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推崇個人崇拜的國家會選擇唯物主義作為基本世界觀？

01-20

感覺唯心主義更容易讓崇拜對象神化，更容易達到崇拜的效果啊？

這是一個巧合。真的沒有什麼好說的。

唯物主義本來就是一個默認的世界觀（人類本能的信仰——Russell），很多人即便信上帝、神仙、佛主，但是他們採取的世界觀依然是唯物的。唯心主義不是不可知論，唯心主義不是迷信，唯心主義不是相信超自然力。採用唯物的唯一原因是，唯物的世界更容易融貫起來，並且也更簡單，更好理解。

某黨最大的問題應該是錯誤地把唯物和唯心的劃分視作一個十分之重要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一點也不重要。真要說的話，這裡的獨裁和唯物主義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只能說是巧合？就像是說：為什麼推崇個人崇拜的國家會選擇男性作為領袖？其實沒有什麼必然關係。僅僅是說男性作為領袖從歷史的角度上看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情況罷了。和獨裁沒有關係，當然，非獨裁的國家……貌似也不一定就是女性成為領袖的幾率大啊？

至於對於唯心主義的澄清，參考為何我總有一種我死了這個世界就會消失的感覺？總覺得這個世界是為我而存在的？

總而言之這個劃分是一個不重要的劃分。

所謂的哲學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判別，主要是發端於蘇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20世紀30年代末以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為影響各國社會主義運動最為重要的歷史文本之一。也是馬列主義唯物主義世界觀形成的基礎根據。

哲學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判別，不是資產階級西方哲學體系的判別的依據。資產階級西方哲學體系，是古希臘古羅馬基督教精神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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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衝突：《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編著緣起探析2016年09月26日 19:22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作者：許沖孟令蓉字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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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紀30年代末以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為影響各國社會主義運動最為重要的歷史文本之一。學界對其編著緣起各執一端，尚缺乏系統而客觀的歷史考察，由此造成了對聯共(布)、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史、理論與實踐的誤讀。實事求是地分析和總結其編著緣起，必須從領袖批判、歷史傳統、經驗教育、統一理論、解釋實踐、樹立權威等蘇共的各種「需要」出發加以考察。此舉有利於消解對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誤讀。

　關鍵詞：《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編著緣起/蘇共/斯大林

　　1938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出版，改變了聯共(布)黨史教材「多如牛毛」的「混亂」狀況①。雅羅斯拉夫斯基、布勃諾夫等蘇聯知名歷史學家所編寫的各類「聯共(布)黨史」，都因存有各種「問題」，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取而代之，並以一「統」之。自此，《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為共產國際及其各支部重點推介研習的對象，一度成為學習馬克思主義和蘇聯經驗的「範本」，中國共產黨也將其作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心材料」加以廣泛推介。學界關於《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好評、批評眾多，但對其因何編著，又何以一「統」黨史，尚缺乏系統、客觀論述，本文擬就此作一簡要概括和分析。

一、「歷史」衝突：斯大林對黨史及其編撰的批判

　　1930年，蘇聯《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6期刊登了斯盧茨基的《布爾什維克論戰前危機時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一文。作者延續了對20世紀20年代以來蘇聯史學界一直十分關注的重要課題——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關係，特別是同中派關係問題的探討。文章在肯定列寧的同時，認為其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考茨基中派主義的危險，「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估計不足」。

　　1931年11月，斯大林公開發表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即《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堅決抗議」對「列寧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立場問題」和已成定論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公理問題」進行討論，認為這是「半托洛茨基主義」和「犯了腐朽的自由主義」②。究其緣由，是某些「著作家」和「歷史學家」在「偷運」和「販賣」托洛茨基主義文字。斯大林認定斯盧茨基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讀本》的作者沃洛謝維奇，都是歷史學界「私販的典型代表」，是偷運「反列寧主義的私貨，來誹謗布爾什維克，來偽造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即使雅羅斯拉夫斯基的四卷本《聯共(布)黨史概要》(1937年出版)，也「包含著許多原則性的和歷史性的錯誤」③。

　　斯大林的公開信幾乎被蘇聯所有史學刊物轉發，產生強烈反應。其實，早在斯盧茨基的歷史研究論文發表之前，施略普尼柯夫在1922年至1930年間撰寫的四卷本回憶錄《1917》就使斯大林大為光火。斯大林的公開信發表不久，《真理報》即發表社論重提「舊事」，指責施略普尼柯夫對十月革命的回憶錄是「對列寧、對黨的卑鄙的托洛茨基式的誹謗，對我國革命徹頭徹尾的孟什維克的解釋」④。公開信的發表，使一個黨史領域的單純學術問題，牽扯進來幾乎所有版本聯共(布)黨史教程及其編寫者，最後牽涉到整個歷史學界。《無產階級革命》雜誌被勒令停刊改組；蘇聯已經出版和即將出版的史學著作，則被要求根據斯大林信件的精神進行「審查」；黨史學界的「托洛茨基的私販或純粹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被四處批判⑤。就連負責歷史教學的副教育人民委員波克羅夫斯基，也從「世界聞名的共產黨員學者」、「理論戰線上最出色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被批判成「反馬克思主義」的「偽歷史學家」。

　　《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的發表，向蘇聯史學界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是為什麼斯盧茨基「反黨」「反列寧主義」的「私貨」能夠發表；二是為什麼「托洛茨基主義」的「腐朽的自由主義」能夠盛行；三是為什麼「黨的布爾什維克歷史學家」會犯錯誤。顯然，歷史學家回答不了政治家的「歷史詰問」，答案其實就在斯大林的公開信中。斯大林認為，蘇聯的歷史教科書和歷史學家們，不能「把布爾什維克的歷史問題提到應有的高度，將我們黨史的研究置於科學的、布爾什維克的軌道，並特別關注去反對托洛茨基和形形色色的我們黨史的偽造者，系統地撕去他們的假面具」⑥。這不僅是《無產階級革命》雜誌「未盡」的責任，更是蘇聯歷史學界「努力改進」的方向。

　　蘇聯國內聯共(布)黨史教程存在的問題還遠不止上述「缺陷」。1934年5月16日，斯大林與莫洛托夫共同簽署《關於蘇聯學校講授本國歷史》等決議，認為蘇聯「歷史教學和教科書方面主要缺點是抽象概括和公式化傾向」⑦。同年8月8日和9日，斯大林又與基洛夫、日丹諾夫聯名簽署並發表《關於〈蘇聯歷史〉教科書提綱的意見》和《關於〈近代史〉教科書提綱的意見》。前者批評了瓦格納小組編撰的提綱「極其粗糙」；後者認為該提綱的主要缺點，是對法國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之間的差別和對立性的整個深度強調得不夠突出，而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相對立這一思想，卻沒有成為近代史教科書的主要中心內容，更沒有指明法國大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性質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革命、蘇維埃革命的性質。1935年10月，成立以日丹諾夫為首的教科書籌備委員會，兩年內編寫的教科書數易其稿仍未得到蘇共中央，尤其是未得到斯大林的認同。1936年1月27日，《真理報》重新發表了《關於〈近代史〉教科書提綱的意見》，並在專論中指出，根據1934年有關教科書的決議編寫的《蘇聯歷史》教科書寫得不好，根源是沒有拋棄「波克羅夫斯基歷史學派」觀點，「書中仍舊堅持黨不止一次指出的錯誤，說明在某些歷史學家中特別是研究蘇聯歷史的歷史學家中還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際上是對歷史科學的取消主義和反科學的觀點」⑧。1937年4月，斯大林寫信給聯共(布)歷史教科書的編者，總結性地指出歷史教科書不能令人滿意的原因，即在敘述聯共(布)歷史時沒有同國家的歷史聯繫起來；只簡單地敘述各派別鬥爭的事實，而沒有作必要的馬克思主義說明；結構和分期方面缺乏條理性⑨。

從《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的發表及其連鎖效應可以看出，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對黨史教材的關注，已非單純的史實澄清、學術論辯和政策指導問題。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史學和歷史教科書，在受到政治家「青睞」的同時，也遭遇了歷史與政治博弈的尷尬，彷彿沒有一本合乎「時代需要」的黨史教程，足以滿足蘇聯共產黨對歷史、理論和現實問題的書寫要求。斯大林對蘇聯史學和黨史學作了如下判斷：第一，目前歷史研究和理論研究存在諸多難以令人滿意的地方；第二，歷史學家們由於受到托洛茨基主義的影響而需要「重新改造」；第三，有關聯共(布)的各種類型黨史教程存在政治、理論和技術上的種種問題，有待審查。由此，編著一本符合斯大林或蘇聯共產黨需要的黨史教材，以消解這種「歷史」的衝突，就成了「當務之急」。

二、編撰傳統：「為政治而黨史」的蘇聯教科書體系

　　教科書是對某學科現有知識和成果的綜合歸納和系統闡述，強調規範性、標準性和統一性，經過系統地審定、試用、修訂，作為某一課程的核心教學材料。教科書是學校教育的文本依據，也在家庭和社會教育中發揮重要作用。蘇聯黨史和哲學教科書的編撰歷史悠久，主要源於其被過分凸顯的政治功能。

　　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之前，聯共(布)黨史教科書經歷了兩個重要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1906年到1917年，以馬·尼·利亞多夫和尼·尼·巴圖林為代表。前者是布爾什維克活動家、列寧的戰友，後者是職業革命家、政論家。他們編寫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史》(十月革命後改為《俄國共產黨是怎樣開始建立起來的》)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史略》兩本著作，闡明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歷史分期等一系列問題，尤其注重以布爾什維克歷史經驗的總結和馬克思主義重要理論對俄國革命的方法論指導，「具有很高的科學水平、政治上的敏銳性以及闡述的通俗形式」⑩。第二階段是從1917年到1937年，這是聯共(布)黨史編著的繁榮時期。20年代的重要著作包括：布勃諾夫的《俄國共產黨發展中的主要因素》，涅夫斯基的《俄國共產黨歷史綱要》，巴圖林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史略》(第11版)，涅夫斯基的《俄國共產黨(布)歷史綱要》(第2版)，波波夫的《俄國共產黨(布)歷史綱要》，雅羅斯拉夫斯基的《聯共(布)黨史概要》。30年代重要的著作主要有布勃諾夫的《蘇聯共產黨(布)》、克諾林的《聯共(布)黨簡史》。

　　上述著作多受蘇共中央委託，或為貫徹蘇共中央決議，或為黨校提供教材，或為黨員和非黨群眾施以思想政治教育而作，與聯共(布)的政治生活聯繫密切。這兩個時期的黨史教材，具有政治家、革命家、理論家「治史」的特點，注重對聯共(布)經驗的總結、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運用、對政治生活的積极參与，還表現為普及、宣傳「黨史」而寫作的傾向。

　　其實，在聯共(布)歷史上，對馬克思主義的普及並不局限於歷史教科書。哲學教科書及其體系的建構具有更悠久的歷史，並對歷史教科書造成特殊影響。哲學教科書與黨史教科書的歷史軌跡可謂「殊途同歸」，都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聯共(布)經驗總結、宣傳的需要。在一定意義上，蘇聯哲學教科書是為「黨史」而「哲學」的。自普列漢諾夫起，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就肩負著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構建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答覆俄國革命所有問題、論證俄國革命合法性的任務，尤其是十月革命的勝利進一步推動了這一工作的開展。1901年出版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是對唯物史觀通俗易懂的解讀，可稱之為「普列漢諾夫版」哲學教科書的代表。列寧充分肯定其在宣傳、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層面上發揮的作用，「培養了一整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11)。布哈林是蘇共黨內以教科書形式，系統化、通俗化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先驅。無論是作為黨校必讀教科書的《共產主義ABC》，抑或是「被用做對黨員幹部進行理論訓練的一個基本教程」(12)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其意圖都是給予廣大黨員青年以共產主義目標和任務的概念，對馬克思主義一般理論「作了極好的解釋」，「極有價值」(13)。20世紀20年代，有關「德波林學派」的兩次大論戰，一方面闡述了諸多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理論問題，另一方面也促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體系化。這一時期不僅有列寧的《哲學筆記》、《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出版，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邏輯體系的《歷史唯物主義》(薩拉比揚諾夫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教程》(拉祖莫夫斯基著)等也都出版。20世紀30年代初期，米丁、拉祖莫夫斯基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書的出版，標誌著在批判德波林學派的基礎上，蘇聯哲學教科書體系的基本形成，創製一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理論基礎已經奠定。

　　可見，無論是哲學還是黨史教科書都普遍具有如下鮮明特點：一是注重實踐經驗的揭示和總結，二是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的詮釋和運用，三是重視對列寧等領導人創新理論觀點的反映，四是注重教程的政治功用。教科書既能敘述俄國革命發展的詳細經過，以利於總結經驗並加以推介，又能發掘俄國實際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歷史事實，為革命尋求理論支持，也為革命提供馬克思主義的學理合法性論證。所以，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黨史教科書的編寫，對於蘇共的發展都具有特殊意義。

三、政治觀照：蘇聯共產黨對歷史經驗教育的強調

　　從1883年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出現，到十月革命的勝利，再到1936年《蘇聯憲法》的頒布，「布爾什維克的興起」成為「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非凡大事」(14)。斯大林認為，十月革命所開創的歷史道路，不僅在經濟和政治上具有革命意義，也反映了「智力上」和「工人積極思想上的革命」(15)。因而，總結、研究和學習聯共(布)的歷史，可以豐富和武裝自己，提高政治警惕性，並能通過對社會發展和政治鬥爭規律的、知識的把握和武裝，增強共產主義的信心(16)。

歷史與衝突：《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編著緣起探析2016年09月26日 19:22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作者：許沖孟令蓉字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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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黨的八大通過《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綱》，規定在人民教育中，不僅要將1917年十月革命所開創的事業進行到底，而且要對其「展開最廣泛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工作」(17)。1924年，黨的十三大決議再次強調，黨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把對俄國共產黨歷史的研究提到應有的高度，其目的仍是立足於總結歷史和宣傳聯共(布)經驗。決議強調，黨中央委員會應該採取一系列措施，把俄國共產黨歷史的適當教科書的出版提到應有的高度，並且使黨史成為一切黨校、一切高等學校、一切小組等的必修課。因此，要充分認識「目前對黨史、十月革命史研究工作的廣大需要和這項工作的莫大教育意義」，必須加強黨史研究室的工作，「應特別注意採取一切措施來」保證這項工作的成功(18)。

　　從1931年到1937年，斯大林和蘇共中央其他領導人還多次指出，「要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問題提到應有的高度，把我黨歷史研究工作放在科學的布爾什維主義的軌道上，叫大家集中注意力去反對那些托洛茨基主義的和其他一切偽造我黨歷史的人，有系統地揭破他們的假面具」(19)。在批判《世界歷史》教科書綱要存在的問題時，斯大林等指出了「綱要」未曾反映而理應反映的歷史問題。比如要區分俄羅斯的歷史與蘇聯的歷史，要區分反動和反革命、「一般的」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區分資產階級陳腐的、完全非科學根據的定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有科學根據的定義，要區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和十月革命意義等一系列問題(2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論述聯共(布)黨史時，要給予諸如「在蘇聯黨內以及在資本主義時期的工人階級中有極多的派別和小組織」及其「殘酷鬥爭的事實」等問題以「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使其「存在」不僅成為可以「理解的」，而且認識到它是「保衛列寧主義的原則性的鬥爭」(21)。

　　蘇共倡導歷史教育，一方面，是用「統一的」歷史來推廣普及歷史經驗，統一思想認識；再一方面，是用經過「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歷史，實現聯共(布)歷史經驗的馬克思主義化。用斯大林的話說，我們需要的不是各地革命運動概況的彙編，而是需要總結黨在發展過程中各重大關鍵問題的經驗的歷史(22)。

　　因此，重新編撰聯共(布)黨史，可以使所有人認識和把握四個問題：1.聯共(布)的歷史地位和作用；2.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黨的正確指南；3.為什麼我們國家是列寧主義故鄉？4.無產階級政黨的發展規律。所以，編著一本經蘇共中央審定的、統一的黨史教材，不僅成為推廣十月革命歷史經驗的重要文本依據，還「給黨的積極分子對聯共(布)黨史有一個統一的指導」，教會他們「應該怎樣表達思想、說明觀點、闡述黨的方針」(23)。

四、理論訴求：規範黨對「列寧主義」的統一解釋

　　列寧逝世以後，蘇聯黨內和理論界出現了暫時的領袖缺位現象。而行進中的新經濟政策和國內外嚴峻形勢，給蘇共提出許多複雜的問題，核心問題是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爭論，該問題若不從理論上加以澄清，則必將帶來實踐上的「思維混亂」。

　　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始於對「列寧主義」的不同闡釋。爭論分為兩個層面，一是由誰來闡釋列寧的學說，二是怎樣闡釋列寧的學說。從1923年開始，托洛茨基首先以《新方針》總標題的文章和《十月的教訓》、《論列寧》等文章，提出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進行歷史分析和確定方向的方法」，「在特定歷史時期的應用」(24)，是這種歷史特點和歷史方法的結合。1924年4月，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將列寧主義界定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25)。季諾維也夫認為：「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在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裡直接開始的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26)布哈林雖然沒有正面介入這場爭論，但他認為「革命破壞和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綜合，這就是列寧主義」(27)。蘇聯理論家和政治精英們爭先恐後評議列寧主義的內涵，暫且不去分辨哪種界定更為周詳和科學，透過爭論事件本身不難發現，爭論之中隱含著另一個更為深刻的理論問題，即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這也是在列寧逝世之後蘇共必須回答的理論難題。

　　1925年，蘇聯國內外形勢發生變化，作為當時世界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開始將視線從國外轉向國內，從鞏固革命轉到發展經濟生產，於是一個國家單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被提出來。十月革命之後，關於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而無法在一國內「建成」，尤其是在像俄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成似乎正在成為一種共識。為批判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斯大林首先提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問題。托洛茨基從「不斷革命論」出發，衍生出了「世界分工」論，認為世界不平衡發展的規律是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我們雖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保持為一個國家，但是我們並沒有達到甚至還沒有走進建立社會主義的階段」(28)。但斯大林卻認為，在其他國家於相當長的時期內保存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在我們這個技術上和經濟上落後的國家裡，在資本主義包圍而且是目前還穩定的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不僅可以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而且可以保證免除武裝干涉的危險和舊制度復辟的危險(29)。季諾維也夫認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國際援助條件和國內與農民達成妥協等條件的缺失，使得「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最終取得勝利，列寧一分鐘都沒有忘記」(30)。1926年，斯大林又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對此問題作了系統論述，分別對「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能否在一個國家裡獲得最終勝利」這兩個問題進行分析。認為前一個問題的解決需要用國家內部力量解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矛盾，並獲得其他國家無產者的同情和支持，而後一個問題如果沒有至少幾個國家革命的勝利就不可能保證武裝干涉和舊制度復辟的免除，也就無所謂社會主義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獲得完全的最終勝利問題(31)。布哈林分析「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的視角比較獨特，他強調「一國」是指「我國」，即蘇聯，而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所以，「如果我們從我國內部的各種力量的配合出發，那麼，儘管我國落後，儘管存在由這種落後所決定的巨大困難，我們有建成社會主義所必需的而且是足夠的一切，我們能夠建設而且能夠建成社會主義」(32)。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問題，存在較大的分歧，究其緣由，還是在於對社會主義含義的不同理解。

歷史與衝突：《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編著緣起探析2016年09月26日 19:22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作者：許沖孟令蓉字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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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詮釋「列寧主義」和「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是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那麼還有一個更為現實和緊迫的問題，即在蘇聯這樣一個落後的國家裡依靠自身的力量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就是根據什麼樣的道路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仍等待著蘇共領導人和理論家們回答。對於這個問題，從整體思路看，托洛茨基的回答比較直白——「等待」世界革命，促成世界革命。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也比較典型地反映了托洛茨基派的觀點。布哈林以其「落後型社會主義理論」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觀點，企圖通過「烏龜速度」和一個長時期的有機的過程，「真正長入社會主義」。斯大林沿著「落後就要挨打」的思維強調，要麼滅亡要麼改變新經濟政策的思路，加速工業化發展，所以「直接進攻」和「短促突擊」就成為斯大林發展社會主義的基本方法。從具體策略上看，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等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農業與農民、工人階級與無產階級、農業集體化與高速工業化等理論和現實問題都存有較大分歧。

　　蘇共黨內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麼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爭論，既是現實的，也是理論的。爭論無法達成理論的澄清和統一時，一種經過官方審定的、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黨史教程，就成為一種迫切的要求。重新編寫聯共(布)黨的歷史教程就成為一種現實之選。

五、實踐期待：對社會主義矛盾衝突的澄清與消弭

　　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相比理論上的爭論不休，如何應對日益緊張的國內局勢，對實踐中的衝突乃至錯誤進行解釋，並從理論上賦予實踐以合法性，具有更為現實的意義。因為現實中的混亂比理論上的迷惑所帶來的影響更加直觀和深刻。

　　20年代後期，斯大林與布哈林對於工業化問題、農業集體化問題、糧食收購危機問題和如何對待富農問題一直爭論不休。1927年至1928年初，糧食收購危機和「沙赫特事件」分別在農村和城市中被揭露出來。在清除「布哈林右傾投降主義集團」的同時，富農作為一個階級被「暴力」消滅，農業全盤集體化的颶風也以革命運動的方式席捲了整個蘇聯。同時，新時期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國民經濟所引起的新的「階級變動」，在有些領導人看來必然會引起「垂死階級對蘇維埃政權的政策的反抗」(33)。所以，面對「階級敵人破壞」，抑或「有組織的反革命破壞」，只有「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機關、展開階級鬥爭、消滅階級、消滅資本主義階級殘餘的手段」才能解決(34)。而由「基洛夫被害案」所直接點燃的「大清洗」導火索，更成為30年代蘇聯國內波及黨政軍群各領域的一次重大社會運動。此次運動，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在推進超速工業化和強制集體化的「大轉折」勝利之後，面對蘇聯國內各界的緊張和不滿，領導人習慣性地從政治上去追究「破壞者」和「人民的敵人」的責任。在此之前，蘇聯國內關於「拯救烏克蘭聯盟」案、「烏克蘭青年聯合會」案、「勞動農民黨」案、「孟什維克中央聯盟局」案、瑟爾佐夫—洛米納澤「反黨集團」案、「馬克思主義聯盟」案等案件層出不窮。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害案」很快就被納入指控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行動中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逮捕。接著各種各樣的審判接連不斷，1935年5月，在斯大林倡議下，全黨開始了為期大半年的檢查黨證運動，被開除黨籍並被逮捕的有15218人，揭發了上百個「敵對組織和集團」，沒收黨證25萬張(35)。1936年7月29日，隨著《關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集團恐怖活動》密信的下達，「大清洗」運動大幕拉開，並一直延續到1938年。在此期間，受到牽連的人有500多萬，僅1937年和1938年兩年間就有150萬人遭到逮捕，681692人被判刑。1934年12月至1938年12月，估計有140多萬人被處決(36)。

　　何以在蘇聯和平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甚至在蘇共黨內，會出現涉及範圍如此之廣、牽涉人數如此之眾的「特務」、「暗害分子」、「間諜」等「人民的敵人」，而且需要通過逮捕、判刑、監禁、處決的極端方式加以處理，廣大蘇聯人民群眾無法理解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實踐和現實提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斯大林和蘇共必須從理論上對此作出「合理」解釋，因為這場運動已經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大批幹部被牽連並受到迫害，影響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幹部群眾的建設積極性和創造性，甚至在共產國際內部也產生了不信任。重新編寫聯共(布)黨史，對實踐進行重新解釋也是另一種現實的需要。

六、主體需要：民族心理與斯大林領袖權威的樹立

　　歷史學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改寫或重寫歷史對於政黨、政權、政治人物鞏固自身、樹立權威意義重大。俄羅斯民族是一個崇尚權威的民族，因而重寫聯共(布)黨史，對於斯大林領導下的聯共(布)黨具有更為直接的意義。

歷史與衝突：《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編著緣起探析2016年09月26日 19:22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作者：許沖孟令蓉字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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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歷史上看，俄國是一個具有東方專制主義傳統的大國，沒有經歷歐洲文藝復興，民族文化特性中「缺少理性精神，注重情感，馴服於權威，缺少自主性」(37)。究其緣由，一方面，俄羅斯擁有濃厚的東正教傳統，教權與皇權聯盟，前者幫助統治者麻痹人民，後者幫助前者維護宗教正統地位。東正教嚴格的宗教教條，「在教育水平極低的條件下，導致人們對歷史上相對的和暫時的禮儀形式奉若神明」(38)，產生教條主義。另一方面，對俄國沙皇的崇拜和神化，使其權威充滿神性，個人則被奉為神明，一切人都希望得到被上帝派往人間的「好皇帝」和「父親」的幫助。再一方面，俄國國內80％的居民是農民，文化素質普遍較低，1920年俄國文盲率為68.1％，1923年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受過中等教育的只佔6.3％，受過高等教育的只佔0.6％，文化的落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民主體意識的淡漠，權威崇拜心理嚴重(39)。悠久的封建歷史和民族傳統，使得俄羅斯人民文化心理上有一種對權威的神聖期待。此外，俄羅斯歷史傳統中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崇尚暴力和集權。從16世紀作為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崛起，俄羅斯逐漸演變成為一個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國家，經過300年的擴張，掠奪了1740萬平方千米的土地。暴力和集權，或者說用暴力剷除一切反對派、用高壓野蠻手段反對「野蠻勢力」，就成為維繫高度集權政治體制的傳統，也構成了俄羅斯政治傳統和領導體制的重要內容。

　　政治專制、皇權崇拜、宗教滲透，三者共同構築了一個崇尚權威、神化權威的國度，布爾什維克領導的革命時代也被打下歷史傳統的烙印。作為布爾什維克卓越的理論家、革命家，列寧在廣大人民群眾和黨內獲得了極高威望。列寧所獲得的崇高理論權威、政治權威和領袖權威，在革命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難以避免被「神化」的尷尬命運。從1918年至列寧去世，儘管列寧一再制止，但其所稱之為「胡鬧」的歌頌、吹捧、造神活動就沒有停止過。列寧去世時，此種行為就衍生為另一種情狀。托洛茨基在紀念列寧的文章中寫道：「伊里奇不在了。黨成了孤兒。工人階級成了孤兒。導師和領袖去世的噩耗首先引起的正是這樣的感情。……我們如何前進？我們找得到路嗎？不會迷失方向嗎？同志們，因為列寧再也不和我們在一起了！」(40)這裡不僅關乎的是對列寧個人的崇拜，也反映了聯共(布)黨內乃至普通蘇聯人民的傳統「感情」——他們失去了一個領袖、一個權威，甚至一個好「父親」。但俄國歷史不會出現這種「缺失」狀態，權威和領袖的空缺很快就會被填充。

　　斯大林以列寧的戰友、學生、繼承人的身份走向了前台。在對往昔的美好追憶和對現實的激烈論爭中，深諳俄國歷史傳統和文化的斯大林，既用簡明、通俗、易懂的語言闡釋列寧主義的基本內涵，也用強力推行著高速工業化和農業全盤集體化這一「唯一的社會主義道路」，同時輔以「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和「階級鬥爭尖銳化」理論作為學理合法性論證。但這一切還不夠，權威的確立不能僅僅依賴反對派的失敗和局部的成功實踐，還必須經過理論化，甚至神聖化的過程。所以如何培養和確立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似乎成了一種「歷史傳統」的選擇和政黨政治的「客觀要求」，而改寫歷史就成為書寫「神話」的最有效方式，更何況「文化水平不高的俄羅斯人也需要有個權威」(41)。

　七、結語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編著是民族與國家、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政黨與領袖等各種因素共同交織作用的結果，而非基於單一目的和需求。正是由於創作緣起的複雜性，才造成了人們對該編著內容、風格、作用等理解的多義性。鑒於蘇共和斯大林在共產國際中的特殊地位，重寫聯共(布)黨史，必然會對共產國際各支部產生重大影響，其在理論和實踐上的「規範」意義非同尋常。

　　一方面，從上述的編著緣起可以發現，俄國革命和建設中所遇到的衝突和問題，及其對黨史教科書的「內在訴求」，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它在一定程度上與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現實衝突和需要相契合，這也是其得以廣泛推介和發揮重要作用的歷史基礎和文本前提。另一方面，我們還應從其編著緣起中看到，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蘇聯黨史學中非科學的一面，比如過度的史學政治化，泛濫成災的個人崇拜，以領袖為核心的路線鬥爭史觀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僵化、封閉等問題。

　　上述問題，必須在釐清《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編著緣起的基礎上加以規避、消解和祛除，此舉不僅有利於澄清歷史和解釋衝突，更有利於觀照現實和折射未來。

注釋：

　　①［蘇］斯大林：《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宣傳員會議上的講話的速記記錄》，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1期。

　　②《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6～77頁。

　　③同上，第89～90頁。

　　④《向機會主義和腐朽自由主義更猛烈地開火》，載［蘇］《真理報》1931年12月25日。

　　⑤轉引自馬龍閃：《蘇聯文化體制沿革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頁。

　　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0頁。

　　⑦劉彥章、項國蘭、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1頁。

　　⑧同上，第469～470頁。

　　⑨劉彥章、項國蘭、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第489頁。

　　⑩王大文、米鎮波：《蘇共黨史教材和教科書的歷史與現狀》，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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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義世界觀，唯物主義世界觀，認為要將研究最大的整體、最普遍的東西、最根本的東西的哲學本身與研究某一領域的最完整的東西、最根本的東西的部門哲學區分開來。

世紀之交，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前途命運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貫徹雙百方針和開展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出現了否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特別是否定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種種錯誤觀點，針對這些觀點的立論根據，作者從哲學史、特別是哲學分化的歷史方面進行了反駁；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科學性；認為要將研究最大的整體、最普遍的東西、最根本的東西的哲學本身（本體論或世界觀），與研究某一領域的最完整的東西、最根本的東西的部門哲學區分開來；探討了在當前形勢下，既捍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又建構與當代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的問題。

正文

編輯

一、理論界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觀點：否定或取消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

在這世紀之交，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命運受到廣泛的關注，許多哲學家或在會議上發言，或寫作文章，來反思它的過去，考察它的現在，展望它的未來。人們發表了十分分歧的意見，其中不乏根本否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特別是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觀點，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幾乎成了許多觀點圍攻的中心。那麼，他們立論的根據是什麼呢？概括起來，大致有：

1.辯證唯物主義不是馬克思的哲學。馬克思的確沒有稱自己的哲學為辯證唯物主義，有的人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斯大林的哲學體系，有的人承認它是恩格斯的哲學，但很多人都不承認它是馬克思的哲學。那麼，馬克思的哲學是什麼呢？有各種回答：或是實踐唯物主義，或是實踐哲學，或是人本主義，或是實踐人本主義，或是辯證方法。現在流行著一個口號：回到馬克思，或是走近馬克思，其潛台詞是：恩格斯以來，離馬克思越來越遠了。有的人說的馬克思實際是青年馬克思，按照這種理解，《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馬克思離他自己越來越遠了。

2.辯證唯物主義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的發展。他們認為它是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的哲學，七八十年以來世界形勢已經大大改變了。它沒有反映20世紀，特別是二戰以後的科技革命。現當代西方哲學也有了很大的發展，比較起來，現當代西方哲學是與同時代的發展相適應的，而辯證唯物主義是與時代的發展格格不入的。那麼，有些什麼地方格格不入呢？根據近期發表的文章，大致有以下幾種說法，由於這些說法出自許多人之口，難免有不少重複或交叉之處。

第一，西方哲學史已經有幾次形態轉換，而辯證唯物主義還停留在本體論形態。關於西方哲學史有幾次研究對象、研究方向、表現形態的轉換的觀點現在頗為流行，談的人很多，說法各異，其中比較完整的觀點認為古代的哲學是本體論，近代的哲學是認識論，現代哲學是實踐論，當代哲學是人學。第二，古近代哲學的思維方式是主客二分，現當代哲學的思維方式是主客統一。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屬於主客二分。第三，古近代哲學研究實體，現當代哲學研究關係。馬克思的哲學屬於現當代，而辯證唯物主義屬於近代。第四，唯物主義見物不見人，而現當代哲學的研究對象離不開人，馬克思雖然自稱是唯物主義者，卻不屬於見物不見人的辯證唯物主義。在哲學轉向的思想影響下，有不少人認為哲學的對象不再是無所不包的客觀存在的作為一個整體的物質世界及其一般規律，而是人與世界的關係，有的人說哲學的對象是主體和客體的關係，或者說是知識，或者說是實踐，或者說是人或屬人世界，還有的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象是人類社會的歷史，它只是唯物史觀。有的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象是思維方式，它就是方法論，不是世界觀。總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被取消了，這就完全與當代西方的實證主義的「拒斥形而上學」的思潮合拍了。

3.哲學不是知識，不可能成為科學，而是個性化的思想意識。這可以說是最極端的觀點。大家知道，科學是有客觀標準的，因而是能達到共識的，科學家有個性，他的思想無疑也有個性，但他的科學思想則具有高度共性，如果科學都個性化了，沒有共性了，科學就不存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獲得哲學史上人數最多的共識，就是因為它的科學性，如果它日益個性化，像宗教信仰那樣愛信什麼信什麼，作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就被消解了。

持以上觀點的學者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有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嶄露頭角的中青年哲學家，有的是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數十年的資深學者、教授。這種現象在貫徹「雙百方針」和開展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出現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百家爭鳴不等於是非不分，真假不辨。這裡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若干基本問題，不可不分辨清楚。

二、辯證唯物主義與馬克思

馬克思是馬克思主義第一創始人，如果辯證唯物主義不符合馬克思的思想，它就沒有資格稱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所以首先應考察一下它同馬克思的關係。

1.辯證唯物主義思想體系是怎樣形成的？

唯物史觀的思想體系是馬克思、恩格斯共同提出的，人們沒有異議。有一種說法：唯物史觀是辯證唯物主義在人類社會領域中的推廣和運用。人們從這裡推出一個結論：先有辯證唯物主義，後有唯物史觀。但唯物史觀出現於1845—1846年，辯證唯物主義是後來才有的。據考證，狄慈根首先於1886年在《一個社會主義者在認識領域中的漫遊》中提出這個概念，後來，普列漢諾夫於1890年在《黑格爾逝世60周年》中第二次提出這個概念。他們的稱呼符合恩格斯的思想。列寧對辯證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基礎地位的確立起了決定性作用：辯證唯物主義是唯物史觀的世界觀基礎和認識論基礎。第一次以「辯證唯物主義」名稱推出的是德波林的文章（1909）和書（1916）。蘇聯20年代末就出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內容大致是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和唯物史觀，到30年代不斷完善。斯大林於1938年提出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是當時通行的哲學體系的簡本。因此，說這個體系是斯大林創造的是不對的，它起源於恩格斯，完成於蘇聯哲學家。中國解放前後均採用此體系，只是解放初期蘇聯專家採用過斯大林簡化的體系。問題是：

2.辯證唯物主義是否符合馬克思的思想？關鍵問題有三：（1）馬克思是否同意物質本體論或自然本體論，亦即馬克思講的「唯物主義」中的「物」是否只是人類社會或實踐，而不是自然物質？（2）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否只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只是頭腦里的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只是方法論而不是世界觀？（3）認識、思想是不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回答是：馬克思對辯證唯物主義這些基本觀點都是同意的，有兩種根據：

一是文本上的根據：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67頁上，馬克思說：「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係。當然，我們在這裡既不能深入研究人們自身的生理特徵，也不能深入研究人們所處的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山嶽水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這完全是對物質世界觀、自然本體論的肯定。在第77頁在談到勞動是現存世界即地球的變化的基礎後，他說：「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外部自然界的優先地位仍然會保持著，而整個這一點當然不適用於原始的，通過自然發生的途徑產生的人們。」這是指對於最早從自然界分化出來的人們，勞動並不是現存世界的基礎。後面他指出今天的地球絕大部分已為人類的實踐改變過，但也承認還有些地方完全是原來的狀態。顯然，他決不懷疑地球本身的客觀存在，地球以外的廣大宇宙的優先存在。

馬克思對於辯證法的客觀存在也是完全肯定的，馬克思明確說：「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黑格爾的辯證法是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1]（P112）這就是說，辯證法是客觀存在的東西的反映，這不僅承認了客觀辯證規律，也承認了反映論。

在第1卷第76頁上他也明確強調了反映論的觀點。與現今一些人用實踐觀點來否定反映論不同，馬克思強調應該客觀地反映外部世界由於實踐而發生的變化，費爾巴哈的缺點正是他忽視反映實踐引起的變化，而不在於他承認人能正確反映外部世界。馬克思說：「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闢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此外，只要這樣按照事物的真實面目及其產生情況來理解事物，任何深奧的哲學問題——後面將對這一點作更清楚的說明——都可以十分簡單地歸結為某種經驗的事實。」這種觀點與《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1條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說：「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去理解。」[2]（P54）這句話往往被人們誤解為否定認識的客觀性，其實他只是認為它的缺點在於忽視實踐，忽視認識的主體性，只是從客體方面去理解，不是說不應從客體方面去理解。他批評費爾巴哈看不見主體在客體中的作用，並不是批評他肯定反映論，肯定認識的客體性，肯定外部世界的客觀存在。總之，從文本上認為馬克思否定物質本體論、客觀辯證法和反映論，是難以成立的。

二是馬恩關係上的根據。恩格斯雖然沒有提出辯證唯物主義一詞，但這個稱呼符合他的思想應毫無疑義。唯物論的基本觀點，即唯物主義世界觀來自《反杜林論》，客觀辯證法來自《自然辯證法》，反映論來自《費爾巴哈論》，這三本書內容上也有很多交叉，確切點說，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就來自這三本書。現在的問題是，恩格斯在哲學上是不是離開了馬克思？回答是否定的。由於馬克思在50年代以後，把主要時間和精力用於研究政治經濟學，形成了兩人之間自然的分工，恩格斯承擔了哲學（世界觀）的研究和建設，其成果就是《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研究的目的很明確，即建設哲學。《反杜林論》雖是一本論戰性著作，同時也是一本學科建設著作，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的理論框架就是在這本書中建立起來的。馬克思對《自然辯證法》與《反杜林論》都是支持的，而且很欣賞。馬克思讀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談自然辯證法綱要的信的第二天回信說「非常高興」。《反杜林論》他逐章閱讀過，其中有一章是馬克思撰寫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之所以是馬克思的哲學，不是由於其中句句話都是馬克思說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等於馬克思的哲學，也不等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它之所以被稱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因為其基本觀點是兩個創始人提出來的，它是一門科學，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循其哲學思路加以建設、發展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門科學，其根據不是誰說了什麼，而在於其觀點經受了社會實踐和科學發展的檢驗。

三、哲學的「轉型」與哲學的對象

近年來關於哲學「轉型」的言論頗為流行，但這種「轉型」實際是哲學對象的轉換，即哲學的分化，用哲學「轉型」來取消世界觀，是把兩個不同的問題混為一談了。

一般說來，所謂「轉型」是一個東西的表現形態轉換了，但這個東西還是這個東西。如社會轉型是指社會的一種形態轉換為另一種形態，但社會仍然是社會，沒有變成非社會。同理，哲學轉型是指哲學的一種形態轉換為另一種形態，哲學仍然是哲學，沒有變成非哲學。但西方哲學在形成為科學以前沒有明顯的對象，不是一門學科，而是多門學科的混合，古代哲學就是智慧、知識、學問，幾乎包羅萬象，哲學家就是有智慧的人、學問家。西方哲學史中包含著一些學科的轉型，或觀點的轉型，如古代素樸的唯物主義轉化為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又轉化為現代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有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種形態的互相轉化。就整個哲學而言，我們當然也可以說古代哲學形態、近代哲學形態、現代哲學形態，但其含義是十分含糊的、籠統的。前面談到的哲學「轉型」並不是真正的哲學形態的轉換，實際是哲學對象的轉換，確切點說，是哲學的分化過程。哲學形態的轉換與哲學的分化不能混為一談。

哲學的分化過程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學科的分化，即多門學科從哲學中不斷分化出來，一是哲學學科的分化，即各種部門哲學從世界觀（本體論）中分化出來，這兩種分化實際上也是很難截然分開的。先是自然科學，如數學、力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先後從哲學中分化出來，後來社會科學，如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先後從哲學中分化出來，這些學科分化出來以後自身又在進一步分化，這個分化過程至今仍在繼續，同時多種學科又在互相綜合，形成許多交叉學科、橫斷學科、邊緣學科、綜合學科。這個過程就是學科的花色品種不斷增多不斷豐富的過程。與此同時，哲學學科也在分化，哲學學科的分化也可以說是學科分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是這種分化不像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那樣離開了哲學家的圈子，而是仍然停留在哲學家的圈子內，先是邏輯學分化出來，後來是認識論、倫理學、美學、自然哲學、社會哲學、政治哲學，後來更有實踐哲學、文化哲學、科學哲學、人的哲學等等，今天部門哲學的品種之多更是難以計算。在有的人看來，哲學中的本體論的研究領域，即使沒有被學科的分化分割殆盡，也被哲學學科的分化分割殆盡了，本體論沒有必要存在了。但我認為事情正好相反，多門學科的建立，多門部門哲學的建立正好凸現了本體論存在的必要性，凸現了本體論與多門學科、多門部門哲學的區別，兩種分化的結果都表明始終有一門學科沒有分出去，也不可能分出去，那就是本體論——以作為整體的世界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即對世界的綜合研究，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世界觀或宇宙觀。其實任何一門科學和部門哲學都是一種綜合研究，即對該學科的對象的整體研究，為什麼要取消或否定對整個存在，即對整個客觀世界的整體研究呢？

從古代哲學來看，世界觀的研究並不突出。古希臘哲學之始，追求現象世界後面的根據或基礎一度成為熱點，但是，這種追求是很籠統的，包含了多種含義。如果追求一個脫離現象世界或在現象世界以外的世界，即所謂本體世界或形而上世界，那是根本錯誤的。如果追求物質的結構，那是自然科學的任務，近代自然科學已在這方面作出了顯著的成就，這個工作今天仍在繼續。如果追求的是客觀世界的整體圖景及其一般規律，那正是世界觀的任務，這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出現以後才最終明確起來的。說本體論（世界論）在古代西方已經成為哲學研究的重點之一是可以的，說它就是古代哲學形態就過分了，因為古代西方哲學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幾乎無所不包，政治哲學、心理學、認識論、倫理學等都曾經成為研究的熱點，出現了不少百科全書式學者，如德謨克里特、亞里士多德等。至於古代中國，除了道家、《易經》，諸子百家都不大談本體論問題。魏晉時期在佛學的影響下本體論（玄學）才成為熱點。也是由於佛學和道家的影響，宋以後本體論（宋明理學）才再度成為熱點。認識論在西方近代成為哲學研究的重點之一是事實，但本體論的研究也是重點。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第一位代表康德之所以研究認識論就是為了建立他的「未來形而上學」，即本體論，但他沒有完成他的這一志願。黑格爾繼承了他的事業，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這一事業，其結果就是他的絕對唯心主義——一種地地道道的本體論。本體論的研究在西方何曾停止過？西方實證主義思潮以「拒斥形而上學」為其主要特徵之一，且不說他們的正面的本體論觀點（他們認為現實世界是經驗，就是本體論觀點），他們對形而上學的拒斥就是一種本體論研究。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複雜科學、系統科學就包含了對外部世界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解，屬於物質本體論的範疇。實踐論、人的哲學、文化哲學，還有古老的倫理學、美學、政治哲學以及其他，在20世紀下半葉的西方，在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都是一些研究的重點，但這種百花齊放的局面並未降低本體論的地位，更沒有取代本體論的地位，相反，它的存在與發展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了。

哲學分化的歷史表明，哲學研究的對象在日益明確。從目前看，哲學是一個學科群，有許多可以互相區別開來的對象。在這些學科中有一個核心，即哲學本身，其餘都是部門哲學。這個核心就是哲學的哲學，簡稱哲學。今天的意見分歧可能就在於它是什麼？中國哲學家稱之為道學、玄學、理學，亞里士多德稱之為形而上學，第一哲學，後來的西方哲學家稱之為形而上學、本體論（存在論），馬克思主義稱之為世界觀或宇宙觀。這些稱呼雖然很不相同，其理解更有分歧，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認為哲學要研究的是最大的整體、最普遍的東西、最根本的東西。而部門哲學要研究的是某領域的最完整的東西、最普遍的東西、最根本的東西，錢學森同志的科學體系理論就包含這種思想，他把多門科學按其普遍性的高低分為若干層次，最高層次只有一門，即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第二層次有10種，實即10門部門哲學，其中有自然辯證法、唯物史觀、數學哲學、系統論、認識論、美學等，第三層次為10種基礎科學與這10門部門哲學一一對應，其中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數學科學、系統科學、思維科學、文藝理論等。第二層次是不是只有10門，這10門的區分是否合適，當然都可以作進一步研究和討論，這裡暫且不談。現在的問題是：這個思路是不是正確地反映了科學發展的歷史？是否基本符合科學發展的現狀？我的看法是肯定的。這個思路是與西方實證主義「拒斥形而上學」的思路針鋒相對的。這兩種思路的爭論正是當前中國哲學的熱點。這裡實際是兩個問題：（1）世界觀（本體論）作為一門科學是否可能？（2）辯證唯物主義是不是科學的世界觀？如果對第一個問題作了否定的回答，第二個問題自然就不必回答了。

前面提到的那些反對把哲學對象規定為作為整體的客觀世界及其一般規律而主張把它規定為人與世界的關係，或主體與客體的關係，或認識，或實踐，或思維方法，或人類社會，或人等等的觀點，實際上都是取消世界觀，保留某部門哲學，或者說，把哲學變為部門哲學。我認為這不是一條正確的思路。部門哲學的興起為哲學研究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局面，發現了許多新的生長點，為哲學與基礎科學搭起了一座座互相聯繫的橋樑，既有利於哲學的發展，也有利於基礎科學的發展。但是，哲學，即部門哲學的核心，不是任何一門部門哲學所能取代的，因為局部，不管多麼重要的局部，畢竟不能取代整體；特殊的東西，不管多麼重要的特殊的東西，畢竟不能取代普遍的東西。哲學被消解了，部門哲學就失去了根基。那麼，科學的世界觀怎麼可能呢？

這是一個大題目，這裡不可能詳談，只談一點點意見。前面已談到，應該承認哲學是一種知識。大家都說哲學有對象，就是承認了哲學是知識，因為這裡的對象就是認識的對象，認識的結果就是知識，知識是對對象的認識。既然如此，知識就有是非問題，就有正確與否的問題，當然錯誤的認識也是一種知識。哲學曾被說成智慧、方法、信仰而不是知識，但這些東西的基礎都是知識，或者說都是由知識轉化而來的。實際上從古以來，哲學家都把哲學看成知識，都要宣傳自己哲學的正確性，都要求別人相信他的哲學，只是事實上沒有一種哲學做到這點，像許多自然科學那樣得到絕大多數專業工作者的認同。歷史上惟一擁有最多信奉者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當然同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勝利有關，但這不是主要的原因，就我個人的哲學觀念的根本轉變來說，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科學性。哲學的出現已經兩千多年了，為什麼還沒有一種哲學得到絕大多數哲學家的認同，甚至出現企圖從根本上取消它的思潮？我認為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一是學科性質上的原因，即由於它太抽象（範圍無限大，時間無限久，最普遍，最根本等等），真假難分，是非難辨；一是意識形態上的原因，即社會制度和政治立場上的原因，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剝削制度、存在著階級對立，哲學的意識形態性就不會消失，全世界認同的哲學就不會出現。但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全社會多數人認同的科學的哲學可能出現嗎？

一門學科要成為科學有4個條件：明確的對象、實踐檢驗證明過的一系列原理和規律、具有內在邏輯的思想體系和專業工作者的承認。第4點哲學社會科學在階級社會中難於做到。西方哲學能做到第1、3點，做不到第2、4點，至今處於人人都有自己哲學的前科學階段。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曾經在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做到了這4點，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失敗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信奉者在蘇聯、東歐國家大大減少了。在中國它也曾經得到多數人的認同，但這個認同中有相當大的其他因素，影響了它的科學性。真正的認同應該是科學的認同，這不但在當時沒有做到，今天也沒有做到，改革開放以來它受到許多批評，許多人懷疑或否定它的科學性。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可能完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的當代形態是可能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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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有意思。

看看馬克思自己是怎麼說的。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據就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就是說，宗教是那些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但人並不是抽象的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國家，社會產生了宗教即顛倒了的世界觀，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的理論，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綱領，它的通俗邏輯，它的唯靈論的榮譽問題，它的熱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莊嚴補充，它藉以安慰和辯護的普遍根據。宗教把人的本質變成了幻想的現實性，因為人的本質沒有真實的現實性。因此，反宗教的鬥爭間接地也就是反對以宗教為精神慰藉的那個世界的鬥爭。
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開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開那需要幻想的處境。因此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世界－宗教是它們的靈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宗教批判摘去了裝飾在鎖鏈上的那些虛幻的花朵，但並不是要人們依舊帶上這些沒有任何樂趣任何慰藉的鎖鏈，而是要人扔掉它們，伸手摘取真實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擺脫了幻想，使人能夠作為擺脫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來思想，來行動，來建立自己的現實性；使他能夠圍繞著自身和自己現實的太陽旋轉。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陽，當人還沒有開始圍繞自身旋轉以前，它總圍繞著人而旋轉。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後，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於是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便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
在導言後面將要進行的探討（也是對這項工作的一點貢獻）開始並不是針對原本，而是針對副本－德國的國家哲學和法哲學。其所以如此，只是因為這一探討是從德國開始的。

馬克思主義肯定是反宗教的，因為宗教是舊勢力的一部分。在中國，宗教的土壤本來就很稀薄，大多數人的所謂宗教意識還停留在巫術崇拜的階段，經過文革洗禮，就更蕩然無存。

不過，辜鴻銘說的好，中國人有自己的宗教，就是皇帝崇拜，拜皇帝教，其實也不妨稱為拜權力教，在中國是最大的宗教，遠比儒釋道的信眾要多得多。49年後的個人崇拜，可以說是這種拜皇帝教的赤裸裸的形式。這個與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真的沒什麼關係。

唯心主義是自我建構，唯物主義是公共建構。唯心主義關乎信仰，不需他人同意，唯物主義是公共約定，是公共事業的基礎。至於個人崇拜，可以抽象為個體內心的崇拜，屬於信仰範疇，唯心的東西，以及政治崇拜，屬於公共事業要求，唯物的東西。實際發生的崇拜多二者兼有之。

因為堅持唯物主義的人一般都比較理性，

所以你看到比你強的厲害的人當然崇拜。