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普京有關列寧思想導致蘇聯解體的言論？

01-21

普京的言論並不新鮮，在《共宣》開篇，我們就可以看到這種批判。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

有哪一個反對黨不被它的當政的敵人罵為共產黨呢？又有哪一個反對黨不拿共產主義這個罪名去回敬更進步的反對黨人和自己的反動敵人呢？）

人們真正應該感興趣的是，斯大林的蘇聯緣何在托洛斯基寫完《被背叛的革命》，作出十月革命終究是失敗了的結論後，居然歷經了70年才被列寧的定時炸彈炸掉。今天，列寧的炸彈作為共產主義幽靈的有機組成，仍埋在一切階級國家的軀體中。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危機則是這顆炸彈的發條。

在《我的生平》的結尾，托洛斯基自己已經給出了部分答案：

（1852年4月26日普魯東從監獄中寫信給一個朋友說：「無疑，運動既不是規則的，也不是筆直的，但其趨勢是永恆的。各個政府輪流做著有利於革命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它們在各國所做的反對革命的事都像煙雲一樣地消散；我欣賞這種場面，我理解其中的每個畫面。我是世界生活的這些變化的見證人，好像我獲得了對它們的天賜解釋一般。那些壓倒別人的東西，卻能抬高、鼓舞、加強我。你們怎麼能指望我怨天尤人，詛咒他們呢？我嘲笑命運，至於人，他們太無知，奴性十足。我不能埋怨他們」（格拉塞，149頁）。

這幾句話儘管有幾分宗教意味，卻講得相當精彩。我願意在這幾句話下面簽上我的名字。）

中國人之所以對普京的言論有著特別的興趣，是因為這言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這些聽眾自己的歷史想像。普京是敏銳的，他看到了俄羅斯今天社會中的一些思想再次萌芽，但同時他也是麻木的，因為他對列寧思想拉響的防空警報所針對的現象太狹隘了，因而比列寧這顆炸彈當量更大的托洛斯基炸彈還沒有進入他的視野。同樣的，普京的中國聽眾（有趣的是這些聽眾中新加入的那部分恰恰是原來反對他的那部分人）也犯了同樣的毛病。

斯大林則要比普京聰明的多。因此斯大林可以接受被列寧領導，但卻選擇用冰鎬對待托洛斯基的大腦。

看《我的生平》是一種愉悅的享受。「托洛茨基同志輝煌的政治寫作活動使他贏得了『抨擊文之王』的世界性聲譽。英國作家肖伯納就是這樣稱呼他的。凡是在這四分之一世紀中注意到這一活動的人，就應該承認他是一位特別輝煌的天才……」上面這段『肉麻的吹捧』恰恰來自於他的誹謗者。

普京太圖樣了，看看斯大林的手段吧。下面引用《我的生平》中的一些段落學習學習吧。

（本應以對待革命領袖的態度對待列寧，卻被偷換成對待宗教等級首領的態度。置我的多次抗議於不顧，在紅場上建立起了有損革命意識的侮辱性的陵墓。官方論述列寧的書籍也變成了這樣的陵墓，他的思想被斷章取義地用來進行蠱惑宣傳，用塗了防腐劑的列寧遺體來反對活的列寧和托洛茨基。群眾對之茫然若失，他們被弄糊塗了，也被嚇壞了。不學無術的胡編亂造之作依仗其數量而取得了政治的效力，它們堵塞視聽、壓制意見、敗壞道德。黨則落到註定保持緘默的地步。純粹的機關專政制度凌駕於黨之上，換句話說，黨已不成其為黨了。

……斯大林拍著普京的肩膀：小朋友你太緊張了，這樣不好喲。看看我的手段學著點……

就在這時候公布了我給奇赫伊澤的反列寧的信件。這件事發生在1913年春，與彼得堡的一份合法布爾什維克報紙使用了我在維也納出版的《工人真理報》的報名有關。這事件造成了當時僑民生活中眾多的尖銳衝突之一。我寫信給一度曾站在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奇赫伊澤，在信中我曾在一時憤怒之下縱情發泄了對布爾什維克中央和列寧的憤懣。如果再晚兩、三個星期的話，我自己一定會成為該信的書刊檢查官，再過一、兩年的話，我索性會把它看作笑談。但是這信件的命運卻不同尋常。警察廳把它截獲了，在警察廳的檔案中一直存放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後轉到了黨史研究院檔案中。列寧對這封信完全清楚，他和我一樣，把它看做『去年的皇曆』，僅此而已。在僑居國外期間，什麼樣的信沒寫過啊！1924年追隨者們把這封信挖了出來扔到黨的頭上，此時，黨的成員已有四分之三是新人了。把時機選在列寧剛剛逝世那幾個月決非偶然。這個條件有雙重的必要性：第一，列寧已不能站起身來戳穿這些老爺們的真相；第二，人民群眾因領袖去世悲痛萬分。群眾因為對黨的以往歷史毫不了解，讀到了托洛茨基敵視列寧的評語，便會十分震驚。誠然，評語是在12年前寫的，但光憑引文看不出事件的年代關係。追隨者們利用我給奇赫伊澤的信件是世界史上的最大騙局之一。法國反動派在德雷福斯案中的偽造文件比起斯大林及其同夥們的政治偽造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在下一章中的文字則揭示了一些中國人在講馬克思主義代表序列時執拗的要把斯大林加入其中的歷史緣由，以及為什麼托洛斯基被遮蔽。這是托洛斯基當年沒有想到的，就如同站在畝產萬斤上的喜報照片經過歷史的沖洗反而成了罪證。

（1927年初季諾維也夫已經準備投降了。如果說不是一下子投降的話，也是分幾個步驟進行的。但這時正好在中國又發生震撼人心的事件，使斯大林政策的罪惡昭然若揭。這事使季諾維也夫和追隨他的人們推遲了投降。

　　追隨者在中國的指導意味著對布爾什維克所有傳統的踐踏。中國共產黨在違背自己意志的情況下被併入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並服從其軍隊紀律，建立蘇維埃政權已被禁止。追隨者建議共產黨員停止土地革命，沒有得到資產階級准許不得武裝工人。在蔣介石破壞上海工人運動、把政權集中到軍事集團手中之前很久，我們已經對這種不可避免的結局提出了警告。自從1925年我就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而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不僅為破壞革命做了準備、為它鋪平了道路，而且動用了國家鎮壓機器使蔣介石的反革命工作免於遭到我們的批評。1927年4月斯大林在圓柱大廳內黨的會議上還在捍衛與蔣介石聯合的政策，號召對他予以信任。5、6天之後蔣介石就把上海工人和共產黨員淹沒在血泊之中。

　　黨內掀起一股不滿的浪潮，反對派抬起了頭。反對派成員違反一切秘密活動的規則（在這時我們已被迫在莫斯科以秘密工作方式保衛中國工人的反蔣介石運動）數十人一起到總租讓委員會的所在地來會見我。許多年輕的同志們覺得，斯大林政策的破產是如此明顯，必定會加速反對派勝利的到來。在蔣介石進行國內政變的頭幾天之後，我對年輕的朋友們（當然不只是年輕的朋友）過分發熱的頭腦澆了不只一桶冷水。我告訴他們：反對派絕不能由於中國革命失敗而興盛起來。我們的預見的證實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新同志，但對於幾百萬人來說，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我們的預見，而是中國無產階級被擊潰這個事實的本身。繼1923年德國革命失敗和1925年英國總罷工遭受挫折之後，在中國發生的新失敗只能加劇群眾對國際革命的失望情緒。而這種失望情緒正是斯大林民族改良主義政策的基本心理根源。）

引文中最後提到的民族改良主義政策是一些中國人所需要的，而這部分中國人在中國的政治歷程中無論在朝或在野一直處於相對的先導地位。因此他們對斯大林在中國的形象必然要進行一些奇妙的化學處理，批判是必須的，但更重要的是綁定。於是蔣介石的行為被解讀為是可恥的背叛革命而不是歷史的必然，於是黨被欺騙了而已。斯大林也僅僅是犯了不了解中國實際的主觀錯誤。這段歷史就這樣被侵泡在他們的福爾馬林中。

「大師兄回來了」一些中國人聽到普京的講話後激動的宣布著，另一些則竊喜的暗道：怎麼樣，我早知道的，普京才看出來而已。而問題是今天，曾經一直居於中國政治譜系前列的代表著先進力量的那群人隨著社會的發展，已經徹底的淪為反動的一方。他們不但要把曾經的歷史浸泡進他們的福爾馬林里，今天連他們自己也要跳到這福爾馬林里來尋找存在的合理性了。透過福爾馬林，他們和普京一起看著外部的世界。但是年輕人必然會被嗆到的，就如同不久前的網路遠征，年輕人在他們旗幟後面緊跟著，但是被嘲笑著，因為這些年輕人在為前面打旗人屁股上的封建紋章背書。年輕人終究會奪過那面旗幟的，他們再次遠征的腳步也不會止步於所謂的愛國，統一，這些空泛而又狹隘的名詞定義里。

這個答案不知道能保存多久，如果這個答案能引起你的興趣去閱讀一些什麼的話，那麼也就完成了它的任務。你看，不光列寧有炸彈，我也有。

國內報紙在這方面只會吸引眼球，基本都是誤讀。普京的意思不是批評列寧的共產主義思想，而是批評列寧搞的多民族聯邦制度，這個制度給那些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提供了法律依據。

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