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半島並無顯著地理阻隔和氣候劣勢，為何最終未能併入中國疆域擴張？

01-20

============================第一次補充============================

貌似很多朋友曲解或者對這個答案有所不滿啊，盡量補充下，因為這個問題實在是太大，而且

第三高的答案也部分說明了非地理因素下為什麼朝鮮能夠相對獨立於中原的原因。

但是那位朋友並沒有解釋太清楚，我就越俎代庖下，試圖跟上他的思路繼續說明，希望那位朋友不要太介意，也更希望各位朋友能夠指點一二 @樹神顗，如有錯誤，請直接在評論處說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首先評論任何一塊領土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都不能繞開一個問題：這個國家的核心區是什麼？對於現代中國來說，整個季風區基本都是核心區；對於宋代以後的中國來說，漢地十八區是核心區；對於秦漢以後的中國來說，黃河流域是核心區

引用我在對中國國土面積擴充和穩定最重要的幾個時期和事件是哪些？ - Chen Jian 的回答：

西羌和東夷的融合：華夏族的基礎，奠定了中華民族的農業性質，佔據了黃河流域最好的三塊沖積平原，並且連成一片。從此以後的近4000年間，中華民族的核心區始終未變，奠定了4000年間中華文明的擴張方向

在我們明確中國的」核心中的核心「之後，接下來的事件就能夠明確了，還是引用上個回答：

1 西羌和東夷的融合
2 楚控制雲夢澤平原
3 秦滅巴蜀
4 趙滅中山，設雲中郡
5 秦滅百越

6 漢武擊匈奴
7 漢吞併西南，兩越

如果我們把渭河以東的那三塊沖積平原放在九宮格中的」5「位置上後，會發現2-7發生的事件，基本上涵蓋了1-9的所有數字（這裡很不嚴謹，因為還有很多歷史事件沒有加入進來，大家明白意思就行），也就是說，從西羌東夷的融合之後，至漢武帝的時間，中華民族的任何領土擴張只為一件事服務：保衛中華民族核心區

而就在漢武帝時期，發生了一件事情，讓中華民族的領土擴張目的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漢滅衛滿朝鮮，從此以後的東北，蒙古，新疆，西藏：任何一塊的土地獲取的目的，由以前的保衛核心區，變成了為保衛核心區的地區提供緩衝區。

而這個目的的轉變，就像馬斯洛的需求層次一樣，從安全需要轉變成了社交需求，也就是說，現在的領土需求已經不是」必需品「，換句話說，朝鮮已經不是中華民族的」必需品「了。既然不是」必需品「，那麼潛在意思就是可以放棄：

當中華文明強大的時候（漢唐），這個非必需品也不是不能打下來看看

當中華文明較為強大的時候（隋，明，清初），這個非必需品不要去打，但是要拉攏在自己這一邊

當中華文明虛弱的時候（宋，清末），別說這個非必需品，其他所有能放棄的都要放棄

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朝鮮被列為」不征之國「的原因，也是為什麼有些王朝能夠吞併朝鮮，有些能夠收為藩屬，有些只能放任獨立的原因。

==============================原答案================================

此圖來源：天涯【地緣看世界】一文中樓主所制的圖，主要是做的太好了，就直接拿過來了

稍微有些高中地理常識的朋友，應該都能回答題主的問題了

簡單答一下題主的問題，重要性依次列出：

1 長白山：有效減小了朝鮮半島和大陸的有效接觸面

2 遼西走廊：限制了東北與華北平原的控制力

3 千山：再次隔斷了遼河平原與朝鮮半島的連接

4 平壤平原：足夠規模的平原足以支撐起一個半島文明

5 鴨綠江大寧江清川江：三條天然的防線

其中1-3條是難攻，4-5條是易守

=============================私貨=================================

正好談到朝鮮地緣的問題，思維發散下

以下與題主的問題無關：

在中國的周邊，有一塊很像朝鮮半島的地區：有些答案已經提到了——越南

（圖片來源依然同上，再次感謝溫駿軒作者）

越南，特別是北越地緣環境實在是太像北朝鮮了：

1 同樣的大陸延伸至海洋的半島

2 同樣的山脈劈開了這個半島

3 同樣的平原催生了兩個不大不小的文明

同樣的，這兩個半島的20世紀的命運也同樣的相似：

1 三八線和北緯17度線

2 南北分治（同樣的細腰地理）

3 陸權大國（中國）與海權大國（美國）的兩場局部戰爭：因為朝鮮越南這兩個國家，加上台灣，正好處於海權與陸權的交鋒地帶，所以說，冷戰時期，這兩個地區的戰爭是在所難免的，甚至是一種必然

1.朝鮮半島不是一個單獨的地緣板塊。朝鮮半島的北部和南部是兩個地緣板塊，需要分別看待。

2.先說南部。中國政權控制半島南部基本是不可能的。原因如下：

a)從陸路跨過半島北部控制半島南部的話，補給線太長——半島北部地形複雜，多山，沒有南北走向可供航運的河流，即使補給線從東北出發也很難維持。

何況補給線根本不能從東北出發，古代中國政權對東北的控制本身就很薄弱，東北守軍的補給尚且需要華北來提供。

補給從華北出發，穿過東北、半島北部來支持南部駐軍，這根本不可行。

其實到了朝鮮戰爭，在中國完全控制東北的情況下，志願軍跨過三八線後後勤壓力也急劇增大。志願軍在三八線以南最終被挫敗，也反映了從東北出兵一直打到半島最南端有多難。當然現代軍隊後勤壓力遠遠超過古代，不能簡單類比。

b) 從海路征服和控制半島南部的話，理論上是可行的。唐滅百濟走的就是這個路線，而唐滅百濟才鎖定了高句麗的毀滅。

但事實上，無論從山東半島還是遼東半島出發到達半島南部的水路都仍然很遠，以古代中國政權對海洋的關注程度，不可能跨越如此長的海路去辛辛苦苦地維持一塊海外領地。

這是由古代中國在陸權和海權之間的權衡和選擇決定的，跟半島本身沒有關係。

3.明確了中國不能控制半島南部這一點之後，中國在半島北部就要面臨半島南部政權的爭奪。

中國能否控制半島北部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在對半島北部的爭奪中，中國和半島南部政權誰更佔優勢的問題。

答案是最後半島南部政權在對半島北部的爭奪中徹底擊敗了中國。

原因如下：

a)半島南部是人口稠密的農業區，並且與半島北部直接毗鄰。中國與半島北部毗鄰的東北地區在古代則不是農業區，人口稀薄，而且中央政權對東北的控制本身就很薄弱。

中國的農業區則與半島北部距離遙遠，而且中間間隔著至少一個地域板塊——東北。

b)半島南部與半島北部之間沒有明顯的地形障礙。東北與半島北部之間則間隔著長白山脈。

4.所以，綜上，即使是中國在朝鮮半島實力最強盛的西漢，中國也只是控制了半島北部，而從未控制南部。

而西漢能控制半島北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這時候半島南部的三韓太落後了，基本沒有國家，就是些原始部落。

半島南部發展起來之後，中國就再也無法控制半島北部了。新羅是半島南部第一個發展得比較成型而且強大的政權，而唐新戰爭的結果就是唐朝無法在新羅面前守住半島北部，只能把征服高句麗的戰果吐出來一大半，最後只是收復了遼東，高句麗在半島上的領土都丟給了新羅。

5.可是，反過來說，半島南部政權的極限也就是征服半島北部了，如果跨越半島北部而進入東北，就也會面臨距離過於遙遠、補給線過長的問題。

歷史上，與東北直接毗鄰的半島北部經常能對東北造成嚴重的威脅，典型例子就是高句麗。

而半島南部政權從來就沒能對東北造成過實質性的威脅。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野心，實際上半島南部政權統一半島之後，「收復」遼東全取東北的嘴炮就沒停過。

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漢城與東北離得太遠了，半島南部的居民又是完全定居的農耕民族。

半島南部控制不了東北，和中國控制不了西伯利亞是一個道理。

以半島南部為重心的政權一心想奪取東北的下場，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後高麗。後高麗一心想趁著元明之交中國動蕩把遼東半島拿下來，強行出兵，結果呢？部隊走到鴨綠江，不想再走了，造反了…… 遠征軍一個回馬槍殺回開城，後高麗就此收攤——李氏朝鮮就是這麼來的。後高麗首都還是開城不是漢城，開城還在漢城北邊呢。

這和最開始以南京為中心的我大明伐蒙古結果控制不了北京，靖難之役北京把南京一波帶走是一個道理。

真想經略東北，就先從漢城遷都到平壤。否則就是純搞笑啊。

為什麼李氏朝鮮對東北一點野心都沒有，這麼乖？因為人家對自己祖宗是怎麼上位的一清二楚啊，太明白漢城的統治極限在哪了。

漢城的統治極限就在鴨綠江，這是被歷史證實了的。

藩屬之契、三韓李朝之軍都屬於添頭的次要因素。遼金元明清之強盛尚不食進朝鮮半島，最大的原因只有一個，不划算。

征服和吞併不是皇帝一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朝廷有關利弊的博弈的結果。

朝鮮半島古來就是貧瘠之地，人口難稱稠密，文化又相對離心而獨立，礦產也非古時人們方便開採的，其珍貴的制海權以前根本也沒什麼用。隋朝和唐朝前期是中原國力鼎盛之時，國內相對平靜，西北、北方又暫時安平，借用戰爭轉移國內矛盾、耀武揚威並試圖徹底醫治東北癰患（囊括一部分朝鮮半島的高句麗）才成為可能。

無論是怎樣的戰爭，朝廷上總會有支持和反對的力量。這些由科舉和門閥選拔至中央的精英都不是傻瓜，只有征服之戰能大幅產生超過弊端的利益，朝政才能通過和君主的相互影響取得採取對外戰爭的結論。在大部分中國的朝代，解決內部問題和北方游牧民族都是首當其衝的，專制君主制和土地兼并使得國內矛盾始終起起落落，朝代起落國土分分合合，一個王朝很難取得應對大規模主動性的吞併征服戰所需要的龐大積累。

中國的對外吞併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僅僅是保證邊境的安寧，中國對北方、西北游牧民族的戰爭多屬於此類（棘手程度超東征N倍），目的僅僅是製造和平；第二類才是有利可圖的吞併，歷史上僅僅有唐宋時佔領越南一例。很顯然，貧瘠的朝鮮即使得以吞入囊中，也根本收不到什麼稅，不說朝鮮，大明朝的貴州、廣西、雲南等/大清朝的幾乎所有邊境省份地區是幾乎不收稅的，不僅因為收稅成本高，也因為根本收不上什麼東西（有時就砍點樹采點茶葯算了），反而要時常耗費巨大的平叛軍費。雲貴桂再如何貧困，也不如朝鮮半島的乾癟，況且朝鮮半島又根本不是什麼有用的地理屏障，也不是漢人傳統定居地，征服并吞並朝鮮在中國絕大部分歷史時期上是非常不划算的。

中國對外征服戰爭中，第一類始終是最大主流，可朝鮮半島除了高句麗外誰也沒給中原王朝添過麻煩，用於保證邊境和平的征服便無出師必要。但如果採用吸納藩屬國的方式控制之，不僅能實現低成本的和平，還能夠省卻行政軍事控制所耗費的巨資。

現在很多人樸素的愛國思想都表現為認為國土越大越好，國土大小當然是個最明顯標誌，也是從古至今國家層面的虛榮的體現之一。但是古代中國巧妙地利用了藩國制度，使得避免耗資巨大的征服和治理的同時，又實現了和平，又滿足了大國的虛榮。在缺乏效率的中國古代，非傳統佔據的國土並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在其利害性和經濟性。

因為遼西走廊太窄，交通不方便。但是朝鮮半島又有足夠多平原支撐一個政權，所以朝鮮半島難控制。

越南也是類似的情況，廣西的地形導致交通不方便，紅河平原也足夠支撐一個政權。

事實上從明朝一直到清朝乾隆年間，在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北、湖南這些地盤，還有土司政權的存在，中央政權還努力推行改土歸流。

堅決反對 地理交通不便論、文化不同論、出產不多得不償失論

反對一：借圖一用

唐初長白山、遼西走廊、千山、平壤平原、鴨綠江、大寧江、清川江都是大唐之土，唐朝在平壤設置安東都護府，任命薛仁貴為檢校安東都護率兵2萬鎮撫安東，安東都護府首府平壤與新羅就隔著一條大同江，新羅根本就沒有任何天然屏障，難道大唐安東大軍跨過一條大同江很難嗎？

遼國東京道邊境至高麗王京開京可謂一馬平川，無險可守（可對比圖一的地形）

所以不存在Chen Jian所謂的易守和難攻的問題

反對二：朝鮮半島歷來以小中華自詡，其國上下學唐制，習漢文，穿漢服，做漢詩，沐浴神州漢風甚久，看過韓劇大長今，對比朝鮮人和國內諸多少數民族，難道不覺得朝鮮人更像漢人？

所以不存在文化不同，同化困難的問題

反對三：朝鮮半島多山平原少是客觀原因，但歷史上朝鮮向中原朝貢甚多，卻少有求糧，這說明朝鮮雖然不是蜀中那樣的天府之國，但絕對不會是窮山惡水，至少可以自給自足；同時中國古代西域、雲南、廣西、福建都是不能自食其糧的地方，甚至還要從四川轉運，僅考慮不能通過農耕收穫糧食而停止對外擴張的話，那上述地區納入版圖又有何用？

————————————————正文如下——————————————————————

1.古代朝鮮軍隊的戰鬥力還是很可觀，征服有難度

唐羅戰爭爆發，薛仁貴領兵渡海支援熊津都督府與新羅在所夫里州伎伐浦交鋒，唐軍先勝後敗，被新羅斬首4000餘級。

遼麗前後爆發三次戰爭，但遼國雖然打贏前兩次戰爭，但未獲優勢。第三次戰爭契丹大軍更是全軍覆沒

元末紅巾軍攻入高麗，最後紅巾軍十萬人戰死，紅巾軍余部在高麗軍隊追擊下逃出朝鮮半島

可想而知，新羅和高麗軍隊的戰鬥力沒有明清時期的朝鮮那麼差勁，至少可以對抗中國的偏師。

這是朝鮮半島政權能生存下去的最直接的武力保障

2.朝鮮知道中原王朝的底線，低姿態，識時務

唐羅之戰後，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

遼麗之戰後，高麗遣使乞供方物，求和。上表請稱蕃納貢，遼遂允其請。

朝鮮知道中國擴張重心不在朝鮮半島，也知道自己國小力弱非中國之敵，所以在戰爭中舉國之力打敗中國派來的偏師後，沒有擴大戰爭，避免刺激皇帝，馬上放低姿態，遣使入貢謝罪。

中國曆朝歷代少有漢武隋煬那樣嗜戰之主，多是平庸之輩，只要戰爭進展不順利，朝廷內部就有主和的聲音，平庸之主就會考慮結束戰爭，同時朝鮮就會很懂事的上表謝罪，2000年來莫不如此。

碗里的都沒吃完呢，還著急吃鍋里的。

遼寧東部正式進入版圖形成有效統治的時間也都是明代了，而且治安也不怎麼好。

在這之前，遼東地區都是各方爭奪的地方。

唐代的時候，遼寧撫順還是高句麗王朝的一個王城。

漢代時候，遼西還是少數民族聚集地。

讓我來!!!這個問題是有標準答案的。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皇明祖訓：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不征之國名單: 朝鮮國（今朝鮮）、日本國（今日本）、大琉球國、小琉球國、安南國（今越南）、真臘國（今柬埔寨）、暹羅國（今泰國）、占城國（今越南南部，後被安南滅國）、蘇門答臘國、西洋國、瓜哇國、湓亨國、白花國、三佛齊國、渤泥國。

這個我知道。

朝鮮吃什麼，冷麵。韓國吃什麼，泡菜。日本吃什麼，壽司。都是冷食。

與儒家文化十分不同，中國，是蒸煮文明，特點就是靠熏陶，渲染，一點一點滲透。現在中國的政策好像還是這個特點。

不要以為都在儒家文化圈，其實文化基礎大不同。它們之所以接受儒家文化是因為沒的選擇，一旦有機會它們就會迅速擁抱西方。

正是因為它們文化基礎以採集和捕漁為本，也使其性格與我們大不相同，冷漠而有距離感，正是它們的特徵，更像是英國，德國人一樣。

仁愛這種東西十分不適合他們，所以仁愛也征服不了它們。

工業時代前，朝鮮半島控制沒有任何價值，甚至是賠本買賣

自漢四郡丟失之後，南北朝國家分裂無力關注；隋煬帝征伐高句麗失敗；唐朝雖然滅了高句麗百濟，但是安史之亂後連河北都控制不了，遑論朝鮮；宋朝時中間有遼金隔著；元清皆為異族統治，主要注意力在中原，對朝鮮只求羈縻；朱元璋要對付北元，只要朝鮮站在自己這邊也不願過多樹敵；要不是鬼子入侵，袁世凱倒是差點將朝鮮納入囊中。

因為他們在多數情況下都比較恭順，尤其是唐朝以後，漢化越來越徹底，好像明代還自稱「小中華」之類的，全部的政治體制都效仿中原，連黨爭也學得很有模有樣。這樣一個長期以藩屬國的姿態自居的小國，中原政府與其吞併它，不如留著顯示自己的大國姿態更好。

主要就是遠，而且形成民族和文化了，不好統治。就像西域一樣，強盛的時候能打下來，一旦內亂就又丟了，現在國土裡有新疆西藏，還真的要感謝滿清。

連伎伐浦之戰唐軍被新羅斬首4000餘級這種假話也有人信？

(

唐代，新羅沒能統一朝鮮半島，而且是唐朝的藩屬國。

王小甫《新羅北界與唐朝遼東》：【有唐一代，遼東即鴨綠江南北的高句麗故地其主體部分仍然屬於中原王朝。】

新羅從唐初直到唐亡這二百多年裡是唐朝的藩屬國。

新羅自始至終都沒有佔領整個朝鮮半島，因為大同江以北的朝鮮半島地區是屬於唐朝的疆域，直到安史之亂後唐朝在大同江以北的朝鮮半島地區的統治才開始崩潰，但朝鮮北部也仍然沒有被新羅佔領，而是逐漸成為無主地。

公元672年8月，唐軍攻破新羅的韓始城、馬邑城，之後在石門大敗新羅與高句麗的聯合部隊。新羅損失慘重，多名將領戰死。新羅王被迫遣使謝罪，獻上貢品同時釋放俘虜。

公元674年，唐高宗以新羅收留高句麗叛軍、攻略百濟故地為由下令再次進攻新羅。

次年二月，唐軍聯合靺鞨、契丹等少數民族軍隊，開始行動。唐將劉仁軌率主力大敗新羅軍於七重城，其後又派靺鞨兵渡海襲擊新羅南部，斬獲甚眾。隨後，劉仁軌奉命調回唐朝，唐軍以李謹行為將，新羅迫於唐朝軍威再次遣使請罪併入貢。唐朝因為要對付吐蕃，所以將唐軍調往西線。

公元668年，　

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句麗扶餘城。薛仁貴既破高句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句）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

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

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句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辰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句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為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噪，焚城四周，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句麗悉平。

公元670年，高句麗酋長劍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為主。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討之，安舜殺劍牟岑，奔新羅。

公元671年，高侃破高句麗餘眾於安市城。

公元672年，十二月，高侃與高句麗餘眾戰於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句麗，侃擊破之。

公元673年，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句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俘獲數千人，餘眾皆奔新羅。

公元674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句麗叛眾，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

公元675年，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眾於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甚眾。仁軌引兵還。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

公元681年，新羅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這個「676年，薛仁貴率唐軍與新羅在伎伐浦交戰，新羅斬首四千餘」，來源於《三國史記》的記載。但是，《三國史記》誇大新羅的戰績，具體說明如下：

《三國史記》記載了公元671年至676年之間唐軍與新羅的多次交戰情況，並記載了新羅軍隊的「赫赫戰績」。但是，這些戰績是否可信？下面我們進行一些簡單的分析。
一、公元671年石城之戰
據《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第七記載，公元671年，「六月，（新羅）遣將軍竹旨等，領兵踐百濟加林城禾，遂與唐兵戰於石城，斬首五千三百級，獲百濟將軍二人、唐果毅六人」。
有人認為，與新羅交戰的唐軍，應是唐軍雞林道總管薛仁貴的部隊，據《舊唐書》列傳33記載，「尋而高麗眾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為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
以此看，新羅與南線唐軍薛仁貴所部的第一次大規模交戰就大獲全勝，取得了斬首5,300級的巨大勝利，但是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新羅的這次勝利，有很大的水分。現分析如下：
高宗時期，唐軍在海東的行軍總管，帶兵人數大約為2萬人。現在簡單引用幾段史料作為證明：
《資治通鑒》總章元年（公元668年）：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
《三國史記》：公元671年，「九月，&<唐&>將軍&<高侃&>等，率蕃兵四萬到平壤」，公元672年，「秋七月，&<唐&>將&<高保{高侃}&> 率兵一萬，&<李謹行&>率兵三萬，一時至&<平壤&>」。
薛仁貴、高侃和李謹行，當時都是行軍總管級別的人物，而平均來看，他們率領的軍隊大約為2萬人。那麼，對於2萬人左右的薛仁貴所部，被斬首5,300級是個什麼概念？考慮到負傷人員和被俘人員，以及未被取首的陣亡人員，薛仁貴所部還能剩下什麼人嗎？可以說，如果薛仁貴所部真的被斬首5,300級，那薛仁貴所部基本就喪失戰鬥力了。但是，實際情況如何呢？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看一下。
第一，薛仁貴致新羅王金法敏書。公元671年7月26日，薛仁貴致書金法敏，文中提到，「&<高&>將軍之&<漢&>騎，&<李謹行&>之蕃雲兵，&<吳&>&<楚&>棹歌，幽並惡少，四面雲合，方舟而下，依險築戍，闢地耕田，此王之膏盲{肓} 也」。其中，高侃和李謹行的部隊在北線，是陸路部隊，因此，「吳楚棹歌」、「方舟而下」等所代指的水路部隊，很明顯是指薛仁貴所部。如果薛仁貴所部在6月的石城之戰中已被打垮了，薛仁貴為何在7月底的致書中還在宣揚自己的軍力？
第二，對於一隻2萬人左右的軍隊，斬首5,300級，基本是垮掉了，因此，被俘人員應該很多，但是，新羅在石城俘獲了多少唐軍呢？公元672年，新羅軍隊在石門大敗之後，向唐朝乞和，並交還唐軍戰俘，「遂遣級湌&<原川&>、奈麻&<邊山&>及所留兵船郞將&<鉗耳大侯&>、&<萊州&>司馬&<王藝&>、&<本烈州&>長史&<王益&>、&<熊州&>都督府司馬禰軍、&<曾山&>司馬&<法聰&>、軍士一百七十人」（《三國史記》）。據此看，新羅當時俘獲的唐軍戰俘，人數約為170人。注意，這僅有的170人，也不全是新羅在石城之戰中俘獲的，據《三國史記》記載，公元671年，「冬十月六日，擊&<唐&>漕船七十餘艘，捉郞將&<鉗耳大侯&>、士卒百餘人」。以此來看，新羅在石城之戰中俘獲的唐軍人數，充其量也就只有幾十人。如果新羅真的在石城之戰中斬首唐軍5,300級，為何只俘獲了那麼少的唐軍戰俘？
第三，據《舊唐書》列傳42魏元忠傳記載，魏元忠在海東戰事基本結束後的儀鳳年間，上書抨擊薛仁貴，「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瀆貨無厭，今又不誅，縱惡更甚」。魏元忠對薛仁貴是毫無好感的，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猛烈抨擊薛仁貴的大非川之敗，「遂乃棄甲喪師，脫身而走」。但是，魏元忠提到薛仁貴在海東的作戰時，僅僅使用了「功無尺寸」的字樣，如果薛仁貴2萬人的部隊，第一戰就被斬首5,300級，喪失戰鬥力，那還能用「功無尺寸」這樣輕描淡寫的字眼嗎？
綜合以上情況來看，新羅不可能在石城之戰中，斬首薛仁貴所部唐軍5,300級。那麼，如何看待《三國史記》的相關記載呢？我認為有2種可能，第一是《三國史記》誇大戰果，第二是新羅在石城擊敗的，主要是熊津都督府的百濟部隊。總之，薛仁貴所部唐軍在公元671年的石城之戰損失很小，未傷元氣。
二、公元672年石門之戰第一階段
據《三國史記》金庾信傳記載，公元672年石門交戰的時候，「時，長槍幢獨別營, 遇&<唐&>兵三千餘人，捉送大將軍之營」。
這段記載是否可信呢？我認為不可信。
長槍幢是九誓幢之一，是公元672年新成立的部隊，其兵力有多少呢？
我們做個對比，《三國史記》說金法敏在公元672年在原高句麗的奈吐郡新設立了一個三千幢，而在公元681年，金法敏派兵3000人戍守原高句麗的另一個郡比列忽。都是一個郡，戍守兵力不會差別很大，以此來看，三千幢的兵力大約就是三千人。
長槍幢作為九誓幢之一，與三千幢、四千幢等同為新羅軍隊的同一級編製單位，兵力應該與三千幢、四千幢相差不多，也就是幾千人。區區幾千人的長槍幢，遇到三千唐軍，還是如狼似虎的北線唐軍，居然能將三千唐軍俘獲，我不得不說，當時的新羅史料真敢講話。可能《三國史記》也覺得這段記載不太可信，因此在新羅本紀中毫無記載，而是把它放在了金庾信傳中。
如果當時的李謹行和薛仁貴所部，真的被斬首了那麼多，早就全軍覆沒了。
三、公元673年瓠瀘河、王逢河之戰
據《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第七記載，公元673年，「&<唐&>兵與&<靺鞨&>&<契丹&>兵來侵北邊，凡九戰，我兵克之，斬首二千{百}余級。&<唐&>兵溺&<瓠瀘&>、&<王逢&>二河，死者不可勝計」。
這是《三國史記》新羅本紀記載的北線唐軍少有的戰敗記錄。此記載關於唐軍的損失情況是否屬實呢？
我認為，這段斬首2,000級的記載，也不可信。
第一，《三國史記》自己就含糊其辭，是2,000級還是200級，自己都沒搞清楚。
第二，當時，唐軍在北線有東州道行軍總管高侃和燕山道行軍總管李謹行兩部，總兵力約為4萬人。被斬首2,000級，雖然對於北線的4萬唐軍來說不能說喪失戰鬥力，但是也算是比較大的損失，但是，就在此戰後不久，公元674年正月，唐朝任命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李謹行出任副大總管（《資治通鑒》），試問，如果李謹行在瓠瀘河、王逢河之戰中損兵折將，朝廷為什麼會對李謹行委以重任。
在這裡我還想澄清一個問題。有人有以下觀點：
「李謹行揮軍南下，試圖攻入新羅北部本土，卻在強攻瓠瀘河和王逢河（漢江下游段）時連敗九仗，狼狽退回」，「經此大敗之後，唐軍發覺自己並無南下新羅本土的能力，唯有退而求其次，著力於肅清勢力範圍內並未撤入新羅，還在堅持戰鬥的復興軍余部」。
這一觀點，可能並不是個別觀點，半島上的某個國家的很多人，可能持有這一觀點。這一觀點是否正確呢？
我認為並不正確。公元673年的時候，唐軍並沒有進攻新羅本土的整體計劃。唐軍真正開始大規模進攻新羅，發生在公元674年，我們看一段《資治通鑒》記載：
（公元674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眾，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唐軍對新羅開戰有2個明顯特點：
第一，向新羅前線集中兵力。新羅作為與高句麗和百濟鼎足而立的國家，唐朝很明顯知道新羅的實力，唐朝在進攻高句麗和百濟時，投入的兵力均在10萬以上。而公元673年，唐軍在新羅北線的兵力僅為4萬左右。以4萬兵力貿然進攻新羅，不論是高宗還是李謹行，都不會出此昏招。而公元674年，劉仁軌出任行軍大總管，唐朝向新羅前線加強兵力，才對新羅展開大規模進攻。
第二，削除新羅王金法敏的官爵。在公元673年時，金法敏仍然接受唐朝的官職，唐軍不會在沒有削除金法敏官職的情況下，名不正言不順就對新羅展開進攻。至公元674年，高宗削除了金法敏官職，唐軍才展開大規模進攻。
其實，從唐軍在公元673年瓠瀘河、王逢河之戰的地點就可以看出，唐軍當時只是在追擊高句麗叛軍。當時的高句麗叛軍在瓠蘆河以西被李謹行擊敗後，「餘眾皆奔新羅」（資治通鑒）。因此，唐軍強渡瓠瀘河追擊高句麗叛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其渡河的意圖是為了追擊高句麗叛軍，而不是進攻新羅。
根據《三國史記》的記載，薛仁貴在對新羅的作戰中，共戰敗三次，671年石城之戰，被斬首5300級，675年泉城之戰，被斬首1400級，676年伎伐浦之戰，被斬首4000級。
但是，這些戰敗，是有水分的。在上面已經論述了，671年被斬首5300級就嚴重不實。
675年的戰敗是否確實，目前還不好說。而676年被斬首4000級，我認為也不實。如果真的被斬首4000級，魏元忠不會僅僅說他「功無尺寸」，諸如「棄甲喪師」之類的話早就砸上去了。
因此，三國史記記載的石城之戰和伎伐浦之戰的戰果均很可疑。至於泉城之戰，不好確定。總之，薛仁貴在海東表現不佳是真的，因此而被朝廷處分是很有可能的（當然可能也有別的原因），但是，唐軍的損失絕對沒有《三國史記》記載的那麼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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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咸亨、上元年間唐與新羅的戰爭

唐與新羅的戰爭的導火線，主要是咸亨元年（公元670年）3、4月的高句麗復叛，以及同年7月新羅進攻百濟故地的熊津都督府。
公元670年3、4月間，高句麗復叛，新羅對此明確予以支持，並派兵支援，唐朝安東都護府鴨綠江東南包括平壤在內的土地，全部喪失，遼東也迅速陷入戰火之中。緊接著，新羅以聯合百濟（即熊津都督府）共同進攻高句麗叛軍為名，扣留熊津都督府高級官員、百濟人司馬禰軍，並向熊津都督府大舉進攻，熊津都督府損失慘重。
新羅作為唐朝的藩屬之一，即雞林州都督府，支持高句麗叛軍作亂於唐朝的安東都護府，又進攻唐朝另一藩屬——熊津都督府，其不臣之心已非常明顯。
面對這種情況，唐朝派出東州道總管高侃、燕山道總管李謹行出兵鎮壓高句麗叛軍，我姑且稱之為北線唐軍，派出雞林道總管薛仁貴從南面配合，並救援百濟，我姑且稱之為南線唐軍。
關於公元670年的這一段歷史，我想重點談2個問題，其一，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朝在安東都護府和熊津都督府的兵力；其二，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新羅是否已經與唐軍交戰。
1、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朝在安東都護府的兵力。總章元年（公元668年）9月唐朝滅亡高句麗後，「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資治通鑒）。亦即那時候唐朝在安東都護府的留鎮兵力為2萬人。
先說一句，網上有文章說，唐朝在安東都護府的兵力為2.8萬人。我查到的資料，資治通鑒和兩唐書薛仁貴傳均說留鎮唐軍為2萬人，至於2.8萬這個數字，倒是有這麼一條記載，總章二年（公元669年）「五月庚子，移高麗戶二萬八千二百」（舊唐書高宗本紀），《唐會要》卷95也有一致的記載。不知是不是有人把這2個史實弄混了。如果有網友能找到留鎮唐軍為2.8萬人的記載，請提供，我不勝感謝。
此後，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句麗復叛，唐朝以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李謹行為燕山道行軍總管，出兵鎮圌壓。此二人的兵力，《三國史記》兩次提到，均記載為4萬人：
公元671年，「九月, &<唐&>將軍&<高侃&>等, 率蕃兵四萬到&<平壤&>, 深溝高壘侵&<帶方&>」。
公元672年，「秋七月, &<唐&>將&<高保{高侃}&> 率兵一萬, &<李謹行&>率兵三萬, 一時至&<平壤&>, 作八營留屯」。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北線唐軍的總兵力到底是4萬人，還是4萬加上2萬留鎮唐軍，共有6萬人？
我認為，北線唐軍的總兵力為4萬人。原因如下：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句麗復叛的時候，安東都護府在鴨綠江東南包括平壤在內的土地很快喪失了，安東都護府從平壤遷到了遼東州（通鑒考異援引高宗實錄記載，「咸亨元年，楊昉、高侃討安舜，始拔安東都護府，自平壤城移於遼東州」），670年3月，新羅的援軍北上與高句麗叛軍一起，一度渡過鴨綠江，進入遼東地區（三國史記：670年，「三月, 沙湌&<薛烏儒&>與&<高句麗&>太□□{大兄} &<□延武{高延武}&> , 正各率精兵一{二}萬 , 度&<鴨綠江{鴨綠江}&> , 至&<屋骨&>」）。
上述史料說明，公元670年高句麗復叛後，鴨綠江東南地區已經沒有多少留鎮唐軍了，因此，公元671年9月，重新殺回平壤的4萬唐軍，即為整個北線唐軍的總兵力。
2、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朝在熊津都督府的兵力
顯慶五年（公元660年）唐朝滅亡百濟後，命劉仁願率軍1萬留鎮，此後，百濟復叛，唐朝先後派出劉仁軌和孫仁師增援。在熊津都督府的唐軍，當有數萬之眾。但是，總章元年（公元668年）8月，長期鎮守百濟的劉仁願被流放。我認為，此後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朝在百濟已無留鎮軍隊。理由如下：
首先，劉仁願被流放後，史料未記載有其他漢官出任熊津都督，而熊津都督府中，地位僅次於都督的長史和司馬均為百濟人（根據墓志銘記載，當時的長史是百濟人難汗，而司馬是百濟人禰軍）。以此看，熊津都督府已被百濟人控制。如果當時唐朝在此有大量留鎮唐軍，則熊津都督府的高級官員不可能全由百濟人出任。
第二，三國史記新羅王金法敏給薛仁貴的回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去年（公元670年）九月, 具錄事狀, 發使奏聞, 被漂卻來. 更發遣使, 亦不能達. 於後, 風寒浪急, 未及聞奏. &<百濟&>構架奏雲: "&<新羅&>反叛." &<新羅&>前失貴臣之志{心} , 後被&<百濟&>之譖, 進退見咎, 未申忠款」。
這段話的意思是，新羅進攻百濟（即熊津都督府）之後，曾派出使者到唐朝說明情況，但未能到達，而百濟向唐朝奏稱新羅反叛，因此新羅一直沒有機會說明自己對唐朝的忠誠，即「未申忠款」。這也可以說明，當時在熊津都督府已經沒有多少唐軍駐紮了，否則，新羅大舉進犯有唐軍留鎮的熊津都督府，這是明擺著的反叛，還談什麼「未申忠款」呢？
此後，直到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唐朝任命薛仁貴為雞林道行軍總管，唐軍才再次回到熊津都督府，關於薛仁貴所部兵力，史書未有明確記載，金法敏給薛仁貴的回書中說，「國家不降一介之使, 垂問元由. 即遣數萬之眾, 傾覆巢穴, 樓船滿於滄海, 舳艫連於江口, 數(救} 彼&<熊律{熊津}&> , 伐此&<新羅&>」。
「數萬之眾」，究竟是多少？當時北線唐軍2位行軍總管，總兵力為4萬人，平均來看，薛仁貴麾下大致應有2萬人。
此外，薛仁貴此次擔任行軍總管，我認為有點名不正言不順的意思在裡面。關於對薛仁貴的此次任命，兩唐書記載如下：
《舊唐書》薛仁貴傳：尋而高麗眾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為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
《新唐書》薛仁貴傳：未幾，高麗餘眾叛，起為雞林道總管。
據此看，唐朝雖然任命薛仁貴為行軍總管，但是沒有同時授予相應官位。
三國史記薛仁貴致金法敏書的開頭，薛仁貴自稱「行軍總管&<薛仁貴&>」，按當時的習慣，正式文書應該將自己的官位、諸如某某衛將軍等一併寫上，金法敏給薛仁貴的回書，就自稱「&<雞林州&>大都督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新羅&>王&<金法敏&>」。薛仁貴不寫官位，也可以說明當時唐朝可能並沒有授予薛仁貴相應的官位。如果此判斷成立，則當時的薛仁貴有點類似於顯慶五年（公元660年）時的劉仁軌，屬於免官之後，白衣領兵的情況。
據此看，薛仁貴率領的部隊不會太多，達到平均的2萬人，恐怕已經是有點偏高了。因此，當時，南線唐軍的總兵力，約為2萬人。北線和南線唐軍總計兵力約為6萬人。
3、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新羅是否與唐軍正式交戰
目前很多人將唐朝與新羅的戰爭開始年份確認為公元670年。我認為，在公元670年，唐軍與新羅並沒有直接的軍事衝突。
先看北線唐軍。公元670年，新羅軍隊參與的北線較大規模的交戰只有一次，那就是皆敦壤之戰。
據《三國史記》記載，公元670年，「三月, 沙湌&<薛烏儒&>與&<高句麗&>太□□{大兄} &<□延武{高延武}&> , 正各率精兵一{二}萬 , 度&<鴨綠江{鴨綠江}&> , 至&<屋骨&>, □□□&<靺鞨&>兵先至&<皆敦壤&>待之. 夏四月四日, 對戰, 我兵大克之, 斬獲不可勝計. &<唐&>兵繼至, 我兵退保&<白城&>.」
從三國史記的記載來看，當時與新羅圌援軍和高句麗叛軍交戰的主要是靺鞨人，等唐軍趕到的時候，新羅和高句麗軍隊自己撤走了。從中可以看出新羅當時對唐朝的基本態度，即盡量避免與唐軍發生直接軍事衝突。
再看南線，公元670年，新羅軍隊在南線對熊津都督府發動了大規模進攻，據《三國史記》記載，「&<品日&>?&<文忠&>?&<眾臣&>?&<義官&>?&<天官&>等, 攻取城六十三, 徙其人於內地. &<天存&>?&<竹旨&>等取城七, 斬首二千. &<軍官&>?&<文穎&>取城十二, 擊狄兵, 斬首七千級, 獲戰馬兵械甚多」。
但是，我上面已經分析了，當時熊津都督府已無留鎮唐軍，唐軍是在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才重返熊津都督府的。因此，在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軍與新羅軍隊並未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

二、公元671年石城之戰
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南線唐軍抵達熊津都督府，根據《三國史記》的記載，南線唐軍在石城與新羅軍隊進行交戰，並被擊敗。那麼，我的第二個話題，就是石城之戰。
根據《三國史記》的記載，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六月, 遣將軍&<竹旨&>等, 領兵踐&<百濟&>&<加林城&>禾, 遂與&<唐&>兵戰於&<石城&>, 斬首五千三百級, 獲&<百濟&>將軍二人·&<唐&>果毅六人」。
按照《三國史記》的記載，石城之戰，新羅正面與唐軍交鋒，並取得了重大勝利。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下面來分析一下這一戰果的真實性。
1、公元671年石城之戰戰果分析
我們首先分析一下在石城與新羅交戰的唐軍是哪一支部隊。
按照《三國史記》的記載，唐軍被斬首5300級，則參戰唐軍必定是唐軍的一支主力部隊。
我在上面分析過，在咸亨元年（公元670年）7月，新羅大舉進攻熊津都督府的時候，唐軍在熊津都督府並無留鎮部隊。此後，唐朝派出３位總管前來，其中，高侃和李謹行均在北面的高句麗故地作戰，在南線熊津都督府境內配合作戰的只有薛仁貴。而石城之戰是因新羅軍隊踐踏熊津都督府境內的加林城的莊稼引起的，因此，如果唐軍真的在此與新羅軍隊交戰，且被斬首5300級，則參戰的唐軍當為薛仁貴所部無疑。
但是，上面我分析過，薛仁貴所部充其量也就2萬人左右，如果被斬首5300級，再考慮到負傷人員、被俘人員、以及未被取首的陣亡人員，那薛仁貴所部就剩不下什麼了。
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從下面幾個角度進行分析。
第一，薛仁貴致金法敏書。
按照，《三國史記》的記載，公元671年6圌月，石城之戰爆發，7月26日薛仁貴致書金法敏，其致書距離石城之戰結束已有1個月了。其致書中總結了金法敏的幾條罪行和過失：
第一條，「今王去安然之基, 厭守常之策, 遠乖天命, 近棄父言, 侮暴天時, 侵欺鄰好」。這一條說的是新羅侵逼百濟（即熊津都督府）。
第二條，「又&<高麗{高句麗}&>&<安勝&>……恃為外援, 斯何謬也」。這一條說的是新羅支持高句麗叛軍。
第三圌條，「（高宗——筆者注）遠聞消息，然不信, 爰命下臣（即薛仁貴——筆者注），來觀由委。而王不能行人相問, 牛酒犒師, 遂便隱甲雀陂, 藏兵江口, 蚑行林薄, 喘息萊{荒} 丘」。這一條比較關鍵，說的是新羅面對薛仁貴所部唐軍，沒有迎接犒勞，反而採取了敵視和警戒姿態。
縱觀這幾條罪狀，沒有一條涉及新羅與唐軍的交戰，特別是其中的第三圌條，只是說新羅對唐軍採取了敵視和警戒的態度，而沒有說新羅與唐軍發生了交戰。如果，在薛仁貴致書金法敏以前，新羅與唐軍發生了大規模沖圌突，且殺傷了那麼多唐軍，則薛仁貴在致書中必然要大談特談，因為這是最嚴重的一條罪狀，侵逼百濟，支持高句麗叛軍，還只是間接與唐朝沖圌突，而殺傷唐軍，則是直接的嚴重沖圌突，薛仁貴不可能不提。
此外，薛仁貴向金法敏提出警告，「必其鸞鳳不馴, 豺狼有顧, &<高&>將軍之&<漢&>騎, &<李謹行&>之蕃雲兵, &<吳&>·&<楚&>棹歌, 幽並惡圌少, 四面雲合, 方圌舟而下, 依險築戍, 闢地耕田, 此王之膏盲{肓} 也」。也就是說，如果金法敏執迷不悟，抗拒唐軍，則唐軍將水陸並進，大舉進攻。其中的「&<吳&>·&<楚&>棹歌」、「方圌舟而下」，說的就是水路唐軍，當時高侃和李謹行都是陸路唐軍，則水路唐軍指的就是薛仁貴，上面已經分析了，薛仁貴所部大約也就2萬圌人。試想，如果此前石城之戰薛仁貴所部被斬首5300級，那南線唐軍就已經基本垮掉了，薛仁貴怎麼可能還拿南線的水路唐軍嚇唬金法敏？
最後，薛仁貴在致書的結尾，給金法敏提出了建議，「王（即金法敏——筆者注）若勞者歌, 事屈而頓申, 具論所由, 明陳彼此. &<仁貴&>夙陪大駕, 親承委寄, 錄狀聞奏」，也就是說如果金法敏願意說明事情緣由，即「具論所由, 明陳彼此」，薛仁貴可以轉呈皇帝。試想，如果此前新羅已經大規模殺傷了唐軍，那就是明目張胆的反圌叛，金法敏所要做的就是謝罪，而不是說明緣由這麼簡單了。
第二，金法敏回薛仁貴書。
金法敏的回書，對於薛仁貴指出的第一條罪狀，即侵逼百濟，進行了詳細的辯解。對於第二條罪狀，即支持高句麗叛軍，避而不談，因為這條沒法解釋。而對於第三圌條罪狀，即新羅軍圌隊對唐軍採取敵視態度，金法敏有明確的回圌復，「總管犯冒風圌波, 遠來海外, 理鬚髮使郊迎, 致其牛酒, 遠居異城, 未獲致禮, 時闕迎接, 請不為怪」，即是說新羅理應前去迎接和犒勞唐軍，但因金法敏遠居異城，沒來得及迎接，請薛仁貴不要見怪。試想，如果此前，新羅已經與唐軍大打出手，金法敏怎麼可能做出這樣的回圌復？
此外，金法敏在回書的結尾部分，寫到「披讀總管來書, 專以&<新羅&>已為叛逆, 既非本心, 惕然驚懼……今略陳寃枉, 具錄無叛」，又寫到，「天兵未出, 先問元由。緣此來書, 敢陳不叛, 請總管審自商量, 具狀申奏」。據此看，金法敏在回書中，一直聲稱自己並未反叛。試想，如果此前新羅殺傷了那麼多唐軍，金法敏還在回書中說自己並未反叛，這不是自己抽自己嗎？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對比，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新羅軍圌隊石門大敗之後，金法敏上表請圌罪，那時候新羅已經與唐軍正面交戰了，我們來看金法敏是怎麼說的，「&<南山&>之竹, 不足書臣之罪, &<褒斜&>之林, 未足作臣之械。瀦池宗社, 屠裂臣身, 事聽勅裁, 甘心受戮。臣櫬轝在側, 泥首未乾, 泣血待朝, 伏聽刑命」。可見，如果新羅已經與唐軍交戰，金法敏要想求和，只能以謝罪的態度，而不是聲稱自己沒有反叛。
第三，魏元忠上高宗封事。
據《舊唐書》魏元忠傳記載，高宗儀鳳年間（公元676年至678年），魏元忠上圌書言事，提到薛仁貴在海東作戰的情況，當時，唐與新羅的戰爭已經結束，因此，魏元忠談到的情況應是薛仁貴在海東的整體情況。魏元忠是怎麼說的呢？
《舊唐書》列傳42：「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圌帛，瀆貨無厭，今又不誅，縱惡更甚」。
「功無尺寸」是關鍵詞，如果薛仁貴所部於公元671年石城之戰被斬首5300級，部圌隊整體喪失戰鬥力，還能用簡單的「功無尺寸」來形容嗎？我們來看看魏元忠在同一篇文章中是怎麼評價薛仁貴的大非川之敗的，「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為福，因事立功，遂乃棄甲喪師，脫身而走」。「棄甲喪師」與「功無尺寸」一比較，就可以看出「功無尺寸」的評價有多麼的輕。對薛仁貴毫無好感的魏元忠用如此輕的評價，恰恰說明薛仁貴在海東地區的作戰中，雖然沒有多少戰功，但是損失也並不大。
第四，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新羅釋放唐俘。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石門之戰新羅慘敗後，金法敏於當年9月遣使向唐朝謝罪，同時釋放唐俘。據《三國史記》記載，新羅此次釋放的唐俘情況如下：所留兵船郞將&<鉗耳大侯&>、&<萊州&>司馬&<王藝&>、&<本烈州&>長史&<王益&>、&<熊州&>都督府司馬&<　軍{禰軍}&>、&<曾圌山&>司馬&<法聰&>、軍士一百七十人。
從中可以看出，新羅一共釋放了170名唐軍戰俘。查《三國史記》記載，自公元671年6月石城之戰，到公元672年8月石門之戰，唐與新羅發生的交戰有以下幾次：
公元671年6月石城之戰；
公元671年10月新羅襲圌擊唐軍後勤船隊；
公元672年8月石門之戰。
這170名戰俘，就是此前新羅俘獲的全部或者說大部分唐軍戰俘。理由如下：
首先，石門之戰新羅敗得很慘，金法敏在戰後非常驚慌，據《三國史記》金庾信傳記載，金法敏在石門之戰後曾憂心忡忡的問金庾信，「軍敗如此, 奈何」？因此，金法敏此次求和，是真實的和迫切的，既然如此，新羅自然要表現出求和的誠意。從這個角度看，新羅沒有理由不釋放全部唐俘。
第二，新羅釋放的被俘唐朝和百濟的官員並不僅限於後勤船隊的官員，上述引文中提到新羅釋放了熊州都督府司馬禰軍，他是公元670年7月與新羅進行交涉時被扣押的，此外，上文提到的曾圌山司馬法聰，也是外交人員，據《日本書紀》記載，公元667年11月，「熊津都督府熊山縣令-上柱國-司馬-法聰」曾出使日本。既然釋放的官員並不是僅限於後勤船隊，為何釋放的士兵就僅限於後勤船隊呢？因此，我認為，新羅釋放的應該是此前大部分被俘的唐軍，並不是僅限於唐軍後勤船隊被俘人員。
分析至此，我們再來看，新羅一共只俘獲了170名唐軍官兵，而公元671年10月襲圌擊唐軍船隊就俘獲了100多人，可見，新羅在其他的戰鬥中，只俘獲了數十名唐軍。我們再結合《三國史記》記載的石城之戰的戰果來看，一次斬首5300級的大規模戰役，居然只俘獲了幾十名唐軍？難道唐軍提前掌握了日本的「玉碎」精神？由此可以判斷，石城之戰斬首唐軍5300級的戰果非常可疑。
綜上所述，我根據薛仁貴致金法敏書、金法敏回薛仁貴書、魏元忠上高宗封事3篇原始文書、以及公元672年新羅釋放唐軍戰俘的數量進行分析，認為《三國史記》記載的石城之戰戰果是不真實的。
2、石城之戰實際情況推斷
有破就要有立，既然《三國史記》關於石城之戰的戰果記載是不實的，那麼，實際情況是什麼樣的呢？下面我就做一下推斷。
《三國史記》記載的石城之戰的戰果時提到，「獲&<百濟&>將軍二人?&<唐&>果毅六人」。這條記錄實際上已經反映出了當時與新羅軍隊交戰的部隊究竟是什麼成分。被俘的2位高級將領全是百濟人，被俘的6位唐人僅僅是五六品的果毅都尉，是中級軍官。如果與新羅軍隊交戰的是唐軍，則唐軍不可能由百濟將軍指揮。
那麼，是否可能是唐軍與百濟軍隊的聯合軍隊呢？我認為也不是，因為被俘的6位唐軍果毅，雖然是中級軍官，但是，按照正常情況，他們率領的唐軍也不在少數。根據《新唐書》志40的記載，唐朝每個折衝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唐朝徵發府兵的時候，「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也就是說，如果整府的府兵全部調發，那麼折衝都尉以下的全部軍官都要一併出行；如果沒有全部調發，那麼果毅都尉帶隊出行；如果折衝府調發的人比較少，那麼，別將帶隊出行即可。我們假設這6位果毅隸屬於3個折衝府，3府全為1000人的中府，《三國史記》未記載有折衝都尉被俘，因此，我們假設這3個折衝府並未全部調發，假設調發了一半人吧，即每府調發500人，則3個折衝府合計調發1500人。這6位果毅在石城戰場被俘，說明他們率領的1500人的唐軍基本上被殲滅了。但是，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石城戰場上不可能有這麼多唐軍。
因此，我認為，在石城與新羅軍隊交戰的部隊絕大部分應該是百濟人。既然如此，那為什麼會有6位唐軍果毅被俘呢？
有以下幾種可能：
第一，被俘的6位果毅也是百濟人，但他們是已被編為唐人的百濟人。
唐軍滅亡百濟後，一方面，在百濟設置都督府，任命當地的百濟人擔任各種官職，據《舊唐書》東夷傳記載，「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各統州縣，立其酋渠為都督、刺史及縣令」；另一方面，又從百濟遷走了一部分人口，安置到唐朝，例如，據《三國史記》記載，顯慶五年（公元660年）9月唐軍滅亡百濟後，「&<定方&>以&<百濟&>王及王族臣寮九十三人, 百姓一萬二千人, 自&<泗沘&>乘船回&<唐&>」，《資治通鑒》儀鳳元年也提到，唐朝曾把部分百濟人遷到徐州和兗州等地。
遷入唐朝的部分百濟人即被授予一些折衝府的官職。例如，據百濟人黑齒常之的墓志銘記載，黑齒常之「與其主扶余隆俱入朝，隸為萬年縣人也。麟德初，以人望授折衝都尉，鎮熊津城」。又如，據百濟人禰軍的墓志銘記載，禰軍入唐後，「聖上嘉嘆，擢以榮班，授右武衛滻川府折衝都尉」。
據此推測，很可能有一些百濟人被編為唐人，並被授予果毅都尉的官職，後又返回百濟。這些人，與留在百濟故地的百濟人是有區別的，可以被認為是唐人。當這些人，身著唐軍制服被俘的時候，新羅人完全可以認為他們是唐人。
第二，被俘的6位果毅是唐人，是先於薛仁貴主力部隊被派到熊津都督府的唐人。
《日本書紀》關於這段時間唐朝、百濟對日本的外交活動有這樣幾段記載：
公元671年正月，「辛亥，百濟鎮將劉仁願遣李守真等上表」；
「二月，戊辰朔庚寅，百濟遣台久用善等進調」；
「六月，丙寅朔己巳，宣百濟三部使人所請軍事」；
「（六月）庚辰，百濟遣羿真子等進調」；
「秋七月，丙申朔丙午，唐人李守真等，百濟使人等，並罷歸」。
從這幾段記載大致可以看出以下信息：
自公元671年初開始，漢官再次出現在熊津都督府。我在上面分析過，公元670年7月新羅大舉進攻熊津都督府的時候，都督府既沒有高級漢官，也沒有留鎮唐軍。而在公元671年正月，「劉仁願」重新出現在熊津都督府，並派出漢官李守真出使日本。可能的情況是，唐朝鑒於公元670年7月熊津都督府的百濟軍隊的拙劣表現，重新啟用了一批熟悉海東情況的將領，劉仁願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此推論成立，則劉仁願有點類似於薛仁貴的情況。
當然這種推斷還有待商榷，因為《日本書紀》向來以紀年混亂著稱。但是，關於公元671年上半年的外交活動，特別是唐人李守真的外交活動，我認為還是可信的。李守真出使日本的時間為公元671年1月至7月，而據《三國史記》記載，公元671年正月，新羅「發兵侵&<百濟&>, 戰&<熊津&>南」，大約至7月底，薛仁貴所部唐軍趕來增援熊津都督府，則李守真出使日本的1月至7月這段時間，正好是熊津都督府局勢比較緊張的時候。兩本史書互相印證，可見唐人李守真出使日本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至於是不是劉仁願派出的，亦即當時劉仁願是否被重新起用，我還不能確定，因為除了《日本書紀》，沒有其他史書提到過劉仁願在公元668年以後的情況。
但是，不論劉仁願是否被重新起用，當時能派出唐人李守真出使日本的，應該是熊津都督府的唐人官員，而且，既然是正式外交活動，可見派遣李守真的唐人官員地位不會很低。
據此判斷，我認為，自公元671年初開始，一批唐人官員重新回到熊津都督府，其目的應該是整頓都督府以抵抗新羅，因此他們有可能帶來了一批唐軍軍官。但是這批唐軍數量應該很有限，可能是作為教官或者軍事顧問使用的，其本身不足以抗擊新羅，因此，熊津都督府才頻繁派出使者到日本請求支援。
在此情況下，這批唐軍軍官的一部分人隨同大隊的百濟軍隊被新羅俘獲是很有可能的。

石城之戰到此分析完畢。下面計劃寫寫石城之戰後南線唐軍的活動以及熊津都督府的結局。
（加個注釋：本文所指的唐軍，特指非百濟和高句麗人的唐軍。當地原住民的軍隊，本文將明確指為百濟軍隊和高句麗軍隊，特此說明。以後不再另外說明。）

三、石城之戰後南線唐軍與熊津都督府的動向
公元671年6月石城之戰後，直到大約公元672年5月，唐朝對熊津都督府採取了維持和恢復的政策，但是態度並不是很積極。
唐朝在這段時間實施的一個比較著名的措施，就是派出2000人使團出使日本，尋求日本增援。
據《日本書紀》記載，公元671年11月，日本對馬國司向筑紫大宰府報告了以下情況：
唐國使人郭務淙等六百人,送使沙宅孫登等一千四百人,總合二千人,乘船四十七隻,俱泊於比知島。相謂之曰:「今吾輩人船數眾，忽然到彼，恐彼防人驚駭射戰。」乃遣道久等,預稍披陳來朝之意。
此次郭務悰二千人使團出使日本，其目的應該與此前李守真出使日本的目的是一樣的，那就是爭取日本支援熊津都督府。至於為什麼要派出2000人，我認為很好理解，當時海路並不安全，據《三國史記》記載，就在公元671年10月，新羅水軍襲圌擊了唐軍的後勤船隊。據此看，唐朝方面派出2000人，其目的應該是確保使團的安全。
郭務悰出使日本，我認為可以說明2個問題：
首先，唐朝是希望恢復和維持熊津都督府的，因此才會去尋求日本支援。這個不必多說。
第二，唐朝態度並不積極。我們來看當時唐軍的配置，北線是高侃和李謹行2位行軍總管，而南線呢，只有薛仁貴1位總管，而且就連這一位總管，也不是專門來支援熊津都督府的。兩唐書薛仁貴傳都說薛仁貴是因為高句麗復叛才被重新起用的，《三國史記》671年7月薛仁貴致金法敏書中也說，「又&<高麗{高句麗} &>&<安勝&>, 年尙幼沖, 遺壑殘郛, 生人減半, 自懷去就之疑, 匪堪襟帶之重。&<仁貴&>樓船, 竟翼風帆, 連旗巡於北岸, 矜其舊日傷弓之羽, 未忍加兵」。這說明薛仁貴當時可能負擔有從南線配合進攻高句麗叛軍的任務，「&<仁貴&>樓船, 竟翼風帆, 連旗巡於北岸」，很明顯是來對付高句麗叛軍的，所謂「未忍加兵」，只是個說辭，可能薛仁貴本身兵力有限，不便單獨進攻，而當時北線唐軍尚未到達平壤（北線唐軍是671年9月抵達平壤的），因此未對高句麗叛軍發起進攻。
但是，671年9月高侃和李謹行的北線唐軍到達平壤之後，即在平壤與高句麗叛軍發生激烈交戰，直到672年7、8月才結束戰鬥。在此期間，薛仁貴所部很可能也前去參加對高句麗叛軍的作戰，不可能全力支援熊津都督府。因此，唐朝才在派出薛仁貴所部後，仍然繼續尋求日本的支援。
由於熊津都督府百濟軍隊在公元670年新羅突襲和公元671年石城之戰中損失慘重，而薛仁貴南線唐軍本身兵力薄弱，又需要分兵參加對高句麗叛軍的作戰，因此唐朝在熊津都督府的力量整體上看是很弱的，也正因為如此，在這段時間，新羅軍隊對熊津都督主動採取了幾次軍事行動，據《三國史記》記載，具體如下：
公元671年，「冬十月六日, 擊&<唐&>漕船七十餘艘, 捉郞將&<鉗耳大侯&>、士卒百餘人。其淪沒死者, 不可勝數」。
公元672年，「春正月, 王遣將攻&<百濟&>&<古省城&>, 克之」。
公元672年，「二月, 攻&<百濟&>&<加林城&>, 不克」。
此後，大約從672年5月左右開始，唐朝對熊津都督府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唐朝主動將熊津都督府撤出百濟故地。
公元671年底至672年5月，發生了2件大事，影響了唐朝對熊津都督府的政策。
第一，日本天智天皇去世。據《日本書紀》記載，公元671年12月，天智天皇去世，672年3月，日本將此事告知當時還留在日本筑紫的郭務悰使團，直到此時，郭務悰才有機會將書函和信物交給日本，5月，日本方面賜給郭務悰物品，但未提到出兵之事，當月，郭務悰離開日本。此後不久，壬申之亂爆發，日本陷入內亂。郭務悰離開日本，說明唐朝爭取日本支援熊津都督府的努力未獲成功。
第二，百濟高級官員禰寔進去世。據禰寔進墓誌記載，禰寔進是百濟人，入唐後被封為左威衛大將軍，「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五月廿五日因行薨於來州黃縣」。來州，應為萊州，位於山東半島，是唐朝從水路前往百濟的起點，禰寔進在萊州去世，說明他當時正在進行與熊津都督府有關的活動。
禰寔進在熊津都督府的地位如何呢？我們來對比一下禰寔進的弟弟禰軍，上面說過，禰軍當時擔任熊津都督府的司馬，從地位上講是熊津都督府里數一數二的人物，但是，據禰軍墓誌記載，禰軍當時只是右領軍衛中郎將，官品為四品，在禰寔進去世後的公元672年11月，禰軍才被授予從三品的右威衛將軍，而禰寔進是正三品的左威衛大將軍，即便此為禰寔進死後追封，其生前很可能也已經是某衛的將軍了，品級當在其弟禰軍之上，則禰寔進在熊津都督府的地位亦當在禰軍之上，很可能是都督府中百濟人的領袖人物。禰寔進於公元672年5月去世，這對熊津都督府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據此判斷，我認為，大約從672年5月開始，唐朝改變了對熊津都督府的態度，開始將熊津都督府撤出百濟故地。
熊津都督府的這一撤退行動大約在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基本完成。
關於南線唐軍及熊津都督府的撤退，我找到了以下史料作為證明：
第一，據清末民初陸增祥編撰的《八瓊室金石補正》卷31記載，咸亨四年（公元673年）5月，薛仁貴曾在洛陽捐造佛像，全文如下：
薛仁貴奉為皇帝皇后敬造阿彌陀像一軀並二菩薩，普共法界倉生同得此福。咸亨四年五月造。
薛仁貴作為雞林道行軍總管，卻在公元673年5月在洛陽造像，而且題記中「薛仁貴」前面沒有加任何官職，這說明，薛仁貴很可能在公元673年5月前被解除行軍總管職務，返回洛陽。相應的，南線唐軍及熊津都督府也應一併撤出，否則，在熊津都督府隨時面臨新羅進攻的情況下，薛仁貴作為總管呆在洛陽就顯得很不合理。
第二，據《三國史記》雜誌第九「九誓幢」記載，公元672年，新羅「以&<百濟&>民為幢」，是為新羅九誓幢之一；此外，在公元673年，新羅「以&<百濟&>來人授內外官, 其位次視在本國官銜」。將百濟人編成新羅軍隊，授予百濟人新羅官職，這些都很像是新羅佔領百濟故地後的善後措施。這也可以說明新羅大約在672年至673年基本佔領百濟，則南線唐軍和熊津都督府應該相應撤出了百濟故地。
第三，據《三國史記》記載，公元673年9月，新羅王金法敏「遣大阿湌&<徹川&>等, 領兵船一百艘, 鎮西海」。當時，新羅與唐朝再次交惡，新羅為防備唐軍進攻，採取了以上措施。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新羅將防禦唐軍的前線確定為西海，試想，如果當時南線唐軍和熊津都督府尚未撤離百濟故地，則新羅應在百濟故地設置對唐軍的防線，而不是在西海。
在這裡，我還想再說明一個問題，即南線唐軍和熊津都督府是主動撤退，還是被新羅軍隊擊退。
我認為，南線唐軍和熊津都督府是主動撤退，理由如下：
第一，根據《三國史記》的記載，公元672年2月新羅進攻百濟加林城失利後，即再無進攻百濟故地的其他記載，如果新羅軍隊是擊敗南線唐軍，迫使熊津都督府撤出，那麼，《三國史記》應當大書特書，但是沒有，這說明，新羅在公元672年2月加林城之戰失利後，在熊津都督府境內即無太大戰事，也從側面說明，熊津都督府是主動撤退的。
第二，熊津都督府撤出百濟故地後，參戰的百濟官員未受處分，相反還有部分褒獎。
據黑齒常之墓誌記載，「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以功加忠武將軍，行帶方州長史，尋遷使持節沙泮州諸軍事，沙泮州刺史，授上柱國。以至公為己任，以忘私為大端。天子嘉之，轉左領軍將軍，兼熊津都督府司馬，加封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可見，自公元672年開始，黑齒常之從原來的折衝都尉，先升為帶方州長史，再升為沙泮州刺史，進而升為熊津都督府司馬，可謂一路高升。
另據難元慶墓誌記載，「父（難）武，中大夫、使持節、支潯州諸軍事、守支潯州刺史，遷忠武將軍，行右衛翊府中郎將」，可見，難武也有升遷。
再據禰寔進墓誌記載，禰寔進被授予左威衛大將軍。
又據禰軍墓誌記載，禰軍「去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十一月廿一日詔授右威衛將軍」。
從上述百濟人的升遷可以看出，熊津都督府是奉命主動撤退，因此，唐朝才對都督府的部分上層百濟人予以褒獎，以安撫百濟人。

南線唐軍和熊津都督府的動向，已經寫完了。下面計劃寫寫672年石門之戰。

在寫石門之戰之前，先補充一段關於熊津都督府的。
上面寫了唐朝將熊津都督府撤出百濟故地，這裡談一下唐朝將都督府撤退的考慮。
先說說唐朝當時進攻百濟的原因，這一點，劉仁軌有明確的表述，據《舊唐書》列傳34記載，劉仁軌說，「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也就是說，唐朝攻滅百濟，是滅亡高句麗的整體計劃的一部分，滅掉百濟之後，從南線制約高句麗，亦即唐朝對百濟本身並不感興趣，打百濟說到底還是打高句麗。因此，唐朝滅亡百濟後，並沒有將百濟領土作為正州，而是作為羈糜州來處理，只是因為百濟復叛和唐軍進攻高句麗的計劃，才在百濟留下了部分唐軍。
總章元年（公元668年），唐軍攻滅高句麗後，百濟對唐朝原本的價值已經不存在了，因此，唐朝進一步將熊津都督府羈糜化，留鎮唐軍撤離都督府。
從上面這些，我們可以看出熊津都督府在唐朝心目中的地位，整體上看，在滅亡百濟後，熊津都督府對唐朝來說基本上就是可有可無，能夠維持當然更好，不能維持其實也無所謂。
有人對我說了這麼一段話：「百濟在當時可不是什麼唐朝的藩屬，而是唐朝的地方行政區，是唐帝國新吞併的國土，直屬於安東都護府管轄，隸屬於河北道。」
當真是真實的廢話。不錯，從某個角度看，新羅和百濟都是唐朝的地方行政區，是唐朝的領土，新羅是雞林州都督府，百濟是熊津都督府，只不過都是嚴重羈糜化的行政區。兩者的區別，主要在於百濟比較弱小，也比較聽話，新羅比較強大，也有些桀驁不馴。
新羅敢於進攻熊津都督府，還說自己沒有背叛唐朝，就是因為二者之戰的戰爭，可以理解為新羅與百濟這兩個唐朝藩屬之間的戰爭，也可以理解為雞林州都督府與熊津都督府這兩個唐朝行政區之間的戰爭，但不管怎麼理解，對唐朝來講，都是內部事務，所以新羅才說自己沒有反叛。唐朝採取了同情百濟的政策，一方面是新羅進攻在先，另一方面，百濟比較弱小，唐朝想要在半島搞制衡，抑制新羅獨大。
但是上面說過了，熊津都督府原本存在的意義已經沒有了，百濟對於唐朝的意義，只剩下抑制新羅了。而新羅的野心有限，對唐朝威脅很小，因此，唐朝對百濟的救援也就顯得心不在焉，不肯出力。從唐朝的角度想，為了救援一個對自己並不重要的羈糜化的熊津都督府，卻需要唐朝自己派出眾多唐軍將士去流血，唐朝未必那麼願意。也正因為如此，唐朝才會在百濟問題上尋找日本的幫助，畢竟日本與百濟以前關係密切，唐朝希望引入日本，扶持百濟，制衡新羅。
在公元671年上半年，唐人李守真和百濟使者出使日本的時候，《日本書紀》明確說，公元671年6月，日本「宣百濟三部使人所請軍事」，此後不久的7月，李守真和百濟使者離開日本，因此，李守貞這次出使日本，基本可以確定是尋求日本軍事支援的，但是日本沒有同意。
同年11月，郭務悰率領2000人使團再次到達日本，我據此認為這次出使也與尋求日本軍事支援有關，否則，在熊津都督府發生交戰的時候，600名唐人和1400名百濟人到日本幹什麼去了？
當然這是我的判斷，依據當時的戰事，以及不久前李守真奉百濟鎮將之命出使日本，而幾乎同時出使日本的百濟使者請求日本軍事支援等一系列連貫的事件得出的判斷。

四、公元672年石門之戰
公元672年7、8月間，高侃和李謹行的唐軍在平壤擊敗高句麗叛軍後，繼續進兵，在白水城、石門一帶與新羅及高句麗軍隊發生激戰，唐軍大獲全勝。
關於石門之戰，唐羅雙方的史料均有記載，現簡單匯總如下：
《資治通鑒》：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眾戰於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
《新唐書》東夷傳：（高侃）又敗之（高句麗叛軍——筆者注）泉山，俘新羅援兵二千。
《冊府元龜》卷358：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左監門大將軍，咸亨三年與高麗餘眾戰於白水山，大破之，時新羅還將救高麗以拒官軍，侃與副將李謹行等引兵迎擊高麗，斬首三千級。
《三國史記》新羅本紀：（公元672年）秋七月, &<唐&>將&<高保{高侃}&>率兵一萬，&<李謹行&>率兵三萬, 一時至&<平壤&>, 作八營留屯。八月, 攻&<韓始城&>、&<馬邑城&>, 克之進兵, 距&<白水城&>五百許步作營, 我兵與&<高句麗&>兵逆戰, 斬首數千級。&<高保{高侃}&> 等退, 追至&<石門&>戰之, 我兵敗績, 大阿湌&<曉川&>·沙湌&<義文&>·&<山世&>·阿湌&<能申&>·&<豆善&>·一吉湌&<安那含&>·&<良臣&>等死之。
《三國史記》金庾信傳：&<唐&>軍與&<靺鞨&>, 營於&<石門&>之野。王遣將軍&<義福&>·&<春長&>等御之, 營於&<帶方&>之野。時, 長槍幢獨別營, 遇&<唐&>兵三千餘人, 捉送大將軍之營。於是, 諸幢共言: "長槍營獨處成功, 必得厚賞, 吾等不宜屯聚, 徒自勞耳。" 遂各別兵分散。&<唐&>兵與&<靺鞨&>, 乘其未陣擊之, 吾人大敗, 將軍&<曉川&>·&<義文&>等死之。……隨上將軍出&<蕪荑嶺&>, &<唐&>兵追及之。&<居烈州&>大監&<阿珍含&>一吉干……便橫戟突陣而死, 其子亦隨而死。大將軍等, 微行入京。大王聞之, 問&<庾信&>曰: "軍敗如此, 奈何。" 對曰: 「唐人之謀, 不可測也。宜使將卒各守要害。」
綜合唐羅雙方的史料，石門之戰的大致情況如下：
公元672年8月，高侃和李謹行的唐軍在平壤擊敗高句麗叛軍後，進兵至白水城，按照《三國史記》的說法，在白水城，唐軍被新羅和高句麗軍隊擊敗，被斬首數千級，唐軍退到石門，新羅的長槍幢在這裡遇到三千唐軍，並將其俘獲，新羅其他軍隊嫉妒長槍幢的戰功，各自散去，唐軍趁機反擊，將新羅軍隊擊敗，新羅敗軍退到蕪荑嶺，被唐軍追上，再次被擊敗，新羅軍隊出現大潰散，主將脫離軍隊，微行入京。最後，按照唐朝的史料，此役唐軍斬首三千級，生俘二千人。
關於石門之戰的最終結果，唐羅雙方的記載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三國史記》記載，新羅軍隊是在取得了一些列勝利的情況下，自亂陣腳，才被唐軍反敗為勝。那麼，《三國史記》關於新羅軍隊取勝部分的記載，即斬首唐軍數千級、生俘唐軍三千人的記載，是否可信呢？
我認為，《三國史記》的這段記載是不可信的。分析如下：
首先，我先分析新羅軍隊俘獲唐軍三千人的記載。
按照《三國史記》的記載，俘獲三千唐軍的是新羅的長槍幢。長槍幢是新羅九誓幢之一，是公元672年新成立的部隊，其兵力有多少呢？
我們做個對比，《三國史記》說金法敏在公元672年在原高句麗的奈吐郡新設立了一個三千幢，而在公元681年，金法敏派兵3000人戍守原高句麗的另一個郡比列忽。奈吐郡和比列忽郡都是郡，戍守兵力不會差別很大，以此來看，三千幢的兵力大約就是三千人。
長槍幢作為九誓幢之一，與三千幢、四千幢等同為新羅軍隊的同一級編製單位，兵力應該與三千幢、四千幢相差不多，也就是幾千人。區區幾千人的長槍幢，遇到三千唐軍，還是如狼似虎的北線唐軍，居然能將三千唐軍俘獲，我不得不說，當時的新羅史料真敢講話。可能《三國史記》也覺得這段記載不太可信，因此在新羅本紀中毫無記載，而是把它放在了金庾信傳中。
第二，再分析新羅軍隊斬首唐軍數千級的記載。
我用新羅軍隊的情況來類比一下。
當時與唐軍交戰的新羅軍隊共有多少人呢？
我們可以從新羅軍隊的主帥來推斷一下。史料未記載新羅主帥是誰，只說是大將軍，但是，新羅在石門之戰中被擊斃的將領中，官位最高的是大阿湌&<曉川&>，按照《三國史記》雜誌第七記載，大阿湌是新羅十七等官位中的第五等，但是，大阿湌前面的四等，一般官員難以做到，大阿湌已經是相當高的官位了。類似於唐朝宰相的新羅執事省最高長官就可以由大阿湌擔任，類似於唐朝兵部尚書的新羅兵部令也可以由大阿湌擔任。大阿湌&<曉川&>並非新羅主帥，已經是位高權重了，那麼，作為新羅主帥的這個「大將軍」，官位很可能在大阿湌以上。
新羅被擊斃的將領中，官位最低的是沙湌，按照《三國史記》記載，沙湌是新羅十七等官位中的第八等，一般也可以做到新羅郡一級的最高長官。沙湌所帶的兵數，《三國史記》是有一些記載的：
公元660年，「九月三日, 郞將&<劉仁願&>, 以兵一萬人, 留鎮&<泗沘城&>, 王子&<仁泰&>與沙湌&<日原&>·級湌&<吉那&>, 以兵七千副之」。
公元670年，「三月, 沙湌&<薛烏儒&>與&<高句麗&>太□□{大兄} &<□延武{高延武}&> , 正各率精兵一{二}萬 , 度&<鴨綠江{鴨綠江}&> , 至&<屋骨&>」。
公元681年，「沙湌&<武仙&>率精兵三千, 以戍&<比列忽&>」。
根據上述記載，沙湌領兵的數量在幾千人至1萬人之間（薛烏儒領兵2萬人恐誤，結合其他記載來看，1萬比較合理）。
另據《三國史記》記載，步騎幢主、三千幢主、著衿騎幢主、緋衿幢主等，均可由沙湌擔任，而上文已經分析過，幢作為新羅的一級軍隊編製單位，其兵數約為數千人。
由此可見，作為新羅官位第八等的沙湌，其領兵數大約已達到幾千人至1萬人，那麼，官位至少比沙湌高3等以上的新羅主帥，其領兵數達到數萬之眾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從新羅軍隊敢於正面與4萬唐軍對陣來看，新羅與高句麗的軍隊總數很可能還要多於唐軍。
那麼，兵力與4萬唐軍相當、甚至多於唐軍的新羅與高句麗軍隊，在被唐軍斬首三千、生俘二千之後，是什麼表現？根據《三國史記》的記載，是全面崩潰，其主帥甚至連軍隊都不要了，微行逃跑，才撿了一條命。
那麼，如果《三國史記》記載屬實，唐軍真被斬首數千級，那為什麼唐軍不混亂，不潰敗，反而生龍活虎、沉著冷靜，準確抓住戰機，一舉擊潰新羅軍隊呢？
可見，《三國史記》關於唐軍被斬首數千級的記載也是不真實的。
既然《三國史記》的記載是不真實的，那麼，實際情況是什麼樣的呢？
其實，《三國史記》中金庾信對金法敏說的話，透露出一點信息，根據《三國史記》金庾信傳記載，石門大敗之後，金法敏向金庾信詢問對策，金庾信說，「唐人之謀, 不可測也」。試想，如果按照《三國史記》的記載，新羅斬首唐軍數千級，又俘獲唐軍三千人，而後自亂陣腳，才被唐軍擊敗，那麼，這一戰，新羅一直是處於優勢地位，只是因為內部問題，才被唐軍鑽了空子，自始至終，唐軍都顯得很窩囊，沒有施展什麼計謀，那金庾信為什麼說唐人之謀不可測呢？
上面我已經分析了唐軍在石門之戰的第一階段並沒有遭受什麼損失，那唐軍從白水城退到石門，而後又突然反擊，恐怕就只剩下一種解釋了，那就是這一戰，從頭到尾都是唐軍計劃好的，先與新羅和高句麗軍隊在白水城交戰，小戰即退，新羅和高句麗軍隊輕率追擊，追到石門，掉進了唐軍在這裡設好的陷阱，被唐軍一頓胖揍，損兵折將，潰不成軍。這恐怕才是石門之戰的真相。

五、公元673年瓠瀘河、王逢河之戰
公元672年石門大戰唐軍大獲全勝之後，領教了唐軍威力的新羅採取了2個策略：
第一，向唐朝遣使求和。《三國史記》記載了金法敏的乞和上表，我在這裡全文引用，大家可以看看金法敏當時的驚慌失措的心情：
臣某死罪謹言, 昔臣危急, 事若倒懸, 遠蒙拯救, 得免屠滅. 粉身糜骨, 未足上報鴻恩, 碎首灰塵, 何能仰酬慈造? 然深讎&<百濟&>, 逼近臣蕃, 告引天兵, 滅臣雪恥. 臣忙{懼} 破滅, 自欲求存, 枉被凶逆之名, 遂入難赦之罪. 臣恐事意未申, 先從刑戮, 生為逆命之臣, 死為背恩之鬼, 謹錄事狀, 冒死奏聞, 伏願少垂神聽, 照審元由. 臣前代已來, 朝貢不絕, 近為&<百濟&>, 再虧職貢, 遂使聖朝出言命將, 討臣之罪, 死有餘刑. &<南山&>之竹, 不足書臣之罪, &<褒斜&>之林, 未足作臣之械. 瀦池宗社, 屠裂臣身, 事聽勅裁, 甘心受戮. 臣櫬轝在側, 泥首未乾, 泣血待朝, 伏聽刑命. 伏惟: 皇帝陛下, 明同日月, 容光並蒙曲照, 德合乾坤, 動植咸被亭毒, 好生之德, 遠被昆蟲, 惡殺之仁, 爰流翔泳. 儻降服舍之宥, 賜全腰領之恩, 雖死之年, 猶生之日. 非所希冀, 敢陳所懷, 不勝伏劍之志. 謹遣&<原川&>等, 拜表謝罪, 伏聽勅旨. 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
這段大家自己欣賞，我就不多說什麼了。
第二，根據金庾信的建議，「使將卒各守要害」（《三國史記》金庾信傳），亦即堅守不出，不再與唐軍進行野戰。
而唐朝方面，由於北線尚需要與高句麗叛軍交戰，而南線唐軍和熊津都督府已經撤離百濟故地，因此，唐軍失去了與新羅軍隊直接接觸的機會，自公元672年8月石門之戰，一直到公元673年9月，唐軍與新羅軍隊未再發生大規模交戰。
這段時間，失去新羅直接軍事支援的高句麗叛軍，則繼續被唐軍絞殺。公元673年閏五月，唐軍與高句麗叛軍在瓠瀘河西發生大規模交戰，唐軍獲勝，基本摧毀了高句麗叛軍的機動兵力。中方史料對此戰的記載如下：
《資治通鑒》：咸亨四年（公元673年），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俘獲數千人，餘眾皆奔新羅。
《新唐書》東夷傳：李謹行破之於發廬河，再戰，俘馘萬計。於是平壤痍殘不能軍，相率奔新羅。
根據上面的史料來看，瓠瀘河西會戰，是一次決定性會戰，這一戰摧毀了高句麗叛軍主力，高句麗殘部逃往新羅。當然，還有少量高句麗叛軍死守一些據點，作最後的頑抗。
在這種背景下，公元673年9月，瓠瀘河、王逢河之戰爆發。
據《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第七記載，公元673年9月，「&<唐&>兵與&<靺鞨&>&<契丹&>兵來侵北邊，凡九戰，我兵克之，斬首二千{百}余級。&<唐&>兵溺&<瓠瀘&>、&<王逢&>二河，死者不可勝計」。
這是《三國史記》新羅本紀記載的北線唐軍少有的戰敗記錄。此記載關於唐軍的損失情況是否屬實呢？
我認為，這段斬首2,000級的記載，是不可信的。
第一，《三國史記》自己就含糊其辭，是2,000級還是200級，自己都沒搞清楚。
第二，當時，唐軍在北線有東州道行軍總管高侃和燕山道行軍總管李謹行兩部，總兵力約為4萬人。被斬首2,000級，雖然對於北線的4萬唐軍來說不能說完全喪失戰鬥力，但是也算是比較大的損失，我在分析公元672年石門之戰的時候，就提到過，擁有至少4萬之眾的新羅軍隊和高句麗叛軍，在遭到斬首三千級的損失之後，就出現了總崩潰的局面。那麼，遭到瓠瀘河、王逢河之敗的唐軍是什麼表現呢？
首先，就在公元673年冬，也就是瓠瀘河、王逢河之戰後不久，唐軍對高句麗叛軍發動了最後的進攻，一路高奏凱歌，「冬, &<唐&>兵攻&<高句麗&>&<牛岑城&>, 降之。&<契丹&>、&<靺鞨&>兵攻&<大楊城&>、&<童子城&>, 滅之」（《三國史記》）。持續近四年的高句麗叛亂被唐軍徹底平定。可見，唐軍的戰鬥力沒有因為瓠瀘河、王逢河之戰而受到太大影響。
第二，瓠瀘河、王逢河之戰後不久，公元674年正月，唐朝任命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李謹行由行軍總管升任行軍副大總管（《資治通鑒》），試問，如果李謹行在瓠瀘河、王逢河之戰中大規模損兵折將，朝廷為什麼會對李謹行委以重任？
可見，《三國史記》關於瓠瀘河、王逢河之戰中唐軍被斬首二千級的記載，是誇大的、不真實的。
在這裡我還想澄清一個問題，那就是唐軍發起瓠瀘河、王逢河之戰的目的是什麼。
公元673年的時候，唐軍並沒有進攻新羅本土的整體計劃。唐軍真正開始大規模進攻新羅，發生在公元674年，我們看一段《資治通鑒》記載：
（公元674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眾，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唐軍對新羅開戰有2個明顯特點：
第一，向新羅前線集中兵力。新羅作為與高句麗和百濟鼎足而立的國家，唐朝很明顯知道新羅的實力，唐朝在進攻高句麗和百濟時，投入的兵力均在10萬以上。而公元673年，唐軍對付新羅的兵力僅為4萬左右。以4萬兵力貿然進攻新羅，不論是高宗還是李謹行，都不會出此昏招。而公元674年，劉仁軌出任行軍大總管，唐朝向新羅前線加強兵力，才對新羅展開大規模進攻。
第二，削除新羅王金法敏的官爵。在公元673年時，金法敏仍然接受唐朝的官職，唐軍不會在沒有削除金法敏官職的情況下，名不正言不順就對新羅展開進攻。至公元674年，高宗削除了金法敏官職，唐軍才展開大規模進攻。
因此，公元673年9月的瓠瀘河和王逢河之戰，根本不是某些人所說的「試圖攻入新羅北部本土」。那麼，唐軍的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從唐軍在公元673年瓠瀘河、王逢河之戰的地點就可以看出，唐軍當時只是在追擊高句麗叛軍。當時的高句麗叛軍在瓠蘆河以西被李謹行擊敗後，「餘眾皆奔新羅」（資治通鑒）。因此，唐軍強渡瓠瀘河追擊高句麗叛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其渡河的意圖是為了追擊高句麗叛軍，而不是進攻新羅。
而且，由於高句麗叛軍主力已經在瓠瀘河以西被唐軍消滅，逃跑的只是高句麗叛軍的殘部，因此，唐軍不太可能派出主力部隊進行追擊，很可能就是派出一支偏師，去執行追剿任務。由於瓠瀘河西之戰唐軍大獲全勝，此時的唐軍可能出現了大勝之後，上下輕敵的情況，結果追剿部隊遭到新羅軍隊阻擊，遭受了一些損失，可能就是《三國史記》記載的被斬首二百級。
瓠瀘河、王逢河之戰對唐軍造成的損失，可以說完全是無足輕重的，此戰後，唐軍繼續順利剿殺高句麗叛軍，唐軍主將李謹行也繼續順利晉陞。但是，此戰對於唐朝與新羅的關係卻有重大影響，它意味著，在公元672年8月石門之戰1年後，新羅再次與唐軍發生了直接軍事衝突。而這時的情況與公元672年已大不相同，高句麗叛軍已基本被剿滅，唐軍具備了直接進攻新羅本土的條件，因此，自公元674年開始，唐朝向新羅前線調兵遣將，籌備對新羅本土的大規模進攻。

六、公元674年唐朝舉棋不定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初，唐朝開始籌劃對新羅的直接進攻。
據《資治通鑒》記載，公元674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
但是，此後約1年的時間裡，唐軍並未對新羅發動進攻，新羅前線異常平靜。原因何在呢？
我認為，這時的唐朝，也面臨著對戰和問題的艱難決策。而這一決策又可以分為2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繼續戰爭還是恢復和平。
當時，唐朝內部關於是否繼續進行戰爭，是存在著激烈爭論的，主和派的勢力很大，他們並不同意向新羅發動進攻。
例如，武則天在公元674年公開建言，反對戰爭。據《新唐書》列傳第一記載，武則天於公元674年12月建言十二事，第三條就是「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又如，張文瓘也曾反對高宗用兵，其說辭與武則天如出一轍，據《舊唐書》列傳35記載，「新羅外叛，高宗將發兵討除。時文瓘疾病在家，乃輿疾請見，奏曰：「比為吐蕃犯邊，兵屯寇境，新羅雖未即順，師不內侵。若東西俱事征討，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請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從之」。
資治通鑒將此事放在了儀鳳三年（公元678年），其原因是張文瓘是那一年去世的，資治通鑒編者就將此事放在了那一年。但是，當時唐軍正在以18萬主力對抗吐蕃，高宗不可能在這時出兵進攻新羅。而在674年左右，唐朝已經出現了東西兩線作戰的情況，這一點下面詳細分析。因此，張文瓘很可能於此時勸說高宗，致使高宗暫時停止對新羅的進攻。
正是這些主和派的存在，干擾了高宗的部署，使得唐朝在任命劉仁軌為行軍大總管後1年的時間裡對新羅毫無動作。
第二個層面，是兩線開戰還是一線開戰。
從咸亨四年（公元673年）開始，唐軍在安西地區發起反擊，以圖重新恢復對安西地區的控制，而這就意味著與吐蕃進行對抗。
關於公元673年至674年這段時間唐與吐蕃的對抗，正史是有記載的，但是比較零散。大致整理一下，主要有以下幾條：
公元673年12月，唐軍發兵征討親吐蕃的弓月部，使得弓月和疏勒二王入朝歸降，「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資治通鑒）
約公元674年至675年初，安西地區再次發生交戰，于闐在唐朝的支持下，與吐蕃發生交戰，並取得勝利。公元675年正月，「丙寅，以于闐為毗沙都督府，以尉遲伏闍雄為毗沙都督，分其境內為十州，以伏闍雄有擊吐蕃功故也」（舊唐書高宗本紀）。于闐是小國，按照兩唐書的說法，僅僅勝兵四千人，如果沒有唐朝的軍事支持，于闐是斷不敢與吐蕃交戰的。
唐朝在安西地區的軍事活動，使得安西態勢有利於唐朝，但是，也引起了吐蕃的重視，在公元673年至674年，吐蕃國內明顯在加強軍備，據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記載，
公元673年冬，「（贊普）於董之虎苑集會議盟，以徵調後備軍事徵集青壯戶丁」。
公元674年，「（贊普）於拉克之布窮集會議盟。點驗紅冊（軍丁名冊）」。
而吐蕃加強軍備，又導致西線局勢的進一步緊張。
西線的緊張局面，影響了唐朝的決策，使得唐朝在公元674年就是否對新羅展開進攻的問題猶豫不決。
但是，在經過長達1年的猶豫之後，唐朝最終決定進攻新羅。究其原因，我認為，這是唐朝為從新羅戰場抽身而採取的以退為進的策略。
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正月，也就是唐軍對新羅發動大規模進攻前夕，吐蕃面對緊張局勢，向唐朝派出使者請和，但被高宗拒絕，正月「辛末，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鄰好；上不許」（資治通鑒）。
從高宗的態度中，我們可以看出，唐朝當時已經確定了今後的主要作戰方向，那就是吐蕃方向。既然如此，唐軍為什麼還要對新羅展開進攻呢？
我們來回顧一下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時的情況，當時，唐軍對吐蕃展開進攻，安東都護府防禦空虛，新羅趁機出擊，奪佔了百濟故地，並支援高句麗叛軍將高句麗故地攪得天翻地覆。
而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唐朝又走到了類似的境地，西線局勢緊張，唐朝已經將戰略重點轉移到吐蕃身上，從東線抽身勢在必行。當時，從表面上看，唐軍已經完全平定了高句麗叛亂，恢復了態勢，已經可以從東線抽身了。但是，當時新羅本土並未受到打擊，新羅對高句麗故地的野心，也並未完全消除。在數萬唐軍駐紮的情況下，新羅可能不敢造次，但是，隨著唐軍的撤退，新羅很有可能再度野心膨脹，從而又在東線發動進攻，到時候，唐朝就會繼續陷入兩線作戰，不利於集中兵力對抗吐蕃。
我認為，正是基於這種考慮，唐朝才在拒絕吐蕃請和不久之後，對新羅發動了進攻，唐朝希望通過打擊新羅，迫使新羅放棄對高句麗故地的野心，確保東線的穩定。也就是說，唐軍於公元675年初對新羅發動進攻的目的，恐怕已經與1年以前唐朝剛任命劉仁軌為行軍大總管時的目的完全不同了。在公元674年初，唐朝可能確實是想與新羅好好打一仗，徹底解決東線問題，但是，至公元675年初，唐朝已經不再想徹底解決新羅了，而是以戰促和。
在這種情況下，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初，唐軍在劉仁軌率領下，對新羅發動了進攻。

七、公元675年七重城之戰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唐軍在劉仁軌率領下對新羅發動進攻。
關於唐軍的這次進攻，唐朝方面史料記載極為簡單，而《三國史記》的記載又顯得雜亂無章。現在，我就把這次進攻大致梳理一下。
《三國史記》對此有以下記載：
&<靺鞨&>入&<阿達城&>劫掠, 城主&<素那&>逆戰死之. &<唐&>兵與&<契丹&>·&<靺鞨&>兵來, 圍七重城, 不克. 小守&<儒冬&>死之. &<靺鞨&>又圍&<赤木城&>滅之, 縣令&<脫起&>率百姓, 拒之, 力竭俱死. &<唐&>兵又圍&<石峴城&>, 拔之, 縣令&<仙伯&>·&<悉毛&>等, 力戰死之.
根據這段記載，唐軍與新羅的交戰有4次：阿達城之戰、七重城之戰、赤木城之戰、石峴城之戰。
連同《三國史記》記載的發生在675年9月的泉城之戰和買肖城之戰，則唐軍與新羅在公元675年發生的交戰共有6次。
這6次交戰，我認為，阿達城之戰和七重城之戰是劉仁軌於公元675年年初發動的。
先看阿達城之戰，據《三國史記素那傳》記載，「&<百濟&>滅後，&<漢州&>都督都儒公請大王遷&<素那&>於&<阿達城&>，俾御北鄙。」以此來看，阿達城當在新羅北部國境一帶，而當時新羅的北部國境線，就在臨津江，因此，阿達城很可能是緊鄰臨津江的一座橋頭堡性質的城。
唐軍對阿達城的進攻，是以偷襲的方式進行的。據《三國史記素那傳》記載，「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乙亥春，&<阿達城&>大守級湌&<漢宣&>，教民以某日齊出種麻，不得違令。&<靺鞨&>諜者認之，歸告其酋長。至其日，百姓皆出城在田，&<靺鞨&>潛師猝入城，剽掠一城，老幼狼狽，不知所為。」《三國史記新羅本紀》記載此戰的結果是，「城主&<素那&>逆戰死之」。
在這裡，我想強調的一點是，阿達城之戰很可能是公元675年唐軍對新羅發動的第一次戰役。
阿達城之戰發生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春天，當時，阿達城大守讓百姓出城種麻，這說明阿達城守備異常鬆懈，阿達城位於新羅北部邊境，如果當時唐軍已經發動了進攻，則阿達城軍民不可能如此疏忽大意，據此可以判斷，阿達城之戰當是唐軍春季攻勢的第一戰。
再看七重城之戰，據《資治通鑒》記載，「（公元675年）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眾於七重城」。而據《三國史記》記載，公元675年發生了兩次七重城之戰：「二月, &<劉仁軌&>破我兵於&<七重城&>」；「&<唐&>兵與&<契丹&>、&<靺鞨&>兵來，圍七重城，不克，小守&<儒冬&>死之。」前一次明顯是照抄中國史書的，後一次可能是照抄新羅史料的，我認為這兩次交戰其實就是一次，《三國史記》重複記錄了。
下面對七重城之戰進行分析。
關於七重城之戰，由於唐朝和新羅對其記載都非常簡單，因此，此戰在唐羅戰爭中的地位往往被忽視。我認為，七重城之戰，是唐軍與新羅的第二次主力會戰（第一次是公元672年石門之戰），此戰的勝利，使得唐朝初步達成了本次進攻新羅的目的。
我們先看七重城的位置。
據《三國史記地理志》記載，七重城是一座縣城，高麗時代改名為積城縣。查韓國的地理資料，積城縣大致在現在韓國坡州市的積城面。坡州市位於韓國京畿道的西北端，距漢城40公里，它的西北部是重要的南北軍事分界線三八線。也就是說，七重城是當時新羅北線的重要城市。
另據《舊唐書劉仁軌傳》記載，「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也就是說，七重城位於瓠盧河（即臨津江）以南。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公元673年9月唐軍與新羅的瓠瀘河、王逢河之戰，當時，唐軍打垮高句麗叛軍之後，乘勝追擊，強渡瓠瀘河，結果在瓠瀘河被新羅軍隊挫敗。這說明，新羅北部邊境的防線就在瓠瀘河一帶。
另據《三國史記》記載，公元675年，「聞&<唐&>兵與&<契丹&>·&<靺鞨&>兵來侵, 出九軍, 待之.」也就是說，新羅得知唐軍要進攻之後，新羅向前線配置了主力部隊，準備迎擊唐軍。而這隻新羅軍隊很可能就配置在新羅北部防線的瓠瀘河、七重城一帶。
關於七重城之戰的結果，中國史書有兩種記載，新舊唐書的劉仁軌傳都說唐軍攻破了七重城，而新舊唐書高宗本紀和《新唐書東夷傳》則說劉仁軌在七重城擊敗了新羅軍，「大破新羅之眾於七重城，斬獲甚眾」（《舊唐書》高宗本紀），但未提及是否攻破了七重城。
而根據《三國史記》的記載，「&<唐&>兵與&<契丹&>·&<靺鞨&>兵來, 圍七重城, 不克. 小守&<儒冬&>死之」。亦即劉仁軌沒有攻克七重城。
綜合唐朝和新羅的史料來看，唐軍未能攻克七重城，但是，七重城是座縣城，新羅縣一級的最高長官是小守，而七重城的小守儒冬在戰鬥中被擊斃，這說明唐軍在七重城之戰中，給了新羅軍不小的打擊。
但是，僅僅根據上述記載，還看不出七重城之戰的真正意義。下面我從七重城戰後的情況來看七重城之戰的意義。
首先，七重城之戰後，唐朝對劉仁軌大加褒獎，據《舊唐書》列傳34記載，七重城之戰後，「以功進爵為公，並子侄三人，並授上柱國」。如果劉仁軌僅僅是進攻了阿達城和七重城，七重城還沒有被攻破，則唐朝不可能對劉仁軌如此褒獎。結合七重城新羅北方重鎮的地位、以及新羅出九軍迎擊唐軍的態勢，再考慮到《舊唐書》高宗本紀「大破新羅之眾於七重城，斬獲甚眾」的記載，我認為，唐軍應該是在七重城與新羅主力展開交戰，並將新羅軍隊擊敗。因此，朝廷才對劉仁軌加官進爵。
第二，七重城之戰後，劉仁軌即率領唐軍主力返回唐朝，「仁軌引兵還」（資治通鑒）。接替劉仁軌指揮作戰的李謹行，並未擔任雞林道行軍大總管，而是擔任安東鎮撫大使，「鎮撫」，鎮守安撫之意；李謹行的任務，也不再是繼續大舉進攻新羅，而是「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資治通鑒），「經略」，經營治理之意。也就是說，七重城之戰後，唐軍已不再需要對新羅進行大規模進攻了，劉仁軌帶回國內的唐軍，當為雞林道行軍的唐軍主力。
劉仁軌率軍返回，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西線局勢比較緊張，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了，這裡補充一點，據王方翼神道碑記載，「樂成公（即劉仁軌）東討新羅，薦為將帥，詔公持節難林道總管。軍停不行，授沙州刺史。未至，改拜肅州。以為慢防啟寇，非重閉也，大築雉堞，嚴備櫓械，人知有恃，戎亦來威」。可見，因為西線的緊張局面，原本計劃前去參加對新羅作戰的王方翼，不得不留在西線。
但是，西線局勢緊張，並不是劉仁軌撤軍的唯一原因。因為在公元675年初的時候，西線局勢雖然緊張，但並未爆發大規模交戰，劉仁軌不會僅僅因此而匆忙撤軍。我認為，劉仁軌在七重城之戰後撤軍，很可能是因為此戰後，新羅王金法敏已經派出使者求和，唐朝發動這場進攻的目的初步達到，再加上西線的緊張局面，使得唐朝決定將主力部隊撤回。
按照目前一般的理解，新羅是在買肖城之戰後，遣使謝罪的。《資治通鑒》對此的記載比較典型：
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
但是，我認為，在公元675年，新羅遣使謝罪很可能不止一次。七重城之戰後，新羅就已經遣使謝罪求和，至買肖城之戰後，新羅再次遣使謝罪。我認為七重城之戰後，新羅已遣使謝罪，主要有以下幾點依據：
第一，根據《舊唐書》高宗本紀記載，公元675年，「二月，雞林道行軍大總管大破新羅之眾於七重城，斬獲甚眾。新羅遣使入朝獻方物，伏罪」。未提及買肖城之戰，只說七重城之戰後，新羅遣使謝罪。
第二，根據《新唐書》東夷傳記載，「詔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買肖城，三戰，虜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謝罪，貢篚相望」。新唐書雖然將新羅遣使謝罪歸在買肖城之戰後，但是，用了「遣使入朝謝罪，貢篚相望」的字樣，「貢篚」，即進貢之意，「相望」，即連綿不斷之意。新唐書的這段記載，可以理解為新羅進貢的貢品連綿不斷，也可以理解為新羅前來謝罪和進貢的使者連綿不斷。我傾向於後一種理解，亦即新羅不止一次向唐朝派出使者。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認為，七重城之戰的意義非常重大，它是唐軍與新羅主力的第二次會戰，此戰役唐軍獲勝，迫使新羅派出使者謝罪求和，唐朝發動對新羅戰爭的目的已經初步達到。

八、公元675年買肖城之戰
七重城之戰後，劉仁軌率領的唐軍主力撤走，李謹行出任安東鎮撫大使，率軍留在新羅前線。
上文已經分析過，七重城之戰後，新羅很可能已經遣使求和，唐軍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已經基本結束，李謹行的主要任務是在新羅前線經營鎮守，而不是繼續進行大規模進攻。
但是，七重城之戰後，唐軍的軍事行動並未結束，按照《三國史記》的記載，七重城之戰後，唐軍與新羅軍隊仍然發生了赤木城之戰、石峴城之戰、買肖城之戰和泉城之戰，共計4次交戰。
既然新羅已經遣使求和，李謹行所部唐軍為何還要繼續進攻呢？我認為，當時，新羅雖然已經求和，但是，唐朝方面並未批准，而新羅方面很可能也會提出一些和談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唐軍對新羅保持一定軍事壓力，使得這場戰爭能夠在更有利於唐朝的情況下結束。
關於這四次交戰，赤木城之戰和石峴城之戰，均為唐軍獲勝，我在這裡不多說，簡單引用《三國史記》的記載如下：
&<靺鞨&>又圍&<赤木城&>滅之，縣令&<脫起&>率百姓，拒之，力竭俱死。&<唐&>兵又圍&<石峴城&>，拔之，縣令&<仙伯&>、&<悉毛&>等，力戰死之。
而泉城之戰應屬於南線交戰，後面再進行分析。這裡重點分析買肖城之戰。
關於買肖城之戰，《三國史記》有以下記載：
（公元675年九月）二十九日，&<李謹行&>率兵二十萬，屯&<買肖城&>，我軍擊走之，得戰馬三萬三百八十匹，其餘兵仗，稱是。
這一記載是嚴重失實的，對此我曾專門寫過文章分析過。本文先把我以前文章的分析列示如下：
第一，李謹行的兵力。
高句麗餘眾發動叛亂後，李謹行被任命為燕山道行軍總管，與東州道行軍總管高侃一起前去平叛。
《三國史記》曾兩次提到他們二人的兵力情況：（公元671年）九月，&<唐&>將軍&<高侃&>等，率蕃兵四萬到&<平壤&>，深溝高壘侵&<帶方&>；（公元672年）秋七月，&<唐&>將&<高侃&>率兵一萬，&<李謹行&>率兵三萬，一時至&<平壤&>，作八營留屯。
而根據中國史書的相關記載，當時唐軍每道行軍總管大約率兵1萬至2萬左右。
雙方的記載互相印證，基本可以判定，高侃與李謹行共有兵4萬左右，這也是唐軍在新羅北線的主力部隊。
雖然在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朝廷任命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率軍前去打壓新羅，但是，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二月，劉仁軌在七重城擊敗新羅軍之後，就率軍回國了，「仁軌引兵還，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資治通鑒》）。上文已分析過，七重城之戰後，新羅遣使求和，唐軍作戰目的初步達到，因此，劉仁軌回國時帶走的軍隊，應該就是他原本從唐朝其他地區帶來的軍隊，據此看，李謹行手中的軍隊，充其量也就是他原本的4萬人左右。
《三國史記》明顯誇大了唐軍的兵數。當然，這種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三國史記》在介紹百濟復國戰爭的時候，記載道：「（公元663年），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四十萬，至&<德物島&>，就&<熊津府城&>。」而據《資治通鑒》記載，孫仁師所部只有7000人。
綜合以上分析，李謹行所部只有大約4萬兵力，《三國史記》說李謹行擁兵20萬是不真實的。
二、李謹行的損失
《三國史記》說新羅軍繳獲戰馬三萬三百八十匹，而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李謹行只有4萬軍隊，如果真損失了這麼多戰馬，那李謹行就毫無疑問的全軍覆沒了。
但是，據《舊唐書北狄傳》記載，李謹行大約就是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至儀鳳元年（公元676年）的時候，調任積石道經略大使，防備吐蕃去了。如果李謹行真被新羅打得全軍覆沒了，朝廷還敢把他調到西線與吐蕃交手嗎？估計應該召回京師，依律治罪了。在高宗時期，嚴重戰敗的將領，基本都受到了嚴厲處罰，諸如薛仁貴、郭待封、阿史那道真、蕭嗣業和曹懷舜等。
此外，根據《日本書紀》天武紀記載，「天武四年（公元675年）十月丙戌，自筑紫貢唐人三十口。則遣遠江國而安置。」當時，與唐軍交戰的只有新羅，而新羅的使者就在筑紫，因此，這30名唐人應是新羅送來的。這一事件就發生在買肖城之戰後不久，據此判斷，這些唐人應該是新羅軍在買肖城之戰（可能還有泉城之戰）中俘獲的。從唐俘人數上看，就算新羅在買肖城之戰中取得了勝利，戰果也極其有限。
因此，《三國史記》關於李謹行損失的記載也是不真實的。
本文除了上面的分析之外，再從買肖城之戰後的態勢角度分析如下：
一、公元676年道臨城之戰
根據《三國史記》記載，公元676年，「秋七月，&<唐&>兵來攻&<道臨城&>拔之，縣令&<居屍知&>死之」。
該戰役發生在唐朝與新羅基本實現和平以後，當時，唐朝已於公元676年二月開始將安東都護府遷往遼東故城，亦即已經開始從東線抽身。而且，長期在東線作戰的李謹行也已經被調往吐蕃前線。新羅前線的唐軍兵力是非常空虛的。
關於李謹行調往西線的時間，我認為，至少在儀鳳元年（公元676年）閏三月以前。分析如下：
據《舊唐書》列傳149記載：
累拜右領軍大將軍，為積石道經略大使。吐蕃論欽陵等率眾十萬人入寇湟中，謹行兵士樵採，素不設備，忽聞賊至，遂建旗伐鼓，開門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進。上元三年，又破吐蕃數萬眾於青海，降璽書勞勉之。
上文中的「上元三年」恐有誤，根據岑仲勉先生《金石論叢.李秀碑》的分析，「上元三年」（公元676年），乃是「儀鳳三年」（公元678年）之誤。
根據《舊唐書》的上述記載，李謹行在儀鳳三年（公元678年）以前，曾以空城計詐退吐蕃大軍。
按照《李謹行墓誌》的記載，李謹行調到吐蕃前線後，擔任檢校廓州刺史、積石道經略大使的職務，其防區大致就在廓州。吐蕃軍隊入寇湟中，遇到李謹行，說明吐蕃的這次入寇，進犯了廓州。而查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以後、儀鳳三年（公元678年）以前，吐蕃對廓州的入寇只有一次，那就是在儀鳳元年（公元676年）閏三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
據此看，至遲在儀鳳元年（公元676年）閏三月，李謹行已經達到吐蕃前線的廓州，並著手對抗吐蕃軍隊。
因此，公元676年秋七月，東線道臨城之戰的時候，李謹行並不在東線唐軍軍中。
在唐朝已經將安東都護府遷往遼東，李謹行也已經調到吐蕃前線的情況，新羅前線的唐軍兵力已經非常空虛。但是，就在這種情況下，唐軍仍能對新羅發動局部進攻，並攻克新羅的道臨縣城。試想，如果唐軍在買肖城之戰中慘遭失敗，則唐軍已經喪膽，為什麼還敢在兵力空虛的情況下發起局部進攻？如果新羅在買肖城之戰中大獲全勝，則其在氣勢上必然壓過唐軍，為什麼面對唐軍的局部進攻，新羅竟然異常消極，不敢採取什麼反擊措施？
綜合上面分析，從公元676年道臨城之戰的情況來看，新羅在買肖城之戰中並未佔到多大便宜。
二、戰後新羅對高句麗故地的態度
我從高句麗故地中的比列忽郡和泉井郡的情況來分析。
比列忽郡和泉井郡是高句麗南部的郡，在浿江以南。
這兩個郡，新羅在總章元年（公元668年）協助唐軍滅亡高句麗的戰爭中就已經佔領了。據《三國史記》新羅本紀記載，公元668年，「三月，置&<比列忽州&>，仍命波珍湌&<龍文&>為總管」；公元669年，「夏五月，&<泉共{泉井}&>、&<比□□{比列忽}&>、&<□連{各連}&> 等三郡民飢，發倉賑恤」。新羅設置比列忽州，對泉井郡和比列忽郡的饑民進行賑濟，說明，至遲到公元669年5月，這兩個郡已經被新羅控制。
但是，《三國史記》還有以下兩條記載：
《三國史記》新羅本紀：二十一年（公元681年）春正月朔，沙湌&<武仙&>率精兵三千，以戍&<比列忽&>。
《三國史記》雜誌第四：&<井泉郡&>，本&<高句麗&>&<泉井郡&>，&<文武王&>二十一年（公元681年）取之。
也就是說，新羅在協助唐軍攻滅高句麗的戰爭中，獲得了高句麗南部的比列忽郡和泉井郡，但是，在此後的唐軍平定高句麗叛軍和進攻新羅的戰爭中，這兩個郡又被唐軍佔領，直到公元681年，即唐軍主力撤離5年以後，新羅才再次佔領這兩個郡。
試想，如果新羅在公元675年買肖城之戰中重創唐軍，則新羅為何不挾勝利之餘威，佔領比列忽和泉井兩郡，非要等到6年之後，在唐朝西線和北線出現巨變的時候，才趁機佔領這兩個郡呢？
從上述情況看，新羅在買肖城之戰中並未取得多大的勝利，此戰對於唐朝與新羅的態勢也無重大影響。
既然《三國史記》新羅本紀對於買肖城之戰記載嚴重失實，那麼，真正的買肖城之戰情況如何？
查《三國史記》金庾信傳的記載，「至乙亥年（675年），&<唐&>兵來，攻&<買蘇川城&>，&<元述&>（金庾信之子）聞之，欲死之，以雪前恥，遂力戰有功賞」。這裡的買蘇川城可能就是買肖城，這一記載說明新羅方面認為新羅軍在買肖城之戰中獲得了一些勝利。
但是據《資治通鑒》記載，「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這一記載說明唐朝方面認為唐軍在買肖城之戰中獲得勝利。
綜合我上面的分析，我認為，唐軍在買肖城之戰中的勝負尚不能完全確定，但是唐軍本身損失不大是基本可以確定的，此戰對於整個唐羅戰爭並無重大影響。
此戰後，新羅求和得到唐朝方面認可，雙方基本結束戰爭，「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資治通鑒》）。
(其實道臨城之戰，規模應該很小，我提及該戰役，主要想說明唐軍在買肖城之戰中損失並不大，戰後新羅仍不佔優勢。安東地區機動兵力，在唐羅戰爭中，一般也就是4萬多人（劉仁軌任大總管的時候，兵力會多一些，但時間很短），後來李謹行西調，其麾下的漢兵應該也大部撤走了，因為676年2月高宗有道命令，「先是有華人任安東官者，悉罷之」，既然安東已無漢人官員，則也就不太可能有太多漢兵。按照三國史記的記載，安東的4萬唐軍，原高侃的部隊1萬人可能是漢兵，原李謹行的部隊3萬人可能主要是靺鞨人。則戰後的安東，戍守兵力應該以靺鞨人和高句麗人之類的為主。)

關於676年的伎伐浦之戰，有學者認為它記載有誤。如日本學者池內宏、古田（左火右田）徹，就認為，伎伐浦之戰發生於咸亨二年（671年）11月，《三國史記》誤入676年，學者黃約瑟也持同樣觀點，而拜根興對此則不置可否。另據唐朝方面史料記載，薛仁貴在673年5月即被解除雞林道總管職務，並已經返回洛陽，上元年間徙象州，而676年11月初8上元三年改元儀鳳元年，如果薛仁貴在676年11月參與伎伐浦之戰，則舊唐書不可能用「上元中，坐事徙象州」來描述。如果《三國史記》關於伎伐浦唐軍主將和時間的記載有衝突，那如何評價和使用這條史料，就比較費心思了。
關於《三國史記》記載的伎伐浦之戰，目前，韓國學者力挺這段史料，而其他學者，有很多人或多或少對此有疑問，有些學者則部分推翻這段史料。
根據《三國史記》記載，伎伐浦之戰發生在676年11月，而676年11月初八日，唐朝就將上元三年改元儀鳳元年。而《三國史記》對同一事情記載的時間與唐朝史料是有較大差異的，例如唐軍攻滅百濟的時間，兩唐書均記載為8月12日，而《三國史記》記載為7月18日，而這其中的差異，《最後的百濟》一文進行過詳細分析，很可能是奏報從百濟送達在洛陽的高宗花費的時間。二者相差20多天。
如果我們假設676年伎伐浦之戰確實發生在當年11月，則即便發生在11月1日，唐朝方面將戰況從百濟報送在長安的高宗花費的時間至少在20多天以上（因為從洛陽到長安也需要時間），那麼，戰報送到高宗手上的時候，至少應該在676年11月下旬，當時已經改元為儀鳳元年。

如果把676年寬泛的作為上元三年，則舊唐書的「上元中」的記載倒是不衝突。但是，如果676年伎伐浦之戰是由薛仁貴指揮，那麼，還是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按照三國史記記載，新羅方面領兵的僅僅是個沙湌，是新羅17等官位中的第8等，縱觀三國史記記載，其領兵人數約為幾千人，至多 1萬人。也就是說，新羅出動的是一支偏師。則與新羅對陣的如果是唐軍，那麼，唐軍的人數自然也不會很多，也就是幾千人的規模，唐軍在676年派一支偏師到百濟故地，不知用意是什麼。
第二，按照舊唐書魏元忠傳的記載，魏元忠在儀鳳年間，上書抨擊薛仁貴，說他「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瀆貨無厭」，按照上面的分析，唐軍不過幾千人，而此戰的戰果，三國史記記載新羅斬首四千級，也就是說唐軍差不多全軍覆沒了。既然如此，魏元忠為什麼用「功無尺寸」等輕描淡寫的詞語呢？這個抨擊太輕了。魏元忠對薛仁貴毫無好感，他抨擊薛仁貴大非川之戰，用了「棄甲喪師，脫身而走」等嚴厲的言語，為什麼到了海東，語氣就輕了呢？
第三，唐朝在676年2月，將安東都護府進一步羈縻化，「先是有華人任安東官者，悉罷之」，唐朝在東線的政策，是重安東而輕熊津，在安東投入2位總管，4萬兵力，而在熊津，只有1位總管，大約2萬兵力，673年前後還給撤掉了。那麼，在676年，安東都已經不再有漢官了，安東的統治中心也向西移動了，為什麼唐朝會在這個時候派漢官率領唐軍去加強熊津呢？
如果676年確實發生了伎伐浦之戰，從上面的分析看，也只是一次小規模交戰，我初步分析，是否有可能與同年7月的道臨城之戰性質類似呢？屬於安東留守的唐軍蕃兵們搞的局部作戰？675年，劉仁軌就曾派出靺鞨兵浮海進攻新羅南境，則676年，留守安東的靺鞨兵，會不會是在有樣學樣呢？

伎伐浦之戰這個斬首「四千」，是新羅在誇大戰果；何況這個「四千」中只怕還有靺鞨人」。
以官職來推斷兵力，當然不會很准，但是能推斷出個大概，至少伎伐浦之戰是一次局部衝突，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沙湌帶兵人數，三國史記多次記載，基本範圍就是幾千人，這可以說明新羅也只把伎伐浦之戰作為一次局部衝突來對待，否則，新羅應派出級別更高的官員，例如，671年，新羅面對唐軍薛仁貴所部的進攻，就派出了大阿湌，官位比沙湌高了3等。而671年那次，薛仁貴充其量也就2萬多人，以此來看，676年，即便唐軍真的再次進攻，其兵力自然不會很多，否則，新羅為何派出官位這麼低的官員出戰呢？
唐軍被斬首四千級並不能說明唐軍的人數至少是在2萬左右。如果唐軍真的有2萬人，被斬首四千，那這支唐軍就基本垮掉了，試想，斬首四千，那受傷得有多少，被俘得有多少，失散得有多少，未被取首的陣亡人員得有多少（例如淹死的），把這些都考慮在內，2萬唐軍就不剩什麼了，薛仁貴也就算完了。672年石門之戰，四五萬人的新羅軍隊，被斬首也就三千，就出現了大崩潰局面。如果薛仁貴真的出現如此重大失誤，那麼怎麼會僅僅說是「功無尺寸」？至少也應該是有罪，而不是無功。

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詔下中書雜議，約對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夷俗雜尚，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丞相【拜住】稱善，奏罷議不行。高麗人聞之，圖公像歸，祠而事之，曰：『不絕國祀者，王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