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中國和歐洲基督教世界，為什麼都不約而同地對商業經營者有嚴重的鄙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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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知道古代的中國重農輕商，社會地位上有士---農---工---商的說法。最近在讀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時候，看到古代基督教世界也不鼓勵商業活動。感覺挺有意思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雷同的情形呢？
不知道其他古代文明對於商業經營持怎樣的態度，這些態度都是怎樣形成的？鼓勵商業活動對於文明的發展必然會有積極地作用嗎？

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但也非常複雜，說說看幾點想法，希望可以拋磚引玉：

1）作為現代人，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古代人為什麼不那麼高看商人這一職業，但這是我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意識形態所導致的。由於我們身處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佔據統治地位的時代，我們很難通過想像來重新體驗古代人的經濟選擇，但事實上，古代經濟很可能是由完全不同於現代經濟的基本經濟原則所構成的。這個觀點，現代人研究古代經濟時不得不加以思考。題主提到的韋伯便是闡釋了這種觀點的人之一。而韋伯之所以要提出這個觀點，和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主旨分不開。韋伯此書的一大觀念基礎就是，西方資本主義本身具有獨特的結構和精神內涵，這使得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本質上不同與其他社會——不僅是中國、印度這樣的東方社會，還包括古代地中海世界、中世紀歐洲這樣的前資本主義西方社會：

……在這種意義上，資本主義存在於所有的時代與文明之中……如中國、印度、巴比倫、埃及、古代地中海世界、中世紀……但是，長期以來，[在這些社會裡]交易並不像在我們的社會裡一樣具有連續性，而是在本質上由一系列的個人活動所組成。但即便是大商人的經濟活動也通過非常漸進的過程才獲得了內在統一性（擁有了分支結構）……

如今，西方不僅在獨一無二的數量程度上發展出了資本主義，並且（伴隨著這種量變）這種資本主義的種類、形式、趨向都是從來沒有存在過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xxxiii-iv）

韋伯所代表的觀點在19世紀非常有影響力，因此繼承了韋伯傳統的史學家們在研究古代經濟時通常會強調相似的觀點：古代經濟的模式、原則、規律是一副模樣，而現代經濟是完全另一幅模樣。也就是說，我們分析現代經濟時可能會運用一些基礎的經濟學原理，像是效用最大化啊、邊際理論啊，但這些原理在古代經濟里可能完全不適用。古代經濟的原始性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跟現代經濟有深刻的本質性的區別。這樣的觀點我們通常稱之為「原始主義」學派。

2）回到意識形態的問題。根據「原始主義」學派的解釋，古代經濟和現代經濟最重要的區別便是理性、系統的逐利精神。古代經濟存在經濟交換，但僅限於家庭之間。同時，微觀層面上經濟交換的目的也並不是效用最大化，相反，交易的本質是基於社會關係的資源分配。什麼意思呢？舉個例子，我們從雅典人的碑刻上可以找到他們的按揭記錄，但經濟史學家注意到，他們永遠只在需要消費的時候才抵押自己的財產，卻從來不把自己的現金用來投資增殖。同樣的，我們可以在羅馬貴族的信件里找到他們交易地產的記錄，但土地是貴族身份的象徵，他們從來不會把土地用來作為投資的對象。簡單的講，古代人是逐利的，但利益永遠不是最終目的，而是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對於一個羅馬貴族來說，即便朋友十分缺錢，他也不能在借錢給朋友的時候附加上利息，因為這不符合社會關係的範式。貴族們常常毫無節制地消費，但目的可能只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身份。概括起來說，古代人很少從金錢本身中獲得效用，或者說基於效用的經濟分析很可能不適合於古代人。他們經濟活動的本質可能僅僅是以金錢為載體的社會關係的互相反應，而非供應和需求這樣的客觀因素之間的均衡效應。

講了這麼多，是為了揭示一個很重要的歷史社會學結論：古代社會的市場經濟不是獨立的、客觀的存在，古代的市場是依附於社會關係（政治、權力、身份）之下的。如果說現代經濟具有獨立的存在，具有其本身的運行原則，那麼古代社會的市場經濟是鑲嵌在社會關係網之中的。韋伯一派學者認為，直到最近兩個世紀，市場才慢慢地從（西方）社會中脫繭而出，成為了一個獨立於政治生活之外的生活範疇。韋伯稱古代人為「homo politicus」（政治人），稱現代人為「homo oeconomicus」（經濟人），意思便是古代人的行為都可以歸結到政治和社會身份上的追求，而現代人的行為動機大多都是出於理性的逐利。

3）如果我們接受韋伯這一前提，那麼這個問題就有了一點初步的線索：商人之所以在古代社會地位不高，是因為商人這一身份本身就依附在政治等其他社會因素之下。在「投資」的概念尚不存在的古代社會，他們的活動具有強烈的工具性，不含有內在的價值。也就是說，一個糧商的價值在於把糧食從一個地點搬運到另外一個地點，除此之外，古人難以意識到商業行為創造的社會財富，更不要提投資行為的社會價值。不僅如此，當市場機制這個「無形的手」還不作為觀念存在於古人的頭腦之中的時候，商人賺取利潤的投機行為常常被視為有悖道德。而且，儘管他們擁有金錢，金錢本身並不能讓他們掌控社會資源。在這種條件下，商人和一個賺辛苦錢的苦力社會地位是相同的。至少在理念上，他們只是社會運作的工具。西塞羅在論述職業的時候，區別了兩種類別。有的職業是「自由、高尚的「（liberalis），有的職業是「低下、骯髒的」（sordidus）：

僱工的職業是不自由（illiberalis）而且骯髒的，因為他們依靠苦力，而不是技藝，來賺取報酬……同樣骯髒的還有那些從商人手中買來物品，然後立即賣出的人…… （《論責任》：1.150）

「不自由」，這便是古代社會商人的身份。在一個以地主為統治階級的社會，即使大規模的交易也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商人活動的社會價值不受到承認。但在現代社會，我們可以認識到經濟生活本身的獨立性，承認經濟行為本身的內在價值（比如賺錢和投資的價值）。因此，商人的地位在現代社會才發生了改變。

4）需要承認的是，我的分析帶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我的分析幾乎是完全建立在對西方古代社會的經濟研究之上的。由於我的知識所限，我尚不了解這個分析模型在何種程度上適用於中國古代的經濟社會。第二，韋伯所啟發的「原始主義」觀點是否正確也是一個具有高度爭議的話題。因此我在這裡呈現出來的對古代社會的經濟分析也僅僅是單方面的。第三，我並沒有解釋古代的「政治社會」是如何漸漸地變成現代的「經濟社會」的，我也尚且無法回答。這一問題比起我們現在考慮的問題更加複雜，值得花上好幾年的研究。我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引出更多的見解。

註：韋伯引文來自於Routledge版的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http://www.d.umn.edu/cla/faculty/jhamlin/1095/The%20Protestant%20Ethic%20and%20the%20Spirit%20of%20Capitalism.pdf

因為商業化意味著

1專業化分工

2人口遷移與聚集

3富商的出現

1和3意味著人們通過接近官僚體制來獲取榮華富貴，將面臨更高的機會成本，人們會將對體制的忠誠，轉移到富商身上或變成對技術的熱衷。

2意味著對人們管製成本的上升。

這都是權利中心所不願意看到的。再加人類經歷漫長的採集狩獵部落時期，對非人格化交易的厭惡已寫入人性，對商業的抑制就是自然的了。

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時代

商人很多時候的確是會影響社會和諧的……

比如，某地受災，商人為利囤積糧食

ok，你可以說，按照市場規律，會有外地商人往這運糧食的，糧價就會慢慢平下去

這個邏輯沒錯，但大部分時候只適用於有鐵路有飛機有輪船的現代

在不發達的古代，運輸的成本和足以抵消這邊高糧價帶來的利益。

而且，比如陝北受災了，即使真的有商人從嶺南運來了糧食，也半年以後了

百姓要不餓死了要不就起義了……

我覺得在首先一個要明確的概念是古代基督教不鼓勵經商，古代中國有士農工商社會分類是不是真的代表商人在當時的社會地位很低下。很多時候傳世文獻的記載只能代表寫作者自己的主觀想法而非社會現實。對古代歐洲史了解比較膚淺不敢做武斷的結論，但是就古代中國而言個人認為商人的地位並不低，起碼不比工和農低。

雖然單純從統治角度來講，商人肯定不如工人農民「受歡迎」，但是要國家的行政管理需要成本，官僚要年俸，暴力機關要軍餉，這些需要通貨來支持（雖然在經濟不發達的古代經常拿糧食或實物替代，但是貨幣的各種優點仍然是各個王朝的第一選擇）。但是沒有商人，貨幣流通不起來等於廢物，所以對於統治階級商人和工農一樣重要。

而另一方面，雖然士人的地位在古代社會雖然超然，但是在魏晉家學衰敗以及科舉確立之後，士人的競爭越發激烈而且身份地位很難通過血緣關係得到傳承，你有可能二十歲就中狀元，但你兒子死活不是個讀書的料，這也是宋朝人說富不過三代的由來。那麼這個時候士大夫們就要找尋其他方法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和財富，這個時候商人和士大夫們就有很好的切合點，兩者的勞動方式相思都是腦力勞動，商人從事的職業風險和危險較高需要庇護和擔保，士大夫們需要經濟來源來應付各種開銷，這就有很好的動力促進兩個階層間大規模的合作與流動，士大夫讓子弟經商且不以為恥，成功商賈也常常鼓勵後代讀書考取功名，而到了明清兩代甚至發展出了制度性的「捐官」。余英時先生在《近世中國宗教倫理與商業精神》對此有很好的論證。

那麼為什麼古代文獻著作中充斥大量對商人的批評和攻擊呢？原因在於商人的勞動付出相對於工人和農民太過隱形，而回報又明顯過高，這就導致商人們在道德上處於劣勢地位。農民和工人這類生產者通常都不能理解商人在風險承擔和信息收集上的付出，認為商人靠的隱瞞信息等卑劣手段來取得不義支持。這一點在現代社會也有體現，金融從業者儘管收入不見得高過IT人員，但是往往都作為分配不公的典型代表而受到批評。

前面的太太長了....我說一個。有錢的人才能養得起兵是不是，看一下中國的亂世時期，比如春秋戰國和五代時期，基本上分裂的背後都存在大財閥和大的門閥世家的影子，為了維持統一和和平的統治，智商正常的皇上應該都會採取重農抑商。想想，一個有錢人，社會地位還高，只要慷慨些，我去，簡直是社會的一大隱患。

至於歐洲呢，以前他們的國王啊，是沒有什麼錢的，自已留一部分地，別的都被封出去了了，而且也沒有上貢這一說。地下的人只負責在國家遭受威脅的時候出兵,(好像是這樣子的）商人一般都會很有錢，如果商人社會地位高被鼓勵的話，有錢人很有可能割據一方，擾亂原本的社會局勢。

這是我看到的一種解釋，原因之一吧。

看了那麼多回答，得票最多的肖同學貌似最為認真全面，其論點有一定道理，韋伯對於「政治人「和」經濟人「的總結，也有一定的解釋力。這個問題其實一直是困擾我的一個問題，現在在這裡說上兩句，實則我還沒有專門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只是有些思路而已，也望從另一個角度拋磚引玉。

基督教在天主教發展階段，對商業的限制主要應源於其對政治經濟資源的把控，且西方固有的貴族傳統與之結合對資源的把控力較大，平民往往依附於貴族生活，且沒有類似中國科舉制度這樣相對公允的上升渠道。

中國古代文明應與基督教發展階段接近的隋唐相比對，平民的上升通道較為通暢，雖有貴族世襲等，但每個朝代更易都會有一輪重新洗牌，按說在資源把控上沒有西方那麼大的強度。因此，我設想大概於文明的特徵有關，中國很早就確立了儒家的一套價值觀，而儒家崇尚道義，輕利爾重義。如果我們好好審視一下諸子百家的縱橫家一派，其對人性弱點的思考，對於人類社會模式的把握都是很精微的。那麼商業按說對中國人來說也不是問題，沒有發展起來可能與儒家道義為中心的世界觀有關。儒家對於人的價值的崇尚並不強調財富，無論是「三立」還是修齊治平，都未涉及財富利益考量。或許是因為這樣一種根本性的價值觀加之科舉制度對於人才的吸納，才導致智識較高的精英階層都將考科舉做官作為人生理想（當然不止如此，修身立言對於他們也很有吸引力）。綜上說述，我覺得或許古代中國沒有產生商業文明也與此有關。

當然，在這兩種解釋之上，最具根本性影響的還是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水平的限制。

而今我們對待商業市場經濟的觀念和態度受資本主義影響太大，因此立場和出發點本身往往容易從資本主義視角去審視和看待問題。當今世界市場經濟主導型社會與中國古代先賢的思想是大相徑庭的，這種資本主導型社會使得人的精神價值逐步失落。人類的慾望不斷膨脹的同時也將自身陷入尷尬境地，你不得不淪為社會生產環節的一個組成部分，並為資本而做自己不願做的工作，過甚的物慾限制了人性的發展。資本主義進入狂飆期的這兩個世紀以來，所謂現代性使得人性的發展不進反退，在一套認為編製的政治正確背後，潛藏著過甚的慾望、內心的荒廖和道義的喪失。

梁漱溟先生把人類文明分為三個階段：人與物，人與人（他者），人與自身。或許如先生所言華夏文明太過早熟，因此跳過了人與物的階段。但我以為，或許古人有某種認知上的超越，他們或許隱約感到「現代性」兩大特徵：商業文明與科學技術本身的弊端，而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對待之。看看工業革命之後，科技進步導致的後果，殖民戰爭與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可說是空前的吧。而商業文明鑄就的全球化，則是富國對窮國的裹挾，則近乎隱性的戰爭（掠奪）。

現代性所帶來的物質文明也加快了人類對地球資源的內耗，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就像是不久前的反對吃狗肉事件里的那些人，他們可以看到其他人對自己喜愛動物的殘忍，卻看不到人類自身對於整個生物界和自然界的殘酷。我並不是要求人返回到茹毛飲血的時代，只是現代化的擴張，使得人類墜入徹頭徹尾的自私，人與自然的和諧變成最廉價的口號。極具膨脹的人口，醫療繼續的進步，物質生活的豐富，都給有限的資源帶來巨大壓力，而此時人們還沉醉於美國夢式生活的追求。或許那個理想主義傾向的時代精神運動所提資源導向型社會是一種可能的選擇，但其條件有二，科學進步和全球化的統籌管理，似乎於現階段不過類似於共產主義一樣虛無。

對於集權社會來說，商人的財富聚集，容易改變底層「均質、易統治」的特點，帶來統治的麻煩，所以必然受到大boss的打擊。比如明清社會，商人容易買地，變成大地主。大地主總是有各種方法「不足額」繳稅，最後容易造成朝廷稅基變小。

中國皇帝從來不和商人通婚的，無論運輸什麼生產什麼，都需要耕地生產食品，東西不夠吃，什麼商品都是多餘的，中國皇帝必須和文武百官每年耕作一畝三分地的禮儀向天下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性，而科舉是耕讀傳家，如果沒有耕地根本沒有參加科舉的資格和商人無關

中世紀的歐洲，有句話是這樣的："德國是教皇的奶牛。"當時，基督教會對歐洲的控制力度是非常強的，甚至凌駕於王權之上。商業的發展會帶來一批新貴族的產生，到時候就會要求教會在權力、地位和土地上分一杯羹了，甚至有可能聯合世俗權力對抗阻礙商業發展的教會。為了保障自身的既得利益，基督教會反對商業的發展。

而在古代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使得很多人不會冒著也不需要冒著破產+妻離子散的風險去經商，再者，對於統治者來說，商業的發展容易帶動一種更活潑、更自由的思潮產生，這與我們崇尚的三綱五常等儒家思想是背離的，不利於思想上對人民的統治。並且，由商業發展帶來的人口流動也對統治造成了一定的困難。所以，古代中國會選擇重農抑商。

商人的投資遷徙活動破壞了傳統王室和教會所依賴的自耕農經濟

簡要地說最根本是生產力決定。

古代生產力低下，決定了人口主要發展第一產業（農業）和第二產業（工業等），一切生產關係都要圍繞這個進行。

所以可以看到中國重農抑商，等級劃分為士農工商（相當於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各自地位）。

不管從另外的哪些角度分析，這個是最主要的，其他都是從這個衍生出來的。

是因為農業比較重要

我個人感覺就是民科害死人。古代有句話叫「若一女不織，天下為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為之少食」。古人認為商人不從事生產，有人去投機倒把就有人就會減少天下糧食的產量。

這個一方面折射出生產力低下，另一方面也說明古人對市場貿易的無知——這和所謂「你今天浪費了一批糧食非洲的人就會多餓死一批」一樣荒謬。何況市場是可以自我調整的，如果糧食真的不夠吃，商人得利不如種地，傻子才會做商人啊。（不過市場的自我調整會帶來動蕩，朝廷維穩倒也正常）

另外應該和勞動力匱乏也有關係，勞動力去經商會破壞地主+僱農關係，而很多時代是沒有足夠勞動力可以種地的（或者說大部分時代）。

還有一部分是限制人口流動——如果人們都去富庶的地方，窮苦的地方怎麼辦？中國的戶籍制度現在都沒有取消，古代不鼓勵經商就好理解了。

基督教主張人人平等，而商人是讓社會生產力分節的階級，至於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商人都是小人的形象，為謀利不擇手段。故而社會等級低

商人容易發財，如果有錢+有權會很危險，所以要重農抑商吧，其實也許是統治者的擔憂和害怕。

個人覺得簡單的說就是並不依靠直接的勞動而獲得了經濟利益。。。

在土地及領民為根基的封建社會當然不為人所容

商業是鼓吹獸性（就是當下我們據說的所謂「人性」），利己、逐利。自從「人猿相揖別」後，人類逐漸遠離獸性，逐步建立人性，「存天理，去人慾」就是人類對人性最大的訴求，雖然這種思想提出有幾百年，但離真正的存天理去人慾社會即大同社會還很遠，但不妨礙人類一直在追求進步，追求更符合人性遠離獸性的社會制度。所以，商業從業者在各個時期受到人類的鄙夷在情理之中。

這個簡單，極端專制統治需要商人沒地位。

古代中國和古代基督教世界都屬於極端專制統治，其特點就是皇帝或是教皇統治了知識，寒門出身的子弟只能通過學習知識這一渠道獲取政治和經濟地位。至於貴族，正如馬基雅維利所說，設立新貴族和剝奪既有貴族頭銜都是國王、教皇等權力者控制貴族的工具。通過對知識的控制、對貴族頭銜的控制，統治者可以對上層階級具有絕對統治權。

商業的發達會導致寒門子弟或貴族子弟可以通過經商渠道獲取經濟地位，繼而擁有政治地位，會危及皇帝或教皇對上層階級的絕對統治。

近代資本主義崛起就體現了這一過程，商業新貴們通過手頭掌握的資源向皇權發起了致命一擊。自此，極端專制統治的壽命已經走到了盡頭。

知道奸商這個詞，你就明白了

相信現在觀念也會是對那些不工作只炒股票炒基金炒外匯的人很鄙視的，這是什麼心理呢，他們就是商人啊啊啊啊啊

1.在生產力極不發達的時代，各國普遍重農輕商。

2.商人重利輕別離

因為各個階級的人都被商人坑過，也包括掌握輿論權的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