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汪曾祺是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這是群裡面有人曬出來的大學試卷考題，第六題。去查了一下也有很多這種說法，比較好奇而已。PS：卷子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學校。
他有多會玩。
他多愛生命。
他有多愛美。他的筆下有多少市井小民，活生生的。有多少人情世故，悲歡離合。別的作家的文章讀了，忘了。他的文章，讀了，還想再讀，記在了心裡。最愛他文章結尾的閑筆，也愛他小說中的絮絮叨叨。怎麼可以寫的那麼好啊。汪曾祺曾被譽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因為他的小說里有一種文人雅士的閑適、恬淡和從容。今日再讀汪曾祺，我更願意稱他為「生活家」。據作家蘇北回憶，汪曾祺去世時，他的家人為每位來送行的人發了一份汪先生的手稿複印件，那篇手稿的題目就叫《活著真好呀！》，汪曾祺實在是熱愛生活、熱愛美的，他是作家中少有的特別熱愛世俗生活的人，他熱愛一切勞動以及勞動所創造的美，包括飲食、風俗和一切生活中的藝術。
故鄉·小說·風俗畫
汪曾祺生於1920年，是江蘇高郵人，他曾是西南聯大中文系的學生。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汪曾祺的小說讀起來的感覺，如同看一幅風俗畫，如果給這些風俗畫加上一些修飾詞，那麼可以是清新雋永、生趣盎然……
他最令人稱道的作品是短篇小說《受戒》。汪曾祺將那種晶瑩剔透、充滿著純真的愛情領入了詩的境界。小說中那青澀的愛情，讓人不禁想起古曲「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的輕快活潑，就像一個夢，讀到這裡實在不忍心喚醒。
師生·摯友·沈從文
沈從文是汪曾祺的老師。讀汪曾祺的文字總能多多少少感覺到有一些沈從文的影子，他們都博學多思，都敏感多才，二人之間有許多軼事為人津津樂道。1941年，沈從文給施蟄存寫信，談及昆明的一些人事，其中說道：「新作家聯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幾個好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
從西南聯大畢業後，汪曾祺輾轉來到上海，希望通過熟人介紹找到一份職業，卻不料連碰釘子，手頭僅有的一點錢也花光了，即將落魄街頭。汪曾祺情緒異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殺。沈從文知道後，寫信責罵他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裡有一支筆，怕什麼！」沈從文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請其對汪曾祺多加關照。由於沈從文的推薦，李健吾舉薦汪曾祺到私立致遠中學任教，汪曾祺在此過了一年多相對穩定的生活，並結識了巴金和黃永玉等人。
汪曾祺去世前，夢見了他的老師沈從文。「沈先生還是那樣，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長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挾著一摞書，神情溫和而執著。」汪曾祺記下了這個夢，只有一兩百字，文章的名字叫《夢見沈從文先生》。
吃飯·下廚·家常菜
如果不知道怎麼做飯，請看汪曾祺。他有一手精湛的烹飪手藝，拌薺菜、燒小蘿蔔、塞肉回鍋油條，這都是他的拿手菜。他說：「我不愛逛商店，愛逛菜場，看看那些碧綠生青、新鮮水靈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悅。」汪曾祺在《家常酒菜》中說：「家常酒菜，一要有點新意，二要省錢，三要省事。偶有客來，酒渴思飲。主人捲袖下廚，一面切蔥蒜，調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顯得從容不迫，若無其事，方有意思。」
看汪曾祺的作品，完全可以依樣畫葫蘆地做出一道好菜來。他在《吃食與文學》中說，一次到菜場買牛肉，見一個中年婦女排在他的前面。輪到她了，她問賣牛肉的：牛肉怎麼做？汪曾祺很奇怪：不會做，怎麼還買？於是毛遂自薦，給人家講解了一通牛肉的做法，從清燉、紅燒、咖喱牛肉，直講到廣東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和干煸牛肉絲。
朋友說汪曾祺
黃永玉：
要是他還活著，我的畫不會是後來的樣子
畫家黃永玉與汪曾祺，彼此互為知音。黃永玉曾這樣回憶汪曾祺：「和他太熟了，熟到連他死了我都沒有悲哀。他去世時我在佛羅倫薩。一天，黑妮回來告訴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聽，『呵呵』了兩聲，說：『汪曾祺居然也死了。』這有點像京劇《蕭何月下追韓信》中，蕭何聽說韓信走了，先『呵呵』笑了兩聲，又有些吃驚，失落地說了一句：『他居然走了。』我真的沒有心理準備他走得這麼早，總覺得還有機會見面。他走時還不到八十歲呀！要是他還活著，我的萬荷堂不會是今天的樣子，我的畫也不會是後來的樣子。他在我心裡的分量太重，很難下筆。」
鐵凝：
彷彿我是他久已認識的一個孩子
鐵凝曾回憶與汪曾祺的第一次見面。汪曾祺第一次見到鐵凝，走到她的跟前，笑著，慢悠悠地說：「鐵凝，你的腦門兒上怎麼一點兒頭髮也沒留呀！」讓鐵凝覺得「彷彿我是他久已認識的一個孩子」。
「汪迷」說汪曾祺
對於喜愛汪曾祺作品的人而言，這個老頭兒實在是太迷人了。「汪迷」們時至今日依然樂此不疲地讀著汪曾祺的文章，細說著他的迷人之處。
在常見的東西中看到少見的美
資深「汪迷」、作家蘇北說，汪曾祺是個「好偵探」，因為他從大多數我們常見的東西中，看出了美，並把這種美記錄下來。比如草木，我們每個人都見過，可汪曾祺寫的草木可以編一本詞典，這種詞典不解決什麼疑難，就是沒事翻翻，讓你覺得隨身帶了一個花園，或者一個不錯的菜園。在凡物身上寄託美和感情，這讓汪曾祺的文章讀起來很高雅也很有品位。
即使在飽餐後，看他寫的吃食仍會覺得餓
曾有評論家說：汪曾祺的語言很怪，拆開來沒什麼，放在一起，就有點味道。他的句子大都短峭、平實、樸拙，文字直白沖淡，像在水裡洗過一樣，乾淨。著名編劇史航作為「汪迷」這樣說：「以前我說過，就算你剛飽餐一頓，看汪曾祺寫的吃食，你還是會餓得咕咕叫。這種咕咕叫，也是悵惘……」
明明寫的是小說，讀起來卻像散文和詩
「我不得不說，《受戒》是我願意一讀再讀的一篇小說。不為別的，就為讀著舒服，讀著自然，就為它太適合那種陽光微醺的午後，太適合那一把原木色的搖椅。」這是一位網友寫下的對汪曾祺的評論。
汪曾祺的小說，明明寫的是小說，讀起來卻像散文和詩，平和淡泊，但細細咀嚼卻回味無窮。
謝邀。我不知道士大夫到底什麼樣，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最後一個。
我只是感到他對人事物都有著回味無窮的愛，多曲諒，少苛責。
如果他還活著，我好想嫁給他啊！
你看，他在給妻子的信里說：不知怎麼，這裡的女人都喜歡我。因為從他後面開始就沒了啊~，所以不最後一個了么~
這個說法本身就是錯的！汪曾祺：不是士大夫，卻是真名士
在對汪曾祺的諸種評論中，有一個標籤總是遇到，真是繞也繞不開——「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對汪的這個說法，濫觴於八十年代初。汪曾祺當時復出文壇，以《受戒》《大淖記事》《異秉》等作品震動文學界。他的老友林斤瀾給他張羅了個作品研討會，會上幾個北京的青年學者給汪曾祺定了個位：「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此說後來陳陳相因，遂成定論。孫郁有一本談汪的書，書名徑直就是《革命時代的士大夫》。
我初見此說，倒沒感覺到什麼；這十年來讀書漸多，越想越覺得這個說法似乎大有可討論的餘地。今年就是汪老逝世二十周年，人文社也會重磅推出新版的《汪曾祺全集》。這個標籤在汪老身上也貼了三十多年，我真心覺得有必要好好辨析辨析！故不揣淺陋，談一孔之見，就教於方家。
「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是不是「最後一個」，實在太不好說，先說「士大夫」。 「士大夫」是中國傳統社會裡的一個概念。《辭海》「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階層，舊時也指有地位有聲望的讀書人。總而言之，士大夫是古代對於社會上具有聲望、地位的知識分子和官吏之統稱。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与者，同時又是社會上層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
士大夫可以是知識分子、讀書人，也可以是官吏。因為中國的科舉制度傳統，讀書人和官吏二者之間，通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讀書人「學而優則仕」，官吏在未踏上仕途之前也是讀書人，但他們都應該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聲望和地位，也即「影響力」。像蒲松齡這樣的困居窮鄉僻壤聲名不揚的書生，就不能算是「士大夫」。
漢代以後儒家思想定於一尊，科舉考的都是儒家典籍，中國的官員和讀書人絕大部分都是儒生，信仰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士大夫」這個概念還有個隱性的內涵，好像必須是心懷社稷，有家國天下情懷的人才擔得起「士大夫」這個稱號。
比如，從感性上說，屈原就是士大夫，但宋玉就不太像；司馬相如是士大夫，東方朔就不像；杜甫是士大夫，李白就不是；韓愈柳宗元是士大夫，李商隱就不像。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辛棄疾，岳飛，文天祥都是士大夫。袁崇煥是士大夫，錢謙益就真有點兒不太像。
進入現代社會，「士大夫」這個階層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但若用來比附近現代人物，則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魯迅、胡適、錢穆都是士大夫，林語堂、梁實秋、周作人、錢鍾書就不大像。
汪曾祺呢？他讀書很廣，雜學旁收，但並不以讀書人知識分子的面目名世。早有人指出，要單論學問，汪曾祺可能連他的好友黃裳都比不上。汪老有一段夫子自道：「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 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這真不像傳統意義上的讀書人，知識分子。
再說官員身份。四九年以後，汪曾祺行政級別不低。主持《說說唱唱》編輯工作期間，五七年有一次出差，他坐的是軟席卧鋪車，這在當時，已經叫享受「高幹」待遇了。但待遇歸待遇，汪曾祺顯然不是政治事務的直接參与者，他只是業務骨幹。我們想到汪曾祺，也絕不會把他跟「官吏」這個詞聯繫起來。
以思想傾向論，汪曾祺說：「……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思想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認為儒家是講人情的，是一種富於人情味的思想。……我很喜歡《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我以為這是一種很美的生活態度。」
汪曾祺的儒家思想並不是一般意義上，家國情懷經世濟民的儒家思想，並不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儒家思想。他是竹籬茅舍，小橋流水人家式的儒家思想。對儒家的倫理政治理想他不大在乎，他在乎的是「很美的生活態度」，在乎的是其中的人道主義。汪曾祺真是一個「非典型」的儒者。
如果把汪曾祺和上文提到的諸位士大夫置於一列，我感覺彆扭，總覺得汪老和他們並不是一路人。本來給一個作家貼標籤，總歸是一種簡單粗疏的做法。但如果非要給汪曾祺來個相對準確的定位，該是什麼呢？
以出身論，汪曾祺1920年出生在江蘇高郵一個有著濃厚傳統文化氛圍的士紳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拔貢，寫得一手好文章，還兼具一點兒詩人氣質。祖父對汪曾祺極為寵愛，親自教授他古文和書法。
他的父親是汪菊生，字淡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這樣描述父親：「父親手很巧，而且總是活得很有興緻。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個畫家，會刻圖章，他會擺弄各種樂器……他養蟋蟀，養金鈴子，他養過花……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更難得的是，他父親可沒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而是把兒子當朋友看待。喝酒時給兒子也倒上一杯，抽煙時給他也分上一支，而且先給他點上火。汪曾祺十幾歲初戀時寫情書，他父親竟然在一邊出謀劃策。這樣的成長環境極深地影響了汪曾祺的氣質和性格：喜愛自由散漫，懂得平等，善於發現和欣賞平常生活中美和樂趣。
以個人才具論，汪曾祺能詩能酒，能文能畫，可謂全能藝術家。受父親影響，他也愛畫畫，少時「以畫名」；他還有很深的書法修養，臨過《麻姑仙壇》、虞世南《夫子廟堂碑》、褚遂良《聖教序》、顏真卿《多寶塔碑》。文革剛結束一段時間，汪有一陣子心情很不平靜，重拾畫筆，借丹青抒懷。他的畫屬於文人畫，以意趣勝。
汪曾祺年輕時還愛唱戲。起初唱青衣，梅派；後來改唱余派老生。他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參加過曲會，還唱了一陣崑曲。右派摘帽後，汪曾祺到北京京劇團工作，竟然成了專業編劇，代表作是現代京劇《沙家浜》，裡面的唱詞「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人一走，茶就涼……」那時膾炙人口，傳唱全國。
生活中，汪曾祺好抽煙，嗜飲酒，更是個美食家。解放初他在北京文聯工作，和同事把北京有名的飯館也吃了個遍。汪曾祺不但會吃，還會做。據有幸品嘗過其手藝的人如聶華苓、陳怡真講，那簡直是「好吃極了！」汪曾祺那一系列談飲食的散文，更是一絕！
汪曾祺也多情，在聯大讀書時失戀過，很苦，睡在房裡兩天兩夜不起床，房東老伯生怕他想不開。對待學業，他倒是馬馬虎虎。他喜歡到處逛，泡茶館，跑圖書館，可「不愛上課」。喜歡的就聽，不喜歡的就不聽。比如朱自清的課，他就不聽。汪曾祺喜歡在街上逛，書店、裱畫店，無目的地閑走，閑看。
汪曾祺年輕時是個夜貓子，晚上在圖書館或茶館讀書，白天睡覺。他曾寫過一個歷史系的同學，跟他住上下鋪，可一學期下來幾乎沒見過面。那個歷史系同學作息規律，白天上課，早睡早起；而汪曾祺黑白顛倒。等他天亮回來就寢，該同學已在校園樹下苦讀英文了。有時心情不好，汪曾祺晚上就在學校大樹下幽幽地吹笛，吹到很晚，來往過路的同學覺得他是怪人。
何兆武在《上學記》里這樣描寫當時的汪曾祺：「那時候他頭髮留得很長，穿一件破舊的藍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趿拉著一雙布鞋不提後跟，經常說笑話，還抽煙，很頹廢的那種樣子，完全是中國就知識分子的派頭。」
汪老晚年回憶為什麼會報考西南聯大時說：「……大部分同學是來尋找真理，尋找智慧的……我在報考申請書上填了西南聯大，只是聽說這三座大學，尤其是北大的學風是很自由的，學生上課、考試，都很隨便，可以弔兒郎當。我就是沖著弔兒郎當來的。 我尋找什麼？ 尋找瀟洒。」這個說法本身就「瀟洒」得可以，真正的士大夫之流是絕說不出這樣洒脫的話來。
汪曾祺的小說散文，讀來溫潤多情，讓人頓生親近之感，但他生活中並不是一個毫無個性的人。早年間跟他有過交往的葉兆言曾說，「汪曾祺骨子裡是個狂生」，「我伯父也談過對汪的印象，說他這人有些讓人捉摸不透，某些應該敷衍應酬的場合，堅決不敷衍應酬，關鍵的時候會一聲不吭。」這可以叫「不合時宜」，也可以叫「傲氣」。汪曾祺不懂這些人情世故嗎？他只是有時很率性，不想或是不屑配合而已。
綜合以上種種，汪曾祺的思想脾性作派無論怎麼看，都不像一個道貌岸然的士大夫，倒是更像中國傳統社會的另一種人物——名士。他更像是阮籍、嵇康、袁枚、李漁一流人物。多才多能，自然真實，不苟流俗，在庸常的哪怕是困苦的日子裡都要活出生活內在的詩意。
可惜的是，汪曾祺身逢革命年代，他身上的名士氣並沒有得到充分醞釀發揮的土壤。因為個人際遇的關係，他的身上後來倒加了些「平民氣」，這是汪曾祺的不幸，也是他的幸運。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我覺得汪曾祺是一個平民作家，一個生活的抒情詩人，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真名士」！
汪曾祺去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脈，名士文化，終成絕響。
今年的五月十六日，是汪老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謹以此舊文，修改重發，作為紀念文章之二
讀完他的文章就餓
「士大夫」有點過了。倒是嚴家炎編中國流派文學史，把汪曾祺算作最後一個「京派」。
西南聯大有一本《大一國文》，這本書編得很有傾向性，文言文部分選了《論語》、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等，語文體部分，選了魯迅的《示眾》、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丁西林的《一隻馬蜂》、林徽因的《窗子以外》等，可以說是一本「京派國文」。
汪先生說，「把我算作最後一個"京派"，大概跟我讀過聯大有關，甚至是和這本《大一國文》有點關係。這是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本啟蒙的書。」
其實沒必要上綱上線，硬要歸到某一類，汪先生也未必願意被人看作「京派」、「士大夫」。
「作品對讀者的影響常常是潛在的，過程很複雜，是所謂"潛移默化"。我曾經說過，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於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潤，讓人覺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詩意的。我對生活，基本上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願意把這點樸素的的信念傳達給人。我沒有那麼多失落感、孤獨感、荒謬感、絕望感。」
汪先生對這些虛名並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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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汪曾祺《五味》選B B是沈從文
隱去不美好的，呈現美好的，他有那種天真的善。
會吃會玩會寫會畫～
啊～～～～～～～～～～～為啥上知乎還得答語文題啊～～～～～～～～～～～
不是錢穆嗎
我只知道汪增祺是最後一位京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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