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芒《簡說諸侯經濟》一文稱中國的中央集權程度其實並不高，這個分析是否正確？
全文：wxmang - 簡說諸侯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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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回答題主的問題：中國的中央集權程度高嗎？看你用什麼標準來判斷這個問題。X年我曾跟X省駐X西方國家的機構主任吃飯，席間主任說了一個問題很有意思：他說我們國家名義上是中央集權，實際上拿稅務機構為例，稅務機關我們就分成國稅和地稅，其它相關部門還有財政、海關等等等等，繳個稅你要跟四五個部門打交道。人家X國名義上是聯邦制，實際上就一個稅務局解決全部問題，到底誰才是分權？但是另一面，從人事方面看，X國地方行政首腦由本行政級別民意機關選舉產生，對本行政級別負責。中國地方行政首腦（實質上）要報上一級組織部，對上級負責，以這個標準來看，中國又是典型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為什麼會這樣呢？理想的中央集權制是地方政府服從中央，接受中央的領導和監督，執行中央政府的法律和決定……blablabla，總之重要的事都應該交給中央來決策，地方政府只需要嚴格、完美地執行中央決策。這是理想狀態。但這個理想狀態有兩個前提：一是中央政府的領導、立法和決策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說，它有資格領導。二是地方政府的政治倫理是過關的，也就是說，它以服從為天職。不巧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上面兩條都不成立。就第一條而言，忙總在文章里也說了，改革的歷史背景就是地方政府主導下進行的，因為事實證明，計劃經濟和命令經濟走不通，中央根本沒有能力從宏觀層面統一管理全國經濟，這種情況下只能放手地方政府，讓它們從最基本的利己動機去出發，才有可能把事做好。計劃經濟走不通，這是經濟學裡最基本的信息不對稱原理：X省財政部的一個官員可能要面對下面十幾個市遞交上來的材料，他要判斷這些材料能否反映真實市場信息，成本太高了。在大數據技術還沒誕生的年代，市場競爭對市場信息的反映整體來說是最高效的。就第二條而言，人的利己傾向是天性。老毛都知道地方有山頭主義，有諸侯林立，「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是基本的政治規律。所以形式上的中央集權，就會被實質上的「諸侯經濟」衝散。
當然，對比之前的X國，我們還會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它能用一個稅務局解決全部問題，而我們則會出現國稅、地稅、海關、財政乃至很多機構都來管稅收的狀況呢？有人說，這是中國政治中特有的條塊關係問題。「條條」指的是垂直機構之間的管理關係，比如上級行政部門有權領導、管理、監督下級行政部門；「塊塊」指的是同級政府機構之間的權責關係，比如同級行政部門（理論上）對立法機關（人大）負責。對中央集權制來說，「條條」是理想狀態，「塊塊」是現實需要。垂直管理的理想狀態當然是下級要服從上級，而且越服從越好。但現實是你不可能讓一個地方的環保部割裂地服從上級環保部，發改委割裂地服從上級發改委——還是剛才說過的那個道理，上級部門真能監管過來那麼多下級部門，累也累死了。但我們還要繼續問一句，為什麼中國政治會有這麼特殊的「條塊關係」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回答：一是中國悠久的大一統帝國傳統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延續到今天。「條塊關係」不是現代才有的，古代就有很多變體。以前中央政府派巡撫出去視察監督地方工作，巡撫相當於中央巡視組，這算是「條條」的體現；結果到後來巡撫的工作越來越多，從流動的「巡視組」變成了固定的地方領導機構，成為一級地方行政長官，這可以看作是「條條」被「塊塊」俘虜了。古代文明沒有一例像中國這麼早地建立起大一統帝國以及附屬於大一統帝國的理性官僚機構，也沒有一例積累起像中國這麼豐富的官僚統治經驗。當然，這裡的「理性」只是相對同時期其它古代文明而言的，這種「早熟」的理性發展到後來，出現了許多附著在其上的利益集團，結果反而阻礙了現代理性管理機制的出現。舉個例子，就算是西方的單一制國家（比如法國），它要設一個統計部門是沒什麼歷史負擔的，中央研究過後立個法，成立一個中央統計部，地方統計員服從它的調配，一切問題就解決了。而在中國，中央上負責統計的部門和地方上負責統計的部門之間一定會因為利益關係扯皮，歷史負擔太重了。二是中國的精英政治傳統使得我們的政治非常重視「治理」因素。
對於西方人而言，「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中性詞：誰佔有的資源越多，誰就是精英；而對中國人而言，「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褒義詞：誰能更好地解決問題，誰就是精英。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有政務官和事務官之別，真正的政治精英基本是政務官，他們通過競選產生，對選民負責，手中握有真正的政治權力，對事務官進行領導作用；而事務官則相當於我們的公務員，職責就是完成自己份內的工作，維護法律法規，提供公共服務。兩套體系目的不同、職責不同、晉陞規則也不同。而中國的政務官和事務官之間基本是合一的：黨內職務算是政務系統，政府職務算是事務系統。市委書記比市長高半級，而且市委書記一般是從市長幹上來的，有很豐富的治理經驗。這也是中國制度能夠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當然，這個制度也有一個很大的副作用，那就是跟治理相關的一切政府問題都會成為權力鬥爭的表現形式。所以對於西方國家而言，稅務局是歸中央管還是地方管，不重要。反正是事務官系統下的問題，法律規定是什麼就是什麼好了，也不礙著政治權力的分配和鬥爭。而在中國，國稅和地稅之間的關係、稅務和財政之間的關係……等等一系列問題，全部牽涉到「排排坐、分果果」的權力鬥爭。這就是為什麼「條塊關係」如此複雜，如此難以突破，以及諸侯經濟為什麼很難在根本上得到改善。然後對忙總的文章稍微點評一下。忙總應該是對這一塊有經驗感受，但是沒有系統研究過。他舉的例子都是現實中發生的，但是很多關鍵點都有問題。比如他把上任總經理（朱）搞的分稅制說成是分灶吃飯的典型，但其實朱搞分稅制是對遏制諸侯經濟有重大貢獻的。朱搞分稅制之前是包稅制，道理跟土地承包制差不多：地方把自己的稅收任務完成了，接下來才繳中央的。為了少給中央繳，地方政府經常瞞報稅收收入。導致90年代頭幾年中央政府基本都靠借地方政府錢過日子。堂堂中央政府靠拉下臉來「借」地方政府錢解決吃飯問題，借了又從來不還，也算是舉世罕見。93年左右吧，中央頭三個月就花完了全年的預算，大佬受不了了，朱被委以重任，跑遍全國30多個省跟地方大員談判，最後討論確立分稅制。什麼是分稅制？就是分開不同稅種，規定好哪些稅種歸中央，哪些歸地方。所以94年之後才有國稅和地稅的區別，之前是沒有的。分開之後，中央拿大頭，地方拿小頭，之前是倒過來的。忙總說分稅制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引進私人資本發展地方經濟展開激烈競爭，這話對了一半。分稅制之前地方就沒有積極性嗎？一樣有，而且可以說更大。只不過分稅制之前地方政府積極性不在於引進私人資本，而在於貿易保護主義和發展地方國企。年紀大的朋友也許還對90年代初的保護主義有印象：那時候煙酒店賣的都是本地的煙酒，隔省的都賣不出去，為什麼？湖南的煙酒進湖北，就要收重稅，為了讓湖北自己國企的煙酒賣出去。湖北自己國企的煙酒賣的越多，它自己留的稅收就越多。94年搞分稅制之後，地方國企利潤上繳中央了，地方政府沒有動力保護地方國企了，所以地方上絕大多數煙酒廠、紡織廠之類的國企迅速破產，全國都喝青島燕京。與此配套的是98年搞國企改革，該下崗的全下崗。朱為此背負巨大罵名，但客觀講，國企不下崗，地方保護主義繼續盛行，民企永遠發展不起來，也就沒有今天的中國經濟。當然，打擊國企和地方政府積極性也有後果：為了重新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21世紀初國務院下發文件把房地產作為中國的支柱產業，引發了後來的房價一路高升。
對中國這麼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利益關係複雜的大國來說，不存在一個穩定的央地關係框架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央地關係一直處在動態的收放博弈關係中。94年分稅制其實是強了中央弱了地方，後來各地搞土地財政，實際上又是地方重新坐大，不把中央放在眼裡。今天反腐是中央重新樹威立信，過了這一段，肯定是在經濟發展大框架下，天平重新向地方再度傾斜。所謂陰陽循環，天道有常，這是中國政治非常有特色的內在規律。忙總原文中沒有提到你說的「中國的中央集權程度其實並不高」，你看了「簡說諸侯經濟」才意識到中央集權程度不高，大概是因為你之前認為中國是絕對的中央集權吧。不過也只是地方在經濟上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在政治、軍事、司法立法上是沒什麼自主權的。
忙總所談的諸侯經濟，始於改革開放，地方效仿農田和國企，搞包干制。地方政府便有能力和動力像企業一樣經營，他們積極扶持企業，招商引資，給補貼、給政策、給土地，帶來了30多年經濟的快速發展。94年包干制改分稅制沒有改變這個邏輯。
中國已過了粗放發展的時期，產業布局會更多依賴於國家的安排，比如對中西部的扶持、京津冀協同發展。低端產業由沿海向內陸的轉移也有賴國家層面的協調，沿海地區不會輕易放手的。隨著產業技術逐步走過追趕階段進入同步探索的階段，地方的扶持投入產出比會越來越低，由成長起來的企業自行探索顯得更加高效（企業的試錯成本低）；另一些技術差距很大的產業，如半導體、高端製造，有賴國家層面的扶持，地方無能為力。而先富帶動後福的共同富裕，有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起作用，也要求強中央若地方。
因此忙總提出限制諸侯經濟。井底望天也對中國發展開出了「嚴吏治 削強藩 均貧富」的藥方。
國家目前也是這麼做的：反腐敗、派巡視組、營改增、削減地方審批權力。————————————對 @小屋住不下 答案的3點質疑：
1 忙總提出分稅制導致地方做大是和之前的計劃經濟做對比，實際上是把分稅制和之前的分灶吃飯作為整體來討論，只是因為和朱總理的恩怨拿出來特別黑一下。後面又做的彌補：其實把分灶吃飯板子打在前任總經理身上是不公平的，這是一個集體政治決定，他不過是執行人而已。而且按照286效率優先的改革路線，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分灶吃飯模式是唯一可行的路徑。
2
94年搞分稅制之後，地方國企利潤上繳中央了，地方政府沒有動力保護地方國企了，所以地方上絕大多數煙酒廠、紡織廠之類的國企迅速破產，全國都喝青島燕京。
分稅制之後，仍然是地方國企利潤上繳地方，央企利潤才是上繳中央。因為納稅以及就業的原因，地方不可能喪失保護地方國企的動力。地方國企破產，往往是逐步經營惡化難以挽救（另一方面是朱總理的一刀切）。如本人家鄉的雲岡啤酒和同風肉製品廠，便是近幾年才倒閉的；而大同皮鞋廠等則早很多。
3朱總理在東北執行的一刀切，僅對東北來講實踐證明是失敗的，私有化後並沒有產生出強大的私營企業。因此這個政策當時也沒有像全國推廣。這種休克療法才是東北目前經濟這麼差的原因（所以有些人嘲笑俄國，也不看看自己的狀態，從休克療法中走出來哪那麼容易）。忙總作為公司治理的專家，在這方面確實有發言權，通過剝離負擔，改善企業生產管理制度，部分國企本來是可以恢復生機的；沒有企業制度的改善，簡單私有化，仍然是死。表格來源：中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來源及其規模那篇文章通篇看了一下，如果你不去驗證一下好像是那麼回事，論據豐富，邏輯嚴密得無懈可擊。如果你去驗證一下基本就是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下面我慢慢批駁：「一、諸侯經濟的現象
諸侯經濟這個說法是胡鞍鋼首先提出來的。簡單說就是弟兄們分家過日子，除了給老傢伙進貢的外（各省比例不同，計算方法不同，但是都有一個數，可以查財政部網站）」是那麼回事嗎？是那麼回事，但是你跟我說說全世界哪個國家的財政歸根到底不是來自一個個地方，難不成是外國給的，美國財政不一樣是地方收入一部分是地方的，一部分歸中央，估計會有人出來噴我理解錯誤，噴吧！「二是產品拔毛，例如貴州磷礦石出省有出省費（每年不同），煤炭也有類似費用。」這個有，也應該有，這個連秘密都不算，公開的正規收費，這有啥好說的，礦產這個對當地環境的破壞是相當大的，你說挖礦然後享受優惠，但是污染全給了當地，對當地公平嗎？中央對這收費根本就不默許，而是讓你收，本來就是你應該得到的收入，完全正當的合法收費，這權利歸根到底還是中央給的。
再看看還原事實本來面目的文章 "炸南京長江大橋"是個"偽問題" 誰在控制大橋高度？
真要拆的橋多的去了 而且擋住長江航道的橋重慶自己就修得最多有空的話再去看看這條新聞三峽地區建造最大噸位船舶下水 載貨量13500噸，退一萬步，而且把重慶鎖死了南京怎麼活，把長江航運堵死了，大船沒法通過長江大橋，這樣大船就都在，南京港停留，然後南京港發展起來？你把長江航運堵死了，大船是根本就不會來，人家直接在上海換上小船，直接奔三峽去了。你這樣是便宜了上海，坑了自己，而且南京港現在也沒真正發展起來，而且南京長江大橋是說拆就拆的嗎？「廣東省橫琴島開發，是地方與中央「博弈」的例子。」都說了是博弈，最後如果沒有中央同意，廣東敢嗎？我想所有論點我就這點勉強同意：「最著名的中央地方博弈就是中央打壓房地產的失敗，地方就是不買賬。」其它論點，統統不靠譜。然後結果靠不靠譜，各位自己定奪吧！其中我覺得最好笑的是舉清朝的例子，明顯最後的分裂是因為地方擁有了軍權，叫甘肅省長罷免蘭州軍區司令試試看，中央派人分分鐘不抽死你。中國地方保護主義確實盛行，但是沒到發展成諸侯經濟的地步，更沒發展成獨立的經濟王國，而且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可體現在方方面面，不是忙總舉幾個不靠譜的例子就能推翻的。------------------------------補充點感想10.1-----------忙總我了解得不是很深，但是知道他是個非同一般的牛人，我尊重有學識的人，不過我更尊重事實，尤其是南京長江大橋的例子加工成分太濃了，已經嚴重脫離事情本來面目的地步，本人儘管理解能力淺顯，但是看了對話原文感覺跟忙總表述的完全是不同的意思，說得直白點就是為了迎合自己觀點而故意曲解，這種做法實在讓我難以認同！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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