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有哪些行業是基本被一個縣的同鄉壟斷的？

01-20

比如此前有人問到的「重慶鮮麵條」都是重慶雲陽縣人開的，牛肉拉麵是青海化隆縣人開的，複印行業是福建某個縣的，等等。

電信詐騙的，基本都是福建口音。

桐廬，民營快遞之鄉啊，三通一達。

快遞-桐廬

樓上已經提到了，貼一篇看過的文章

轉自南方周末，作者張玥

原文鏈接南方周末 - 「三通一達」的江湖快遞「桐廬幫」

「三通一達」的江湖快遞「桐廬幫」
佔中國民營快遞業半壁江山的四家公司，共同在長期壟斷的快遞業闖出了廣闊天地。他們出自同一個縣，甚至幾乎發源於同一家人，現在又把總部安在了上海的同一個區。雖然彼此之間很少往來，他們總是走著相同的商業道路。
「快遞縣」的故事，演繹了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獨特地緣路徑。現在，他們又面臨著共同的挑戰：淘寶給「三通一達」帶來了巨大的業務量，帶來了向現代化成長的動力，卻也令他們深陷於老鄉之間的價格戰中。
平均每一分鐘，就從滑鼠里「迸」出9.8萬個包裹。
這是馬雲旗下的物流平台菜鳥網路發布的數據。
2013年11月11日，中國人的網路購物狂歡日。僅阿里巴巴旗下的天貓和淘寶兩個平台，交易額就超過350億，是五年前的近700倍。菜鳥網路預計，他們加起來全天包裹量將超過1.5億件。
像工蟻一樣背上這數億個包裹的，是全國上百萬的快遞員。其中的將近八成，由被稱為「三通一達」的四家快遞公司（申通、圓通、韻達、中通）運送。

有趣的是，這四家公司，以及匯通、天天等快遞公司，都有一個共同的老家：浙江桐廬縣——這個僅有40萬人口的縣，是古代文人隱居的地方，《富春山居圖》畫的大多正是這裡的景色。
在快遞業內，他們被稱為「桐廬幫」。其實，這幾家撐起中國民營快遞業半壁江山的公司，幾乎都發源於同一家人。不過，在走出桐廬之後，他們之間的往來其實非常少。
愛恨淘寶
「太厲害了，交易量每個月都是百分之幾百的增長！」
對於民營快遞業來說，淘寶的出現帶來了里程碑式的變化，也最讓人愛恨交織。
「2005年之前，做快遞是沒太多故事的。」申通一位從事快遞多年的負責人說。此後有故事，便是因為淘寶加入。
當年5月，淘寶與圓通簽了推薦物流供應商協議，首次實現官方合作。
「那份協議很厚，」時任圓通市場部經理宋先生說，「從攬收到配送都跟我們之前送商務件不大一樣，比如簽收時快遞員是否有權查看身份證這件事，都磨合了好久。」
次年5月1日，淘寶和圓通以快遞一把劍的方式開啟官方合作。當天交易量386單。而後的下半年，猛增近4萬單。宋先生說，「那時候太厲害了，交易量每個月都是百分之幾百的增長！」
淘寶帶來的不僅是龐大的包裹量，還有隨著它的成長帶來的對快遞的要求。
2007年，淘寶首次在流程單里打入物流的印記：賣家須輸入單號才算髮貨成功。「這個操作改變了整個淘寶交易系統的流程。」阿里巴巴相關負責人說。

有一段時間，在淘寶購物的人們對物流的抱怨和投訴都特別多。後來，淘寶在每個訂單生成之後，都增加了一項「物流跟蹤」，訂單生成之後，消費者可以查到幾點幾分幾秒，自己所購買的貨品流轉到了哪家快遞的哪個營業部，甚至哪個業務員手上。
對於野蠻生長出來的快遞公司來說，做到這點其實是個大挑戰，不僅要配備機器，而且還得要求每個業務員在每次出發與回來之後都要多一道工序。
不過，電商巨大業務量的誘惑實在難以抵抗，中通、申通、韻達也紛紛進入電子商務平台。中通創始人賴梅松記得簽下協議當天，中通全網業務量比頭天翻了一番，「2008年，是3月16日。」他反覆確認了這個日期。
此前，快遞企業以商務件為主，快遞員只跑寫字樓。與電商合作後，網購件逐漸成為「三通一達」的主營業務，快遞員的身影開始日益頻繁地出現在各個小區和生活樓里。如今來自淘寶的業務在這四家公司能佔到60%-80%。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已經穩居民營快遞第一梯隊的順豐，對淘寶的依賴遠不如「三通一達」，這也使其能在接下來持續至今的激烈價格戰中相對悠然。
業務量飆升帶來的甜蜜並沒有維持多久，「量大」的淘寶店們掌握著強有力的談判優勢，引得快遞們競相降價。
申通楊普公司快遞員小李三年前開始為一淘寶賣家送貨，「當時江浙滬低於6塊我們不做，現在4塊5都不一定輪得到你做，」他搖頭慨嘆。
「誰先降價誰先死，誰不降價誰等死」，這句話在業內流傳甚廣。韻達與圓通的一些負責人都說，「要『搶量』。」
一家快遞公司的副總裁則坦言，在連續兩年業務量增長近100%的情況下，利潤率卻在下滑。國家郵政局數據顯示，2013年前三季度，規模以上快遞業業務量增長六成，收入增長僅有三成。
更糟糕的是，只顧著打價格戰，投訴率卻一路上升。國家郵政局統計，2013年9月，對韻達的投訴率為31%，比去年同期上漲近一倍；申通、中通、圓通分別為10%左右；順豐則僅為4%。

面對網購件量多利少的「吃力不討好」，業內普遍存在焦慮情緒。連快遞員也是又愛又恨。
10月底的一天，早上八點半，南方周末記者和上海的快遞員小李一起出發。小李幾乎埋在貨里，電瓶車只留一塊巴掌寬的座位。到中午，他一共送了150件。在電梯里，他和順豐快遞員擦肩而過後，低聲說，「他每天就送二三十件。」
「最多持續到2016年，」中國快遞諮詢網首席顧問徐勇預測，「成本上漲，價格下降，服務質量變差，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受到監管機構的懲罰，然後會形成標準的服務體系。」
在長期被壟斷的快遞行業，中國的民營企業們共同偷偷摸摸地擠出了一片廣闊的天地。圖為順豐快遞的飛機，「桐廬幫」快遞公司們正在跟進購買。（CFP/圖）
桐廬同根生
「我們村裡小孩子生下來就會做快遞，看都看會了，聽也聽會了。」
「這裡誰家做快遞？」
「全都是。」在桐廬縣夏塘村，南方周末記者的問題，得到了這樣的答案。
村幹部說，村裡有650人，其中400餘人在外做快遞生意，留下來的五十歲以下的中青年不到20人。
這個兩旁青山、一排新屋的小村，正是民營快遞業一個重要的發源地。村裡一條半乾涸的小溪上，跨著一座不足十米長的「騰飛橋」。這座橋是為了紀念快遞「鼻祖」聶騰飛而建造的，如今密布沙石與荒草，講述著當年的故事。
1993年，在杭州一家印染廠打工的夏塘村年輕人聶騰飛發現了一門好差事，和工友詹際盛做起了「代人出差」的生意——

隨著鄧小平南巡與上海浦東新區的成立，進出口貿易紅火。需要往來於滬杭間的外貿公司隨即遇到了一個難題：報關單必須次日抵達港口，而EMS需要三天。於是，聶騰飛們發現了商機，他每日凌晨坐火車從杭州去上海，詹際盛在火車站接貨後送往市區各地。跑一單100元，除去來回車票30元，能賺70元。申通快遞由此出世。
值得一提的是，與此同時，在廣東順德，比聶騰飛小一歲的王衛也發現了「時間差」的生意，在深港間開展了相同的業務，公司起名「順豐」。二十年後的它們，構成了中國民營快遞的版圖。
申通成立一年後，聶騰飛安排妻子陳小英的哥哥陳德軍接替詹際盛的上海業務。詹離開申通，創辦天天快遞。
五年後，聶騰飛車禍去世。弟弟聶騰雲離開申通，成立韻達快遞。申通由陳小英兄妹接手。2012年，申通收購了天天快遞，由陳小英的第二任丈夫奚春陽任董事長。
申通帶動了桐廬人做快遞的熱情。2000年，陳德軍的初中同學張小娟，勸木材生意虧損的丈夫創辦圓通快遞。兩年後，與他們一同長大的賴梅松成立中通快遞。
這些快遞公司剛好趕上了中國飛一般的發展速度，物流成為多年來增長最快的行業之一。
「三通一達」的成長更為顯著。據2012年數據顯示，他們四家達到全國快遞業務量的55%。
2013年10月18日晚，「申通快遞20年」慶典上，隨處可見桐廬籍快遞人——加盟者已經超過5萬人，員工逾15萬人。
而在他們的發源地，夏塘村，聶家小樓正在施工之中。各5層高的兩棟樓，每層約10間房，材料顯示著主人的經濟實力，建築工人說這裡用的鋼材粗得「在上面開個大貨車都沒事」。
沒變的是門口的一棵大樹，和家門的方向。老鄉說，「做生意的人信風水」。

附近三五公里遠的子胥村、歌舞村，歷史上曾是伍子胥出逃、文人嚴子陵隱居的地方，現在也全都成了「快遞村」，因為它們都是「四通一達」老闆們的老家。
「我們村裡小孩子生下來就會做快遞，看都看會了，聽也聽會了。」村幹部說。
跟政策賽跑，跟老鄉賽跑
一直到2009年，新郵政法出台，他們才告別了黑戶日子。此時，創業十多年後，申通才敢把「快遞」一詞加入公司名中。
最初的十多年裡，申通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黑快遞。
這是因為，舊郵政法規定「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質的物品由郵政企業專營」，而早年民營快遞的主營業務正是以文件為主的商務件。
它們和郵政系統玩了十餘年「貓捉老鼠」的遊戲，規模稍大的快遞公司每年上繳罰款就高達百萬。
「那時候的貨車在高速上飛一樣地飆，郵政和警察聯合起來堵我們，車速快到甚至來不及轉彎，哐一下，撞也就撞了。」一位當年負責運送的申通「元老」回憶。而守在「家」的同事，常常得在郵政來人的時候把貨藏在屋頂上。
一位2000年進入申通的負責人笑言，「當年押車都是白天睡覺、晚上工作，最後房東忍不住問我們是不是小偷。」
這讓最初的開始充滿苦難記憶，但桐廬人能捱得住，因為實在太窮了。
2013年秋天，坐在上海總部寬敞的辦公室里，賴梅松西褲下穿著一雙千層底布鞋。他初中畢業後，因200塊錢的困難不能繼續學業，開始外出打拚。

這幾乎是第一批桐廬快遞人共有的經歷。
一位申通的地方分公司經理說，在加入申通前，蹬過半年三輪車，「我還記得14歲去印刷廠玩的時候，看到我們陳總（陳德軍）搬著一大卷布的情形。」
因為「窮怕了」，桐廬人肯吃苦、能抱團。
1993年，申通在杭州市湖墅北路的一間破屋子裡成立時，只有一副桌椅，一個沙發，六七個人。這位分公司經理說，很長一段時間，他晚上都是趴在老闆桌子上睡覺的。
送件也苦。坐火車時常沒座，抱著貨站一夜。陳德軍在上海騎自行車送貨時，半年不到，翻爛了10張地圖。
一直到2009年，新郵政法出台，他們才告別了黑戶日子。此時，創業十多年後，申通才敢把「快遞」一詞加入公司名中。
很快，老鄉們的賽跑就拉開了序幕。
加盟，是申通最先採用的有效「武器」。自上海、杭州、寧波之後，它迅速鋪開了深圳、蘇州、無錫等地的網點。「做了一年後，聶總給我四個人，讓去蘇州干。」當地分公司經理回憶。在那些空白的地方，先到者獲得了豐厚的回報——當圓通六年後進入蘇州時，僅能分到申通業務量的1/10。
加盟制的特點是網點除了向總部繳納保證金、中轉派送費和信封面單費以外，自擔成本，自負盈虧，從上到下都是「老闆」。
徐勇認為，這是農村出身的老闆對「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的模仿，迅速擴張，又分散風險。

有趣的是，「雙十一」前夜，馬雲接受採訪時說：「所有快遞人員把爸爸媽媽、二姨等都拉出來做快遞，這是了不起的企業家創業精神。」而賴梅松卻認為，這要歸功於加盟制度，「忙的時候，加盟商加錢，快遞員就能帶動全家一起送貨。國企和直營就不行，網點花錢要向上報批。加盟網路機制靈活，有發動群眾的爆發力。」
之後進入的韻達、圓通、中通完全複製了申通模式。
但新的問題很快又出現了，因為加盟制「諸侯割據」。2010年起中通推行股份制，總部與網點員工都持有股份，形成利益共同體，賴海松說：「各方諸侯利益主體太多，每個人都要算自己的賬，感覺到總部政策推行受到了阻力。」
不相往來，道路依然「相通」
就連他們新的總部，也都在十多年後搬到了上海的同一個地方。從過去到現在，他們幾乎總是在相同的時點，作出相似的商業選擇。
同為「桐廬幫」，「三通一達」間的合作卻不多。
一個可資佐證的細節是，雖然申通、圓通、中通老闆同住上海佘山，但彼此間關係卻頗為微妙。比如，在南方周末記者參加的一次申通舉辦的行業研討會上，會前半小時，第一排桌面上分別擺了四位董事長的名牌。然而在開始前五分鐘，除了申通自己的老總陳德軍外，剩下三人的名牌都被悄然撤下。
「走出大山以後，他們相互之間是不溝通的，自己做自己的生意。」韻達一位元老級高管如此評價。
上海桐廬商會一位與這些老闆都很熟稔的人士，則用「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來形容他們的關係。
但不相往來，卻並不妨礙他們之間的高度「相通」。
就連他們新的總部，也都在十多年後搬到了上海同一個地方。2010年左右，四家公司先後遷到上海青浦區，在大片的荒地上展開了「圈地運動」。

那是江浙滬的交界處，也在上海發達的軌交線路都難以觸及的地方。乘坐地鐵2號線到達西段終點後，仍有約20公里的車程。
雙向四車道的馬路上灰塵瀰漫，貨車熙攘，路邊滿是廠房。向東北方向繼續走，沿途是大片廢棄的耕地，荒草間有零星民居。
在南方周末記者採訪其中一家快遞公司老闆時，旁邊的垃圾回收站焚燒垃圾，漫天煙霧，老闆打電話叫人來處理，掛電話時隨口便說了一句，「那個地方我要把它買下來。」
不只是對於總部地址的選擇相同，從過去到現在，幾乎總是在相同的時點，他們作出相似的商業選擇。
例如，現在這些以親戚鄰里為高管的桐廬快遞們，開始同時高薪外聘人才，管理層「換血」。韻達相關負責人表示正在引進外資管理團隊，「花一兩千萬都沒問題。」
相峰則是2013年6月進入圓通快遞任總裁的，之前他先後就職於通用汽車和美國UPS公司。外資企業的工作習慣在他身上仍能看到，對於秘書倒水、遞煙的每個動作他都會說「謝謝」，言談間會跳出英文單詞。
也比如，他們對危機的共同意識。
2013年11月11日20點左右，申通、圓通、中通、韻達先後突破1000萬業務量大關，各項數據幾乎均比去年翻了一番。
但電商的狂歡並沒有讓他們喪失警惕之心。
早在業務量激增的2009年，圓通決策層就已經擔心當電商自建物流，快遞企業怎麼辦。而申通楊浦公司胡經理說，他們討論過這樣一個畫面，「也許兩三年後，你一覺醒來，走到公司裡面，發現一票貨都沒有了。」
「根據美國的經驗，最後留下來的大型快遞企業不會超過5家。」坐在韻達總部的辦公室里，一位桐廬籍的負責人說，「在國內，京東代表的電商算一家，順豐算一家，中國郵政算一家，可能以後菜鳥網路也是一家……『三通一達』的機會不多了。」他掰著指頭數完，留下一根小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