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的時候為什麼日本許多政要，如伊藤博文，那麼積極地支持中國的改良或者革命事業？
感覺從民間到政府都很熱衷
- 本回答為我在知乎闡述史觀的主回答。時有更新。
- 我覺得你問的問題沒有問題，非但沒有問題，還是個很好的問題。我們可以咬文嚼字說，日本人民日本政府日本軍隊不是一回事。但是從歷史大的方面和重要政治人物的抉擇來看，日本是支持中國的。當然這個中國，是指努力改革的那個中國。也就是晚清新政的努力，辛亥革命建立民國的努力，還有北洋政府借款的努力。
- 伊藤博文親自來華希望成為光緒的助手，幫助中國改革，這是晚清的努力；日本黑龍會幫助孫中山武裝，運到廣東，惠州起義，直到辛亥，這是革命的努力。
- 總之，日本在西化的過程中，也是有二元矛盾的。有很多人，或者很多人在很多時候，希望幫助中國成為日本一樣的成功轉型的現代國家，依靠貿易和文化交流實現英美那樣同種不動槍的大同盟，對白種人形成很強大的競爭，另一方面當然也有很多人，或者很多人在很多時候，覺得中國人都是支那人，浮不起來，只能夠屠殺，細菌戰，強姦，滅族，或者徹底同化爲日本人。
- 前一種人，大多是在歐美有留學經驗的極高教育素質的學者、國會議員、政治家、政客，自己家裡也多半是大商人、財閥，在晚清到二十世紀初葉，是日本精英力量的主流，也是史稱大正民主的主要推手；後一種，是軍隊、軍官，以及無數不明就裡還沒有來得及覺醒的民眾，在明治維新之後或多或少被壓制，最終重新掌權，是在日本國內都開展了大暗殺大清洗才達成的。你可以說日本民族的性格中有極端的一面，但是任何古典向現代轉型的民族都有或多或少的問題，時運、機緣，很多時候決定了最後會不會變成軍國主義、納粹主義、XX主義。就譬如資助孫中山的黑龍會，因為複雜的人事鬥爭，最後轉而成為關東軍的後台，幫助關東軍在東北展開情報調查。
- 這就是歷史的弔詭，也是看歷史最大的意義，就是看到人是有潛能的，都看自己。
- 下面是更加深入地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光是涉及史學中很多的觀點，而且本身和近代、現代、當代、乃至未來的中日、東亞和世界局勢有著千絲萬縷的深淵聯繫。
其實回答一個簡單問題就知道答案了：那些積極地支持中國的改良或者革命事業的日本人，有沒有一個提出歸還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通過戰爭獲得的在華利益，與中國平等合作？
當年日本政府並不支持中國革命，甚至幫助清政府追捕過留日革命黨和學生，當時支持中國革命的都是宮崎滔天這幫人的個人行為，這是最早的東亞理想主義者，當時的「大東亞共榮」，並不完全是個謊言。
國民黨的前身是「同盟會」和「光復會」，而同盟會的前身則是興中會和興漢會，就在庚子國難開始的時候的時候，孫文的「興漢會」也在香港正式成立了。這個團體當時的目標並不是完成資產階級革命，而只是推翻滿清統治，興復漢家天下。而辛亥革命從頭到尾，其中一直活躍著日本革命家的身影。
孫文在1899年成立的這個「興漢會」具有濃厚的江湖幫派氣息，並不完全是資產階級革命黨，他們是興中會、保皇黨、哥老會、三合會、日本革命黨的大聯盟，此前，革命黨與地方黑道不是一家，與康梁保皇黨更加水火不容，有一位叫做宮崎滔天的國際友人，對中國同志一盤散沙的狀況極為痛心，於是他窮數年之功撮合了這麼個聯盟。
這是個四海魚龍翻江倒海的時代，舞台上你唱罷我登場，東亞豪傑們，都有著自己的打算。宮崎滔天、平山周都是日本著名政治家犬養毅的門生。這群日本人，其實可以算作東亞革命先驅，他們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以致力於整個亞洲的革命為己任。在19世紀末的時候，「大東亞共榮」並不全然是一個謊言。
犬養毅一生把推行政黨政治作為最高目標，也被日本人稱作「憲政之神」。九.一八之後，這位日本首相被軍部狂熱分子刺殺。
1897年9月，犬養毅的門生宮崎滔天與平山周在橫濱見到孫中山，這是為孫中山與日本友人正式結交的開始。宮崎滔天和平山周贊同孫中山的反清革命舉動，決定召集更多的日本志士，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形成了中國革命的日本人集團。1897年9月27日，平山周等陪同孫中山到東京拜訪犬養毅，辭行後，入住對鶴館內，因不便登記真實名字，平山周建議寫「中山」二字，孫中山又在其後加一「樵」字。這便是「中山」先生名字的由來。
宮崎滔天也叫宮崎寅藏，原名虎藏，因為他自己別號「白浪庵滔天」，所以一般人都稱他為宮崎滔天。出生於九州熊本縣。父兄都是自由民權主義者，對他有很大影響。1898年，他把孫中山用英文寫的《倫敦蒙難記》譯成日文，題為《清國革命領袖孫逸仙幽囚錄》，在《九州日報》上連載，第一次向日本民眾公開介紹中國革命派的活動。同年11月，宮崎邀請孫中山到他故鄉熊本縣荒尾村住了十天。1900年，宮崎滔天積极參与了孫中山發動的惠州起義，到處奔走，籌措經費和軍火。為了保護孫中山的安全，他還毅然代替孫中山到廣州與李鴻章談判。起義失敗後，他不得不充當流浪說唱藝人，賣藝維持生活。然而此後他一直對孫文先生的革命運動鼎力相助，無論成敗利鈍，他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1907年，孫中山曾親自給宮崎滔天簽發委任狀，委託他「在日本全權辦理籌資購械，接濟革命軍」。滔天為同盟會的多次武裝起義購買軍火，不辭辛苦、貧窮和危險。有一次，日本東京神樂坂警察署的署長特意設宴招待，企圖收買他，要他提供中國革命者的情況。宮崎滔天當場義正辭嚴地給予拒絕。孫中山聞訊後，特地寫信向他表示感謝與敬佩，讚譽宮崎滔天是「血性男子，固窮不濫，廉節可風」。信上還說：「足下為他人國事，堅貞自操，艱苦備嘗如此，吾人自問，慚愧何如!」
如今，位於東京豐島區西池袋的宮崎滔天故居里，至今還懸掛著孫中山書贈滔天的橫幅「推心置腹」，黃興為滔天夫人所題橫匾「儒俠者流」，還有魯迅先生的七律詩軸。
1902年，宮崎滔天撰寫了自傳《三十三年之夢》，敘述自己與中國革命黨人的交往，宣傳孫中山的革命事迹。孫中山親自為該書作序，稱他為「今之俠客，識見高遠，抱負不凡」。
宮崎滔天認為，中國的革命，單單靠革命黨人一己之力是不行的，得聯合中國各種可以聯合的勢力，哪怕是曾經勢不兩立的保皇黨，甚至是烏合之眾的江湖黑道幫派，只要能對當前的反清形勢有利，就都是同志。這是實用主義者的胸襟和眼光，事實也證明，這個策略是高效的，但也是天真而短視的。
「興漢會」具體成立的過程在正史中已經很難考證，但我們在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中可以窺見迷霧中的真相。
宮崎滔天在《三十三年之夢》中描述興漢會的組建過程：
「在此以前，湖南的同志畢永年來信說：『將率領哥老會的首領數人到香港。』有一天陳少白先生又來說：『哥老會一行人今天已經到了。』他拿出一封信給我看，是畢向陳先生和我介紹這一行人的信。信中附有略傳，對人物的說明，簡明痛快，宛如敘述《三國演義》、《水滸傳》的人物。我們先會晤了xx、xxx兩位骨幹，他們的舉止風度頗具古風。與讀書舌辯之士迥不相同。他們說：『現今世運大開，國事亦非昔比。我國豈能固步自封？因此特來向諸位請教。』他們微露合併三合、興中、哥老等三會以及共擁孫先生為首領的意思。並說：『現在，如不了解國際形勢，貿然揭竿而起，則將遺禍於百年之後。而我們會黨之中無人通曉外國情況，所以，對孫先生期待甚切。希望畢先生到後共商此事。』啊！這正是我的夙願。現在由他們提出來，真是不勝欣快之至。然而促成這種結合的形勢並不是偶然的，此皆因為南萬里（即平山周）湖南之行播下了種子，而畢先生則盡其力以創造此機緣。」
這裡的描述讓我們看出宮崎滔天是個充滿革命熱情的人，他筆下的哥老會、三合會成員也個個是古道熱腸、英風烈烈的俠士，並不是一般的愚氓暴徒，他們願意學習先進的文明，也願意為了國家大計而獻身，這讓宮崎看到了普通中國人身上的勃勃生機，也看到了東亞革命的希望。
《三十三年之夢》還寫道：
「參加會議的共有12人，他們是：哥老會[騰龍]山主[李雲彪]，哥老會[金龍]山主[楊鴻鈞]，同會山主[辜鴻恩]，同會山主[辜仁傑]，同會的骨幹[李和生]、[師襄]、[張堯卿]；三合會首領[曾捷夫]、[曾儀鄉]，興中會領導人[陳白]、 [鄭士良]、[楊衢雲]。即推選孫先生為統領，會名改稱』忠和』 堂』興漢』會，制定三條綱領，歃血立誓，製造印信獻給孫先生。這真是空前的快事。但因事關他人身世，至今仍不能詳加敘述，深以為憾。
合併已告成功，我在日本飯館設筵招待大家，到場一共16人。我預先命飯館每人面前擺上一尾生鯉魚。大家見此為之愕然。有人問道：『這是為了擺樣看呢，還是要吃？』我便用筷子剝下魚皮，夾起魚皮吃下，讓他們照樣吃。大家注視良久，不敢動筷。我又說道：『這是我國武士走上疆場時的禮節。現在諸位已將三會合一，行將一舉推翻滿虜，豈不也是要走上新戰場嗎？為什麼不照我這樣吃呢？』於是大家才舉箸而食。有些魚迸到盤子外邊，歡呼之聲震動四鄰。接著大家爭先乾杯祝酒。不久滿座陶然。一位客人問道：『日本人怎樣敬酒？』我告訴他，是互相交換杯盞表示親睦。他要和我照這個方法喝酒，我立即應允。他舉起容量二合的大杯敬我。我接過一飲而盡。大家莫不稱快。輪流爭先催我舉杯，我連飲三杯，腹中酒滿，勢要吐出。於是離座走進別室，俯首吐酒，勢如瀑布。吐後擦凈口角歸座，接過來又喝，喝了又去吐，回來又喝，喝了又去吐。如是4次，終於喝完16人的敬酒。客人並不知我到別室去吐，認為我豪飲比李白還要高出一籌，十分驚異。當晚攜同客人中豪酒之士登上日本人的妓館。這裡本來規定不接待中國客人的，但老闆娘竟為我破例款待，這也算是個好知己了。然至今我還未償清欠債，竊以為憾。」
這個場景叫人血熱不已，彷彿「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這些人，不管此刻地位貴賤，不管日後操行如何，能夠為了國家的未來，押上自己的生命，都是可歌可泣的。不管這個叫做宮崎的日本人到底要做什麼，此時此刻，他都像是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他的風采和氣度，都讓這些稚嫩的中國革命先驅們折服不已，他更像一個領袖。
由《三十三年之夢》也可以得知：興漢會是一個聯盟，由興中會和一些江湖幫派聯合而成，宗旨是反清，並且在這個組織中，起主導作用的不是孫中山，也不是楊衢雲，而是日本友人，宮崎提到，聯合幫派主要源自於平山周（所謂的南萬里）在中國湖南的奔走聯絡，而他們在日本的各項活動，也是日本政府默許的，宮崎也一直與日本駐華領事館時刻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宮崎還提到，在興漢會成立的過程中，其中有一些「康派」（親康有為的保皇派）妄圖破壞革命，奪取孫文先生的領導權，最終被他們驅逐出去了。並且所有會黨要歃血為盟，向孫文先生個人效忠。
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舉辦成立大會，宮崎滔天一個日本人被破例吸收為同盟會會員。1906年9月，宮崎滔天創辦日文半月刊《革命評論》，向日本人民宣傳中國革命。他在《中國留學生論》一文中，稱中國留日學生「已懷激烈的革命思想，他們的兩大主義是建設共和與平均土地，實行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指出：「中國已經覺醒，中國留學生是新中國的建設者。」
《革命評論》在東亞影響深遠，當時同盟會員陳家鼎評價道：
專制千年是亞東，平權從此唱歐風。
只教點點文章血，流作櫻花一片紅。
日本近代外交有兩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一是日本是一個寡頭國家，高層經常發生人員變動，外交思路的變動也較多，比如二十一條就是一個較為突然的政策變動，而這是離開決策高層有很長時間之後的大隈重信突然搞出來的，跟之前和之後一段時間的政策頗不一致。
二是日本不是一個極權國家，內部有各種不同聲音和不同派別，無論是高層和民間都是如此。不比斯大林時代蘇聯這樣的極權國家，全國上下只有一套聲音和一套對外行動方針。前天說我們要組建統一戰線反法西斯，過了兩天就能蘇德互不侵犯了。而且全國上下都按照此方略行事。日本無此能力，日本民間往往有自己的一套，並不會按照日本官方的意見行事。尤其是那些有行動力，膽大包天的日本武士們。戊戌變法，清末日本計劃侵佔中國，發動了甲午戰爭後，但隨後中國進行戊戌變法，日本人卻積極幫助維新派，是否矛盾？ - 遠古善良自由黨的回答 - 知乎，這個回答里略微寫了一下。
就是日本人確實幫助了一下維新派，可是也就是一段時間而已，後來日本的聯絡重點就轉到地方實力派那裡去了，其政策基本出發點是聯華反俄。至於辛亥革命，日本高層整體上來說，對於革命派的支持是比較少的。他們也不大認為革命派會上台。辛亥革命及其結果其實是超乎日本高層預料的。真正支持革命的，往往是民間的亞細亞主義者。一般來看，這些人在日本國內也不屬於安分分子。
從我我自己的回答上請從日本角度談當年日本侵華的各階段策略以及日本國內對華策略形成的因素？ - 遠古善良自由黨的回答 - 知乎摘了兩段，說一下這個問題。「另一方面，日本也注意到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勢力。日本政府方面對孫中山有過一些支持，因為這些人親日。但是整體來看，對此熱心的主要是一些在野的民間人士。在三派日本支持的三派勢力里，革命派算是日本支持的最少的。但是客觀來說，革命派當時討點支持不容易，而且日本還有很多民間的亞細亞主義者，比如著名的宮崎滔天，內田良平一類的，日本官方和民間的支持對於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勢力的擴大無論如何還是起到了作用的。」在辛亥革命之前的1910年，日本政府內部對於中國的事務有一個評估，基本上，他們認為中國內部的革命派成功的希望是非常低的，更有可能的是立憲派得勢，建立一個立憲國家，所以他們把曾經趕出去的康有為又給請了回來。指望能在這個裡面搞出一堆親日派出來。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了。開始的時候，日本依然維持基本的政策，就是保滿清，但是革命形勢的發展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滿清看來是保不下去了。所以這次日本又是幾條腿走路，來維持自己的利益。一是儘力去實現君主立憲制。我們現在可能覺得君主立憲和共和差不多。但是在當時日本人看來，這是個嚴重的問題。英國人支持袁世凱，但袁世凱歷史上跟日本關係不好，而且也要搞共和，但是畢竟當時日本跟英國結盟，以英國為主導，所以最後也不得不接受袁世凱當總統的共和制。二是在南方給予了孫中山的臨時政府一定的財政支持。雖然是掛著民間的旗號，但是明眼人都看的出來，這就是日本政府的支持。三是策劃東北獨立，日本幫助肅親王去東北製造獨立活動。但是這一活動遭到了英國的強力反對。只能作罷。」
沒有多積極，這叫政治投資，兩邊下注。
真田幸村投靠豐臣，他哥投靠德川，就是這個道理把這個答案轉過來，以前是我回答另外一個問題的。曾經的「大東亞共榮圈」到底是主張什麼？大東亞共榮圈應該最早來自"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在東亞的傳播。你沒看錯，達爾文的生物思想最早是以政治的形式在東亞傳播。物竟天擇中的「天」其政治意義是帶有白種人形象的上帝。換句話說，這個思想的通俗意義是白種人有責任指導其它種人的發展。這又稱白人責任論（White man"sburden)。至於，不能發展的種族，可以設置保留地甚至動物園，或者淘汰……《坂上之雲》有個鏡頭幽幽的提到過這個思想。列強在東亞的侵略必然是拉攏一派，再屠殺一派，最後再屠殺拉攏的這一派。跟當年英國在非洲的三角貿易，美國在與印弟安人爭奪土地的模式是一樣的。由此，日本的最優選擇就是成為被拉攏的這一派。這個理論實際也在中國傳播過一段時間：《天演論》就是這方面的輪作，公書上車也是基於這個原理。當然，歷史的結果的確是日本成為了列強侵略東亞的工具。但是日本清楚知道接下來的後果，所以在為了不覆非洲、印弟安人的後轍，提出了「大東亞共榮圈概念」。這也是他們不得不做的事。
這也是歷史模式讓人耐人尋味之處，在強大的敵人面前，要想生存就不得不屠殺或者背叛自己同類甚至親屬，但屠殺後的最終結果就是自己也會被屠殺。
某黨不會不可能理解這種歷史模式。她的成長多少也有這種思路，聯合一派，絞殺一派。這在土地政策體現得淋漓盡致。有時候我在想，現在中日之間利用所謂的歷史矛盾相互噴口水實質是在掩人耳目努力跳出那個怪圈，或者黃種人的宿命。首先做為市場，你的百姓也得有點錢，你的政府也得守規矩是吧！其次，那個年代日本也盛行種族主義，認為中國做為黃種人大國和日本是天然的潛在盟友，盟友嘛，自然有先進經驗要分享啦，事實上，所謂大東亞共容圈的初衷也不是用來侵略的，反而是聯黃抗白的，可惜呀頻繁的下克上，短視的決策者和撇腳的制度，最終把這些全弄跑偏了！
PS：還得說句朝鮮，朝鮮王朝最後的希望其實就是伊藤博文，他盡心儘力的教導朝鮮王子，希望其長大後領導一個親日、革新的朝鮮政府，共抗西方，至少在伊藤時代沒想過真把朝鮮併入版圖，然而安重根把伊藤博文給宰了，日本人一看，我擦，軟的不行，咱來硬的吧。。。近代日本政壇，有一個習慣性做法：支持中國的反對派。只有袁世凱當政時期除外，因為那個時候中國似乎沒有什麼像樣的反對派可供支持了。
樓主，請問我是否眼花看錯題目了，甲午戰爭時期日本積極支持中國？
就算你修改題目了，我依然想問，我是否眼花了，戊戌變法時期日本那麼積極支持中國？
還有，你糾結這個問題，到底想得到什麼答案，如果真想求真，百度一下很多資料。
當然，我們可以舉例說明一下，我開的公司跟你的公司是死敵，我無時不刻想吞併你的公司。現在我突然對你很熱情，給你提出各種改革公司體制的建議，還親自出資資助你公司某個員工，鼓勵他提出激進言語，向高層邁進。還經常請他去夜總會、KTV、豪華餐廳聯絡感情，你覺的我想幹啥？因為中國當時還是封建土地制下的農業國家 不改革 不升級 哪裡來那麼多工業人口消耗日本的工業產品。 戰爭賠款能吃多久？ 哪有穩定的原材料輸入 產品輸出地能給日本提供的價值多。
英國為什麼要鎮壓美國獨立？誰在乎你們的那點稅收 導火索還不是茶葉煙草的傾銷權。
法國為什麼在美國獨立戰爭時候支持美國？ 美國英國為什麼在南美獨立戰爭時候支持南美？還有中蘇分裂之後有中日 中美的蜜月期？幫你現代化 你在工業階段初期根本不能滿足自己的需求 就會有巨大的市場需求可以讓本國工人過上中產階級生活。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輸出意識形態不是政治家們一生的使命嗎？
。我想起這一幕，中國的古琴家穿著漢服去日本表演，日本民眾座無虛席，有一位日本觀眾感嘆說：這才是正宗啊！崖山之後，已無中國。日本崇尚的是那個中古的中國，宋朝和宋朝以前的中國。日本人想幫助中國人復興的也是那個中國。戊戌變法能幫助中國人脫離封建統治造成的奴性，辛亥革命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都符合深受中華影響的日本人對於復興「正宗」的夢想。我想說，為此日本人之後的種種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到可惜昭和年間這些動作逐漸脫序了。個人感覺這是一個很有意義議題，透過這個議題可以瞭解日本人對於侵華和甲午戰爭的動機，中國跟日本長久以來的聯系，甚至是現在的台灣為什麼對日本這麼有好感，可能都能從這個議題的討論得到一點解釋，而不是去一再的把仇恨傳遞下去推薦一本書 宮崎滔天 「三十三年之夢」
看到一些回答里強調「日本政府援助中國革命是為了利益」就是支持革命的主要動因，充分表明不少人還是對外國資助革命這種事情想得太簡單，這恐怕主要是一種潛意識在作祟，畢竟眾人見慣了當年蘇俄和TG這種直接動用國家機器輸出革命的模式，潛意識裡還在用這種模式揣摩他國資助革命的方式。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是否只要他國為了利益都會把援助中國革命視為更上乘的選擇？且不說梅屋庄吉這樣絲毫不代表官方意見的人支持孫文革命（無論革命對象是先前的滿清還是後來的袁世凱）純粹是出於和孫文的私人交情而非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日後他為了盡到朋友之責以滿足孫文提出的各種要求還被日本憤青罵為「國賊」），單根據「日本為了利益」就認定「會支持革命」，這個論斷本身就十分可疑。倒不是說他國做這種事情就不考慮利益，而是說即使為了利益也並非一定意味著支持革命，因為在日本政府看來，通過支持一場革命來製造內亂所付出的援助成本可能未必能真正贏回來，與其如此不如留著一個奄奄一息的清室再不斷蠶食和剝削更划算和穩妥。在那個年代，要想讓一個國家從官方層面大手大腳地支持孫文革命遠需要更多條件，其中一個條件之一就是援助國是極權政體或起碼實行獨裁統治。要知道在戊戌和辛亥時期的日本並非鐵板一塊，不同的人和團體對政治利益的考慮完全可能不同。
首先要看到至少一戰以前的日本政府是不會公開支持孫文革命的，頂多像在辛亥以前那樣採取遊說的方式勸說中國搞君主立憲，這是因為公開支持革命黨推翻清室其實很容易侵犯其它國家在華權益而招來干涉（之前有三國干涉還遼的先例，之後國聯反對日本搞出偽滿洲國），那時的日本還未形成東亞霸權的意識故而對西方的態度還是有所顧忌，一戰時英日結盟進攻德國在山東的租界就是一例，儘管若干年後在二戰中經受過下克上洗禮的軍國主義日本和已經喪失殖民地的納粹德國結盟來進攻英法殖民地時已經全然是一副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心態了。這方面像日本官方如伊藤博文那樣的即使想搞垮清室也是中意保皇黨那些想搞君主立憲如康有為之流（當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日本政府營救康梁維新派頗像59的「黃雀行動」），反倒不太會支持孫文這類一心要搞共和制的，畢竟政體相似才更有合作前景和共同的政治語言，所以只有像日本黑龍會那些團體才會由於看不慣日本政府的「親英崇美」政策而暗中資助孫文一眾革命黨人，這些人往往早期也是不滿於西方殖民者蠶食亞洲的大亞洲主義志士（「志士」一詞乃孫文語），這方面不妨看下有關學者對此做的詳細討論王柯：民權、政權、國權——中國革命與黑龍會，尤其談到「日本的「大陸浪人」對革命黨人的作用。
這裡扯遠一些，除了早期的那些「大亞洲主義者」在支持孫文革命以外，到了20年代公然希望製造內戰的其實只剩下蘇俄，蘇俄當年就明確說過使用傳統的『分而治之』辦法，以使蒙古反對中國，中國反對日本，以及亞洲反對西方」（註：Allen S.Whiting,Soviet Police in China,1917-1924,p.254.），最終確保俄羅斯的民族利益和世界革命的勝利，一直是莫斯科的既定方針。他們甚至擔心列強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做出讓步，將導致「輸出革命」和「階級鬥爭」的破產，到那時會「兩手空空，一無所獲」（註：《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15、17日，《叢書》第3卷，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123、132-133頁）。）。另外不妨看下這篇誰在支持中國軍閥打內戰？，被武器禁運改變的中國時局 北洋軍閥混戰的武器從何來？談到的依據，那時的實情是西方聯手對華武器禁運，蘇俄則不受此協議約束而繼續輸出革命，再加上蘇俄已經成為一個極權國家以至於可以直接沒收地主、商人甚至平民的財產為輸出革命籌資。
從文中不難發現，支援中國革命本身與其說意味著打破西方在亞洲已經形成的殖民均衡格局，毋寧說是徹底顛覆近代遠東所形成的國際貿易體系，那時的日本政府還不敢冒這個險，而日本民間團體的援助多少不具備官方效力所以援助情況時好時壞，反倒只有蘇俄才能大規模地輸出革命。當然，後藤新平和大川周明交往密切也曾經推動過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北一輝反對蘇日結盟而指責越飛於是為此開罪後藤新平從而導致了他與大川周明的決裂，蘇日關係曖昧其實也是這種事情的延續，典型的例子就是蘇聯因為「中東路事件「與民國交惡後對日本策動的分離滿蒙運動態度曖昧誰承認了偽滿洲國？23個國家含蘇聯泰國【2】--文史--人民網。
當這一切到了30年代初國民政府收回關稅自主權後就發生了變化，由於美國率先帶頭承認民國的關稅自主並且在國聯調停九一八事件中明顯支持中國以及後來呼籲西方各國不要承認偽滿，導致昔日所謂的仁人志士尤其是黑龍會的一些人感到民國「背叛」了「大亞洲主義路線」而淪為西方的傀儡（畢竟先前孫文在去世前幾年在神戶有過一次著名演講《大亞洲主義：在神戶專題講演會》——孫文，相關論文http://jds.cass.cn/UploadFiles/upload/201011041311526348.pdf），於是不乏一些人和軍部少壯派合流（少壯派本來就反西方）加入了分裂和入侵中華民國的行動中劉仲敬：近代日本「滿蒙政策」是怎樣形成的。諷刺的是，蘇俄恰好也是藉機讓TG宣稱國民政府成了歐美市場的一部分而扶持TG建立蘇區挾制民國親蘇（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十（1934第14條很有意思），儘管實情那會其實是中德合作（在這裡德國自一戰戰敗後喪失治外法權而已然是國府良好的合作對象）。應當指出的是，當年孫文的日本友人犬養毅在31年上台組閣後，國府便看到希望而決定在外交上說服犬養毅設法使關東軍撤出東北（與此同時TG卻罔顧孫文和犬養毅的關係而蓄意將國民政府本來合理的外交周旋曲解為媚日舉動並激化社會矛盾），然而擔任首相不到一年即發生515事件（由於犬養毅本人慾歸還東北並和英國簽約共同限制海軍發展而遭少壯派軍官在統制派+海軍的共謀下刺殺），導致後來日本軍部逐漸控制政部，黑龍會經過人事變動和軍部合流，「大亞洲主義」則成了形左實右的官方政策，典型的例子即是二戰時日軍一邊入侵中國同時一邊扶持東南亞各國反殖民武裝打擊盟軍脫離英法殖民統治，此時日本當局對後者的援助（例如負責訓練緬軍對抗英軍，推動鮑斯建立自由印度政府）儼然為當初大陸浪人援助中國革命的翻版，甚至挖得再深一些可以將東南亞反殖民力量對日本的幻想類比為中國左翼對蘇俄的幻想（最後，印支國家遭日本侵佔而目睹日軍的殘暴後才意識到」東亞共榮圈「的鬼話，國人目睹蘇俄紅軍在東北的暴行後才知道毛子是啥貨色東南亞國家真的是由於日本的侵略才有了獨立的機會嗎？ - 知乎用戶的回答），不妨參考回答東南亞國家真的是由於日本的侵略才有了獨立的機會嗎？ - 李建秋的回答。
最後若要討論孫文對後來民國政治受蘇日影響應該負多大的責任，個人覺得孫文其實並非像一些人想得那麼不堪。首先在那些浪人老友如內田良平眼裡孫文並不是省油的燈，就連NHK拍的紀錄片支持孫文的日本人也承認了孫文無意兌現昔日承諾給浪人老友們擷取中國權益的好處，多年後孫文在利用蘇俄的時候也是如此——他對於蘇俄輸出革命那一套伎倆有所提防，不然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第一條就不可能是「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參見官網承認的孫中山曾想把共產黨開除出國民黨【2】--文史--人民網和搜狐視頻大視野北伐—大革命秘史第二集：聯俄容共），何況不少重要的反G人士作為追隨孫的革命元老（例如胡漢民和張靜江）恰恰始終是孫文的左膀右臂且都是由孫指定他們在國民黨中的職務。再者孫文顯然不會天真地過分倚重親日派和親蘇派，由於他本人曾經是華僑旅居美國多年，因此他關於「五權憲法」的構思不可能不受美國三權分立的共和憲政體制所影響，實際上親美派始終是他生前用於平衡並團結國民黨的第三股力量，北一輝就在一個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親歷記 (豆瓣)）里指出孫的「泛亞主義」實質是要效仿美國試圖照搬一個亞洲版的「（美洲）門羅主義」（相比之下北一輝則認為宋教仁的國家主義理念更符合革命黨人的氣息）。因此關於這些至多應該說孫文做事有些想當然，以為日本和蘇俄那些支援中國革命的人都好忽悠，結果孫文去世後在30年代日蘇認為國府爽約便先後決定採取軍事行動染指東北和外蒙 （先有蘇俄搞出「中東路事件」，後有日本少壯派軍部策動九一八佔領東北建立偽滿洲國），最終致使民國在政治上為先前的革命方略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推薦兩本書 信夫清三郎的日本外交史 六十年來的中國和日本 第七卷應該有你想要的答案
日本是個很分裂的國家，所以叫「菊與刀」。近代以來，雖然日本全社會圍繞在天皇陛下周圍，但是分為諸多的派系。比較顯著的就是文官和軍人的分歧很大。日本的文官普遍在心理上的親華傾向比較重，這是歷史沿革的問題，從唐宋開始，日本的文人就親中華。他們對中國的意見一直都是軟化政策，用親善的姿態來拉攏中國，一方面逐漸將中國納入日本的間接控制和影響下，也可以建立起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來抵抗西方。過去中國是東亞朝貢秩序的核心，如今我日本是。東亞要團結在我日本的領導下。軍人自然就是要武力征服中國建立直接的統治。當時軍人是壓過文官的。所以軍部自己發動了諸多對中國的侵略，把日本全部拉入泥潭。而文官們則默默收容中國的異見分子，還大量幫助培養近代人才，翻譯西方著作。類似唐代的時候中國的所作所為。要同化你，要獲得你精英的認可和敬畏。站在全面侵華前的角度來看，在當時的士大夫精英們眼裡，日本也確實是所有列強裡面不那麼令人反感的。汪精衛為什麼要投靠日本人走曲線救國。因為他知道中國太弱而中華不能亡。讓日本人做大中華可以延續，而當時的共產黨和國民黨，都一股腦去求助蘇聯，蘇聯那種文化和制度進來，中華估計都保不住。蔣介石這個人，娶了一個信基督的太太，又去引蘇聯進來，簡直是中華文明的罪人！汪精衛乾脆倒向日本。不拼一把怎麼對得起氣節。而後來，日本開始全面侵華了，其他國家反而退出了中國的時候，士大夫們怎麼想呢，蔣介石不能消極抗日，這樣中華會分裂成日本佔據的地方，國民黨佔據的地方和共產黨佔據的地方，這是不行的。所以，就各種陰謀詭計促成戰爭全面爆發！
日本明治維新後發達起來，脫亞入歐，但畢竟不是白種人啊，入歐哪有這麼容易？況且小日本是不爭的事實，萬一日本與白種人起衝突的話...所以嘛，要是中國能強起，就好說了。但甲午，日俄勝利後全體日本人的腦袋就熱起來了...其實中日友好合作真是重要的，看看美國和西歐，一家人似的，相比於美國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