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為什麼沒有去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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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出於民族危機，顧頡剛和同時代一輩學人都走上了學術致用的道路。胡適出任了駐美大使，以前的同窗傅斯年一面主持中央學術機構中研院，一面在國民參政會和媒體上發出「大炮」之吼，抨擊政壇，並最終促使孔祥熙、宋子文兩位行政院長辭職。顧頡剛沒有傅斯年的霸才和政治慾望，而是選擇了「學術報國」的道路。他與朱家驊、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發生深刻關係，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任職，希望藉助政界資源來發展學術。身兼數職，最多時同時遊走於政、學、商三界。

但顧頡剛實在是一個感情充沛、熱愛學術的書生，心中始終有關於學術事業的宏大計劃，對政界漸漸失望。抗戰後期，疲於派系之爭的顧頡剛擺脫掉了組織部職務，打算經營商業出版爭取學術資源時。1943年顧頡剛曾列過一個龐大的學術計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寫就一部中國通史的計劃。自梁啟超1901年發表《中國史敘論》、1902年發表《新史學》，提出重新撰寫中國歷史後，撰寫中國通史始終是20世紀中國史家的追求目標之一。撰寫中國通史也是顧頡剛萌生於30年代初而後不斷系統化的學術構想。顧認為限於歷史條件，20世紀的史學界必先作一部通俗體裁之通史，而非嚴肅的學術著作，為百年之後正式的通史著作作準備。

這一年他年滿五十歲，此後對於年歲漸長、時不我待他始終感到非常急迫，想要抓緊時間專心學術，完成胸中的宏偉計劃。然而國共內戰、政局動蕩，在時局變動中權衡進退，彷徨茫然的顧頡剛，選擇了留居大陸。此後便陷于思想改造和政治運動，宏大的古史研究和中國通史寫作最終都被擱淺，史學領袖的學術生涯再無新出成果，不能不令人扼腕嘆息。

大抵個人無法預料，當下的某個選擇在將來回望時竟會變得如此重要且影響深遠。如顧頡剛自述，「在此大時代中，個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於大洋，吉凶利害，自己哪能作主，惟有聽之於天而已」。（《顧頡剛日記》1949年12月28日補記，於1948年12月31日日記後）國共鼎革之際，顧頡剛最終做出留在大陸的選擇，既有個人志趣和家庭因素的影響，也是時勢機遇所造就。

第一，抗戰結束以後，顧頡剛希望重新開展學術工作，政治上是中間立場，對國共兩黨都無好感。

政治局勢變化劇烈之中，他最關注的始終是能否專心從事學術研究的工作。1948年6月起，他到蘭州大學講學半年。在西北相對安定的環境中，又得到蘭大校長暨好友辛樹幟的全力支持，雖然上課講學非常緊張，但他卻樂在其中，為自己能「將卅年來研究組織一系統，且進益不少」而欣喜不已，並感慨自九一八以後「十七年中，無如今日之心胸開朗者，此真可紀念之事也」。[1]

11月淮海戰役爆發，妻子張靜秋屢屢促其早日返回，他始終對蘭州安靜的學術環境難以割捨，直至12月妻子以早產和難產名義來電催促，他才匆忙回到上海。

在蘭州時與友人談起戰局，他將國民黨的必敗之勢看得透徹，謂「今日軍事尚有辦法，而政治則絕無辦法，蓋黨已被二陳變為CC，軍事長官已被陳誠『整軍』所更換，經濟則破坏於孔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2]回到上海後的顧頡剛從事大中國圖書局的經營，但內心以「時不我待，年已望六」，對從事學術工作念念不忘，期待「社會工作從此斷絕，著作生涯急遽展開，恢復我北大畢業後迄九一八前之舊生活」。 [3]

對國民黨的政治前途徹底心灰意冷，對於中共卻也無特別了解和好感，顧頡剛所期望的無非是戰事早日結束而已。1948年12月聽聞國共將要和談的消息，他欣喜地盼望戰事早日結束，並感慨「實在，人心並不傾向共產黨，而厭惡國民黨太甚了，國民黨已失盡了人心，故亟望其交出政權」[4]。對政治參與的淡漠和對中共的無接近之意，讓他被老友葉聖陶批評為「開倒車」，但顧頡剛對此並不以為意，反而對其熱衷政治顯露出些許不屑。[5]

這種「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的想法，正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思想。國共內戰時期的顧頡剛在政治立場上是中間的、自由主義的，對於國民黨政權徹底厭惡，但對於中共也是誤解和疑慮重重。

[1]《顧頡剛日記》卷六，1948年9月17日，中華書局，第343頁。

[2]《顧頡剛日記》卷六，1948年11月11日，中華書局，第372頁。

[3]《顧頡剛日記》卷六，1948年12月23日補記於12月31日後，中華書局版，第395-396頁。

[4]《顧頡剛日記》卷六，1948年12月16日，中華書局，第390頁。

[5]《顧頡剛日記》卷六，1948年12月23日補記於1948年11月30日後，中華書局，第382頁。

第二，顧頡剛認真計划過前往台灣，主要因家累因素未能成行。

1949年前後，妻子張靜秋對中共的恐懼使顧頡剛認真作過逃難打算，但最終因為舉家遷移的難處，顧頡剛一直躊躇未行。1948年底，徐州陷落後，南京上海人心恐慌，妻子不惜謊稱難產催促其從蘭州返滬，以作逃難計劃。顧頡剛於1949年12月補記的日記中，提及了妻子欲作逃難的緣由：以為「共軍所至，輒將男、女、小孩分開，恐一家人將從此不得見面，故寧可到外吃苦。」[1]可見他們對於中共並不十分了解，甚至充滿了對於共產主義改造社會政治的自發想像和諸多誤解。妻子既有不易痊癒的「恐共病」[2]，顧頡剛不得不考慮在中共佔領上海之前舉家遷移，另謀出路。1948年底到1949年5月上海全部解放前，可供顧頡剛選擇的邀約有以下幾處：

（1）廣州中山大學，經其自薦，已得到應允並寄來聘書。

（2）1948年12月，郭紹虞夫婦邀約，謂蕭正誼君在台灣辦東方大學，招其同行。

（3）位於黃花崗的文化大學校長吳敬軒，連發三函，聘其任文化大學文學院長。

（4）1949年4月前後，校長辛樹幟極力勸說顧頡剛到蘭大，謂共黨世界使人窒息，無我輩容足地也。

這些高校，兩所在廣州，一在台灣，一在蘭州，對於想要從事學術的顧頡剛來說都是不錯的選擇。據其日記來看，他是有所應允，甚至認真做過遷移計劃的。1949年2月下旬，族叔顧廷龍特意打電話給顧頡剛，告知他台灣清查戶口，飛機輪船暫不入港，叮囑他三月一日遷往。[3]另據其1949年12月補記日記，郭紹虞前往台灣東方大學的邀約，他曾「因允之」。但是直到上海解放，這幾處高校的聘請，顧頡剛都未能成行，在猶豫彷徨之中他最終還是迎來了新政權的統治。

這可能與逃難之際他面臨著非常沉重的家庭和經濟壓力有關。自家有三名幼子，妻子張靜秋又念及手足情深，堅持其兄姊兩家亦須同行。如此一來托老帶小共十餘口人，交通及安置費用即為一筆沉重負擔。

開支之外，顧頡剛個人出路的選擇不僅是小家庭的決定，而是大家族的遷徙，須與妻兄等多人協商，更難輕易抉擇。3月初顧頡剛沒有如約赴台灣，又以「遷家良難」，辭去了文化大學聘請；蘭大方面，迫於現實考慮4月他同樣否定了好友辛樹幟的邀約，「然一家之遷甚難，一是力不足，在此已窮，易一地則更窮。一是放不掉孩子，此三孩要一個人管，太勞苦，欲分幾人管，則何能帶人至西北」。[4]

辛樹幟建議他西北既不便去，不如往廣州，因路費較省，物件可多帶，人也可多去幾個也。然而考慮到到廣州所需交通費用、房屋及傢具費用籌措無著，顧頡剛難以決心南下，只能感慨「我輩窮人，在此時代，安有逃難福分，為此躊躇」。 [5]

第三，從學術和事業角度看，顧頡剛並不認為自己在新政權下會失去容身之地，非走不可。

其一是因為他學術理念上並不排斥唯物史觀，早年與中共有所接觸，認為民眾教育的個人事業應能為中共所容。

1933年3月在《古史辨》第四冊的序言，他就表示「我自己決不反對唯物史觀」，並將疑古學說與唯物史觀在學術上的聯繫闡述為「清代學者大多是『信古』的，但他們的校勘訓詁是第一級的，我們的分析考證是第二級的。等到我們把古書和古史的真偽弄清楚，這一層的根柢又打好了，將來從事唯物史觀的人要搜取材料時就更方便了，不會得錯用了。是則我們的『下學』適以利唯物史觀的『上達』。」

至於民眾教育方面，抗戰之前主持通俗讀物編刊社時，他即與左傾青年有所接觸，為此指導北平新聞事受波及，被迫中止。1937年12月顧頡剛正應英庚款會之邀在西北進行科學考察，其日記記載八路軍方面有人來，使他頗為詫異。此次會面商談的主題應與邊疆的民眾教育有關，相比國民黨在發動、凝聚群眾方面的忌憚和政治不信任，中共顯然對民眾教育更為重視和支持，當日他對中共方面頗有好感，感慨「民眾教育惟彼方能識之，亦惟彼方敢為之也」[6]。不過抗戰時期他與國民黨關係頗為緊密，戰亂之中個人事業也被迫停頓，所以與中共接觸極少。

其二則是1949年前後中共對顧頡剛的爭取和示好客觀上起到了效果。躊躇不已的顧頡剛在上海解放前雖未表態，卻並沒有決心離開。在顧頡剛因遷家難而舉棋不定時，鄭振鐸委託顧廷龍轉告顧頡剛「不必東跑西走，左傾歷史家甚敬重他」，於是顧廷龍也「固以為」他可以不必遠走。[7]

顧潮在《我的父親顧頡剛》中提起，朱家驊去台灣時途經上海，住在楓林橋中央研究院，曾派人來請顧去會面，「父親心知朱氏定要勸自己與之同行，便借故推辭了，再沒有見他。」[8]結合其語境和朱家驊行程來看，此事應發生於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當天朱家驊離京赴滬，次日召開中研院院務會議，討論撤退事宜，25日即乘機飛到台北。可知匆忙撤退之際，朱家驊向老友顧頡剛發出了赴台同行的最後邀請，而顧此時卻絕不願再追隨國民黨，躊躇中選擇了維持現狀，不作政治表態。（書中未詳細說明此記載出處，筆者向顧潮求證，其言所依據的是父親顧頡剛留下的文字資料，然因近居美國，無法細查究竟）

南京解放後幾日，顧頡剛就從靳自重教授處得知，南京有人言中共廣播招顧頡剛前往。5月中旬顧頡剛又被他人告知此事，確認中共招往確有其事。相比胡適為國民黨殉葬，並被中共列為第二批戰犯名單，這些示好的消息也許使得顧頡剛減少了政治方面的顧慮，更傾向於維持現狀，留居上海。

猶豫不定之中，顧頡剛迎來了上海的解放，重獲安居之樂，已不思動。

第四，遭到新政權的猜忌和冷遇，不得不做出政治表態。

總體來看，1949年上海解放前後，顧頡剛選擇留居在新政權的統治秩序下，但又試圖與執政者保持距離，正體現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追求獨立和政治批判性的立場。此時顧頡剛並未真正意識到自由主義與中國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衝突，在即將被改造的新社會，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將失去獨立於政治之外的學術和社會空間。他雖與國民黨分道揚鑣，但以他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工作過的經歷，與國民黨關係之深，遲遲不作明確政治表態的顧頡剛自然遭到新政權的冷遇和猜忌。

1949年5月26日上海全部解放後，重獲安居之樂的顧頡剛已不思動，所慮只是如何維持大中國圖書局的正常運營（顧任書局經理）和安穩讀書寫作的環境。6月初，他聽陳市長毅講話，認為其態度極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輩為國民黨蒙蔽處太多矣」[9]。

7月初大中國圖書局金擎宇等人從北平歸來，向顧頡剛轉述友人語「予如再不前往，即將被疑為不合作」；上海方面，新華書店召集書業界商談教科書事，大中國圖書局並未見招，顧頡剛擔憂或因朱家驊頒布書局第一號執照，或因自己曾任國民黨代表，大中國才被當局排斥。為維持大中國圖書局計，顧頡剛計劃「不如到北平一次，謁見中共最高當局，本局前途亦殊不利矣。因定八月初赴平，與毛主席商出版通俗讀物事，君匋、振宇偕行，並籌設辦事處於琉璃廠，俾將本局出版地圖，乘新政府未正式成立時速在平津及東北銷盡，庶本局在風雨飄搖中尚得存在也」。

教職兼任方面，已被中共接管的青島山東大學請他前往，顧頡剛頗有意願，認為上海門戶之間甚深，非教書之地。而青島「風景佳勝，適於讀書居家，山大歷史短淺，尚未造成學閥系統，或可移往」。因此計劃從北平南歸之時，繞經青島視察，「能兼則兼之，否則或一年前往一次也」。[10]可知在不得不表態之際，顧頡剛內心是接受在中共統治之下維持個人事業的，且預期中共高層應對出版通俗讀物事頗為贊同，因此特意親自北上與當局聯絡，表示政治上願意接近、合作之態度。

然而顧頡剛決定北上的兩天後，就從報上得知7月1日新的全國史學會已在北平成立，籌備會50位發起人名單中，包括在南方的學者王伯祥和白壽彝，卻不見他的名字。他對自己被排擯感到非常失落，分析原因時似乎追悔對中共作政治表態太遲——「數月前，君匋亟勸予赴港轉平，予以靜秋之阻未能應，若予先解放而往，當不至如此也。」[11]

8月下旬顧頡剛北上，為大中國圖書局開拓業務，更是向新政權示好之意。其日程之中雖未見到與中共高層的直接接觸，但至此顧頡剛已經完全放棄了東渡台灣的念頭，決心留居在大陸，接受新政權的統治秩序。

[1]《顧頡剛日記》卷六，1949年12月28日補記於1948年12月31日後，中華書局，第396-397頁。

[2]《顧頡剛日記》卷六，1949年2月21日，中華書局，第423頁。

[3]《顧頡剛日記》卷六，1949年2月26日，中華書局，第425頁。

[4] 《顧頡剛日記》卷六，1949年4月22日，中華書局，第446頁。

[5] 顧頡剛日記，1949年12月28日補記，於1948年12月31日日記後，中華書局，第396-397頁。

[6]《顧頡剛日記》卷三，1937年12月15日，中華書局，第748頁。

[7]《顧頡剛日記》卷六，1949年12月28日補記，於1948年12月31日日記後，中華書局，第396-397頁。

[8] 顧潮：《我的父親顧頡剛》，人民文學出版社，第227-228頁。

[9]《顧頡剛日記》卷六，1949年6月9日，中華書局，第470頁。

[10]《顧頡剛日記》卷六， 1949年7月9日補記於1949年6月30日後，中華書局，第479-480頁。

[11]《顧頡剛日記》卷六，1949年7月11日，中華書局，第484-4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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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翻過《顧頡剛日記》，看得不認真，僅憑記憶回答，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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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對解放戰爭中GCD一些做法甚是不滿，日記中有許多記載，因此他傾向於逃難或去台灣。

顧是有去台灣的機會，顧也想去。

(1)內戰開始後，為避戰禍，顧頡剛與中山大學約定，欲前往廣州任教。

(2)蕭正誼在台灣創辦東方大學，郭紹虞邀他一起前往，顧同意。

限制條件：

(1)家眷太多，自己家、妻兄張雁秋一家、龍書（顧本家？）一家。人數眾多（解放後顧去社科院大家庭20多口人），路費不足，到廣州之後生活也成問題。

(2) 鄭振鐸（黨的）態度，鄭振鐸與顧有二十多年交情，解放後曾任文化部副部長。曾讓顧廷龍捎話：「轉告頡剛，不必東跑西走，左傾歷史學家甚敬重他」。鄭的態度部分代表黨的態度，這讓顧心有所安定。

................... 以上兩點余英時先生引顧頡剛日記答案，自己瞎猜補充三條答案.............................

(3)孩子太小。顧1944年與第三任妻子張靜秋結婚，一共育有潮、洪、媛、德堪三女一子。小兒子大概生於50、51年，是時可能有三個女兒。三個女兒太小或妻子有身孕，前往台灣不方便。

(4)傅斯年、胡適在台灣，傅斯年與顧頡剛有「瑜亮情節」，胡適又站在傅斯年一邊。台灣島太小，顧不願「屈居」傅之下。

(5)辛樹幟的禮遇。辛樹幟接手蘭州大學後，一再邀請顧前往蘭州大學任教。未成行時每月寄工資、到蘭州之後與師生一起聽顧頡剛講課。1948年6月至12月顧頡剛在蘭州大學執教半年，時傳「辛校長辦學有三寶，圖書、儀器、顧頡老」。這也是抗日戰爭爆發後直至去世顧人生最美好的時間，這段時間顧「樂以忘憂」，肯定不會想去台灣之事。

另外，台灣大學曾以文學院院長見招，顧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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