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里的錢鍾書是什麼樣的？
一篇文章中說施蟄存和錢鍾書繼承了庄老沉靜如水的哲學，無論是這沉默和不爭不管中是蔑視還是無奈，他們從文革走了過來。為什麼錢鍾書撐過了文革，他在文革中經歷了什麼？
若我死後，誰來為你著書立傳？我們失去了一個名字，她本該是女學者，是家學的傳承人。然而她平凡的，連身後事的資料都難以找尋。楊絳先生寫了《我們仨》，其中真意，也許是想大風刮過抹去一切痕迹時，執拗的留下最牽掛那人的一個單薄身影。
補充說一點關於他們家庭的事～想看原答案的請嘩嘩翻過。錢老的家庭是「普通」的一個家庭，這個普通是相比於同時代那些為羅曼蒂克之名拋妻棄子，為風雅之名沙龍曖昧的各位，也許有很多人（尤其是讀過書，留過洋，家世顯赫的）因為那個時代的奇葩而奇葩，但回看過去，錢老的家庭是超越了那個時代的。一開始看到他們相識的文字「 1932年早春，在清華大學古月堂門口，兩人初次偶遇，楊絳覺得他眉宇間「蔚然而深秀」，錢鍾書被她「頡眼容光憶見初，薔薇新瓣浸醍醐」的清新脫俗吸 」看了這樣的文字，我不禁猜想我們的楊絳先生年輕時應該也留下了很裝bility的照片吧，搜之
搜索了很多，都是很生活的照片，這張還稍微正式一點。好吧，這兩人妥妥是看對眼了。然而，你不得不感嘆這兩人對彼此的那種把握，你可以看到隨著時間的打磨，有沒有驚艷到？
錢鍾書作為首批入選者，拒絕了1991年央視拍攝《中國文化名人》。錢鍾書和楊絳的家庭是很美滿的，她們在英國生下了女兒錢瑗，如楊絳我們仨所說，她講述的只是個單純溫馨的家庭。然而錢瑗卻是最先離開的那個人，感興趣的可以去查一下，錢瑗的一生不可謂不坎坷，從照片上看，兒時的幸福
再來一張中年的
父母之愛子，怎不希望她一生順遂。偏瞧盡了她後半生的苦難。怎不恨，怎不憾。一開頭說錢老拒絕了攝像，大概是有些東西太重，說不出。
說了這麼多，離題千里，但想想錢鍾書，這麼一個大學者，年輕時拿竹竿幫自己的貓打架的這麼隨性的一個人，在那樣一個漩渦般的年代裡，連自己的女兒的幸福也保護不了。可見其無奈。個人在文革中的生活細思恐極，或說細思太沉重。錢鍾書、楊絳夫婦被迫將住房分給一對「造反派夫妻」住，在精神和人格上受盡了他們的折磨。例如，錢家女婿在文革中自殺後，受到了這對「革命男女」毫無人性的恥笑。最後，甚至連文弱書生錢先生都忍無可忍地大打出手，胳膊被對方打傷。
林非、肖鳳夫婦從幹校回城後被分配住到某學術權威夫妻隔壁，這對夫妻仗著把女兒嫁給了某大學「造反派」二把手而頤指氣使，而女婿因鬥爭失敗而死後，又立刻與其劃清界限。最後，僅僅因為瑣事，男的用大棒毒打林非先生，女的更不顧形象地撲上來咬人。錢鍾書在WG不是完成了《管錐編》嗎，而《管錐編》是一部「自說自話，無一趨時語，一個字都不理30年來統治全中國的意識形態」的書，在那個年代有幾個敢不用半點馬列語言寫書呢，反正錢鍾書是做到了，而《管錐編》是一部讓漢語、漢文化跟西方多種語言和多種文化進行平等交流的書，讓人不會再對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化有自卑或者自大的感覺，錢鍾書算是為漢語和漢文化鞠躬盡瘁的人了，那種年代那種條件下都能寫出那麼充滿藝術性和想像力的著作。
至於政治什麼的，有政治衝動不代表有政治才能，而錢鍾書是個既無政治衝動亦無政治才能，但卻既有文學衝動又有文學才能的人，所以他這樣的人還是不要去干預政治的好，而且他也不喜歡跟政治眉來眼去，他是非常純粹的學者，將精力都用在了漢語和漢文化上，漢語和漢文化也是他最愛的兩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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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經常看到有說錢鍾書是毛選英譯委員會主任或者英譯組組長或者英譯組負責人之類的話，這些都是以訛傳訛，錢鍾書連黨員都不是，又沒有什麼政治背景，怎麼可能當得了英譯組負責人，當時毛選英譯委員會主任是徐永煐，此人1927年加入美國共產黨，1946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回國後任中央軍委外事組編譯處處長，天津市、上海市外事處副處長，1951年任毛選英譯委員會主任，外交部政策委員會負責人、美澳司司長，外交部顧問，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等職，只有這種政治背景的人才有可能做得了毛選英譯組的負責人，而錢鍾書這種不僅沒什麼政治背景，連黨員都不是的怎麼可能當得了負責人，他只是成員之一，因為他是牛津艾克賽特學院畢業的，獲得了B.LITT學位，所以會被調派譯毛選，同樣獲得B.LITT學位的英譯組成員還有王佐良，同樣以非黨員身份進英譯組的還有金岳霖，不過後來金岳霖也入黨了，而錢鍾書一直沒入黨，非黨員是沒可能做負責人的。可能因為他現在名氣最大，所以就給傳成組長了，而負責人徐永煐倒是沒幾個人知道。
另，1961年毛選譯文全部完成且發行，就是後面修訂的也在1965年全部完成且發行，所以沒有什麼文革譯毛選之事，文革爆發的時候所有出版業、文化業全部停止，後面的事就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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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補充一個李慎之的話：
汝信同志屢次告訴我，有一次，學部猛鬥牛鬼蛇神，別的人都被斗得狼狽不堪，唯獨錢先生卻頂著活無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掛著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闊步，從貢院前街走回乾麵衚衕的宿舍里，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既不畏縮，也不惶悚。這隻有「有恃於內，無待於外」的人才能做得到。我在那時也有過被斗的經驗，然而卻決沒有這樣的氣度。
還有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劉世傑的回憶：
我和錢先生也算有緣份。我們是無錫同鄉（到後來我們經常用無錫話交談）。我六十年代剛來文學所時，只能遠遠地看著他，非常敬仰。可是兩年後，發生了戲劇性的可笑的轉變，他被揪出來成了「反動學術權威」，而我被命令看管他。
雖然我負責看管他，但我還叫他「錢先生」，說：「門一關起來，就是咱們的天下了。」我趁機向他請教，從犬儒主義，到達達主義······我問一，他要答十，詳詳細細給我講，真是獲益不少。
他還告訴我，不能迷信鉛字，尤其不能迷信洋人的鉛字。他隨手拿起一本當時能夠看到的英文雜誌《新阿爾巴尼亞畫報》，問我上面有什麼錯誤。我看了看，說它第三人稱單數怎麼不加「s」呀？他說，就是這個錯誤。我說，要不是您說，我還以為這是一種特殊用法呢。
······
我們在河南明港上幹校時，只要不開會，他就手不釋卷。在幹校里，他怕自己長期與外界脫離，荒疏學識，每有心得記下來，就用古文寫一遍，下面再用英文寫一遍，下面再用德文寫一遍……
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樣一幕：那時我們四、五十人擠住在一個兵營的房子里，房子很老、很大、很高，上面懸著一隻非常昏暗的燈泡。晚飯後，大家下棋的下棋，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突然，大家發現，錢先生站在燈底下，在看一本字非常小的英文書。光線很暗，而老先生已經60多歲了，眼睛也高度近視。大家非常感動和慚愧。這就是他為什麼博聞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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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些材料不讓發，實實在在的材料竟然不讓發，貼個鏈接吧：謝泳找到的關於錢鍾書先生的一些資料
在這裡苛求錢老的人，在文革里可能更為小人～
人民網 「楊絳講述《我們仨》」 中有一段話可以大致猜測錢鍾書在文革中的際遇：他們這個家對外界的紛亂似乎有一種過濾的功能，無論面臨什麼政治風暴，各自的工作在家裡照常持續。反右期間，楊絳完成了《吉爾·布拉斯》的翻譯，還寫了研究《紅樓夢》和李漁的論文。「文革」期間，錢鍾書完成了《管錐編》，楊絳完成了《堂·吉訶德》的翻譯。1978年《堂·吉訶德》中譯本出版的時候，正好西班牙國王訪問中國，鄧小平就把這本書作為禮物送給了西班牙國王。
看題主題目中提到了施蟄存。我去搬一篇李劼先生的舊文過來好了。
出處：南有施蟄存，北有錢鍾書-上海人李劼新浪博客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人的精神光譜之十
假如排除各種各樣的學術規範和歷史語境，僅就自由主義的本義而言，二十世紀的中國自由主義景觀，分別體現在兩類人物身上。一類即是上述新月派諸子的人文風貌，其自由思想來自西方文藝復興以後的文化思潮；還有一類自由主義景觀，雖然多少也受到西方人文主義的影響，但其骨子裡的文化淵源，卻是承繼了中國歷史上的自由主義傳統。該傳統作為一種人文現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山海經》神話的精神淵源，可以追溯到伯夷叔齊式的獨立人格；其後又經由老子的《道德經》，最後在莊子散文中作初始的定型。中國文化中的這種自由主義傳統，與西方自由主義的重大區別在於，通常不是訴諸文字，而是經由生命本身體現。因此，這樣的自由主義雖然也表述為思想，比如陳寅恪盛讚的陶淵明，但並不止於思想；雖然也訴諸文字，比如施蟄存推崇的莊子文選，卻又不止於文字；雖然也可區分出清晰的學術脈絡，但又不限於哪家哪派。比如漢末黨錮一案中，從政治理念上說，是以儒治國的悲劇；但從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的角度來看，又很難辨別出，究竟是儒生所為，還是道家之舉。後人最多只能分出一個朝野的涇渭，但也並不如何的分明。比如陳寅恪顯然不是無意的疏忽，在論及魏晉時代和漢末黨錮時，略過了陳蕃，僅將李膺和范滂作為代表人物。因為陳蕃不管怎麼說，畢竟是朝臣。但問題是，李膺和范滂，多少也有過從政的經歷；只是以他們兩個的自由自在脾性，不適合馳騁於官場罷了。倘若以現在的概念界定來說，當時百分之一百的民間知識分子，惟徐孺子而已。歷史上的士林，通常奉孔儒為正統，這正統之外的各種自由思潮和逍遙人物，通常被史家忽略。司馬遷可能是看在孔丘發過話的份上，為伯夷叔齊作傳。孔丘沒有談論過箕子，於是商周之交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便被司馬遷錯過了。同樣的偏見，也會發生在論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學術著作里。學人們的注意力通常都集中在諸如熊十力、梁漱冥那樣的人物身上，並且把他們視作中國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而不會把施蟄存和錢鍾書置於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視野，僅將他們放入文學史的範疇。事實上，施蟄存和錢鍾書的文化涵義，絕不下於他們在文學上的意味。至少，他們是熊十力和梁漱冥的鮮明對照。比起熊十力妄自尊大的顛狂和梁漱冥要死要活的糊塗，施蟄存和錢鍾書有著過人的清醒。他們既不會把自己誇張到可笑的地步，也不會一心想著要拯救天下而四處奔波。他們因為世事洞明而情緒穩定，他們因為人情練達而不打誑語。他們在專制高壓底下的處世方式，是儘可能的聽其自然，決不會自作多情地給皇上寫信，也不會為了表明心跡而恨不得在上朝時當眾開膛剖白。他們非常清楚士子和皇帝之間的界線在哪裡，因此，以不卑不亢的方式，儘力恪守自己的人格和尊嚴。至於究竟恪守得如何，施蟄存和錢鍾書倒是各交一份答卷。所謂南有施蟄存、北有錢鍾書，並非緣自他們的籍貫，而是意指他們在四九年以後的生存定位：一個留居上海執教華東師大，在教學中拒絕援引馬列文論，於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後埋頭古碑，文革後復出執教，淡然處世，百歲而終。一個北上進京，先是執教清華，後調文學研究所，被欽定為《毛選》英譯定稿人，其後又為毛詩詞的英譯一盡綿薄，成為一名紅朝御譯；文革過後，終受重用，出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一代御譯，於謝世之際，元首唁電，舉朝哀悼，備極榮哀。很難說此二子的人品有高低，可以肯定的只是，境界有異。同樣的傾心老莊，不以孔儒學說為然，施蟄存從中得了嵇康阮籍式的風骨，所以難免躋身右派行列；錢鍾書由此學成了世故的明哲保身和圓滑的求生圖存，於冰刀霜劍之下，毫髮無傷。當年推崇莊子文選的施蟄存，確實修成了莊子式的淡泊；而在《管錐編》里只論老子不說孔子的錢鍾書，一不小心被紅色朝廷寵幸有加，賞賜御譯一職，似如當年老聃曾為周室史官。老子寫完《道德經》，可以騎著青牛逍遙自在地隨風而逝；而錢鍾書譯完聖著聖詞，便有榮?累贅；自此有了官家身份，入了冠蓋之列。當初不算求仕，只是被人抓差；爾後卻是習慣成自然，有如舊式婦女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一部綿綿不斷的《管錐編》，其聰明盡在其中，其苦澀也盡在其中；其學問盡在其中，其局促也盡在其中。相比之下，無論是人生還是其學術成就，施蟄存是天然無飾，錢鍾書是錦繡如織。錢鍾書的聰明既在於聖差降至之際的順水推舟，又在於面對加官晉爵之時儘可能的榮辱不驚。皇恩浩蕩之下的進退失據，只可能發生在刻意扮演儒生的士子身上，不可能成為錢鍾書留給世人的笑柄。這或許算是一個中國式的自由主義士子，能夠恪守的人格底線。所謂文如其人。此二子四九年後的人生，其實早就寫在他們四九年前的文字里，比如說，他們那時發表的小說里。當然，一提及他們的小說，人們馬上會想到錢鍾書的《圍城》，而不會想到施蟄存的諸多篇什。這與其說是施蟄存的小說太不有名，不如說是後人尤其是文學史家們的驚人無知。即便是以推舉張愛玲小說聞名的現代小說史家夏志清，也同樣茫然於如何論說施蟄存的小說。施蟄存小說在藝術上的超前，不僅同時代的小說家無以比肩，也讓後來的文學評論家和文學史家，茫然失措。 後人曾以「心理小說」、「新感覺派」、「意識流小說」等等說法，概括施蟄存在三0年代的小說創作。對於這些強作標記的說法，施蟄存一概不予認同。這並非是施蟄存故弄玄虛，而是其小說確實很難一以概之。相信就算是施蟄存本人，都不知道如何概括自己當年的小說創作。因為他的小說，包含著太過豐富的敘事元素，不啻是心理小說，新感覺，意識流，這些與當時歐洲現代派小說完全同步的寫作手法，還含有即便是在歐美現代派作家筆下、也要等到二戰以後才風行的現代審美意識，諸如荒誕派戲劇，黑色幽默，乃至所謂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等等。假如可以將魯迅的《狂人日記》勉強歸入意識流或者心理小說，那麼施蟄存諸如《將軍的頭》、《鳩摩羅什》之類的小說，幾乎具備了西方現代派小說的全部特徵。施蟄存的現代小說寫作，可以說是繼魯迅小說之後的又一划時代標記，從而與李金髮的現代詩歌一起，分別在小說和詩歌上標畫出一個歷史性的界碑。毫不誇張地說，施蟄存乃是中國代派小說的奠基作家。
施蟄存的小說，曾經有過一位知音，即是《心理小說家施蟄存》的作者，蘇雪林。這位才女當年寫下的那篇評論，至今依然是有關施蟄存小說的最權威闡釋。諸如二重人格衝突，變態性慾描寫，緣自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夢學應用，結構的嚴謹，刻劃的細膩等等，所有這些概括和分析，全都讓以後的評家望而卻步，尤其讓一些不倫不類地追隨後現代的漢學家或准漢學家們極為尷尬，他們只要一說施蟄存小說，冥冥之中的蘇雪林就會發笑。蘇雪林的才學並不在於將施蟄存小說歸入什麼流派，而在於其獨到的洞幽燭微。比如，說到施蟄存小說的寫夢之精彩，蘇雪林慧眼獨具地指出：《獅子座流星》那個夢寫得最有趣味。「卓佩珊夫人想生兒子的慾望，正在腦筋里鬧得不開交，聽了獅子座流星出現的新聞和巡警戲言，同舊日所聞的日月入懷主生貴子的傳說和射在眼皮上的朝陽，丈夫牙梳的落地聲，連結一片，成此一夢。」這樣的審美眼光，擔當得起陳寅恪所說的與所論說者處於同一境界的褒獎。胡亂編派作家作品屬於什麼流派什麼主義，乃是文學評論當中最膚淺也是最劣等的學究方式；惟有品味作品細節、穿透作品內涵的識見和妙悟，方才見出論家的目光和功力。當蘇雪林從施蟄存的小說論及李商隱的詩歌時，讓人不由眼睛一亮，這才真正叫做，心有靈犀：施氏擅長舊文藝，他華麗的辭藻大都由舊文學得來。據他作品所述，我們知道他很愛李商隱的詩，而且自己所做的舊詩也是這一路。玉溪詩素有「綺密瑰妍」之評，施氏創作小說，文藻的富麗與色澤的腴潤，亦可當得起這四個字，則他的藝術一定大有得於李詩。施氏作品色澤的腴潤，可於《將軍的頭》一書見之。《鳩摩羅什》中描寫沙漠景色的一段，高僧回憶受龜茲公主誘惑的一段，美麗得簡直像詩。阿襤公主的故事本來極其瑰奇，作者的描寫，更使它詩化了。施蟄存寫鳩摩羅什天人交戰之苦，都從正面落筆，細膩曲折，刻劃入微。用了十二分魄力，十二分功夫，一步逼入一步，一層透進一層，把這個極不易寫的題目寫得鞭辟入裡，毫髮無遺憾而後止。
讀過蘇雪林之於施蟄存小說評論，能夠補充的只是，倘若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過一位類似卡夫卡那樣的作家，那麼非施蟄存莫屬。這可能是蘇雪林難以洞見的，這也是施蟄存其人其小說與錢鍾書其人其小說的根本區別所在。從施蟄存的小說里，可以讀出卡夫卡式的謙卑和悲憫，一如讀錢鍾書小說只能讀出喬伊斯式的自負及其對芸芸眾生的輕蔑。非常有趣的是，施蟄存晚年談及錢鍾書的《圍城》，僅用一句話：洋才子說刻薄話。此評看似尖銳，其實相當淳厚。因為錢鍾書的《圍城》，豈止只是刻薄話而已。錢鍾書小說里的方鴻漸，怎麼看都感覺是有作者的影子在其中。方鴻漸的玩世不恭里，含有一種世家子弟的輕浮；方鴻漸的聰明過人里，又有文化玩票的油滑。喬伊斯在《都柏林人》里寫出的，像是一個上海人看江北人那樣的不屑一顧；同樣，倘若將方鴻漸假設為上海人，那麼在方鴻漸眼裡的同事，幾乎全都是既可憐又可笑的江北人。喬伊斯憑藉《都柏林人》、《尤里西斯》、《芬尼根之覺醒》，一吐對世人的不屑一顧，錢鍾書籍方鴻漸將世上讀書人盡情嘲弄。假如《圍城》里去掉方鴻漸其人，那麼有如又一部《儒林外史》。但因為有了方鴻漸其人，《圍城》的格局反而變得狹窄局促，不過是一個自視甚高的才子一覽眾山小的尖酸刻薄。如果說，婚姻是圍城，學府是圍城，知識是圍城，那麼方鴻漸的自負，錢鍾書的聰明，其實也是圍城。方鴻漸在他所不屑的人群中混日子，錢鍾書則在他的聰明裡打轉。走出聰明，需要慈悲。而這恰好是錢鍾書其人其小說的死穴所在：缺乏悲憫。錢鍾書也罷，方鴻漸也罷，總是在睥睨濁世的同時，顧影自憐。借用一句上海俚語形容，這樣的人物倒是有點像「小刁模子」。所謂「小刁模子」，意指擅長自我保護，不喜赴湯蹈火；見強者裝蒜，見弱者嘲弄；總有一技之長，卻又極其愛惜羽毛。在這類人物的心目中，所謂自由，其涵義無非在於：與眾不同；或者乾脆就是：出類拔萃。不過，要指望這樣的人物隨波逐流，是不可能的；要指望這樣的人物動不動就像郭沫若那樣捶胸頓足，痛哭流涕，也是不可能的。施蟄存其人其小說，有著錢氏所缺乏的雍容大度：自由被訴諸悲憫情懷，訴諸對芸芸眾生的關切。所以會有施蟄存的如此自白：「在政治上左翼，文藝上自由主義。」 施蟄存早年加入過共青團，參加過革命活動，後來又與左翼文人阿英共事，合編《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早期共產黨人，不乏理想主義者。因此會有三十歲之前不信共產主義是沒有良心一說。但施蟄存的左翼活動，並不意味著像其他左翼文人一樣，把自己完全賣給那個主義。聲稱「文藝上自由主義」，相當於陳寅恪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的別一種表達。也正是這樣的自由秉性，使施蟄存小說獨具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其他作家所不曾具備的審美境界。就寫作技巧而言，意識流手法不僅見諸施蟄存小說，也同樣見諸施蟄存的詩歌，比如那首著名的《銀魚》：「橫陳在菜市裡的銀魚，土耳其風的女浴場。銀魚，堆成了柔白的床巾，魅人的小眼睛從四面八方投過來。銀魚，初戀的少女，連心都要袒露出來了。」從銀魚聯想到安格爾畫里的土耳其浴場，再聯想到柔白的床巾，最後聯想到少女初戀的心。讀過這首短詩就能夠明白，施蟄存是怎樣寫作諸如《將軍的頭》、《鳩摩羅什》那樣的現代小說的。意像的轉換，全然是下意識的聽其自然。其中，慾念總是像《浮士德》里的梅菲斯特，不斷地誘引諸如將軍（《將軍的頭》）、高僧（《鳩摩羅什》）、莽漢（《石秀》）、賢婦（《獅子座流星》）之類各色人等，走火入魔。施氏小說對慾望的這種旁觀，與其說是受弗洛伊德學說影響，不如說是基於卡夫卡式的悲憫。而抵達如此悲憫境界的前提，則是作者本人的超然物外。這與其說是文化根底如何深湛，不如說是生命底氣著實充沛。施蟄存早年的成名作《上元燈》，將一段青梅竹馬式的戀情，寫得意趣盎然，卻又輕淡，雋永。僅一盞花燈，便道盡款款深情。青春期的萌動，有如湖面上的漣漪，微波蕩漾，全無翻江倒海般的不可遏止。愛得傾心，心地坦蕩；妒意乍起之際，旋即又體貼入微。結尾處毫無「三軍過後盡開顏」式的粗俗，充滿「卻話巴山夜雨時」 的溫馨。施蟄存晚年曾經如此總結自己的婚姻：淡如水，甜如蜜。這六個字，又恰好是小說《上元燈》最為貼切的註解。或者說，《上元燈》里的清淡，貫穿了施蟄存的一生。這與卡夫卡在婚姻面前的進退維谷，倒是對照鮮明。很難說是因為個性太柔弱，還是世事太洞明，卡夫卡終其一生，都生活在父性專制的陰影底下。這使卡氏小說在透徹之餘，難免遍布絕望之霧。相反，有莊子式修為的施蟄存，在觀照世人為慾望所苦之際，總會留出一絲寬厚的微笑。卡夫卡筆下的約瑟夫.K，土地測量員，更不用那個變成甲殼蟲的格里高利，基本上都是得不到拯救的，有如一道道無解的難題。但施蟄存小說里的將軍也罷，高僧也罷，一旦經由慾望的糾纏而還原為芸芸眾生，全都有著樸素的歸宿：將軍死在愛戀里，高僧留下了舍利子。至於《阿襤公主》中的男主人公，沒有像羅密歐那樣全然死於殉情，而是終被仇家所害；並非是故事不夠浪漫，而是小說無意間折射了中國式的仇恨。施蟄存小說唯一的一次失手，是在《李師師》里錯寫了那個宋朝的藝術家皇帝。既然將軍、莽夫、高僧都在憐憫之列，那個可憐的藝術家皇帝，為何不能是個被同情的對象？可見，文藝的自由主義，雖然大致上獨立於政治的左翼，但有時一不小心，也會被左翼咬上一口的。除了那個藝術家皇帝得不到寬恕，施蟄存小說世界裡的其他所有人物，皆是眾生平等。而且不啻是平等在死亡面前，也同樣平等在慾望底下。正如卡夫卡小說中的眾生被世界的荒誕所吞噬，施蟄存小說里的人物被難以克制的慾望所折磨。惻隱之心，由此而生；謙卑之意，因此而起。讀錢鍾書的《圍城》，會時不時地聽見作者的竊笑。但讀施蟄存的小說，即便諷刺也輕淡如雲，作者沒有任何優越感。比如《鳩摩羅什》中這段細節：得知那個放浪的女人是個妓女之後，羅什的兩眼閉上了。他有著一個要見一見這個妓女的企望，很熱心的企望。但不知為了哪一種動機，他沉思了一會：「那是個苦難的女人呢。」「不，是個歡樂的，幸福的女人。」那年輕的禁衛軍說。「但靈魂是苦難著的。」「她沒有靈魂，況且名為靈魂的那件東西，她是不必要有的。」「她要老了呢，那時候靈魂將使她感受到苦難。雖然現在是青春，是歡樂，是幸福。」「不，國師，在她是沒有老，只有死。她永遠是青春，永遠是歡樂的，你沒有看見她常是對著人笑嗎？」「官兒，你罪過了。」尤其是這樣的結尾：所以在他寂滅之後，弘治王替他依照外國方法舉行火葬的時候，他的屍體是和凡人一樣地枯爛了，只留著那個舌頭沒有焦朽，替代了舍利子留給他的信仰者。 那個舌頭之所以變成了舍利子，不是因為講經，而是由於與女人的親吻。這樣的諷刺，不能說不深刻；但這樣的幽默，又不能說不寬厚。人慾固然醜陋，但又是合理的，合乎人性的。施蟄存小說既不把慾望歌頌成天堂，也不把慾望一腳踹入地獄，而是把慾望像一盤紅燒蹄胖似的，輕輕地端上桌子，讓讀者細細觀賞。大凡讀過施蟄存的小說，人們既得不出有必要禁慾的結論，也找不到理由，可以縱慾。這就好比出恭，抑制出恭會導致失常，但整天想要出恭卻成了病患。從施蟄存小說里可以讀出的是，該出恭時就出恭，不想出恭時就不必強求。凡事都得順其自然。而順其自然，恰好就是老莊哲學的要義，也是施氏小說不同於卡夫卡小說的品質所在。沿著卡夫卡的深邃，會走向絕望意義上的悲觀。這種悲觀的一個反襯性前提，乃是作者認為世界本來不應該是這樣的。這就好比蘇格拉底會喋喋不休地告訴雅典同胞，你們理當更加優雅更加高貴。但問題是，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雅典人本來就是沒有蘇格拉底所希望的那麼優雅那麼高貴。這與其說是人類的人無完人，不如說是卡夫卡和蘇格拉底本身由於追求完美所致的悲劇。卡夫卡害怕婚姻，是擔心婚姻不夠完美，從而承擔不起不完美的責任。假如卡夫卡能夠認清婚姻本來就不盡完美的真相，那麼就會減少許多承擔責任的恐懼。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世上更無完滿婚姻，只消退一步，就可以海闊天空。施蟄存懂得這樣的道理，所以有了「淡如水」之說。這可能也是東方哲人與西方哲人的區別，從來不把世界設想得十全十美，所以不作烏托邦之論。而烏托邦正好是卡夫卡悲觀的邏輯前提。就像蘇格拉底死後，弟子柏拉圖以理想國來悼念先師。這與其說是情感原因，不如說是邏輯結果。中國的聖哲如老子莊子，從來不設這樣的邏輯前提，所以有了順其自然。施蟄存的小說，在精神空間上具有卡夫卡那樣的深邃，但在其文化承繼上，卻得了老莊哲學的真傳。在小說《鳩摩羅什》那種悲憫一代高僧的目光里，處處閃爍著莊子式的智慧。由此聯想到那個可憐的熊十力，只消稍許有點這樣的智慧，就不致於顛狂得不成樣子。據說，熊十力晚年因為被紅衛兵拉上台與妓女同台批鬥，引為奇恥大辱，從而羞愧難當。倘若熊十力能夠認真讀一讀施蟄存的《鳩摩羅什》，或許會把與煙花女子同台批鬥，看作一件趣事，一笑了之。須知，一本正經地給草莽皇帝寫信，才是真正的奇恥大辱。以 「北山四窗」著稱於世的施蟄存，在其東窗（古典文學）、南窗（現代文學）、西窗（外國文學）、北窗（金石碑版）諸窗上的治學和譯作，廣博其次，才情居首，其境界一如在小說里的悲憫和謙卑。讀施蟄存的《唐詩百話》、《詞學論稿》、《宋元詞話》之類的書稿，與讀錢鍾書的《談藝錄》和《管錐編》，一個明顯的區別在於：施氏學術讓人感覺親切，頗有將拳拳之心、訴諸諄諄之間的平易風度；而錢氏學問卻拒人千里，讀者有如面對一位知識巨富，一不小心就會遭受無聲的恥笑：笑你知識貧乏。施蟄存解讀唐詩宋詞之際，心裡想的是讀者，字裡行間充滿著與眾分享的快樂；錢鍾書揮霍知識財富之時，滿是富家子弟的趾高氣揚，念念不忘自己如何的聰明過人；就連過目不忘的記性，都會成為一種榮耀。錢氏小說里的自戀，一旦潰瘍到學術著作里，情不自禁地變成了自恃和自傲。諸多細節，不管必要不必要，紛紛沓沓的拉扯進來。乍一看，還真不知道究竟想要表達什麼；但細細一想，恍然大悟：錢氏操練學問，有如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在西方人文史上，也有一位博學如錢鍾書的學者。這裡指的是，《英文字典》的作者，英國學者塞繆爾.約翰遜，其字典又稱《約翰遜字典》。但這位博學者留給世人最深的印象，與其說是浩瀚的學識，不如說是出俗的人文氣度。塞繆爾.約翰遜之所以獲得後世敬重，也不是因為知識的如何淵博，而是其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的出類拔萃。一位學者的大氣與否，不在於讀過多少書，記住多少字，而在於精神上的不可摧折。相比之下，錢鍾書的學問，再浩瀚也難免間雜著精神底蘊上的楚楚可憐。這並非是可以歸咎生存環境過於嚴酷，而能夠替錢鍾書開脫的。要說生存環境，錢鍾書有幸生於清室遜位前一年，更幸長於百家爭鳴的民國時代。錢鍾書的不幸在於，後半生被欽點為紅朝御譯。御譯有如侍妾，再怎麼個風光，再怎麼個籍此獲得庇護、從而贏得一方小小的清靜之地，箇中滋味也並不讓人受用。由此可見，錢鍾書的埋頭撰寫《管錐編》，既猶如馬爾克斯小說《百年孤獨》中的布恩地亞上校沒完沒了地做小金魚，又好比《白毛女》里的喜兒被姦汙過後，一聲不吭地使勁扎鞋底。其中的滿腹鬱悶和一腔無奈，錢鍾書心知肚明。不管怎麼說，錢鍾書畢竟是個熱愛自由之人。雖說《圍城》里的方鴻漸過於自恃，但絕不是個自我壓抑到畸形地步的孔已己。即便是有關學問，錢氏也有著不凡的徹悟，有道是： 「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錢氏如是凝聚在《管錐編》里的辛酸苦辣，孤獨的心境，曲高和寡的心氣，難以為膚淺的後學們所體味。不少將錢氏視作學術偶像的學人，鮮有領略個中三昧者。他們仰望著錢氏的學問高山，羨慕著錢氏的功成名就，卻從來不曾想過，這可是錢氏以低聲下氣做御譯的代價，換來的心血結晶。錢氏籍此告訴世人，《管錐編》里的錢鍾書，才是真正的錢鍾書；一如喜兒告訴大春：身子遭污，靈魂猶在。中國文人和中國婦女，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至今不變的現實中，都屬於被污辱被損害的同類。至於《管錐編》和《談藝錄》的人文價值，足以與李漁的《閑情偶寄》相提並論。錢氏學問留給後世一座厚重的學問高山，李氏偶寄告訴世人，中國文化的精粹並不見諸皓首窮經，而是見諸日常生活的如何講究。兩相對照，中國文化的林林總總，長長短短，諸如感官上的，記憶中的，也就盡在其中了。面對既瑣碎又精緻的錢氏學問，被毛時代剝奪過知識習得權利的一代學子，自然會驚嘆其學識的淵博；但讓以知識爆炸為特徵的電子時代的年輕人看在眼裡，卻又會為有前輩如此沉緬於浩瀚的書海，感到不可思議。他們會懷疑，這樣的人生，真的很有樂趣么？當然，對於附庸風雅的文化票友來說，錢氏著作乃是他們的永恆經典；一如《易經》之於算命觀相看風水之徒。這應該是施蟄存的學問所難以企及的。因為施氏的詩話詞學，不過是與讀者分享的一道道美味佳肴，不求永恆，但求愉悅；分享過後，煙消雲散。按理說，這其實也該是錢鍾書撰寫《管錐編》的初衷：在那漫長而又無可奈何的日子裡，自娛自樂一番，並不曾想到要成為文化票友的經典。人生有如白馬過隙，這是施、錢二位共有的徹悟。稍微不同的只是，錢氏絕對不會推卻朝廷恩賜的榮耀，但施蟄存面對官家褒獎，卻會從容不迫地告訴對方：你們頒獎，頒錯人了。
「１２月２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請一個鐘點工小陳來洗衣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並且定要先為她洗。錢瑗說，小陳是我家約來的。革命女子揚著臉對錢瑗說：「你不是好人！」隨手就打她一耳光。我出於母親的本能，不自量力，立即衝上去還手。錢瑗是看慣紅衛兵行徑的，不願媽媽效尤，拉著我說：「媽媽，別——」可是她拽不動我，就急忙由大門出去了。（她是去找居委會主任的，當時我沒有理會。）鍾書這時在套屋的窗下看書，我記不清外間的門是開著還是關著，反正他不知道過道里發生的事。這時兩個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領，把我按下地又提起來，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陳當時在場。她向別人說，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根據，革命女子沒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臉上爬。我給跌摔得暈頭暈腦，自知力弱不勝，就捉住嘴邊的一個指頭，按入口內，咬一口，然後知道那東西相當硬，我咬不動就鬆口放走了。我記不清自己給跌摔了多少次。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們決不願意做的事，而我們都做了——我們做了不願回味的事。
我有一架晾手絹、襪子的小木架子，站在過道的靠牆處。我的身體在革命男女的操縱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橫棍全撞碎了，架子倒地有聲。鍾書該是聽到木架倒地才出來的。我自己也奇怪，我怎麼沒叫喊一聲。
我沒看見他出來，只記得他舉起木架子側面的木板（相當厚的木板），對革命男子劈頭就打。幸虧對方及時舉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後果就不堪設想了。我記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間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給革命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門口拿出一支細藤手杖，但出門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奪去，好像是我特地拿來奉送的。我一看情勢不妙，拉了鍾書回房，關上門，鎖上鎖。」
事件的始末。這個年代，多的是無知且不自知的人，有時候片面的聽信一家之言，從不用腦子思考，更不會探清事件的來龍去脈，簡直令人噁心
我剛剛想提類似的問題，既然樓主問了，我就不問了。錢曾是我男神，因為學識，因為身世，我也曾困惑，為什麼他不像清華的諸人一樣在1949年後遠赴美國。錢雖然痴氣極重，但是聰明如此的人，不應該不知道史無前例的時代等著他的是什麼，而且錢的出身，不至於出國後有太多疏離感。楊絳說錢不願意用外語寫作，這可以說是每個作家的共識，但是事實上他在建國後也少有著作。如上面答主所說，錢老文革時受胡喬木保護，翻譯毛選，免受太多衝擊。這一方面可以理解為錢的「傻人有傻福」，是不善人際下的一種幸運；另一方面，比照俄國知識分子，錢在那種驚濤駭浪中受到權力的如此保護，是不是他自己內心也備受感動，心靈也有所「凈化」？如高爾基回國？看錢建國後的一些文章，共產話語極重，你說他是在那個環境中的自我保護可以，說他是某種投桃報李也未嘗不可。錢的一生相比於其他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可以說是波瀾不驚，未經風雨。不僅比老舍強過百倍，而且比曾遭眾人唾棄的周揚也好不少，去世時極盡哀榮，新華社稱永垂不朽。讓人又不知該如何想。錢對外界如此麻木，似乎已經不能稱之為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了…哎，越說越糾結，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想了，解構大師似乎總有話可說，好像也跑題了
他們清華有個幫，喬木幫了不少人
作者：Robin Hood
鏈接：錢鍾書是否被嚴重高估？ - 知乎用戶的回答來源：知乎著作權歸作者所有。商業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得授權，非商業轉載請註明出處。他是清華外語系的，拿得也是英語學位。甚至做過 毛主席語錄翻譯組 組長。我們就從專業角度看看他定稿的翻譯質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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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y way to settle questions of an ideological nature orcontroversial issues among the people is by the democratic method, themethod of discussion, of criticism, of persuasion and education, andnot by the method of coercion or repression。 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這裡 method of coercion or repression 就翻譯得不好，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 是一個多口語化的 說法啊，翻譯成這樣，完全沒有 動員 外國 工農兵的勁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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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er and better troops and simpler administration——精兵簡政」。這是醉了，英語 就沒有 「」精「」這個概念嗎？無非是不敢用 elite嘛， 非得用兩個詞，完全沒有原著的力量！3
U.S. aggressors and all their running dogs! ——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著名的running dogs，呵呵 不僅恨不起來，還顯得 萌萌的。綜上，錢鍾書就是一個 隱瞞自身階級立場的封建遺老，出身壓迫人民大眾的所謂 詩學世家，內心極端仇視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用極其陰險的手段篡改毛主席語錄，使得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革命群眾至今還無法完全領會毛澤東主義，企圖頑固阻礙全世界紅色革命浪潮，這樣的反動分子，我們要......修改沒受很多苦，同時代知識分子里算很不錯的。幹校是去了，但誰沒去呢。
原因：一是因為胡喬木，二是因為翻譯毛選，三是因為作人比較小心，不是那種硬挺的人，服軟，靈活，四是因為運氣好。四個條件怕是缺一不可。當時的文科象牙塔知識分子，滅誰都是分分鐘的事情，有護身符都沒用。那個時期的人性都是扭曲的。或者說極度地複雜而簡單。所以無論誰經歷了什麼，為了保護自己而做了什麼，都是合情合理的。無論外界如何討論和研究，當事人才知道經歷了什麼，那是精神上的，而非肉體。
錢老受過迫害這個真不清楚，但是初中有一篇課文《老王》是楊先生寫的，講的就是文革中很多人都不敢接近他們一家唯獨老王這個車夫三天兩頭往錢家送香油雞蛋什麼的
錢家原來的房子，被佔了。錢的牙齒出了問題，也去過幹校，除了毛選還弄了宋詩詳註。也去過幹校。錢把所有通信都燒了，也被批貨
錢鍾書1957＂反右＂夫妻合夥毆打林非，他是清華幫的文人，背後的靠山是胡喬木，得以不受大衝擊，他後來成為毛選編委會英文翻譯小組組長，《毛澤東軍事文選》發行3000萬冊，成為亞非拉＂武裝革命＂綱領。近2000萬人死亡！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沃什在演講中呼籲諾貝爾文學獎要保持良心，不應將獎金送與那些御用文人和政治幫凶。米沃什的演講得到了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等作家的響應。此舉激怒了錢鍾書，錢在《光明日報》發文曆數「諾獎委」的錯評與漏評，條條款款，大肆諷刺。他說，「諾貝爾文學獎的禍害遠超諾貝爾發明的炸藥。」稍後的幾年諾貝爾獎更是頒給了布羅茨基、戈迪默、辛波斯卡等人，讓錢鍾書徹底絕望了。在一次國際筆會上，他竟斥責諾獎委員會評審專家馬悅然：「為何他國可用原文參評，中國卻要譯成英文才能評獎？此乃文化歧視。你把巴金的書譯成那樣，那種爛譯文本誰會給獎？」令在座100餘作家毛骨悚然，不少作家深表反感。
胡志德分析說：「錢氏認為，就文人打破社會等級和背叛自己階級地位所達到的程度而言，他們知識分子間的互相斥責，甚於國家在他們的不利處境中起的作用。依錢氏看來，最大的罪過就是trahhison des clercs，即知識分子互相出賣。」（《錢鍾書》第14頁）
我覺得這裡錢老有點過分了，他不應該用聖人的標準去要求知識分子。錢老在文革中基本上是保持沉默的，他能沉默而不被整垮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沉默，而是因為他有將《毛選》翻譯成英文版的任務，王度廬也沉默，汪曾祺也沉默，但是現實不允許他們沉默。他們的沉默換來的是踏上一萬隻腳。錢鍾書沉默並且因為政治任務獲得了安全，然後得出了知識分子互相出賣的結論，實在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文革當中知識分子所面臨的狀況就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你選擇揭發別人，你就有可能脫罪，而別人如果不揭發你，別人就會受到更高的懲罰。那麼這個時候大家都會選擇揭發對方。這不是人性的卑劣，而是環境的驅使。用這種例子來說明知識分子互相出賣，實在有違錢老的品德。
而且，錢老在文革中沉默了，誰知道？在知乎上若不是有人問出這個問題，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錢老到底在文革是什麼狀態的。像錢老這種知名度的人，大家都無法確定他在文革幹了什麼，那些名聲不如錢老的，就算在文革中選擇沉默，又有誰去替他們翻案？叫的聲音最大的一定獲得最大的關注，我們都記住了文革中一些文人的互相揭發，而對那些沉默以對的人，錢老自己恐怕都不會去關心吧。
文革是一場災難，是一場用荒謬的制度去拷問人性的災難。借著這場災難來說明人性的扭曲，很不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