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老舍不自殺他的人生將會怎麼結局？

01-20

面對死亡時候的坦然與慷慨赴死時候的決然

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湖而死。老舍投太平湖自盡後，火葬場將他的骨灰遺棄。

老舍不算什麼硬漢，但投湖赴死的時候他是坦然的。他在《駱駝祥子》里說，「最大的犧牲是屈辱，最大的屈辱是預備反抗。」

老舍的死涉及到一段目前還不好描述的歷史。

很奇怪，我們對自己過錯的的審視，往往不如看待別人所犯的過錯那麼嚴重。正如德國神學家肯比斯所言：「我們很少用同樣的天平去衡量鄰居。」

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我們對導致過錯的背景了解的很清楚，以至於我們對別人的過錯不能原諒，對於自己的過錯就比較容易原諒，從而使我們常把注意力集中於人家的過錯上。即使我們有時不得不正視自己的過錯，也總覺得他們是可以寬恕的，這是因為，無論我們自己是好是壞，我們只能容忍自己。

比如我們總是在斥責其他國家的傲慢與偏見，卻很少來正視曾經發生的問題。很多年齡大的長輩肯定有很多話想說，也有很多問題想要提問。

我來集中回答一下：

你們的提問，充滿了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偏見和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傲慢，我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你了解中國近代歷史嗎？你經歷過中國近現代史嗎？你知道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面貌，讓6億以上人擺脫了貧困嗎？你知道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人均8000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嗎？如果我們沒能很好地對待中國近現代史的話，中國能取得這麼大的發展嗎？你知道中國已經把中國近現代史很嚴格的規範起來了嗎？

最了解中國近現代史狀況的，不是你，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經歷者。你沒有發言權，而有發言權的早起投湖自盡了。所以，請你不要做這種不負責任的提問。我們歡迎一切善意的建議，但是我們拒絕無端的指責。

很熟悉？如有雷同版權歸外長所有。

我們對自己總是寬容的，可是輪到評判他人時，就完全不同了。我們會用另外一種眼光去品評他們，往往使旁人體無完膚，一點也不留情面。人性中摻雜著偉大與渺小、善與惡、崇高與卑微。我們彼此都差不多。也許有些人性格較強，機會較多，因此可以更自由地表現天性，但在骨子裡，人性是相似的。

明白了以上道理，會使我們容忍他人，如同容忍自己一樣。既然責己不必太嚴，對於他人的過錯，即使是名聞天下的賢達，也可以帶幾分幽默感的。

有時候帶幾分幽默感並不能讓我們從死亡的威脅中解脫，但卻能多幾分坦然。

下面講一個關於始終在標榜人權的國度的歷史。

很早以前，有一群印第安人被白人追趕，逃到了一個處境十分危險的境地。由於情況危機，酋長便召集所有人開會，他說：「有些事我必須告知大家，我們的處境非常不妙，我這裡有兩個消息，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

人群中間立刻起了一陣騷動，酋長說：「首先我要告訴你們壞消息。」所有的人都緊張的占著深色惶恐地等著酋長的話，他繼續說：「除了牛飼料以外，我們已經沒有任何可以吃的東西了。」

大家開始你一眼我一語地談論起來，到處都是「可怕啊」、「我們怎麼辦啊」的聲音，突然，一個勇敢的年輕人發問了：「那好消息是什麼呢？」

酋長微微一頓：「好消息是我們還有非常多的牛飼料！」

我非常喜歡這個故事，就是因為這個智慧而又略帶幽默的樂觀酋長，因為他在面對死亡的時候，依然保持著泰然豁達的心性，他所看到的不僅有死亡的威脅，更有生的希望。

但是一個人在厄運面前決然赴死，那定是遭受了難以想像的羞辱，讓他生不如死。

作為一代文學巨匠，老舍應該想不到自己的文學絕筆會是宣傳快板《陳各莊上養豬多》：什麼豬，什麼料，公豬母豬仔豬肥豬各自有一套......
這是羞辱，也是悲劇，老舍說：「我想寫一出最悲的悲劇，裡面充滿了無恥的笑聲。」社員們聽完哈哈大笑的《陳各莊上養豬多》，應該就是他能寫出的最悲的悲劇了。如果老舍現在還活著，他還能寫出更悲的，「我想寫一出更悲的悲劇，裡面充滿了無恥的悼念聲。」
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湖當日，當時北京市文聯出具的證明函稱：「我會舒舍予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北京文聯還是很真誠的，今天並沒有腆著臉悼念老舍。不像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天還好意思發微博稱，「老舍先生是20世紀中國文學天空最明亮的星星之一。他是人民的藝術家，是偉大的愛國者，也是不屈的抗爭者。」

寧願跳進冰冷的太平湖，也不願再受屈辱，這是氣節！

但是今天還能這麼冠冕堂皇的悼念，卻是再次的羞辱！

題圖來源：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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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試著把他的八字拿出來找人算一算，這樣答案會靠譜一些

我覺得他會繼續寫文，並沒樓上眾人說的這麼悲壯。更不覺得他會定居國外，他算是民國文人中對這片土地的老百姓最有眷戀之情的人，他愛俯下身段貼著老百姓去創作，去理解，去聽他們的話。參考殘篇《正紅旗下》

為人比較內向，更注重沉浸在寫作樂趣中，愛觀察市井人生，去側寫觀察百姓，並沒對政治或者政府多大的抵觸，不愛涉足政治。

而且，政府交代他寫文，他寫了春華秋實，後來他也只是念念不忘那裡頭，自己寫文哪裡哪裡不足。跟張愛玲相反，他是毫無感到受壓迫，禁錮自由。

1956年,中國作協收集會員對作協的建議和要求,老舍就寫了兩句話：「少叫我參加會議與社會活動,允許我下鄉數月。」

而他被攻擊涉及政治的事情，簡直是冤屈——他寫那麼多只是想著寫文，為文服務，就是因為不愛涉足政治，一心寫文，在文裡頭對政治風向沒敏感性，被人蓋黑鍋了。也沒沈從文的敏銳，只是呆著去琢磨文就不會即時抽身而去了。

他最討厭就是被人改文，說過說:改我一字,男盜女娼。最喜歡的就是寫文，其他都不管，但是政治讓他把自己寫的東西改面目全非，這估計是讓他最難受的事。到最後被拋下，沒得寫，不能寫，寫了也沒人看。

如果沒死，條件放輕鬆了，可能他終於能拋開寫政治任務了盡情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他寫過太多政治任務的劇本小說，開始困惑很久，說過「從寫作上來說，解放八年來，我雖不肯偷閑，但並未得到什麼令人滿意的成績。」後來悟了，「文學有它本身的規律性。名為文學作品，而全由政治術語堆砌而成，是誰也不願意看的」）。

而熬過去不自殺，他可能會繼續寫，寫得更輕鬆。他不大會像沈從文一樣停滯下來，他在死前最後一刻還在寫，寫著寫著，也許能看到他更精彩的小說……可惜沒如果。

如果這樣的話，老舍應該活得很憋屈吧。

他可以向郭沫若同志學習學習

老舍完全有實力拿諾獎

參見沈從文，也可能錢鍾書。

不過他們家人可不如楊絳先生美好

像狗一樣活著

被紅衛兵打死。

人生還是不要假設吧，雖不一定論命，但看際遇。

自殺才好，平安活到90，哪有那麼多人關注他研究他，形象立刻就美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