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他是一種不死的慾望，是疲憊生活的英雄夢想」。這句話出自哪裡？
據傳，有朋友在《怦然心動》中搜索過，並無這句話。也許譯本不同。
同時，網路名人和菜頭表示這是《戀愛的犀牛》中的台詞，作者廖一梅。我去搜索過，《戀愛的犀牛》中並無這句台詞，甚至搜不到「愛之於我」四個字。還有：To me,love which isn"t just kissing and touching or eating for survive,is the desire not to die and a kind of heroic dream in the exhausted life.這句話貌似在原作中也沒有見到，讀罷覺得有點像從中文翻譯回英文的。求教大家：這句話的出處到底是哪裡，該語句的上下文背景幾何、在作品中有什麼意義？
袁筱一說這句話是她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的陳丹燕小說中的一個句子，根本就不是杜拉斯的。 不過她的這句引用是放在她談《情人》這本書里，的確很容易引起誤解。 作為這個誤會的始作俑者，袁說：「委屈死陳丹燕了」。 袁的那篇文章我找了下，是《最難的事》。
花非花 2010-06-07 22:01:36
《最難的事》的開頭： 最難的事 做這篇文章，好象有點中了(亦或是心甘情願地跳入了)文人的連環套。因為是寫在孟湄登於《讀書》雜誌一九九五年第九期的《愛是最難的事》之後。 這一回，想從愛說起。 還是忘不了若干年前看的《情人》里的那個鏡頭，那個十五歲的小女孩在汽車玻璃窗上印下的一吻。那樣一種無限膨脹著的慾望，那樣一種不可企及的絕望。一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我看到過的，對愛的最完美的詮釋之一。 遠遠不止是這一幅令我為之震撼的畫面。若干年後，當我已經不再是追究愛是什麼的年齡的時候，我開始可以靜下心來讀一點夢想和感覺之外的東西，極為 粗略地讀。流水般地滑過去了。除了真正的哲人，(所以他們無一例外的是痛苦的)人只滿足於朦朧地了解自己。只是有一天，有一個時刻，突然被海德格爾的一段文字硌得生疼，若干年前那樣一種碎裂紛紛又搖墜下來。——海德格爾說，「物」是一個不幸的字眼。一旦存在者被叫做「物」，前現象的墓地便可能交臂失之。通 俗一點，就是在說，一旦存在有了它的物性結果，我們就永遠失去它了。而這個物性結果，卻又是逃脫不掉的。 於是有了尖銳的，對於愛的「物性」的拒絕。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說，愛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它是一種不死的慾望，是疲憊生活里的英雄 夢想。但是這個拒絕的過程是何其痛苦，拒絕的結果又是何其悲哀呵。人在拒絕的伊始就註定了失敗的命運。慢慢的，人才意識到要學會接受，嘗試著用自己的思維 來說服自己。從分析物性結果的結構主義，到分析物化過程的存在主義，人終於無奈地讓步了。讓步之後卻是更深的茫然與無措。在這個世界上，在到處都浸淫著人的精神、情感、智慧的物的堆砌中，人把自己放在哪裡，又把自己的精神，情感和智慧放在哪裡呢？
花非花 2010-06-07 22:11:56
「最難的事」全文請點擊：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297774/「愛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他是一種不死的慾望，是疲憊生活的英雄夢想」。這句話出自哪裡？
貌似是出自陳丹燕的 《魚和它的自行車》
袁筱一說這句話是她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的陳丹燕小說中的一個句子，根本就不是杜拉斯的。
不過她的這句引用是放在她談《情人》這本書里，的確很容易引起誤解。
作為這個誤會的始作俑者，袁說：「委屈死陳丹燕了」。 袁的那篇文章我找了下，是《最難的事》。關於陳丹燕的報導：
新京報：有網友說「愛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它是一種不死的慾望，是疲憊生活里的英雄夢想。」這句話根本就不是杜拉斯所言，而是出自你的小說。杜拉斯的譯者袁筱一好像也曾為你辯解，但你對此好像不曾聲張。
陳丹燕：我無法制止別人的想法，也無意糾正別人的誤解。世界很大，我不必管這麼寬。況且，大多數誤解的人是我不需要糾纏的。袁筱一為我委屈了，為我解釋過了，就可以了。一個人在世上生活，大多都嚮往為自己生活，而不是為別人生活。所以，別人的評價基本上不影響我對自己的判斷。不過，別人提供的豐富理解，並不是太壞的事。
最難的事
做這篇文章，好象有點中了(亦或是心甘情願地跳入了)文人的連環套。因為 是寫在孟湄登於《讀書》雜誌一九九五年第九期的《愛是最難的事》之後。 這一回，想從愛說起。還是忘不了若干年前看的《情人》里的那個鏡頭，那個十五歲的小女孩在汽 車玻璃窗上印下的一吻。那樣一種無限膨脹著的慾望，那樣一種不可企及的絕望。 一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我看到過的，對愛的最完美的詮釋之一。
遠遠不止是這一幅令我為之震撼的畫面。若干年後，當我已經不再是追究愛 是什麼的年齡的時候，我開始可以靜下心來讀一點夢想和感覺之外的東西，極為粗 略地讀。流水般地滑過去了。除了真正的哲人，(所以他們無一例外的是痛苦的)人 只滿足於朦朧地了解自己。只是有一天，有一個時刻，突然被海德格爾的一段文字 硌得生疼，若干年前那樣一種碎裂紛紛又搖墜下來。 ——海德格爾說，「物」是一個不幸的字眼。一旦存在者被叫做「物」，前 現象的墓地便可能交臂失之。 通俗一點，就是在說，一旦存在有了它的物性結果，我們就永遠失去它了。 而這個物性結果，卻又是逃脫不掉的。 於是有了尖銳的，對於愛的「物性」的拒絕。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說，愛之於 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它是一種不死的慾望，是疲憊生活里的英雄夢想。 但是這個拒絕的過程是何其痛苦，拒絕的結果又是何其悲哀呵。人在拒絕的 伊始就註定了失敗的命運。慢慢的，人才意識到要學會接受，嘗試著用自己的思維來說服自己。從分析物性結果的結構主義，到分析物化過程的存在主義，人終於無 奈地讓步了。讓步之後卻是更深的茫然與無措。在這個世界上，在到處都浸淫著人 的精神、情感、智慧的物的堆砌中，人把自己放在哪裡，又把自己的精神，情感和 智慧放在哪裡呢？ 後來，這種現實的態度漸漸征服了人類情感和智識的每個領域，一切都無一 例外地被冠以「科學」這樣的字眼。(我們習慣上把對「物」的研究稱為「科學」 )這其中，包括愛。 當然更包括翻譯。孟湄把愛與翻譯並提，的確使我想到了許多。
想到了翻譯或許沒有與人類歷史並存的愛要古老。但它和愛一樣無奈。它到現在也不能夠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和一個明確的標準。有的只是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 眼光，有的只是身處其間的人的不同的感受。(所謂的「經驗論」) 想到了它也在承受並且面對它的物性結果。我們無法否定語言學為翻譯帶來 的積極的意義。他們有理由說，還翻譯以物質的本原。翻譯的語言基礎，翻譯的語 言結果。但是，如果說從索緒爾開始，有了「語言」和「言語」的分別，有了「所 指」和「能指」的分別，有了「歷時」和「共時」的分別，他(以及他後來的不懈 的追求者們)到今天也依然沒有能夠分明地告訴我們，語言究竟是什麼。也還是人 的精神參與作用下的物性的結果么？——這又是一個多麼令人悲哀的徹悟啊。 或許從物性的結果分析是一條當然的捷徑。因為有據可考，有理可依。於是 我們有了對於語言結構的精僻分析，以此類推，我們當然也可以有作為語言結構具 體展現的翻譯語言結構的精僻分析。神話學大師列維·斯特勞斯早就說過，神話思 維不過是「一種人類智性的修修補補。」材料業已存在，工具業已存在，所要做的 ，只是將之注入「另一個結構而已。」翻譯更何嘗不是如此！ 於是在Hjelmslev的「言語的層次」(stratification du langage)之後，也 理所當然的有了「翻譯的層次」(stratification de la traduc－tion)。 現在再說翻譯不是一種技藝，已經顯得有點為時過晚。因為當人 們發現愛並不能挽回他們高貴的沉沒之時，連愛也終於併入了他們高貴沉沒 的壯烈之中。弗洛伊德不存在，我們也遲早會懂得，愛不過是一種心理和生理的「 衝動」。 幾乎是沒有辦法再寫下去了。人類亘古的矛盾如果真的得到了解決，在徹底 的頓悟後，人或許要面對更大的不幸？兩三個月以前，我和一個朋友在一起聊天， 她非常尖利地問了我，她說難道你和你的情人在一起不是做的飲食男女的事情？當 時我有心驚膽戰的沉默。過了很久，我說，是的，可總有點什麼是不同的吧。 有一點不同。所以杜拉斯在《情人》里說，愛只有在無可企及時才作為愛而 存在。為了這一點不同，我們等待，我們希望，我們也絕望。 我沒有看過董橋先生的那句話是語自何處，所謂的「平起平坐，無所顧忌，談情說愛」是在怎樣的憤怒和不甘里。可是我想他想要的，至少是一個精神的高度 。
米蘭·昆德拉當然有權利要求譯者「絕對」的忠實。「小說的審美，小說的 關於存在的觀點，小說的語義學，小說的現象學，小說的旋律、氣息，小說在印刷 形式上的選取」，他都有權利要求譯者去尋找(而不是去創造)，去尋找和運用已有的語言材料和語言工具，進行「智性」(這一點不知他是否承認？)的「修修補補」。 前蘇聯的加切奇拉澤在談到不同的翻譯觀時說，創造和匠氣兩者永遠是互相排斥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孟湄緊接下去就否定了翻譯是「再創作」。她說，「我們 需要更接近原文特點的譯文，更具有原文文法與句法特點的譯文。哪怕行文看來不流暢，不優美，不讓人一下子習慣，但是它也許可以把一個更大的思考空間提供給讀者，去要求讀者主觀上更進入作品，更發揮自己的思考能力，從辭彙的特點，句子的結構，段落的分布乃至標點的使用等諸方面去把握作者的哲學思考，審美意圖 ,還有作品的旋律和節奏。」 「愛，」孟湄在結束時寫道：「怎麼可以不理解、不尊重？」 是啊，愛，怎麼可以不低頭？張愛玲遇見胡蘭成，胡蘭成在尚未對她萌生出愛意之時，就在並排走著時問她，你怎麼可以這樣高？而張愛玲，也就終於因為愛而「低」了下去。有一天她對他說，「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塵埃里去 ，可是她很歡喜，歡喜得從塵埃里開出花來。」——再到後來，這朵花卻「不得不萎謝了」。 所以米蘭·昆德拉也有權質問，你怎麼可以這樣高？——譯者是女人哪，既然要愛，就要低下頭去。 在辭彙，句構，標點的使用和段落的分布上「絕對地忠實」。這一切才是可事量度的物性標準。低頭，要低到絕對多少厘米之下。
不敢說是非對錯，因著既然是在談愛，那麼愛是沒有是非對錯的。(人只在這裡原諒自己已經惹出了不少麻煩了)只是也有在不得不面對的同時有尖銳的拒絕。只是想在承受翻譯的物化過程和物性結果時說，(經過心驚膽戰的沉默)總有點什麼是不同的。 在人類智慧參與下的某項活動，總有點什麼是超越於物質的。 我們也許就是把這一點東西稱為「創造」。「創造」是我們藉以肯定「我們 」這個精神主體存在的方式。 這樣的精神追求又如何能與「辭彙，句構，標點的運用和段落的分布」這樣的物性結果相提並論呢。 翻譯的有本可循，使得我們在「創造」前添加了一個「再」字。 亞里士多德的千古命題「藝術是對現實的摹仿」早已遭到了質疑。 所以也禁不住想問，什麼是翻譯應當遵從的真實？是「辭彙的特點，句子的 結構，段落的分布乃至標點的運用」？或是由此而擴充出去的「旋律、節奏、小說 的印刷樣式」？ 不，不是這樣的。當原作者完成了他的創造，當他將能指和所指的關係固定下來，當他得到了一個具體的，物質的結果時，就是R.Barthes所說的令人為之震驚心碎的「作者已死」之際。 作品的生命力延存下來，在於它的後繼者，它的閱讀者，它的解釋者，這其中當然包括它的譯者。是他們在歷史的無限發展中，將時間和空間打破，將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打破，賦予它新的創造與生命。如果不是運用回憶和想像，我們如何再維持對一個死人的愛？雖然在愛的過程里，我們自己也將因為無法承受而死去。
人類歷史上有風流佳話在千古流傳，不是由於它們達到了某種關於愛的社會的，心理的，道德的標準，而是因為它們逾越了這一切，因為它們「犯了規」。在與現實，與物質碰撞的壯烈與犧牲中，人看到了自己的勇氣與精神，後人則看到了由此帶來的進步。 在翻譯上，有Saint Jerome為證，有Luther為證，有RobertGuaves和Ezra Pound為證，有Pasternak，Paul Celan，Amyot，Baudelaire，Jean Gros Jean和 Michel Deguy為證。 孟湄提到傅雷，那麼在中國，也有傅雷為證。 理解和尊重永遠是相互的，歷史的。伽達默爾說，正是理解的歷史性構成了偏見的存在。偏見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它先於個人，任何人也無法避免，同時它又是合法的，因為偏見是經過歷史的選擇在傳統中保存下來的。所以偏見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正是偏見成為我們全部理解的前提和出發點，它為我們提供了歷史的視界。 米蘭·昆德拉有什麼理由拒絕這種偏見？他又是從何要求起「絕對的忠實」，「絕對的理解」？如果連這一點都不能懂得，又談什麼「尊重」？ 孟湄當然有道理說，愛，怎麼可以不理解，不尊重？可在此之後，更有一句含淚的追問，愛，怎麼可以不平等？ 說這句話的時候，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或許都會頓一頓，有點疼。因為有不平等的愛。只是處在愛里的人不願意去透徹地看到不平等的愛的盡頭。 張愛玲死在美國的公寓里，死了幾天才被人知道。為了這晚境的凄涼，報界評論道：只有張愛玲的一生，才能經歷這樣極度的絢爛和極度的寂寞。 極度的寂寞哪裡又是心甘情願的美麗！淡然如張愛玲，也不能是。平等的愛，等來了它的物性的，社會的結果後，即便愛在漸漸消亡，終究有在權利，義務和責任中的新的愉悅可以彌補，終究會有「死，生相隨」的親情可以彌補。
在不平等的愛里，我們總是說，我們不在乎結果。不是不在乎，是不能在乎 。結果一旦構成，人的精神，情感，智慧就再也沒有它們的位置了。我們唯一能做的是盡量阻擱這個物性結果的到來。我們在等待，希望，與絕望中備嘗快樂和痛苦。 然而翻譯沒有這樣幸運，遠遠沒有。因為在翻譯里，過程和結果幾乎是同步的。我們甚至只有一個詞來定義它們。 愛，的確是最難的事。只是再難，也沒有人可以避而不做。 袁筱一全部反對+沒有幫助，已確定不是《情人》或《魚和它的自行車》。
三人合力的成果：陳丹燕寫出類似的原話+余傑進行提煉+袁筱一總結。
原作者勉強算是陳丹燕吧。
一、
1992年，陳丹燕《緋聞》原句：
2002年，該小說再版時改名《魚和它的自行車》並刪去了這段話。二、1997年，余傑《杜拉斯：愛是不死的慾望》原句：「也許，愛情對於我，不是愛一個具體的男人，與他朝夕相處，肌膚相親，而是那種愛情產生的奇妙的對世界霧裡看花的感覺，那種飛翔於平凡生活之上的奇妙的感覺和不死的願望。愛情對於我，實在是生活中的白日夢想」
「愛之於杜拉斯，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而是一種不死的慾望，一種甜蜜的創傷，一種疲憊的夢想。」
三、
2009年，袁筱一在《最難的事》里提到杜拉斯的《情人》，引用該句：
還是忘不了若干年前看的《情人》里的那個鏡頭（可見：指的是情人電影），那個十五歲的小女孩在汽車玻璃窗上印下的一吻。那樣一種無限膨脹著的慾望，那樣一種不可企及的絕望。一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我看到過的，對愛的最完美的詮釋之一。
遠遠不止是這一幅令我為之震撼的畫面。若干年後，當我已經不再是追究愛是什麼的年齡的時候，我開始可以靜下心來讀一點夢想和感覺之外的東西，極為粗略地讀。流水般地滑過去了。除了真正的哲人，(所以他們無一例外的是痛苦的)人只滿足於朦朧地了解自己。只是有一天，有一個時刻，突然被海德格爾的一段文字硌得生疼，若干年前那樣一種碎裂紛紛又搖墜下來。 ——海德格爾說，「物」是一個不幸的字眼。一旦存在者被叫做「物」，前現象的墓地便可能交臂失之。 通俗一點，就是在說，一旦存在有了它的物性結果，我們就永遠失去它了。而這個物性結果，卻又是逃脫不掉的。 於是有了尖銳的，對於愛的「物性」的拒絕。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說，愛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它是一種不死的慾望，是疲憊生活里的英雄夢想。 （和余傑的句子又不同了） 但是這個拒絕的過程是何其痛苦，拒絕的結果又是何其悲哀呵。人在拒絕的伊始就註定了失敗的命運。慢慢的，人才意識到要學會接受，嘗試著用自己的思維來說服自己。從分析物性結果的結構主義，到分析物化過程的存在主義，人終於無奈地讓步了。讓步之後卻是更深的茫然與無措。在這個世界上，在到處都浸淫著人的精神、情感、智慧的物的堆砌中，人把自己放在哪裡，又把自己的精神，情感和智慧放在哪裡呢？ 後來，這種現實的態度漸漸征服了人類情感和智識的每個領域，一切都無一例外地被冠以「科學」這樣的字眼。(我們習慣上把對「物」的研究稱為「科學」)這其中，包括愛。 當然更包括翻譯。 孟湄把愛與翻譯並提，的確使我想到了許多。 想到了翻譯或許沒有與人類歷史並存的愛要古老。但它和愛一樣無奈。它到現在也不能夠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和一個明確的標準。有的只是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眼光，有的只是身處其間的人的不同的感受。(所謂的「經驗論」) 想到了它也在承受並且面對它的物性結果。我們無法否定語言學為翻譯帶來的積極的意義。他們有理由說，還翻譯以物質的本原。翻譯的語言基礎，翻譯的語言結果。但是，如果說從索緒爾開始，有了「語言」和「言語」的分別，有了「所指」和「能指」的分別，有了「歷時」和「共時」的分別，他(以及他後來的不懈的追求者們)到今天也依然沒有能夠分明地告訴我們，語言究竟是什麼。也還是人的精神參與作用下的物性的結果么？——這又是一個多麼令人悲哀的徹悟啊。 或許從物性的結果分析是一條當然的捷徑。因為有據可考，有理可依。於是我們有了對於語言結構的精僻分析，以此類推，我們當然也可以有作為語言結構具體展現的翻譯語言結構的精僻分析。神話學大師列維·斯特勞斯早就說過，神話思維不過是「一種人類智性的修修補補。」材料業已存在，工具業已存在，所要做的，只是將之注入「另一個結構而已。」翻譯更何嘗不是如此！ 於是在Hjelmslev的「言語的層次」(stratification du langage)之後，也理所當然的有了「翻譯的層次」(stratification de la traduc－tion)。 現在再說翻譯不是一種技藝，已經顯得有點為時過晚。因為當人們發現愛並不能挽回他們高貴的沉沒之時，連愛也終於併入了他們高貴沉沒 的壯烈之中。弗洛伊德不存在，我們也遲早會懂得，愛不過是一種心理和生理的「衝動」。 幾乎是沒有辦法再寫下去了。人類亘古的矛盾如果真的得到了解決，在徹底的頓悟後，人或許要面對更大的不幸？兩三個月以前，我和一個朋友在一起聊天，她非常尖利地問了我，她說難道你和你的情人在一起不是做的飲食男女的事情？當時我有心驚膽戰的沉默。過了很久，我說，是的，可總有點什麼是不同的吧。 有一點不同。所以杜拉斯在《情人》里說，愛只有在無可企及時才作為愛而存在。為了這一點不同，我們等待，我們希望，我們也絕望。（再次提到杜拉斯，以至被誤解）
關於陳丹燕的報導：
新京報：有網友說「愛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它是一種不死的慾望，是疲憊生活里的英雄夢想。」這句話根本就不是杜拉斯所言，而是出自你的小說。杜拉斯的譯者袁筱一好像也曾為你辯解，但你對此好像不曾聲張。
陳丹燕：我無法制止別人的想法，也無意糾正別人的誤解。世界很大，我不必管這麼寬。況且，大多數誤解的人是我不需要糾纏的。袁筱一為我委屈了，為我解釋過了，就可以了。一個人在世上生活，大多都嚮往為自己生活，而不是為別人生活。所以，別人的評價基本上不影響我對自己的判斷。不過，別人提供的豐富理解，並不是太壞的事。
胎體出自陳丹燕小說《緋聞》，余傑進行提煉整理，形成最接近口口相傳的這句話，理由如下：
1、1992年陳丹燕出版書籍《緋聞》，《緋聞》原句：
「也許，愛情對於我，不是愛一個具體的男人，與他朝夕相處，肌膚相親，而是那種愛情產生的奇妙的對世界霧裡看花的感覺，那種飛翔於平凡生活之上的奇妙的感覺和不死的願望。愛情對於我，實在是生活中的白日夢想」
那個時候我才出生……orz……
2、1997年余傑發表期刊文章《杜拉斯：愛是不死的慾望》
另外也有人說廖一梅的陳述是在《像我這樣笨拙地生活》里，我查看了一下最早的版本是2011年，不管是在哪裡，這句話肯定不是出自《戀愛的犀牛》，當年我是因為這句話才買的這本書，但並未發現這句話。至於廖一梅的描述是在《先鋒戲劇檔案》還是《像我這樣笨拙地生活》，我後期會繼續考證；
所以這裡暫時不寫原句，有知道的，可以幫我貼一下，謝謝！
4、 2002年 陳丹燕出版《魚和它的自行車》，這本書是《緋聞》的再版，但是根據所查資料顯示，這句話並未在新版中出現，是作者自己進行了刪減，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人去查找這本《魚和它的自行車》並未找到原句，說原作者並不是陳丹燕的原因；
5 、2009年袁筱一寫出文章《最難的事》
《最難的事》原文中寫的是這樣的：「小說的女主人公說：愛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它是一種不死的慾望，疲憊生活里的英雄夢想」 這裡的小說指的是陳丹燕的《緋聞》，而不是《魚和它的自行車》，是對《緋聞》里的女主人公說的話的一種高度概括，當然這種概括是以余傑的期刊文章作為藍本的。
在考證中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袁筱一所寫《最難的事》和余傑《杜拉斯：愛是不死的慾望》中有一段描述幾乎一模一樣：
袁筱一《最難的事》：「還是忘不了若干年前看的《情人》里的那個鏡頭，那個十五歲的小女孩在汽 車玻璃窗上印下的一吻。那樣一種無限膨脹著的慾望，那樣一種不可企及的絕望。 一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我看到過的，對愛的最完美的詮釋之一。」
文末有一句話：「愛，的確是最難的事。只是再難，也沒有人可以避而不往」
余傑《杜拉斯：愛是不死的慾望》：「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從法國傳來瑪格麗特?杜拉斯去世的消息，我的眼前忽然浮現齣電影《情人》中的那個鏡頭：那個十五歲的少女在汽車窗玻璃上印下的鮮紅的一吻。她衣衫襤褸，不御嚴寒，有一種天涯孤客似的美。而那一吻是一種無限膨脹著的慾望、一種無法企及的慾望。那是杜拉斯對愛所作的最完美的詮釋之一：愛，的確是最難的事。只是再難，也沒有人可以避而不往。愛，是不死的慾望。」
上圖來自知網官網
粗體字是余傑和袁筱一文章重複的地方，余傑期刊文章發表的時間是1997年，由此可見：袁筱一的文字有可能是抄襲余傑的，我說的只是有可能；
以上可以看出：1992年陳丹燕的《緋聞》中的女主人公說出一段話，1997年余傑的期刊論文進行提煉和加工，1999年廖一梅《先鋒戲劇檔案》評論自己的《戀愛的犀牛》根據余傑的期刊論文做出了錯誤的論斷：表明這句話是杜拉斯說的，2002年陳丹燕根據《緋聞》再版的《魚和它的自行車》里刪減了類似的這句話，導致很多人在這本書沒有找到這句話，認為不是陳丹燕所寫，2009年袁筱一《最難的事》根據在余傑的原句的基礎上寫出現在我們經常傳誦的這句話，並且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文章里，有大量的語句和余傑的期刊文章是類似的甚至是一模一樣的。
總結：類似描述出自陳丹燕《緋聞》，余傑做出精鍊概括，現在看到的句子出自袁筱一，廖一梅說的出自杜拉斯，是誤傳。
附《新京報》關於陳丹燕的報導：新京報：有網友說「愛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它是一種不死的慾望，是疲憊生活里的英雄夢想。」這句話根本就不是杜拉斯所言，而是出自你的小說。杜拉斯的譯者袁筱一好像也曾為你辯解，但你對此好像不曾聲張。
陳丹燕：我無法制止別人的想法，也無意糾正別人的誤解。世界很大，我不必管這麼寬。況且，大多數誤解的人是我不需要糾纏的。袁筱一為我委屈了，為我解釋過了，就可以了。一個人在世上生活，大多都嚮往為自己生活，而不是為別人生活。所以，別人的評價基本上不影響我對自己的判斷。不過，別人提供的豐富理解，並不是太壞的事。
果殼網友 硯隱 在【求驗證】「愛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出處（第31樓）中曾經做出過梳理。本答案所有內容均出自於 硯隱 的考證。
總結：類似描述出自陳丹燕《緋聞》，余傑做出精鍊概括，現在看到的句子出自袁筱一，廖一梅說的出自杜拉斯，是誤傳。
陳丹燕的《緋聞》最早出現了類似的表述，不過和今天我們看到的「金句」形態相差比較遠。大概陳丹燕自己也沒有覺得這是多了不起的一句話，所以在再版修改的《魚和它的自行車》當中也刪去了這一段話。經過余傑的論文，這句話正式形成。由於余傑的論文是評論杜拉斯的，所以這句用於評價的句子被廖一梅誤當作杜拉斯的原文。而袁筱一（2009）的文字許多內容與余傑（1997）的極其相似。
愛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它是一種不死的慾望，疲憊生活中的英雄夢想。 _杜拉斯 《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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