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時期，教會的處境怎麼樣？納粹德國的主流價值觀包括信仰上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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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在1930年代初，天主教會就將希特勒掃地出門。

要說新教，在德國最主流的是路德教派，這位叫做朋霍費爾的哥們，出生在1906年，在納粹德國時期是一名路德宗教會的牧師。

1943年，他因為反對納粹政府而被逮捕，並與納粹投降前一個月被處死。

你要真的認為納粹的主流價值觀包括信仰上帝的話，我也就只能呵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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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上出現這個問題的確令我有些意外。本人是一位天主教徒，但是對這個問題，我樂意於從一個中立、客觀的角度來進行解讀。

我認為題主其實不妨把問題擴大為「二戰時期」。二戰時期的基督宗教，「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經完全形成。但跟法西斯交集比較密切的，其實就是兩個：天主教，新教。下面我來一點點細扯。

（純手工輸出，很辛苦，評論區諸位勿掐。為方便索引，標籤里的「價值觀」改為基督教，見諒～）

1、歐洲，天主教

說到二戰時期的天主教會，有兩位教宗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他們就是比約十一世（Pius XI）和比約十二世（Pius XII）。英語世界裡把這兩位教宗翻譯成「庇護十一世」和「庇護十二世」，不過出於鄙人的宗教感情，就依然用「比約」來闡述了，見諒。

比約十一世的前任教宗是本篤十五世（Bennedict XV）。這位教宗是一位比較開明的教宗，只可惜能力不足。他雖然致力於歐洲和平，然而從戰爭結束一直到「國際聯盟」成立、《凡爾賽合約》簽訂，他都沒能起到什麼決定性的作用。就是因為這樣的狀況，給他的繼任者——也就是比約十一世教宗——提前打了個防疫針。

比約十一世與其說他是政治家，不如說他是個文人。前任教宗的經驗教訓讓他清楚意識到，教廷在歐洲已經差不多屬於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地步了，想要重振天主教會的聲望，必須加強對歐洲之外的國家的爭取。在他任期內大量培養了優秀的神職人員，這些走出去的神職人員不僅為教會在海外的生根打下了基礎，也同時把國際形勢準確地帶到了歐洲。

對比約十一世而言，天主教會最大的敵人是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為共產主義一直是反對所有有神論的，而且當時的蘇聯當局對反宗教的宣傳力度，也越來越引起比約十一世的反感。與共產主義的對峙讓比約十一世疏忽了一個十分可怕的事實：法西斯主義正在悄悄崛起，並開始在德國奪權。然而法西斯主義的創始人墨索里尼在早期是支持天主教的，而且法西斯主義曾經採取了比約九世所倡導的原則：「分等級的社會，強烈的權威感，和致力於加強道德建設的國家」（《謬論舉要》），所以一開始，天主教會只把目光盯向了共產主義，對法西斯主義放鬆了警惕，根本沒發現這群人是什麼貨色，甚至主張和他們合作——1929年，梵蒂岡派出代表於墨索里尼簽訂了一份協議，墨索里尼政府在這份協議中承認梵蒂岡是一個主權國家，並為它所失去的領地給予了經濟賠償。梵蒂岡方面也承認，義大利是一個合法的國家。

納粹主義開始嶄露頭角的時候，天天鼓吹仇恨主義和復仇主義，因此比約十一世對他們所做的一些事情很看不慣，而且跟義大利法西斯主義之間也總是互相不順眼。但當時的德國有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新教徒中「自由主義」思潮泛濫，廣大天主教徒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充滿了更多恐懼。在這種環境下，他們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傾向於希特勒的納粹。當時的德國跟天主教會可謂一波三折：

1931年，教宗下令禁止天主教徒給正在參加大選的希特勒投票。許多主教聚到一起，慷慨陳詞「納粹主義將是德國的心腹大患。自此結下了梁子。

1933年，所有反對希特勒的天主教徒都遭到了清洗和鎮壓。其餘天主教徒和神職人員轉而對希特勒進入了「不贊成、不反對」的沉默立場。

幾年後，比約十一世在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中間，選擇了後者。因為他認為相比共產主義，納粹主義也許是個更好的選擇——畢竟，納粹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可惜沒過幾年事實就無情地打了他的臉——納粹在鎮壓猶太人期間表現出來的暴戾和殘忍，讓比約十一世開始頓悟。他發表了一份名為《Mit brennender sorge》的通諭，指責納粹是一種新的「異端邪教」，並指責希特勒違背了1933年的合約。同時，因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間的基情不斷升溫，比約十一世開始準備發表一篇措辭強硬的演講，譴責法西斯。可惜還沒等到他寫完，他就去世了。

1939年3月12日，比約十一世的繼任者，尤金尼奧·瑪利亞·朱塞佩·喬瓦尼·帕切利樞機加冕。中午時分，一名執事來到他身旁，將形狀猶如蜂窩、飾有珠寶的皇冠戴在新任教皇頭上，對他說：「請接受這三重冕，你是萬王之父，是世界的統治者。」——這位帕切利樞機，就是後來被稱為「比約十二世」的教宗。從他「比約十二世」的名字就不難看出，他是比約十一世的堅定擁護者。10個世紀以來，沒有任何一位教宗像他一樣，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加冕；歐洲的政治風暴風起雲湧積聚，梵蒂岡樞機團主教們以驚人的效率召開閉門會議，選出了最有能力的人執掌教廷。

比約十二世加冕的同一天，在納粹德國首都柏林，阿道夫·希特勒正在檢閱磨刀霍霍的士兵，並向戰爭紀念碑獻花。隨後，他便下令德軍出兵佔領捷克斯洛伐克。3天後，布拉格街頭已遍布代表納粹的卐字旗，希特勒與數百名黨衛軍軍官，趾高氣揚地乘車駛過市中心的主要街道。教廷駐捷克人員急電通知梵蒂岡：所有口頭或書面反對「第三帝國」及其領袖的人都可能被捕，487名當地耶穌會成員失去了人身自由。1939年9月1日清晨6點，比約十二世被鈴聲喚醒。電話那頭，一名紅衣主教用顫抖的聲音轉述了來自教廷駐柏林大使的情報：「15分鐘前，德軍已進入波蘭。」

比約十二世是一位政治眼光和手腕都非常卓越的教宗，這是無可爭議的。但彼時的歐洲局勢，單靠教廷已經回天乏術了，二戰爆發前夕，比約十二世努力阻止戰爭，但他失敗了。戰爭爆發後，他嘗試努力阻止義大利捲入戰爭，又失敗了。他從希特勒的支持者變成了希特勒的反對者，開始支持推翻希特勒的陰謀。二戰爆發後，為了能讓梵蒂岡可以在恰當的時候充當調停者，他採取了中立政策，而中立政策帶來的後果就是他不得不在納粹屠殺猶太人時保持沉默，從而導致納粹迫害波蘭天主教徒的事情發生，他也遭到了天主教世界的嚴厲批評。

這裡插播一句。在外人看來，梵蒂岡總試圖在戰亂肆虐期間表現出中「中立」，是因為對教廷來說，偏袒參與戰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使部分信徒背叛自己的國家或信仰。換句話說，「中立」只是官方辭令，不代表教廷真正的立場。事實上，華沙淪陷時，比約十二世曾私下吐露：「你知道我同情哪邊，但我不能明說。」

1939年10月20日，比約十二世便發布了題為「黑暗籠罩世界」的聲明，明確批評了納粹對猶太人的攻擊。整個西方媒體輿論一片嘩然，許多家報紙紛紛以超大的標題報道「教宗反對獨裁者」。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教宗對納粹的態度，從一開始的憎恨，出乎意料地變成了沉默。他也因此飽受攻訐和指責。有趣的是，雖然教宗本人沒說話，然而在天主教平信徒中，為了保護猶太人而冒著失去生命危險的人大有人在。比約十二世心知肚明在天主教徒內部有一些秘密網路在幫助猶太人逃離德國、法國等國家，但他並未發表任何正面態度。原因嘛，大家可以自己領會。

（關於比約十二世，一直是歐洲近代現代史上最讓人費解、也最富有爭議的一位教宗。美國有部書叫《教廷諜影》講過他在納粹期間的軼事，不過沒有中文版，只能讀英文版）

總結：天主教跟納粹的交集，始於利益，崩於信仰。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雖然某些人所謂的天主教「保守主義」頗多詬病，然而正是這種「保守主義」讓天主教在信仰大動蕩中始終站穩了腳跟，而且跟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結下了仇（抗戰期間鬼子在中國殺神父已經不是什麼稀罕事了）。至於某些關於比約十二世「姑息養奸」的說辭，只能說，那個時候的環境之嚴峻，不是我們現在用鍵盤就可以下結論的。作為全世界的宗教領袖，他的稍微一點站隊都會引發天主教世界的大風潮，如此而已。

2、歐洲，新教

從19世紀開始，與「保守」的天主教相比，新教則是混得風生水起，如魚得水——因為當時的天主教對於社會的巨大變革的態度是拒絕和譴責，根本沒有創造性地回應現代世界的挑戰。而自由主義思潮泛濫的新教更加迎合時代。

當然這種迎合不意味著綏靖。事實上，1914年一戰爆發的時候，新教——尤其是路德宗——一直在嘗試利用自己的國際聯繫，阻止戰爭，成為和解的工具（比如路德宗的納森·瑟德布魯姆大主教）。但是新教自身有一個致命的軟肋：相比天主教，他們非常缺乏可以幫助自身理解回應時局的神學理論，其秉持的自由主義對人文主義其實是樂觀態度，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根本沒有發言權。許多新教的牧師和神學家開始惡補路德留下的神學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卡爾·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牧師。簡單地說，巴特是以「存在主義」哲學來構建神學的，「如果我們不認識上帝的道，就既不認識恩典，也不認識罪。」——《教會教義學》

納粹登台後，對新教的自由派觀點一直都是一種令人費解的契合。比如，他們相信人是完美的，而希特勒也是這麼認為的；他們傾向於把福音於德國文化混為一談，而納粹分子也鼓吹「上帝是召選德國來教化世界的」。希特勒對新教也一直比較扶植，因為他希望可以統一德國的所有教會，然後利用教會宣揚他一直鼓吹的「日耳曼種族優越論」和「上帝賦予日耳曼民族的使命。」……就這樣，德國的新教徒以及他們的觀點，完全成了希特勒用來宣揚民族主義的工具，所謂的「德意志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誕生了。

GC們把自由派神學重新解釋的基督信仰跟民族主義有機結合，從反猶太民族的立場來解釋基督教教義（從某種意義上促進了第三帝國的反猶太政策）。第三帝國把新教教會徹底當作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工具，只要不聽他們的、不認可他們的，通通拿下，輕則罷免，重則監禁。比如：

1、柏林牧師馬丁·尼莫勒，因為直言批評政府，被判了八年監禁。

2、迪特里希·朋霍費爾牧師，因為拒絕納粹當局對他出任神學教授的邀請，並批評納粹主義，在1940年被蓋世太保查封了他的神學院，並禁止他一切著書立說，1943年被抓進集中營，兩年後的4月9日被第三帝國絞死。

總結：新教由於自身的特質，在二戰期間的表現十分曖昧。一方面某些所謂的「神學家」為虎作倀，完全墮落為納粹反人類暴行的理論工具；另一方面，一些有骨氣、善良正直的神學家遭受迫害，為信仰而殉道。

3、美國，新教

美國的新教，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30年代，兩次迎來了重創——兩次經濟大蕭條。悲觀的神學主義開始在美國蔓延，但美國由於遠離戰場，政治空氣相對比較自由，因此也為各種神學理論的出現提供了一塊沃土。二戰前夕的美國基督教神學界，關於神學觀點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對社會階層、經濟矛盾的辯論，對資本主義的合理性的質疑。比如美國的神學家理查德·尼布爾，在他們的著作《宗派主義的社會起源》中指出：

「美國的宗派主義……是福音與社會中不同種族和經濟階層相調和的產物，因此……不同階級和自我保護的教會倫理主宰了福音的倫理。……所以基督教如果將它的領導權交給國家於經濟生活的世俗力量，將必然無法為這個破碎的世界帶來任何希望。」

理查德對於自由主義還是持一定的肯定態度的，而他的哥哥，霍爾德·尼布爾，卻認為基督教自由主義會對社會道德的約束起反作用——

「若任由社會自行其是，同所有世俗個體相比，社會整體在道德上將會更加糟糕，更追逐私利。……基督徒應該找到一個均衡的人性觀，包括對原罪的理解，以及對恩典的認識。」

1908年，美國基督新教三十三個宗派成立了「美國循道宗和聯邦基督教協會」（FCC），在1932年該協會發展成NCC，開始介入政治。不可否認，NCC所秉持的基督教文化，對美國社會的價值觀推行的確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時值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興風作浪，各個宗派之間對政治觀點的論述也越來越多。但是很多宗派犯了和天主教一樣的錯誤，就是為了跟共產主義對立，不惜和法西斯主義結盟，甚至某些派系的領袖公然宣稱「基督徒要感謝希特勒，是他在阻止共產主義在歐洲前行的步伐。」

一直到偷襲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美國社會都在為是否參戰而產生分歧。反對美國參戰的人分為四種：

1、基督徒，他們痛恨一戰期間給人民帶來傷害的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2、法西斯主義者，以及對共產主義懷有敵意的右派分子；

3、一些德國人和義大利人的後裔，他們只是出於對先祖土地的懷念；

4、綏靖主義者，他們認為美國應該在其他國家尋找出路的時候當吃瓜群眾；

5、種族主義者和反猶太主義者，他們認為美國不應該阻礙希特勒的計劃。

但！是！珍珠港事件爆發後，這些頭頭是道的鍵政家——包括教會領袖們一下子就變得三緘其口了。反戰主義者一下子遭到了輿論的質疑，居留在美國的日本人被當成間諜被逮捕，然而教會卻對此保持了沉默。雖然也有許多宗教派係為美國參戰做出了支持和貢獻，努力培養大量醫療人員奔赴前線，並派出許多隨軍神職人員，但大多數宗教領袖還是謹小慎微、步步為營，努力不讓宗教信仰稱為民族情緒的工具。這種消極的局面，直到二戰後才重新得到了復甦。

結論：雖然美國的基督徒在戰爭前後的操作讓人有些蜜汁尷尬，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和歐洲的基督教不同派系之間，也從來沒有放鬆過為世界架起橋樑而努力。

至於納粹，鄙人認為納粹的主流價值觀從來都不是信仰上帝，而是信仰他們自己。誰對他們有利益，誰能幫他們的瘋狂行為提供理論依據，他們就捧誰。誰不想跟他們「合作」，他們就摔誰。其無恥的嘴臉，像極了某些人，嗯嗯。

（別多想，我說的是日本武士道精神。←_←）

主要參考資料：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The Reformation to the present》,J.L.Gonzalez

《How the Pope Became Infallible:PIUS IX and the Politics and Persuasion》,A.B.Halsler

《A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S.E.Ahlstrong

《Twentieth CenturyChristianity》,Stephen N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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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信仰有一個特性，即否認「地上之城」，認可「天主之城」。

一切國家機器都是罪惡而醜陋的，但是它的出現又不可避免，因為人背負的原罪就是自私與愚蠢，當群體的自私、愚蠢相互碰撞，產生矛盾時，一個具有壓倒性力量的邪惡聚合體「國家」就會形成。國家機器生於自私，活於暴力，它承載了人們的自私慾望，也實施著最為殘酷的刑罰與鎮壓。

面對這樣罪惡的「地上之城」，人可以有兩個選擇：成為信徒，或者成為公民。

• 若成為信徒，那就在罪惡的世間保持對主的虔誠，在地上之城堅守信仰，對於人性之惡、地上之城能夠批判看待而不失自我；
• 若成為公民，那就拋棄主的指引，對國家機器這個邪惡聚合體頂禮膜拜，讓它承載自己的信仰，將自己的身心奉獻給它。

所以「有教無國」不是一句調侃戲謔，它是信仰的一部分——是當天主信眾的一部分，還是當「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維持你的靈魂與尊嚴的，是天上之國，還是飄揚的萬字旗？在你胸口貼著心臟的，是基督十字架，還是納粹的鐵十字勳章？

這些本質的理念衝突，可以通過一時的欺騙暫時緩解，比如創立「新教」，仍然掛著十字架、宣稱信奉天主，而其內核早已將種族、國家機器等塵世罪惡作為崇拜的對象，本質上是敵基督。從「路德宗」的創始人馬丁·路德開始，這種行為就初見端倪了。

1522 年，當馬丁·路德對天主教的敵意只是在組織層面，本質上仍然是天主信徒時，他對猶太教徒有這般論述：

我建議要建議要溫和地對待他們，給他們解釋《聖經》，這樣或許他們中的一些人會接受基督的信仰。如果我們用暴力驅趕他們、屠殺他們、指責他們殺害了基督，我認為這是及其愚蠢的事。如果我們像對待狗一樣對待猶太人，怎能期望他們向著好的方向發展？還有，如果我們禁止他們勞動、經商，甚至禁止與我們有任何來往，以致迫使他們放高利貨，能有什麼好結果呢?

但在他的「改革」被德意志封建領主們採納，作為政治工具，他成為真正的「國師」時，其立場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 1538-1543 年，他對猶太教徒的觀點就顯著是種族主義的立場了：

一千五百年來的流放生涯都沒有使猶太人變得謙卑一點，也沒有讓他們認識現實，我們也可以失望了…如果我們沒有殺光他們，實在是犯了大錯誤，他們殺人、詛咒、瀆神、撒謊和誹謗，但我們卻允許他們住在我們中間，還保護他們的會堂、房屋、生命和財產。

這種演變是合乎情理的，因為天主教終究是一個以人類心智為領域的社會宗教，而路德宗是一個政治工具，是一種意識形態，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它的功效就是為薩克森選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強化政治力量。新教必須倡導「種族特性」，必須對國家機器表示更高的虔誠，無論是路德宗、加爾文宗，還是「虔信派」，概莫能外。

所以說，將排猶和種族主義相結合，並不是 20 世紀納粹黨的初創，它的更早先驅是 18 世紀的 Andreas Eisenmenger，其源頭則在反天主教的「新教改革」。

在 20 世紀的「納粹德國」時期，德意志蘭存在的教會，就只有天主教會和新教會。天主教歷經數百年的國家機器壓制，基本上不成人形，可以算是「德國版三自教會」，可以無視。新教教會的狀況就頗值得玩味。

德意志蘭的新教教會，在形式上是統一的「德意志新教教會聯盟」，但是各州的教會彼此鬆散，並沒有組織關聯，地位類似於東北亞的婦聯，名義上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實則可有可無，在關鍵時刻出來表明一下立場、擁護大團結。

比如 1933 年開始，德意志蘭興起對猶太教徒的迫害時，歐洲各地的基督教會對此表示擔憂，德意志各教會委員會的代表發表聲明說，這些都是「惡意的誹謗」、「我們以榮譽和良心生命，根本沒有發生集體迫害猶太人的事情」，甚是熟悉與魔幻。

這時的納粹黨，倡導的一個政策叫「雅利安原則」，也就是將非雅利安人驅逐出一切社會領域。1933 年，已經改組的「新德意志新教教會」召開了全國代表會議，Ludwig Müller 當選為「國家主教」，但是出於種種考慮，沒有把「雅利安原則」引入到教義中。於是納粹黨乾脆另立門戶，創立了所謂的「褐色教會代表會議」，讓各地方教會在贊成該原則的前提下加入，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1936-1937 年，一切非「褐色教會」的新教教會，以及天主教會都遭到打擊。1941 年，德意志蘭總教會的主教與委員會發布命令，一切「非雅利安人」都要被革除教籍，也就是說無論此人是否皈依基督教，但凡其父母一方或本人曾是猶太教徒，就不再受教會的庇佑。

現在說起納粹時期的德意志蘭教會，人們往往會說它是「沉默的」，正如 Martin Niem?ller 那篇傳頌甚廣的《起初他們》里寫的那樣：

當納粹來抓共產黨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產黨員；當他們關押社會民主黨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民黨員；當他們來抓工會會員，我沒有抗議，我不是工會會員；當他們來抓猶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人為我說話了。

但事實上，教會並不是沉默的，新教教會的本質就是種族主義，它的內在方向就是支持國家機器建構，成為國家機器的一個環節，成為一個政治工具。一個納粹的教會，又怎麼會沉默呢？它是一個鬆散的、無處不在的「三自」戈培爾，納粹德國的價值觀不包含信仰上帝，相反，是納粹治下的德意志蘭新教會要信仰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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