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敦煌寫經書法的藝術價值？對於書法初學者來說，寫經體書法值得臨習嗎？

---

敦煌遺書是書法文化藝術史中的奇蹟，它再現了一段中國文化藝術的歷史真實，顯示了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歷史輝煌。許多專家學者對其所進行的潛心研究及其成果構成了敦煌學。其中敦煌遺書的文字形式及其書寫特徵給中國書法研究創造並展示了一個新的空間和領域。近10餘年來，有不少學者就敦煌遺書在書法研究及其形成發展中的相關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和探究，筆者就敦煌遺書中所呈現出的書法藝術特徵予以分析和探討。

一、敦煌遺書的書法創作特徵

著名美學家
宗白華先生在《略談敦煌藝術的意義與價值》一文中提出，中國藝術有三個方向與境界。第一個是禮教的、倫理的方向。三代鐘鼎和玉器都聯繫於禮教，而它的圖案畫發展為具有教育及道德意義的漢代壁畫（如武梁祠壁畫等），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也還是屬於這範疇。第二是唐宋以來篤愛自然界的山水花鳥，使中國繪畫藝術樹立了它的特色，獲得了世界地位。然而正因為這「自然主義」支配了宋代的藝壇，遂使人們忘懷了那第三個方向，即從六朝到晚唐宋初的豐富的宗教藝術。這七八百年的佛教藝術創造了空前絕後的佛教雕像。也就在這一佛教文化極為盛行的時期，以佛教經典為書寫內容的敦煌遺書形成了。在藏經洞遺書中，寫經占最大比例。據國內外公布的敦煌遺書編號及目錄估計，大約有32 000多卷，約佔遺書總號的85%。全部寫經，有不同名目之佛經約400種

[3]

。寫經是佛教為弘布流通經典，用紙墨抄繕，進行廣泛傳播佛教經典的一種活動形式。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寫經作為一種心靈寄託的形式，長期在民間廣泛流行。從本質上講，寫經是以佛教的信仰崇拜為心理基礎，以寺院佛殿為集散中心的一種全社會投入的文化活動，人們正是通過抄寫佛經這種形式來表示對佛門的皈依，表達自己對佛祖的虔誠和奉獻，及其對社會所盡的功德。其性質屬於宗教活動，儘管形式多樣，但總是作為宗教信息的載體而存在??

[1]

佛教處於自身發展的需求，對於佛教經典翻譯、記錄、和傳抄過程的文字形式相當重視。正是在這種精神支撐下，生活在這一漫長時期的人們，無論是官吏與庶民、僧俗與百姓，都以最高的熱情、最大的毅力、最真的虔誠，一代接著一代，積極地參與這場寫經活動。於是象敦這樣的眾多寺院，便成了集中書寫佛經和收藏經卷，實現人們精神歸宿的最佳場所。

敦煌遺書正是在這佛教十分盛行的時期，在遠離中原大地的西部戈壁這一非常特殊的地區和特定的時期形成的。從敦煌遺書中的寫經內容看，抄寫佛經對抄寫者來說是一件非常神聖的行為，無論是僧人日課之作，還是俗人親手所為，無論是書寫的高手所作，還是書寫的低手所抄，他們完全以虔誠而崇敬的心理，支撐著自己的書寫行為。正是抄寫的佛經內容，決定著他們的抄寫態度和抄寫時的心理變化及其心靈狀態。對每一個抄寫者來說，面對抄寫的佛經，無疑充滿著對佛教的神秘、崇敬，對自己人生的無限寄託和理想追求等多樣的綜合心態。因此，莊重和嚴肅是書寫者在書寫過程中的基本要求和正常的心理狀態。因此，寫經抄經的行為過程，對佛教來說，是作為修行的一種手段和基本方法，一方面是為了闡宣教化，明道宏法，垂示後人。另一方面是寫經人寫經過程中須止觀修持，心情虔誠，除俗去妄，以佛學教義為止歸，就是說信佛的內在體悟比外在形式更重要。在心靈極為純化的狀態下書寫的，又在藏經洞里沉睡了上前年的手寫佛教經文，神奇的出現在今人面前時，人們的思想幾乎被深遠、神秘和肅穆、敬仰的神情所包圍和籠罩。人們通過佛經形成的莊嚴過程和當今物化出的一種神秘肅穆，透射出對觀賞者的心靈震撼。書寫者正是通過書寫的行為，追求自己或他人理想的實現、痛苦的解脫、災難的消除、情境的轉移、美好的重現、心靈的寄託等等。這一切的心理活動在瞬間全部轉化為審美的最高境界，莊嚴崇高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世界的無限凈化，對佛教的神秘轉化為對書寫形式的理想追求。

[1]

二、敦煌遺書的書法藝術特徵

敦煌遺書以民間書寫為主的表現形式，流露出淳樸消散的自然美感。寫經作為一種職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在特定的地區和範圍內，逐步形成、發展和延續著。如果分析從事這種職業的人員構成，無論是僧人書寫者，還是民間抄經受，或者是官方抄經人，他們都不是同時代政治、經濟、文化最高地位的體現者和擁有者，更沒有受到同期最高的文化教育。正因為書寫者受到文化教育和書寫能力的限制，他們用盡自身的全部才思，力圖達到他們所期待的最佳書寫水平和效果，事實上理想化的書寫目的的追求不一定全部能實現。這是因為經書抄寫者的書寫水平，與同期的代表書法文化前沿的書寫能力和水平相比，還是顯得民俗、自由、不規範的成分多了些。「古代人民在生產實踐中對自然美的獨特發現，源於中華民族的特殊審美心理的長期積澱。他們無須為書法的絕對完美而大傷腦筋，因而也就沒有刻厲嬌飾的痕迹，那裡面表露的多是清新與活潑，沒有拘謹甚至看不到太多的技巧。」

[2]

這是一段評價民間書法的佳語，寫經書法在書寫的技巧上具有民間書法的特徵和風格，在書寫過程中，儘管心理上以流傳誦讀、修行功德為目的，抄寫時必然力求規範齊整，以恭敬表達對佛的皈依，但正是這種想寫好而能力達不到，想規範而規範不了，想文人化而文人化不了的努力競爭中，留下了既與官方正體不同，也與文人書寫相勃的自然書寫形式和現象，留下了淳樸而消散的經體書法樣式，留下了質趣而天然的特殊審美現象。柴劍虹在談論學習啟功先生鑒賞與研究敦煌寫本的體會時議論說：「敦煌寫經，有許多是當時一般信眾為做功德而請人抄寫的，寫經多為文化程度較低的「經生」，若與朝廷專門頒發的「標準經卷」相比，似可目之為「俗寫」，藝術水平會有高下之分;但重要的是它們非但不偽，反而常常不乏真率可愛之趣。」

[3]

與民間寫經的形成和發展相平衡的經典書法文化，在敦煌遺書的形成過程內，其書寫及其要求已經是非常豐富、發達、成熟了。而與成熟的文人書法相對應的這種不成熟的寫經體卻自成體系，以生動、自然、質趣為特徵的經體書寫，自行獨立發展，逐步形成了與碑帖相對應的獨立書法書體樣式，顯示了民間的、鮮活的、自然生命的活力。這如同甲骨文和金文的書寫者，本來非常願意把字書寫的規正統一，易於釋讀書寫傳播，但由於書寫工具、載體、方法、能力的局限，又無法實現理想追求一樣。可正是它們的不規正的書寫，所呈現出的蒼茫、朦朧、漫漶、殘缺的美感，打動了當代書法文化藝術的創造者，使早已失去生命力的甲骨文、金文，成為當今的最佳書法創作樣式之一。同理，正是寫經人想寫好而由於書寫能力的局限，所表現出的淳樸自然的審美理想和感受，也正是規範的文人書寫難以表現的審美特徵，這種非自覺而流露出的自然美，在較為理智的文人規範的書寫中是無法找到的。特別是行書、草書寫經的出現，卻給寫經書法帶來了新的生機。這些作品不追求嚴謹的法度、優美的體形，不講究用筆技巧的工拙，而是以發掘自我靈性的途徑，追求自我情感的抒發和創作過程中個人心理上的愉悅。

[1]

三、敦煌遺書對書法藝術的貢獻

在以寫經為主要內容和形式的敦煌遺書中，留存了王羲之、歐陽詢、柳公權、唐太宗等著名書法家的經典名帖。這一方面反映了經典書法文化藝術在同一時期，對其他社會領域中的傳播、滲透和影響，即主流書法文化對寺院經書書寫在敦煌遺書書體形成中的推動作用；同時也說明在包括寫經在內的其他書寫領域對經典名家名帖的崇尚、學習、嚮往和追慕。

正是這些經典名帖的留存和傳播，給眾多的寫經人寄予了重文尚法的追求和理想。抄經的人們儘管由於文化水平的限制，對經典名帖難以完全消化或吸收，但他們仍然將這些經典作品作為學習臨摹的範本和樣式。從這裡也能看出寫經是長期形成的相對獨立的書寫形式，但它仍然時時受到經典書法文化藝術的影響和精神折射，而不斷的融合、完善、發展、完善的一種包容式的書寫體式。從數量上說，這類作品並不多，除了歐陽詢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柳公權書《金剛經》、唐太宗書《溫泉銘》外，還有王羲之十七帖臨本《瞻近》和蔣善進臨真草《千字文》。這些作品展現了書法同期的最高水平，特別是古帖臨本?俏娜聳榫砥⒌鬧苯恿髀叮峭謔櫸ㄉ竺樂械淖罡呔辰紓瀆啪涫櫸ㄎ幕募壑島鴕庖濉Ｕ廡└咼畹奈娜司淞倌∽髕肥鞘櫸倌≈械母卟憒巫髕貳?

縱觀敦煌寫經書法的發展，無論是哪個朝代或哪個大的歷史階段內，寫經書法的作者都不是著名的書法家，而且多數身處偏遠的西北角隅，但他們始終沒有和內地的士人書法家失去聯繫。他們常常受到士人審美意識的影響，學習士人書法的風貌，有時還反作用於士人書法，形成相互影響、相得益彰的格局，共同反映了古代書法藝術的審美取向。

[4]

敦煌遺書的抄寫年代，最早的《大般涅磐經》為西晉時代所書，即公元305年。最晚的一個寫卷《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為宋代所書，即公元1002年。敦煌遺書在這近八個世紀的形成、發展、演變過程中，一方面它極大的濃縮和再現了這一漫長歷史時空的豐富內容，展現了這一時段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相關問題的全部內涵；同時全面縮影了這一時段的書法文化演進的全過程，全面體現了中國書法在字體書體流變過程中形成的真實面貌及其過度特徵。敦煌遺書形成的時代，正是中國漢字發展最關鍵的時期，也是書法書體變化最複雜的歷史階段。從漢字發展的角度分析，篆、隸、楷三種官方正體和行、草兩種文人書寫等五種字體全面形成，其中官方正體中的楷體字以便於書寫的優勢，得到了長足發展，在眾多的使用場合幾乎替代了篆、隸字體，並在自身的純化和簡化的過程中，形成了獨領風騷的歷史事實。從書法發展的立場和視覺分析，楷書從漢末魏晉的形成到中唐的定型，中間形成了無數中豐富的面目，無論是工具、載體、風格、樣式等方面都創造了歷史的最高成就。行草書卻以流動書寫和極度表情的優勢，充斥了文人的文化交流和傳達性情的精神領域，掀起了行草書書寫的最高潮，成為行草書的顛峰時期。這一時期所湧現出的著名的書法家的名字，與他的作品和成就一起，牢牢地鑲嵌在中國書法史和中國文明史的歷史長廊。

敦煌遺書就是在這種書體字體無限變化和不斷發展演進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它最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時期的漢字書寫的演變過程，它給後人揭示了以刻石為主要呈現形式的背後，客觀地存在著先民徒手書寫在紙卷上的書法真跡。它在書寫中的豐富變化和字體及字型結構的演進過程，給書法創作和研究提供了最佳也最真實的參照對象。敦煌遺書中篆、隸、楷、行、草五種書體全有表現的書作樣式。其中篆書有《篆書千字文》、隸書有《晉人寫經》《大涅磐經》等最為典型，而遺書中的行、草、楷這三種書體的作品最為精妙，除了它所具有的文字演變書寫的參照價值之外，在書法藝術的創作上更具有豐富的借鑒價值。行書中《勸納諫文》後記、《大涅磐經疏釋》等作品，流露了王羲之書法藝術的精神氣息；草書中《賢護經疏》《法華經疏》等作品，表現了章草與今草的銜接和過度，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和書法創作的借鑒價值。如果說五種書體中最有獨立審美價值和創新意義的要推以楷書面目出現的敦煌寫經體書法。它真實地再現了楷書形成、發展到定型的全過程，並在豐富多變的楷書形態中，最後沉澱了一種具有強烈風格特徵的敦煌寫經體楷書。其中從《法句經》《十頌比丘戒本》《成實論卷第十四》《華嚴經》《太上洞玄靈寶智慧上品大戒》《大雲經疏》等遺書中，完全可以看到楷書發展演變成熟的過程和全貌。同時也可以看到寫經體書法的藝術特徵和在當今書法審美中的價值和意義。

[5]

研究分析敦煌遺書中的書法藝術特徵對開發敦煌書法文化藝術價值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站在對敦煌遺書的書法的立場思考，敦煌書法為傳統帖學開闢了暫新的視野和境界，它原始地再現了以二王為代表的、以書寫為表現手段的真正的帖學面目，以獨特的書寫樣式改變了人們對帖學形成的偏見和長期欲以否定的觀念。同時為當今書法創作提供了可以借鑒的表現形式，敦煌書法讓人們真正認識了，與書法藝術真正自覺後所留下的古人漢字書寫的痕迹，從而推斷出同期書法家書寫的動作和過程。書法藝術的真正審美價值就在於它的書寫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內涵，碑帖給人的是結構和布局的宏觀感受，由於載體和製作的技術差異和時空所帶來的限制，人們只能在鑄造和刻印的碑帖中推測和借鑒，而在敦煌書法的作品樣式中，我們完全可以分析並推測到書寫者書寫的原始形態，特別是毛筆運行的角度和感受，所有書法所具有的書寫情懷完全可以從遺書的字跡中尋根究底、吸收借鑒。

參考文獻

[1] 李春遠. 關於敦煌遺書的書法化趨向[J]. 敦煌學輯刊.
2002，(1) .

[2] 王元軍.從敦煌唐佛經寫本談有關唐代寫經生及其書法藝術的幾個問題. [J]. 敦煌研究.1995，(1)
.

[3] 鄭汝中.敦煌寫卷書法精選[Z].安徽美術出版社.1994，11.

[4] 鄭汝中.唐代書法藝術與敦煌寫卷[J] . 敦煌研究，1996,(2).

[5] 沃興華.敦煌書法藝術[Z]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

但是我認為初學還是以法度較嚴謹的唐楷為主，敦煌寫經書寫性太強，容易走偏。

---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