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是如何明確區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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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家鵬：五十六個民族是怎麼來的

　　中國有56個民族結論從何而來，中國的民族是怎麼認定的？或許始自62年前一個女孩奇特的赴京之路。

　　1950年9月29日，來自湖南永順的山村教師田心桃，成為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座上賓。田赴京，是作為苗族代表參加國慶一周年觀禮。但田心桃向周恩來等提出，自己並非苗族，而是土家族兒女。

　　當時，土家族之名並不為人所識。意外浮出水面的土家族，牽連一個問題，即：中國共有多少民族？當時中國人普遍缺少民族概念，自古以來的歷史，亦從無確數。

　　這是中共亟望解決的命題。唯有確定民族數量，才能推行民族區域自治。 1953年始，中共派出大規模考察團，分赴各地開展民族識別工作。這項延宕近40年的工作，連同其間的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不僅開創了其後大陸民族政治格局，更成為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嘗試。

　　從「民族自決」到「區域自治」

　　大陸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最早的中共文件表述是1941年5月1日頒布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其第十七條提出：「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

　　1938年的中共六大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的《論新階段》則有如是表述：「允許蒙、回、藏、苗、瑤、夷、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對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

　　「民族自治」並非中共一貫方針。1937年以前，「民族自決」才是其主要推行的民族政策。所謂「民族自決」，按1931年11月7日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意為「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

　　在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上，明確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聯邦制原則上，聯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這一蘇聯色彩濃重的主張，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列名中共十大政綱之一，與當時孫中山所提的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理論相抵觸。

　　然而，建設根據地以及隨後的長征，逐漸改變了中共對民族問題的認識。

　　1935年紅軍抵達陝北後，為處理好同蒙、回等民族的關係。中共先後發出告內蒙古人民與回族人民書。延安時期，由李維漢、賈拓夫等主持編寫的《回回民族問題》和《蒙古民族問題》兩書，直接影響了中共民族政策。「民族自治」逐漸取代「民族自決」，中共民族政策逐漸走出蘇聯影響。

　　而國民政府的民族敘述則由「五族共和論」轉向大漢族主義。1943年，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提出「國族同源論」，稱漢族為「國族」，把漢族之外的少數民族稱為「宗族」，認為他們是漢族的「大小宗支」。

　　內戰打響後，兩黨的民族政策在少數民族地區拉鋸。1947年，內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成為中共控制區內第一個民族自治區。共產黨的「民族自治」逐漸壓過國民黨的「國族同源」，在少數民族地區佔得上風。

　　1949年，「民族區域自治」正式寫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從憲法層面，開始走上一條獨特的民族道路。

　　據新中國建國後中央民委首任主任李維漢回憶，政協籌備期間，毛澤東曾就是否實行聯邦制徵求意見。李維漢認為，基於中國漢族占絕對優勢的人口結構，以及馬克思認為地方自治與民族區域自治當優先於聯邦制的論述，不宜實行聯邦制。

　　向少數民族「還債」

　　中共接收的是個沉重的民族關係包袱：歷史上，不但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極差，少數民族間往往亦互相敵視。以至於1952年國慶，少數民族代表受邀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後，一名彝族代表被問及收穫幾何時，該代表回答說：「最大的收穫，就是發現漢族殺不完。」

　　為改善惡劣的民族關係，中共建政之初，周恩來即提出向少數民族「還債」。於是，大批民族訪問團赴各少數民族地區發放物資並慰問演出，同時還派出大批醫療隊，大大改善了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衛生健康狀況。

　　為幫扶少數民族，中共對「走進來」的少數民族代表亦不吝成本。少數民族代表每至，都有國家級領導人出面接見，贈送甚為稀有的呢子大衣一套；中央民族學院每畢業一屆學生，周恩來必親自參加畢業典禮。

　　為安撫少數民族情緒，消除歧視，周恩來曾親自出面，為壯、彝、瑤等三族更改族稱。中共建政前，壯族原名僮族，僮是書童之意，彝族原叫做夷族，瑤族早先則被稱為徭族。三個民族稱呼中皆有貶義，故周恩來倡議改僮、夷、徭三字為壯、彝、瑤，取美好象徵之意。

　　在解決各民族間的歷史矛盾上，當時中共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亦作用巨大。過去歷史中，漢族與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欺壓與侵凌，被解釋為剝削階級利用民族關係對被剝削階級的奴役，而中共則領導的事天下不分民族的受苦人翻身做主人的革命。中共的意識形態，使中國各民族第一次被真正團結凝聚在一起。

　　中國式民族識別

　　中國少數民族究竟有多少？要回答這一問題卻並不容易。近代之前，「民族」一詞在古漢語中並未出現，僅有稱「民」或「族」者見於史籍。「民族」一詞及其觀念為西方傳入，最先引用的梁啟超拿來宣揚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啟示國人。

　　民族觀念雖興起於西方，但在西方民族學發展史上，民族概念亦多有不同。馬列主義的「民族」概念，經列寧、斯大林等人闡發，最終由斯大林定義為：「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與西方大多由單一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不同，中國自古以來民族混居雜處，難以細分。辛亥革命後，雖有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但中國並不僅止五個民族，後雖有修正，卻終未有確數。中共早期亦對民族數量不甚明了。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認為中國可能有數十種少數民族，但提到名稱的不過9種。

　　鑒於此，1953年大陸第一次人口普查，要求按「名從主人」原則，讓各民族自報族稱。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全國自報登記下來的民族名稱逾400種，僅雲南一地便有260多種民族名稱。

　　從政治角度考量，龐大的民族數量，將令民族自治區域難於劃分管理。此外，各民族人口多寡又涉及到少數民族代表名額問題。按規定，少數民族代表需以人口比列分配，若人口數量不足，則至少分配一個代表。比如，壯族有1000多萬人，按人口比例可選出10個代表，而赫哲族雖僅300多人，依舊要有1個代表的資格。比例不同，會在各民族間一些待遇上產生不平等。

　　故而，甄別上報的400多個民族，判斷其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是單一少數民族還是較大少數民族中的一支，這成了1953年後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務。

　　中國情況與蘇聯迥異，諸多民族並不符合斯大林定義，如回族，依宗教傳統而連結，卻並不共同居住地域，依所在地區，可分為漢回、藏回、蒙回等群體，但其民族認同卻格外強烈。

　　為此，1953年毛澤東表態，不必學蘇聯區分部落、部族、民族等，一律以民族對待。

　　此項工作前人從無涉及，其間爭議非難極多，不但涉及學術問題，更直接觸碰政治問題。尤其是斯大林民族定義的四條標準，雖有毛澤東靈活掌握的暗示，但特殊時代，無人敢公開認為此定義並不適於中國實際。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後，對斯大林民族標準的質疑才公開出現。

　　除民族認定與歸併，族名的改稱也是重要工作。除前述周恩來為壯、彝、瑤改稱故事，佤族、布朗族、鄂溫克等族亦是改稱。佤族原被稱為佧佤族，後發現「佧」是傣族對他們的稱呼，意為「傣族的奴隸」，遂改正。鄂溫克族早先名稱有三：通古斯、索倫和雅庫特。通古斯和雅庫特是俄國人對其稱呼，索倫則是滿族人對其稱呼，意為「獵手」，三者居住地與經濟生活不同，但皆自稱鄂溫克，有一致的民族認同。

　　造字與書史

　　50年代的民族識別大抵結束於1956年，民族調查繼之而起，內容涵括各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社會形態以及語言文字。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則由彭真領導。兩者各自開展工作。

　　當時，中國尚有許多少數民族有語言而無文字。1951年，中共提出「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幫助文字不完備的民族逐漸充實文字」。1956年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成立，所長包爾漢。

　　為少數民族創製文字借鑒的是蘇聯經驗。1956年2月，中央民族學院舉辦了400多人的語言調查訓練班，抽調畢業生和少數民族幹部培訓，後分赴各地調查。

　　他們共研究了42個民族50多種語言，幫助有語言無文字的壯族、布依族、黎族、侗族、苗族、彝族等11個少數民族創製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文字，同時改進與改革了拉祜文、景頗文、蒙古文、維吾爾文和哈薩克文等多種文字。

　　彭真領導的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同時進行。主要任務要二：按馬克思主義原理為各少數民族劃分社會形態；整理少數民族歷史文獻。後一項工作為各民族歷史梳理與搶救文化貢獻極大。

　　據不完全統計，此番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前後共寫出資料340多種，計2900多萬字，整理檔案和摘錄文獻100多種，計1500多萬字。為少數民族拍攝了大量紀錄片，搜集了一批少數民族歷史文物。從1964年起，陸續為每個民族出版了簡史、簡志。

　　某種程度上，中共發起的大規模造字與書史，奠定了今日中國各少數民族的民族與文化認同。

　　止於56個民族

　　「文革」中斷了大陸的民族識別工作。

　　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後，中共著手解決50年代民族識別的遺留問題。對尚待識別的少數民族進行識別調查。

　　當時，全國要求恢復、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達500萬之多。若再進行大規模民族單立，影響過巨，將打破現有民族格局。故當時傾向於對民族成分進行更改。認同已有民族成為民族識別工作的題中之義。

　　因此，除1979年基諾族被新確認為單一少數民族外，從1978年至1990年十餘年間，未再新立民族。但涉及到數百萬人族屬的歸併工作，卻如火如荼。

　　其中，貴州歸併整合「穿青人」等23個待識別少數民族；湖南將「哇鄉人」、「本地人」、「梧州瑤人」等歸入漢族；廣西將10萬待識別民族人口分別歸併至壯、瑤、苗、彝等10個少數民族；雲南的「苦聰人」劃入拉祜族，「摩梭人」劃入納西族；新疆的「圖瓦人」則仍被認為是蒙古族的一支。

　　民族歸併保持了現有民族格局，但也帶來了新問題：1980年代民族成分更改開始後，許多原被劃為漢族、苗族的人口紛紛改為土家族，規模最大的是鄂西140萬人口歸併至土家族。由是，土家族人口從1957年的50餘萬飆升至2000年的802萬，人口在各少數民族中居第六位。

　　人口膨脹大幅提升了土家族的政治地位。除民族代表增加，行政區劃地位也向上晉級。湘西地區原為苗族自治州，后土家族人口數量壓過苗族，遂改名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因人口急劇膨脹，1980年代，一些土家族代表不滿足自治州待遇，一度提出將湘、鄂、黔、渝地區土家族合併成自治區。

　　這令中央始料未及。若出現省一級行政區劃的變更，其牽涉與影響極為巨大。其時，國際形勢動蕩的外部環境及蘇聯解體前車之鑒，不能不使中共在民族政治問題上謹慎行事。鑒於此，儘管西藏的僜人等民族猶待識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還是下決心徹底叫停民族識別。

　　其後，根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結果，中國正式確認56個民族，55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總人口為9120多萬，佔全國總人口8.04％。

　　對存有爭議的未定民族，包括族屬未定的「待識別民族」和族屬雖定但本族不認可的「已識別待定民族」，就此失去被確認為單一民族的機會。官方態度是，民族學術可繼續研究，但事關穩定，56個民族編製將不再允許突破。

　　總結與遺思

　　延宕逾40年的民族識別，今日已鮮少人知。在「56個民族56支花」的歌聲中，當年參加此工作的專家學者大多也先後離世，健在者不多，能言者更稀。

　　現年92歲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施聯朱，當年曾參與民族調查。言及民族識別工作時頗有感傷遺憾：新中國肇始之時，民族識別對國家穩定至為關鍵，當時國家為此傾盡全力，但1990年戛然而止後，居然沒有總結工作。

　　施聯朱本人曾於1983年撰寫了《中國的民族識別》，本意送至香港出版，但因缺乏資金，最終由國家民委資助3000元出版。此書至今猶是論述民族識別的權威。

　　此外，費孝通、林耀華等人也曾撰文，以親身經歷總結中國民族識別工作。費孝通、林耀華二人在肯定民族識別的同時，亦指出民族識別工作猶有遺留問題，需繼續解決。

　　目前為止，據統計，中國尚有70多萬待識別民族人口，其中絕大部分分布在貴州地區，如人口約67萬的穿青人和革兜人等，雖被劃入漢族等民族，但成為單一民族的意願強烈，對民族歸併結果並不滿意。1990年停止民族識別後，這些民族的歸屬問題，成為貴州省敏感問題。

來源: 《鳳凰周刊》

本人侗族。以前侗族被歸為苗族，稱峒苗之類的。雖然我們有些地方的服飾相似，但是這確實是兩個不同的民族。我們的語言一聽就是很大的區別，侗語更加接近泰語的音調，詞源也相似。所以民族識別幫我們區分了出來，我覺得是件好事。

身份證，謝邀。

祖籍廣東的廣西人，方言是粵語變種，現在廣東定居。按理說我還是本地人了，然而被劃為了少數民族，每次談到這種問題，無論網上還是飯桌上，看到各種敵意和歧視，很讓人不自在。還是早點取消這種劃分吧，比地域還讓人不爽。

沒有這種方法。

所有劃分民族的方法都是經不起推敲的。

從血緣上，要麼無法保證向上的純正，要麼無法保證向下的純正。

從文化上，也是如此，因為文化從來都不是變動不居的。

若完全以個人的意志決定，那麼個人意志的變化就更明顯了，這種劃分還有何意義。

在現實中，我們與之相關的那個叫作「民族」的事物，根本不是我們一般理解和教育下的那個「民族」，但我們總是輕易的以為那是民族，其實那是另一樣事物。

這樣事物，並不是沒有價值，沒有意義，但拿定義下的民族網上套，是錯誤的，不過我們習慣了。

雖然習慣了，但錯誤終究是錯誤，所以總是會出問題。

漢族為什麼沒有更加細分？我湖北福建的漢族同學和華北地區的漢族同學，長相區別簡直不像一國人，語言和生活習慣也天壤之別，為什麼就籠統的都是漢族人。

可粗略分為兩種，一種為主觀認同，再者是客觀原生。在我國即使是進行了民族識別，很多時候來講也談不上明確區分。

文化認同

我想大約是語言吧幾大語系，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與印歐語系等，再細分出語族..畢竟語言是維持地緣和親緣關係一個很重要的紐帶呀

哪有那麼多民族，依我看，當年的五族共和挺好的，實在要加那就加個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