕等，「蘇北中部濱海平原貝殼沙堤」，《沉積學報》1983年第1期。

6.34徐江偉，「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的起源之三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屬性」，《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3期。

6.35許順湛，《中原遠古文明》，河南出版社，1983。

許順湛的研究表明，在黃河下游的魯西南和魯西北的龍山文化地區，4kaB.P.前後遭受了洪水的強烈沖刷和破壞，成為高於平原的孤立殘丘。在洪水面前，人類只能被迫選擇到這些殘丘上生活，形成堆遺址，就是這些堆也不安全，在特大洪水時仍然存在有被洪水淹沒的危險。因此，洪水對這一地區龍山文化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一度十分繁盛的山東龍山文化急劇衰落。異常洪水事件之後出現的岳石文化，無論在數量和規模上，還是在生產水平上都落後於龍山文化。

6.36黃春長等，「黃河永和關段全新世古洪水研究」，《地理學報》，2012年11月。

6.37關於夏的積年，一直存在諸多不同的觀點，其中認為以龍山文化的結束作為起點的有：

轉引自網名：ylkr1234 「天涯社區」發表的文章「中國考古—杯具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提出了質疑。其中提到：河南龍山文化晚期14C測年數據表明，該文化的下限年代為公元前2030～前1965年，即公元前2000左右。這說明各地區龍山文化的結束基本是同步的，它的結束也標誌著另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繼龍山文化之後確實出現了若干新的考古學文化，構成了又一新的歷史時代，二里頭文化僅是其中之一，並非偶然現象，這應該有其深層的歷史原因，很可能與最初王朝的產生密切相關。因此，以龍山文化的下限年代為夏代起始之年更合情理。

吳文祥，葛全勝在《第四紀研究》2005年第25卷，第6期發表文章「夏朝前夕洪水發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也認為，「目前的考古證據表明，在龍山時代之後，中國古代文化發生了重要轉變。各地龍山文化基本同步結束，標誌著另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因此，夏朝的始年不超過2000B. C，以河南龍山文化的終結年代作為夏朝始年更合情理。」

6.38近代西方學者夏德著《支那太古史》，否定有大禹治水的事實。他認為「開挖長江、黃河和漢水的工程量，比萬里長城的工程量還要大四至五倍，《尚書》、《史記》所載大禹治水根本不可能。」

中國中國地質學之父丁文江《論禹治水說不可信書》（古史辨第一冊）認為，「就是要用現代的技術來疏導長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時代的禹如何有這種能力？」

顧頡剛《論禹治水故事書》、《九州之戎與戎禹》認為，「大禹無論如何遍治四方名山一事，在禹時代絕對不是人力所能的。」

楊寬《禹治水傳說之推測》《民俗周刊》第116一118期合刊認為，「我們從進化過程來看，禹那時也決沒有平『蕩蕩懷山襄陵』的洪水本領。」

呂思勉《共工?禹治水》《呂思勉讀史札記》認為，「《禹貢》諸子所言禹事，皆以意敷陳之辭」。「禹之治水亦僅限於一隅」。

但學者章太炎、李濟、錢穆、金景芳、李學勤等則認為大禹治水的故事是可信的。

6.39渭河平原，又稱關中平原或渭河盆地，系地塹式構造平原。介於秦嶺和渭北山系（老龍山、嵯峨山、藥王山、堯山、黃龍山、梁山等）之間。西起寶雞，東至潼關，海拔約323～800米，東西長約350公里，面積約3.6萬平方公里。

6.40從空間概念上來說，我們指的晉南是以霍山為北界、太行山為東界、晉陝大峽谷為西界、陝晉豫交界的黃河大拐彎處為南界的整個山西南部地區，其中運城、臨汾兩個盆地是文化遺存最集中的區域。

對這個不懂，純屬強答胡吹。

喇家遺址是前中期的齊家文化遺址，齊家文化大略是傳說中的黃帝部落，
喇家遺址叫大禹故里有些矮化了，叫大禹祖宗還差不多。周朝後為姬姓和姒姓。

再往東，所謂華夏正統的仰韶文化，就是炎帝部落以及炎帝的分支蚩尤部落。周朝後為姜姓。

接著往東，所謂龍山文化，大體是東夷的祖宗。周朝後為風姓、嬴姓。

龍山文化以北的紅山文化，是商人祖宗。周朝以後為子姓。

龍山文化以南的良渚文化及其分支，最後分化為部分東夷和荊蠻、百越。主體為祝融八姓，由於可能存在被齊家、仰韶、龍山融合時期的古夏人侵略殖民的影響，其後裔在周朝還有很多姒姓和嬴姓。

早期的大禹故事神話性很強，給人的感覺大禹並不是一個實際存在的人或部落首領，而是一個開天闢地的大神。所以各種給大禹找家鄉的說法，聽聽就好。

大禹生石鈕，石鈕乃秦州一地名，或在天水與隴南某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