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謝德慶的五個一年表演?
謝德慶用一年時間將自己囚禁在木籠中,一年打卡,一年不進入人造庇護物,一年和藝術家琳達·莫塔諾在腰間用一條8英尺長的繩子綁在一起,卻相互不接觸,一年不做藝術。如何品評他的行為,又如何去理解這些行為的含義與意義。
謝德慶是蠻可惜的一個人物,可惜點之一,在於藝術圈外的公眾並不太了解他,可惜點之二,在於他最後並沒有真正「放下」——在他的五件一年行為作品中,我認為只有前四件是好的,最後一件,以及此後的13年「我使自己存活下來了」,都不是好的作品,至少,不能當成作品——杜尚之後,將這樣的「不作為」稱為藝術,實在不算高明。很巧,我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簡單介紹了他的藝術,看看是否對大家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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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籠子
讓我們先來說說他的第一個1年項目:
「ONE YEAR PERFORMANCE 1978 - 1979, NEW YORK」
這個項目有另外一個更為響亮的名字:籠子。
「自我孤獨監禁,生活於籠子內一年。籠子空間為11英尺6英寸×9英尺×8英尺。一年期間,不與任何人作言語交流,不閱讀,不書寫,不聽收音廣播,不看電視。」
在這個兩面是松木製作的柵欄、兩面是牆的籠子里,只有一張小床,一個洗手池,一盞小燈,一面鏡子,以及一個馬桶。
淋浴顯然是不可能的,謝德慶只能站在洗手池旁邊,用毛巾沾了水擦拭身子;馬桶不能自動抽水,所以,大便只能用塑料袋裝好,然後讓負責送飯、送衣服、拍照的朋友——一個叫程偉光的小夥子——順便帶走。
說到飯菜,估計比監獄的伙食好不到哪裡去:早餐是茶、牛奶、麵包,中午是牛肉三明治,晚上基本上是芥藍牛肉飯。
說起來,這就是一個監獄。
而且還絕無放風的機會,連看天窗的機會都沒有。
從1978年9月30日下午6點走進那個籠子開始,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裡,謝德慶能做的,就是等待一天接著一天,一天接著一天地過去。
籠子里沒有自然光,謝德慶靠什麼分辨白天和黑夜呢?
一個辦法是從三餐里判斷:麵包牛奶表示這是早上,芥藍牛肉飯意味著一天開始走向尾聲。另一個辦法是聽籠子外的聲音:這幢公寓的其他房間畢竟不是空無一人,他們的響動也大概能透露一些信息。
頭兩個星期里,這個28歲的年輕人還做一些簡單的運動,但不久後他就放棄了。
取而代之的是「散步」——謝德慶開始想像籠子是一個社區,床代表家,另外三個角則代表戶外,所以,僅僅是在籠子里走兩圈,就可以滿足「出門」和「回家」的需要。
當然,他也要「工作」。每天,他都在牆上劃一道印,就像原始人結繩記事一樣。
還有一種打發時間的方法,就是「做家務」。每隔那麼幾天,謝德慶都要把地板擦拭一遍。
他也照鏡子,收集自然脫落的頭髮和陰毛。
但他絕不自言自語,甚至連在心裡跟自己都「懶得講」。
如果你有過打坐、禪修的經驗,或者經歷過一個人等車、一個人住院,甚至一個人發獃,你就知道,要把時間度過去,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
在頭三個月里,謝德慶就「把一生裡面所能夠想的都想完了」。
而剩下的時間,他能做的就是重複劃印、吃飯、睡覺、散步、打掃衛生,保持消沉地繼續過下去——消沉是一種策略,因為積極或亢奮都會讓時間顯得更加漫長。
這種狀態,一直維持到最後一天——1979年9月30日,他從籠子里出來,面對來觀看作品收尾的觀眾和朋友,講不出話,即便說出來,聽起來聲音也很怪。
接下來的兩三個星期,他都在休息,「那時你會發現人就像野狼那樣,攻擊性很強,我突然變得很脆弱。」
2000年,《做壹年:謝德慶行為藝術》的作者蕭元在北京採訪謝德慶,模仿當時的美國記者對其進行提問。
「你有什麼感想呢?」蕭元問。
「我才沒有感想呢。」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像是在坐牢?」
「沒有。」
「你能夠在自己心裡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嗎?」
「沒有問題呀。就像你講的,都在控制之內嘛。」
「你很想出名嗎?」
「不想。」
你知道嗎,當我看到這些回答的時候,唯一的感想就是:無話可說。
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你當然可以說,這件作品極度無聊,但也極度偉大,因為它用一種毫無意義的、毫不實用的方法,證明時間的荒謬,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貫穿到哪個層面。
你也可以有更多的解讀,比如「人生而自由,卻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比如「人可以被消滅,但不能被打敗」,又或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不管是哪一種,跟謝德慶關係都不太大。
「生命對我來說就是度過時間,而非如何去度過時間。」謝德慶說。
不考慮「如何」這個問題,因此也就取消了在行動層面上的可討論性。
他說的另一句話更能體現其哲學——打岔說一句我覺得很好玩的:即便過了那麼多年,謝德慶也沒有甩掉他的閩南口音,因此,比如說「24小時」里的「four」,他就必然會發成「貨」;又比如「生命」的單詞「life」,他也必定會發成「賴乎」——
「對我來說,賴乎是什麼呢?」幾年前謝德慶接受一個美國記者採訪時說(當然,我直接翻譯成中文了),「賴乎就是一次無期徒刑,賴乎就是度過時間,賴乎就是自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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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謝德慶之前
說到這裡,可以稍微往回說一說謝德慶是誰了。
1950年生於台灣屏東南州,謝德慶應該算得上一個小「富二代」。他爸是白手起家的貨運公司老闆,早年從澎湖島遷到高雄,又從高雄遷到屏東鄉下,「並變成家裡的土皇帝」。
謝家在當地擁有一幢四五百平米的西式樓房,在郊外有15畝良田,種植水稻、香蕉、番石榴。在家裡,謝德慶的父親有一個單獨的餐桌,小時候謝德慶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和弟妹們一起搶吃父親的剩菜——謝家長一生結過五次婚,擁有15個孩子,而謝德慶排行12。
謝父是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母親卻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謝德慶很早學習靜物寫生和水彩,並在17歲的時候休學一年前往台北專門學畫畫。現在他的早期畫作不太能在網路上看到,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他從一開始就選擇了塞尚之後一直到波洛克的路數,喜歡錶現主義和抽象繪畫。
1973年,從部隊退役的謝德慶辦過兩次畫展,但很快,他的興趣就從繪畫轉向了行為。那年他買了一部8mm的攝影機,做了第一個行為作品:跳樓。
他從兩層樓跳到地上,把兩隻腳都摔壞了。
到了第二年,在基隆接受了三個月的船員培訓後,謝德慶登上了一艘前往美國的船,做船員。不過,早就預謀著去紐約的他,1974年7月13日在費城附近的德拉瓦碼頭跳船,非法進入美國。
他後來說,自己從費城租了一輛的士到紐約去,「我從費城一直開到紐約在高速公路上逃亡,就覺得那汽車整個是浮起來,因為高速公路速度開得太快,你會感覺好像到了外太空」。
在做「籠子」之前的四年,非法移民謝德慶做的工作無非是洗盤子,做清潔工,當然,稍微晚一點的時候他也做作品——把頭埋進馬糞里看一次能屏住呼吸多久;不斷吃東西然後吐出來;用紅色的油畫棒在臉上畫畫,然後拿刀子在臉上劃一刀;用身子承受半噸重石灰板的重量然後把鎖骨壓斷……
後來他做不下去了,「要是我一直做下去,有一天非死掉不可,但是我不可能死路一條」。
謝德慶說,從前那些作品只是展現了自己性格中破壞性的那一面,而沒有建設性。到了「籠子」,他終於用一種極度講究控制能力的方法,來「建設」他的藝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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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消耗掉的只能是生命」
「籠子」並沒有引起多大的轟動。謝德慶被美國公眾熟知,應該是從「打卡」開始。
1980年4月11日,他開始打卡——每個小時,他都要準點打一次卡,一天24小時,整整持續一年。
對於謝德慶而言,「籠子」最難抵抗的是枯燥和乏味,為了對抗那種坐牢一樣的消沉感,他起碼有一半時間都在睡覺;「打卡」則相反,他幹什麼都行,可以外出,可以見朋友,只要能保證每個小時回來打一次卡就行了。
於是,睡覺成為一個噩夢般的問題(想像那些強制剝奪睡眠的刑罰的可怕之處,在現代秘密審訊中,很少人能撐過這一關)。
剛開始的時候,他幾乎每隔幾分鐘就會神經質地看手錶,晚上做夢也會夢見打卡,甚至夢到自己不再是一個藝術家,也因此不用再打卡。為了保證自己能被準時叫醒,他還買了12個鬧鐘,甚至自己研製了一套鬧鐘系統,把一種電話用的吸盤安裝在手錶上,然後再連接一個擴音器。
但謝德慶的厲害之處就在於,他很快就練成了在半夢半醒的狀態下也能打卡的本事。如果你看那個將他一年的打卡行為濃縮到6分鐘里的錄像,就會發現很多時候他根本是閉著眼睛在打卡的。
從某種程度上,謝德慶變成了一個禪修者——他需要把自我的意識降到最低,絕不去計算打了多少次,而是將打卡當成生活本身那樣自然。
蕭元在《做壹年》里寫道,「在1980年至1981年這一年中,謝德慶似乎成了這個世界上最忙的一個人,也是最守時的人,還是最辛勞的人,但是正是這個最忙最有時間觀念的人,卻沒有為自己,更沒有為這個世界創造絲毫能夠被人承認的具體的物質財富」。
然而,「謝德慶一直有自己堅定的信念,那就是如果一件作品能夠呈現出絕對的無價值的話,那麼也就預示著它所具備的純粹與財富」。
主流的評論,除了說「打卡」諷刺了資本主義和現代勞動制度之外,也引入了西西弗斯的概念。作為希臘神話中的反叛者,西西弗斯被懲罰每天周而復始推著石頭上山,隱喻著人類的命運。但謝德慶更贊成存在主義者加繆對這一神話的解讀,即西西弗斯最後自覺地承擔了這一命運,接受上帝對他的懲罰。
謝德慶說:「每一個人可能都有他自己的一塊石頭要搬,不管你是做流浪漢還是做什麼,你都有你的命運,那你就應該去堅持不懈地把自己的一生過完。」
「我們所做的一切可以說都是在消耗有限的生命,而時間據說是無限的,」他說,「所以我們消耗掉的只能是生命,在打卡時我特別感覺到時間和生命的這種荒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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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繩子、生活
1981年9月至1982年9月,謝德慶做了第三件作品:「戶外」——
「生活於戶外一年。不進入任何遮蔽物中,包括建築物、地下道、洞穴、帳篷、汽車、火車、飛機、船艙等。」
靠著搞裝修掙的一點急需,包括跟家裡人要的錢,謝德慶帶上一隻睡袋和背包,在紐約開始了為期一年的特殊流浪漢生活。
他可以在整個紐約溜達,也可以選擇哪裡都不去——只要不進入任何遮蔽物就行。與一般的流浪漢不同,他可以自己花錢去餐館交一份外賣,他甚至雇了一個紀錄片導演不時記錄下他的行蹤。
一年中,有著潔癖的謝德慶只洗過一次澡,幾乎沒有換洗過衣服。
那年紐約遭受近幾年最寒冷的冬天,為了保暖,他要學會迅速生火取暖,還學會用錫箔紙把雙腳裹起來,「到晚上把錫紙打開,腳會出煙」。
在那一年裡,他沒有生病,沒有發燒,沒有長凍瘡,除了有一次被抓進警察局,尚未拿到綠卡的他甚至沒有被發現非法移民身份。
然後到了1983年7月,謝德慶又開始實施第四個項目「繩子」,即與藝術家Linda Montano以一根8英尺的繩子互綁在腰間一年,期間不論任何時間、地點都在一起,並且不做任何身體上的碰觸。
謝德慶和Linda Montano。他們選了7月4日即美國獨立日來開始這個充滿束縛和牽制意味的項目,而接下來的一年,他們都見證了彼此的性格、行為差異,乃至人性上的惡。
吃飯、上廁所、洗澡、睡覺,看電影、散步、遛狗、見朋友、接受採訪、做一點兼職的工作,甚至自慰,他們都無法分開。
「這種絕對的暴露對人所具有的破壞性,讓謝德慶覺得自己過去所做的那些作品簡直一文不值,原先那些作品的價值已經被繩子這件作品消解了。」蕭元在書中寫道,「也正是這種消解,培養了他寵辱不驚的心態,他不會過多地去想這個作品的意義與結果,他要做的只是把它完成,僅此而已。」
1984年7月4日,當「繩子」被解開,Linda便逃也似的離開了,他們兩個人互相都不想再看對方一眼。直到幾周之後,他們才恢復了正常的交往。
1985年至1986年,謝德慶發表5個1年項目中的最後一個,「不做藝術,不看藝術,不談藝術,僅生活一年」。他買房,裝修,學車,看書,如同以前一樣,把時間打發掉。
再到後來,從1986年年底至1999年最後一天,他完成最後一個「藝術」項目:做藝術,但不發表。在那張海報上,他的說法是:「我讓自己活下來了。」
「有沒有做藝術對我來講都不重要,因為實際上人不必有藝術也一樣活著。一個藝術家一直都在做『有』的東西,而『有』的另一面『無』卻往往被人忽視。而有和無是同一個作品的兩面,所以我那些作品是吧我的另一面、一個藝術家的『無』能做什麼的那一面也帶出來了,變成是一個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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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的束縛
在我看來,謝德慶的作品其實只有最前面這四件,將後面的不做藝術稱為藝術,其實有些牽強。
還是邱志傑說得好,「沒見過謝德慶以前,他在我的心目中幾乎是一個聖人,」邱志傑說,「但是見面和幾次接觸讓我有些失望。本來,我想一個人干過那麼酷的事情以後,應該早就看破了俗世,應該早就懂得了虛無的意義,應該會對江湖上的小名小利完全不屑一顧,而且應該上屋抽梯,對自己做過的事有跟我們這些後生小子全然不同的看法,讓我們耳目一新。」
「結果我發現他比我還崇拜他自己做過的事,在很大程度上,他一直生活在20年前那幾件事的快感中,他非常渴望人們在那幾件事的前提下和他談話,這讓我意識到,他不自由。」
邱志傑說,謝德慶是優秀的觀念藝術家,「但觀念藝術自身已經窮途末路」。就像杜尚在蒙娜麗莎臉上畫小鬍子,把小便池做成藝術品,謝德慶把自己關進籠子,打卡一年,如此等等,「你不用真的看到,聽說這件事情就能感受到這件作品幾乎全部的力量」,而如今觀念藝術變成了一種「點子」藝術,「從而墮入了智力競賽和體力競賽的魔道」。
邱志傑最後說,「謝德慶的功業和局限都來自執著,來自極端性,但更強大的力量可能來自『無執』,來自對任何一種徹底性的懷疑。」
我不能比邱志傑說得更好了,因此,就以上面這句話,來終結這個傳奇的故事吧;但同時也希望,這樣的故事,或許可以激起更多人對人生和藝術的興趣以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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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他浪費了五年生命,就成了藝術界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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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外,把藝術拉出〇外謝德慶把自我存在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想通過挑戰人本身在各個方面的容忍度和忍耐力而去追尋所謂的生命的真諦和人生的意義。其實我個人並不太能欣賞行為藝術,但我認為存在既合理,既然它是當今藝術圈最為常見的藝術類型之一,那就有必要對其進行研究和探討。我個人的感受是,成功的行為藝術家,往往經過切膚的人生之痛,對生命的意義有著超出常人的體悟,所以他們才會非常極端,非常具有震懾力的表現形式去放大私人情感,力圖喚起觀者的共鳴。
謝德慶的作品純粹度較高,不為國族論述、不為社會商業也不是服務於某種政治口號,而是探討人類生存中最本質的生命存在與時間流逝。他運用身體的高難度去克服極端的時延(長久時延),以當下的直接經驗作為工作條件與資源,將時間作為藝術材質與工具。之所以使用一年這個長久時延,是因此一年是計算生命的基本單位,他創作的核心概念是:渡過時間,生命是一場終身徒刑。不論做什麼都是在消耗人類有限的生命,但是時間是無限的,有限的生命與無限的時間之間的關係。
真羨慕帝都土著
曾經有過一個夢想,有錢有閑了,在帝都長住一年,每天開著咕咚記錄軌跡,就是腿著滿京城瞎蹓躂。有點類似謝德慶那個做壹年《戶外(1981~1982)》,每天背著包在紐約暴走瞎蹓躂北京很大很大,一年時間不見得逛的完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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