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古拉格群島》和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 ?

01-21

你初讀《古拉格群島》感受如何？
我不敢多看，一天只敢看一章。這本書很費心力。
《古拉格群島》這本書裡面的刑罰，審訊，監察制度真實性有多高？包括對列寧斯大林的事迹可信度多高？
這本書意義和價值？
說說你對這本書和索爾仁尼琴的看法。

再沒有哪一本書寫於此時，此地。包括中國反映文革的作品，《夾邊溝紀事》《往事並不如煙》都是此地彼時了。翻開書頁的第一段話便感受到作者對蘇聯同胞的悲憫。向索爾仁尼琴致敬。他是讓我第一次意識到什麼是作家的作家。

因為此書，對小說改觀。原來認為小說只是一種用於消遣的文學類型，現在才發覺小說的見證價值，原來認為小說裡面的情節人物誇張到脫離實際，現在才明白正是極端才能拉出社會的光譜。

至此也對作家有了新的認識。他們寫作並不是為了交心，也不是好為人師，甚至並非出於純粹的個人愛好，他們寫作是因為，在他們身後站立著千百萬個人，這千百萬個人組成了千百萬個故事，千百萬種命運等待著她們去記錄，逼迫著他們去發聲。千百萬種力量在作家體內絞殺，跨越瘋狂的高山直達理性之海。

責任感與悲憫心足以概括了。

索氏有三件事是國內那批民逗不能比的。

1，經歷過最粗鄙的勞改營，卻從不失一個知識分子的本色，書中提到粗話髒話從來不會完整寫出來。相比之下，某劉在一次談起中國同性戀時曾經提到過亞洲少年身體之美，用語頗不堪。

2，經歷了蘇聯最黑暗的黑暗面，卻從來不對俄羅斯失去希望。說起俄羅斯的文學文化，前面一定會有「偉大的」，也決不會想用西方的新教來取代東正教，而一個非俄族人，要得到他的信賴，必定要有「一口漂亮的俄語」。

3，不管身在何處，永遠不失批判精神。在蘇聯罵蘇聯，到美國罵西方，蘇聯解體了罵葉利欽。從這個人身上絕感受不到「站了正確的一隊」那種沾沾自喜。

不過他也有毛病，他給俄羅斯找的出路是復古，是東正教加手工匠人的社會狀態。這就是一廂情願了，因為按照這種社會發展水平，只能產生出少量有良心的老爺，以及大量不那麼有良心的老爺們，產生不出更進步的東西了。

確實可信，蘇聯解體時許多有關勞改營的檔案都解密了。所有證據都說明確實擁有大規模集團化的勞改營，每年平均一千萬人被關押。蘇聯GDP的十分之一來自於勞改營的奴工。

索爾仁是俄羅斯的良心，卓絕的智者。分享一句話——謊言已成為這個國家的支柱，他們編造過去，欺騙未來。

ps.除了勞改營，還有著名的喀山精神病院，此單位歸克格勃管…

索爾仁尼琴是俄羅斯的良心，卡拉什尼科夫是俄羅斯的拳頭。

大二時候，暑假，在學校圖書館借了上中下全部的《古拉格群島》。一個暑假，總計沒讀多少。

你問感受?

他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文人風骨!

經歷了蘇聯最黑暗最野蠻的時期。但當他看到蘇聯解體後葉利欽之流倒行逆施使國家大踏步倒車的時候，依然說出了，對自己言行感到後悔的這樣的話。

他咒罵蘇聯，咒罵葉利欽，但從未咒罵過俄羅斯!因為，那是他的祖國，是他的家!

相比於某些表面反G實則反%華的公（蚣）知（蜘），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他驗證了一句話：什麼主義都是假，只有操娘派才是真。

說句題外話，作為中國人，題主知道中國是什麼時候取消勞教制度的嗎？勞教收容所就是勞改營啦，而且這種是警察機構直接執行，不需要經過檢察院和法院。

中國人的抗爭比其他國家辛苦和血腥的多，古拉格已為歷史陳跡，而中國的高牆還未倒下。

《古拉格群島》

索爾仁尼琴對斯大林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攻擊

(1974年5月)

埃內斯特·曼德爾著

赤心譯

龔義哲校

載於1974年5月9日的《國際通訊》，後收錄於曼德爾的政論文集《革命馬克思主義與二十世紀社會現實》。該書中譯本未經解釋就刪除了這篇文章，現譯出全文發表以饗讀者。

《古拉格群島》證明了一種三重悲劇。首先，數以百萬計的蘇聯公民遭到了斯大林的清洗，其中包括布爾什維克黨的大部分老幹部，而加諸於他們的罪名都是捏造的，這是第一重悲劇。其次，蘇聯當代的反叛知識分子對斯大林主義的體驗，使他們拒絕了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導致他們弄不懂斯大林鎮壓的原因、看不清蘇聯的當前現實、找不到解決蘇聯危機的出路，這是第二重悲劇。第三，作者雖擁有過人的才華，卻無法理解他所面對的邪惡的根源及性質，於是他得出了反動的結論，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採用了斯大林及其劊子手曾用來為自己的罪行辯解的理論——有人利用同樣的理論，來為新一輪對蘇聯政治反對派的鎮壓辯護——這是作者個人的悲劇。

斯大林的集中營世界

由斯大林和格伯烏[1]建立的無數勞改營所組成的世界，便是《古拉格群島》的第一個主題。在斯大林統治期間，被關押在這些勞改營里的囚犯多達數百萬人，他們絕大多數不是被處死，就是遭到流放，這顯然違反了蘇聯的法制。這些人在被火車運到勞改營之前，先要經歷一整套駭人聽聞的迫害：受盡折磨；被徹底剝奪蘇聯憲法所賦予的一切權利：動用本身就違反憲法和刑法的密令。

索爾尼仁琴收集了大量證據，揭示了有關斯大林大清洗髮生的條件。他特地譴責斯大林的親信對這些罪行負有直接責任。在蘇共二十大後，將斯大林的一切罪行公之於眾的計劃，遭到了大量的高層官僚的抵制，原因便在於這些罪行的共犯不僅有貝利亞[2]們和葉若夫[3]們，也有卡岡諾維奇[4]們和莫洛托夫[5]們。

索爾仁尼琴詳細敘述了對各類公民的定罪和流放：中東鐵路的所有工作人員、流亡在蘇聯的所有朝鮮共產主義者、奧地利保衛同盟[6]的大多數老戰士，為十月革命的勝利和紅軍的創建立下汗馬功勞的拉脫維亞赤衛隊的大多數成員[7]。

當然，凡是（在西方！）讀過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和《斯大林罪行錄》[8]、或孟什維克達林[9]和尼古拉耶夫斯基[10]關於蘇聯勞改營的作品的人，從《古拉格群島》里基本上是得不到什麼新東西的。但他們會領悟一系列的小片段，偉大的小說家索爾仁尼琴藉此描寫了他在監獄和勞改營里遇到的各色人物：老革命工人阿納托利·伊里奇·法斯堅科[11]；首席工程師澤—夫[12]，官僚野心家的原型；米·彼·雅庫包維奇[13]，老孟什維克，後來加入布爾什維克，是第一次政治迫害審訊（未來莫斯科審判的預演）的受害者；米·德·留明[14]，國家安全部副部長，腐化墮落的程度超過斯大林的得力助手、陰險的阿巴庫莫夫[15]，他好像是「醫生案件」的炮製者，這起案子的目的是發動新一輪大規模清洗，僅僅是由於暴君的去世才使其未能得逞。這些令人難以忘懷的人物形象，與《第一圈》和《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的類似內容結合起來看，無疑是《古拉格群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

這本書還詳細描寫了格伯烏為了迫使被告招供而採取的各種刑訊手段。這裡索爾仁尼琴大體上證實了托洛茨基的論斷：缺乏獨立於斯大林主義的政治立場（也就是說，不幸遭到斯大林迫害的受害者在政治上向官僚獨裁屈服）是招供的真正基礎。

《古拉格群島》還披露了一些令人動容的事例：一些審判成了對官僚的控訴，被告人推翻了自己的供詞，不僅控訴了刑訊者，還控訴了斯大林的政策，而這些政策通常是犯人被指控的「罪行」的罪魁禍首。伊凡諾沃省的卡德案件便是這種情況[16]。

《古拉格群島》的這一重要部分，給人留下了這樣的總體印象：它徹底地譴責了作為一種統治制度的體制化鎮壓，而這正是斯大林的清洗的客觀性質。一個既得不到勞動群眾的政治支持、也不能滿足他們物質需求的政權只能依靠恐怖，這種恐怖成為了主要的國家制度。這就是斯大林的集中營世界的最驚人的方面，而不是像某些人以為的那樣，獄中勞役為蘇聯的工業化作出了「經濟」貢獻。

那些盲目否認這種恐怖現實的人，或那些至今仍對此矢口否認的人絲毫無助於「保衛共產主義的事業」。恰恰相反，他們是在掩蓋反對共產主義和反對蘇聯工人階級的滔天罪行，世界無產階級的一個並非無足輕重的部分看來，這些罪行過去曾敗壞了、至今仍在敗壞著共產主義的事業，因此格外有害。

斯大林只是延續了列寧和托洛茨基開創的路線嗎？[17]

如果《古拉格群島》只是譴責斯大林的罪行，再加上幾句「斯大林的罪行最終要由列寧主義負責」之類的老生常談，那隻要保衛索爾仁尼琴免遭官僚的鎮壓，同時為他的思想混亂感到惋惜就足夠了。

然而實情並非如此。在《古拉格群島》里，索爾仁尼琴系統地嘗試利用各種事實和數據，證明體制化的恐怖始於十月革命時期。這是本書的第二個中心主題，作者對這個主題闡述得不比第一個主題少。作者本人的文學天賦無需多加證明，他在無數讀者面前給自己戴上了遭受可鄙迫害的受難者的光環，又舉出大量的證據，以充滿激情的文字來描寫這個主題，這會對資本主義國家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人民產生深刻影響。

在這一點上，索爾仁尼琴和蘇聯官僚之間存在著辯證的相互關係，這種相互關係直接表明官僚本質上是反革命的。克里姆林宮無法反駁索爾仁尼琴的論點，便肆意誹謗和中傷他，將他從他的祖國驅逐出去，這反倒了提升了作者論點的可信度，促使他竭力詆毀布爾什維克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克里姆林宮用索爾仁尼琴的反動思想「證明」蘇聯的反對派是反革命的，表達的自由終究必須「受到控制」，以免出現「第二個、第三個、乃至更多的索爾仁尼琴」，無論他們有沒有天賦；這便形成了一個死循環。

要詳盡地駁斥索爾仁尼琴對十月革命的誹謗，需要寫一本大書。我們期待革命馬克思主義戰士會寫出這樣一本書。這將再次證明誰才是布爾什維克真正的後繼者和傳承人。這裡我們只能談談最關鍵的地方。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事實。在這方面，道德家索爾仁尼琴一開始就是個大騙子。他用幾十頁篇幅細述了紅色恐怖。卻隻字不提首先出現並引起布爾什維克回擊的白色恐怖！

隻字不提革命派在1917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表現出的寬宏大量，當時他們釋放了大多數（即使不是全部）被他們關押的囚犯；比如卡列金[18]將軍就是其中之一，而他對當權的無產階級的報答，就是立刻發動恐怖和暗殺的浪潮！隻字不提為了復闢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數共產黨人、政治委員和戰士遭到了背信棄義的殺害，全國上下被捲入戰火陷入一片血海。隻字不提針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武裝襲擊——不是像莫斯科審判中的受害者被指控的那種莫須有的襲擊，而是像暗殺沃洛達爾斯基[19]和暗殺列寧未遂這種真實的襲擊！隻字不提外國軍隊的干涉，不提從七條不同的戰線進攻蘇維埃！作為「道德家」和「民族主義者」的索爾仁尼奇提出了這種片面的分析，使他的精神高度大打折扣。

再提一些事實：索爾仁尼琴試圖證明太多的事，但結果什麼也證明不了。他試圖將革命早期的「法律和法制缺席」與斯大林統治下的同樣的缺席作個類比，於是援引了布爾什維克的司法人民委員克雷連科[20]的一系列法庭講話[21]。但這個「證據」能證明什麼呢？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時期，不存在嚴刑逼供，被告可以自由地為自己辯護——並非沒有成功的機會——這些審判很少是政治迫害性的，而是革命審訊，當然，有時候這些審判依據的是間接的或不充分的證據，革命時期常常如此，但這與斯大林上演的司法鬧劇差了十萬八千里。

索爾仁尼琴自己引用的兩個審判很好地表明了布爾什維克革命與斯大林反革命之間的本質區別。

В·В·奧爾登包格爾[22]，一個不關心政治的老工程師，莫斯科自來水公司的總技師，遭到了想要開除他的黨支部的迫害，因為他對政治非常冷漠。他被逼自殺。索爾仁尼琴對這家工廠里的腐敗卑鄙共產黨陰謀家異常憤慨。直到你讀到索爾仁尼琴敘述的結尾，才會發現他正在談論的審訊是蘇維埃國家組織來替奧爾登包格爾辯護的，這是一場反對迫害他的黨支部的審訊，審訊的結局是對他的迫害者們判刑，這場審訊證明了工廠里的工人能夠自由選舉奧爾登包格爾參加蘇維埃，反抗黨支部壓制不同意見的壓力。

第二個審判中受審的是一位拒不服兵役的托爾斯泰主義者[23]，在內戰白熱化時，他因為良心上反對服兵役而被宣判死刑。這場審判以更戲劇化的方式收場。負責看守這個死刑犯的士兵們無可非議地認為判決是荒謬的。因此他們在兵營里組織了一場士兵會議，向市蘇維埃提交了抗議書，要求推翻判決。他們勝利了！

所以我們有能夠選舉一個對政治漠不關心的技術員參加蘇維埃，而不理會黨支部（它的成員在最好情況下是極端宗派分子，最壞情況下是徹底腐化的野心家）反對的工人。我們有反抗法庭判決、組織大會、干涉「國家大事」、拯救犯人的士兵。索爾仁尼琴描寫的正是革命時代與反革命時代的根本區別——而他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是讓他從斯大林時代中找出類似的例子，來證明列寧時代和斯大林時代本質是一樣的吧！

今天沒有一個真正的列寧主義者會頑固地否認蘇維埃政權在鎮壓問題和政治決策上犯過錯誤。當時的領袖們無上榮幸地肩負著這樣一個重任：在來勢洶洶、嗜血殘暴的強敵面前，在遼闊的國土上，破天荒地建設一個為工人和一切被剝削者服務的國家，而他們沒有任何先例可以依循，除了一邊摸索、一邊發展自己的理論，他們還有別的辦法嗎？

如今，我們知道在內戰結束後繼續加強鎮壓是錯誤的；在1921年取締了其它蘇維埃政黨，從而使一黨專政體制化，這也是錯誤的；禁止黨內的派別組織也是錯誤的。在當時，所有這些措施都被認為是為了解決眼前的困難而採取的臨時手段。它們的特徵是：過高估計了反革命造成的緊迫的威脅，而反革命實際上已被打敗、被擊潰；而在越來越多地依賴行政鎮壓、卻越來越少地依賴群眾有意識的參與的政治氣候中，這些措施會給無產階級的意識與活動造成士氣消沉的後果，對這方面的後果卻估計不足。這些措施導致了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被剝奪，扼殺了布爾什維克的黨內民主，導致了官僚獨裁的建立。但當時這一切都還是無法確知的。我們今天明白了這一點。所以第四國際才得出了所有必要的綱領性結論。

但是，今天譴責布爾什維克的那些人，必須留意到當時還存在著另外的真正出路。他們必須注意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即孟什維克主義）應對此承擔重大責任——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血泊中扼殺了德國革命，先是為斯大林、然後又為希特勒的勝利鋪平了道路。他們必須考慮到，由於德國革命未能無情和有效地保衛自己，結果德國工農遭受了什麼樣的命運。如果白色恐怖獲勝，俄國將會有幾十萬工農遭到屠殺，造成成千上萬人遇害的匈牙利霍爾蒂[24]白色恐怖——僅舉一例——與它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這樣看來，公道是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的。

充當替罪羊的意識形態

在從事實領域轉到意識形態領域時，索爾仁尼琴的論據就更加薄弱了。他試圖解釋斯大林恐怖的原因，但他所做的卻是對意識形態展開攻擊，確切地說，是對當代的意識形態狂熱行為展開攻擊。他聲稱，在二十世紀的條件下，宗教裁判者、基督教征服者、殖民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雅各賓派，當然還有馬克思主義者，全都會轉變為屠殺成千上萬同時代人的兇手[25]。

這份名單至少是不完整的，這是它令人驚奇的第一點。索爾仁尼琴為什麼會忘記宗教狂熱行為呢？在整個歷史上，宗教戰爭已「導致」數百萬人死亡。還有，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帝國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與「保衛祖國」意識形態「導致」的死亡人數，就超過了整個斯大林恐怖時期，這又該如何解釋呢？或許是因為他是宗教和民族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的擁護者，才導致他罹患健忘症了吧？

同樣令人驚奇的是索爾仁尼琴的極度膚淺的解釋。同一個「意識形態」為什麼會在某個時期造成了殺人如麻的狂熱行為，而在其它時代卻帶來了自由與和平寬容呢？原因果真出在「意識形態」上面嗎？還是說，是具體的、確切的物質利益在起作用嗎？

索爾仁尼琴幾乎「計算出」斯大林清洗的受害者人數，並將這個總數與沙皇和法西斯鎮壓所記錄的數目進行對比。但這些「定量」比較還可以擴展開來。是什麼「意識形態」使得智利的半文盲焚書人狂熱起來，在短短几天內殺死兩萬人，囚禁四萬人？同樣的比例搬到蘇聯，那就是六十萬人被屠殺，一百二十萬人被驅逐！短短几天內！斯大林也會十分嫉妒。驅使焚書人的，究竟是「意識形態狂熱病」，還是保衛私有制、「自由企業」的永恆價值和資本主義剝削的慾望？

弗朗哥在1936年發動了「光復陷入赤色分子之手的祖國」的著名「聖戰」，這場「聖戰」導致一百多萬西班牙人遭「國民軍」殺害。這又該作何解釋呢？我們不妨跟索爾仁尼琴玩個數字遊戲：把這個比例搬到蘇聯，就相當於屠殺九百萬人。真的是某種「意識形態」激起了這麼可怕的屠殺嗎？這難道不是為了阻止（不惜任何代價，哪怕血流成河）在伊比利亞半島建立工農政權嗎？

惟有馬克思主義能解釋說明人類歷史上交替出現的野蠻和文明。當一個階級牢牢把握權力，對自己和未來充滿信心時，它就有餘裕進行比較和平和文明的統治。（不過，即使是在與我們這個「野蠻」時代相比更「文明」與和平的十九世紀，只要當它的權力突然遭到威脅，就會出現凡爾賽分子對巴黎公社社員的屠殺。）但是，當統治階級衰退時，當它的權力分崩離析，當它的政權被不斷加深的矛盾撕碎時，野蠻就會重新登場，階級統治的現實就會以最血腥的形式體現出來。

我們的時代是資本主義制度垂死掙扎的時代。這種垂死掙扎拖得越久，野蠻、血腥鎮壓、以及對人的生命的蔑視就會越加嚴重。從這個歷史意義上來說，斯大林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就像希特勒、奧斯維辛、廣島以及落在越南的炸彈和落葉劑一樣，他並不是蘇聯社會或十月革命的產物。

從更狹義和更直接的意義上說，斯大林恐怖是蘇聯政治反革命獲勝的產物。索爾仁尼琴武斷地在劊子手及其受害者之間划上等號，而斯大林不得不消滅了領導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國家的整整一代革命者，這個事實本身就足以反駁索爾仁尼琴。這種政治反革命反過來代表了一定的物質社會利益：特權官僚階層一方面以社會主義革命所創造的新財產關係為其基礎，另一方面，它又獨佔了經濟和政治的控制權，從持久的貧乏狀態中撈取了巨大的利益，並竭力捍衛這種控制權和利益。

索爾仁尼琴和那些和他一樣思考的人拒絕了馬克思主義，所以他們無法解釋對他們造成深刻影響的那些事件。托洛茨基喜歡引用斯賓諾莎的名言：「不要笑，不要哭，但要理解。」索爾仁尼琴苦笑了，流了很多淚。但他還是沒有理解。

道德政治作繭自縛

在對待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托洛茨基與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問題上，索爾仁尼琴這位道德家不得不拋棄最基本的道德考量，他思想中的矛盾（這是拒絕馬克思主義的後果）便以最顯著的形式體現了出來。聲稱斯大林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承者，而非掘墓人，為了證明這種說法，他試圖證明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是斯大林的幫手，屈從於他，與他狼狽為奸，是莫須有審判的共犯。

索爾仁尼琴正確地觀察到了這個現象：凡是在政治上向斯大林投降的人，必然會落得這般下場（因為，就像索爾仁尼琴所說的那樣，「沒有道德根基的政治必然要淪為掩蓋一切罪惡的手段」），他由此得出結論：一切共產主義者都對斯大林缺乏政治防備，並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恐怖中同斯大林合作。他甚至說托洛茨基本人要是落到斯大林手裡，會向格伯烏供出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因為托洛茨基同樣缺乏「獨立的觀點」和一種真正獨立於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除此之外，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可能會對抵抗格伯烏的刑訊有所幫助，但他並沒有經受過這種折磨[26]。

沒有絲毫證據可以支持這些指控。它們僅僅是斯大林派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污衊的翻版，幾乎不經修改或剪輯。

聲稱沒有一個共產主義流派擁有獨立於斯大林主義恐怖的意識形態基礎，因而所有的共產主義者都註定要向這種恐怖低頭[27]，就是抹殺了之前的左翼反對派以及之後的第四國際運動所進行的反對蘇聯官僚的十五年堅決鬥爭，歷史出色地證明了這場鬥爭是以明確的理論與政治基礎而開展的。這也是對無數戰士——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其他人——人格的侮辱，他們拒絕屈服，拒絕成為的共犯，為了忠於自己的原則，他們付出了生命，展現出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勇氣和力量。

托洛茨基在子女、秘書和最親密的合作者都被格伯烏暗殺後，仍在繼續進行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他在第一次遭到格伯烏暗殺後，明知自己隨時都會被斯大林的特務暗殺，仍然義無反顧地繼續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妄言他無法證明自己能夠經受得住刑訊，就是忘光了這一切。

索爾仁尼琴聲稱，勞改營里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總是擺出宗派主義的做派，無法為了贏得一系列要求而長期堅持絕食抗議[28]，這是對英雄們的人格的侮辱：當斯大林的恐怖最猖獗的時候，這些人數超過千人的英雄，圍繞著保衛所有政治犯權益的五點綱領，而發動了長達八周的絕食抗議。

索爾仁尼琴是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堅定反對者，所以，不難理解他為什麼會步斯大林的後塵，企圖將托洛茨基主義對反對蘇聯官僚獨裁的鬥爭所作的關鍵貢獻從歷史中抹去。這只是為了打破十月革命與蘇聯當前的政治任務之間的連續性。但索爾仁尼琴用這種不道德的方法來證明他的觀點，這再次表明了任何聲稱建立在純粹道德戒律上的政治觀點都是沒有發展前途的，這種窮途末路只能讓提倡者踐踏自己的原則。

十月革命的歷史辯護

索爾仁尼琴試圖將整個蘇聯的現實縮減成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恐怖。他認為這個現實源於一場永遠不該發生的革命：「俄國革命的時機還不成熟，」他寫道。

那什麼的時機成熟了呢？沙皇的野蠻嗎？無盡的饑荒、貧窮和文盲嗎？索爾仁尼琴以挑戰十月革命的合法性——以及所有相對欠發達國家的革命的合法性——的方式，暴露了道德家政治中的另一個矛盾。印度，在革命前的中國，大饑荒造成了數千萬人餓死，又該怎麼看待毫無人性的社會經濟制度造成的死亡呢？這難道就不那麼可悲可嘆嗎？難道這些人的死都是命中注定，而我們就只能無奈地屈服於這種命運嗎？

官僚及其恐怖鎮壓的罪行，不能歸咎於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有另外的成果：在短短數十年里，一個落後大國轉變成了世界第二工業強國，一個掃除了文盲的國度，一個醫生人數和新出版圖書數量（包括譯著）躋身於世界第一的國度，一個新生兒死亡率比英國還低的國度。那些反抗蘇聯專制警察鎮壓的人聲稱這種鎮壓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結果，所以他們不得不忽略了蘇聯的另一面現實，只要推翻了官僚政權，它就會給真正的蘇維埃民主的繁榮發展打下堅實的物資基礎。

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從不認為真正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能在一國範圍內建成，更不用說是經濟落後的國家了。雙重現象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顯著特徵：一方面是資本的國際統治限制和扭曲了落後國家的發展，另一方面是革命運動本身越來越國際化。索爾仁尼琴對此感到遺憾，並呼籲蘇聯領導人（！）放棄「共產主義彌賽亞思想」，可他們卻幾乎從未受過這種思想影響。但是，只要對今天世上的悲慘和威脅著人類的災難有一丁點道德情感，就能得出相反的結論：必須加倍努力促成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順便消滅官僚化工人國家中的專制警察鎮壓，也就是要促成這些國家的政治革命的勝利。

蘇聯知識分子反對派的兩難處境

《古拉格群島》和任何偉大小說家的作品一樣，不僅反映了整個社會現狀，也反映了某個特定社會階層的思想。索爾仁尼琴代表了蘇聯的知識分子反對派的一個部分，他們對斯大林罪行的反應就是與列寧和馬克思決裂。這個階層的重要性和廣泛性（甚至在蘇聯青年中）不能被低估。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統治蘇聯的政治體制的另一種譴責。

這裡有一個自命社會主義的國家，它聲稱已經擺脫了「對抗性的社會矛盾」，自己是「世界上最團結的社會」，然而在這個社會裡，革命後出生的幾代知識分子卻越來越敵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篡改者針對這種傾向而發動的「意識形態鬥爭」只會助長這種傾向，這些篡改者的「論據」最終將是文字獄、驅逐、流放，或將反對派分子關進瘋人院！

但是，索爾仁尼琴和他的朋友們認為列寧主義應該為斯大林主義負責，因而拋棄了列寧主義，他們是斯大林主義不共戴天的敵人，然而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的俘虜——這真是歷史的嘲諷！斯大林為了給自己的罪行開脫，炮製了無數的謊言，他們多半仍然生活在由這些謊言構成的世界中。

這些謊言不僅體現在從總書記的菜譜中直接搬來的各種反托洛茨基主義的無恥讕言，也體現在這一部分知識分子反對派對於當代蘇聯社會的各種問題及其解決方法的思考中。

《古拉格群島》里還有第三個主題，這個主題不如前面討論的兩個主題那麼直接鮮明，但仍然是索爾仁尼琴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主題就是工人階級沒有能力管理國家和經濟。必須明確指出：這個主題反映了一種知識分子與技術統制論者、官僚所共有的妄自尊大。

索爾仁尼琴的這種觀念，在描寫1930年對所謂的工業黨成員的審判的段落中表達得最為清楚[29]。在這段話里我們讀到了：技術員試圖在車間施行紀律是合理的[30]！那些能夠合理組織他們活動的人理所應當領導社會[31]！政治應該部分取決於技術的急切需要，這也是理所當然的[32]！

這整套技術統制論的信條，意味著排斥工人直接行使權力，意味著對蘇維埃權力的排斥，而這過去是、現在仍是斯大林主義的思想基礎之一。索爾仁尼琴和他的朋友能得出這種同樣的觀念，這毫不令人意外。他們和官僚同樣否認工人能夠行使權力；在生活方式、思想、願望和理念等方面，他們和官僚一樣，在本質上是與工人階級相隔絕的。

從這層意義上說，索爾仁尼琴終究是官僚的意識形態俘虜，他實際上仍然擁護極權政治制度——只要這種制度沒有過多的鎮壓。他是開明專制的傳聲筒，這種專制從根本上將蘇維埃民主當作惡魔和烏托邦而拋棄了。他的政治行動不是面向群眾，而是採取個人抗議以及給克里姆林宮寫「公開信」。

一旦人們理解了索爾仁尼琴作品的社會特徵，就不得不同意蘇聯的新列寧主義者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採取的立場：支持蘇聯爭取民主權利的運動。如果有人完全搞錯了蘇聯內部的各種勢力的社會—政治關係，就會相信與索爾仁尼琴類似的各種傾向，而這種傾向，與代表了絕大多數在業人口的無產階級的活生生的力量是徹底隔絕的，它會對社會的經濟基礎造成嚴重的威脅，並發起擁護資本主義復辟的運動。

沉重的壓力壓在蘇聯社會身上，在群眾中培養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犬儒主義，使社會變得逆來順受，正是在這種壓力驅使下，各種反工人、反理性、反馬克思主義、鼓吹斯拉夫主義的思想傾向正在死灰復燃。

這些反動意識形態的最佳解藥——長遠看來，唯一有效的解藥——就是在群眾之中復興批判性的政治意識，這種行動會將他們爭取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所有支持這種復興的人正在努力保衛和鞏固蘇聯的社會經濟基礎。目前的蘇聯沒有公開的政治辯論，不能公開表達不同的意見，凡是維護這種現狀的人，都只會助長愚昧，助長對被當成國教的馬克思主義的敵視。

蘇聯知識分子反對派中有多種派別和傾向，只有進行反對斯大林的罪行、爭取落實形式上的各項公民權的共同鬥爭（即爭取落實蘇維埃憲法），才能把他們團結起來。只有進行反對斯大林的罪行、爭取落實形式上的各項公民權的共同鬥爭（即爭取落實蘇維埃憲法），才能把他們團結起來。反對派的左翼由倖存的老布爾什維克、激進的列寧主義者組成，在蘇聯青年的眼裡，他們正在用值得眾人效仿的勇氣保衛、復興列寧主義，彼得·格里戈連科[33]少將是這個派別最激動人心的象徵。此時索爾仁尼琴自己送上門，讓克里姆林宮批判他的反社會主義思想（當然，克里姆林宮不敢在蘇聯出版他的著作），這對克里姆林宮來說簡直就是意外之喜！官僚鎮壓那些聲稱忠於馬克思（和）列寧的反對派是何等的吃力不討好啊！

當國際資產階級想把人們的注意力都轉移到《古拉格群島》上，從而使人們不再關注它的累累罪行，並煽動對共產主義的敵意時，我們必須加倍努力將格里戈連科、雅希莫維奇[34]和他們的同志從刑訊者手裡解救出來，不僅要保衛索爾仁尼琴的權利，也要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派在蘇聯自由演說、討論、出版和組織的權利！

[1] 格伯烏（ГПУ），全稱「國家政治保衛總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1922年由契卡改組而成。1934年改組為內務人民委員部，但人們仍然用「格伯烏」代指蘇聯的特務機關。本文的所有注釋均為校對者所加，不再一一說明。

[2] 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生於喬治亞蘇呼米附近的一個農民家庭。1917年3月參加布爾什維克，1920年進入契卡工作，1926年擔任喬治亞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1931年11月至1938年8月擔任喬治亞共產黨第一書記，1938年8月至1945年12月擔任內務人民委員，1953年3月5日擔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內務部長，同年6月26日被捕，12月23日被判處死刑。

[3]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Ежов，1895年5月1日——1940年2月4日），生於聖彼得堡，當過裁縫學徒和工廠工人。1917年5月參加布爾什維克，1919年至1921年隨紅軍作戰。1922年開始當過一些地方的區委書記。1927年進入農業部門，1929年至1930年任副農業人民委員，1934年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1936年9月至1937年1月任內務人民委員，1938年4月至1939年4月任水運人民委員，1939年4月被捕，1940年2月被判處死刑。

[4] 拉扎爾·莫伊謝耶維奇·卡岡諾維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93年11月22日——1991年7月25日），生於基輔省一個貧苦猶太人家庭。當過鞋匠。1911年參加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期間擔任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全俄執行委員會委員、全國工農紅軍籌建委員會宣傳部政委、下諾夫哥羅德省黨委會主席兼省蘇維埃執委會主席等職。1922年5月擔任中央書記處組織部部長。1924年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1925年至1928年擔任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1930年至1935年擔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1935年至1942年、1943年至1947年擔任運輸人民委員，1947年3月至12月再次擔任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1952年10月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主席團執行局委員。1955年至1956年擔任部長會議國家勞動和工資問題委員會主席，1956年至1957年擔任建築材料工業部部長，1957年因組織「反黨集團」，被發配烏拉爾當廠長，1961年退休，1991年去世。

[5] 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亞賓（Скрябин）。生於維亞特州庫卡爾卡鎮一個店員家庭。中學時期投身革命，1906年參加布爾什維克，1906年至1912年曾擔任《火星報》和《真理報》編輯。1915年被捕後，被流放西伯利亞，一年後逃回彼得格勒，並擔任中央委員會俄國局委員。1920年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同年9月擔任頓涅茨州委書記，1921年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與政治局候補委員。1927年至1928年擔任莫斯科市委書記，1930年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1939年至1949年擔任外交人民委員（外交部長），1949年改任第一副總理，1953年至1956年擔任外交部長，1957年因參加「反黨集團」而遭到譴責，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調任蒙古大使，1964年被開除黨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復黨籍，1986年去世。

[6] 保衛同盟，全稱「保衛共和同盟」（Republikanischer Schutzbund），它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成立的自衛組織，1923年正式成立。

[7] 《古拉格群島》（上冊），群眾出版社，1996年，第71—72頁。

[8] 《斯大林罪行錄》（Les Crimes de Staline），巴黎，弗朗索瓦·馬斯佩洛出版社（Editions Fran?ois Maspéro），1973年。

[9] 達維德·尤里耶維奇·達林（Давид Юльевич Далин，1889年5月24日——1962年2月21日），生於白俄羅斯羅加喬夫（Рогачёв）。曾就讀於彼得堡大學法學院。在大學期間因參加反抗沙皇專制的學生運動，而在1910年被捕。隨後流亡國外。二月革命後回國，參加了孟什維克國際主義派，併當選為莫斯科市蘇維埃委員。在1917年8月的孟什維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在同年年底的非常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1921年流亡德國，擔任孟什維克流亡組織的領導。納粹德國上台後流亡波蘭，二戰爆發後於1940年流亡美國，進入《新社論》（New Leader）編輯部工作。1962年在紐約逝世。

[10] 鮑里斯·伊萬諾維奇·尼古拉耶夫斯基（Борис Иванович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1887年10月20日——1966年2月21日），生於巴什基爾別列別伊（Белебей）。1901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3年至1906年是布爾什維克。1906年參加孟什維克。1917年脫離孟什維克，在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18年參加薩馬拉的白軍政府，1920年當選為孟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委員。1921年被契卡逮捕，1922年被驅逐出境。流亡德國後，與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合作，整理了大量的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檔案與手稿。納粹上台後流亡法國，1940年流亡美國。1948年與達林合著《蘇維埃俄羅斯的強迫勞動》（Forced Labor in Soviet Russia），這是最早一批揭露蘇聯勞改營真相的書籍之一。1966年在紐約逝世。

[11] 關於法斯堅科的描述，請參閱《古拉格群島》（上冊），第187—193頁。

[12] 關於澤—夫的描述，請參閱《古拉格群島》（上冊），第193—199頁。

[13] 關於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雅庫包維奇的描述，請參閱《古拉格群島》（上冊），第395—401頁。

[14] 關於米哈伊爾·德米特里耶維奇·留明的描述，請參閱《古拉格群島》（上冊），第124—125頁、第154—156頁。

[15] 維克托·謝苗諾維奇·阿巴庫莫夫（Виктор Семёнович Абакумов，1908年4月24日——1954年12月19日），生於莫斯科一個工人家庭。1922年參加紅軍，1923年退伍。1932年進入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工作。1941年擔任副內務人民委員，同年7月擔任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行動部部長，1943年擔任國防人民委員部反間諜總局局長。1946年擔任國家安全部部長。1951年因捲入「醫生案件」而被捕，1954年12月被處決。

[16] 關於這個案件，請參閱《古拉格群島》（上冊），第414—425頁。

[17] 這段話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了索爾仁尼琴的觀點：「在入獄前和在獄中的年代，我也曾長久地認為蘇維埃國家制度的致命的發展方向是斯大林一手賦予的。但結果斯大林悄悄地死掉了——輪船的航向發生了什麼顯著的變化嗎？對於我國的事件，他所賦予的純屬個人的印記無非是冥頑不靈、剛愎自用、自吹自擂。在其他一切方面，他只是沿著前人標划出來的路線，一步一步地行進而已。」（《古拉格群島》[上冊]，第602頁。）

[18] 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ледин，1861年10月24日——1918年2月11日），生於頓河州的一個軍官家庭。1879年參加陸軍，擔任哥薩克少尉。一戰期間，曾任第12騎兵師師長、第4軍軍長、第8集團軍司令等職。二月革命後，積极參加反革命活動，1917年9月1日因支持科爾尼洛夫叛亂而被捕。十月革命後，大肆組織白軍，向蘇維埃政權發起了猖狂的進攻。1918年1月，他的白軍被紅軍粉碎，他在絕望中自殺。

[19] В·沃洛達爾斯基（В. Володарский，1891年12月11日——1918年6月20日），本名莫伊塞·馬爾科維奇·戈爾德施泰因（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Гольдштейн），生於沃利尼亞省奧斯特洛波利（Острополь）的一個猶太家庭。1905年參加立陶宛、波蘭與俄羅斯猶太勞動者總同盟（即「崩得」），不久後參加孟什維克。1908年被捕，1911年被流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1913年獲釋後移民美國。一戰期間參加孟什維克國際主義派，並逐步左傾。1917年5月回國，參加了「區聯派」，1917年8月隨區聯派參加布爾什維克。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18年6月20日被社會革命黨暗殺。

[20] 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克雷連科（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生於斯摩棱斯克。1904年參加布爾什維克。在1905年革命期間當選為彼得堡蘇維埃委員。1905年至1907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從事黨的工作。曾因參加革命工作而多次被捕和流放。1916年被捕後被編入作戰部隊，在士兵中間進行革命宣傳。二月革命後，當選為第11集團軍士兵蘇維埃主席。1917年4月擔任全軍第一次代表大會主席。十月革命後擔任第一任陸海軍人民委員。1918年3月起在蘇聯司法機關工作，是蘇聯法院和檢察院的組織者之一。1922年至1931年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最高法庭庭長、俄羅斯聯邦檢察長。1931年起任俄羅斯聯邦司法人民委員。1936年起任蘇聯司法人民委員。在大清洗中含冤遇害。1955年平反。

[21] 克雷連科的講話散見於《古拉格群島》（上冊）第302頁及其後，主要見於第一部第八、第九、第十章；另請參閱《古拉格群島》（中冊），群眾出版社，1996年，第290頁。

[22] 關於奧爾登包格爾案件，請參閱《古拉格群島》（上冊），第331—337頁。

[23] 梁贊革命法庭審理托爾斯泰主義者葉—夫一案，請參閱《古拉格群島》（上冊），第299—301頁。

[24] 霍爾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出身於貴族家庭，14歲進入奧匈帝國海軍學院學習。1918年3月被任命為奧匈帝國海軍總司令。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任反革命政府的國防部長，1920年3月1日任匈牙利王國攝政兼國家元首，成為法西斯獨裁者。二戰爆發後同納粹德國結盟，1944年3月19日德國佔領整個匈牙利，10月15日霍爾蒂被迫退位。軸心國投降後曾被短暫監禁，1946年獲釋後流亡葡萄牙。

[25] 《古拉格群島》（上冊），第171頁。

[26] 請參閱《古拉格群島》（上冊），第405頁。

[27] 同上，第412—413頁。

[28] 索爾仁尼琴儘管不得不承認托洛茨基主義者「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但他出於偏見，總是把托洛茨基主義者描繪成偏執的宗派主義者，請參閱《古拉格群島》（上冊）第469頁、《古拉格群島》（中冊）第303—307頁。

[29] 關於「工業黨」案件，請參閱《古拉格群島》（上冊），第371—394頁。

[30] 同上，第385—386頁。

[31] 中文版中的相應句子為：「為什麼工程師們不該認為由那些能合理地指引社會事務的人來領導社會是較為自然的社會結構呢？」（同上，第385頁。）

[32] 中文版中的相應句子為：「察爾諾夫斯基甚至在法庭上說：『政治畢竟在一定程度上還應當以技術的結論為指導。』」（同上。）

[33] 彼得·格里高利耶維奇·格里戈連科（Пёт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Григоренко，1907年10月16日——1987年2月21日），生於塔夫利省鮑里索夫卡村（現屬烏克蘭扎波羅熱州普里莫爾斯克區）。1922年參加共青團，1927年參加聯共（布）。1939年畢業於古比雪夫軍事工程學院。曾參加過哈勒欣河衝突。在蘇德戰爭中曾擔任步兵師長。戰後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工作，並獲得少將軍銜。從1961年開始公開抨擊蘇聯體制，成為持不同政見者，並成立了「為復興列寧主義而鬥爭小組」。為此曾多次被捕、遭到迫害，還被關進精神病院。七十年代中期逐步拋棄列寧主義。因在獄中健康遭到嚴重摧殘，於1977年赴美治療。在美國治療期間被剝奪蘇聯國籍。1987年在紐約逝世。

[34] 1968年，拉脫維亞一個集體農莊主席伊萬·雅希莫維奇（Иван Яхимович）致信黨中央，對前一年被捕的持不同政見者、人權活動家亞歷山大·金斯堡（АлександрГинзбург）和尤里·加蘭斯科夫（ЮрийГалансков）的命運表示關切。雅希莫維奇立即遭到了迫害，他被開除黨籍，並被關進了精神病院。格里戈連科等人曾組織「保衛雅希莫維奇委員會」，為解救雅希莫維奇而四處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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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事

索爾仁尼琴反對一切。

當年反共反社會主義十分堅決的《古拉格群島》的作者索爾仁尼琴1994年從美國回到國內後，儘管其政治態度有時有所反覆，但他從西伯利亞乘火車返回莫斯科，當在沿途看到俄羅斯一片敗落的景象時，也曾十分痛苦地說：「我害了俄羅斯祖國」。1996年，他即發表短篇小說《在轉折關頭)&>。小說通過描寫斯大林去世前後的境況，肯定斯大林及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取得的巨大成就。作者甚至在小說中直面高呼：俄羅斯「還沒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個什麼樣的偉大人物，——還需要再過許多年才能認識到，是斯大林使得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71)。

索爾仁尼琴不寫三偽文學，堅持反三偽文學，因此十分醒目，這在當時的世界上，屬於非常耀眼的明星了。時勢造就了他。

從行文風格上來說，他的文風很樸實，直承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現場感很強，具有很強的感染力。

「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為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起一切，沒有猜到一切。」

某網站有人說，「我建議還搞不清楚現在社會情況的朋友們，有空可以看看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著作，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

我準備看看了。

還有一本書叫《古拉格繪本：西伯利亞虐待俱樂部的故事》，描述得更加詳細。

簡介：古拉格繪本：西伯利亞虐待俱樂部的故事

這個人是俄羅斯的良心

這本書講的估計八九不離十

當然我也不清楚索爾仁尼琴看到當初他所反對的那個世界，不復存在之際，他所鍾愛的民族陷入不可想像地危機時心中又是如何想的。

我貼上我的讀後記錄，期待共鳴（抱歉，我讀的是《古拉格一部歷史》這本書700多頁）但是，也和這個主題相關

。。。。。。。

「索爾仁尼琴吧車臣稱為，一個絕不會屈服的民族，一個絕不會在心理上養成順從習慣的民族」

想起往幾年俄羅斯對車臣的動武

P328 希特科解釋說：波羅的人和烏克蘭人認為蘇聯人和俄羅斯人是一回事，是同樣的東西。雖然勞改營里關押著大量俄羅斯人，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把俄羅斯人視為入侵者和強盜

不知是否可以找到現在俄烏在克里米亞爭奪方面的影子

看這一章（15章婦女和兒童）

看這一章，令我心久久不得安寧，此時我思緒無端充塞腦海，諸神失衡。如夜裡在一個城市的最高大樓的某層的玻璃窗前，看著整個城市的樣貌。此時我看到的卻是人類的文明和人性，這兩個如此哲學又可以擴展到深邃深淵裡的問題。此書給我卻也很難接受的一個事實：人類文明如此的脆弱，什麼是人性!我很難在從我目前的知識結構里得到我完滿的答案，我也疑惑古往以來至今，冥冥將來之後，有人能回答這兩問題么！我只能提出我的問題性的疑惑：作為一個社會性的縮影的古拉格，文明在人類歷史的積累以來所形成的道德觀念，在古拉格里得到裸體性的還原，還原到人類從動物開始演變的狀態：沒有禮儀、沒有廉恥、沒有道德、沒有善惡。古拉格所培養出來的孩子（P362）（這些孩子包括因戰亂而被集中的、古拉格關押的婦女所生的、古拉格所關押的「敵人」的孩子，他們遍佈於蘇聯廣袤土地上類似古拉格的收容所里的數十萬兒童），鮮明的打上了古拉格的道德觀念，若古拉格里出生的孩子是人類的一個不能再現的「實驗」，這一切是不是這樣子呢？不同種族、地域、貧窮或富裕國家、村落、區域、信仰、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封建主義、戰爭狀態、和平狀態都是這樣子！即，無從談起所謂的「文明」和這個文明掛鉤的各種禮儀廉恥觀念，或者說人類的文明所表現出來的道德觀念是有條件的，人性的善惡也是有條件的。而這個條件又如此的脆弱，這也如同胡紫薇在《如何變成一個妖孽》里所說的，我們需要警惕「古拉格」的再次出現，而這個條件是什麼？我也很難回答，是人類所積累下來的各種思想經驗？是人類文明所積累下來的制度沿革？是所謂的科技生產力作為支撐？是教育宣傳？

男人更多是「類以群分」的，女人就三個女人一台戲。對於一個社會而言，一個社會的道德反映是最容易在青少年的身上表現出來的。

（後記：此時我腦袋裡裝下的是沉重，上邊章節文字是從頭看到這兒寫的，這本書很浩大，壓得我真的有點喘不過氣來）

P363 這些被馴化的兒童「除了成為龐大而無所不在的蘇聯犯罪階層的合格成員之外，勞改營的少年、街頭的流浪兒和孤兒院的孩子們還會變成別的什麼」

P348 「一位流放富農的兒子回憶了在運牛火車上所經受的磨難：人變成了牲口。。。。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走了多少天。在我們那個車廂里，有七個人餓死了。我們到了托木斯克，他們讓我們幾家人下車。他們還卸下了幾具屍體，有小孩的，也有年輕人和老人的」

P 344 「勞改營里的大多數性關係分擔了普遍殘酷的環境所造成的部分壓力」想想現在的農民工解決性問題以及留守農村的他們的孤獨寂寞的老婆

「她頭頭翻牆過來與勞改營的炊事員做愛：除了我之外那天晚上沒人睡覺，大家都在全神貫注地聽他們做愛」

最後放上拍照的作者對古拉格的「反思」的看法，很令我驚醒，真的是：歷史不進行反思，將有可能再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